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两篇文章 ＜祭妹文＞＜哭小弟＞
《祭妹文》抒发对妹妹的深切怀念。
情真意切，哀婉酸楚，十分感人。
《哭小弟》是对小弟事迹的回忆，把现实与回忆，家庭与社会，情与理交互组接，来赞美小弟的无私奉贤的精神，表达对小弟英年早逝的悲痛之情和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的由衷的关注。
《祭妹文》作者 袁枚 选自《小仓山房文集》。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又号随园老人。
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性灵派”的代表人物。
著有诗评《随园诗话》。
乾隆丁亥冬，葬三妹素文于上元之羊山，而奠以文曰： 呜呼!汝生于浙而葬于斯，离吾乡七百里矣，当时虽梦幻想，宁知此为归骨所耶
汝以一念之贞，遇人仳离，致孤危托落。
虽命之所存，天实为之；然而累汝至此者，未尝非予之过也。
予幼从先生授经，汝差肩而坐，爱听古人节义事；一旦长成，遽躬蹈之。
呜呼!使汝不识诗书，或未必艰贞若是。
余捉蟋蟀，汝奋臂出其间；岁寒虫僵，同临其穴。
今予殓汝葬汝，而当日之情形憬然赴目。
予九岁，憩书斋，汝梳双髻，披单缣来，温《缁衣》一章。
适先生户入，闻两童子音琅琅然，不觉莞尔，连呼则则。
此七月望日事也，汝在九原，当分明记之。
予弱冠粤行，汝掎裳悲恸。
逾三年，予披宫锦还家，汝从东厢扶案出，一家瞠视而笑，不记语从何起，大概说长安登科，函使报信迟早云尔。
凡此琐琐，虽为陈迹，然我一日未死，则一日不能忘。
旧事填膺，思之凄梗，如影历历，逼取便逝。
悔当时不将情状，罗缕纪存。
然而汝已不在人间，则虽年光倒流，儿时可再，而亦无与为证印者矣。
汝之义绝高氏而归也，堂上阿奶仗汝扶持，家中文墨汝办治。
尝谓女流中最少明经义谙雅故者，汝嫂非不婉，而于此微缺然。
故自汝归后，虽为汝悲，实为予喜。
予又长汝四岁，或人间长者先亡，可将身后托汝，而不谓汝之先予以去也! 前年予病，汝终宵刺探，减一分则喜，增一分则忧。
后虽小差，犹尚，无所娱遣。
汝来床前，为说稗官野史可喜可愕之事，聊资一欢。
呜呼!今而后吾将再病，教从何处呼汝耶! 汝之疾也，予信医言无害，远吊扬州。
汝又虑戚吾心，阻人走报。
及至绵已极，阿奶问望兄归否，强应曰“诺”。
已予先一日梦汝来诀，心知不祥，飞舟渡江。
果予以未时还家，而汝以辰时气绝。
四支犹温，一目未瞑，盖犹忍死待予也。
呜呼痛哉!早知诀汝，则予岂肯远游，即游亦尚有几许心中言要汝知闻，共汝筹画也。
而今已矣!除吾死外，当无见期。
吾又不知何日死，可以见汝，而死后之有知无知，与得见不得见，又卒难明也。
然则抱此无涯之憾，天乎，人乎，而竟已乎! 汝之诗，吾已付梓；汝之女，吾已代嫁；汝之生平，吾已作传；惟汝之窀穸尚未谋耳。
先茔在杭，江广河深，势难归葬，故请母命而宁汝于斯，便祭扫也。
其旁葬汝女阿印。
其下两冢，一为阿爷侍者朱氏，一为阿兄侍者陶氏。
羊山旷渺，南望原隰，西望栖霞，风雨晨昏，羁魂有伴，当不孤寂。
所怜者，吾自戊寅年读汝哭侄诗后，至今无男，两女牙牙，生汝死后，才周耳。
予虽亲在未敢言老，而齿危发秃，暗里自知，知在人间尚复几日!阿品远官河南，亦无子女，九族无可继者。
汝死我葬，我死谁埋
汝倘有灵，可能告我
呜呼!身前既不可想，身后又不可知，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
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
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这篇祭文从兄妹之间的亲密关系着眼，选取自己所见、所闻、所梦之事，对妹妹袁机的一生做了绘声绘色的描述，渗透着浓厚的哀悼、思念以及悔恨的真挚情感。
《哭小弟》作者 宗璞 我面前摆着一张名片，是小弟前年出国考察时用的。
名片依旧，小弟却再也不能用它了。
小弟去了。
小弟去的地方是千古哲人揣摩不透的地方，是各种宗教企图描绘的地方，也是每个人都会去，而且不能回来的地方。
但是现在怎么轮得到小弟!他刚五十岁，正是精力充沛、积累了丰富的学识经验、大有作为的时候。
有多少事等他去做呵!医院发现他的肿瘤已经相当大，需要立即做手术，他还想去参加一个技术讨论会，问能不能开完会再来。
他在手术后休养期间，仍在看研究所里的科研论文，还做些小翻译。
