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中身边最感人的故事有什么
九·一八事变指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
冲突双方是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
根据冲突爆发的日期，史称“九·一八事变”。
由于当时中国东北地区称为满洲，因此日本方面将这次事变称为“满洲事变”。
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国内，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
这次事件爆发后的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因此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直至今日，九月十八日在中国许多非正式场合都被称为“国耻日”。
在国际上，这起事件经常被拿来与纳粹德国的国会纵火案相提并论。
事变背景 主要人物：张学良、板垣征四郎 1.日本国内情况 1921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
1921年日本的军费为七亿三千万日元，1930年则裁减到五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
可是大规模裁军却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
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
对于职业军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特长，裁军等于砸他们的饭碗。
此外，裁军以前职业军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队是最光荣的职业。
但裁军开始后，职业军人一下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拒绝穿军服者进入。
裁军给职业军人们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不满的军人开始秘密集会，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后来广为中国人所熟悉的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人，都是一夕会的成员。
不过当时最有名的还是石原莞尔，是他提出“满蒙生命线”的理论。
石原也是后来9·18事变的主谋。
2.日本控制东北铁路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通过日俄讲和条约，将中国旅顺、大连等地的租借权和长春－旅顺的铁路及附属设施的财产权利占为己有。
此后，日本创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并有关东军负责铁路沿线的警备。
3.田中奏折 1927年6月，日本召开“东方会议”，并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即田中奏摺）。
在田中奏摺中曾经提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
”这份奏摺在1929年被曝光，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以及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均认为是日本奉行侵略中国政策的证明。
田中奏摺的真实性受到包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在内的学者质疑，当前的主流说法多认为其应为国民政府所伪造。
然而时至今日查考史料及历史脉络，当时日本图谋全面侵华已久确为事实。
4.皇姑屯事件与东北易帜 当初，日军与东北军阀张作霖维持了合作关系，但渐渐的，日本开始将张作霖视为障碍。
1928年，关东军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史称皇姑屯事件。
日本关东军希望籍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
皇姑屯事件并未引起日军所期待的东北混乱，相反，1928年12月29日，张作霖的继承人张学良突然宣布全东北易帜，接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领导。
张学良进一步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洲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
感到危机感的关东军不断提出抗议，但张学良并不愿意妥协。
因此日军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决定发动战争来夺得主导权。
5.万宝山事件 1931年，中国人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骗取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
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
这一工程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马家哨口200余农民上告。
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侨出境”。
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7月5日前完成筑渠。
7月1日，中国农民400余人，联合起来平沟拆坝。
7月2日，日本警察镇压平沟的中国农民，双方对峙，后日本增武装警察，在日本军警保护下，工程于7月5日完成。
同时，日本通过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捏造新闻，说朝鲜人在万宝山被杀，掀起朝鲜半岛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当地华侨死伤数百人。
日本却以此次事件诬陷中国伤害朝鲜侨民。
6.中村事件 1931年6月，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
日本藉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诬陷中国“损害日韩移民”。
事变经过 1.柳条湖事件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
夜22时20分左右，不部队长官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一个小分队在奉天（现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
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
爆炸后，驻扎中方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
