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巴金的资料
巴金走了，永远地走了。
从原文化部部长王蒙“一颗巨星陨落了，一面旗帜倒掉了”的伤怀，到四川成都市民自发前往巴金故居悼念，无数人为这位世纪老人的离去地动容、落泪。
而“巴金”这一字符的存在价值也远远超过了“文坛巨匠”这一客观称谓，它更像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一种思想的凝聚。
缅怀巴老先生，首先便要把浸淫在其《激流三部曲》、《寒夜》、《随想录》等名作中的人格力量与精神瑰宝发扬并传承下去。
笔者看到传媒界及文学界提及巴老先生时，都首当其冲地对提及其“一个人总要说真话”的省身箴言。
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反复强调一条简单的为人之道，至少说明在中国社会的长河当中，说真话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心理学家荣格说，文学的价值在于对集体潜意识的碰撞。
巴金便是一个对集体潜意识撞击的先锋主义者。
文革刚结束的时候，国内形势起伏不定、忽紧忽松，而巴老先生却毅然动笔，站在全人类的角度反思文革，并自我忏悔。
鲁迅曾说中国集体常产生偏离正常道德轨道的潜意识，事后却鲜有人忏悔。
这样说来，巴金是一个“出格者”，他用灵魂与真知发出声音，即使在当时甚为微弱甚至遭到讥讽与排斥。
如今巴老先生乘鹤西去，将“说真话”概括为其精神的真谛，或许最恰当不过了。
但在笔者看来，那充其量只概括了一半，而把重要的另一半给淡漠了，那便是——“执行力”。
何为“执行力”
顾名思义就是把想干的事干成功的信心与能力。
我们经常说“求真务实”，“说真话”是求真，而“执行力”则是务实。
没有了身体力行的务实作风，真话说多了，往往成了一种口头主义的形式泛滥。
巴老先生是一个积极的执行主义者，走出作品，以人格为帆，以行动为舵，去真真正正地做一些实事。
巴金当年曾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搁浅，然而在2005年元旦，位于汕头市澄海区、由民间力量兴建的文革博物馆正式开放，这正是源于巴老先生的启示。
巴金生前兼任数个社会职务，却始终把对底层人民的人文关怀与救助置于首位，为弱势群体尽着自己的微薄之力。
巴老先前坚持不同意以其名字建立基金会、设立文学奖，他说：“在一些名利等问题上，不要用我的名字”。
然而如今的媒体却不惜笔墨给巴老先生加上“语言大师”“良知符号”“人民作家”等长长的一大串带有名利色彩的形容辞藻，在提及其“说真话”的心路与行为历程时，也刻意渲染一种英雄主义的氛围，而淡化了巴金精神的现代启示、反思与激励，更别提什么“执行力”的提炼与号召了。
“说真话”与“执行力” 是巴老先生最珍贵的两项精神遗产，也是我们这些尚且健在的人们最应谨记与履行的方向所在。
忽略了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偏离先生先前原始的价值轨道，我们缅怀先生的效果也会华而不实。
巴老生前是一个平实的人。
平实的人的离去自然应以平实的方式缅怀。
老舍和巴金的资料
资料一： 早在1999年，96岁的巴金重入华东医院时，他就多次表达过实施安乐死的愿望。
他曾说，“从今天起，我为你们活着。
”“有你在，灯亮着”，这是巴金对冰心的赠言，现在被用来描述我们对巴金的追思。
巴金之于我们，有着特殊意义：我们需要那种独立思考、自由言论的知识分子精神。
这种精神，对于任何一个年代，都不会“过时”，且弥足珍贵。
巴金的知识分子姿态，为后人提及最多的是他上世纪80年代花费8年时间写成的《随想录》。
这是一个人直面心灵的言说，“讲真话……”，“我回头看背后的路，还能分辨这些年我是怎样走过来的。
我踏在脚下的是那么多的谎言，用鲜花装饰的谎言。
”“有些人自己不习惯‘独立思考’，也不习惯别人‘独立思考’，他们把自己装在套子里。
”这些对于过去年代的个人阐述，对后来人来说，并未见得能理解其忏悔中的沉重。
现在回头看这部“絮絮叨叨”的作品，其暗示、曲折、迂回、欲言又止的言说风格，只能让我们体会到即使身处上世纪80年代，真实地表达也是困难的。
但这种困难并没有阻止他义无返顾发表从维熙劳改题材的《大墙下的红玉兰》。
考察知识分子在一个年代里的表达，某种程度上可以勾勒出民族精神的走向。
无论是丧失自己的独立人格去迎合权势，还是在事后“像唱歌一样到处做廉价的忏悔”，都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悲哀。
这两种类型的姿态历史上并不缺乏，而且在特定时期都可以给自己找到足够的理由。
巴金在《随想录》里对“文革”的反思，即便是其对“文革博物馆”的倡议还是对胡风和叶非英冤案的抗议，也绝不是同时代作家中最猛烈最决绝的。
但巴金的言说让人看到他在自我肉搏后的真诚，真诚地对待历史和自己。
而对于那种前后反差明显的态度，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其忏悔的真诚，其人格是否独立。
“讲真话”。
“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
我从未说，也不想说我的‘真话’就是‘真理’”。
这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姿态。
这就是我们仍然需要巴金的理由。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一直没有形成一个传统，在当代社会里演化成要么成为某个利益集团的理论工具，要么去做些关乎风月、关于形式和美的研究。
进入新世纪，社会转型出现的利益分化现象，对于具有一定话语权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否对现实发言、如何发言，怎样使自己的知识转化为时代进行中的点滴力量，绝对是一种立场的选择。
以对民族和国家的深沉之爱选择良知独立发言，并让这种精神成为一种传统，是巴金留给我们的启示。
资料二：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
