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故居在哪里
一、桂出身于抗清家庭吴三桂于1612年出生在绥中（中后所），他的祖籍是高邮,别人问己家乡的时候我们不会首先提到祖籍吧,既然吴三桂在绥中出生,住在绥中长在绥中,那么理所应当是绥中人,但是,转折下,就因为吴三桂被誉为汉奸,奸臣,中国人骂他,满清也骂他,反倒是江苏人更好,没有去争这个。
能为历史作证的，就是镇小学这颗据说是吴家种的这颗老树了
（是不是吴三桂时期种的，有待查证）好了，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和绥中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历史名人，吴三桂.二、骁勇猛将，积极抗清吴三桂的爷爷跑马为生，积攒大量家业，吴三桂之父吴襄继承父业。
努尔哈赤时期，满族人对汉人烧杀抢掠，引起吴襄痛恨，吴襄变卖家产，积极支援明军抵抗努尔哈赤。
后吴襄与袁崇焕麾下祖大寿交往密切，遂将妹妹嫁于祖大寿，祖大寿同样将妹妹嫁于吴襄作偏房。
吴襄善于相马和驯马，每次明军与清军交战，吴襄都会随军区前线，他可以通过口哨控制敌方战马，不战而屈人之兵，虽无武力，但也战功赫赫。
吴三桂是个热血青年吴三桂年幼从师董其昌，后弃文从武，效命其舅舅祖大寿。
1630年，吴襄带兵出城巡逻，不幸被清军20万大军包围，吴三桂亲自率领20人出城营救。
清军将其放入包围圈内，吴三桂将清军将领挑落马下，欲斩之。
清军将领诈死，突然一刀劈向吴三桂，吴三桂面部鼻处受伤，手起刀落割下清军将领首级，将其父拉上自己坐骑，独自杀回城去。
史称“孝闻九天，勇夺三军”三、无汉奸之意，确有汉奸之实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一，大同总兵姜镶投降大顺军。
京师震动。
因大同乃京畿西边门户，大同陷落，北京危殆。
此时崇祯再也顾不得驻守关宁的吴三桂部所负北防重任，急令吴三桂入卫京师。
三月中旬，获令后的吴三桂立即着宁远地区几十万辽民内迁，三月十九日（一说十六日）到达山海关，继而率兵西进京畿。
二十二日吴三桂兵至玉田一带，这时突获京师陷落崇祯自缢的消息。
同时又获悉明居庸关总兵唐通已降大顺，并奉李自成令乘虚占领山海关。
吴三桂进退失据忧心忡忡。
就在吴三桂撤离宁远之后的两三天，都设沈阳的清庭业已探知。
这对于他们来说不啻一大喜讯。
宁远这座城无疑是他们辉煌事业的一个黑洞。
在那里长留着他们抹不去的耻辱。
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初，他们那不可一世的、与明庭交锋百战百胜的大汗努尔哈赤所率的六万大军惨败在宁远城下。
努尔哈赤也身负炮伤。
清军撤回沈阳后，努尔哈赤羞愤交加终日忧忿，不久伤患（一说背痈）恶化，不治身亡。
这个制造了无数灾难的屠杀者终究走完了他那六十八年的罪恶人生。
经过一番角逐以后，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继承汗位。
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皇太极在出兵朝鲜获胜后，率凯旋之师猛扑锦州、宁远，志在必胜以报父仇、雪国耻。
不期赵率教矢志坚守锦州、袁崇焕拼死保卫宁远。
后金军死伤枕藉，皇太极不得不饮恨撤围。
满清又一次惨败宁远城下。
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皇太极暴卒。
幼主福临立，多尔衮、济尔哈朗摄政。
为树立威望，九月，济尔哈朗就迫不及待地率军猛攻明庭残留在关外最后几个军事据点。
他很快攻占中后所、中前所、前屯卫，但当他率军攻打宁远时，却遭到吴三桂的坚决抗击。
宁远，这座城市简直是满清的梦魇。
从1626年到1643年，清军三次猛攻它都铩羽而归。
然而没想到今天它竟然垂手可得。
清庭真是大喜过望。
急于建功立业的多尔衮等人闻讯当即下令“修整军器，储粮秣马，俟四月初大举进讨。
” 三月下旬到四月初，吴三桂盘桓踯躅在永平、玉田一带。
崇祯死、明庭亡，他和所有明庭故臣一样都在寻找出路。
而一条最简捷的出路就是投降大顺。
这并不违反礼教。
改朝换代，自古亦然。
既然明太祖贫僧一名竟是真命天子，那么李自成这个驿卒又为什么不能做皇帝呢
大顺对吴三桂的政策亦是招降。
李自成遣使三桂，给予其四个月军粮及白银四万两，并声明“俟立功日升赏”。
这对于已缺饷一年多的吴军确实是雪中送炭。
吴三桂已有降意。
就在这关键时刻，吴三桂先后接到两种文书。
一是大顺使者所持其父吴襄劝其归顺李自成的书信，二是有人送给吴三桂密信，详告其父被刘宗敏抓捕追脏，遭到严刑拷打。
其父已凑白银五万两，但离刘宗敏所索二十万两甚远。
此外，吴三桂爱妾陈园园亦被刘宗敏霸占。
吴三桂闻讯大怒。
遂拔剑斩案、升帐演兵场，斩一名来使，将另一名割去双耳，令其传言李自成：“李贼自送头来。
”同时，起兵回师击败唐通，夺回山海关。
吴三桂从态度模棱两可转变为公开对抗，这在大顺朝中引起轩然大波。
一派意见是立即予以征讨。
另一派意见是暂时放置。
持后一种意见的原因有二。
一是刘宗敏、李过等已沉醉在胜利的欢乐中。
拷掠故明脏官、坐拥声色美姬实在是不亦乐乎。
不想立即再去冒死作战。
二是李岩、牛金星、宋献策等基于策略的考虑，认为暂不宜大举征伐。