南军为平田幸弘指挥关东军第2师步兵第2旅第29团，北军为岛本正一指挥的铁路守备队第2营。
当时，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
而事前张学良曾训令东北军不得抵抗，驻守部队并未做出激烈反击。
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铁汉的620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最后突围撤走。
由于执行不抵抗命令，北大营逾万名守军被只有500多人的日军击溃。
2.辽宁、吉林主要城镇沦陷 日军在沈阳当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2师第3旅第29团向奉天城攻击。
9月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辽阳的第2师主力增援对奉天的进攻；独立守备队第3营进攻营口、第4营进攻凤凰城、安东（今丹东）；第2师第3旅主力、骑兵第2团、独立守备第1营分别进攻长春宽城子、二道沟、南岭等地。
至9月19日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18座城镇。
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次日，长春陷落。
9月21日，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率部投敌，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
3.黑龙江主要城镇沦陷 10月1日，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且奉日军命令派出3个团进攻齐齐哈尔。
10月16日在嫩江桥，被黑龙江省防军击退。
守军炸毁嫩江铁路桥的第1、第2、第5号桥，以阻止日伪军进犯。
10月26日，关东军第2师第29团占领四洮铁路沿线主要城镇。
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
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长官马占山指挥3个旅，5个团共1．6万余人进行江桥抗战，战至11月18日，终因伤亡惨重而弃守省城齐齐哈尔，撤往克山、海伦。
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
4.锦州、哈尔滨沦陷 张学良在事件爆发后离开奉天，带领属下转移到锦州。
1931年10月8日，关东军派出12架轰炸机空袭锦州。
对此，南次郎陆军大臣依然对若槻礼次郎首相声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此后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
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驱逐锦州政权。
”此后，币原主张的国际协调主义外交政策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日军攻占黑龙江省主要城镇后，开始进攻辽西地区。
12月15日，关东军进攻锦州。
12月1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从朝鲜调第20师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
12月28日，第2师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进攻打虎山（今大虎山）。
1932年1月3日，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
驻锦州的东北军第12、第20旅和骑兵第3旅已奉命撤退至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
1月28日关东军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犯，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增援。
当时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在国际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发了一·二八事变。
1月31日，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
激战五天，自卫军伤亡惨重，撤往宾县。
2月5日，日军攻陷哈尔滨。
5.满洲国成立 由于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关东军不敢悍然武力占领满洲全境，因此考虑建立傀儡政权。
当时担任特务机关负责人的土肥原贤二大佐游说了已经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
当时关东军以复兴满清为条件，说服溥仪回到东北。
11月10日，溥仪从天津出发，11月13日到达营口，最后停留在驻守旅顺的日本军营内。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满洲国正式成立。
溥仪担任国家元首，首都定在「新京」（现在的长春），年号定为「大同」。
上述宣言都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惠的公馆发表。
国际联盟强烈谴责日本政府的行为，并不承认满洲国政府的合法性。
日本表示抗议并且脱离国际联盟。
3月9日，溥仪登基仪式在新京举行。
1932年9月15日，日本与伪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满洲国承认日本的既得权益，并允许关东军在满洲国内驻军。
各方反应 1.国民政府 1.外交努力 9月19日，中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事件，请国联主持公道； 9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 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 9月23日，中国政府就此事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2.不抵抗政策 1991年其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不抵抗”的决策完全是其一人所为。
与蒋介石无关。
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仍于9月6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
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 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落下了“不抵抗将军”的评价。
然而对于张学良的不抵抗行为，后来逐渐评价为：他错误判断日军目的，若其知道日军并非“寻事”，而是要吞并东北。
作为东北少帅，他不至于会将东北拱手让给日本。
