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日语专业，但我还想学会计专业，要怎么办
没事，可以自学会计。
准备准备会计从业证，以考证作为考试的动力。
从业 初级 中级 一个一个考，这样两边都不耽误。
追问： 请问下那样怎样自学，还是报班，不是说会计挺难的吗，自学行吗
回答： 可以的，会计从业证还是不难的，通过率还是比较高的，只要你认真学。
你可以自己找找学校附近的补习班，会计从业的教材是统一教材，自己可以先通读了解了解，之后再报一个补习班。
具体什么补习班，你可以选择学校附近，或是网络课程（你可以去网上淘淘）。
总之，要以自己学为主。
对了，还有一个“考试大”论坛，上面有海量的考试信息，你可以去看看。
追问： 那你觉得是在什么时候学比较合适，上大一就学还是过些时候再学
回答： 最好大一的时候学，因为这个时候课程不是很紧，时间也比较充裕。
在大学期间大一到大二时学习的最佳时间，到了大三之后就要开始忙实习，论文的事了，而且课程也比较紧。
加油吧
相信你做得到的。
追问： 那比如以后要考研，可以选其他专业吗
什么经济、管理之类的，不选和日语有关的专业可以吗
回答： 可以的，我本科是学英语的，现在我读研时学的是法律硕士，你放心吧
╰季初 微溫. 的感言： 呵呵呵，相当感谢
《闯关东》为什么没有在齐齐哈尔生活的那部分
先不说以后工作怎样，软件报名考证之后，其实也是锻炼自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你会有动力去学该软件的理论和一些平常比较会遗漏的部分。
总之，会提高你的软件操作以及绘图的能力
我想，对以后工作过程中也是有帮助的。
何乐而不为
你说呢
看完《三八线》电影后的感想作文300字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期盼已久的抗美援朝题材的电视剧《三八线》就这样在雄壮威武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中拉开了序幕，这是本剧给我的第一个惊喜，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本剧的片头主题曲就是我最熟悉的《军歌》，的确也没有别的歌曲更加适合作为本剧的主题曲。
听着熟悉的旋律，激荡的音符，我的心情也不禁慷慨激昂，热血澎湃。
这部剧是典型的“小人物，大历史”的特点，以几个平凡的普通志愿军士兵的视角揭开了那一幕热血悲壮的历史，展示了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国人民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保家卫国，打击侵略者，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
这是这部剧的最大特点，也是反映了一个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真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共产党，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以往任何政党政权，是因为它是实实在在地“唤起工农千百万”，坚定不移地为人民服务，努力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让我们时时回忆一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铭：“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现在我们必须从心里加上一句话：“六十多年以来，在历次保卫新中国的保家卫国的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而在这些战争中，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地位和意义是最伟大最崇高的，我们必须永远铭记这场伟大的正义之战，保国之战，立国之战，我们必须永远铭记那些牺牲在这场战争中的伟大的人民英雄。
本剧一开始，就用几句简单的历史简介和一个简短的黑白纪录片画面，展示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的历史背景。
看似简短解说，却内容深刻，只是一般人容易忽略。
我们首先要抛弃一种无聊的庸俗的认识：是谁先开了第一枪。
这对于这场战争的本质有什么影响吗?二战结束后，是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建立起来的“雅尔塔体系”造成了一个血脉相连的民族国家被迫妻离子散，兄弟分离，沦为两个分裂的国家，而且直到现在依然饱受骨肉分离的痛苦。
这种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才是造成朝鲜半岛生灵涂炭，战火纷飞的罪魁祸首。
换一个类比，也许更加清楚，难道在九一八或者七七事变的时候，中国军队首先开了第一枪，就能够改变日本侵略中国的本质吗? 兄弟相残的内战已经令人痛心疾首，然而美国的表现更是火上浇油，为了维护自己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和统治，美国主动卷入朝鲜内战，因为这是对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的“反击”，美国需要维护二战后建起来的沿着南朝鲜，到日本，中国台湾，东南亚地区的一系列殖民体系。
而这种殖民体系今天依然存在，美国在南朝鲜，日本等地建立军事基地和驻军，说到底不过是把这些国家当成自己的殖民地，而南朝鲜、日本等国说到底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可以允许别的国家在自己国家的领土上驻军，他们只是美国的附庸，或者说21世纪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
