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大业电影感想
1今天，我有幸观看了史实大片，让我对1945——1949年这5年中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及我党第一代领导人的英雄事迹有了更加详细和深刻的了解。
短短两个多小时，我仿佛回到了那个艰难而又催人奋进的岁月中，去追忆那段历史，缅怀远去的革命先辈。
影片以重庆谈判到建国前夕为背景，正面再现共和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诞生到确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其中，影片依次展现了重庆谈判，双十协定，定都北平，政治协商级以黑白史诗片段为表现形式的、、，开国大典等具有重大历史的事件。
我向这部电影除了让我对这段历史有了更详细的了解之外，更重要的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原因的思考，历史上以各个阶段为领导的革命数不胜数，以农民阶级为领导的，以资产阶级为领导的，都以失败告终，为什么
虽然已经有很多专家学者提出了很正确的回答，但看过了这部影片后，我确实对革命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想要革命，只有勇气和魄力，但想要革命胜利，我向这还远远不够。
革命需要坚持。
没有哪一次革命会一帆风顺，把时间从1945年往前调，我们国家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日本人的残忍，野蛮吓退了国民党，但吓不倒我党革命决心，国民党的那些所谓正统军校出身的大批军人只坚持了数月，就开始消极抵抗，甚至在中期开始对自己的同胞共产党进行打压，但我党坚持住了，我党的初期战斗中吸取经验教训，开展了广泛的敌后根据地，不断地从后方骚扰，打压敌人，迫使日本侵略者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后方战场，此时国民党的反动分子也向我党进行了进攻，但我党再次坚持住了，我党不要国民党的资助，不要同盟国的援助，在解放区实行自给自足，“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话是我党坚持的最好写照，我党还坚持分配土地给农民，动援任何一个可以团结的帮手，就这样，敌人的一次次进攻无攻而返，终于，因为我党对革命的坚持，终于赶跑了侵略者，实现了国家的独立。
而在电影中，我党更是为了国家统一，继续坚持着，当国民党提出划江而治时，我党没有停下革命的脚步，毅然发动了，因为我们知道划江而治的中国永远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这场革命一定要坚持下来。
这种坚持是我党特有的，也是革命必须的。
革命需要人民的支持。
国民党有先进的后备军，高素质的军人，雄厚的兵力，这场战争怎么会输
因为国民党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根本不管人民死活，在电影中，国统区物价飞涨，人民正常生活难以继续，而杜月笙等大资本家囤积物资哄抬物价企图发一批国难财。
在这样一个地方，人民没法治，失去了人民，还谈什么革命
反观共产党，我党和人民的融洽，早在“军民鱼水情”这句话中可以体现的出，广泛发动人民，得到人民支持，确实为我党革命的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
电影中，解放军占领上海，没有一个人去住到民宅中，累了，就睡大街，当宋庆龄走到大街上，看到满大街的人民解放军，我想，一切都明白了，一个军人能始终为人民着想，这样的军队怎么会不得人心
有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支持，革命怎么会不胜利
革命需要非凡的领导。
这场革命胜利的最大原因我想就是拥有几位拥有雄才大略的领导人。
毛主席自不必说，他最让人熟知的便是他非凡的军事才能，游击战则是他战略的精髓，四次反围剿胜利，渡赤水。
已经是他的成名作。
在电影中，导演并未侧重于毛主席的军事才能，而着重描写细节，政治局开会的时候，毛主席把蜡烛吹灭了。
摸黑继续开会，他说，留下半支蜡烛晚上还要写东西，看完后，很震撼，以小见非凡，秒啊。
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当然有以亲和与儒雅出名的周总理，周总理一向兢兢业业，刻苦工作而在电影中，总理和主席在一起，帮主席分担工作，提供方便，甚至在得知我党没能保护好受邀参加政治会议的冯玉祥将军，总理终于大发脾气，痛骂手下都是“猪脑袋”，这种细腻生动的描写，吧周总理刻画活了，正是这样一个非凡的总理，为革命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还有朱德及刘少奇等领导人自然都是满富智慧，有力地推动了革命的发展。