直到卧床不起，他手边还留着几份国际航空材料，总是“想再看看”。
他也并不全想的是工作。
已是滴水不进时，他忽然说想吃虾，要对虾。
他想活，他想活下去呵
可是他去了，过早地去了。
这一年多，从他生病 到逝世，真象是个梦，是个永远不能令人相信的梦。
我总觉得他还会回来，从我们那冬夏一律显得十分荒凉的后院走到我窗下，叫一声“小姊——”。
可是他去了，过早地永远地去了。
我长小弟三岁。
从我有比较完整的记忆起，生活里便有我的弟弟，一个胖胖的、可爱的小弟弟，跟在我身后。
他虽然小，可是在玩耍时，他常常当老师，照顾着小朋友，让大家坐好，他站着上课，那神色真是庄严。
他虽然小，在昆明的冬天里，孩子们都生冻疮，都怕用冷水洗脸，他却一点不怕。
他站在山泉边，着一个大盆的样子，至今还十分清晰地在我眼前。
“小姊，你看，我先洗1”他高兴地叫道。
在泉水缓缓地流淌中，我们从小学，中学而大学，大部时间都在一个学校。
毕业后就各奔前程了。
不知不觉间，听到人家称小弟为强度专家，不知不觉间，他担任了总工程师的职务。
在那动荡不安的年月里，很难想象一个人的将来。
这几年，父亲和我倒是常谈到，只要环境许可，：小弟是会为国家做出点实际的事的。
却不料，本是最年幼的他，竟先我们而离去了。
去年夏天，得知他患病后，因为无法得到更好的治疗，我于8月20日到西安。
记得有一辆坐满了人的车来接我。
我当时奇怪何以如此兴师动众，原来他们都是去看小弟的。
到医院后，有人进病房握手，有人只在房门口默默地站一站，他们怕打扰病人，但他们一定得来看一眼。
手术时，有航空科学研究院、623所、631所的代表，弟妹、侄女和我在手术室外，还有一辆轿车在医院门口。
车里有许多人等着，他们一定要等着，准备随时献血。
小弟如果需要把全身的血都换过，他的同志们也会给他。
但是一切都没有用。
肿瘤取出来了，有一个半成人的拳头大，一面已经坏死。
我忽然觉得一阵胸闷，几乎透不过气来——这是在穷乡僻壤为祖国贡献着才华、血汗和生命的人呵，怎么能让这致命的东西在他身体里长到这样大! 我知道这在黄土高原上生活的艰苦，也知道住在这黄土高原上的人工作之劳累，还可以想象每一点工作的进展都要经过十分恼人的迂回曲折。
但我没有想到，小弟不但生活在这里，战斗在这里，而且把性命交付在这里了。
他手术后回京在家休养，不到半年，就复发了。
那一段焦急的悲痛的日子，我不忍写，也不能写。
每一念及，便泪下如绠，纸上一片模糊。
记得每次看病，候诊室里都象公共汽车上一样拥挤，等呵等呵，盼呵盼呵，我们知道病情不可逆转，只希望能延长时间，也许会有新的办法。
航空界从莫文祥同志起，还有空军领导同志都极关心他，各个方面包括医务界的朋友们也曾热情相助，我还往海外求医。
然而错过了治疗时机，药石再难奏效。
曾有个别的医生不耐烦地当面对小弟说，治不好了，要他“回陕西去”。
小弟说起这话时仍然面带笑容，毫不介意。
他始终没有失去信心，他始终没有丧失生的愿望，他还没有累够。
小弟生于北京，1952年从清华大学航空系毕业。
他填志愿到西南，后来分配在东北，以后又调到成都、调到陕西。
虽然他的血没有流在祖国的土地上，但他的汗水洒遍全国，他的精力的一点一滴都献给祖国的航空事业了。
个人的功绩总是有限的，也许燃尽：了自己，也不能给人一点光亮，可总是为以后的绚烂的光辉做了一点积累吧。
我不大明白各种工业的复杂性，但我明白，任何事业也不是只坐在北京就能够建树的。
我曾经非常希望小弟调回北京，分我侍奉老父的重担。
他是儿子，三十年在外奔波，他不该尽些家庭的责任么?多年来，家里有什么事，大家都会这样说：“等小弟回来”，“问小弟”。
有时只要想到有他可问，也就安心了。
现在还怎能得到这样的心安
风烛残年的父亲想儿子，尤其这几年母亲去世后，他的思念是深的，苦的，我知道，虽然他不说，现在他永远失去他的最宝贝的小儿子了。
我还曾希望在我自己走到人生的尽头，跨过那一道痛苦的门槛时，身旁的亲人中能有我的弟弟，他素来的可倚可靠会给我安慰。
哪里知道，却是他先迈过了那道门槛呵! 1982年10月28日上午七时，他去了。
这一天本在意料之中，可是我怎能相信这是事实呢
他躺在那里，但他已经不是他了，已经不是我那正当盛年的弟弟，他再不会回答我们的呼唤，再不会劝阻我们的哭泣。
你到哪里去了，小弟
自1974年沅君姑母逝世起，我家屡遭丧事，而这一次小弟的远去最是违反常规，令人难以接受
我还不得不把这消息告诉当时也在住院的老父，因为我无法回答他每天的第一句问话：“今天小弟怎么样?”我必须告诉他，这是我的责任。
再没有弟弟可以依靠了，再不能指望他来分担我的责任了。