中国完全是被迫卷入这场战争的无辜受害者，美国一面援助即将败亡，面临灭顶之灾的南朝鲜，一面派遣第七舰队侵入中国的台湾海峡，保护逃亡到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同时不断派遣飞机轰炸中朝边境，中国东北的安东等地遭遇美军飞机的轰炸，骚扰。
无论如何美国的行径已经构成了对中国领土的侵略和主权的威胁，而无论中国领导人如何抗议，声讨，美国的侵略行径非得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更加嚣张。
怎么办?这是面临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严峻考验。
我们的新中国刚刚成立，它已经饱受战火摧残，没有人忍心让它再度卷入战争。
可是美帝国主义已经将战争强加在我们的头上，难道我们忍气吞声，就能享受和平和安宁吗?历史的悲剧岂能重演?1894年，同样在朝鲜，同样是仁川登陆，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上了中国东北。
1928年，在济南，中华民国公使蔡公时先生被日寇割鼻削耳挖眼残忍杀害。
1931年，九月十八日，日军攻占中国东北。
1932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军进攻上海。
1933年，日军越过长城进攻华北。
1937年，七月七日……美国人不相信中国会出兵，因为我们已经错过了出兵的最佳时机，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国家是一个烂摊子，没有任何可以支撑战争的现代化工业基础，我们的军队更像是一群叫花子，没有飞机，坦克，军舰，重型火炮……中国人凭什么可以跟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和军队交手?是的，无论任何人看起来，这都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毫无胜算的一边倒的战争。
可是结果如何呢? 张国强扮演的李长顺是这部剧的男一号，和所有刚刚实现独立解放的中国人民一样，李长顺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会卷入这场战争。
他和父亲，弟弟，妹妹在东北边疆原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一家四口打渔为生，在刚刚解放的新中国，他们的幸福生活才刚刚开始。
李长顺也有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心爱姑娘，也许过不了多久，这家人就可以办喜事了。
可是美国鬼子的飞机摧毁了一家人的幸福，也可以说毁掉了许多幸福的家庭，李长顺的遭遇只是近代以来所有保守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中国人的缩影。
李长顺连父亲弟弟的完整尸体也没有找到，只捞到了一柄父亲留下的折断的鱼叉。
(根据影视剧的一贯作风，我提前在此预测，日后在朝鲜战场的白刃战中，李长顺一定会把这把鱼叉捅进侵略者的心脏!) 电视剧伊始，李长顺的父亲和弟弟准备去鸭绿江上捕鱼，李长顺还大大咧咧地跟父亲开玩笑，没有一点儿子的尊敬。
这个人物令人感到很熟悉，因为所有刚刚长大成人却还没有成家立业的青年男子都是这样顽皮。
李长顺拿着父亲给的钱去给父亲买酒，却还嫌老爹给的钱太少。
临走时，爸爸还念叨：你什么时候能成家，用你自己的钱啊?可是谁能想到这一去，竟是父子三人永远的诀别。
李长顺买了酒，顺便买了一把粉红色的塑料梳子，这是那个年代，小伙子送给心上人的礼物。
他脸上憨笑着，乐呵呵的，心里美滋滋的。
说到这里，不妨插点闲话，张国强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男演员，可能在追星看脸的人眼里，他长得非常一般，但是我觉得他真的很帅，因为男人就该是这样的爷们儿!最早记住张国强是在电视剧士兵突击中，他扮演钢七连连长，看他个大肩宽，鹤立鸡群，的确是很有领导者的范儿。
后来也喜欢他在《我的团长我的团》中扮演的东北大兵张迷龙，《我的兄弟叫顺溜》中扮演的新四军首长陈大雷。
总之，张国强演的绝对是汉子，是男人!他的气质非常淳朴，很有土生土长的生活气息，刚好也是东北人。
让他扮演志愿军战士，让我一下子就想起了魏巍同志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提到的志愿军战士马玉祥，张国强的形象简直就是马玉祥再世。
接下来女一号，李长顺的心上人常芳登场了，扮演者是曹曦文，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女演员，电视剧《野鸭子》让我永远记住了她。
她扮演的常芳重感情，有情义。
更重要的是，她是一个性格刚强独立的女性，日后为了寻找李长顺，和李长顺的妹妹一起报名当护士，也参加志愿军到了朝鲜。
常芳还有另一位追求者，那就是王挺扮演的男二号张金旺。
金旺从小和常芳订了娃娃亲，他很喜欢常芳，不过常芳已经心有所属，当美国飞机轰炸了谷仓，引起了大火，金旺拼命提着水桶来救火的时候，刚好看到李长顺和常芳为了躲避轰炸，一起逃跑，三人就这样尴尬的见面了。
金旺一桶水全都浇在了自己身上，唉，这种心情。
王挺也是电视荧幕上的熟面孔，我记住他是在《重案六组》中扮演警察丁健，不过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现在记住了。
不得不说，虽然金旺和长顺是情敌，但是金旺也是一个热血汉子。
当李长顺意识到飞机轰炸，飞奔过去想要救父亲的时候，金旺也追在后面，紧跟着李长顺跳进了鸭绿江，可惜二人都晚了一步。
从此和所有满怀国仇家恨的中国人一样，李长顺和张金旺立志从军，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想要报仇雪恨。
李长顺也放下了和常芳的感情，从此躲着常芳，避而不见，因为他不想耽误人家姑娘，自己上了战场，生死未卜。
本剧一开始出现的部队是一支名为尖刀连的部队，其原型当然是当时驻扎在东北的东北边防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兵团，也是后来进入朝鲜的第一支部队。
尖刀连的一班班长和六班班长同时率领全班战士写下请战书，按了血指印。
因为美国鬼子的轰炸，战士们早就憋了一股劲，压着一腔火。
这股杀敌敢战的精神是我们的国家能够屹立至今的根本力量。