此时此刻，我终于深切体会到历史的价值，看完。
我更加尊敬老一辈的革命家，是他们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黑暗，迎向了新生活。
我也更加觉得现在生活的来之不易，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事，好好学习，掌握真正的本领，肩负起强大中国的重任
2今天我看了电影，使我们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
《建国大业》讲述了新中国建立的艰苦过程，讲述了老一辈革命先烈呕心沥血，与不懈斗争，赢得最终胜利的过程。
影片从抗战胜利首次国共首次和谈开始，当时国民党在底盘和装备上优于共产党，于是在领袖张澜的调和下，在重庆进行了谈判，签署了双十协定。
但是国民党当时一心想消灭我党，当然不会真的进行和谈，他们在和谈的掩盖下不断的攻击我党的地盘，试图消灭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武装。
所幸我们的领袖毛主席眼光犀利，看清楚了敌人的真面目，没有让反动派的阴谋得逞。
在之后的国共内战中，我们党的军队以退为进，农村包围城市，并团结广大的农民群众，取得了连连的胜利。
而国民党反动派却不断的欺凌各个民主党派人士，将民盟等有地位的党派实力压榨的无法生存，不得不投奔我党的怀抱。
连李济深这样的老国民党，也因为受蒋介石的排挤，而和我党走到了一起。
随着众多有影响力的势力和国民党分道扬镳，蒋介石老反动派终于走到了众叛亲离的境地。
不得不辞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职位，而代总统李宗仁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不得不和我党进行和谈。
这时我党在军事上占有，在国内大势力全部支持的情况下，当然不会和国民党和谈，但由于要显得有风范并重视和平，就像国民党提出了非常苛刻的8个条件，逼得国民党不得不和我们继续打仗。
并借机一直把蒋介石等人赶到了台湾去。
在抗战后期，我党不仅仅是团结农民和工人阶级的力量，我们还要团结商人和企业家，这一点我们的领袖毛主席好像是在买烟买不到之后领悟到的。
而且，我们还要团结各个党派的实力，包括有虽然失败但是仍有影响力的国民党，我们的主席不惜牺牲一定的利益，换取他们的支持，比如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我们为了她支持我们国家的建国，送给了她一套非常好的房子做福利院。
为了赢得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支持，我党不计前嫌，给了他们的领袖李济深一个国家副主席，虽然他在广州发动的“四一五”政变杀害了我们很多共产党的同志。
影片的最后，当1949年开国大典举行的日子，在台湾躲着的蒋介石还妄图对我们进行轰炸，但是在历史不可逆的洪流之下，他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反动的念头。
观完整部影片，我感受最深的是，新中国来之不易，特别是从一穷二白发展到现在，我们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之付出所有，包括生命。
我们又怎能不珍惜现在的好条件，发奋的学习呢
3这部影片，讲述了1945年开始到1949年伟大祖国解放之前的几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当然，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这段内战的历史不可能不了解，但是当那些情景再次出现在眼前时，自己还是不由得不心潮澎湃，不由得不激动。
当看到革命党人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蒋介石残酷杀害时，我既痛恨蒋介石的残忍和没有人性，又为革命党人惋惜，美好的新生活就在他们的眼前，他们却被无情的夺去了生命，他们没能享受到，自己用不折不挠的、舍生忘死的斗争换来的胜利。
也正是有了千千万万革命烈士，在当时那个年代，执着的坚持真理、坚持追求自己向往的共产主义、坚持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解放而不惜一切的牺牲精神，才打败了蒋家王朝，才建立了新中国，才为中国人民换来了自在的幸福生活。
革命前辈们为了革命的胜利，即实现自己的信仰——为中国人民求得解放。
在与敌人斗争时，表现出的大智大勇、表现出的坚定和坚韧、表现出的无畏的牺牲精神，无时不刻不在感染着我。
不同的时代，造就不同的英模。
