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教学楼该不该拆作文
校有一座建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教学楼，从这里走出去一批批优秀人才，其中不乏知名学者、作家、主持人。
如今，这座矮小、简陋、老旧的教学楼已经不能满足学校现代化的发展需要。
考虑到它的特殊性，学校想保留，但有人认为学校用地有限，修缮、养护还要花钱，建议着眼发展，将其拆除。
为此，学校很犹豫。
不少师生和校友表示非常关注，曾在此楼就读过的某知名作家还专程赶回母校拍照留念，并积极争取留住它。
对于以上事情，你怎么看
请给该校校长、该知名作家或其他相关方写一封信，表明你的态度，阐述你的看法。
要求综合材料内容及含义，选好角度，确定立意，完成写作任务。
明确收信人，统一以“小林”为写信人，不得泄露个人信息。
作文《辞旧迎新》600字
陈寅恪是著名的国学大师，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研究唐史者所必读之书目，近日笔者初读了陈先生的这部书，略作札记如下： 读陈先生的著作，首先遇到的便是要克服不同时代语言的差异，陈先生于民国期间完成此书（1941年），大多带有些半文半白的语言现象；另外陈先生写文章以考据著称，读他的文章可以看到先生考证之精细。
这也看出陈先生“治史”之严谨，有理有据，“论从史出”。
这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
大多以古典文献作为其引证的对象，所以还要克服古代文言文的语法障碍。
我的古文功底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读陈先生的文章不可避免地会有很多困难，初读之后，只是对陈先生的这篇文章有个大致的了解。
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上篇为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中篇为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下篇为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
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 由于对唐代历史的基础知识掌握的不好，应该说很费劲的把上篇读完了。
读过后感觉陈先生在上篇说了三个问题：一为唐代皇室的氏族问题；二为唐代政治势力之变化；三为藩镇割据的原因再分析； 在陈先生这本书中，他对隋唐史一个主要观点是：更加从民族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隋唐历史的发展。
在这篇中陈先生开篇说：民族与文化问题乃李唐一代史事之关键。
对于唐代皇室的氏族问题，陈先生对史料进行的一番考究和论证，认为“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
至於有唐一代之官书，其纪述皇室渊源间亦保存原来真实之事迹，但其大部尽属後人讳饰夸诞之语，治史者自不应漫无辨别，遽尔全部信从也。
”并认为“隋唐两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仍旧施行“关中本位政策”，其统治阶级自不改其歧视山东人之观念。
故隋唐皇室亦依旧自称弘农杨震、陇西李暠之嫡裔，伪冒相传，迄於今日，治史者竟无一不为其所欺，诚可叹也。
”从中给我们的传达了一个这样的信息，治史者对于史料的甄别至关重要，学会辨别史实的真伪。
对于唐代政治势力之变化，陈先生自有一番自己的看法，也就是提出了“关中本位政策”，他认为“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体之後裔也。
自武曌主持中央政权之後，逐渐破坏传统之“关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
故“关中本位政策”最主要之府兵制，即於此时开始崩溃，而社会阶级亦在此际起一升降之变动。
盖进士之科虽创於隋代，然当日人民致身通显之涂径并不必由此。
及武后柄政，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於是进士之科为全国干进者竞趋之鹄的。
当时山东、江左人民之中，有虽工於为文，但以不预关中团体之故，致遭屏抑者，亦因此政治变革之际会，得以上升朝列，而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遂不得不为此新兴阶级所攘夺替代。
故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
若依此义言，则武周之代李唐较李唐之代杨隋其关系人群之演变，尤为重大也。
” “武周统治时期不久，旋复为唐，然其开始改变“关中本位政策”之趋势，仍继续进行。
迄至唐玄宗之世，遂完全破坏无遗。
而天宝安史乱後又别产生一新世局，与前此迥异矣。
”这里所说的“新世局”就应该是中篇所讲的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
对于藩镇割据的原因再分析，陈先生认为藩镇割据是与民族有很大的关系的。
为何这么说呢
陈先生给出了答案：在安史之乱后，唐朝形成了两大集团①长安集团②河朔集团。
长安集团在玄宗后期以宦官为主，河朔集团乃是安史旧党。
他列举高力士、鱼朝恩、吐突承璀、仇士良、杨复光、田令孜等人的出身，认为“唐代阉寺多出于今之四川、广东、福建等省，在当时皆边微蛮夷区域。
其地下级人民所受汉化自甚浅薄，而宦官之姓氏又有不类汉姓者，故唐代阉寺中疑多是蛮族或蛮夷化之汉人也。
唐代中国疆土之内，自安史乱后，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舆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