李长顺做的更出格，直接冲到尖刀连驻地的门口，要求从军，他手握的老套筒猎枪还走了火。
这是他和未来的班长一班线班长的首次碰面。
两个人之后还有一段时期的磕磕碰碰。
在新兵训练营，李长顺和张金旺成了对手，两个人相互较劲，谁也不想输给对方。
一次训练，两个人各自率领六名战士，进行越野竞赛。
规定所有人到达指定位置，每人摘下一面红旗，返回。
李长顺身体好，冲在最前面，但是他的5名同志，都落后了。
相比之下，张金旺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他带领五名战士一起喊口号，迅速奔跑，很快超越了李长顺。
李长顺自己一个人独立冲到终点，把六杆红旗都拔了下来，跑回来分给自己的同志。
结果赢得了胜利，但是这种事情显然是作弊。
从这个细节看出来，李长顺个人能力很高，也懂得与同志们同甘共苦，但是还缺乏一个作为领导者的素质，这是他日后需要成长的地方。
张金旺因为指出李长顺作弊的行为，两个人夜里出来打了一架。
新兵需要考核方能通过，考核内容是负重15公斤，五公里越野。
李长顺和张金旺你追我赶，互不相让，但是在过独木桥的时候，李长顺没有在意将张金旺挤了下去，导致张金旺崴了脚。
张金旺很硬气，坚持着到达终点，但是考核已经结束。
张金旺很有可能失去当兵的资格，可是他还是没有说出来是李长顺的过失导致他失败。
这固然是因为张金旺的自尊心，但更重要的是金旺很善良，他知道李长顺不是故意的，如果说出来，也许会影响李长顺当兵。
但是苍天有眼，金旺被运输连的班长收留，成为一名运输连的战士。
在新兵训练过程中，李长顺屡屡出问题，首先，在拼刺刀训练时，他看不起拼刺刀，用摔跤的办法把对练的同志打倒，结果惹来线班长跟他对练，被线班长打得落花流水。
李长顺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从此刻苦训练拼刺。
后来是在整理内务时，违反纪律，把私人物品——也就是父亲的遗物，那把鱼叉带进宿舍，遭到了批评。
但是线班长不理解，做事粗暴，将鱼叉扔了出去。
两人因此再度爆发冲突，幸亏连长和指导员出面协调。
这里需要对指导员陈平做一个特写，这才是我党真正的好指导员，耐心细致地做战士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卸下包袱，协调矛盾，最终李长顺和线班长互相理解，冰释前嫌。
出国前夜，李长顺偷偷溜出军营，把送给常芳的梳子放在了她家门口，顺便去给父亲和弟弟上坟。
他对老爹说，我从小给你惹麻烦，不听你的话，长大了还是经常顶撞你，真的很不懂事。
说完给爸爸磕了三个头。
然后嘱咐弟弟，好好照顾咱爸，不要惹他生气，咱爸是个实心人，容易当真。
而李长顺出去的时候，线班长一直盯着他，等他回来，并没有追究他违反纪律的行为。
出发之前，所有战士在连长的领导下，一起诵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誓师誓词》：“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我们志愿开赴朝鲜战场……”这声音，如滚滚惊雷，震憾着人民共和国的大地，激励着志愿军将士奔赴朝鲜战场，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浴血奋战。
临近出发，另一个细节令人感动，由于敌机轰炸，造成大量百姓伤亡，医院血库告急，尖刀连连长带领战士们紧急前往医院输血，本来已经献过血的战士不需要再次输血，但是所有人没有一个人退缩。
这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子弟兵!他们是保护我们的英雄，他们也需要我们的保护，保护英雄，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想想近年来网络上加多宝企业污辱志愿军英雄邱少云的无耻行径，我们怎能不义愤填膺! 我们痛恨敌人，但是必须尊重对手。
一开始登场的对手是南朝鲜军队，剧中塑造了一位南朝鲜军官，这个人也是有历史原型的，那就是白善烨。
这个人是南朝鲜军队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在遭遇我军打击之后，很快意识到这是中国军队参战。
可惜美军并不重视他的意见。
不得不说，比起美军，韩匪军后来对于我志愿军的威胁更大，因为他们打仗更加刁钻，顽强，毕竟他们也在为南朝鲜的利益作战。
敌方的这位指挥官很有军人的风范，他严令士兵整顿纪律，做好战斗准备，教训了抢劫财物的一名士兵。
不过这当然是文学虚构，现实是南朝鲜军队根本是空棺材埋人——目中无人，他们大摇大摆地朝鸭绿江挺进，根本不会想到会遭到中国军队的伏击。
这就是我志愿军第一次战役的开始，让我们记住1950年10月25日这个光荣的日子，这也是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作战的纪念日。
1949年10月1日，一位巨人发出了震撼世界的最强音：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够挺直腰杆子，是因为1950年我们把美韩两军打回了三八线，是因为黄继光站在上甘岭上。
抗美援朝，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辉煌，我们记住了吗?
周汝昌红楼梦研究中哪本书最好
其实刘心武在研究红楼梦时是受到了周汝昌先生的指导的，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
周汝昌简历 周汝昌，1918年生，天津人。
当代著名红学家。
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生院毕业。
曾历任燕京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等外文系讲师、教授；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兼研究员；美国鲁斯(Luce)学人；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燕京研究院董事；中国曹雪芹研究会荣誉会长。
政府首批特殊津贴领受者。
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等。
