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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节领导视察展台感言

时间:2020-02-15 07:51

2014 1928 1997 1900 1949

第一组图形(2014、1928、1997)的封闭区域数分别为2、3、2,第二组图形(1900、1949、

)的封闭区域数分别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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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此选择数据1840。

剧本怎么写

第四章 国民革命时期这时候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

早在一九一九年,陈独秀就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

一九二〇年,第三国际的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的代表马林前来上海,安排同中国党联系。

不久之后陈独秀就在上海召集了一次会议,几乎同一个时候,在巴黎的一批中国学生也开了会,打算在那里成立一个共产党组织。

如果我们想到中国共产党还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那么它的成就实在不能算少了。

除了俄国以外,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也是除了俄国以外,唯一能够自称有一支自己的强大军队的共产党。

又是一个晚上,毛继续他的叙述:“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

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有历史竟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

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

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

那年十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

我是委员之一。

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

在上海,党中央委员会包括陈独秀,张国焘[现在四方面军],陈公博[现为国民党官员],施存统[现为南京官员],沈玄庐,李汉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害],李达和李森[后被害]。

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共产党党校校长],许白昊和施洋。

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

在北京是李大钊[后被害]、邓中夏、张国焘[现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

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彭湃[一九二七年被害]。

王尽美和邓患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

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

李立三和向警予。

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

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

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翟秋白等人。

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

那年冬天,展开了蓬蓬勃勃的劳工运动。

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

大部分大矿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学生几乎全数组织了起来。

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进行了多次的斗争。

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人铨,这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

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派工人运动的一个领袖,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是反对我们的。

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是支持他们的。

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当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那时候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

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

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拽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

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

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

五月一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经达到空前的地步。

一九二三年,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

我到上海去,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

第二年[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三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

其他执行委员,有[后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和胡汉民。

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

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

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

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

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

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

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

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

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

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黄埔学生打败云南军阀杨希闵和广西军阀刘震寰。

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弥漫着一片乐观气氛。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

我在广州担任《政治周报》的主编,这是国民党宣传部出版的一个刊物。

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还负责训练农民运动组织人员,为此目的,开办了一个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来自二十一个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来的学生。

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

林祖涵那时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工人部长。

我那时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在共产党内,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

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

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顿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

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

后来它在广州《农民月刊》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

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

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高潮。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内工作,大概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在那里发动他的第一次政变的时候。

在国民党左右两派达成和解,国共团结得到重申以后,我于一九二六年春天前往上海。

同年五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

我在上海指导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接着被派到湖南去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

同时,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一九二六年秋天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伐。

在湖南我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合作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

第二年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

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

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

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召开的时候,党仍然在陈独秀支配之下。

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南京开始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

他不顾一切反对,执行小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

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

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

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可能发挥的作用。

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

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

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

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就没有再讨论土地问题。

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它根本投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

然而,大会以后,还是组织了全国农民协会,我是第一任会长。

到一九二七年春天,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冷淡的态度,而国民党也肯定感到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有了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

高级官员和军事将领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

陈独秀把我调出了湖南,认为那里发生的一些情况是我造成的,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

四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已经发生。

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

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取消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

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十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

这时,党内情况处于混乱状态。

几乎人人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

不久之后,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

小说中的孙少安是怎样的人物形象

1. 历史断代的人物命运《平世界》讲是从上世纪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中期十年间,中国农村改革,除新的一部现代历史剧。

电视剧版的它基本符合路遥先生《平凡的世界》的历史基调,对于所处时代人物的刻画也基本还原了那个时代农村革新的思潮。

孙少安这一人物形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

孙少安,陕西省黄原县石圪节公社双水村人。

文化大革命的一场浩劫,初中毕业的孙少安,读书生涯就基本完结。

孙少安也和村里普通的孩子一样,依旧遵循着他的父辈的足迹,面朝黄土背朝苍天,面对时代给定他的生活和命运。

贫困是当时整个以农业生产,靠土地吃饭的农民――农业人口都面临的一种社会的现状。

为促生产,人民公社、农业合作社、农业学大寨等农村的基层革新如火如荼,人定胜天的思路就是向天讨要温饱。

然而这些农村改革的后期,社会机制慢慢地扭曲、走样:不贴实际的浮夸;大锅饭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高度集中的劳动方式,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等。