因为“新得京师，人心震迭”，而且吴军以“素能战”闻名，不可轻视。
他们认为还是暂时维持现状，继续招降为上。
但李自成力排众议，下令亲征。
四月十三日，李自成率兵十万，号称二十万东出京师。
大顺朝决定征伐一事，吴三桂先期探知，大惊。
他自忖断无抵挡大顺军的力量。
为自保计，他决定向满清借兵。
条件是不但给予满清财帛，而且“将裂地以酬” 。
满清对关内的这些变故并不详悉。
它只知李自成陷京，崇祯身亡，应藉此中原大乱的机会与大顺一争天下。
四月九日满清大军起程沈阳。
十五日行至翁后遇到吴三桂派来的特使。
多尔衮等大喜且疑，并未加快行军速度。
二十日到达连山。
吴三桂第二次使者至。
言李自成军已薄山海关，情况紧急。
清军闻讯日夜兼程二百里，于二十一日傍晚抵达关外。
二十一日白天，大顺军与吴军已有交战。
吴军几不支。
吴三桂再度遣使到清营，急催清军加入战斗。
此时明了情况的多尔衮再不以吴三桂所言“不唯财帛，将裂地以酬”为满足，他的志向是入主中原，故改而坚持吴三桂必须剃发以降方出兵相助。
此时，吴三桂已别无选择。
若明日单独与大顺军交锋，必将不敌，身家性命必毁于一旦。
于是只得依多尔衮所示，亲往清营，剃发跪拜。
次日，山海关大战展开。
狡诈的多尔衮令吴军先与大顺军战。
待交战双方皆疲，而吴军已显不支之时，方挥师跃入阵中。
毫无思想准备的大顺军在“鞑子兵来了
”的惊呼中兵败如山倒。
“一时之间，战场空虚，积尸相枕，弥满大野。
” 至此，吴三桂所谓借清兵以伐大顺，以复明室的设想已成泡影。
在军事上、政治上已完全掌握主动权的满清，只把吴三桂视为众多归降故明官员中的一个，并驱之若走狗来为其征服全中国的企图效力。
李香兰是谁
这首歌原作是日本的玉置浩二生于中国的日本人 为了在上海走红，李香兰很早就已经找到并且认定属于自己的那份闪烁气质。
她原名山口淑子，家人称她为豆豆。
她是日本人，1920年2月1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奉天(今沈阳)附近的北烟台，不久举家迁往抚顺。
她的祖父山口博自幼酷爱汉学，仰慕古老的中国文化，所以在明治三十六年(1906年)从故乡佐贺县来到中国，并长久地居住下来。
她出生之时，伪满洲国打着“五族协和”的建国旗号成立了，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拉开序幕，可事实却相反。
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名义上是伪满洲国的元首，实际上却只是个傀儡，实权则由日本关东军掌握着，他们虐杀无辜以致民不聊生。
目睹着中国大地哀鸿遍野、满目疮痍的惨状，在沈阳铁路局工作的父亲山口文雄和同样崇拜中国文化的母亲石桥爱十分哀痛却满是无奈，他们只能把中日友好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出生在中国的女儿身上。
他们将她许给当时任沈阳银行总裁的好友李际春将军做养女，李香兰这个名字就是李际春起的，“香兰”是他自己曾经用过的笔名，后来李香兰就以此作为自己的艺名。
1943年，年轻幼稚的李香兰满怀着对中国和日本的爱,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来到北平，以“潘淑华”这个名字在北平翊教女中念书。
“潘”是她的另一个义父——她父亲的结拜兄弟,当时任天津市长的潘政声的姓;“淑”是源于山口淑子之名;而“华”，则是出生于中国之意。
这个名字当然也包含了希望中日两国友好共处的意思。
北平翊教女子中学，是一所高、初中完备的女子中学。
正是在那里，她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为今后的演艺事业打下了基础。
她在所著《我的前半生——李香兰传》中记载了当时学习的情况：“我从东北来投亲，作为一个中国人——潘家的干女儿——上了翊教女子学校，名叫潘淑华……上学时三人同路，放学时有时只剩我一个人。
那时候，我常顺路去北海公园，在无人的小岛上练习汉语发音或查字典，也曾去过远处的太庙。
” 由于她从小天生丽质，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又有一副美妙的歌喉，当“李家有女初长成”时，她的艺术天分和特殊出身很快就被日本侵略者操纵策划的伪“满洲电影协会”相中。
他们动员她入会，并决定将她大力包装，作为中国歌星推出，为侵略政策鼓噪。
年幼无知的她心中满怀对伪“满洲国”的无限希望，在日本奉天广播电台新节目《满洲新歌曲》中演唱了《渔家女》、《昭君怨》、《孟姜女》等中国歌曲，更以一曲《夜来香》而声名大噪。
于是，“歌星李香兰”就这样被推上前台，并且迅速在歌坛和影坛走红，成为家喻户晓的“超级巨星”。
大红大紫之后，李香兰还陆续演了一些替日军宣传，或者粉饰日本侵略战争的电影。
当时谁都以为她是中国人，这也为她带来了以后的不幸。
随着日寇侵华战争不断升级，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英两国对日宣战。
日本成为世界人民的敌人，深陷泥沼之中。
一面是杀气腾腾，一面是歌舞升平，在刀光剑影中，她的歌声像搀和了迷魂药的葡萄酒，在抚慰人心灵的同时也消磨其旺盛的斗志。
虽然身处乱世，她受欢迎的程度却有增无减。