建国以来，我们在共产党的一代代英明领袖的正确领导下，不断地发展、强大自己的祖国，不断地改善人民的生活、生产、学习、休闲娱乐环境。
祖国在发展，人民在进步，社会在和谐，精神、物质双丰收。
我是时代的宠儿，生长在祖国妈妈的怀抱里，享受着烈士们用献血换来的幸福生活，学习、运用着现代社会的知识、技术，为现在中国的小学教育做着自己的贡献。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饮水思源，《建国大业》这部影片再一次为我敲响警钟。
4我一直期待观看的电影《建国大业》，不仅因为其豪华的演员阵容，更多的是，想去重温那段历史。
影片以抗战胜利至建国前夕为背景，正面再现共和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诞生到确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重庆谈判、双十协定、开国大典等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在影片中依次展现，、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宋庆龄、张澜等民主爱国人士纷纷登场，仿佛把我们带到那个艰难而又催人振奋的岁月中，去追忆那段历史，缅怀远去的革命先辈。
最让人难忘的镜头是，影片中淮海战役结束后，、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等革命元首，听到战役结束我军大获全胜的消息，毛主席说，长江以北，再无大战。
于是，四个改变了中国历史的男人，四个改变了中国命运的男人，一起喝酒，喝醉了一起唱歌的那一番情景，让人十分的感动。
那一刻，他们几十年经历的苦难，一幕幕的回想，把心中的感情迸发。
五次围剿，突破封锁线，茫茫大雪山，漫漫草地，无数人的生命，换来了这革命转折的这一刻。
让他们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唱起来，喝起来，哭起来，笑起来，跳起来……观众的眼睛似乎也在这一刻湿润了，多么艰难的历程啊。
解放上海，解放军战士打仗累了，没有占民宅，集体整齐的睡在马路上。
宋庆龄看到了，看到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胜利。
这就是我们最亲爱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
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的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从此翻身做主人，一个崭新的国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台湾那边，落寞的是蒋介石那悲情的身影……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现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六十周年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回忆那段历史，追忆那段历程，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并由衷地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人们幸福安康。
中国建国后10个伟人以及生平事迹简介
蔡锷 （1882-1916）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
1882年12月18日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
其父名正陵，母王氏，生子三人，艮寅为长。
其家世代务农。
艮寅六岁开始入塾受业，十三岁中秀才。
1893年春，他步行到长沙，考入由梁启超、谭嗣同主办的时务学堂，从此与梁启超结下了既是师生，又是同志的不解之缘。
1898年9月，戊戍变法失败，谭嗣同被杀，梁启超出逃日本。
在此之前艮寅参加了湖南巡抚陈宝箴举办的留学生预备考试，并以第二名入选，结果因变法失败而未能实现。
他又去武昌，投考两湖书院，因是时务学堂旧生而遭拒绝。
1899年，艮寅赴沪，投考南洋公学，得梁启超来信，约他去日本。
他得到既是学友又是老师的唐才常的资助东渡，入日本大同高等学校，研究政治哲学，后又入横滨华商东亚商业学校，不久加入唐才常的自立会。
1900年4月，他随唐才常回国，准备发动自立军起义，事泄，为张之洞屠杀多人，艮寅幸免，遂改名蔡锷，取其锋芒锐利之意，以明投笔从戎之志，重返日本。
此后，入陆军成城学校，1902年毕业，自费考入东京士官学校第三期，1903年毕业。