父亲为他写了挽联：“是好党员，是好干部，壮志未酬，洒泪岂只为家痛，能娴科技，能娴艺文，全才罕遇，招魂也难再归来!”我那唯一的弟弟，永远地离去了。
他是积劳成疾，也是积郁成疾。
他一天三段紧张地工作，参加各式各样的会议。
每有大型试验，他事先检查到每一个螺丝钉，每一块胶布。
他是三机部科技委员会委员，他曾有远见地提出多种型号研究。
有一项他任主任工程师的课题研制获国防工办和三机部科技一等奖。
同时他也是623所党委委员，需要在会议桌上坦率而又让人能接受地说出自己对各种事情的， 意见。
我常想，能够“双肩挑”，是我们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出来的知识分子的特点。
我们是在“又红又专”的要求下长大的。
当然，有的人永远也没有能达到要求，象我。
大多数人则挑起过重的担子，在崎岖的、荆棘丛生的，有时是此路不通的山路上行走。
那几年的批判斗争是有远期效果的。
他们不只是生活艰苦，过于劳累，还要担惊受怕，心里塞满想不通的事，谁又能经得起呢
小弟入医院前，正负责组织航空工业部系统的一个课题组，他任主任工程师。
他的一个同志写信给我说，1981年夏天，西安一带出奇的热，几乎所有的人晚上都到室外乘凉，只有“我们的老冯”坚持伏案看资料，“有一天晚上，我去他家汇报工作，得知他经常胃痛，有时从睡眠中痛醒，工作中有时会痛得大汗淋漓，挺—·会儿，又接着做了。
天啊
谁又知道这是癌症
我只淡淡地说该上医院看看；回想起来，我心里很内疚，我对不起老冯，也对不起您!” 这位不相识的好同志的话使我痛哭失声!我也恨自己，恨自己没有早想到癌症对我们家族的威胁，即使没有任何症状，也该定期检查。
云山阻隔，我一直以为小弟是健康的。
其实他早感不适，已去过他该去的医疗单位。
区一级的说他胃下垂，县一级的说是肾游走。
以小弟之为人，当然不会大惊小怪，惊动大家，后来在弟妹的催促下，乘工作之便到西安检查，才做手术。
如果早一年有正确的诊断和治疗，小弟还可以再为祖国工作二十年
往者已矣，小弟一生，从没有“埋怨”过谁，也没有“埋怨”过自己，这是他的美德之一。
他在病中写的诗中有两句：“回首悠悠无恨事，丹心一片向将来。
”他没有恨事。
他虽无可以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却有一个普通人的认真的、勤奋的一生。
历史正是由这些人写成的。
小弟白面长身，美丰仪，喜文艺，娴诗词，且工书法篆刻。
父亲在挽联中说他是“全才罕遇”，实非夸张。
如果他有三次生命，他的多方面的才能和精力也是用不完的，可就这一辈子，也没有得以充分地发挥和施展。
他病危弥留的时间很长，他那颗丹心，那颗让祖国飞起来的丹心，顽强地跳动，不肯停息。
他不甘心
这样壮志未酬的人，不只是他一个呵
我哭小弟，哭他在剧痛中还拿着那本航空资料“想再看看”，哭他的“胃下垂”、 “肾游走”，我也哭蒋筑英抱病奔波，客殇成都，我也哭罗健夫不肯一个人坐一辆汽车
我还哭那些没有见诸报章的过早离去的我的同辈人，他们几经雪欺霜冻，好不容易奋斗着张开几片花瓣，尚未盛开，就骤然凋谢。
我哭我们这迟开而早谢的一代人
已经是迟开了，让这些迟开的花朵尽可能延长他们的光彩吧。
这些天，读到许多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也读到了《痛惜之余的愿望》，稍得安慰。
我盼“愿望”能成为事实。
我想需要“痛惜”的事应该是越来越少了 小弟，我不哭
1982年11月 《哭小弟》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悼文：“小弟去了。
小弟去的地方是千古哲人揣摩不透的地方，是各种宗教企图描绘的地方。
也是每个人都会去，而且不能回来的地方。
”但现在却轮到了小弟，他刚刚五十岁。
小弟是作者最钟爱的弟弟，也是老父亲最器重的儿子。
冯友兰先生在挽联中称赞这位儿子“能娴科技，能娴艺文，全才罕遇。
”这位五十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系的飞机强度总工程师，毕业之后三十余年在外奔波，积劳成疾。
宗璞在间断叙述了小弟弟身前身后之后，写了如下的话：“那一段焦急的悲痛的日子，我不忍写，也不能写。
每一念及，便泪下如绠，纸上一片模糊。
这一天本在意料之中，可是我怎能相信这是事实呢
他躺在那里，但他已经不是他了，已经不是我那正当盛年的弟弟，他再不会回答我们的呼唤，再不会劝阻我们的哭泣。
” 至哀无文，宗璞这些话没有任何修饰，却非常感人。
宗璞，现代女作家。
原名冯钟璞。