一、红学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 在红学史上，周汝昌先生是一位最具争议的学者。
其实，周氏的性格和思想并不复杂。
他的性格与思想，借用周一良先生的一句话，叫“毕竟一书生”——单一、平易、清澈，而且往往为时代风潮、环境所左右、掣肘。
其产生争议之处在于他的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
他的学术观点与方法同样并不复杂，只不过他把两种性质相反的学术理念统一为一个整体，既展示了学问的高境界，又彰显了学问的工具化的可能性；既令人敬佩，又让人拒斥。
如果作一个统计的话，人们将会发现，周氏所受到的批评要大大超过他所得到的赞许。
他的缺点与错误是如此之浅显易懂，以致很多BBS上的“红谜”可以居高临下地对其评头品足。
他又是如此不具备法律上的还击意识，以致人们可以随意用最刻薄、最不屑、最不负责任的语言对他进行攻击。
但是，周氏所受到的赞许、钦佩却往往来自对他批评最为激烈之人——还有什么样的肯定能比得上对手的由衷赞美与钦佩
只有懂得治学之艰难者，才会真正懂得周氏的实证境界之难以企及。
周汝昌是红坛的独行侠。
他的才气，他在红学上的超前性，他的诗人气质和学者素质，使他的《红楼梦》研究顺着以下图式而展开：以文献研究为基础，然后把文献研究所得升华为人文价值阐释。
在文献研究方面，他广泛搜罗材料，辨析材料，考镜源流，其《红楼梦新证》所搜集的资料之丰富在红学史上堪称一流，他发挥了诗人的丰富想象力和学者的博学强记，运用诗化的语言，在一般人所无法过渡的地方，他借助想象的翅膀而飞渡。
诗人的才气，使他习惯于在想象中翱翔，这想象有时借助于他的学力而创造奇迹（如对曹宣的考证），有时则因其在材料与观点之间强行飞越而令人瞠目结舌（如关于史湘云的考证）。
在《红楼梦》考证上，胡适毕竟是一位侧重《红楼梦》的文献研究和史学价值的研究者，因而他在方法论上的表述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周汝昌则是一位更具才子风华的学者，因而他对于考证工作中的想象、假设等心理过程、对于形式逻辑中的演绎推理方法的表述更为文人化、文学化、诗化，他拈出了一个词：悟性。
他在谈到他对“自传说”“脂砚即湘云”等命题的考证的时候说：“这种考证，与其说是靠学识，不如说凭悟性。
” （P185）这是对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论的诗化表述，而且对其中的“大胆的假设”一点作了智力层次的定位：这不是一般的假设，这是悟性。
悟性代表人类智力的高级形式。
依据这种表述，其不言而喻的推理则是：反对悟性显然就是反对智力，也即是呆与蠢。
1954年，他开始耳朵失聪，1974年，他的视力急剧下降，他已经无法大量阅读红学界的新成果，起码在80年代后期开始，他便对红学界的实际状况和主要进展不甚了了。
他在近十几年的时间里对红学界的了解主要来自他的几位论敌和几位崇拜者。
这种对红学界研究状况的不了解，更强化了他的独行侠意向。
独行侠的气质使他不惮与红学主流为敌，甘愿为红学界的无冕之王。
他是如此之痛恨红学主流，以致于在为他人学术专著作序时也不放过“不点名的批评”。
非主流的无冕之王角色又使他热衷于发动群众战争，他更愿意鼓动文化下层的莽夫去冲击红学主流。
甚至，他可以续作曹诗冒充真品让一些成就卓著、恃才傲物的考证专家出尽洋相、盛名毁于一旦。
他彻底击碎了“考证”、“辨伪”这些半个世纪以来鼓舞着无数研究者的光辉字眼，他使人们对“红楼梦考证”现象投去虚无的眼光。
在红学史上，周汝昌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早在70年代，赵冈在谈到红学的学风时说：“目前的风尚是别人的贡献很少有人愿意提，但缺失则被人永志不忘。
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就是绝好的例子。
他的贡献，很早就开始溶入他人的见解中，但他的误失，则继续不断有人提出检讨。
” 王利器曾指出了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包括旧本和增订本）的十类四十几处硬伤。
指出这样的硬伤，这不是一般的《红楼梦》研究者所能够做得到，只有象王利器这样的文献研究专家才能做得到。
王利器的行文也许有刺耳乃至近乎残酷之处，但他的引经据典，抖开文献，的确足以令人发一身冷汗。
然而，这“十大罪状”却并未击中周氏红学的要害，宛如隔靴搔痒。
对于周汝昌的研红成就，他的老师顾随写了一首词《木兰花慢》，下半阕是：“燕京人海有人英，辛苦著书成。
等慧地论文，龙门作史，高密笺经。
分明去天尺五，听哲人褒语夏雷鸣
下士从教大笑，笑声一似蝇声。
” （P234）周氏之所以自引其师之褒奖，是因为他觉得顾随的褒奖切中了学术之极境：“盖学术词章，训诂义理，是中华大文化中的综合性精神命脉，缺一不可，而兼擅至难。
” （P235）这也是周氏对《新证》的自许。
周汝昌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1947年他关于曹雪芹卒年的考证，表现出新一代学者的虎虎生气。
1953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 ，主要是一部“曹学”专著，兼及一点脂砚斋研究、探佚研究和版本研究的。
其“红学”体系的雏形已经出现。
1976年出增订本时基本保持这个构架，并进一步把《红楼梦》实证研究体系化、专门化，体现了这一时期实证红学的最高成就。
批俞运动中他被作为可以对胡适发出有力一击的人物，写下了一篇后来深感言不由衷的大批判文章。
80年代以后，他关于“红学”之界定、对红学史的回顾、对丰润说、曹雪芹画像的考证，等等，一次次地掀起了红海巨澜。
周汝昌的名字，与1947年以来的红学史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了这段红学史的晴雨表。
可以说，追踪着周氏的红学足迹，也就可以了解到“新红学”在现当代红学史上的命运。
二、周汝昌的红学框架 周汝昌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西语系，1952年以后任教于华西大学、四川大学外文系。
按理，他对西方文化的接触当更加直接与内渗。
