什么是乡贤，乡贤文化和传统乡贤文化
4月20日下午，由光明日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伦理学会主办、光明网承办的“核心观百场讲坛”第十八场活动在中南大学举行。
中南大学教授、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以“乡贤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为题，为现场三百多名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
乡贤是什么
乡贤文化应当如何古为今用
乡贤文化在当今社会实践中还存在哪些问题
光明网的资深网友、中南大学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教授陈赫在认真聆听本次讲座后，围绕这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乡贤文化古为今用时要注意甄别精华与糟粕 “乡贤”一词使用了一个“贤”字，想必造词者是想借此赋予乡贤人物、乡贤现象和乡贤文化以褒义。
存在决定意识。
乡贤一词出现于封建社会。
这里的“贤”字的褒义，必定是以封建伦理、道德，以及封建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为标准来衡量、筛选的。
《现代汉语词典》里没有收录“乡贤”一词。
只有贤达一词——有才能、德行和声望的人，例如“社会贤达”。
以“乡里”替代“社会”，就构成了“乡贤”。
所以，“乡贤”一词指的是乡里的有才能、德行和声望的人。
乡贤有两类。
一类是百姓口碑邻里旌表的乡贤。
胡彬彬教授在“乡贤文化与核心价值观”的讲座上展示了一幅通旌表，它是“乡党亲友”完全自发地表彰一位乡贤“梁老先生”的，落款署名者120多人当中，没有一位梁姓本家。
可见梁老先生多么地受到乡邻的敬仰、爱戴
用当今的事务类比，相当于海选基层人大代表不拉票、不贿选的方式直选出来的人大代表，有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
所以我认为，虽然产生于封建社会，但是，是由老百姓“民意直选”的这一类“百姓口碑里的乡贤”与相应的乡贤文化当中，值得我们今天来借鉴、继承、发展的精华和可以用来充实、丰富当代的核心价值观的份量，是很重的。
当然，也免不了会不同程度的受到封建核心价值观的污染。
还有一类是皇封诰命树立牌坊的乡贤。
从网络文献可以查得：浙江省湖州德清县钟管镇1993年在建尚坝村小学时，从地下发掘出一块“诰封荣禄大夫恩安县知县德清乡贤傅公家祠碑”，碑原立于尚坝村乡贤祠。
是傅云龙纪念父亲傅羹梅功绩的碑石，傅羹梅曾在云南恩安县任知县，“乡贤”是其死后，皇帝册封的尊称。
碑立于光绪庚子（1900）年冬，碑文由北洋大臣、文学殿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撰写，由傅云龙用隶书书写。
碑文15列，每列26字。
现立于“由乐园”傅云龙塑像旁。
这一类由皇帝册封表彰的乡贤，我认为其主旨应该是为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家天下”服务的。
它弘扬的应该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帝王追求的最高规范。
当然，也会有一些精华附着。
乡贤文化属于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里面有精华，也有糟粕。
那么，乡贤文化必定也是精华与糟粕共存的。
乡贤文化在当今社会实践中的乱象令人担忧 在当今社会有一些活动，虽然并没有明确地打出“乡贤”的幌子，但是，都与乡贤、乡贤现象、乡贤文化有些瓜葛。
而其出发点和归宿，恰恰与胡教授讲座里提倡的正确主张与追求，严重地相悖离。
这些现象令人担忧。
“抢始祖”现象的背后 如今，到处时兴“抢始祖”，包括抢夺名胜古迹的冠名权，甚至极端到垄断、排他——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地步。
有一个直辖市用暧昧但又很明白的广告词声称：“世界上有两个桃花源，一个在您心中，一个在某某（某直辖市名）某某（下属某县名）”您看，世界上只有两个，一个在您心中，那剩下的不就是“唯一”的吗
此处还开发了一个“伏羲洞”，借此表白本地人是中华始祖伏羲氏的后代，比炎黄子孙还要历史远久，还要正统 。
靠贪腐浪得“乡贤”虚名 现实社会里存在着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用贪腐或其他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不义之财捐一个“某某委员”的头衔，在乡里就“名正言顺”地成了“乡贤”。