原籍河南省唐河县。
1928年7月生于北京。
十岁时随家庭南迁到昆明，上过南菁小学和西南联大附中。
1946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后转人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年毕业。
曾任《文艺报》、《世界文学》等刊物编辑。
1981年调到外国文学研究所英美文学研究室。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写有《红豆》、《桃园女儿嫁窝谷》等小说。
196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为会员。
1982年加入国际笔会为会员。
1984年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经澳中理事会、英中文化协会邀请，于1981、1984年访问澳大利亚与英国。
现列入1986年国际名人录和国际著名作家名人录。
主要作品有：《弦上的梦》（1978年12月《人民文学》），《三生石》（198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宗璞小说散文选》（1981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丁香结》（1986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等。
其中《三生石》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弦上的梦》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童话《总鳍鱼的故事》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沈从文结过几次婚姻
一、张：情书里的爱情我行过许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致张兆和的情书在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中，这是最动人心魄的一个美丽句子。
因为这句深婉有风致的情话，我曾相信了爱情的纯美，誓言的忠贞，水会流走云会散去，而所爱是唯一的。
1931年的夏天，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沈从文，跌入了那场无药可救的暗恋。
张吉友家的三小姐张兆和，名门才女，聪慧美 一、张兆和：情书里的爱情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致张兆和的情书 在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中，这是最动人心魄的一个美丽句子。
因为这句深婉有风致的情话，我曾相信了爱情的纯美，誓言的忠贞，水会流走云会散去，而所爱是唯一的。
1931年的夏天，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沈从文，跌入了那场无药可救的暗恋。
张吉友家的三小姐张兆和，名门才女，聪慧美丽，演话剧，跳芭蕾，有如一只姣好傲然的“黑凤”，飞入了沈从文多情的相思梦中。
沈从文疯狂地给自己的女学生张兆和写了一封又一封情书：“我不知怎么忽然爱上了你!”“你是我的月亮……”情思如月华痴惘，言辞如流水唯美。
张兆和对这个腼腆乡土的老师心生不耐烦，终于告到校长胡适那里去了。
胡适看了信笑笑说：“沈从文先生固执地爱你!”张兆和回答说：“我固执地不爱他!” 张兆和在日记里抒写了自己的爱情观：“胡先生只知道爱是可贵的，以为只要是诚意的，就应当接受，他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他没有知道如果被爱者不爱这献上爱的人，而光只因他爱的诚挚，就勉强接受了它，这人为的非由两心互应的有恒结合，不单不是幸福的设计，终会酿成更大的麻烦与苦恼。
” 在这场爱情追逐的最初，显然，张兆和是骄傲的，高高在上的，带着名门淑女的矜持与优越感;而沈从文是谦卑的，俯首并仰视的，是一个“乡下人”的自卑的多情。
两人的位置处于女神与奴仆的倾斜角度，沈从文的爱充满了一种求之不得梦寐思服的美与哀愁。