张学良1990年接受日本国营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当时认为「战争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应会约束关东军」。
2.中国共产党 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
9月22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向全党指出：“立刻发动与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是党的中心任务，特别在满洲应组织武装力量，“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并连续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声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一些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救国高潮，北平、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太原、广州、济南、福州等地的大中学生和市民纷纷集会游行，通电抗日救国，并结队赴南京请愿、示威，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3.日本政府 1.内阁不扩大方针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
南次郎陆军大臣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币原喜重郎外务大臣（男爵）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
9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
然而关东军无视政府的决定，以自卫为名，不断扩大战线。
2.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 12月11日，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
次日，犬养毅任首相兼外相，荒木贞夫任陆军大臣。
6五一五事件 1932年3月12日，犬养毅内阁作出决定“满蒙市从中国本土分离独立的统治地域，今后，（日本将）帮助其建立国家体制。
”事实上，日本政府在这次事件上被动地被独断专行的关东军制约。
（同年日本爆发五・一五事件，犬养毅被暗杀。
） 4.国际社会 国际联盟及李顿调查团 国际联盟派出调查团调查事变始末。
1932年10月2日，该调查团发表李顿报告，指出日本发动的事变是侵略中国的行为。
由于国联拒绝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令日本撤出国联。
调查团在事变后一年多后才发表报告，诚然是为时已晚——日本不理会国联的谴责，继续侵略行动。
我国驻英公使郭泰祺在国联特会上演说，反对国联对中国问题不顾多数国家的反对，仅秉英、法两国之意旨草拟袒日报告书。
5.美国 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国发表照会，宣布日本对满洲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内政的干涉，违反了凡尔赛和约，因此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
这被称为“史汀生主义”。
中国和当时欧洲各国对此都普遍表示赞同，但是日本却无视这一通告。
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经历了一个由消极观望，到与国联合作，再到“不承认主义”的过程，总的趋势是朝着逐渐强硬的方向发展。
但由于美国没有采取强有力的实质性行动，美国的反应对日本的遏制是软弱无力的。
民间运动 东北抗日联军 ⑴游行集会 9月28日，北平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
9月28日，南京、上海的二千多学生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
外交部长王正廷被学生打伤，后被迫辞职。
⑵抵制日货运动 1931年7月，由于万宝山事件，日本煽动朝鲜排华反华，中国国内再次爆发抵制日货运动；九一八事变后，运动愈演愈烈。
文艺作品 张寒晖《松花江上》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中国东三省，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驱赶“剿共”前线的东北军官兵，携老带子，布满西安街头。
他们被迫流亡关内，有家不能归，有仇不能报，却要为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去卖命，从心头都郁结着悲苦怨愤，要倾吐，要爆发 。
正是在如此的背景下，张寒晖谱写了这首感人肺腑的独唱曲，以含着热泪的哭泣似的音调，唱出了悲愤交加的声音。
他把自己的这首歌教给学生、群众演唱，然后，他带领群众到西安的城墙上，街头中去演唱，悲怨壮烈的歌声深深打动了广大东北军官兵的心，竟有数万名官兵听后落泪。
“西安事变”爆发前后，西安城里已到处可以听到《松花江上》的歌声，并迅速传遍全国。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这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曾被誉为“流亡三部曲”之一，而风靡中华大地的抗战歌曲《松花江上》。
西安事变前夕，西安爱国青年去临潼请愿时，行至十里铺，张学良将军驱车赶来，劝导学生勿去临潼，怕有危险。
这时，有人唱起了“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悲壮的歌声令人断肠。
张学良听了，沉痛地说:“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
” 抗战开始后，周恩来曾代表中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
会议结束时，周指挥与会军官唱了这首歌。
悲愤的歌声激起了大家思念故乡的情绪。
当歌声进入“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时，全场军官有的热泪盈眶，有的低头哭泣，有的举起了拳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
”的决心，充溢着歌唱者的胸膛。
《松花江上》初由省立二中唱起，后流传东北军，并迅速唱遍了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
当时，这首歌曲并没有出版，而且谁也不知道作者是张寒晖，可是，那旋律中凝聚的血泪却强烈地感染着爱国的中华儿女们，人们争相传抄传唱，在祖国破碎山河的上空，到处飘荡着歌曲中的呼号。
1938年7月7日晚，武汉举行了抗日周年的盛大活动，十多万群众分乘几百条木船，举着火把汇聚在长江之上。
这时候，不知是谁领头唱起了《松花江上》，立即引起大家的呼应，十几万人的歌声掀起了巨大的声浪，汇成了人间罕见的、血泪凝聚的感情的交响。
一直埋头苦干的革命音乐家张寒晖，就是这样代表着人民倾吐呼号，为我们留下了这首不朽的战斗性的悲歌。