故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
” 又说：“在长安文化统治下之士人，若举进士不中，而欲致身功名之会者，舍北走河朔之外，则不易觅其他之途径也”、“安史之徒乃自成一系统最善战之民族，在当日军事上本来无与为敌者也。
考安禄山之种族在其同时人之著述及专纪其事之书中，均称为柘羯或羯胡”。
所以认为安史之乱也是与种族问题有关。
对于这个上篇而言，除了对李唐王朝的皇室氏族做了考究之外，重点的就是论述“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
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 通读中篇，我认为陈先生是以有唐一朝皇帝继承问题为线索，论述了“唐代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系于北门卫兵之手（以中央的四次革命最能说明）”、“唐代皇帝继位之不固定”、“唐代士大夫党派的分野（即是党争之渊源）”、“牛李党争”、“内外朝之党派与皇位继承之关系”。
唐代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系于北门卫兵之手 陈先生认为：唐代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关键实系于守卫宫城北门禁军之手。
”以四次中央革命的成败来论述之：一为玄武门之变，二为中宗之复辟，三为神龙三年李重俊之反叛，四为韦庶人之死（唐隆政变）。
为何系于北门禁军呢
“而北门之重要则由于唐代都城建置之形势使然，其详见拙着《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章附论都城建筑一节。
”对此陈先生又略述之：“唐代之北军即卫宫之军，权力远在南军即卫城之军之上，其情势舆西汉南北军所处者适相反。
”、“《周官·考工记》匠人云：面朝背市。
”西汉与此相对应，而唐则不然。
“唐代之长安城，其宫近城之北端，而市则在城之南方，其宫市位置适与以前之西汉长安城相反，故唐代之南北军舆西汉之南北军其名虽同，而实际之轻重则相殊异也。
”、“唐代之长安，其宫在城北，故北军为卫宫之武力。
苟明乎此，则唐代历次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悉决于玄武门即宫城北门军事之胜负，而北军统制之权实即中央政柄之所寄托也。
” 玄武门之变：“太宗之所以得胜，建成、元吉之所以致败，俱由一得以兵据玄武门即宫城之北门，一不得以兵入玄武门故也。
”玄武门之重要性可谓深矣
而建成、元吉岂可不知
陈先生引《常何墓志铭》，然后知太宗与建成、元吉两方皆诱致对敌之勇将。
至于太宗之胜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拉拢工作做得比较好。
中宗复辟之成功：“中宗复辟之成功，实在沟通北门禁军之故。
张东之既得羽林军统将李多祚之同意，大局即定，虽以武曌之枭杰，亦无抵御之能力矣。
” 神龙三年李重俊之反叛：在此陈先生则是从李多祚前后两次兴兵干预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来说明。
（上一次是中宗复辟） 韦庶人之死：“玄宗景龙四年六月二十日夜之举兵，与三年前即神龙三年七月六日节愍太子重俊发动之玄武门事变正复相似，而成败不同者，以玄宗能预结羽林万骑诸营长葛福顺、陈玄礼等，而韦后死党守卫玄武门之羽林禁军统将如韦播、韦璇、高嵩等，皆为其部下所杀故也。
” “中央政治革命凡四次，俱以玄武门之得失及屯卫北门禁军之向背为成败之关键。
” “关中本位政策”施行以来，内重外轻之势所致也。
然自玄宗末年安史叛乱之后，内外轻重之形势既舆以前不同，中央政变除极少破例及极小限制外，大抵不决之于公开战争（唐末强藩与中央政府权臣及阉寺离合之关系构成战乱，其事应列入统治阶级之升降及党派分野范围论之。
故凡本书所未能详述者，以义类推之可知也），而在宫廷之内以争取皇位继承之形式出之。
于是皇位继承之无固定性及新旧君主接绩之交，辄有政变发生，遂为唐代政治史之一大问题也。
后文又举“玄宗政变夺皇位”一事说明之：“玄宗既以有大功故得立为皇太子，而其皇位继承权仍不固定，其后虽已监国，并受内禅，即皇帝位矣，而其皇位之不安定也如故，必至诛夷太平公主党徒之后，睿宗迫不得已，放弃全部政权，退居百福殿，于是其皇位始能安定，此诚可注意者也。
至太平公主欲以羽林军作乱，幸玄宗早知其谋，先发制人，得斩禁军统将常元楷、李慈等，唐代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系于北门卫兵之手，斯又一例证矣。
” 唐代皇帝继位之不固定 ①太宗夺权 ②立李治为太子 ③高宗的立嗣问题（实则高宗与武后立嗣，武侯其中的作用大） ④中宗复辟：“神龙元年正月癸卯（二十日）玄武门之事变，其事自唐室诸臣言之，则易周为唐为中兴复辟；自武则天方面言之，则不过贪功之徒拥立既已指定而未甚牢固之继承储君而已（凡唐代之太子实皆是已指定而不牢固之皇位继承者，故有待于拥立之功臣也）。
” ⑤李重俊反叛：“明知其皇位继承权至不固定，遂出此冒险之举耳。
” ⑥唐玄宗即位：“玄宗既以有大功故得立为皇太子，而其皇位继承权仍不固定。
” ⑦玄宗太子李瑛的废黜与肃宗李亨的上台：“惟肃宗既立为皇太子之后，其皇位继承权甚不固定，故乘安禄山叛乱玄宗仓卒幸蜀之际，分兵北走，自取帝位，不仅别开唐代内禅之又一新局，而李辅国因是为拥戴之元勋，遂特创后来阉寺拥戴或废黜储君之先例，此甚可注意也。
” ⑧代宗的即位：“代宗虽有收复两京之功，而其皇位继承权不固定如此。
最可注意者，则为自宝应元年四月乙丑（十六日）事变张皇后失败后，唐代宫禁中武曌以降女后之政柄，遂告终结。
而皇位继承之决定，乃归于阉寺之手矣。
但阉寺之中又分党派，互有胜败，如程元振等舆朱辉光等之争，即是其例。
至于李氏子孙无论其得或不得继承帝位如代宗舆越王系之流，则皆阉寺之傀儡工具而已。
” ⑨德宗为太子时，其皇位继承权亦不固定 ⑩顺宗废黜之事在《通鉴》贞元三年有详细记载，陈先生在此处强调：“永贞内禅尤为唐代内廷阉寺党派竞争与外朝士大夫关系之一最着事例，且唐代外廷士大夫之牛李党争即起于宪宗元和之世。