“每次见到你，我心里就发生一种哀愁，在感觉上总不免有全部生命奉献而无所取偿的奴性自觉，人格完全失去，自尊也消失无余，明明白白从中得到是一种痛若，却极珍视这痛苦来源。
” “我把你当作我的神。
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
” “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
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 沈从文痴迷的情书一封封不停地写去，一直写出自己的灵魂之美，真情之挚，赤子之心。
沈从文的忧伤感染了张兆和，他终于渐渐打动了少女那颗矜持的心，“我虽不能爱他，但他这不顾一切的爱，却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因拒绝他而难过。
” 对于一个女子来说，感动即是接受爱的开始。
不过，与其说是张兆和因被爱而产生了主动的爱，不如说，她一点点的不自觉地跌入了沈从文温柔的文字陷阱。
是情书之美与情书之幻带来的催情作用，让一个少女的情怀开始微醺，讶异爱情的滋味，可能是她从未碰及唇舌的一杯甜酒。
她蠢蠢欲饮。
在古典而纯真的年代，文人追求爱情的杀手锏便是情书。
如同佐罗用剑与迷人的吻征服了无数贵妇的芳心，文人用他天生擅长的利器——文字，编织美丽的谎言，催开了一座座玫瑰园。
文字制造的想象之美，最容易惹出一场爱情的祸。
看看我们的祖先，红叶题诗，必定会引出一场以身相许的相思;西厢的张生托红娘夜递几首情书，矜持而犹豫的莺莺小姐就与他“小楼一夜春风”。
《爱眉小札》亲啊爱啊浓得化不开;连最讽刺恋爱的鲁迅，写起《两地书》也有几分温柔。
难怪乎最骄傲的张兆和，在沈从文谦卑而深情的情书攻势下，终于投下了她感动的一瞥。
1933年的初夏，沈从文在青岛大学一隅的海边捡起一枚螺蚌，轻轻拭去金色的细砂，把它装入信封，寄给了千里之外的爱人(螺蚌有女性生殖器官的隐喻意义)：“我不仅爱你的灵魂，而且要你的肉体。
”这只拾来的螺蚌“无意中寄到南方时所得的结果”，是“一种幸福的婚姻”。
那年暑假，阳光炽烈而清白，苏州寿宁巷的骄阳下，千里迢迢赶来见三妹的乡下人沈从文，脑门上冒着晶莹的汗水，脸上写着赤诚，不安，又有幸福将至的兴奋。
一向拒人千里之外的三妹，终于回信给他，叫他暑假来她苏州的家。
这是一个柳暗花明的答复，幸福此刻就在扣响门扉的那一端。
但等门打开，站着的是二姐允和，三妹兆和还是回避了他。
这个赤诚的乡下人惴惴地回去了。
幸好，热心人二姐给他拍来了一语双关的电报：“允。
”而不放心的三妹又补拍了一封：“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这是*史上第一封白话文电报，也是沈从文的爱情福音。
1933年9月，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京结婚。
沈从文拒绝了岳父张吉友的钱财馈赠，新房里几乎家徒四壁，除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送的两床百子图床单。
院子里有一棵槐树、一棵枣树，沈从文把他的家称为“一槐一枣庐”。
从此，张兆和成了沈从文生命里亲爱的“三三”。
沈从文是个居住在纯美世界里的有情人，他以对妻子之爱，创作了《龙朱》、《月下小景》等如梦如幻的化境小说。
他们的两个儿子，分别如他的小说人物取名为龙朱与虎雏。
张兆和则是他小说里黑而俊的“黑凤”。
二、高青子：幻想里的“偶然” “我想，那是一个庇护在爱神与美神羽翼下的家。
沈从文为人忠实纯洁，又少与世结交，除了沉醉于小说世界，收集坛坛罐罐花花朵朵，他对妻子的爱，如月之皎皎，纵使渐渐归于平淡，却始终至深而唯一。
张兆和融为了沈氏温柔世界里静美生存的一员，直至沈去世。
” 后来发现，这是我的一种误读。
至少是对沈氏情感世界的认知狭隘而造成的片面化误读。
一个朋友指出一个事实：沈从文的生命中，隐约地划过好几次“偶然”的星子，并分明有过一段闪亮天际的婚外恋情! 忙翻阅沈从文记录“偶然”的那篇《水云：我怎么创造了故事，故事怎么创造了我》，惊讶地走进了沈氏纷繁复杂的情感世界：他在情感与理智之间的挣扎，他对婚姻的审美疲劳与他的“婚外情感发炎史”。
情书里的爱情与现实里的婚姻，毕竟有着天上与人间的落差。
在情书与恋爱的罗曼史里，“女子是一个诗人想象的上帝”。
张兆和在婚前，是在天上的，需要沈从文做梦向上飞才可以抵达;在婚后，张兆和却成了堕落到凡尘掌管柴米油盐的主妇。