再根据“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封建的裙带逻辑，家族就成了本村人五人六的“乡贤大户”。
这就为家族贪腐构筑了以血缘为纽带的组织基础。
这种家族式乡村贪污窝案的例子，不胜枚举。
宗教文化的异化现象 宗教的“丛林”与宝刹、高僧，本来是修行学法、弘扬普渡众生、劝人为善、与人为善的庄严场所和大德。
可是，如今看看某些“不是乡贤胜似乡贤”的主持人物及其寺庙，疯狂地聚敛钱财不亚于最充斥铜臭的商场。
，宗教文化里可资借鉴、改造后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的精华，几乎完全异化为怪力乱神的符咒。
宗族文化对现代民主建设是一把“双刃剑” 乡贤、乡贤人物与乡贤文化大都与宗族相关联。
现代社会主义政体结构应该是搞“五湖四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里就有“民主、平等、友善”。
宗族文化对于建设现代乡村基层政权机构，可能是一柄双刃剑，“既能载舟，亦能覆舟”。
现今乡镇基层政权机构，有的已经被大姓家族掌控。
无需拉票贿选，也无需抵制选民按自己的意志投票，完全按照法定程序，单凭大姓家族的“乡贤”，甚至仅仅凭家族血缘的纽带，大姓家族就可以稳操胜券。
该如何保障小姓氏公民的合法民主权益，令人忧虑。
续写家谱的利弊 当今续写家谱成风。
这对正常且正当的慎终追远、建树优良的好家风、忠厚传家，以及培育新的乡贤、乡贤人物和乡贤文化非常有好处。
但是。
一旦演化为争夺正统的继承权与合法性的争斗，即可造成危害无穷的恶果。
小至于一个家族，中至于一个地方或企业，大至于国家，莫不如此。
必须再次强调，我们从传统的乡贤文化里撷取养分古为今用来为“新时期如何构建新的乡贤文化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提供更好的价值引领”时，必须先对传统的乡贤文化里的精华和糟粕进行仔细的甄别。
应该精心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决不能一概继承。
继承不是全盘肯定，而是扬弃；扬弃也不是全盘否定，而是甄别——选矿叫做跳汰、精选、富集、提高品位；俗语叫做“吹糠见米”：就像北方农民收割后的扬场，南方农民收割后，用风车车谷子，稻草的灰屑和瘪壳从出口吹去，饱满的谷粒从溜槽里收集。
对历史上形成的“乡贤文化”也应该如此对待。
(光明网记者 田文姝采访)
乡贤会时村支书怎麼发言
2月19日(农历正月初一)，龙游县塔石镇莲塘村成立乡贤会，这是该镇在春节前后一个星期时间里，成立的第三个村级乡贤会组织。
之前，2月13日成立了雅村村乡贤会(见本报2月15日三版报道)，2月17日成立了泽随村乡贤会。
“多年来，我们莲塘乡贤们自发自愿地参加各种公益活动，为美丽莲塘做出了贡献。
”在乡贤会成立会上，莲塘村支书陈小忠深情列举了乡贤们的事迹：协助配合村文化礼堂建设；利用人脉资源为村里争取项目和资金；出资出力支持“五水共治”、修路、绿化工作…… 1600余人的莲塘村，共有寓外乡贤50余人。
此次首批乡贤会会员20人，除有1人春节值班，其余乡贤悉数到场。
乡贤方庆丰说：“我在江西九江市工作，收到村里寄来的乡贤会邀请函，非常激动。
离开家乡20余年，虽然每年回乡过年，也时刻关注家乡建设，但有这么一个规范的乡贤组织，我又是首批会员，很荣幸，今后一定会为家乡建设多出力。
” “今后在‘五水共治’等中心工作中，只要有涉及我家亲戚的为难事，都交由我出面解决。
” “对，只要有利于家乡建设的事，我们乡贤一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竭尽所能。
” ……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乡贤们仍意犹未尽。
所有到会的乡贤都争抢着发言和表态。
看着这久违的、热烈的会议场景，陈小忠由衷感言：“就像我们当初向乡贤们发出邀请时一样，所有人都是那么的热诚应邀，没有任何推诿，乡贤会真的很有基础，我们更要无比珍惜这份资源，把它用好、用实。
” “今后，我们每年春节期间都会召开乡贤会会议。
”莲塘村原支书、乡贤会会长陈伟宏介绍，乡贤会会议除了沟通感情，还要强调一项当年度重点工作，如今年的乡贤会工作是继续全力配合做好生活污水治理和小流域治理工作。
三国第二十三--三十回的人物性格和感悟
三国演义
第二十三回 祢正平裸衣骂贼 吉太医下毒遭刑第二十四回 国贼行凶杀贵妃 皇叔败走投袁绍第二十五回 屯土山关公约三事 救白马曹操解重围第二十六回 袁本初败兵折将 关云长挂印封金第二十七回 美髯公千里走单骑 汉寿侯五关斩六将第二十八回 斩蔡阳兄弟释疑 会古城主臣聚义第二十九回 小霸王怒斩于吉 碧眼儿坐领江东第三十回 战官渡本初败绩 劫乌巢孟德烧粮