” “本篇中专论唐代皇位继承不固定之事实，则至德宗顺宗之交为止。
此后以内廷及外朝之党派关系与皇位继承二端合并论证，而在论证此二端之前，先一言唐代士大夫党派分野之界线焉。
” 唐代士大夫党派分野之界限 武后之前：山东氏族与关陇贵族集团 高宗武后之时为一大变迁 主张经学为正宗——山东氏族；由进士出身而以浮华放浪者著称——新兴阶级；“唐代士大夫中其主张经学为正宗、薄进士为浮冶者，大抵出于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之旧家也。
其由进士出身而以浮华放浪著称者，多为高宗、武后以来君主所提拔之新兴统治阶级也。
” 牛李党争问题 李党——旧派（郑覃、陈夷行等） 牛党——新派（李宗闵、李钰、杨嗣复、令狐楚、白敏中、杜牧等） 下为陈先生之言： 唐代门生对座主关系密切： “李德裕所谓朋党，即指新兴阶级浮薄之士藉进士科举制度座主门生同门等关系缔结之牛党也。
” “座主以门生为庄田，则其施恩望报之意显然可知。
此唐代座主对于门生关系密切之一例证也。
” “牛派巨子以同门之故，遂结为死党。
” “新兴阶级党派之构成，进士词科同门之关系乃一重要之点。
” “唐代贡举名目虽多，大要可分为进士及明经二科。
进士科主文词，高宗、武后以后之新学也，明经科专经术，两晋、北朝以来之旧学也。
究其所学之殊，实由门族之异。
故观唐代自高宗、武后以后朝廷及民间重进士而轻明经之记载，则知代表此二科之不同社会阶级在此三百年间升沈转变之概状矣。
” “宣宗朝政事事与武宗朝相反，进士科之好恶崇抑乃其一端，而此点亦即牛李二党进退荣辱之表征也。
” “大中一朝为纯粹牛党当政李党在野之时期，宣宗之爱羡进士科至于此极，必非偶然也。
”陈先生引张尔田先生《玉溪生年谱会笺》叁大中二年下引沈曾植先生之言曰：唐时牛李两党以科第而分，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
陈先生又言：可论者约有三端：一曰牛李两党之对立，其根本在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兼容，至于李唐皇室在开国初期以属于关陇集团之故，虽舆山东旧族颇无好感，及中叶以后山东旧族舆新兴阶级生死竞争之际，远支之宗室其政治社会之地位实已无大别于一般士族。
二曰：凡山东旧族挺身而出，与新兴阶级作殊死鬬者，必其人之家族尚能保持旧有之特长，如前所言门风家学之类，若郑覃者，即其一例也。
亦有虽号为山东旧门，而门风废替，家学衰落，则此破落户之与新兴阶级不独无所分别，且更宜与之同化也。
三曰：凡牛党或新兴阶级所自称之门阀多不可信也。
“然唐末黄巢失败后，朱全忠遂执统治之大权。
凡藉进士词科仕进之士大夫，不论其为旧族或新门，俱目为清流，而使同罹白马之祸，斯又中古政治社会之一大变也。
” “又唐代新兴之进士词科阶级异于山东之礼法旧门者，尤在其放浪不羁之风习。
故唐之进士一科与倡伎文学有密切关系。
” 内外朝之党派与皇位继承之关系 陈先生在此先讲了“永贞内禅”，“因永贞内禅为内廷阉寺与外朝士大夫党派钩结之一显著事例，而牛李党派实又起于宪宗元和时之故，此后即取内外朝之党派舆皇位继承二事合并言之。
” 宪宗之即位：“宪宗之得立为帝，实由宦者俱文珍等之力。
” 牛李党争起于宪宗之世：“牛李党派之争起于宪宗之世，宪宗为唐室中兴英主，其为政宗旨在矫正大历、贞元姑息苟安之积习，即用武力削平藩镇，重振中央政府之威望。
当时主张用兵之士大夫大抵属于后来所谓李党，反对用兵之士大夫则多为李吉甫之政敌，即后来所谓牛党。
而主持用兵之内廷阉寺一派又与外朝之李党互相呼应，自不待言。
是以元和一朝此主用兵派之阉寺始终柄权，用兵之政策因得以维持不改。
及内廷阉寺党派竞争既烈，宪宗为别一反对派之阉寺所弑，穆宗因此辈弑逆徒党之拥立而即帝位，于是“销兵”之议行，而朝局大变矣。
” “元和朝虽号称中兴，然外朝士大夫之党派既起，内廷阉寺党派之竞争亦剧，遂至牵涉皇位继承问题，而宪宗因以被弑矣。
” 吐突承璀在宪宗一朝受宠一时，而穆宗之即位，由于支持澧王宽后被穆宗（遂王）所诛。
“销兵”成长庆一朝之国策：“销兵”之数每年仅限百分之八，且历时甚短，其所以发生如是之大影响者，盖当时河朔为胡化区域，其兵卒皆善战之人，既被裁遣，“合而为盗”，遂为朱克融、王廷凑所利用，而中央政府征募之人自然不能与河朔健儿为敌也。
宪宗、敬宗之死，敬宗、文宗之得帝位都为阉寺所为。
“致敬宗及绛王悟之被弑害，与夫文宗之得继帝位，均是内廷阉寺刘克明党与王守澄党竞争下之附属牺牲品及傀儡子耳，亦可怜哉
斯又唐代皇位继承不固定舆阉寺党争关系之一例证也。
” 理清牛李党争发展之历程：“文宗一朝为牛李党人参杂并进竞争纷剧之时期”“就牛李党人在唐代政治史之进退历程言之，两党虽俱有悠久之历史社会背景，但其表面形式化则在宪宗之世。
此后纷乱斗争，愈久愈烈。
至文宗朝为两党参错并进，竞逐最剧之时。
武宗朝为李党全盛时期，宣宗朝为牛党全盛时期，宣宗以后士大夫朋党似已渐次消泯，无复前此两党对立、生死搏鬬之迹象，此读史者所习知也。
” “鄙意外朝士大夫明党之动态即内廷阉寺党派之反影。
内廷阉寺为主动，外朝士大夫为被动。
阉寺为两派同时并进，或某一时甲派进而乙派退，或某一时乙派进而甲派退，则外朝之士大夫亦为两党同时并进，或某一时甲党进而乙党退，或某一时乙党进而甲党退。
迄至后来内廷之阉寺“合为一片”（此唐宣宗语，见下文所引）全体对外之时，则内廷阉寺与外廷士大夫成为生死不两立之仇敌集团，终于事势既穷，乞援外力，遂同受别一武装社会阶级之宰割矣。
” “李训、郑注所以能异于宋申鍚，几成扫除阉寺之全功者，实在利用阉寺中自分党派，如王守澄与仇士良、韦元素等之例是也。
又当时牛李党人各有其钩结之中官，训、注之进用本皆由于阉寺，故能悉其隐秘，遂欲同时一举将阉寺及士大夫诸党派俱排斥而尽去之也。
当日阉寺之党派既是同时并进，互相争鬬，达于剧烈之高点，故士大夫之党派各承其反影，亦复如之。
斯为文宗一朝政治上最要之关键。
” “由宪宗朝至文宗朝，牛李争鬬虽剧，而互有进退。
武宗朝为始终李党当国时期，宣宗朝宰相则属于牛党，但宣宗以后不复闻剧烈之党争。