在日期间，蔡锷先后以博孟、奋翮生、锥击生的笔名在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文章，其观点，多受梁启超、杨度的影响。
1904年，蔡锷回国，应江西巡抚夏时之聘，任续备左军随营学堂兼监督。
1905年初，应湖南巡抚端方之聘，任湖南教练处督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
7月，应广西巡抚李经羲之聘，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教练官和随学堂总理官。
1906年秋，奉命去河南彰德参观秋操演习，被派为中央评判官。
同年，任新办广西陆军小学监督。
1908年，任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
1909年，任龙州讲开堂监督。
1910年，任新军混战协协统、学兵营长等职。
在广西期间，蔡锷一方面继续与老师梁启超保持联系，同时又不断接触谭人凤、李燮和黄兴等人，这对他本来偏向改良的观点不能不有所触动。
1911年初，由已经调任云贵总督的李经羲推荐，蔡锷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在各地纷纷响应的形势下，蔡锷经过周密部署，于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晚八时发动起义，到次日午前，占领省城。
十九镇统制钟麟同当场被杀，军事总参谋靳云鹏化装潜逃，云贵总督李经羲避入法国领事馆。
云南起义成功，蔡锷被推为都督。
此后，蔡锷在各负责部门换上同盟会员或同情革命的人，在财政、交通、教育等方面进行若干整顿，使云南面貌为之一变。
蔡锷本人为官尤其清廉，他主动提出把自己月薪降到六十元，仅相当于营长铁薪金，这在各省都督中是最低的。
由于受中央集权思想影响较深，蔡锷此时对革命派和袁世凯均无深刻认识，因此，曾支持袁出任总统。
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也倾向于袁，并尊袁令入川围剿熊克武，虽未交锋，但此时他的态度还没有倾向革命派。
1913年10月，蔡锷辞掉云南都督职务，来到北京。
他有才干，也很有声望，是北洋系以外颇有影响的人物。
到京后，袁世凯先后任命他为陆军部编译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并加昭威将军称号。
如此众多的头衔都是只赏高官，不给实权。
这反映出袁世凯对他既怀疑又惧怕而又不得不装出重用的态度。
蔡锷本人，曾对袁世凯存有一些幻想，到京后，发觉了袁氏父子的阴谋与野心，目睹袁氏小朝廷的倒行逆施，逐渐对袁不满。
1915年5月，袁氏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
8月，杨度为首的筹安会成立，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于天下。
第二天，蔡锷即到天津梁启超家中秘商对策。
不久，梁启超的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表，这使袁世凯增加了对蔡锷的注意，并于10月暗中派人搜查了他的住宅。
在这种情况下，蔡锷假装意志消沉，经常出入于京城八大胡同妓馆，甚至装作赞成帝制，暗中却把家眷遣送回籍，以防不测。
11月11日，已染喉疾的蔡锷假装治病，到天津与梁启超再商反袁计划，并与云南故旧联系。
11月19日更名易装取道日本经香港，于12月21日抵昆明。
当时，云南军界早已开过秘会，并有少量部队北上入川，李烈钧、方声涛等人也先后到达。
但云南都督唐继荛态度暧昧，因而云南迟迟未动。
蔡锷抵滇后，先后与唐继荛商讨九次，并做了下属人员的大量思想工作，最后决定起义。
1915年12月25日，由蔡锷、唐继荛、任可澄、刘显世、戴戡联名通电，声讨袁世凯，宣告云南独立。
26日，云南正式成立护国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北上入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湘粤;唐继荛以云南都督兼任第三军司令，坐镇大本营。
其中，蔡锷所率的第一军是主力，其处境也是最困难的。
他们以几千人抵挡万余装备精良的北洋军，力量对比悬殊。
但他们依靠地形气候等有利条件，又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护和支援，因此能不断取胜。
这时，蔡锷已喉疾严重，声音嘶哑，面容憔悴，但他身先士卒，英勇奋战。
在他统率下，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摧垮了四川的北洋军队。
这样，袁世凯迫于全国的压力，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仍想保住总统的地位。