但是，西方的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更不用说后现代主义）并未在他的红学研究中留下实质性的影响。
他的体系建构的源泉不是来自西学，而是来自胡适所建立的“新红学”基本构架——实证与实录合一。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1921年）一文中确立了“新红学”的两大支柱：实证与实录。
实证与作者、版本等研究相关，实录则成为实证研究的基本信念。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和《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1928年）二文中确定了“新红学”的基本对象：作者研究和版本研究。
与版本研究相关的则有佚稿研究和脂砚斋研究。
然而，胡适却在实证的基础上引出了“自叙传”说，这个“自叙传”说是传统史学实录意义上的，其目的是为“以贾证曹”确立依据，反过来成为实证的原则。
“实证”与“实录”两种观念，这在现代科学思想看来，是互相矛盾的，但在传统注经学中，它们却是统一的，实证的目的是为实现注经学目的服务的。
胡适的这个红学构架与学术理念（实证与实录合一）还处于一种初创状态。
周汝昌把这一构架充实完善为一个庞大的体系，把“实证”与“实录”更加全面地合一起来。
他本着实录信念，把研究对象学理化、把作者、版本、脂批、佚稿等方面的研究连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充实为一个血肉饱满的庞大体系。
1998年，华艺出版社将周氏的六部旧著重印出版，是为《周汝昌红学精品集》 。
周氏为该丛书写了“总序”，对这六部旧著（也是对他一生的红学）的体系性进行一番概括，指出《红楼梦新证》一书的首创性与价值在于：一是建立了“曹学”；二是将“曹学”与“红学”紧密绾合，体现出一个根本认知：“曹学”方是“红学”的根本基础；三是从文、史、哲三大方面来综合阐释《红楼梦》的高层次文化意义。
《曹雪芹小传》是对《红楼梦新证》中关于雪芹家世的补充，它标志着“曹学”的正式成型。
《红楼梦真貌》是“版本学”与“脂学”绾合同步的创例论述。
《红楼访真》本着《红楼梦》为实录的基本认识，考索曹雪芹笔下的“西府”“东府”的历史地点。
《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着意于自传说与结构论。
《红楼梦的真故事》则以周汝昌所理解的结构论对《红楼梦》进行探佚。
总序认为，这六大方面就是红学的要害与精髓。
这是周氏对自己的红学的体系性的概括，其核心便是实证与实录合一。
周汝昌把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曹、贾互证”方法最大限度地最完整地发挥出来。
由于崇尚实证，他的每一个论点的提出都是以充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
又因为崇奉实录，因而他把全部实证工作都作为论证实录的手段。
在初版的《红楼梦新证》中，周氏旗帜鲜明地展开“曹、贾互证”，在《人物考》中，周氏说：“曹雪芹是先娶薛宝钗，后娶史湘云。
”这是“曹、贾互证”观念的随意发挥。
他说：“忠靖侯史鼎就是曹寅内兄李煦的儿子李以鼎”，“东平郡王就是平郡王福彭”，“北静王水溶就是慎靖郡王允禧的过继孙‘皇六子’后为质亲王的永瑢”。
第八章《脂砚斋》中说：“后来作者是曹雪芹，一部小说即是他家写实自传这个说法抬头，大致成立，但有的接受了，有的接受一部分，有的还大不以为然，因为小说究竟是小说，不是历史。
现在这一部考证，唯一目的即在以科学的方法运用历史材料证明写实自传说之不误。
”也即是说，这部书就是“实证与实录的合一”，而合一的目的是以“实证”证明“实录”。
尽管1976年增订版把这些鲜明的“曹、贾互证”表述删除，但是作为一种观念，“新红学”的基本精神依然成为增订版的支柱。
从文学的历史考证角度，以曹证贾，可以帮助读者理解《红楼梦》故事的历史背景；从史学的以文证史的角度，以贾证曹，可以为历史学研究者增加一份同时代见证人的证词。
无论哪一个角度，都是单向度的。
当其采用单向度的时候，这两种做法都有其合理性。
但是，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乃至整个“曹学”，其基本的方法论则是历史上的曹家与小说中的贾府互证，双向互证，在以历史材料推证小说本事的同时，又以小说情节反推历史，这时，史学与文学就合而为一了。
这可以视为“曹学”的“一手二牍方法论”。
三、为“实录”观念寻找合法性依据 然而，周氏自有他的独特之处，与其他“新红学”派的成员不同，周氏不仅致力于“实证与实录合一”的研究，而且致力于对这种研究作理论上的阐发。
几乎就在他涉足红学的那一天，他就把传统经学旨趣作为他的红学支柱，并贯穿他的一生，从此开始他的为时近60年的为“实录”观念寻找学理依据的历程。
在《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一文中，周氏说：“曹雪芹的小说虽非流水账式的日记年表，却是精裁细剪的生活实录，这话并无语病。
” 1953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是对实证与实录合一的一次重要实践。
在他还来不及在学理上进行陈述，批俞、批胡运动对繁琐考证进行猛烈批判，李希凡、蓝翎从现实主义典型论出发，对“实录”观念提出尖锐而深刻的批评。
从此，周氏无法从传统理论中为“实录”观念寻找合理性依据，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红色”文化权威，通过把鲁迅等人的文学性立场改造成经学立场，以论证“实录”观念的合法性。
然而，鲁迅的文学性立场并不隐晦深奥，而是鲜明清晰，一目了然。
这使得周氏在此后数十年中无法停止寻找合法性依据的脚步。
70年代末以至八九十年代，周汝昌的全部“红学”界定工作便围绕着“实证与实录合一”的“新红学”精神而展开。
从《什么是红学》（1982年），到《红楼梦与中华文化》（1989年），《红楼艺术》（1995年），到《还红学以“学”》（1995年）和《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1999年），周汝昌的思考向纵深发展，其定位越来越明确，也越来越高。
70年代末，周氏开始致力于为史学实录观念（自传说）的合法性寻找理论上的依据。