究其所以然之故，自来未有言之者，若依寅恪前所论证，外朝士大夫党派乃内廷阉寺党派之应声虫，或附属品，傥阉寺起族类之自觉，其间不发生甚剧之党争，而能团结一致以对外者，则与外朝诸臣无分别连结之必要，而士大夫之党既失其各别之内助，其竞争遂亦不得不终归消歇也。
” 总之，在论述内外朝之党派与皇位继承之关系时，陈先生认为唐代中后期的皇位嬗变阉寺乃是幕后黑手，皇帝只不过是一种傀儡罢了。
而阉寺与外廷，则阉寺为主导，外廷乃是阉寺的附属品。
而外廷斗争（朋党之争）之湮灭乃是由于阉寺“合为一片”。
其中有几位皇帝是值得注意的：肃宗、代宗、宪宗、宣宗、哀帝，为什么呢
肃宗登基，李辅国因是为拥戴之元勋，遂特创后来阉寺拥戴或废黜储君之先例；代宗登基皇位继承之决定，乃归于阉寺之手矣；宪宗之世牛李党争起；宣宗即位后士大夫朋党似已渐次消泯；而哀帝时为何这种统治瓦解了呢
笔者在陈先生的论述中还是没有找到答案。
（也许是我过于愚笨了） 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 开篇先生就言：兹所欲论者只二端：一曰外族盛衰之连环性，二曰外患与内政之关系。
在外族盛衰之连环性一节当中先生依次论述了突厥、回鹘、吐蕃、高丽、南诏…… 如按陈先生的意见，那么我们所夸耀的大唐盛世岂不是也在民族的夹缝中生存
东北有高丽，西北先后有突厥、回鹘，西南有南诏。
如此中国在唐朝怎么可以算得是一个大国呢
首先从国界来说，唐代不是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其次又有这么多的外族势力在不同时期内的犯边； 关于第二节外患与内政之关系，陈先生首先从府兵制的瓦解入手，论述了吐蕃的侵犯与边疆戍兵的关系，从而说明其府兵制瓦解是与外族的侵犯有关的。
兵农合一的府兵制是唐代兵制的一大特点，但是面对吐蕃的进攻，这种兵农合一已经满足不了边防的需要，“故不能不有长期久戍的‘长征健儿’”。
“此吐蕃之强盛所给予唐代中国内政上最大之影响也”。
其次论述了回鹘与中国在和平时期财政经济之关系。
（陈先生在前说回鹘与中国摩尼教之关系，在此颇有疑问，摩尼教那是西方传入中国的，怎么觉得先生好像说这倒是中国本土的了
）先生就马价问题展开一番论述：“蕃得帛无厌，我得马无用，朝廷甚苦之”“唐与回鹘在和平时期之关系中，马价为国家财政之一大问题，深可注意。
”后文又说：“唐室之应付此项困难问题，计出于无聊，抑又可知矣。
” 再次陈先生从回纥与中国人民经济关系加以略论。
许倬云先生在《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中把唐代的他者分为三类：一曰陆续由近边外族，流入中国的人口；二曰外商因为来华贸易流离中国的胡客蕃商；三曰整体投奔中国的外族；外族商人与中国人民经济的关系就有一定的关系了。
在此篇的最后陈先生引用宋祁的话：故宋子京曰：'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
笔者对此还是不能理解
梁启超对新文化运动做出了什么贡献
一、提出“亦西”的文化观，为文化大提供了取意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西文化的优劣问题，以及中国文化的建设与去向问题，在学术界曾展开过一场影响深远的大讨论。
梁启超踊跃参加了这场大讨论。
他以自己特殊的方式与深切的感受，表达了对中国文化建设的意见。
1917年11月，梁启超辞去了财政总长的职务，从此退出了政坛，专心于学术研究。
其时的梁启超对于自己从政的生涯曾经作过深刻的反省，他说：“别人怎么评价我我不管，我近来却发现了自己一种罪恶，罪恶的来源在哪里呢
因为我从前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借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这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过几回事。
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我良心上无限苦痛，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罪恶。
”[1]（P59）政坛上的大起大落，使梁启超历尽苦辛，饱经沧桑。
正是此种深刻反省，加之割舍不下爱国之情的心态，使梁启超一面著书立说，一面筹划漫游欧洲之事。
1918年12月梁启超与丁文江等人赴欧洲考察，历时一年多，1920年3月回国。
这次出游，对梁启超的思想影响甚大。
其思想收获主要体现在他所写的《欧游心影录》中。
他对中国文化建设问题的发展去向所提出的意见，集中体现在这本书中。
这次欧游使梁启超仔细考察了战后各国的社会状况，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的灾难有了一定的认识，特别是他看到了战后各国贫富之间的差别，以及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
与此同时，他从精神文明的层面既体会到以自由放任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明给各国带来的巨大进步，“百年来政制的革新和产业的发达，那一件不叨这些学说的恩惠”。
[2]（P9）当然，他也亲身体会到了欧洲文明其显而易见的弊端。
在《欧游心影录》中，他就批评西方把科学用歪了，将科学的各种发明“大半专供杀人之用”，“使人类不惟没有得到幸福，反带来许多灾难”。
不过，梁启超的说法并无任何菲薄科学的意思。
他声明：“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
”[2]（P12）梁启超精通国学，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的了解与研究，他一直坚信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少瑰宝是不可以丢掉的。
欧游回国后，他对中国近三百年的学术思想的发展和中国历史的研究方法，作了系统的专题研究，发表了如《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著名专著。