太平洋战争开战前期，她在“日本剧场”的演出受到观众的热情捧场，居然有7圈半的影迷包围在她身边，发生了混乱，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当时，她曾收到了日本外交大臣松岗洋右的长子松岗谦一郎的来信。
信上说：“人的价值不能用有无名气来衡量。
人的价值并不表现在人的表面，你应该珍重自己。
现在是个人价值被愚弄的时代，你必须更加尊重自己，否则只能被国家时局摆布。
希望你永远自尊自爱。
” 这些话是耐人寻味的。
在日本历史最黑暗的一个时期，战后被定为战犯的松岗外相之子，给一个冒充中国人(或“满洲人”)，为日本的远东政策效力的女明星写这样的信。
这既让人感受到了自由主义的力量，又让人感受到自由主义的软弱。
它只能作为一种抵制，是不会成事的。
流利的中、日文，令人惊艳的外貌，以及犹如当时好莱坞玉女红星狄安娜·杜萍的欧洲声乐唱腔，完全体现了日本人对于中国女人的理想憧憬。
就这样，李香兰成了关东军推行战争政策中的“糖衣炮弹”。
歌者岁月 李香兰的经历是独特的。
虽然她是日本人一手制造的伪中国演员，拍摄宣传日本的远东政策的影片来慰问日军，成为日本方面所需要的伪满、中国的对日亲善使者，但这些却不 足以抹杀她在艺术上的全部成就。
她的歌声婉转动人，歌唱造诣高深。
学生时代，她曾经跟随一位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波多列索夫夫人学习花腔女高音，后来就在广播电台担任歌手，这是她的歌坛生涯的起点。
她的一生演唱了无数经典情歌，据她自己在回忆录《我的半生》中说，最受听众欢迎的三首歌是《何日君再来》、《苏州夜曲》和《夜来香》。
《何日君再来》是30年代的影片《三星伴月》插曲，虽然原唱是周璇，但她的演唱却别具另种风情。
就如她的几幅老照片，艳而媚的脸，穿着旗袍，是东方但又不是中国的，眉眼间有一丝暧昧。
《苏州夜曲》是日本作曲家服部良一以中国的旋律为基础，参考了美国的爱情歌曲，专门为她编写的。
《夜来香》恐怕最为大家所熟知，这首歌是百代唱片公司特邀作曲家黎锦光参考中国民间小调为她谱写的，但其中旋律和节奏完全采用了欧美风格，谱成了轻快的慢伦巴，传遍了灯红酒绿的沦陷区。
可惜这却是一首至今没有开禁的歌，虽然很好听，很多人也只能私下唱它。
她在为自己写的自传中说：“尽管这首歌很受欢迎，但流行的时间不长，后来日文版和中文版都禁止出售……理由是任何一首外国的软绵绵的情歌都会使风纪紊乱。
”不仅如此，1945年，她在上海因演唱这首歌还受到工部局的传讯。
她说：“他们怀疑我唱这首歌是期望 重庆政府或共产党政府回来。
” 直到后半生，她还念念不忘这首歌的词作者黎锦光。
1981年，她特地邀请他访日，他们在鸡尾酒会上登台高唱《夜来香》，一群“夜来香”迷则边唱边绕场一圈。
在自传中，她还提到了另一首因被指责为“颓废且挫伤士气的敌国音乐”而被禁的歌曲——《离别的布鲁斯》。
这首歌深受日军士兵的欢迎，当演员应要求演唱这首歌时，军官虽假装有事离开会场，却也流着泪，躲在一边悄悄欣赏。
她的《三年》、《一夜风流》的插曲及《恨不相逢未嫁时》更是令歌迷听后眷恋不已。
1945年6月，当她在上海演唱会表演此曲时，处于战争对立状态下的中、日歌迷都对她如痴如狂。
这也是她最后一次在上海的公开演出，两个月之后，大战结束，她就因“勾结日军”的罪名被逮捕了。
除了唱歌之外，她还曾经在伪“满映”、上海、日本、港台等地拍摄了不少影片。
1991年4月，她亲自挑选了自己拍摄的七部影片，参加香港电影节展映。
这七部影片是：《支那之夜》、《赛昂的钟》、《我的夜莺》、《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在拂晓里出逃》、《丑闻》、《白夫人之妖恋》。
其中，《我的夜莺》是她在伪“满映”时代拍摄的片子，这部影片花了近两年时间才拍成，耗资25万日元，相当于一般电影投资的五倍。
影片描写的是父女二人悲欢离合的故事，她自己认为这“是一部具有世界性的音乐片，也是日本电影史上一部真正的音乐片。
”《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是她于战后回到日本后的代表作，由日本松竹影片公司摄制，描写一个舞女爱上了杀死她父亲的仇人，曾被评选为十部最佳影片的第五名。
《在拂晓里出逃》是由黑泽明编剧的一出爱情悲剧，曾被评为当年十部最佳影片的第三名。
《白夫人之妖恋》则是根据中国民间故事《白蛇传》改编的影片。
《支那之夜》留给观众的印象则是一个美艳的中国女性及其甜美的歌声。
她的歌声给人们以梦想，她出演的电影也轰动一时。
她拍摄了《木兰从军》与《万世流芳》，在《万世流芳》中她因扮演林则徐的女儿而蜚声中国影坛。
她对这两部电影有不同的解释，她认为它们完全可以被中国观众从爱国抗敌——抗日的角度去理解，她甚至说这是中、日双方都能接受的电影。
不过，她真正的红火却是上世纪50年代继演出好莱坞电影及百老汇歌剧后，应香港电影公司之邀拍摄的几部电影，有《金瓶梅》、《一夜风流》、《神秘美人》等等，其中的插曲都由她亲自演绎并灌成唱片。
虽然有人指责她出演的电影充满日本军国主义色彩，但是，艺术不可能完全成为军国主义的宣传工具。
此外，她还参与拍摄了“纪实性艺术片”《黄河》和俄罗斯风格的音乐片《我的黄莺》，并因后者而被苏、日两国的间谍跟踪调查。
对于这些，她说：“日本肯定战败，但正因为战败，所以更要留下好的艺术电影。