早年顽劣高傲好扮男装的张兆和，自从跟随了沈从文，越发地朴素而家常起来，她曾写信给沈从文：“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
”——张家小姐的妇德真是了得，当沈从文一味沉醉在创作中连生活都不能自理时，“家务全靠妈妈打理”(沈虎雏语)。
从当初的被爱的荣耀到进入妻子角色后的情感反哺，张兆和步入了每个女人那样的嫁夫随夫的宿命。
而在惯于做梦耽于幻想的沈从文这里，却是另一种落差。
在得到爱情之前，他把张兆和奉为女神，圣洁美丽，望之叹息;在得到爱情后，当这个女神实实在在地来到他的生活中，为他生子、操持家务，他反而发现女神的光环褪去了，先前因距离产生的“惊讶”和“美”也逐渐消失。
沈从文的人生，始终是需要审美的，他的一生，是用美来装饰理想的一生。
而婚姻的种种现实，往往是与审美相悖的。
1936年，在他们结婚3年后，沈从文创作了小说《主妇》，分别剖析了男人与女人在婚姻中的不同心理：“作主妇的始终保留着那幸福的幻影，并从其他方式上去证明它。
”而对于男人，“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与调整我的生命，我需要一点传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
” 因此每天大清早，在“一槐一枣”掩映下的院落，细碎阳光洒在红木方桌上的一叠白纸，沈从文一面觉着一种“闷热中的寂寞”，将他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一面用身边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式样，于是有了《边城》与翠翠。
刘洪涛说：“《边城》是沈从文在现实中受到婚外感情引诱而逃避的结果。
” 沈从文也自述：“这是一个胆小而知足且善逃避现实者最大的成就。
”除了一种湘西理想的构筑即社会意义上的逃避，沈从文还在逃避谁?——“在这时候，情感抬了头，一群‘偶然’听其自由侵入我生命中。
”“岁暮年末，偶然中之某一个，重新有机会给了我一点更离奇的印象。
” 在写《边城》之前与之后，已然有一个“偶然”的星子萦绕在沈从文的情感隐秘天空，让他陷入一种幻想。
甚至可以揣摩，《边城》里那个望着黄昏中的汩汩长河，怀着心事叹息的女孩，她之所以被取名为“翠翠”，是不是也与沈从文默想中的这个“偶然”名字相应——高青子。
青者，翠也。
沈从文与高青子的初遇，是在他大名鼎鼎的凤凰同乡熊希龄家的客厅。
“主人不曾出来，从客厅一角却出来个‘偶然’。
问问才知是这人家的家庭教师。
” 据张兆和晚年时回忆，高青子长得很美。
一张白白的小脸，一堆黑而光柔的头发，一点陌生羞怯的笑，给人一个幽雅而脆弱的印象。
高青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学女青年，更是沈从文忠实的读者，熟谙他的每部作品及作品里的人物。
初次见面，就有很默契的谈资，谈沈从文作品里的故事，谈青岛的海与樱花。
于是，当两人告别时，高青子躬身下去寻找她丢落在地上的发簪时，那个优美的身姿，完全符合了沈从文一贯以来对美的孜孜追求与细腻体验，刹那间，沈从文情感微妙，“仿佛看到一条素色的虹霓”，挂在了他的天空。
沈从文与高青子的再遇，是一个月以后。
见面后，高青子说自己一个钟头以前还正看着沈从文写的故事《八骏图》，并为这个故事难过，“譬如说，一个人刚好订婚，又凑巧……”说时眼中带点羞怯，与一点不便启齿的探询(在小说《八骏图》中，达士先生有了未婚妻瑷瑷，又在青岛海边被黄裙子姑娘吸引。
达士先生有沈从文自己的影子，而高青子未免把自己也想成了是那个“凑巧”)。
再次相遇的高青子，又以一种美的密语启开了沈从文的心扉。
那一天，高青子特意穿了一件绿底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
沈从文看着而心会，这衣着，显然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明投暗合，“‘偶然’穿的那件夹衫，颜色花朵如何与我故事上景物巧合!”在沈从文小说《第四》中，“我”与一个女子邂逅于车站并相爱，那女子，“优美的在浅紫色绸衣包裹下面画出的苗条柔软的曲线”。
高青子以沈从文笔中人的衣着形象走进了沈的内心。
当这点秘密被发现时，高青子有轻微的不安，而沈从文的心则跳得颇有些不正常了。
此时，沈从文审视了自己的婚姻。