歌曲赏析 这首歌以带尾声的二部曲式为结构。
倾诉性的音调贯穿全曲，并兼有叙事和抒情的特点，真切感人。
旋律以环回萦绕，反复咏唱的方式引伸展开，感情越来越激动，具有回肠欲断的效果。
当尾声唱出呼天唤地似的旋律时，歌曲达到了高潮，在声泪俱下的悲痛中，蕴藏着要求起来抗争的力量。
歌词全文：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
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 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 才能欢聚一堂
纪念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91年9月18日在沈阳开放了九一八事变陈列馆。
前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1997年访华时拜访过这个地方。
9月18日被不少中国人认为是「国耻日」，而中国民间要求将9月18日定为国耻日的诉求也不时出现。
沈阳市从1995年始，每年在9月18日晚上鸣响防空警报3分钟，以警示民众勿忘国耻。
事变思考 1931年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
这场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和损失，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血鉴。
今天，面对第76个“九一八”，勿忘国耻，我们思考的应当更多、更深。
其一，勿忘国耻当思国运。
走进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让人深思再三的莫过于“国运”二字。
从高耸的残历碑到蜿蜒的展厅，如同是用一串串“难”字勾画出的国难图，国家的灾难、民族的苦难、抗争的磨难……抚今追昔，百感化作一念：当苦日子离去的时间越久远，当富日子光临的越急匆，我们心系国家、民族的命运，如何才能让国耻一去不复返
历史实践告诉我们，国家与民族的兴衰成败，需要全国人民的人心支撑，而要把十三亿人的力量凝集起来，惟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其二，勿忘国耻当思发展。
76年前，我国经济落后也是造成国门洞开、生灵涂炭的一个重要原因。
看昨天知国耻，看今天想国兴，看明天盼国强。
只有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为了不再做“弱肉”，不再被“强食”，我们必须励精图治、奋发图强，以科学发展来大踏步地向前追赶。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我国经济总体规模虽然比较大，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排在世界100位之后。
面对现实，倍感发展之急迫，不思发展就如同当年的不抵抗，有发展才谈得上民族尊严，才能在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中，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真正巍峨挺立。
其三，勿忘国耻当思忧患。
古往今来，我们的民族不乏“忧论”：忧国忧民、居安思危、先忧后乐、进亦忧退亦忧，等等。
忧，具有很重要的道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然而，这个道理，似乎没有“直奔主题”，没有“坐落”到目的上——忧患是为了图强，而图强又必须先进。
如今，我国人民先进意识大大增强，国家也正在欣欣向荣地强大起来。
这是个大醒、大幸。
然而，世界风云变幻，“落后就要挨打”还将是一个长久而严酷的现实。
因此，面对76年后的“九一八”，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指出，“居安思危”应成为我们须臾不可忘却的忧患意识。
史路迢迢，多有一鉴：“兢兢以强，迤迤乃亡”；“盛世不怠，奋发图强”。
惟有人人不怠，才有举国不怠；惟有举国不怠，我们民族才能长盛不衰，明天才会更加美好。
策动人员 “九一八”事变的策动者及其结局 1931年9月18日，盘踞在我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
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是“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和实施者。
坂垣征四郎被称为关东军的“大刀”。
他1916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1919年任中国驻军参谋，之后任云南、汉口等处日军特务机关长，1929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
1930年6月，坂垣征四郎在与石原莞尔进行了多次密谋后，组织了横跨中国东北三省的“参谋旅行”。
“参谋旅行”是他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前哨战。
他们在哈尔滨、锦州、旅顺等地制定了日军在这些地区作战的攻防战略，在“旅行”中提出了日本占领满蒙的计划，并称，“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
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大的关系”。
石原莞尔被称为关东军的“大脑”。
1918年，他以全校第二名的总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当时曾有人评价说，石原莞尔的头脑是陆军大学“有史以来第一的头脑”。
1922年，他留学德国，研究过拿破仑军事思想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但他的全部兴趣和爱好，都集中在如何完成日本的侵略扩张方面。
1928年10月，他由日本陆军大学教官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与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形成团伙，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土肥原贤二是日军中的“中国通”。
他1912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职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随即被派往中国，开始了长达30年的特务生涯。
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讲几种中国方言，1930年任天津特务机关长，“九一八” 事变前30天，他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
虽然“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不在沈阳，但由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却是发动事变的中心。
事变发生后3天，土肥原贤二即从东京返回，就任沈阳市市长。