当美军占领日本时，可以证明日本不只是拍了战争影片，也拍了不亚于欧美名片的优秀的艺术影片……” 爱情和友情 在一次为由日本人扶持的一份文学刊物《杂志》举办的纳凉晚会上，李香兰与张爱玲曾有过这样一段交谈。
张爱玲说：“您就是到了30岁，一定还像个小女孩那样活泼吧
”她 说：“也是啊，这些年老演浅薄的纯情戏实在没多大意思，我倒想演点不平凡的激情戏
”于是，张爱玲后来说道：“她不要那种太平凡的、公式化的爱，而要‘激情’的。
” 据陈歌辛的儿子陈钢回忆，她与他的父亲或许曾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充满激情的上海之恋。
陈歌辛为她创作了大量歌曲，如《夜》、《黎明》、《小溪》、《湖上》、《渔家女》、《恨不相逢未嫁时》、《忘忧草》及专为她写的花腔女高音独唱曲《海燕》等。
当时， 上海交响乐团负责人草刈义夫先生和日本电视台访问上海时，她曾告诉电视台的记者，当年她差一点嫁给了陈歌辛。
而当记者问她为何在出版的自传中只字未提时，她笑道：“最重要的事是不能写在书上的。
” 1992年，当她再次来到上海时，陈歌辛已经去世。
她一见陈钢的面就迫切地询问陈歌辛在世时的情况，追忆他们47年前深深的情意。
临别时，她对着陈钢哽咽道：“我和你爸爸很好啊……”后来在东京再次见到陈钢时，她还对他说：“你爸爸是个美男子，要不是因为有了你妈妈和你们，我就嫁给他了……”她一遍一遍地轻轻哼唱着陈歌辛为她写的《忘忧草》：“爱人哟，天上疏星零落，有你在身边，我便不知道寂寞。
爱人哟，世界已经入梦，有你在身边，我就不觉得空虚。
我在泥中默念你的名字，忘去这烦忧的日子。
爱人哟，虽然那似水流年无情，有你在梦里我的叶便长青。
” 不管怎样，出生在充斥日本侵略野心的伪满洲国，以中国女演员之姿向日本表示恭顺的她，绝对不可能成为爱情的咏叹调。
1952年回到日本后，她嫁给一位比她大15岁的美籍雕刻家诺古其，4年后分手。
谈到分手的原因，她说：“既不是因为第三者的问题，也没有经济问题，只是时间老不能凑在一起，才导致性格方面的分歧。
”其实，他们在结婚前就约定了所谓的“离婚条件”：互相尊重对方，不影响对方的工作，一旦发生矛盾时，像朋友那样和睦地分手。
而结婚的四年里，他们实际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不足一年。
和诺古其离婚后，她应邀赴纽约演出歌剧《香格里拉》。
在演出期间，她结识了日本派往联合国工作的青年外交官大鹰弘。
这位年仅28岁的日本青年每天都给她送一束鲜艳的玫瑰，还接连数次到后台来看望她。
在如此大胆、热烈的求爱下，他们很快就双双堕入爱河，最终结为佳偶。
为珍惜这份难得的感情，和大鹰弘结婚后，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大鹰淑子。
不久，在丈夫的支持下，她退出影坛，成为日本国会议员(自民党参议员)，并连任18年之久。
虽然感情生活几经波折，但难能可贵的是，她始终拥有一份珍贵的友谊。
10岁时，在抚顺小学读三年级的她，在去沈阳秋游的火车上，结识了一位与她同岁的、住在沈阳的俄罗斯犹太裔的少女——柳芭。
她十分重视这个朋友，她说：“柳芭是我最珍贵的朋友。
我之所以成为歌唱的李香兰，是因为有了柳芭；我之所以成为活着的李香兰，也是因为有了柳芭。
柳芭像是神安排在我生活中的护身符，有时像太阳，有时像月亮，她永远伴随着我。
”在柳芭的帮助下，她开始向苏联大剧院的著名歌剧演员波多列索夫夫人，也是柳芭家的朋友，学习花腔女高音。
正由于波多列索夫夫人每年秋天在大和旅馆举行独唱音乐会，“奉天广播电台”的科长东敬三才发现了她，将她录用为电台新节目的专职歌手，使她从此走上了演艺道路。
回顾这一切，她感慨万分地说：“不是吗? 没有柳芭，我不会去学唱，也就没有唱歌的李香兰!”不仅如此，柳芭对她还有救命之恩。
在得知李香兰被囚禁且即将被枪毙后，柳芭回到她北平家中，为她弄来了属于山口家的日本户籍证明，才使她免去了汉奸罪。
并不完美的爱情加上完美的事业和完美的友谊，就这样，她为自己的前半生画上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句号。
归去来兮 历史常常使人变得尴尬，使人感到一种撕裂身心的痛苦。
中途岛海战后，日本节节败退。
随着日本战败日的来临，日本帝国所操纵的“伪满洲国”13年虚幻的历史也随之落幕， “伪满洲国”灭亡，全国上下一时兴起了讨伐汉奸的行动。
李香兰这位红极一时的影星、歌星，也被押上了审判台。
1946年2月，作为伪满洲电影协会的主要演员，她被大家认定有协助日本侵略者作宣传的罪行。
检察官最后判处她枪决，罪名是“身为中国人，却和日本人共同拍摄冒充中国的电影，协助日本的大陆政策，背叛了中国”和“使用中日两国语言，利用朋友关系搞间谍活动”。
然而她心里清楚自己从未从事过间谍活动，更未协助过日本的大陆政策。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她在法庭上出示了证明自己日本人身份的文件，法官宣布她无罪释放。
这个令人惊讶的事实使法庭上的人们愤怒了。
面对大家的怒吼，她流泪唱起了歌，用歌声表达对养育自己的中国的一片深情，同时对自己前半生的罪行作了深深的忏悔。
歌声引起共鸣，所有的人也用歌声告诉她：“让我们以德报怨。
” 追踪她的一生，人们难以理解为何她仅仅由于不自觉地唱歌和表演就险些被判处死刑。
她本人单纯善良，希望中日友好，却被人利用、愚弄，成为日本侵华政策的工具，受到中国人民的仇视。