“一种幸福的婚姻，或幸福婚姻的幻影……你以为你很幸福，为的是尊重过去，当前是照你过去理性或计划安排成功的。
但你何尝真正能够在自足中得到幸福?” 而环境中，到处是年青生命，到处是“偶然”，“偶然能破坏你幸福的幻影”。
“岁暮年末时”，沈从文与高青子有了一次电光火石的相对。
冬日阳光稀薄，寒风冷冽，房中的炉火照得人温暖而暧昧。
火光催生了一种叫爱情或情欲的菌，“一年余以来努力的退避，在十分钟内即证明等于白费”。
两人为刹那间的交会感到惊喜。
这个在火炉旁理智决堤、情感放任的情景，后来被沈从文写进他的“艳情小说”《看虹录》。
在小说中，沈从文释放出被压抑的热情，极写被冬日炉火煽动的男女情欲，细绘两人为彼此献出的身体。
这场肉体上的交往，是沈从文与高青子的真实写照还是沈从文的笔下幻想?不得而知。
浪漫派幻想家沈从文，惯于在艺术世界里完成他在现实世界里未敢做的。
“世界上不可能用任何人力材料建筑的宫殿和城堡，原可以用文字作成功的。
”而因这篇《看虹录》，沈从文被郭沫若贴上了“桃色作家”的标签，解放前夕，沈从文被贴大字报批判，曾一度精神惶惶，选择过自杀，这是后话。
沈从文的婚外恋终于引起了一场家庭风波。
彼时，张兆和正躺在医院产完子不久。
曾发誓过自己是易折的芦苇，被张兆和的风吹过就“永远不做再立起的希望”的沈从文，却在妻子怀孕生子身心虚弱的时候，给了她一记重创。
张兆和一时难以接受沈从文的别恋，气愤之下，回到了苏州老家。
而执迷天真的沈从文，偏偏日日写信给张兆和，抒发自己对高青子的爱慕，并坦白自己有“横溢的情感”，“天生血液里多铁质因而多幻想的成分”——唉，做一个视生活如小说、混淆了现实与虚构，并极需情感抒发的文学家的妻子，真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啊。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作家离开北京。
1938年4月，沈从文经贵阳到达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
11月，张兆和携二子来昆明与沈从文团聚。
1939年5月，为躲避昆明空袭，沈一家搬到呈贡乡下。
就在此时，高青子也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图书馆任职。
到职时间为1939年6月，离职时间为1941年2月。
这条“偶然”的“虹霓”，落花随着流水，于乱世迁徙中，又挂在了云南的同一片天空中。
两人在一处共事，来往自然频繁亲密了，沈从文此时“放弃了一切可由常识来应付的种种，一任自己沉陷到一种情感漩涡里去”。
沈从文后来把它称之为“情感发炎”，而联大校园内一时流言四起。
在本质上，沈从文是个温雅而优柔的人，幻想多于行动。
“有些年青温柔的心在等待着你，收容你的幻想。
为的是你怕事，你于是名字叫做好人。
” 那几年，张兆和在呈贡乡下的一所难童小学教书，并含辛茹苦操持家务。
而沈从文每周在西南联大上完课，急匆匆挤上一小时的火车，再跨上一匹秀气的云南小马颠簸十里，回到呈贡与家人团聚。
事实上，张兆和对沈从文的交游与创作一直有一种宽容的态度。
甚至，出于一种恋爱时即产生的惯性，她也一直在与沈从文之间制造一种距离与空间。
《沈从文家书》那么篇幅浩繁，尺素情长，便也是这个原因。
在家庭与理智面前，在一个好太太和两个生龙活虎的儿子面前，沈从文终于如一只“云雀，经常向碧空飞得很高很远，到一定程度，终于还是直向下坠，归还旧窠”。
而那个“偶然”，思索及一个人应得的种种名分与事实时，当然有了痛苦。
想来想去，又明白了自己终究是个人，并非沈幻想世界里的神，承担不起艺术家想象中的完美角色，于是在梅花飘落的季节，给沈从文一个苦笑，带着一点悲伤，终结了这场情恋，到别的地方去了。
沈从文曾写过一篇散文《云南看云》，当高青子如霓虹散去，他说：“自从‘偶然’离开了我后，云南就只有云可看了。
” 三、两种对立的人格：生命之静美，内心之野马 “沈从文是一个居住在纯美世界里的有情人，生命之静美，人世之温柔，在他汩汩流水般静谧的文字里得到极致的阐释。
他构筑的湘西理想国里，自然与生命，人情与人性，都达到了一种消解了力量的纯美境界。
沈从文以其静的内心世界，缔造了静的人生，静的文学。
后来发现，这也是我的一种误读。
至少是对沈氏内心世界与人性的认知狭隘而造成的片面化误读。
我们惯于从边城的月梦如水，从天保、傩送们谦让的爱，从少女翠翠的静默秀丽，来给沈从文的生命贴上“静美”的标签;却忽略了这个在土匪出没于山林的凤凰出生、自小闹学逃课好玩耍、在行伍中目睹过血腥与暴力的湘西人，他的内心里，其实还有一匹“无从驯服的斑马”。