他的具体策略是借助名人语录以达到“不证自明”的效果。
他借重的名人有鲁迅、巴金、孙犁等。
但是，鲁迅、巴金、孙犁等人却并不从史学实录上看待自传文学和《红楼梦》，于是周氏便采用陈仓暗渡的方法，把鲁迅等人的话改造成史学实录意义上的表述。
1979年，周汝昌在河北大学作了一次题为《红学的几个侧面观》 的讲话。
他说：“红学一是评论，二是解释，三是考证，四是什么……总之，有各种不同的红学……红学的表现有很多方式，编剧、演剧、导演，也未尝不是红学。
”此时的周汝昌才刚刚从“文革”惊魂中走出，对于红学考证还能做出实事求是的反省。
这时他关注的是“新红学”的实录观念。
在这次讲话中，他对“自传说”进行巧妙的移花接木。
他把鲁迅的话进行断章取义，把鲁迅对“自传”的文学性立场转换成“写实”的立场；在典型化的意义上讲了文学的生活素材问题，然后说：“胡适主张，也就是他看出了，宝玉这个人物就是运用了作者自己为素材，因此创出一个‘自叙传’的提法来，不管这提法本身是否完美无疵，其要点是不错的。
鲁迅先生就接受、肯定了这个要点……” 这篇文章可以说是80年代前后“自传说”复兴的一个重要信号。
至1982年，周氏发表了《什么是红学》 一文，在把人们呼吁的文学批评方法描述为“十六字真言”之后，干脆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的范围，他说：“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
……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
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
比如说，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的，语言怎样，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学研究的范围。
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
可是，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
”把“红学”界定为四学：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
从此，周汝昌开始了把“红学”进行“宏大叙事化”的历程。
这篇《什么是红学》的文章直接回应着余英时的红学史观点。
余氏说“考证红学面临危机”，周氏则说考证红学正是红学的生机所在，甚至，考证红学才是红学。
言下之意，你们要回归的那个文学性研究才不是真正的红学。
这样的“红学”界定立刻引起了一批研究者的反对，他们纷纷撰文，形成了一次场面热烈的学术讨论。
遗憾的是，这些争论文章回应着周氏的偏激观点，却不去回应引发周氏偏激观点的余英时的同样偏激的红学观点。
从理论上说，周氏对文学性批评的态度就如余英时对待“考证红学”的态度一样，不堪一驳。
把注意力与讨论的焦点放在他们的偏激上，显然是舍本逐末。
在余英时和周汝昌的偏激背后，他们的建设性意图和他们用以论证的学术方法等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
周汝昌的对话者们所关心的是另一个层面上的问题，即“红学”该不该包括小说学。
周汝昌探讨“红学如何可能”的内在依据的问题在他的对话者那里转变成了“红学是谁的红学”的问题，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探讨被转变为一次关于红学的外延的辩论。
周汝昌只有喟然长叹：“这距离我的本意有多么远
” 在探讨“什么是红学”上，周汝昌与其他人可谓同床异梦、南辕北辙。
周汝昌所思考的是，究竟有什么东西可以使“红学”无愧于“学”字（而这个“学”不是一般的“学问”的“学”，而是“甲骨学”、“敦煌学”意义上的“学”）
表面看来，周的对话者的问题似乎解决了，“红学”的殿堂谁都可以进了（这实际上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一个充其量是对“学术自由”表表态的问题），但是，实质上，周汝昌的“红学如何可能”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甚至是没有任何进展。
在红学考证之外再把“小说学”研究、“叙事学”研究、“神话学”研究、“文化学”研究等塞进红学的殿堂，都不足以为“红学如何可能”多增加一份内在的依据。
周氏此次的“红学”定位旨在为实证研究疾呼。
尽管周氏故意以偏激的形式表达，但是，他对实证研究的大声疾呼，具有合理性，正好击中了余英时“红学革命”论的要害。
同时，他对“红学何以为学”的追问也值得学界深长思之，红学究竟是一种什么“学”
究竟是“文学”之学、“小说学”之学，抑或是“学术”之学、“国学”之学、“文化”之学、甚至“显学”之学
“红学”的“学”的含量究竟有多少
如果“《红楼梦》毕竟是一部小说”，因而“‘红学’毕竟是小说学”，那么，“红学”一词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相反，如果“红学”不是一般的小说学，那么“红学”之所以为“红学”，其内在依据是什么
然而，对于周汝昌来说，红学“四学”的界定只不过是为了对余英时等的回归文学性观念以迎头痛击而已。
周汝昌更重要的使命则是弘扬实录观念，建构实证与实录合一的大体系。
1984年，周汝昌在为段启明《〈红楼梦〉艺术论》（修订版） 一书所作序言里说：“实录，指记载的真实性，见《汉书?司马迁传赞》：‘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就是指良史的忠实于史的真实。
因此事迹的真实，文笔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是可以统一的。
从文学角度讲，谁也不认为太史公是‘自然主义’。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精剪细裁的生活实录’。
即用此义。
精剪细裁云云，就指今日常言之‘艺术加工’者是。
至于‘实录’一语见于唐宋以来文字中者，为例至夥，意义咸同，并无误解。
鲁迅说曹雪芹敢于如实描写，就是说他的创作精神是求真实，亦即古所谓实录。