由此看来，她不过是一个历史的牺牲者，后来的种种遭际，皆因时代所致。
“一个被时代、被一种虚妄的政策所愚弄的人，如果噩梦醒来后，能够有机会对当时的行为反思，或者加以解释说明，也是幸福的。
”她对伪满“宫廷挂”兼关东军参谋长吉岗中将说的这些话，也可以作为她对于自己前半生的说明。
1946年2月29日，她含泪挥别上海乘船返回日本。
回到日本后，她开始以日本女演员山口淑子的身份在日本影坛上继续发展事业，并给自己起了个“香兰山口”的名字。
她自称这个名字是“中日混合物”，是日本和中国的“精神混血儿”。
这期间，她在导演黑泽明的指导下，再创个人影剧事业的新高峰，在美国的电影及音乐剧里扮演多个角色。
1974年，她被选为日本的参议员，以政治家的身份活跃于社会舞台。
同时她还与新闻撰稿人藤原作弥共同执笔写作《在中国的日子——李香兰：我的前半生》。
通过这本自传，她勇敢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表达了“日中不再战，我们同是黑发黑眼睛”的和平挚愿。
作为历史的牺牲者和历史的见证人，她还教育日本青少年牢记：“这全都是事实呀
” 1989年，日本富士电视台推出了据此改编的电视剧《再见，李香兰》。
随后，浅利庆太先生又成功改编了音乐剧《李香兰》。
自1991年1月在东京的青山剧场首演以来，该音乐剧已经演出了184场，观众人数超过18万。
一个17岁的日本高中生高桥雅弘还曾写信给浅利庆太道：“音乐剧《李香兰》不仅告诉我历史上的事件和时代背景，还告诉我战争的事实并给我怎样与邻国——中国一起开拓未来的启示。
” 1974年到1992年期间，李香兰连续获选担任国会议员，协助日本与中国重修旧好。
在“门户开放政策”的后期思想提出之后，中国政府对她展开了欢迎的双臂。
而随着她的自传的发表以及经典专辑的复刻发行，她在新一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又重新获得了倾睐。
两个祖国，两个母亲 李香兰称日本为祖国，中国为故国。
她说，她有两个母亲——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中国；她有一颗心——一半在日本，一半在中国。
生活、历史，包括关于中日关系的那一段回 忆，并不因为它的“不幸”、“不愉快”而化为乌有。
中国对她有养育之恩，而日本国籍对于她又是不争的事实。
这种特殊的身份使她的心一生都处于矛盾之中。
1937年，她以中国人的身份随同学到中南海参加一个为纪念“一二·九”死难同胞而举行的默祷会。
会上大家纷纷表决心：有的要到南京去找国民政府，有的要去陕北参加红军，还有人表示要留下来战斗到最后一口气。
当被问及“假如有日本军侵入北京，该怎么办”时，她不知道如何回答，只好说：“我，站在北京的城墙上。
”对于既爱祖国，又爱自己故国的她，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站在北京的城墙上”或许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正如她在自传中写的，“我只能这样说” 。
站在城墙上，从外面飞来的是日本炮火，从城墙里面打来的是中国铅弹，不管被哪一方打中，双方的子弹“都能打中我，我可能第一个死去。
我本能地想，这是我最好的出路。
” 这种情绪困扰了她很久，她在自传中曾描述过面对这种自相矛盾的无能为力和无比痛苦：“中国人不知道我是日本人，我欺骗了中国人。
一种罪恶感缠绕着我的心，仿佛走进了一条死胡同，陷入了绝境。
”她自己也几次下决心公布自己是日本人的事实，但都没有勇气去做。
尽管如此，由于从小生活在中国，她对中国的感情还是十分真实的。
她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历史见证人。
她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目睹了“平顶山事件”，在一些日本人矢口否认这段罪恶历史的时候，她敢于在日本右翼的重压下郑重而又沉痛地宣告：日本应该向中国人民谢罪
在自传里，她的语言表达也经常是“要去日本了”、“要回中国了”。
1987年，她终于如愿以偿，以政治家、友好人士的身份回到上海寻找她那散发着夜来香的中国心和魂系梦牵的故国、故土、故人。
1992年11月，她又应邀来华参加在桂林举行的金鸡百花电影节。
已经年逾古稀的她虽生活在日本，却依然说着一口京片子。
在北京逗留期间，她寻访了当年的故居，虽然早已“旧貌变新颜”，但她仍能清楚地辨认出来。
她还品尝了北京的小吃，满足了自己的浓浓思乡情。
随后，她回到上海，在花园饭店再次见到了黎锦光，叙述起旧日情谊，两位老人都泪流不止。
会晤完毕后，她小心地搀扶着黎老先生一步步走出饭店。
谁知这竟成了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年黎先生就谢世了。
同年，为庆祝中日建交20周年，四季剧团的负责人浅利庆太先生也率剧团继1988年首次访华后，携音乐剧《李香兰》再度访华。
在“李香兰”故事发生过的地方——北京、长春、沈阳、大连公演15场。
这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出面邀请的演出活动受到中日两国高层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还专程到大连参加《李香兰》的首演式。