以提纲形式梳理《乡土中国》
读《乡土中国》年后到现在，两周左右的时间一直在读一本书，可以说几乎是跪着读完的，那就是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此书只有104页，原以为是一本研究乡土民情的书，茶余饭后乐一乐，然而这本书读起来就是一本教科书，而且是社会学伦理学的专业书籍，作为一个没有任何社会学基础的理工狗，每一页读的无比的费劲，至今仍有很多内容读不懂。
今天我把自己笔记内容整理一番，用一种的不同的视角来看待社会。
介绍一下我理解的作者的行文逻辑。
本书一共十四章，每一章之间相互联系，层层深入，主要可以分为三部分。
第一，中国社会的基层，乡土社会的基本特色，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交流方式，文字与乡土社会的关系。
第二，乡土社会的格局特色，乡土在这种格局中秩序如何维持。
第三，乡土社会的统治特色，主要有横暴权力，同意权利，教化权力，时势权利与乡土社会的关系。
一，乡土本色乡土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是守着直接向土里讨生活的传统，我们的民族和泥土分不开，泥土孕育我们的民族，也束缚着民族的发展。
因为土是固定，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化，也就形成人与空间的关系，不流动，只有少量的外出。
不流动，变化小，人们只有有限的活动空间，接触的是有限的人，这些人基本是周围的熟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的社会。
我们的现代社会不同，是一个流动变化的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所以，乡土社会的传统礼俗无法来应对这个现代社会。
乡下人并不比城里人愚钝，只是两者生活的环境不同，不同的生活经验，擅长的领域不同。
乡下人不识字，这也不能来证明乡下人愚钝。
文字，是什么时候去需要呢
人与人之间不能直接讲话，来代话的是文字。
人与人不能直接讲话，主要有这两种情况：空间阻隔，时间阻隔。
文字传达的信息是不完整的，没有表情动作，具体的语境等。
1.空间阻隔乡土社会是一个稳定的没有陌生人的熟人社会，也就是一个，面对面的社群。
面对面的社群，不存在空间阻隔，直接可以面对面直接交流，这里语言是用声音来表达的象征体系，是具有大家公认的象征意义，是社会的语言。
这样的语言，只能在同一个群体里，有相似的经验，相似的环境，否则难以理解，这也就是方言的存在，已经方言能以单独进行剥离翻译的原因。
2.时间阻隔一方面是个人的今昔之隔，一方面是社会的时代之隔。
学习能力建立在反复“习”的基础上，把本能的东西进行磨练，进而有新的做法，学习必须打破今昔之隔，要依靠我们的记忆，记忆包括人当前积累的经验，积累前人的经验，学习必须打破今昔之隔。
人的记忆又不是单纯的信息存储，还有各种能力的发展，信息的使用。
但是记忆不一定需要文字，文字是眼睛可以看到的符号。
词，是指用声音说出来的符号语言。
个人在学习，今昔记忆的积累的上不一定需要文字，而是根据生活的需要，选择需要的信息。
乡土社会一个人稳定的社会，历世不移，人不但在熟人中长大，而且还在熟悉的地方上长大，虽然历史悠久，但是每个人的经验却是同一方式的反复重演，个人的经验等同于世代的经验。
甚至，乡土社会稳定的生活环境，简单的重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节奏，任何的记忆都是多余的。
而在一个常常变化的环境中，我们每天遇到的都不一样，感觉自己的记忆力不足，方需要这些外在的象征。
因而，乡土社会，语言足够传递时代经验，一个人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在一个更年长的人那里得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大家在同一环境，走同一道路，你先走，我后走，后走的所踏过的是先人走的脚印，口口相传不会有遗漏，不需要文字，没有了时间的阻隔。
没有发展变化的前进，有的只是按照以往经验的重复，我想这大概是也是乡土社会发展缓慢的制约因素。
二，格局和秩序乡土社会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熟人社会，亲密联系，人与人之间也是没有明确的界限。
西方社会讲权利，乡土社会讲交情和关系。
乡土社会经验世代传递，长者拥有更多的经验，在乡土生活中占有话语权，形成了长幼有序，世代更替稳定社会结构。
社会关系是从一个人推出去的，社会范围是一个私人关系形成的网络，中国的乡土就像是一圈圈的水波纹，这个水波纹的中心便是“己”。