“九一八”事变后，坂垣征四郎任沈阳特务机关长、伪满洲国军政最高顾问，1936年任关东军参谋长，并在1937年以日军第五师团长的身份率日军入侵中国华北。
战后，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并于1948年12月23日被处以绞刑。
事变后，石原莞尔被任命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后升任日本陆军中将。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石原莞尔见风使舵、混淆视听，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
1949年8月15日，他因膀胱癌病死家中，终年60岁。
“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贤二还参与策划了一系列侵略中国的阴谋事件，如“华北自治”、扶植汪精卫伪政权、“张北事件”“七七”事变等。
日本战败投降后，土肥原贤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并处以绞刑。
1931年日军为取得更大利益，于当年9月18日突然对东北军发动攻击。
在不抵抗命令下，东北军撤出东北，日本策划伪满州国成立，从此东北民众开始了日军统治的14年悲惨生涯。
抗战胜利后，每年的9月18日被中国人视为国耻日!参考资料：
清楚白色污染的感想，急急急
我国市场上目前大量使用的塑料制品都是不可降解塑料，以发泡聚苯乙烯、聚乙烯或聚丙烯为原料，分子量达 2 万以上。
只有分子量降低到 2000 以下，才能被自然环境中的微生物所利用，变成水和其它有机质，而这一过程需要 200 年；如果将其填埋，将会影响农作物吸收养分和水分，导致减产；对其焚烧会释放出多种化学有毒气体，其中有一种叫二恶英的化合物，毒性极大，即使在摄入很小量的情况下，也能使鸟类和鱼类出现畸形和死亡，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同时对人也有很大危害。
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石油化工技术的进步，带动了以石油化工衍生物为原料的塑料高分子材料的发展，形成了全球性的“白色革命”。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广泛地使用塑料。
长期以来，由于人们环境意识的淡薄，大量废旧塑料被随意抛弃，在自然界中不易分解，形成遍地白花花一片的景象，这就是白色污染。
白色污染不仅影响市容美观，而且潜伏着巨大的危害，严重地破坏生态环境，是继大气污染、水质污染之后的又一让人头疼的环境公害。
所谓“白色污染”，是指废弃的不易降解的塑料对环境的污染，主要包括塑料袋、塑料快餐盒、餐具、杯盘、塑料包装、农用地膜等对环境的污染。
那么，它的危害究竟有多大呢
对此，我们分别做了三个试验。
实验一 将塑料袋、塑料快餐盒等白色垃圾粉碎，分别掩埋在三个花盆里盖好土后往其中一个花盆浇透水，两个星期后，翻开土检查，塑料袋、塑料快餐盒丝毫无损伤，塑料袋表面上布满水珠。
而塑料下的泥土却没湿。
这表明白色垃圾的隔水性能极好，且极难被大自然降解。
实验二 把塑料袋、塑料快餐盒粉碎后放入试管，倒入酸，碱溶液，无变化；倒入汽油、酒精等有机溶剂亦不溶解，这表明白色垃圾耐化学腐蚀，耐有机溶剂。
实验三 把塑料袋、塑料快餐盒放在酒精灯上加热，发现其立刻变黑，变成黑色粘稠物体，且散发出刺鼻气味，这表明白色垃圾热稳定性差，受热易分解且放出有污染的气体。
资料显示，目前全球废弃塑料物每年总量达5000多万吨。
中国自90年代以来，塑料废弃物“突飞猛进”，1995年达200万吨。
自然界中长期堆放的废塑料，给鼠类、蚊蝇和细菌提供繁殖的场所，易传染各种疾病。
混在土壤中的废塑料，给农业生产带来极大危害。
丢在地面和水体中的废塑料，易被动物当成食品吞入而死亡。
生活垃圾中的废弃塑料，给生活垃圾的处理造成困难：填埋则体积大，长期占用土地；堆肥则会污染地下水；焚烧则会释放有害气体，污染大气。
随着人们对白色污染的危害越来越深入的认识，人们开始利用各种方法来处理限制白色污染。
针对“白色污染”，铁路部率先决定在铁路全线停止使用EPS餐具，一些大城市如杭州、福州、 武汉、上海、广州、哈尔滨、北京等地也相继颁布了禁令。
今年2月，国家经贸委发布了第6号令， 要求在2000年前淘汰一次性EPS餐具。
据有关部门最新检索统计，为治理“白色污染”，目前国内已有四种类型替代产品推 出： 1、淀粉类。
淀粉类一次性餐具，因防霉变技术尚未解决，设备不完善，且成本过高,故至今仍停留在实验室研制开发阶段。
即使今后技术过关，由于我国是缺粮国家，也很难形成市场。
2、双降解塑料类。
此种餐具只是在塑料中加入光敏剂及淀粉，加入部分可降解，其塑料部分仍无法降解，所以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绿色环保产品，不宜推广。
3、纸浆模塑类。
一个纸模餐盒重25克，成本0．35元，日产4万只餐盒需一吨纸浆，相当于砍伐吨计以上的树木，一年以300天工作日计算，共要砍伐近300多立方米树木，这对本是森林贫乏的我国无疑是雪上加霜，而且由此带来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等更不堪设想。
当然，不可否认，纸模制品在色泽、韧性及外观方面均给消费者以清晰之感，但就环境保护而言，纸浆模制品称不上绿色包装，加之价格偏高，消费者难以接受。
4、植物纤维类。
应该说，植物纤维类是比较被市场看好的。
看产品是否是天然绿色包装，可依据三点来认定：一是包装材料来源必须为再生资源；二是包装材料及包装产品在形成过程中和废弃后不能对环境造成污染；三是包装材料及其制品再生产过程中必须节省资源。
植物纤维一次性餐具是以一年生草本植物秸秆纤维为原料，经特殊工艺压制而成，正符合这些环保条件。
一种方法使用可降解塑料。
可降解塑料是通过在塑料中加入一些促进其降解功能的淀粉、光敏剂、生物降解剂等，使其在一定周期内具有与传统塑料相同的功能。
在完成其使用功能后，在自然条件下，其化学结构可发生重大变化，且能迅速降解，变为水、二氧化碳及其他物质，使其“来有影，去无踪”。
这种方法虽然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处理一定的白色污染，但是加入的降解剂又会产生新的污染，而且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寻找一些容易降解、无污染、低成本的材料作为替代品。
美、英、德、日等国都在进行生物自毁塑料的开发。
美国密歇根大学用土豆和玉米为原料，生产出不含有害成分的生物塑料。
德国哥丁根大学通过对细菌的特定基因隔离，使植物细胞内部生成聚酯而制成生化塑料。
日本生命工业技术研究所则开发新型光生物双降解塑料。
英国还研究用糖培养细菌，然后用这种细菌制成可降解塑料。
随着全球环保高科技的发展，人类将以可持续发展的观点为指导，进一步探索治理白色污染的新对策。
我们相信，人类的生态环境将得到更好的保护。
对周恩来事迹的感言
漫说周恩来的“平易近民” ○ 高长武 《史记·鲁周公世家》中有这样一句话：“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
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这句话的本意是说，政令不简约易行，百姓就不会亲近；政令平和易行，百姓就必定归从。
进一步说，这句话实际上揭示了这样一条治国为政的道理：制定的政策贴近老百姓，维护他们的利益，就能得到他们的拥护。
这个道理反映在执政者的风格上，就是“平易近民”四个字。
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任政府总理，周恩来是“平易近民”的典范。