蔡锷等人坚决要求袁世凯下台，1916年5月8日，滇、黔、桂、粤、浙五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蔡锷等十五人被推为抚军。
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声讨声中死去。
6月7日，黎元洪依法继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署省长。
蔡锷此时病情已十分严重，他保荐罗佩金、戴戡代理职务，向北京政府辞职出外就医，8月9日离成都，22日到上海，为梁启超《盾鼻集》写序。
9月20日，蔡锷抵达东京，入福冈大学医院治疗，终因病情过重医治无效，于1916年11月8日逝世，终年才三十四岁。
北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拨款二万元，举行国葬，追赠他为上将军，定12月25日为云南起义纪念日。
其遗体，安葬在长沙岳麓山上。
蔡锷遗著有《蔡松坡先生遗集》、《松坡军中遗墨》以及《蔡锷集》。
匡互生 匡互生(1891～1933)，名济，字人杰，别名日休、务逊。
清光绪十七年(1891)九月三十日，出生于邵阳东乡天台山(今邵东县廉桥镇丰足村)。
7岁启蒙，勤奋好学，学业优异。
16岁开始，读书之余，习学武艺，对社会邪恶势力，好打不平。
宣统二年(1910)入邵阳中学读书。
民国元年(1912)，武昌革命爆发，湖南首先响应，匡随石基攻打巡抚衙门，破后，承担小西门防卫。
民国2年，湖南都督汤芗铭，任意戮杀无辜，匡在《时事感言》中，用大量事实揭露汤芗铭在宝庆的种种罪行，汤下令缉捕。
国文教师李洞天尽力掩护，幸免遇难。
在邵阳中学读书期间，常和好友谈论国事，对封建制度痛恨入怀。
民国4年，匡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预科，次年入数理部本科。
时逢袁世凯窃国称帝，辱国丧权;张勋复辟，战祸连年，时局动荡，外侮日亟之际，匡一面努力攻学专业，一面寻求革命真理，与同学周予同、刘薰宇、周为群等组织“同言社”，后改名“工学会”，组织学生秘密学习进步书刊。
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匡读后连说是“惊醒青年睡梦的晨钟”。
民国8年4月，巴黎和会在英法美日等国的操纵下，拒绝中国政府收回山东半岛权益的要求。
参加会议的中国军阀政府的代表，准备屈辱地在和约上签字。
消息传来，举国愤怒。
北京学生决定于5月7日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巴黎和约，以振国威。
匡互生与挚友密定，在游行中准备为国捐躯，并写好遗书，将后事托付友人，同学深为感动。
5月3日晚，工学会召开秘密会议，匡互生主张以暴抗暴，得到不少同学赞同。
会议决定派出代表，连夜与各校联络，提前于次日举行示威游行，并在各卖国贼住处组织监视。
5月4日下午，北京各校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提出“外御强权，内惩国贼”的爱国口号，整队前进，匡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队伍行至卖国贼曹汝霖住宅处，匡见曹家朱门紧闭，警卫守门，便攀上大门旁的小窗，击碎玻璃，掰开铁栏，挤进院内。
接着，陈荩民，杨晦等数人相继入内。
匡号召守卫警察“争国权、惩治卖国贼，以振国威”，匡的言词慷慨激昂，使警察受到感动，自动取下枪上的刺刀，退出上膛的子弹，让匡等打开大门，游行者昂扬而入。
匡在曹院内寻找曹汝霖，未见人影，即从卧室取出被褥等物，举火焚烧，火焰冲天而起。
半小时后，段祺瑞派军警赶到，有23名学生遭逮捕。
对此，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以示抗议，随后，天津、上海、长沙、卢州等地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
段祺瑞军阀政府迫于压力，释放了被拘捕的学生，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等卖国贼的一切职务，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同年夏，匡从北京高师毕业回长沙，任教于楚怡小学，时逢北洋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烧杀掠抢，民情激愤，匡与、何叔衡一道起草驱张宣言。
次年，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
在教学上，废灌输式，兴启发式，提倡自由讨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首倡男女同校。