拥有的社会资源人脉关系越多这个“圈”的半径越大，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圈子。
决定乡土关系的是圈子，在不在一个圈子里，决定着关系的亲疏。
这就是费孝通先生说的差序格局。
乡土社会是由这样无数的圈子组成的，其中每个圈子有不同的道德要素，没有同一个的一个标准，一切要看差序格局中当事人与我们的社会关系，才能拿出相应的标准来对待。
这样的圈子富于伸缩性，群己的界限不明确，公和私事相对而言的。
西方社会是一种团体格局，界限分明。
这种形态很有可能是从游牧民族的部落传递下来，生活相互依赖的一群人不能单独零散求生，所以，团体是生活的前提。
西方团体的道德体系，主要这两者观念:人人平等，人人公道。
乡土社会中每个人都能自食其力每个在土地上自给自足，只有偶尔需要依赖他人，在这里，和别人发生关系是次要的，不同的场合不同程度的结合，并不需要一个经常固定的团体。
差序格局主要的道德出发的是“克己复礼”，没有一个统一的道德观念。
家是乡土社会基本的社群，这个家的概念是可以扩大的，但只有父系这一单方面，乡土中国家庭的主轴是父子，配轴是夫妻（西方社会主轴是夫妻，配轴子女），夫妻并不是家庭的核心，所以夫妻之间感情淡。
因为是父系有主导地位，所以，交往的圈子往往限于同性之间，同龄之间。
同时中国乡土社会强调男女有别，本质上是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
感情的变动会直接影响家庭家族的稳定，改变了原有社会的关系。
乡土社会为了维持稳定社会关系，则避免感情变动。
这样也就解释了，乡土社会离婚少，人人都在追求稳定不变。
这也就是中西不同的思维模式：阿波罗式：人要接受世界，安于现状，维持稳定。
浮士德式：冲突时存在的基础，变化是主题，生命就要克服阻碍。
这种阿波罗式的思维模式下，乡土社会秩序，也是在求稳，为了维持秩序，一切引起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要被遏制。
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
乡土社会是排斥人的社会，也是个追求平庸的社会。
乡土社会也是礼治秩序的社会。
法治：法律依靠国家的权利来推行。
注重个人的权利保护。
礼治：依靠传统维护行为规范，传统就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
注重修身克己，靠的是教化。
乡土社会世世代代生活环境稳定变化不大，经验一代代通用，礼治便能适用。
现代社会变化迅速，以往的经验不在适用，单纯的礼治便也不适用。
现行司法制度照搬西方，和旧理念相差太大，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的建立法治秩序，社会结构和思想上还得一番改革。
三，统制特色横暴权力：利用权力去支配，权力是维持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关系的手段，是压迫性的，发生于冲突之中。
同意权利：从社会合作的角度出发，合作之中，干涉别人是权利，接受别人干涉是义务，大家共同完成分配的任务，基础是社会契约。
这两种权利相互交错混合，权力本身不具有引诱，真正诱人的是权利背后的利益，封建皇权其真实目的也是追逐剩余利益。
长老权力：乡土社会，变化很少，文化稳定，每一段生活遇到的问题都不同，活到老学到老，凡是比自己年长的会先于自己经历问题，他会有解决同样问题的经验，她也就是我的“师”，每一个年长者都有这种教化权力。
长幼之序是中国亲属制度中的基本原则。
变迁的社会，文化不稳定，人不能仅仅依靠生活经验作为指导，更重要的是智力和能力，固有经验不再适用当下情况，这种教化就等于是顽固和落伍。
时势权利：经常发生在新旧社会结构变动时期，新旧交替之际，有人想办法，组织新的方法，获得别人的信任，这种人便可以支配跟从他的群众，这是一种发生在特殊时期的时势，时势早就的“时势权利”。
社会变迁是始终存在的，没有所谓的静止。
社会变迁慢，较稳定，原有经验仍能适用，适合长老权力。
社会变迁快，变化大，这时候长老权力缩小，时势权利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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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川区来苏镇乡贤作文700字
中国通史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历史传承，强大的凝聚力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历劫不衰，必将复兴的坚实基础，并造就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生命底蕴。