“平易近民”，必然与民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
周恩来虽身居高位，但从来都把自己视为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1958年夏，黄河中下游出现严重洪灾。
7月18日上午，正在上海考察的周恩来接到报告，立即赶往受灾最严重的郑州视察灾情。
当晚，他来到邙山脚下的黄河岸边，查看水势和救灾的情况，并冒雨鼓励大家与洪灾作斗争。
秘书见周恩来衣服都淋湿了，忙撑起雨伞。
周恩来立即阻止，说：“你看大家不都是一样在雨里淋着吗
”对一位政府总理来说，面对雨中灾民，虽然打伞与否只是一件小事，可二者体现出来的为政风格则是迥异的。
“平易近民”，必然平等待人，不摆官架子。
周恩来一有空就深入群众中间，亲切地询问百姓冷暖，倾听群众心声。
1956年5月6日，周恩来到太原钢铁厂视察。
当他来到高炉现场时，值班工人史悠国正在忙碌。
周恩来热情地向他伸出了手。
史悠国看着自己满是油污的手，有些不好意思，正在进退为难之时，周恩来和蔼可亲地笑着说：“小伙子，没关系，来
”说着便紧紧握住史悠国的手，并亲切询问有关情况。
正是这样的握手，把周恩来以至党和国家与老百姓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平易近民”，必然勤恳为民，不当官老爷。
周恩来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春蚕吐丝的精神兢兢业业，忘我工作。
正如后来所说的：“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人。
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
”1966年3月8日凌晨5时29分，河北邢台发生强烈地震。
得知地震的消息后，周恩来乘直升机迅速赶往震区，冒着余震的危险，检查灾情，看望受灾群众，指导救灾工作。
一直忙碌到夜里，他才在驻邢台部队的营房里，与战士们一起吃了一点烙饼和煮白菜。
周恩来始终把自己视为“人民的勤务员”，勤勤恳恳、夜以继日地工作，甚至在他晚年重病缠身之后也依然如此。
1975年3月，周恩来在医院准备接受手术治疗的20天时间内，曾先后会见了赞比亚、圭亚那、新加坡、摩洛哥、斯里兰卡的政要或政府代表团，同时还在3月15日主持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此外还处理了许多日常政务。
周恩来以重病之躯在手术前保证了政府工作的正常运转。
以上只是捡拾了几个例子。
实际上，“平易近民”的为政风格早已融化到周恩来一生所做的许许多多琐细事情中，是他爱民之情的自然流露，成为他人格魅力的一部分。
正因如此，老百姓才会亲切地称他为“人民的好总理”。
也正因如此，凡接触过周恩来的人，包括不少外国人士，无不为他的精神所感染。
1964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周恩来邀请日本著名乒乓球运动员松崎君代到中南海住所作客。
就餐时，周恩来请松崎坐在紧靠自己的右侧，并用他那不太方便的右手，不断往松崎菜碟里夹菜，劝她多吃点。
在得知松崎的父亲曾在制酒行业工作后，周恩来取出自己珍藏的两瓶茅台酒，让松崎带回去，请她父亲尝尝。
周恩来平易近人的举动使松崎十分感动。
1978年再访中国时，松崎曾用日文写下“周恩来总理，您活在我心中”这十一个字，来表达她对周恩来的景仰和怀念。
在为政风格上，与“平易近民”截然相反的是官僚主义。
而对于官僚主义，周恩来则是坚决反对的。
1956年5月17日，他在关于昆曲《十五贯》的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对新中国成立后一些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进行了严肃批评：“现在有个风气，对领导不称首长就会有人怪”，“老百姓想见做‘官’的是多难啊
”我们做“官”的人，应该想一想，自己“是不是真正在为人民服务”。
1963年5月29日，他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列举了官僚主义的12种表现，并细数了其种种危害，认为“官僚主义的态度和作风已经给我们的工作造成许多损失，如果听其发展，不坚决加以克服，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
同时，他告诫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
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他更是严格要求，无论谁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他都要对其进行严厉的批评，并责令改正。
古人云：“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得民心者得天下。
正是因为有了像周恩来这样一批又一批“平易近民”的共产党人的严格自律和不懈努力，新中国才能够迅速发展起来，并保持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稳定。
〔作者高长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17〕 更多文章：
转载：《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
车的时候，无论有票的还是没票的，都一窝蜂往车上挤。
我对过年回家的第一印象就是：我背着一个包，提着一个包，与同学一起，从第一节车厢狂奔到第十几节车厢，然后被后面的人推着挤上了车。
上车后一分钟，车就开动了。
我记得火车广播里号召大家发扬风格，让站着的乘客挤一挤。
大家真的很友好，四个人的坐位，挤了五六个。
火车过道里人贴着人，想蹲下来都没有办法，连厕所里也挤着好几个人。
男乘客还可以想办法，可苦了女乘客。
记得有一次我身边坐着一个在西安读书的大学生，他要小便，就脱下外套让我给他挡住身体，想把尿撒在矿泉瓶里，但他很紧张，用了十几分钟才勉强撒出来。
我还记得有一次身旁坐着一个从西北打工回家的河南妇女，尽管有位子，但她实在太困，太想睡觉了，就把位子让给别人坐，自己钻到座位底下睡觉去了。
应该要肯定，我们国家这十年间的铁路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铁路线路的增加，尤其是动车和高铁的开通，极大缓解了交通压力。
火车站、火车上，起码不会像过去那么拥挤了。
过年回家那种路途的遥远、时间的漫长、竞争的激烈、拥塞以及不安全感，让我对“男儿有志在四方”的观念产生了极大厌倦。
所以，本科毕业时，我找工作坚决要回到湖北。
后来我就在家乡隔壁的县城一中当老师。
自2004年到2011年来上海读研之前，我再也没有遭受春节回家难的痛苦。
尽管从隔壁县回家的汽车在过年时依然被塞得满满的，但毕竟只有两个多小时，实在挤不下，还可以花两百多块钱请出租。
我在上海读研的这几年，其实也没有遭受回家难的痛苦，因为上海到武汉的高铁和动车很多，普通车也有几趟，买票很方便。
今天各位出行，如果坐火车，不是高铁就是动车吧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那种速度慢、见站停的普通列车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大家有没有想过：到底是谁在乘坐普通列车
我想大家肯定一下子就能给出答案：除非没有其他更好的交通工具，学生不会坐，城市人不会坐，主要是那些底层的老百姓，比如农民、农民工在坐。