四季剧团也派出最佳阵容，在战争结束47年后，又将“李香兰”送回了她的故国。
该剧描写了她波澜起伏的一生，活生生地再现了那段日本侵华战争史，以此告诫人们莫忘战争，在国内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
剧团每次演出都受到了观众盛赞，累计已经公演了近500场。
寻找红色足迹一作文600字
寻找红色足迹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他们的身影…… 记得伟大领袖毛主席曾说过“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是啊，是革命烈士们用他们的青春、他们的热血、他们的生命为我们创造了现在的幸福生活
我坚信
虽然他们的身体已死，但他们的精神却依旧存在
我坚信，即便是在和谐的现在，我们依旧可以找到他们留下的“红色足迹”
还记得“最美女教师张丽莉”吗
张丽莉老师的事迹感人肺腑。
在生死一线之际，她完全没有考虑自己的人身安危，而是把生的希望留给学生，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以自己的柔弱身躯支撑起一片生命的天空，用行动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大爱赞歌。
将学生推开，确保了学生的生命安全，彰显了一位人民教师无私、伟大的品格。
这样的老师，足以成为共和国人民教师的代表。
作为一名普通的教师。
她在生死考验关头，临危不惧、舍己为人，用爱谱写了一曲生命的赞歌，用生命诠释了师爱的真谛。
都说人生没有彩排，可即便再面对那一刻，我想这也是她不变的选择。
还有他，被大家称为“最美司机”的吴斌。
杭州长运客运二公司员工吴斌，驾驶客车从无锡返杭途中，突然有一块铁块像炮弹一样，从空中飞落击碎车辆前挡风玻璃砸向他的腹部和手臂。
面对肝脏破裂及肋骨多处骨折，肺、肠挫伤，危急关头，吴斌强忍剧痛，换挡刹车将车缓缓停好，拉上手刹、开启双跳灯，以一名职业驾驶员的高度敬业精神，完成一系列完整的安全停车措施，确保了24名旅客安然无恙，而他自己虽经全力抢救却因伤势过重去世，年仅48岁。
恍惚间我看到他们的身影和足迹与革命烈士们重合在了一起，我明白了
他们便是革命烈士精神的体现，他们留下的足迹就是我们要寻找“红色足迹”
参观小站练兵园的感受30字
小站练兵园，是天津市近代中国看天津项目之一。
建设规模占地面积20万平方米，除兴建了城墙、讲武堂、军事博物馆、新军督练处外，还建设了袁世凯行辕、行营买卖街等。
以小站练兵史实为基础，以北洋历史、天津近代文化、小站稻文化为脉络，以历史展示和情绪体验为互动性的核心功能，兼具教育、休闲、购物、会议功能的故事主题型历史文化旅游区。
旅游区将具有遗址公园+主题公园+文化博物馆的综合特征。
甲午战争之后，袁世凯奉旨在此督练新建陆军。
寻找红色足迹作文300
今年的暑假，我来到了拥有“十里惊天河，千年古村落”美誉的沂蒙人家，去找寻革命前辈的熟悉足迹，感悟今天的幸福生活。
在沂蒙人家我看见了蒙山县县委的旧址和肖华故居等。
我在蒙山县县委的旧址看到了革命先辈们奋斗的地方——几间矮小的草房子又暗又潮，下午根本看不清屋子里什么样。
肖华爷爷的故居非常简陋。
一张床，一张书桌，一盏煤油灯就是这间小屋的全部家当。
那张小床还不到一米五十厘米。
可以想象肖华爷爷在多少个夜晚，在书桌上奋笔疾书，为我们的生活操劳。
在蒙山县县委外有一个学堂，也不能说是学堂，它由三根石柱组成，两短一长，一共四十多个吧。
那是他们上学、开会的地方。
共产党领导人就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工作。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前辈用鲜血换来的，在看《开学第一课》的时候我就想到了革命前辈们在战场上，在后方同仇敌忾的场景。
我决定为了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好好学习争取，做好祖国的接班人，长大后加入共产党，报效祖国。
使祖国不再受欺凌
英雄事迹手抄报
1960年1月参加中民解放军，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部队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团嘉奖多次，被誉为“毛主席的好战士”。
在部队的培养教育下，他进一步提高了政治觉悟，牢固地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远大目标。
他热爱集体，关心战友，关心群众，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看成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和快乐，并身体力行，认真实践。
他把自己省吃俭用积存起来的钱，寄给受灾人民，送给家庭困难的战友。
他还经常在节假日和休息时间到部队驻地附近车站为人民服务。