这些不仅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热情和积极性,也阻止了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

思想认识的教条,劳动实践的形式主义,举大家之“亏”力,维护一种集体的存在感。

这本就违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则。

仅仅是为了摆脱一种贫困现状,却无形忽略了人本身作为集体的劳动主体的存在,加剧了贫困悲剧。

田福军下乡调研,高专员视察:农民无食吃、无衣穿……观音土、树叶、树皮,群众面如菜色地承受饥贫,口中还高喊“感谢党!”觉悟里,一切都是公共的,个人的思想和实践往往不会成为实际生产劳动的主流思路,所以也得不到太多支持和贯彻。

这种被淹没,被无关痛痒地扼阻,只因为这是个从全国到省部、到黄原、到石圪节公社,再到自然村落的双水村,从上至下的隶属关系,政治阶级关系脉络的梳理。

孙少安毫不例外,他也只是黄原县石圪节公社双水村一队普通的一个贫苦农民,日子过得惊惶。

2. 朴素的贫农阶级意识孙少安是个地道的农民,他不像他的姐夫王满银那样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爱做发财梦,也不像金家湾的金富谋求财富“不择手段”。

孙少安之所以十八岁能被选作双水村一队队长,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唯一可以称道的也仅仅是因为他这个年轻后生淳朴、厚道、有一定的文化,敢于吃苦,勇于承担,阶级成分明朗小说《平凡的世界》孙少安人物性格分析小说《平凡的世界》孙少安人物性格分析。

他认定自己就是个农民,安守一个农民的本分。

但本分的孙少安却一点都不本分,他有一般农民没有的觉悟和前瞻意识。

这在他这个人物命运的种种演绎里面佐证了这一年轻人的思想和远见。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大环境下,没有党 的“指示”,“蛮干”是不符合历史逻辑的,是要被作为走资派严惩的。

孙少安虽然思想意识激进,但得益于他的阶级身份和家庭的贫困现状,因此他的“激进”,也就不会受到太多阶级约束。

即便被以走资派批斗,也丝毫不会损失他做为农民,参与农村改革,让农民过上“好日子”的思想观念。

这里有一种逻辑,我们看剧中的时代人物的塑造,孙少安为集体(也为自己)在不断地与老天、土地和人做着抗争。

这种抗争不是高高在上,更不是加官进爵。

他虽然也“忤逆”村委田福堂和家庭中权威的父亲,但他始终认可党的权威,对于基层的领导他也从未野心取而代之过。

从他支持田福堂去公社协调向罐子村开坝要水,到一直不愿递交自己的入党申请书等。

孙少安是个典型的有集体主义责任感的年轻后生,虽然他是一介农民,被压抑着不能或者不愿成为党和国家需要的基层干部,但这不能说明他没有党性、没有原则,做不了党和国家真正的时代主人。

他一个地地道道且普普通通的农民,自然琢磨的都是农民的事。

他熟稔农村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及人情世故。

他的精神意志除了生存、致富,还会被一层隐隐约约的党性领导着,这种党性不是村支书田福堂,不是他的二爸孙玉亭,也不是乡上的领导干部或者别的,而是“遥不可及”的“田福军”。

有了这样一位隐约的牵引,孙少安也就有了生产革新的动力。

孙少安在自我解放的层次上带领社员从动员社员下地劳动、私分猪饲料地、到罐子村要水、扶贫帮困、去其他村落熬活学手艺、接受新思维、办砖厂等一步一步的农村实际实践中复活。