沈从文自述：“谁也想象不到我的生命是在一种什么形式下燃烧的。
”他是水，也是火。
在《水云》中，沈便是设想了自己的两种对立人格在进行一场情感与理智的对话。
这个湘西人—— 心情骄傲;性格孤僻。
受得住人的冷漠糟蹋;也载得起忘我的狂欢。
他写信给张兆和：“我很安静，我似乎为爱你而活着。
”但他又觉得那场爱情的体验充满着痛苦的挣扎，灵魂下压着一个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
他摘星一样摘到他梦寐中的爱情，却在名誉与爱情都得到之后，说：“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做成的，内容虽近于传奇，由我个人看来，却产生于一种计划之中。
” 他说过“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但又任凭“偶然”闯入，说过“什么人能在我生命中如一条虹，一粒星子，在记忆中永远忘不了?……这些人的名字都叫‘偶然’”。
他终生怀着对妻子的深爱;但他又另外追求过几个女人。
他是纯情的;又是多情的。
(看小说《八骏图》) 他是清澈的;又是暧昧的。
(看小说《灯》) 他是节制的;又是放纵的。
(看小说《看虹录》) 他是安静的;又是狂想气质的。
(看《水云》) 他到老了还抿着嘴笑，一生腼腆羞涩，内心单纯如婴儿;他又是雄性气血、佻*的，说“打猎要打狮子，摘要摘天上的星子，追求要追漂亮的女人”(贝多芬也说过类似的话：恋爱就要跟漂亮的女人谈，女人不漂亮，还不如爱自己。
呜呼哈哈)。
他的情书写得真挚如赤子;但他又曾对作家孙陵说过：“女子都喜欢虚情假意，不能说真话。
” 当他执拗地认为自己“是一个乡下人，走到任何地方便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于是，他的整个人生便和普遍社会不合，进行着他固执的价值对抗。
都市充斥着声色犬马，他也曾为声色诱惑;而他用一支笔保留着最后一个浪漫派在20世纪吟唱最后一首牧歌的生命形式。
老C说：一个好的作家，都是分裂的!诚然如此。
人性是一瓶水里滴入一股血，水是澄澈的，而血溶入水后，就血水交融，复合难辨了。
一个作家或者一个艺术家，他的灵魂注定要迷踪在纷繁复杂的人*叉路口，并苦苦探索出路;他的血液里天生充满了野马式幻想;他的荷尔蒙由于过分旺盛，往往倾注在两种事物上：不停地创作，不停地爱上不同的女人。
如此，便不难理解沈从文在摘到张兆和这朵深爱的白玫瑰之后，又撷取高青子这朵红玫瑰。
作为一个永远需要偶然因素的小说家，沈从文顺从了人性的迷航，幻想的野马。
更何况，高青子处处细心思地模拟沈从文的小说人物，以一种有预谋有寓意的笔中人形象，巧妙地进入了沈的艺术世界，从而深深地赢得了他的心。
再看看张兆和，在情书里，居于被爱的高度;在婚姻里，居于具体生活的中心;在两人的情感生活中，她更多的是被动。
作为一个文学家的妻子，在一定程度上，她一直坐在了沈从文的内心世界之外。
张兆和在沈从文去世后整理《从文家书》时说：“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
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
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 这当然也是一个未亡人的忏情之话。
做一个艺术家难，而做一个艺术家的妻子，又何岂容易!张兆和、高青子之于沈从文的生命，让我想起王菲唱的那首歌：“等到风景都看过，我依然和你细水长流。
”那么，那点路上划过天际的风景，又何足道。
沈从文被“下放”前，一个人生活，孤苦伶仃，当张允和来看他，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从红卫兵手下劫后余生的信，攥得紧紧的，像哭又像笑地说：“二姐，你看!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
”他把信举起来，快70岁的老头，面色还羞涩而温柔。
接着又吸溜吸溜哭起来，伤心又快乐……
国学大师的主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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