四川成都市人(祖籍浙江嘉兴)，1904年11月25日生于成都一个旧式的大家庭中。
1920年秋巴金进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读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大量阅读西方文学和社会科学著作，尤其受到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
1921年与朋友一起参与半月社和均社等社会团体的工作，1922年开始发表诗歌创作。
1923年4月离开成都，到上海、南京等地，并在东南大学附中读完中学。
1925年与朋友组织民众社，办《民众》半月刊，并从事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探索和社会运动。
1927年巴金赴法国巴黎求学，这期间积极参与营救被美国政府陷害的意大利工人领袖萨坷、凡宰特的国际性活动，并受其影响写作了中篇小说《灭亡》，歌颂为理想而献身的革命青年。
1929年回国后，因无政府主义运动已经失败，将绝望与愤怒的心情寄托于文学虚构。
所创作的小说有两大主题：一是探索青年人追求理想和信仰的道路，代表作有《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等；二是揭露封建家庭制度的弊害，以影射社会专制制度的罪恶，代表作有《春天里的秋天》、《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热烈、真诚，文字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
巴金于20世纪30年代起在上海定居，又不断到南方和北方去旅游，写下了大量的散文游记。
1934年秋去日本，写作小说《神》、《鬼》、《人》，风格渐趋平和稳健。
1935年回国参加朋友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杜，任总编辑。
编辑了《文学丛刊》、《译文丛书》、《文化生活丛书》等大型丛书，在发现文学新人，推荐优秀作品方面，为20世纪30-40年代的新文学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抗战爆发以后，辗转于广州、桂林、上海、重庆等地，将理想融入知识分子的民间出版事业。
抗战后期创作风格转变，以描写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为主，表现出深厚的人道主义，代表作有中篇小说《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等。
1946年返回上海定居。
1949年以后，历任全国文联三、四届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主席，作协上海分会主席、名誉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收获》和《上海文学》主编，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现任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多次出国访问，创作了大量散文游记，以及反映朝鲜战争的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李大海》等，以歌颂新的时代和歌颂英雄为主调，并与作家靳以创办合编大型文学刊物《收获》。
1958年到1962年，《巴金文集》14卷陆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以致失去爱妻。
1973年起悄悄翻译俄国民主革命家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
1978年文革结束后，以沉痛的心情反思知识分子在20世纪所走过的道路和教训，并以个人为解剖对象，写作了五卷《随想录》(包括《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挖掘知识分子心理缺陷，提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革博物馆，写得沉重、真诚、深刻，被文化界誉为是一部说真话的大书。
巴金1982年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1983年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84年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85年获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外国院士称号，1990年获前苏联人民友谊勋章，1990年获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创设特别奖，1993年获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的资深作家敬慰奖，1998年获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
巴金晚年出版随笔集《再思录》、整理出版《巴金全集》(16卷)、《巴金译文全集》(10卷)等。
由于在思想上和文学上的突出成就，也由于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道路探索上的典型性，80年代以后一直成为学术界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和知识分子道路的重要对象，自1989年起，全国共召开过四届巴金国际研讨会，出版过十几种研究年谱、传记和理论专著。
资料三：巴金（1904～）现、当代作家。