此外，他还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与哲学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完成了一批有学术价值和进步意义的论文和著作。
这些都说明，梁启超对本国的传统文化是有一种深深的眷恋之情的。
当然，他也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就十全十美。
与此同时，他对西方文化也有较为全面的接触与系统的探讨，又亲自去欧洲作过实地考察，他对中西文明各自的优劣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
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去向也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既不主张全盘西化，也不赞成东方文化派的主张，拒绝一切外来文化。
他坚持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与贯通。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
[1]（P35～36）他还指出：“自古未有不通他国之学，而能通本国之学者；亦未有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
”[1]（P61）这表明，他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不把“他国之学”与“本国之学”割裂和对立起来看待。
为此，梁启超不仅批评了中国人不接受西方文明，夜郎自大，否认西方文明价值的错误，而且也批评了全盘西化者抹杀中华本土文明，搞民族虚无主义的愚蠢做法。
他希望东西文明能互相取长补短，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
为此，他强调“还有很要紧的一件事，要发挥我们的文化，非借他们的文化做途径不可。
因为他们研究的方法，实在精妙”。
他还设计好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步骤：“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
”显然，这一观点是较为合理的，是中肯的。
梁启超的“亦中亦西”的文化观的提出，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中讨论文化问题，尤其是对中国文化的建设去向提供了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意见，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二、影响一代知识分子，其政治文化思想是新文化运动勃兴的精神催化剂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和康有为开始抨击君主专制，提倡民权与自由，名噪一时，成了国人心中仰慕的大人物。
毫无疑问，梁启超也成了五四时期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精神偶像。
尤其是他在变法失败亡命日本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撰写了一系列介绍、评议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那明白晓畅，急切锐利，富有激情热力的文字，确实“叱咤风云，震骇心魄”，不知使多少人为之倾倒。
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就坦言自己的思想曾受到过梁启超文章的深刻影响。
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有以下自白：“吾辈少时，读八股，讲旧学，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谈新学者，以为皆洋奴，名教所不容也；前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
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
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
”[3]仔细思之，这确是陈独秀的肺腑之言。
胡适在多年后的回忆中写道：梁启超的《泰西学案》“猛力把我以我们古旧文明为自足，除战争的武器，商业运转的工具外，没有什么要向西方求学的这种安乐梦中，震醒出来”。
[4]（P49）他还说：“《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
”可见，将胡适引入崭新的学术殿堂的启蒙导师是梁启超。
青年读了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后，对梁极为钦佩，有些文章，如该报连载的《新民说》，他“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
[5]（P113）在他读到重要章节时，还在上面标点、批语，以抒发心中的感想。
可以说，梁启超是那时心中的偶像和最重要的精神导师。
梁启超对陈独秀等人的思想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反专制，伸民权。
梁启超指出专制政体为民众之大仇与公敌，同人要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佛家精神牺牲生命翦灭之。