历史蕴含着一个民族世代的兴衰更替，以及透过事件表象所饱藏着的成败之道与内在规律，以历史作为审视现实的一个视角，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营养，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必须正视的课题，学习历史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
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记述了五千年的烽烟迭变，从史家巨制、、到汗牛充栋的各类野史、笔记、演义，中国人对自己民族历史的重视与珍爱，使之无愧于“历史的民族”的美誉。
然正宗史著旧式的观念、晦涩的文字以及浩繁的卷帙，对现代读者来说无疑是一道与历史隔绝的鸿沟。
为此，20世纪初，随着对19世纪苦难的痛定思痛、对旧史学的反省以及新世纪初新史学的落地而生，新式中国通史应运而生。
所谓“新式中国通史”，从史书编纂体裁上是相对传统的旧史学而言的。
新式问世之前，司马迁的纪传志表体通史、司马光的编年体通史堪为古代两大通史经典。
至于各种、、之类的汇辑，皆可作为适应不同需要的通史典籍。
而“新式中国通史”突破了古典模式，以“章节体”编纂为代表体裁。
从史书编纂取材记叙内容上而言，传统通史性史书大多以记叙帝王政治史为主，而“新式中国通史”叙述内容的重点已由王朝转向国家，由传统“贵族精英”转向社会民众，由政治、制度扩展至文化、经济、社会、宗教、美术，大都不再以“褒贬人物、胪列事状为贵”。
章节体裁的逐级分编、分章、分节列题形式，有利于叙述内容自由剪裁、有机编织的灵活优势，较之传统分卷更容易表述作者的意向和内容叙述的内在逻辑联系。
早在1900年，章太炎撰写时，已经就新编中国通史的宗旨、体例乃至具体篇目发表了相当系统的看法。
章太炎认为修撰中国通史的宗旨，一是为了“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励士气”。
其所拟议的体例，实际是试图综汇中国原有各种史书体例之长，推陈而出新。
文内云：“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
典志有新理新说，自与等书，徒为八面链策论者异趣，亦不至如郑渔仲《通志》蹈专己武断之弊。
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
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
四千年中帝王数百，师相数千，即取其彰彰在入耳目者，已不可更仆数。
通史自有体裁，岂容为人人开明履历，故于君相文儒之属，悉为作表．其纪传则但取利害关系有影响于今日社会者，为撰数篇。
犹有历代社会各项要件，苦难贯串，则取械仲纪事本末例为之作纪．全书拟为百卷，志居其半，志(表)纪传亦居其半，盖欲分析事类，各详原理，则不能仅分时代．函胡综叙，而志为必要矣；欲开浚民智，激扬士气。
则亦不能如渔仲之略于事状，而纪传亦为必要矣。
”1901年9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从世界史学变革的大背景上展开论题，文首指出，新旧史学特质上的差别，主要是；“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
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体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
”〔1〕可见《中国史叙论》无疑属新编中国通史第一篇带纲领性的宣言书。
梁启超于1918年致陈叔通书中透露了他规制的《中国通史》体例有载记、年表、志略、列传四类。
1920年完成春秋、战国的《载记》、《年表》各二篇，语盲文学和三代宗教礼学《志》各一篇．1922年在南开讲演时还说“蓄志此业，逾二十年”(《中国历史研究法》)。
只可惜章太炎、梁启超当时皆身系政治，心多旁骛，忙于社会活动，终究未能亲自担纲来实现编著《中国通史》的宏愿。
晚清学制改革，各类学堂，学校风起云涌，课程革新的需要，推动了以教科书形式出现的中国通史编著步入高潮．1896年、1898年李端棻、康有为先后向清政府呈《请推广学校折》、《请开学校折》。