3. 唯美的爱情观在电视剧版《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是个非常鲜活的角色。

他的立体、他的维度,他的举止言行,带着厚重的乡土气息。

淳朴厚道的个性里掩饰不住一个新时代青年对自由婚恋的爱情的渴望。

孙少安读过书,不多,因此他不会如田润叶那样,虽是农民出身但却带着浓浓的书卷气。

田润叶和孙少安相爱了,他们之间的爱情源于最正直、淳朴、本真的原始环境,可谓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孙少安在表达自己情感的层次上就如同他对土地的希望一样――田间地头,没有瓜田李下的做作,为了能过上好日子不断努力尝试。

他将爱情每每充实到男性大爱的脊梁中,即便是在重重阻挠、犹豫、彷徨的情感争斗中也不失担当与果敢。

田润叶是村支书田福堂的闺女,县革委主任田福军的侄女。

仅靠这响当当的背景,田润叶和孙少安就已经门不当户不对了。

况且田润叶本身还是个充满希望的知识分子。

那会儿有知识、有文化,吃商品粮,那是多么令人羡慕和荣耀的一件事啊!谁会将这优质资源浪费在一个蜗居山野的�j惶人家。

但是,在年轻人的感情世界,这种充满背景和功利的考量是世故的、偏激的、扼杀的和不道德的小说《平凡的世界》孙少安人物性格分析百科。

何以这样鄙薄社会性对年轻人唯美爱情的盘剥,那是因为每个年轻人都不会一开始就是一个老江湖,自然对于爱情与婚姻少了家族或者来自他人的太多期许。

唯美的爱情和这些外界奢华的物质利益以及价值观无论如何也不相称。

如是,就是在当今的社会,婚恋关系从传统里继承性地发展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中觅到古典的门当户对的影子。

何况那年那月的社会,新旧思想的冲突,在一个落后的朝不保夕的自然村落,富裕人家也绝对不会允许一个穷小子将自家的闺女娶进门这里我沿用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观点:经济作为自由的保障,越是经济优越(富裕人家)就越是有优先选择权。

把这种庸俗的功利设定在经济理论领域,大概就是对彼此家庭做了有效的边际成本评估吧。

因此,导致孙少安与田润叶的爱情最终不能升华为婚姻的不是他们两个人本身的意愿,而是千百年来人们对于婚姻,从来都是要考虑边际成本的。

爱情的唯美有时候会显得苍白无力,挣扎不过时代与日月,当一切随着岁月的流逝与沉淀,孙少安的人生与田润叶的人生已经渐渐各自清晰。

他们各自相安,各自相守,维护着淡淡的兄妹情义、乡邻情谊,在彼此的感情世界,这大概就是这部电视剧所要诠释的波澜不惊的《平凡的人生》吧。

《老农民》里周书记视察是第几集

周书记视察第四十二级17分钟开始的,找了快一个小时,才找到的,给个赞呗

康熙下江南的故事

康熙先后六下江南,每次去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都经过扬州。

康熙六下江南,累计520天,在大清朝的历史上开创了先河。

康熙的曾祖父努尔哈赤、祖父皇太极、父亲顺治、叔父多尔衮等,都没有跨过长江。

而康熙是清朝历史上第一位跨过大运河、海河、淮河、黄河、长江、钱塘江几大水系的皇帝,足迹遍布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安徽、山东、浙江、河北等地,开创了很多历史。

A 康熙南巡的条件 康熙为什么要南巡,是不是酒足饭饱后,一拍脑袋说:“我要南巡”