梁启超对专制政体的抨击不仅仅是出于情感上的冲动，而且富于理性的思辩。
他严格区分“国家”和“朝廷”这两个概念：“有国家思想者，亦常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
朝廷由正式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
”梁启超批判专制政体，论述属于西方近代国家学说的思想，使五四时期一代先进知识分子深受影响。
如青年就在梁启超上述有关国家思想的文字旁边，批道：“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
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6]（P390）不难看出，正是在梁启超思想的影响下，明确意识到君权应服从民权，代表民权。
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反对专制，大倡“人权平等说”，与梁启超的思想启蒙作用是分不开的。
二是做“新民”，强调“自新”。
梁启超从国家有机体的思想出发，认为国家是“积民而成”，如果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沌，则国家必不能生存和发展，此犹如“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人之身体便随之衰朽和死亡。
他还形象地说：“夫拿破仑旷世之名将也，苛援以旗绿之惰兵，而不能敌黑蛮；哥伦布航海之大家，苛乘以朽木之胶船，则不能渡溪止。
”故此，他坚信中国的复兴和强大有赖于一代新国民的产生。
这些新国民应具备正确的国家、权利和义务观念以及进取、冒险、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和尚武等优良素质。
“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
”如何做新民呢
梁启超提出要坚持走“自新”“自强”之路。
所谓“自新”，梁启超强调即个人自我之个性解放与个性发展。
做新民，坚持“自新”的思想使陈独秀、胡适、等人深受启发，新文化运动发起之时，陈独秀等人敬告青年要做“新青年”。
他们号召青年要成为独立自主的人，大胆解放思想，用理性和科学衡量一切，冲破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推倒骗人的偶像，充分认识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以求实的进取精神，自觉而奋斗，排万难而前行，战胜旧社会。
可以说，陈独秀等人提出的“新青年”之说与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是有传承关系的。
“新民”思想不失为“新青年”之说的一种理论源头。
二者可谓沉沉一线，前后相揆，陈独秀等人的“新青年”思想是对梁启超“新民”思想在精神上的一种回应。
梁启超的敢著先鞭之功是不可抹杀的。
三、从多方面推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首先，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对新文化运动具有重大的影响。
梁启超是近代新文学运动的先行者，郭沫若曾说：“文学革命……追溯到清朝末年资产阶级的意识觉醒的时候。
这个滥觞时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数梁任公。
”[7]（P88）郭的评价是公允的，1902年前后，梁倡导“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可以说，它对五四时期陈独秀等人倡导的文学革新运动，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梁以他那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如椽之笔，号召“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他也是“诗界革命”最热心的倡导者，他提出，诗界也要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
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
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
此外，他还倡导“文界革命”，认为“文界革命”，就其内容而言，是指借助西方文明以开启民智，“播文明思想于国民”；就文体形式而言，可以用“俗语文体”来写作。
总之，梁启超举起改良封建主义的旧文学，建设资产阶级的新文学的旗帜，并从宗旨、内容、形式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想主张，由此开了近代新文学的先河。
文学革命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扬起“文学革命”的大旗，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发动了一场文学革命。
1917年初，胡适与陈独秀相继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他们主张文学从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来一次彻底的改革。
他们的倡议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无疑，陈独秀与胡适在文学革命方面改革的力度比梁启超的新文学主张要大得多，其影响也要深得多。