作为“晚清新政”的组成部分，清政府先后有壬寅学堂章程(1902年)、癸卯学堂章程(1904年)之颁．1905年上谕更明令废止科举，各类新学堂遂迅速兴起，数量呈直线上升之势．在清廷颁布的《癸卯学堂章程》(阳历为1904年1月)中即规定小学历史课程的目标是“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名人之事迹……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中学的目标是“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辩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国民之志气”。
〔2〕历史课程既为所颁新学制必开的课程，因此编写中国通史教材成了当时急不可待的教学必需。
柳诒徵增辑的《历代史略》就曾因此被清政府列为暂定中学教科书。
虽然整个20世纪，各种中国通史编著本，其中绝大多数或起于教学需要，或被各级学校采用为教科书，但是，20初以来问世的中国新式“历史教科书”与新式“中国通史 ”不能等同视之。
否则，20世纪中国出版的所有初中、高中、大学的历史教材都可称为“中国通史”，这显然难以成立。
以一般认识而论，可说前者不能充当后者，而后者可以充当前者。
正因如此，鲜有严谨的学者将夏曾佑的《中国历史》三册（即《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1906），吕瑞廷的《新体中国历史》（1907），章嵚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三册（1908），潘武的《历史教科书》（1913），钟敏龙的《新制本国史教本》三册（1914），傅运森的《历史教科书》（1923），顾颉刚、王钟麟的《本国史》（1923），王钟麟的《新时代本国史教科书》二册（1927），周予同的《开明国史教本》（1931）等名家名教材当作“中国通史”论著视之。
〔3〕而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四册（1923年初版），王桐龄的《中国史》三编和第四编上册，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等等中国通史著作，大多作教材或讲义之用。
〔4〕20世纪初～30年代初冠名为“中国通史”的通史论著以黄现璠、刘镛合著的《中国通史纲要》上、中、下册（1934年7月完成）、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三册（1935年8月完成）〔5〕为序。
被日本学术界誉为“中国通史权威”邓之诚曾为黄现璠、刘镛合著《中国通史纲要》上册作序，言：“近代恒重视历史一科，重其能随时代思想以前进也……。
盖史学之专研，已成为一世之风尚矣。
独惜中国通史之编纂，尚未为学者所注意，坊间所见之本，非稗贩东西洋陈籍，以其见解为见解，即徒事零星掇拾，详则嫌于支蔓，略则嫌于挂漏，求其详略得宜，去取适当，足以发扬中国文化，供一世参考，及自修者，殆无有也……世固尊重中国史学，而为史学见端之通史，及独付阙如，非可惜之甚者耶
黄君现璠刘君镛专意读史，以其专研之暇，共成中国通史纲要三册。
虽仅备纲领，而首尾贯串可观，遍及各个时代之制度沿革社会进化，而因果关系一目了然，取材皆注其出处，使读者可以由是而知中国史之梗概，更可由是而加详加博，可谓繁简相驭，条理分明者矣。
予喜其有益于教课者之参考，及自修者之探导，故乐为之序，倘因是书行世，而发见通史之需要，尤为切至……”。
〔6〕可见邓之诚当时并未将问世的中学、高中教科书视为：《中国通史》著作。
这从黄现璠于1933年7月所撰《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一文对中国历史教科书问世以来中学常用的51本历史教科书直言不讳地点评中同样可见一斑。
文中说道“我国之有历史教科书，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创办中学始。
自此至今（即1933年——笔者按），约三十年。
在此三十年过程中，中国学术思想，一以欧风美雨之侵入；一以国体政权之改变，多所兴革，花样翻新；历史教科书，当亦混入旋涡，时常改遍。
兹将其改编经过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帝王政治叙述时期，自光绪二十八年至民国二年（1902～1913年）；第二社会文化叙述时期，自民国三年至十六年（1914～1927年）；第三新史学时期，自民国十七年至现在。
”帝王政治叙述时期“经时十二年，出版教科书约十三部，在此十三部著作中，一言以蔽之，‘帝王政治’而已。
盖前三部记载，全为帝王家谱，后十部虽稍改进，然大部分材料，仍偏重政治，谓之为‘帝王政治叙述时期’，谁曰不宜。
本期教科书，除吕瑞廷《新体中国历史》，夏曾佑《中国历史》，章嵚《中国历史教科书》外，皆无足观。
且最错误者，是采用日人著述为蓝本，改作教科书，或直接用之为教科书。
盖本国历史，原有其特别的目的和效用，教科书正为实现此目的工具。