并与等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职工会，开展革命活动。
民国13年，匡任教于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提倡改革教育，遭校长拒绝，毅然辞职。
民国14年春，匡在上海虹口老靶子路租民房办学。
夏，在江湾镇筹建校舍，主张以“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改造社会，促进文化”为宗旨，以孔子“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之义，取校名为“立达”。
匡认为：教育者的责任，是使受教育者在自由发展的环境中，去害虫，灌肥料，滋雨露，自然发育，将学校改名学园。
民国18年，学校增设农村教育科，设养蜂、养鸡和园艺3个专业。
学生通过学园艺，种蔬菜和培植果树等实践，领悟到培育农作物，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果，从而增强重农感情。
文化课循教育部的规定外，还增设了世界语、法语、意大利语、社会学、逻辑学、实践道德等课程。
民国21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立达学园毁于日军战火。
匡与同仁赶紧在废墟上重建校舍，秋季复课。
因积劳成疾，民国1933年4月22日逝世。
刘长佑 刘长佑，字子默，号荫渠，金石镇人。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生，其父时华，经商发家。
刘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考取拔贡。
同年十月十六日，李沅发攻陷县城，代理知县万鼎恩被戮，长佑与廪生刘坤一即募乡勇万余人，会同清军镇压起义军。
咸丰二年（1852），刘随江忠源率乡勇至广西参与围剿太平军，次年，又随江忠源镇压浏阳夭地会征义堂周国虞等会众起义．此后，江忠源领军出境，在湖北、江西、安徽等省与太平平作战，刘多次赴援。
六年，刘奉巡抚骆秉章命，率肖启江等部5000人入江西，攻克袁州。
七年进屯太平墟，遭太平军沉重打击，全军溃败，江忠义率乡勇救援，才挽回颓势。
咸丰九年(1859)，石达开率部从江西南安进入湖南，攻克郴、桂，直迫永州．刘长佑、江忠义率军赴援，解永州围。
石达开军围攻宝庆，刘与李续宜分扼东西两路堵击。
石军久攻不下、于8月撤围南走东安，转战广西。
刘领兵追逐，攻占郴州，次年任广西巡抚，在广西扑灭了两广天地会建立的“大成国”政权。
同治元年(1862)，刘长佑升任两广总督，将所部楚军交刘坤一统领，留防广西。
不久，刘长佑调任直隶总督，与鲁西北农民起义军张锡珠、宋景诗部作战。
同治六年，沧州盐民张六起义，数干人攻袭固安、霸州，危及京城，刘长佑因疏于防范而被降级留任。
同治十年再度翻用，厉任广东、广西巡抚、云贵总督。
光绪十三年（1887）病卒原籍，谥武慎，有《刘武慎公遗书》。
严怪愚 严怪愚，(1911—1984)，原名正，九龙岭严家桥人。
民国15年：(1926)投身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因组织被破坏，失去联系。
民国19年在湖南农校毕业后，考入湖南大学经济系。
严才思敏捷，眼光敏锐，课余从事写作，在校期间出版《百感交集》一书，在湖南新闻界崭露头角。
民国24年毕业后，投身新闻工作。
民国25年9月，严与康德、袁邵华、陈楚等创办长沙《力报》，任副刊主编，兼采访部主任。
经常撰文，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时政。
鲁迅逝世，严于10月22日，在《力报》上撰文，悼念鲁迅。
称“高尔基逝世，是西方落了一个太阳，鲁迅去世，东方殒伤了一个月亮”。
当时省政府机关报《国民日报》主编壶公(罗尔瞻)，攻击鲁迅及其著文纪念鲁迅的人。
严连续组织特刊予以抨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严到徐州前线采访，连夜撰写战地通讯，讴歌中华儿女英勇抗战事迹。
民国28年，与康德等主办邵阳《力报》，聘请中共邵阳中心县委书记唐旭之任主笔，严自任采访部主任。
严从重庆国际新闻社负责人范长江处获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准备在南京成立汉奸政权，首先在《力报》发表《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一文，在国内外产生极大影响。
随后，严任《力报》总编辑。
民国29年5月，《力报》被薛岳封闭，严被逮捕，经多方营救，方获出狱。
又相继在衡阳主办《正中日报》，在沅陵创办《力报》，在晃县、辰溪创办《中国晨报》，坚持人民立场，揭露时弊。
抗战胜利后，严任青岛《东南日报》驻沪记者。
民国35年秋，在南京梅园新村受到周恩来嘉勉。