但不可否认的是，梁启超在陈、胡之前，就号召要改良旧文学，建设资产阶级的新文学，其功不可没，它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梁启超在各学科，包括哲学、史学、教育学等学术思想领域的继旧开新、沟通中西的理性思考与进取的批判精神，为近代学术发展奠筑了基石。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容是多层次的，鼓吹“民主”与“科学”，是这一运动的鲜明主题，但批判旧学，推进近代学术的发展也是题中之义。
梁启超中学功底深厚，西学知识也甚为丰富，又有个人的天赋与才气，尤其是他兴趣广泛，治学勤勉，方法得当，善于深思，因而他对许多学科都作过较为全面和较为深入的研究，并能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由此而构建了自己关于近代学术理论的体系，其中的一些思想观点，至今对人启示尤深，仍不失其学术的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对近代学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称其为我国近代学术的一位开路先锋，一位文化巨人，是不为过的。
我们不妨作些具体的分析。
梁启超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用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点和方法作研究的著名学者之一。
其一，他指出，中国是史学出现最早和最发达的一个国家，“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
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发达”。
他认为中国最早产生史学，是由于中国最早设立史官，并且史官职责明确而崇高。
当然，发达的中国史学并不是尽善尽美。
由于封建主义政体的影响，它存在“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等弊端，由于存在这些弊端，因而生出“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二病。
其二，他指出，尽管中国史学有这些弊病，但我们不能由此而否认它的作用与价值。
他以进化论作指导，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今后进化的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还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
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半焉。
”不难看出，梁启超的这一史学观有它的偏颇之处，但是，他把研究历史作为寻找规律的钥匙，作为“国民之明镜”，称为“爱国心之源泉”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此外，他对教育学的探讨，也是有其独到之处的。
1922年，他在《教育与政治》一文中指出：“教育是什么
教育是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
”他还说：“教育家教人做人，不是教他学会做单独一个人便了，还要教他学会做父母、做儿女、做丈夫，做妻子、做伙计……乃至做国民。
”[1]（P68）颇有见地。
为了培养“新国民”，他还提出对教育内容要作改革。
过去洋务派办的学堂，“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仅是西方“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对于“西人富强之本，制作之精，亦罕能言之而能效之者”。
对于中国的“旧学”，洋学堂的学生亦将它束之高阁，梁启超认为如此下去，不可能培养出国家所需的“新国民”，而且，西方的文明未学到，本国的文明也不能延续下去。
为去此弊病，梁启超提出要“一须通习六经大义，二须讲求历朝掌故，三须通达文字源流，四须周知历国情状，五须分学格致专门，六须仞习诸国言语”。
[1]（P37）辛亥革命后，他又根据国势的变化，提出把学校教育分为两类：一类是教育一般国民，“使咸有水平线以上之智能”；另一类是“教育高等人才，以为国家社会之栋干”。
他还提出当时的学校教育，于德育“太笼统”，于体育“太狭隘”，因而他主张学校的教育要改成知育、情育、意育的教育。
做到孔子所说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其意就是要培养学生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与完美健全的人格。
为了培养国家所需的人才，梁启超对教师的选择与培养，也提出了要求。
他认为国家要“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要义”，使培养的教师“能以授人为主义”。
他还强调教师必须敬业爱岗，切不可兼做其他事情。
他说，如果一个人对教育不感兴趣，“我劝他立刻改行，何必在此受苦”。
当然，教师在教学中还要做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对学生要有亲切感，要注意自己的道德修养，等等。
梁启超的这些观点，就是在今天看来，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最后，梁启超组织共学社，编译新书，资助留学生，兴办图书馆，以“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为宗旨；成立讲学社，邀请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他又通过《解放与改造》、《晨报》副刊等，宣传新文化，推介自己的研究心得。