至于‘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现实主义’这些词语的含义和用法，在‘五四’时期，大家的运用实例可以充分证明：那时和今天（人们习常所理解所称说的）并不一样，也是有其历史情况的。
”继续着他在1979年河北大学讲话中的移花接木工作，用文学理论的基本原理去论证史学实录观念与原则的合理性。
从1986年至1987年，周汝昌应邀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讲学，这期间他开始建立《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的联系。
在《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一书自序中，周汝昌说，这部书要探讨的是“三大基点”：“《红楼梦》的性质何属的问题；《红楼梦》的核心何在的问题；《红楼梦》的整体何似的问题。
”具体说来，“性质何属”指的是：“芹书到底是写谁（写人
还是写己
）的问题”。
也就是说，周氏的第一个基点是要解决《红楼梦》的本事问题，即这个本事究竟是曹雪芹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也即是“新红学”与旧索隐（还不关新索隐的事）之间的老纠纷，是“自传说”与“他传说”的纷争问题。
周氏又说，这个老争执中如今又有了新争执：“全书主人公宝玉，是有原型或模特儿
还是所谓用‘集中概括’法而虚构出来的一个‘典型形象’
”从文艺理论的角度看，周氏的这一表述是有语病的，“有原型或模特儿”与“集中概括”是指同一种创作现象，不存在“是……还是……”的选择。
但是，周氏真正要探讨的问题是：贾宝玉是一个实录的人物，还是一个文学人物。
由于“实录”观念不仅违背文学创作的实际，而且违背阅读、解释行为的本质。
在当代文化意识中，“实录”观念已无立锥之地。
所以这一时期的周氏致力于从各种方面、用各种方式以表达“实录”观念，在《红楼梦与中华文化》这部书里，他又通过改造巴金等人的文学观念以论证“实录”观念的合法性。
他以大量篇幅论证“文史合一”——准确地说，是论证“文归于史”——的观念，以此证明史学实录观念之正宗。
但最终他又不得不称《红楼梦》为“自传性小说”，这表明他对于实录观念的学理论证始终缺乏信心。
“核心何在”要探讨的是贾宝玉“是何等人物”
即“主张婚姻自由”和“反封建”不能概括《红楼梦》的意义，应该从文化精神的角度进行阐释。
他分析了贾宝玉与中华文化精神的联系，与邺下文人、狂狷人格的联系，这种分析是有价值的。
但周氏的目的仍在于论证实录观念，他认为，宝玉身上的文化精神正是曹雪芹的文化精神的实录。
他探讨了“痴”的文化命题，然后又探讨了“雪芹‘痴’意”。
“整体何似”探讨的是《红楼梦》的结构，但周氏的“结构”概念与人不同，该书全力论证《红楼梦》具有“大对称”结构，他把此前关于《红楼梦》结构的前后对比和“中点”等观点改造成为“大对称”，目的是设立映射机制。
这个映射机制不仅使探佚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而且可以由小说以映射作家生平，也就是可以实现“以贾证曹”的目的。
其目的仍在于“实录”观念的论证。
可以说，贯串该书的正是一种顽强的“实录”信念。
在《“曹学”与“红学”》 一文中，他以“中华文化”在“曹学”与“红学”之间架起了桥梁，同时也表明了他的曹学研究始终有一个“文化意识”在支配着，这一“文化意识”既使他的文献研究生气灵动、高瞻远瞩，也使他的文献研究陷入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功利主义之中。
这一“文化意识”有其特定的内涵，它多少含有家族血统论的味道。
他由曹彬一直描述至曹寅，指出：“这几条是最关键的几大环节——由此方能勾勒出一门自古诗礼簪缨世家的历史变迁，竟至沦为满洲旗主的‘奴才’，而又身不由己地卷入政争的巨案之中。
这是一种历史的悲剧，也是中华文化史上屈枉、残害优异人材的冤案。
没有这个大背景，雪芹的一切都将成为不可解释。
” 这就是周汝昌所理解的“文化”，他直觉到曹雪芹与魏朝之三曹，魏晋之氏族文化观念的关系，如果不打通、不能确证曹锡远祖先与丰润曹的关系，乃至于宋代曹彬的关系，那么，这种氏族文化阐释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2003年，周汝昌在《红楼家世》 一书的内容提要中说： 《红楼梦》出现于清代乾隆早期，是文化小说的空前伟著，其文化内涵所涉甚广，而且还包括着过去不为研究者注意的氏族文化的重要部分，其内涵实质是一种中华氏族文化的历史积累，内容十分丰富深厚。
中华文化的组构，氏族文化的地位作用也十分重要。
魏晋南北朝重“门风”，咏“祖德”，都是这一文化意义的文学表相。
它是历史长期的积累和储存，而现代心理学、遗传学、基因科学也阐述了这一要义。
曹雪芹的《红楼梦》开卷即特标“氏族簪缨之族”亦由于此。
如果曹雪芹继承的是这样一些文化意识的话，那么《红楼梦》的文化价值也就值得怀疑了。
总之，胡适开创的“新红学”精神是一种科学与反科学相合一的学术观念，周汝昌则把这种“新红学”精神推向极致。
这使他的研究的价值向着正、反两极伸张。
实证研究依然是文史研究的基本手段，实录观念则必然使实证研究走入死胡同。
这就是胡适、俞平伯、周汝昌乃至整个“新红学派”的令人遗憾之处。
（陈维昭：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200433） [本文由拙著《红学通史》（即出）第三编第一章第二节、第四编第十章第二节删节而成。
] 该文原刊于《红楼》2004年第3期
2008徐汇区高考语文试卷2模答案
一、l7分 1、数学为众多的学科提供支持，也对人类的精神生活产生有益的影响。
(2分) 2、数学家善于反思自己学科的局限性，善于自我批判，时常在理性思维感到有了问题时就寻求变化，寻求突破。
(2分) 3、(1)追求一种完全确定、完全可靠的知识；(2)不断追求最简单的、最深层次的、超出人类感官所及的宇宙的根本； (3)不仅研究宇宙的规律，而且也研究它自己，在发挥自己力量的同时，又研究自己的局限性。
(6分：每项2分) 4、B(2分) 5、(1)言之有据、持之有理，这种理性、严谨、求真的态度，使数学方法既成为人类认识方法的一个典范，也成为人在认识宇宙和人类自己时必须持有的客观态度的一个标准。