外人著述，无论如何，必不能准此目的。
”〔7〕黄现璠于文中对吕、夏、章三氏所撰历史教科书的推荐，主要是以体裁、内容编辑新颖为其评判标准的，而他对“采用日人著述为蓝本，改作教科书，或直接用之为教科书”的现象甚感不满，主要是针对柳诒徵、吴葆诚等人借胎日人之作出世的教科学以及直接将日本富山房编纂的《中国历史问答》翻译后当作辅助教材而言的。
例如，1902年9月，柳诒徵出版的《历代史略》六卷，即是他在南京江楚编译局担任分纂之职时以日本近代东洋史泰斗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卷四至宋代止）为基然后再增辑元、明两卷汇编而成的。
次年，柳氏在南京思益小学堂讲授中国历史，用的课本即为《历代史略》。
黄现璠于文中明确地指出了当时中国名贤异口同声推崇的日本东洋史家桑原骘藏所著《东洋史要》四卷的不足之处，同时向史学界发出了振聋发聩之声：（《东洋史要》）“上古史，尚插以神话；文化材料，多付阙如；且重要史事，亦多遗漏，实非完善之作。
不过在当时教科书中，称为善本，名贤同声推重，几至人手一简，可知国人历史知识，在日人之下，由来已久。
呜呼
亡国非一道，救国亦多端，吾国史学家，其知猛醒焉末
”文中还说“民国十年瑞典人Andeson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新石器文化，然当时教科书亦未采用。
至民国十七年，即本期教科书，始多记载地下发现之石器，开前此未有之记录。
再自国民政府成立，以党治国，历史记载多含党义，故本期所谓新史学，实以‘石器’、‘党义’而得名，并非如鲁滨逊之所谓新史学也。
不过本期作者，注意地下遗物，可谓走入研究史学之新途经矣。
”〔8〕由此又反映出黄现璠新史学观念与众不同之一貌。
20世纪西风东渐掀起的拍岸新潮，冲击出了新式中国通史编纂成果的层出不穷，从中反映出的新史学多采多姿的风云际会，犹如百年中国社会变迁、观念更新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各个时期史学家对时代问题的应对和感悟。
众多史学名家以讲授和编著中国通史为要务，由此赢得学术声誉的史学家不乏其数，代表者有李泰棻、吕思勉、王桐龄、邓之诚、黄现璠、缪凤林、章嵚、钱穆、范文澜等等。
尤以黄现璠所撰“中国通史”成果最为突出，理由在于：他一生编著过不同形式和内容的三部“通史”，一为《中国通史纲要》；二为《壮族通史》；三为《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原名《我国人民起居衣食生活之演变》，副题《中国衣食住通史》）初稿三卷。
身处改革开放已经经过20多年后的21世纪，我们不能谈到“中国通史”时仍然仅仅以“汉族通史”全盘代替“中国通史”，各少数民族通史同样应该而且必然是“中国通史”的组成部分。
否则，中华民族通史无从谈起。
2000年7月23日在北京举办的为期5天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上，来自46个国家的360多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在此间呼吁，世界各个民族应不分人口多少、社会发展程度高低而一律平等，这是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基础。
显而易见世界各个民族应一律平等已经成为世界的呼声和世界人民的心愿，遗憾的是中国一些学者凡论述“中国通史”时长期对少数民族通史只字不提，视若无睹，以致所论难免有失公允之嫌。
本词条没有对含有“党义”或“风派史学”或“影射史学”者所著通史进行介绍。
同时，于此仅对一些个人编著的《中国通史》阐述一己之见，至于一些人主编的“中国通史”巨著，不在此词条所介之列。
“风物长宜放眼量”啥意思
祖国在我心中在爬满甲骨文的钟鼎之上，读祖国童年的灵性；在布满烽火的长城之上，读祖国青春的豪放；在缀满诗歌与科学的大地之上，读祖国壮年的成熟……我想说又不愿说，我也曾看到祖国的孱弱，在圆明园烧焦的废墟之上，我看祖国是一滩血；在邓世昌勇猛的“致远舰”上，我看祖国是一团火。
但我的祖国没有沉没，在亚细亚的东部，用宽厚的臂膀，挽起高山大海，将炎黄子孙揽于怀中，用茅草和土砖修复残缺的岁月，用野菜和稀粥喂养饥饿的生活。
中山先生，在黑夜里开始规划治国方略，，在贫瘠的土地上，支撑民族的血肉与骨骼；，把饱经沧桑的瞳仁放大，指引多灾多难的祖国，从世纪的风雨中神奇地走过
沿着黄河与长江的源头，漂流而下，过壶口，闯关东，走三峡，奔大海。
在河西走廊，华北平原，我看祖国的富饶与辽阔，看祖国千里马般日夜兼程的超越；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看祖国崇高与巍峨，看祖国繁荣的霓虹灯日夜闪烁，灿若银河……给我肤色的祖国，给我智慧与胆略的祖国。