显然不是,康熙南巡也有着特定的历史条件,大概分为以下五点。

第一点是天下一统,安定了下来。

1583年,也就是明朝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起兵,开始了漫长的战争。

后来,又有农民战争、台湾战争,一直打到了1683年,整整100年的时间。

当时的中秋节,康熙收到了一份海上捷报:“明月中秋节,执书海外书。

自今天汉下,万里烟云开。

”所有战争的烟云都消散了。

第二点是治河兴农。

中原地区经受了100年的战乱,没有时间、精力、钱粮来治理河道,因此水患不断。

在康熙宫殿的柱子上,刻有一条幅,上面写着:“治河、兴农、三藩”,这是他日日夜夜想要解决的事情。

当时三藩已经被平定了,有时间来解决治河的难题了。

当康熙来到高邮一带时,看到一片泽国,百姓只能在一些高地上搭建草棚度日。

从古至今,治理水患,都是一项规模宏大的工程。

第三点是缓和满汉矛盾。

当时的民族矛盾很尖锐,努尔哈赤曾推行“杀儒政策”,不是杀一个人,而是一批一批地杀。

皇太极曾经“六掠中原”,沿着太行山的山路,兵分八路,推进了1000华里,一直到山东济南,将人和牲口一起掠夺,包括无数财宝,队伍长达200华里。

多尔衮也曾宣布“剃发、易服、占地”等政策,“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这对中原百姓来说,都是巨大的伤害。

这也引发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一幕幕历史悲剧。

所以,康熙是想缓和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

第四点是宣扬皇帝权威。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皇帝喜欢出游,如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等,这都是君王表现自我权威的一种形式。

康熙是一位学者型皇帝,他相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以南巡也是一种行走。

第五点是欣赏江南山水。

清朝在康熙之前的皇帝,大多生活在北方,江南山水美如画,那也只是看画一样。

比如“烟花三月下扬州”,没有具体体会。

康熙就不同了,可以亲身欣赏到江南的山山水水。

B 康熙六下江南的情景 康熙第一次下江南,是在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

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呢

因为结束了三藩动乱,统一了台湾,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所以决定南巡。

他从北京沿着大运河,从北往南走,来回都经过了扬州。

但是,他第一次来扬州,并没有住进扬州城,而是将龙舟泊在仪征的长江中间。

因为“扬州十日”的缘故,他内心还是觉得有些不安稳。

扬州又太有诱惑力了,所以他选择白天进城,只有一天的时间,游览了栖灵寺、平山堂、江天寺。

其实,当时没有栖灵寺,只有大明寺,因为康熙对“大明”比较忌讳,所以就以寺中栖灵塔为名改称“栖灵寺”。

康熙在沿途中,很会笼络人心。

他经过山东时,特地去拜祭孔子,对孔子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表达对孔子的尊敬。

康熙二下江南,是在康熙二十八年,间隔了5年的时间。

其中,发生了俄国入侵雅克萨的事件。

当时朝廷有两种看法,一种是不去理睬,一种是寸土不让。

最终,康熙还是选择了进行反击战,最终打败了俄国侵略者,这也是满族人、汉族人、蒙古人等多民族的共同胜利。

第二次来到扬州的时候,康熙就把船停在了江都陈家湾,历史记载:“郡市民迎驾”,百姓的态度就缓和了。

这次他住在了扬州府里,住了一天时间。

他到处视察河患,进行治理。

康熙三下江南,是在康熙三十八年,中间又有了10年时间。

主要是他御驾亲征嘎尔丹,当时的战场都是戈壁,寸草不生,粮草供给很成问题。

康熙就和士兵们一样,开始一天吃一顿饭,后来两天吃一顿饭。

尽管条件非常艰苦,但是每晚他都进行刻苦学习。

后来嘎尔丹死了,康熙才放心南巡。

这次来到扬州,康熙主要修水利,让百姓安居乐业。

为了他的到来,当地官员修建了高旻寺,康熙题字“敕建高旻寺”。

当时,他看到附近的居民遭到了火灾,他就派手下的近卫军去帮忙灭火。

此外,他还补偿百姓的损失,每烧毁一间房,补偿3两银子,并且发到每个受灾百姓的手中。

康熙四下江南,是在康熙四十二年,来回都是住在扬州的。

住在行宫里,南巡也开始有规律起来,两年一次。

康熙五下江南,是在康熙四十四年,视察黄河、淮河的水利,看看效果如何。

当时百姓对他已经非常爱戴了,运河两岸有很多百姓夹道欢迎,一边奔跑一边欢呼。

曹寅等官员修建了一个行宫,有精致的房屋,有漂亮的花园。

当时有人对康熙的行程进行了详细记载:“3月11日,各地官员匍匐叩见,进献古董、字画等;12日,康熙进城,灯笼如白练一样;13日,康熙在行宫里写字;14日,康熙前往镇江,曹寅等官员又来送礼,其中有白玉环一只、白玉鹦鹉一对。