是年冬，中共代表团离开南京时，严孤身冒险在风雪中送行。
民国37年7月，严在长沙创办《实践晚报》，任主编，宣传时事，抨击时政。
7月31日开始，在第三版辟《大家诉》专栏，以社会各界底层人士的名义，写出专文，连续刊载17期。
主要有《看农村百姓的痛苦》，《要求砸烂雇佣制》、《要履历、要登记，却不给工作》、《奴化教育毒害了我》、《物价暴涨风袭击邵阳》、《耒阳粮政漆黑一团》、《退役回乡生活无着》等。
读者阅后，称《大家诉》专栏代表社会底层人士在说话。
民国38年春，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长沙地下组织。
5月，严受中共地下党湖南省工委之托回邵阳，担任魏镇、宋涛起义前的联络工作。
10月9日下午，陪同人民解放军前导车进入邵阳城。
新中国成立初期，严先后担任邵阳《工商晚报》、《大众报》、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
1955年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受到审查，离开新闻界，先后在长沙一中、长沙师专任教。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1962年调湖南师范学院任图书资料员。
1979年改正后，当选为第五届省政协委员。
1984年3月病逝。
魏源 魏源，名远达，字默深，号良图，晚年法名承贯，清邵阳县金潭（今隆回县金潭乡人）。
清乾隆五十九年农历三月二十四日（1794年4月23日）出生。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携母亲、妻子迁居江苏宝山父亲魏邦鲁任所。
道光十五年（1835年）在扬州新城抄关门内仓巷购宅基营建家园定居。
道光二年（1822），中顺天乡试举人第二名。
五年，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辑《皇朝经世文编》120卷;撰《筹漕篇》、《筹鹾篇》、和《湖广水利论》等，后又助江苏巡抚陶澍办漕运、水利诸事。
道光六年（1826），入京会试，刘逢禄分阅试卷，力荐龚自珍、魏源二卷不售，作《两生行》哀之。
其中称魏源为“无双国士长沙子，孕育汉魏真经神，尤选理砾鲍谢，暗中剑气腾龙鳞”。
对魏源才学非常赏识，预言“且看明日走马填城 ”九年，再次会试，又不中，捐内阁中书舍人 道光二十一年（1841），投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与浙东抗英战役，并在前线亲审俘虏。
后见清廷和战不定，投降派昏庸误国，愤而辞归，潜心著述。
二十崐年《南京条约》签订时，他完成《圣武记》一书。
后又将林则徐主持翻译的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和历代史志等编成《海国图志》50卷，后几经修订、增补，到咸丰二年（1852）成书100卷。
该书对强国御侮、匡正时弊、振兴国脉等经国大事，有深入探索。
他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论点，主张学习西方技术，制造战舰、火器，以及选兵、练兵、养兵的方法，改革中同军队，还提出“以甲兵止甲兵”的主张;他告诫人们在“英吉利蚕食东南之时, 忘鄂（俄）罗斯并吞西北“之野心;提倡创办民工业，允许私人设立厂局，自行创造与销售轮船、器械等，使国家富强;主张革新，要求“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并在《默觚》中抒发“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和“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的思想。
对清王朝长期固步自封的闭关政策和媚外求和的投降路线予以犀利的批判。
咸丰四年（1854），魏源与全家避兵侨居兴化（因旧居 园先年二月毁于炮火）。
自归不与人事，惟手订生平著述。
七年农历三月初一（1857年3月26日），卒于杭州东园僧舍，享年63岁，葬于杭州南屏方家峪。
去逝后，兴化人民将他与北宋名官范仲淹同祀，香火不绝。
魏源著述甚丰，除《圣武记》、《海国图志》、《默觚》、《元史新编》外、还有《净四土经》、《古微堂诗文集》、《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曾子发微》、《子思子发微》、《高子学谱》、《孝经集传》、《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学古经》、《大学发微》、《两汉古文家法考》《论学文选》、《明代兵食二政录》、《春秋繁露注》、《老子》、《默子》、《孙子》、《吴子》等若干卷，并协助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