(2)数学对宇宙根本的深层次研究，使人破除迷信，鼓励人们按照最深刻的内在规律来考虑事物。
(3)数学发展的过程是在自我否定的基础上寻求变化，以此开辟自己前进道路的过程。
这种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引起了其他学科的变化，进而开辟一种全新的格局。
(4)数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反映了一种对宇宙、对人类自身的实质不断进行理性探索的精神。
(5分：写出l个方面得2分，写出2个方面得3分，写出3个方面得满分)二、21分 6、(用拟人和比喻的手法，)生动细致地描摹出苏堤春晓的动人景致；引出下文苏轼的千古绝唱。
(3分) 7、挖葑泥解决了西湖的淤塞的问题；而用葑泥筑长堤则又解决了西湖上往来不便的问 题；长堤上的六桥九亭、杂植的芙蓉和杨柳，为西湖增添了一道美景。
（3分） 8、将岳庙和岳飞与苏堤和苏轼相映衬，两人一文一武，一个以生命捍卫国家，一个以 智慧治理山水，两人皆为人杰，都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3分) 9、B(2分) 10、(1)雨是全文的线索，蒙蒙细雨，衬出西湖独特的韵致，同时也渲染了一种迷离空蒙的意境，为“邂逅苏轼”的想象提供背景。
(2)苏轼用心血和智慧构筑了了苏堤，造福于民，这种人格和胸襟犹如绵绵不绝的雨丝，滋润着后人。
(4分：每个理由2分) 11、用第二人称“你”以对话的口吻行文，拉近了读者与作者、读者与苏轼之间的距离，使读者身临其境，仿佛真的在苏堤邂逅苏轼；使叙述和抒情更加亲切自然，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
(3分) 12、感言内容：对苏轼的评价：或联系现实、联系自我，表达最深的感触。
形式：语言简洁明了。
(3分：内容2分，形式l分)三、5分 13、(1)则知明而行无过矣(2)桂影斑驳，风移影动(3)奉之弥繁(4)金戈铁马 (5)老夫聊发少年狂(6)风雪夜归人(7)载我在潇湘画里四、8分 14、水绕陂田竹绕篱(2分) 15、C(2分) 16、可从以下任一角度赏析： (1)以动静结合的手法：寒鸦之静附于牛之动，动静相衬；而牛的缓缓行进又愈见环境之静，构成一幅恬静清雅的村居图。
(2)诗人用“夕阳”、“牛背”、“寒鸦”构成 一幅乡村生活的画面，牛的怡然自得、牛与鸦的相得无猜，渲染了静谧的气氛，夕阳和寒鸦又使作品笼上一层淡淡的闲愁。
(3)。
“无人卧”是一处顿笔，引起读者的疑问：有什么东西在牛背上呢?自然地引出“带得寒鸦两两归”，形象宛然在目。
这一顿挫使得诗作更有韵致。
(4分)五、l7分 17、(1)痛恨(2)都，全(3)推究(4)核实(4分：各1分)18、C(2分) 19、D(2分) 20、(6分：每句3分) (1)至于曾公责难当世的言论，常常是别人不敢说的。
(至，难，言) (2)曾公最终因为与当政者意见不合而去世，他的功绩和品行有的没能在史书中记载。
(卒，以，或) 21、强调祖父的勇于谏诤，尽忠职守；感叹当时“皇帝圣明，人臣耿直”的兴盛景象。
(3分) [译文] 宋朝平定天下之后，曾公才开始出来做官。
他在朝廷上，痛恨当权者的不忠，所以凡是他谈论国家大事，必定从皇上爱护百姓、劳心万事之意出发，而指责大臣、从官执事之人，持观望态度、心怀奸邪，和皇帝委任他们做官的初衷不能相称。
至于曾公责难当世的言论，常常是别人不敢说的。
虽然多次因与当权者意见不合而贬官到外地，他的言论却更激切，不因为利害祸福就动摇自己的心意。
曾公的谏言，从大的方面看，认为自从唐朝衰落之后，百姓穷苦困顿已经很久了，国内安定下来以后，天子正修明法度，但掌权的人还是做事烦琐细碎，主管财利的大臣又更加急功近利，唯独曾公认为行政事应遵从简易的原则，以便让百姓休养生息，消除天下入的怨恨。
祥符初年，道家思想更加泛滥，自京师到各地，都大造道观。
曾公更加直言进谏，认为天命不能被独占，应该罢黜奸臣，修明人事，反复言说，达几百千字。
唉!曾公的尽忠，皇帝的纳谏，为什么一定要发生在古人身上呢!这不就是史书上所说的“皇帝圣明，人臣耿直”吗?多么兴盛的事啊!曾公晟终因与当政者意见不合而去世，他的功绩和品行有的没能在史书上记载，即使记了下来，因为当政者少有喜欢他的，史书就果真可信吗?后代如果有人要推究考证他的行状，读他的碑文和书籍，以及我的这篇序，就会详尽地看到他的一切，对那些真真假假的评价就可以核实了。
六、l2分 22、关注关系国家大政方略和广大百姓的得失利弊的大事，直接向君王进言。
(2分) 23、谏官的重要性：谏官应怎样恪尽职责(2分) 24、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1分) 25、A(2分) 26、“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曲”，作者用这一排比将后入的议论凸现在当事的谏官面前，警示谏官：题名于石，绝非树碑勒石以示殊荥，而是高悬一只警钟。
篇末运用总收的手法，一个“惧”字浓缩全篇的精神气血，一个字却有干钧之重，再次警策谏官们严于自律、公而忘私，充分揭示了作者之所以题名于石的良苦熠心。
(5分) [译文] 古时候向君王进谏没有专职官员，从公卿大夫到工匠商贾，没有不可以进谏的。
汉朝建立以来，才开始设置专门的谏官。
把关系到国家大政方略和广大百姓的得失利弊，集中到一名官员身上让他向君王进言，他担负的责任也够重大的了。
担任这种官职的人，应该经常记住大事，舍弃小事，先谈紧急的要务，后言可以缓办的公事，只求有利于国家而不为个人谋私利。
那些急急忙忙为个人争名的人，就像急急忙忙追求发财的人一样。
这种人和对谏官的要求相差是多么远啊! 天禧初年，真宗皇帝下发布诏令设置六名谏官，规定了他们专负进言的职责。
庆历年间，钱先生才把所有谏官的名字题写在版册上。
我怕年深日久了字迹会消失，因而在嘉佑八年,把谏官的名字刻在石碑上。
后代的人将一一指着上面的名字评论他们说：“某人忠诚，某人奸诈，某人正直，某人不公正。
”啊，谏官们能不有所警惧吗!
读完红楼梦的改变和收获
我觉得读完红楼梦最大的收获是被曹公精湛的笔法所折服，学到了很多写作技巧，能够应用于自己写作当中；同时也和作者一起感受了那段荡气回肠的故事，从心去领悟，去体会，也是一次情感，思想上的洗礼；若是一味陷入消极的情绪当中，则读错了此书矣，岂不闻“风月宝鉴”一回，只可看背面，不可照正面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