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问题摘帽子和平凡是怎么回事
文革期间给地富反坏分子戴高筒帽游街，谁的帽子被摘掉，这个人就不是坏人了。
扶贫摘帽，就是用扶贫的政策，摘掉了贫困的帽子，说明就不是贫困户了。
“四类分子”是哪四类
1956年，农村普遍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对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1958年后增加“坏分子”，简称“四类分子”）规划入社，经群众评审，领导批准，表现好的吸收为正式社员，表现一般的为候补社员，对表现坏的进行监督劳动。
由公安派出所协助治保委员会对“四类分子”建立汇报、义务劳动等评审制度，每年对“四类分子”表现进行鉴定。
1956年，上海县有“四类分子”3602人，规划入社1529人，其中评为正式社员188人、候补社员1116人、监督劳动225人；西郊区有“四类分子”3081人，规划入社2209人，其中评为正式社员859人、候补社员1142人、监督劳动208人。
1958年12月，全县“四类分子”7078人，规划入社 6472人，其中正式社员 1954人、候补社员 2682人、监督劳动 1285人、未定型 551人，未规划入社的老弱病残和其他职业者606人。
6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的开展，逐步建立严格的“四类分子”外出、来客等汇报制度，取消“四类分子”一切政治权利，规定一定的集中学习和义务劳动时间。
至1978年底，全县有“四类分子”3061人，其中地主427人、富农1180人、反革命分子856人、坏分子598人。
历年累才有 3199名“四类分子”“摘帽”，其中地主503 人、富农1552 人、反革命分子673人、坏分子471人。
1979年按中共中央规定，为大多数“四类分子”“摘帽”，年底尚剩40人，到1983年全部摘帽”。
1979年为什么要给地主富农摘帽
1957年全党整风运动中，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大鸣“大放”、“大民主”，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
为了坚持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党领导群众进行了反右派斗争。
1958年夏，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
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
从1959年到1964年，党先后给大约30余万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掉了帽子。
1978年，党中央决定对尚未摘帽的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全部摘帽，彻底平反。
1979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平反、改正问题的通知》决定，在1959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中，因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一律予以平反改正，妥善落实政策。
到1981年上半年，在全面复查的基础上，全国共改正错划右派54万多人，占原划右派总数的99％。
原来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了工作或重新安排了工作。
不能工作的，在生活上作了较好的安置。
对被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人，一律给予了平反，并对因此受株连的家属子女，也基本落实了政策。
对维持右派原案，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3000多人，也全部正确评价了他们的历史功过，恢复了政治权利，适当安置了工作和生活。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
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
所以，给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改正对其中大多数人的处理，并给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就是一件很必要的、重大的政治措施。
改正错划右派54万 到1981年上半年，在全面复查的基础上，全国共改正错划右派54万多人，占原划右派总数的99％。
原来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了工作或重新安排了工作。
不能工作的，在生活上作了较好的安置。
对被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人，一律给予了平反，并对因此受株连的家属子女，也基本落实了政策。
对维持右派原案，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3000多人，也全部正确评价了他们的历史功过，恢复了政治权利，适当安置了工作和生活。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
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
所以，给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改正对其中大多数人的处理，并给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就是一件很必要的、重大的政治措施。
7个至今没摘帽的右派，至今还有谁，做了什么才导致今天还没有摘帽
章伯钧，民盟第一副主席、光明日报社长，提出两院制。
保留部级待遇有车有警卫，胃癌去世。
储安平，光明日报总编辑，发文章批共产党是“党天下”。
罗隆基，民盟副主席，提出成立平反委员会，松查“三反”“五反”“肃反”。
彭文应，陈仁炳，复旦大学历史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