去年暑假和寒假回家，我特意选择坐慢车，16个多小时的硬座。
就是要看看是哪些人在坐慢车，看看慢车上还是不是过去那个样子。
的确，主要是农民、农民工在坐慢车。
对农民工来说，选择坐慢车，比动车起码节约一半的钱，比高铁节约三分之二以上的钱。
从深圳到武汉，高铁一等座要八百多，二等座五百多，但慢车硬座不到两百。
尤其对于全家在外打工的人，从深圳到武汉，可能要节约一千多元，这对农民家庭来说不是小数目。
不过，慢车也没有过去那么挤了，因为农民工虽多，但很多都被动车和高铁分流了——既有主动的分流，也有被动的分流，因为价格便宜的慢车越来越少了。
大家可以注意到，今年12306网站通告的春运期间的加班车，三分之二以上的是非动车高铁。
这个安排还是挺人性的，因为说到底，加班车就是为了农民工而加，低价位的车符合他们的需求。
而且，你会发现，普通火车与动车的氛围完全不同。
在动车上，相对比较安静，大家不是玩电子产品就是睡觉，相互间很少交流，；但是，在普通火车上，熟悉的、不熟悉的，都在热烈地交流，还有打牌、吃东西的，做什么的都有，也有用劣质手机放歌曲的，大家都不担心打扰到别人，也没有人认为别人的做法对自己是一种干扰。
慢车上的风格是粗犷的，是人间生活的那种氛围。
对比动车高铁与普通火车，很容易就能发现这里的阶层差别、生活方式的差别。
而且你还能感觉到，底层人的心理，比我们想象的要乐观得多，健康得多。
底层的 状况虽然普遍很糟糕，但大家还是很听话地活着，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如果在外面活不下去，还有家园可以退守。
开私家车回家过年，在青年打工者中越来越普遍。
我待会进一步讲这个事情，因为它的意义大大超出了交通工具本身。
骑摩托车回家的情况，大家可能在新闻里看到了。
每年春节，总有摩托大军回家过年。
我的一个表哥，每到过年时就让他的儿子坐汽车回家，而自己骑摩托车带老婆回家，路上要两天一夜。
另一个表哥也是骑摩托带老婆回家，有一年在途中撞了人，不知是真撞还是被讹诈了，反正被人家扣了一天多，赔了一万多块才放人，半年的收入就这样没有了。
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失落 我觉得，当前农村的亲情关系，很大程度上是靠老一辈建立的关系维系着。
在老一辈那里，这种关系处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时空里，但对年轻一代来说，大家的关系早已被现实割裂了。
比如，我和我的众多表哥，小时候一起上山捉鸟，下河摸鱼，关系好得不得了，但这一二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外打工，我一直在外读书和工作，一年最多在过年时见一次，平均下来每年还没有一次，因为他们不是年年都回家。
拜年的时候，大家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在亲戚家吃饭喝酒聊天，甚至留宿一晚，现在大家都骑着摩托车拜年，去亲戚家匆匆走一遭，放下东西，客套几句，就要离开了。
平时的生活啊情感啊什么的，都没有来得及交流。
大家拜年，不再是为了亲戚间互相走动，馈赠礼物，交流感情，而只是为了完成传统和长辈交代的一项任务。
悲哀的是：如果老一辈都不在世了，新一辈的联系也就慢慢断了。
更让人悲哀的是：农村的日常生活充满着深刻的悲剧。
自打工潮于九十年代兴起以来，很多农村人一直在外打工，二十多年来与父母团聚的时间，平均到每一年可能就十来天。
很多农村老人倒毙在田间地头，病死在床上，儿女都不在身边。
没有来得及为父母养老送终，成为许多人终身的悔恨。
每次回家，看到我身边的老人摇摇欲坠的样子，我就觉得心里难受得很。
如果一个人为了生存，连爱父母爱子女的机会都被剥夺了，你怎么可能指望他去爱别人，爱社会，爱自然
你怎么可能指望他能用超出金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的价值
所以我想说：现代生活是一种让人心肠变硬的生活。
在农村，还有什么可以将农民动员起来
自从2006年免收农业税之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主要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不再与农民的根本利益发生关系，也不再能将农民组织起来，农民处于“个人自治”的状态。
（1）春节的力量。
亲人团聚，过年拜年。
过年的力量，亲情的力量，是当下动员中国人最有效的力量。
这也是过年最让人感觉温暖的东西。
当然，以前过年时的各种集体活动，都已消失殆尽了。
（2）祭祀。
中国农村还是保持着过年、过十五给祖宗上坟“送亮”的习俗——家家户户都要去祖宗的墓地给祖先点蜡烛，烧纸钱，放鞭炮，与祖先交流。
很多已经在城市安家的人，也会赶在大家三十这一天开车回老家给祖宗上坟。
许多曾被废弃的祠堂，这些年也逐渐恢复起来了。
（3）葬礼。
很多老人没有挨过冬天。
过年前后，是老人逝世的高峰时段。
丧葬在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对今天的社会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媒体上动不动就喜欢报道某某地方为举办葬礼大肆挥霍，让大家误以为这是普遍现象。
其实恰恰相反。
相比古代，今天的丧葬已是在最大程度上简化了。
“贵生重死”的观念早已失衡了——大家越来越贵生，对于死，不再有敬重， 不再让死者享受哀荣；对于天地，不再有敬畏。
但丧礼，在现实中依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去年快过年的时候，本家一个叔叔亡故——本家人和四面八方的亲戚来给他守丧，守丧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像过节一般，交流一年的生活情况、见闻和感想，称赞中央的政策，谴责干部的腐败„„深夜里交谈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
守丧完毕，大家集体出力，将他抬到山上，让他入土为安。
社会学者经常用“原子化”来形容今天农村的现状，说白了就是，农村原有的那种共同体已经消失了，人与人之间不再像原来那样有着密切的关系和交往，不再像过去那样每到过年时相互串门，集体上街玩等等。
为死者守丧和送葬，在农村反而成了村里人团聚和交流的一个契机。
这也是我在家乡看到的唯一能够让大家团聚的方式。
妻子 房子 车子 （1）妻子。
这一点主要是针对农村的男青年来说的。
在今天的社会，农村男青年在本地找媳妇越来越难。
一来，这是由中国男多女少的现状决定的。
而且，农村稍微长得好看点的女孩子，基本都嫁到城里去了，愿意嫁在农村的女孩子越来越少。
二来，农村青年讨媳妇，要具备的物质条件很高，现在普遍的一个情况是：彩礼六到八万，房子两套：在老家一栋楼，在县城一套房。
这个压力，并不比城市青年讨老婆的压力小。
过年的时候，打工的青年男女都回来了。
只要哪一家有适龄女孩子，去她家的媒人可谓络绎不绝。
这在乡村已成了一门生意，农村说亲，几乎到了“抢”的地步。
如果初步说定一个，男方至少要给媒人五百块，最终结婚时，还要给上千的报酬，有的甚至要给到两三千。
传统的农村婚姻，从相亲到定亲到结婚，要三四年时间，男女双方有一个了解和熟悉的过程。
现在却不同，年里看对的，过了年，马上定亲，然后女青年跟着男青年出去打工，等到半年过去，女方怀孕了，立刻奉子成婚。
曾听过一个搞量化统计的学者对农民工的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之一是：农村孩子结婚越来越迟。
但我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因为女孩子难找，男孩子一到二十岁，父母就张罗着给儿子物色对象，物色好对象之后，既怕女孩子变心，又考虑要到城市讨生活的现实情况，就催着孩子赶快结婚。