尽管在乡村，还有辍学孩子渴望的目光；尽管在城镇，还有下岗女工无奈地诉说，但我知道，更有改革的浪潮迭起，冲破旧的观念，旧体制的束缚，迎来新世纪磅礴的日出
这是一个除旧立新的祖国。
这是一个沸腾上升的祖国；这是一个如日中天的祖国。
我的话语多得成一部历史，我的话语多得可组成一片星河，但是说得最多最动情的一句，便是——腾飞吧祖国、祖国吉祥，吉祥祖国。
我的祖国，我深深爱恋的祖国。
你是昂首高吭的雄鸡-----唤醒拂晓的沉默，你是冲天腾飞的巨龙-----叱咤时代的风云，你是威风凛凛的雄狮-----舞动神州的雄风，你是人类智慧的起源-----点燃文明的星火。
你有一个神圣的名字，那就是中国
那就是中国啊，我的祖国
神州齐奋进，祖国共飞腾
我们伟大的母亲“祖国”即将迎来她六十周岁的生日。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山河壮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国家。
庆国庆,大家齐欢乐,五十六个民族共欢腾,祝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
关于云洞岩文献
云洞岩，俗称洞仔岩，位于漳州市龙文区鹤鸣山麓。
省级风景名胜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洞岩风景名胜区，是漳州东郊一处历史悠久、人文荟萃、风景独特的文化旅游名胜。
鹤鸣山，旧称石壁山。
相传隋开皇年间（581—600），潜翁修炼于石壁山，养一鹤，时鸣山巅，因名鹤鸣山。
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祝穆编《方舆胜览》记载：“郭功父有岐山仙亭岩，乃作十咏。
”（郭功父，名祥正，北宋元丰五年至七年<1082—1084>知漳州）明嘉靖《龙溪县志》考证“郭永，非功父也”（郭永，北宋治平二年<1065>知漳州）。
何谓十咏，因宋代方志艺文佚而失考，幸而明正德八年（1513）《大明漳州府志》记载宋人吟咏鹤鸣山十处古迹的名称及其缘起，分别是：石禅床、题诗石、桃源口、诵经石、一人泉、石棋盘、潜翁岩、虚石岩、千人洞、谦师岩。
此外还有宋代刘植建仙亭岩，颜颐仲建天开图画亭、凌云阁，及山顶风动石。
在隋唐至北宋年间，鹤鸣山已是引人入胜的闽南名山。
宋明文献记载鹤鸣山有潜翁、虚白、谦师、仙亭等四“岩”（注：“岩”即山洞），闽南人习惯指称利用自然山体岩洞做为隐逸修行的处所。
依靠山石之寿，八百年前宋人流连山水间的遗迹，至今依旧掩映山峦绝崖之间，印证千年古郡的悠久历史。
“云洞”之名，始见于明嘉靖六年（1527）丰熙《鹤峰云洞游记》，此为云洞得名之端倪。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漳州府志》曰：“云洞，在山之阴（应为“山之阳”）。
其地玄敞虚邃，中有石室，深广丈余。
天将雨则云出其中，霁则云复归焉，故名云洞。
邑人蔡烈读书其中，学士丰熙有记。
”明代漳州文风昌炽，云洞因当地文人蔡烈读书其中而闻名，更因寓贤丰熙学士的一篇美文而流芳百世。
今天的人们，已经习惯于以约定俗成的“云洞岩”指代鹤鸣山，反而淡忘了山峰的本名。
其实，“云洞岩”之名称未见于山上二百余处摩崖石刻及明清两代地方志。
晚近，“云洞岩”之称才见诸文献，如1935年翁国梁编《漳州史迹》，书中以“云洞岩”为章节名称，但文中也只出现“云洞”，不见“云洞岩”。
鹤鸣山上“山尽石，石尽美且巨，他山莫比”。
人游其中，兴味未尽，则以山石为书写材料，留下榜书、题名、诗刻等摩崖石刻200余处。
据史料记载，年代最早的有南唐保大年间（943—957）的许碏寻偃月子题名。
今可见有明确纪年最早的是位于师谦洞口的宋庆历六年（1046）刘植题名，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了。
到了明清时期，更有一批乡贤游宦、文人墨客如明代丰熙、蔡烈、周瑛，清代庄亨阳、陈常夏、马负书登临胜处，吟咏华章，酣畅翰墨。
半掩苔藓中的明清题刻，诗文联记各种文体皆备，或赞美山色风光，或表达人生感悟；直抒胸臆，寄寓性灵，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沧桑，俨然是一部石头上的史书。
满布斑斓石花的笔划，真草隶篆各种字体齐全，浸润着珍奇的千古智慧，穿越时空与今人交流，传递中华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凝聚为具有漳州特色的风雅渊薮。
今天，当我们登临鹤峰云洞这一闽南地区首屈一指的自然与人文遗产，可以尽情欣赏中华传统诗书与石刻艺术相融之美
可以无限憧憬建设生态文明幸福生活的迷人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