在部队生活的2年零8个月时间内，被授予中士军衔，二等功1次，三等功3次，受嘉奖多次，被评为“模范”“节约标兵”，被选为抚顺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参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后感想论文
1920年11月7日，22岁的周恩来登上法国“波尔多”号邮船，西涉重洋前往法国，开始了他的游学欧洲、追求真理的新征程。
此时周氏家族家道中落，已无力支付周恩来赴法留学的费用，他留学的费用主要来自严修在南开大学设立的“范孙奖学金”。
正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所说：“周在欧洲时，他本人的经费支持者是南开大学一位创办人严修。
”严修（1860—1929），字范孙，被尊为南开“校父”，与张伯苓等人先后创办南开系列学校。
周恩来则是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学生，从南开中学开始，周与严就有很多往来。
1913年，15岁的周恩来入南开后很快显露出品学兼优的才能，得到严修的格外赏识。
经济上严修和张伯苓校长经常资助周恩来，让他为学校刻蜡板或抄写讲义，以补助膳食费。
入学第二年，严修破例批准他为南开学校唯一免交学费的学生。
1917年，周恩来以平均89.72分的优异成绩从南开学校毕业。
严修对这个年轻人寄予厚望，非常宠爱他，甚至想要这位19岁的青年作他的乘龙快婿，此事传为一时佳话。
后来周恩来彬彬有礼的拒绝了这门亲事，严修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更加敬重这位不图财富努力选择自己道路的年轻人，他一如既往的资助他，在严修的帮助下这年周恩来赴日本求学。
1919年“五四”前夕，周恩来再入南开，成为南开学校大学部第一届文科学生。
周恩来入大学后，积极投身“五四”爱国革命运动，成为天津青年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者。
1920年1月，他因领导学生运动遭到反动当局逮捕身陷囹圄，经多方营救才得以出狱。
严修为了保护好这位被他誉为有“宰相之材”的年轻人，他与张伯苓商量以他在南开设立的“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出国深造。
这一年，严修捐款七千元银洋，设置“范孙奖学金” ，选派南开大学最优秀学生出国深造。
他们一致同意派周恩来出国留学。
在南开校董事会上研究和征求部有关人员的意见时，大家也一致认为周恩来符合条件，同意派其出国留学。
为了给周恩来创造更好的留学条件，严修还特意给驻英国公使顾维钧写信，介绍周恩来的情况，推荐他去英国留学。
这年借助“范孙奖学金”出国留学的还有李福景。
后来李福景之子李竞的回忆，周恩来1962年还提到此事，说他在法国的留学费用不是靠勤工俭学，而是“范孙奖学金”，正是“范孙奖学金” 起了资助革命的作用。
到达欧洲后，周恩来一直与严修书信往还，保持密切联系。
严为资助周恩来，特在严家帐目上为其立了户头。
除第一年留学费用是交给周恩来支票，让他亲自带走外，以后的学费，都是严修让人转寄的，每半年一次，准时不误。
如 1921年严修日记载有：“2月 27日“李琴湘来（李福景的父亲），余将补助周恩来、李福景之学费，交伊持去”。
为了感激严修对周恩来的资助，1922年春节，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特去拜谢严修。
严修在经济上的帮助，使周恩来免受饥馁之苦，也不必像其他旅欧学生那样勤工俭学，这使他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去从事革命活动。
由于“范孙奖学金”的资助，周恩来的留学生涯实际上成了他对西欧这一资产阶级革命及工业革命发祥地的实地考察。
他旅欧时的活动中心是巴黎，间或往返于比利时及德国等地，从事革命考察和领导工作。
在较为系统地考察中，周恩来依据亲眼所见，对真理做了进一步的求索，并重构了自己的思想，确定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并成为中共旅欧总支书记。
由于周恩来在欧洲从事革命活动，有人就劝严修不要再给周恩来以资助，但他不为所动，以“人各有志”奉答，继续寄钱给周恩来。
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总理于1950年在中南海西华厅设便宴招待张伯苓校长，当时在场的张希陆（张伯苓的儿子）回忆，总理曾说：“我在欧洲时，有人对严先生说，不要再帮助周恩来，因为他参加了共产党。
严先生说：‘人各有志’。
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对他很感激”。
言外之意，是感激老先生对他人格的认识。
吃饭时，端上一碗汤来。
总理又深情地说：“老先生就像一碗高汤，清而有味，是封建社会一个好人。
”周总理对严修老先生的资助始终未曾忘怀。
相关链接：周恩来在法国的足迹几年前，我曾两次访问欧洲。
在巴黎，友人应我的恳求，带我寻访周恩来当年在巴黎的时光和足迹，使我终生难忘。
今年适逢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谨追忆寻访历程，以寄怀念之情。