可以想象：在现代社会这种动荡不安的生活中，这样的婚姻会出现多少问题
事实上，农村离婚的情况，也是与日俱增的。
（2）房子。
刚才已经说了，现在农村人娶老婆要房子两套：一套在家里，一套在县城。
其实县城的那套房，平时都空着，只是过年时回来住，但对年轻人来说，那就是城市生活的一种代表。
过年时，有的也会把父母接到县城过年，但父母住不惯，在县城过了大年，初一就赶回来了。
在老家的生活是“老米酒，蔸子火，除了神仙就是我”，而在县城除了那套房，什么都没有。
但是，为了添置这两套房，将来给儿子娶媳妇，很多家庭是举全家之力在外打工。
下面给大家看我在去年过年的时候写的一则笔记，涉及到房子和婚姻的问题，但还有其他的含义在其中。
2013年冬天的一则笔记 跟大哥、细哥到二郎庙水库捕鱼。
（细哥承包的这座小水库只有三十亩的水面，在海拔八九百米的山上，水很纯净，可直接饮用，鱼放在里面长得非常慢，一年下来甚至还要瘦。
每年腊月底或者年初，细哥就要从外面进鱼秧，虽说是鱼秧，其实 有三斤多一条——这种鱼是在平原地带的池塘里用饲料喂养的，进价是两块多，但是鱼在纯净水里清洗了一年之后，肉味大大改善，可以卖到五块多一斤。
） 一个拉砖的师傅把车停在坝上。
我们问他，从山下往山上拉一趟要多少钱。
他骂了一句话粗话，然后说：“两百块，划不来
”又说，就是这样的生意，也越来越少了。
山里的楼房基本都做完了，没有做的也都在县城里买了房。
大哥说：“在县城买房又么样，到时住在那里做什么呢
”司机说：“只要是人，总有个生存的法子。
”又来了一个人，是细哥的同学，他的摩托车上带着老婆和还在读初中的儿子。
得知他在这山里做了楼房，还在县城买了一套房。
细哥问：“你要买那么多房做么事
”他叹了一口气：“我们这时代不叫人过的时代
没办法
”“做了一栋楼，买了一套房，还叫没办法
明年还去打工吗
”“不去打工，在家里做么事
”而这座水库上头的两个塆子的人家，基本上都在这里做了一栋楼，在县城买了一套房。
其间来了一人，开小车，戴墨镜，手腕上戴着很粗的黄金链子。
老远就用粗嗓子喊正在水上下网的细哥，问有鱼没有。
细哥正划着独木船，一只手划，一只手下网，笑着答：“你又不买，问着做么事
”同我们说话时，他的墨镜始终没有摘下来，神气得不得了。
墨镜又对细哥喊：“别扑了麻雀（翻船）哈，我是秤砣，到水里就沉了，帮不了你。
”说完就独自哈哈地笑。
他同我们说起晚上要陪开挖机的斗地主。
说是挖山种天麻，规模很大，已经买了十五万斤树。
从言谈中得知，他平时在县城住。
细哥的同学也说，他准备将家里几面山的树都卖了——分田到户后交了几十年的税，没有沾过任何光。
后来听细哥讲，墨镜小学没读完，就在外面混，替人讨债，拿斧头砍人，就这样起家的。
一会儿又来了母女三人，带着一个三岁的小孩。
她们是来买鱼的。
跟墨镜是亲戚。
墨镜却不认识那个年纪最小的女孩。
“跟以前长得不一样了呀
”墨镜说，“在哪里打工
”她说在温州。
“属什么
”“属鸡。
（刚满20）” 墨镜说：“还没有说人家吧
我帮你介绍个。
”女孩的母亲说：“她回来这几天，已经有好几个人来介绍。
”“某某某正为儿子找媳妇急得哼，我把你说到他家。
”（说，替人说亲的意思）女孩母亲连忙说：“那怕是不行，她想嫁到县城里。
”墨镜说：“他家在县城有套房子。
那男孩的娘脾气不好，但你们又不跟她过，你们到县里住，做点小生意。
他家也有钱，你叫他们现在拿个四五十万，轻而易举就拿出来了。
”墨镜走的时候，表示过两天，要带那男孩上门相亲。
（2013年腊月25） （3）车子。
近些年来，对在外打工五年以上的农村青年来说，对一种东西的渴求，可能比对房子和妻子更为强烈，那就是车子。
车子不一定要多么好，五万，八万，二十万，各种档次的都有。
老百姓不认识车子的牌子，不知道车子的价位，只知道这些车叫“小车”。
不管什么小车，关键是要有
在农村，房子是一个媒介，车子更是一个媒介——是你在外面混得好，有身份的代表，房子不能移动，车子却可以四处招摇，表示衣锦还乡。
很多二代、三代农民工，当下最大的期待就是买一个车子。
尤其对那些好些年没回家的人来说，他再次回家，必须要有辆车，否则他怎么证明自己
春节的县城，到了水泄不通的地步，这些车子绝大部分都是从外面回来的，与此同步的情况是：物价飞涨。
知识的无力感 这十多年来，外界对于农村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农民工身上。
众所周知，他们在城市打工的日子很苦，而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往往无人照料。
其中酸甜苦辣自不待言。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现在农村日子过得较为殷实的，也恰恰是这些有几个成员在外务工的家庭。
（仅仅只有一个成员务工，通常不足以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
）应该 说，他们的辛劳和泪水还是得到了适当的回报。
倒是有两类家庭，他们处于最困难的境地，却往往被忽视。
一类是孤寡老人。
一类是举全家之力，把子女培养成大学生的家庭。
在第一类家庭中，这些老人的年纪一天比一天大，身体一天比一天衰败，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日子过得异常艰难。
有人会问：国家不是有低保吗
是的，他们中的确有部分人吃上了低保。
在我的家乡，低保的额度是每年八百。
但是，绝大部分这样的老人，仍在低保的福利之外。
因为他们处在农村的最底层，没有人替他们说话。
低保名额通常被身强体壮者拿走。
甚至，有些村干部为了堵住所谓“刁民”的嘴，不让他们到镇上或县里反映村里的问题，就把这些人变成低保户，有的甚至全家吃上低保。
“有钱人吃低保”，早已成为农村公认的一桩怪事。
过年的时候，大家也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家家户户给这些孤寡老人送点东西。
这里所谓第二类家庭，主要是指有孩子在1980年代出生的家庭。
这些孩子，从小学读到大学，一直都在经受教育收费的最高峰，没有哪一坎能够躲过。
并且，二十多年来，农村税费多如牛毛，家里一年的收入，不够交税。
大人内外应付，心力交瘁。
最要命的是，作为满载家庭希望的大学生，毕业之后勉强找到一份饿不死的工作时，又面临结婚、买房等种种压力。
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农村的80后大学生，都是以牺牲整个家庭的幸福为代价来读大学的。
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毕业后没有希望收回成本，倒是让年迈的父母继续陷入困顿。
最近一个博士师兄请吃饭，他说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回家，感觉很难融入到村子的生活，所以他每年过年他都回去得很迟，来学校很早。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一出现在村子里，村里人其他的不问，就问一个问题：“你现在能拿多高的工资
”所以，他过年回家，基本不出门。
这个体验跟我是一样的。
你要问我过年在家乡看什么，其实我没看什么，因为一大半时间是呆在家里看书，看电视，写东西。
作为农村大学生，当你回到家乡的时候，你童年那些伙伴都衣锦还乡了，而你连自己的问题都不能解决，你还能做什么呢
没有人信任你的知识
小结 说了上面这些，相信大家能够理解，对于我这样漂在外的农村大学生，回家过年既是一件非常急迫的事情，也是一件情怯的事情。
回家究竟看什么
其实真的没有刻意去观察，但是很多事情却不停地往你心里撞，也就有了很多感受。
越看，对乡村的未来越迷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