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佩竿、余一、王文慧 等。
四川成都人。
1920年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
1923年从封建家庭出走，就读于上海 和南京的中学。
1927年初赴法国留学，写成了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发表时始用巴 金的笔名。
1928年底回到上海，从事创作和翻译。
从1929年到1937年中，创作了主要 代表作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家》，以及《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 《砂丁》、《萌芽》（《雪》）、《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雾》、《雨》、 《电》）等中长篇小说，出版了《复仇》、《将军》，《神?鬼?人》等短篇小说集和 《海行集记》、《忆》、《短简》等散文集。
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丰硕的创作令人瞩目， 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其间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主编有 《文季月刊》等刊物和《文学丛刊》等从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巴金在各地致力于抗日救亡文化活动，编辑《呐喊》、《救亡日 报》等报刊，创作有《家》的续集《春》和《秋》，长篇小说《抗战三部曲》（又名 《火》），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还魂草》、《小人小事》，散文集《控诉》和 《龙?虎?狗》等。
在抗战后期和抗战结束后，巴金创作转向对国统区黑暗现实的批 判，对行将崩溃的旧制度作出有力的控诉和抨击，艺术上很有特色的中篇小说《憩 园》、《第四病室》，长篇小说《寒夜》便是这方面的力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巴金曾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笔会 中心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并主编《收获》杂志。
他热情关注和支持旨在繁荣文 学创作的各项活动，多次出国参加国际文学交流活动，首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
出版 有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报告文学集《生活在英雄们中间》、散文集《爝火 集》、散文小说集《巴金近作》、随笔集《随想录》五集，以及《巴金六十年文选》、 《创作回忆录》等多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作品大都收集在14卷《巴金文集》 内，新编的《巴金全集》于1986年起陆续出版。
他的作品已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
多年 来他还出版了大量译作。
巴金小说创作最为著称的是取材于旧家庭的崩溃和青年一代的 叛逆反抗的作品，《家》就是这方面写得最成功、影响最大的代表作，曾激动过几代青 年读者的心灵，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他善于在娓娓动听的叙述和真挚 朴实的描写中，倾泻自己感情的激流，细腻独到，自有一种打动人的艺术力量。
急巴金的《海上日出》的资料
海上日出 为了看日出,我常常早起.那时天还没有大亮,周围非常清静,船上只有机器的响声. 天空还是一片浅蓝,颜色很浅.转眼间天边出现了一道红霞,慢慢地在扩大它的范围,加强它的亮光.我知道太阳要从天边升起来了,便不转眼地望着那里. 果然过了一会儿,在那个地方出现了太阳的小半边脸,红是,却没有亮光.这个太阳好像负着重荷似地一步一步,慢慢地努力上升,到了最后,终于冲破了云霞,完全跳出了海面,颜色红得非常可爱.一刹那间,这个深红的圆东西,忽然发出了夺目的亮光,射得人眼睛发痛,它旁边的云片也突然有了光彩. 有时太阳走进了云堆中,它的光线却从云里射下来,直射到水面上.这时候辨出哪里是水,哪里是天,倒也不容易,因为我就只看见一片灿烂的亮光. 有时天边有黑云,而且云片很厚,太阳出来,人眼还看不见.然而太阳在黑云里放射的光芒,透过黑云的重围,替黑云镶了一道发光的金边.后来太阳才慢慢地冲出重围,出现在天空,甚至把黑云也染成了紫色或者红色.这时候发亮的不仅是太阳,云和海水,连我自己也成了明亮的了. 这不是很伟大的奇观么? 1927年1月 选自 是一篇写景的佳作。
第一，作者观察细致入微。
文中对日出过程的描写，对不同情况下，太阳的形状、光亮、色彩、动态及周围事物的状态描写都十分准确、生动、传神，这一切又都离不开作者观察的精细与深入。
其次，作者抓住景物的特点，写出景物的个性。
在海上看日出不同于登山、站立草原，入森林等地看日出，海上的日出始终与天光、水色的变化等联系在一起。
作者就是抓住“天水相接”、“完全跳出海面”、“直射到水面”“海水”等来写日出过程中光亮、色彩的。
第三，作者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展开描写。
正面写太阳的形----“一道红霞”“小半边脸”“圆”；光----晴天由“没有光亮”到“夺目的亮光”云也有了“光彩”，微云天气是“灿烂的亮光”，云片很厚时，太阳在黑云背后“放射光芒”给黑云镶上了“金边”，突出重围后，把片片“黑”云染成了或红或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