在巴黎上千条街道中，位于巴黎13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毫不起眼，连陪同我的西蒙夫人也很吃惊，连连询问多次才找到了这个偏僻小巷。
但走进戈德弗鲁瓦街，没几步就能看到一面墙上镶嵌着一方墨绿色的大理石纪念牌，上面是周恩来的铜质正面浮雕头像，头像下面刻着题写的“周恩来”三个中文金字，并配有法文说明：“周恩来，1922年——1924年在法国期间曾经居住在此。
” 这块纪念牌是1979年法国政府为了纪念周恩来而特别设立的。
周恩来当年居住的小旅馆就紧挨着这块纪念牌。
这家旅馆是一栋干净整齐的三层小楼，法国旅游局的铜牌表明这是一家二星级旅店。
老板是一对华人夫妇。
女主人告诉我们，2001年，她和丈夫想要开一家旅馆，通过中介找到了这处旅馆。
“我们发现，小旅馆不但整洁标致，而且舒服温馨，就毫不犹豫地接手了。
当时还不知道周总理曾在这里生活过。
”她认为自己很幸运：“我们去中国银行巴黎分行贷款时，他们一听说是周总理住过的房子，还给了我们一些优惠。
”旅馆的1号住房，便是当年周恩来住过的那一间。
这是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小房间。
女主人告诉我，前来住宿的中国人并不多，但专程来参观的中国人却不少。
周恩来的侄子和侄孙、蔡畅的女儿，还有那些研究历史的中国学者，都曾特意来这里小住。
在房子没有被改造前，邓颖超也曾来这里看过。
1920年11月，22岁的周恩来来到了巴黎。
1946年，周恩来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曾说：“当时正值大战之后，在法国容易找到工作，可以半工半读……在去法之前，我已和国内报纸订合同，给它们做特约通讯员，所以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
”据史料记载，周恩来主要为天津《益世报》《新民意报》写文章。
有影响的有长达二万五千字的长篇通信《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在天津《益世报》上分十天连续刊载。
那时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周恩来从法国发回的通讯报导。
同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聂荣臻后来在自己回忆录中写道：“恩来在法国的生活十分艰苦。
他住在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一家小旅馆三楼第16号房间，唯一的一间住房不到10平方米，除了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木桌外，容不下多少别的东西，真可以说是身居斗室。
这里既是他的住所，又是我们办刊物和进行党团活动的中心。
人多了，实在装不下，就只好到广场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活动。
每当我到恩来那里，总见他不是在找人谈话，就是在伏案奋笔疾书。
吃饭常常是几片面包，一碟蔬菜，有时连蔬菜也没有，只有面包就着开水吃。
”我翻阅了“留言薄”，许多是中国游客写的，也有用法文、英文、俄文写的。
邓颖超和他们的侄子、侄女都留有笔迹，几任驻法大使：韩克华、黄镇、姚广、吴建民……都有签名。
一位前苏联汉学家伊凡诺夫访问后留下深情的题词。
他说：“……周同志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伟大的战士……他从这里起始，一生奉献于共产主义事业，毕其一生……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也是世界人民的伟大儿子……我们永远怀念他。
”我就要离开时，在住房一角一个不起眼的展柜里，偶然发现了一件从来没有看到过的珍贵文物，淡黄纸复印件，是周恩来1929年7月下旬回国的时候，带回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给团中央的一封报告。
里面写着对他的评语：“周恩来——浙江，年二十六，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
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
本区成立的发启（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
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
1924年7月20日。
”可惜我没有摄像、复制，只能手抄，至今保存在我的《出访笔记》中。
告别法中友协秘书长西蒙夫人时，我对她陪我寻访周恩来巴黎故居表示深情地谢意。
她却说：“周恩来是世界名人，和平的旗手，我一向尊重他。
今天有机会陪中国友人寻访他当年在法国的故居，也是我的荣幸。
我又知道了许多，使我更加钦佩这位伟人。
我永远会纪念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