盐商送上古玩60件,还送给随行的皇太子40件……” 康熙回来时还住在扬州,来回一共住了11天。

“初一,康熙中午游玩,晚上看戏、宴请;初二,看戏、宴请……”余下的日子里,每天都是“看戏、宴请”,最多的一天,摆了100桌宴席。

摆宴席所花费的钱财,全部是由地方官员出资的。

康熙六下江南,是在康熙四十六年。

当时盛况空前,河北、山东各地的百姓都非常拥护他,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康熙六下江南后,就不再南巡了。

因为在康熙四十七年,他两废两立太子,非常劳心。

在朝廷上宣布圣旨的时候,一边宣读一边哭泣,最终还倒在地上。

不久,康熙就中风了,右手不能写字了,所以后来康熙都是用左手御批的。

从北京到杭州一带,一个来回要有10000华里,康熙的体力也不能支撑了。

C 康熙南巡的扬州影响 尽管有很多文人墨客写过扬州,但是康熙六下江南,十二次经过扬州,还是给扬州注入了非常大的影响。

康熙的六下江南,也逐渐化解了满汉之间的矛盾。

比如他对董仲舒的评价为“正谊明道”,承认儒家的传统。

他还为宗泽、陆秀夫等人题匾,逐步化解了满汉之间的文化差异。

康熙南巡,同样影响宫廷。

比如他在南方吃到的菜肴,看到的服装,听到的戏剧,这些江南文化都对北方产生了影响。

特别是各地官员送上的妃嫔。

在康熙后来的妃嫔中,有很多汉人的姓氏。

而在他的子女中,也有很多江南女子为他所生的。

康熙很会笼络汉官,有次南巡到江苏的时候。

江苏巡抚来接驾,康熙问他,“多大了

”江苏巡抚回答说:“我今年62岁了。

”“视力还好吗

”“大字还看得清楚,小字就看不见了。

”康熙就送了他一副眼镜。

到了第二天,康熙看到这位巡抚,立刻问他,戴上眼镜是不是看清楚了

巡抚说“是”。

康熙问他:“你牙口可好

”巡抚回答说:“吃软的还可以,吃硬的就不行了。

”康熙就说,他的御厨会做一道菜,叫做“康熙豆腐”,就派他的御厨做好了送到巡抚府上。

但是,这道“康熙豆腐”只能吃一次啊,康熙就派他的御厨到巡抚府,教府上的厨师这道“康熙豆腐”,让他可以一直吃到,子孙也可以吃到。

这就是康熙的君臣情感交流,康熙南巡有八赐:“赐匾、赐字、赐宴、赐食、赐银、赐物、赐见、赐官”,非常慷慨。

很多官员都对康熙忠心耿耿。

当然,康熙皇帝南巡时,还是造成了一定浪费的。

毕竟,这是一两万人的大队伍。

很多当地官员都为他们出资,曹寅最后被抄家,也有着一些关系。

现在很多小说、电视剧,都说康熙下江南很多故事,比如参加科举考试,住在乡野小店等,这些都不可信,纯属胡编乱造。

很多人对康熙的评价都很高,称他为“千古一帝”,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康熙是“千年一帝”,他是从两宋开始到清朝的千年之中,出现的最出色的皇帝。

在这段历史中,出现的皇帝很多,在位40年以上的皇帝也不少,但这些皇帝都或多或少有些缺点。

只有在康熙当朝的这几十年内,百姓的生活是非常安宁的,完全可以称为盛世。

康熙虽然有些浪费,但是和乾隆皇帝相比,还是比较节俭的。

希望明年有机会,还能再来扬州,讲述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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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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