这些活动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20年梁启超欧游归来后，就联合同人创办了共学社，将翻译外文著作和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作为主要的工作。
据统计，共学社当时共翻译了一百多种外文图书，并尽力而为，选派了一批留学生。
共学社的活动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同年9月，梁启超又联合一些同人成立“一永久团体，名为讲学社。
定每年聘名哲一人来华讲演”。
在梁启超等人的筹办下，英国的著名哲学家罗素、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德国生命哲学家杜里舒、印度著名文学家泰戈尔相继来华讲学。
四位名哲在中国各地的巡回讲演，无疑给中国的学术思想界带来了一股清新气息，对近代中国学术的发展是十分有益的。
与此同时，梁启超为了促进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还热心于建设本国的图书馆。
从1916年起，他就着手创办松坡图书馆。
该馆成立后，他自任馆长。
经他多方奔走，松坡图书馆成为当时国内一所规模较大的图书馆。
不仅如此，他还对图书馆学进行探讨，编了《中国图书大辞典》。
后来，他又担任过北京图书馆的馆长，想方设法为馆里争取经费，他又将自己的全部藏书捐献给北图。
五四时期，宣传新文化的刊物出了不少，不甘寂寞的梁启超又与同人办了《解放与改错》、《晨报》及副刊、《时事新报》和副刊《学灯》等。
这些刊物在介绍西方的新学说、新思想，活跃当时的学术风气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综上所述，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关系密切，他以各种方式影响了新文化运动，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不可否认，梁启超后期的文化观及对各学科的研究难免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我们不可苛求。
关于历史论文
作为一个名家的后代，叶兆言很尴尬，也很有压力。
祖父叶圣陶不鼓励父亲当作家，父亲叶至诚不鼓励叶兆言当作家，但最后叶兆言还是选择当了一个作家。
尽管有评论家称，叶兆言的才能将淹没在传统的阴影中，但叶兆言还是在以自己的实力向世人努力地证明着自己的才气，不管是否会有江郎才尽的那天，叶兆言反正是一直在写着。
从早期的《枣树的故事》、《一六三七年的爱情》到近期的《没有玻璃的花房》再到刚刚推出的《我们的心多么顽固》，叶兆言一次次在超越着自己。
祖父指点 叶兆言有一个有名的祖父叶圣陶。
虽然祖父的名气给自己带来了相当的压力，但也有很多好的影响。
“在我的记忆中，我祖父到了80岁，他每天都在写字桌前坐8个小时，在那里写信、看书。
他让我明白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你作为一个作家，你是要工作的，工作是美好的，成功不成功都是身外之物。
他并没有说，成功就是有车，有什么，他也没给我灌输这些东西，他只给我留下这么一个记忆——他一直在工作。
”所以，叶兆言一直保持着能坐在那里的能力，这也是他最愉快的也最得意的一件事。
叶兆言惟一得到祖父指点的旧学是对对子。
那是在文革期间，叶兆言正在上初中，有一次，叶圣陶发现他竟然能背出一连串辛弃疾的词，很有些吃惊，于是，叶圣陶就让他从头开始，学习平平仄仄平平，方法有点像旧时的私塾先生，叶圣陶报一个字，叶兆言对一个字。
但叶兆言只是站在旧体诗词的门坎上往里瞅了几眼。
随着年龄的增长，叶兆言越来越喜欢看19世纪的欧洲小说。
高中毕业等待分配那会儿，几乎整整一年的时间，叶兆言都和祖父在一起。
因为那时很闲，叶兆言从祖父那儿得到了很多平时不可能得到的东西。
父亲反对 叶兆言的父亲叶至诚喜欢藏书，曾在首届金陵藏书状元的评选中被评为状元。
叶兆言知道，他父亲的藏书始终围绕着作家梦转，父亲的作家梦就是由文学名著熏陶出来的，但父亲却不允许叶兆言乱看书。
也许叶至诚觉得自己是文学的受害者，不愿意儿子重蹈覆辙，他希望叶兆言成为一个和文学毫无关系的人。
因为这个缘故，高考制度恢复后，父亲坚决反对他考文科，偏偏鬼使神差，因为眼睛不好的缘故，叶兆言只能考文科。
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父亲并没有向他祝贺，甚至连一个笑脸都没给他，只是让他以后不要写东西。
当年，叶至诚因为写作被打成右派，但他并没有放弃写作，在那个时代里，他还在写，但是写的都是自己不愿意写的东西，所以他认为写作是一件苦差事，是对自己人格的一种羞辱，他不想让自己的后代步其后尘，他就坚决反对叶兆言写作。
最后，叶至诚带着一个残缺的作家梦走了。
每当想起这些，叶兆言的眼泪都会情不自禁地流出来。
父亲把热爱写作的激情传给了他，他和父亲一样想成为一名作家。
叶兆言想当一个作家正是因为他大量阅读了父亲的藏书。
滚动状态 叶兆言把写作比作“爱情马拉松”，他说：“最重要的是你要热爱写作，为了写作，什么样的委屈你都得能承受，包括对很多业余作者打击甚大的退稿。
”叶兆言坦言自己也曾有过被退稿的经历，写了几篇小说后，连续有5年，一篇小说也发不了，他也曾为此苦恼过、抱怨过，但后来他明白了一个道理，退稿其实能够变成一种很好的鼓励，如果用爱情来形容的话，“太容易得手反而没意思。
” “我祖父不鼓励我父亲当作家，我父亲对我也是这样。
我是一个听话的孩子，我确实从小没想过当作家。
” 叶兆言始终在不快不慢地写着。
在他看来，写作虽然是一件苦差事，类似于作坊式的劳动，但它却是人间很美丽的一件事。
哪怕创作了四五个小时只写了一点点内容，他也不会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
“思考的过程才是写作的乐趣所在，写作应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这句话可以说是叶兆言对于甘于平淡的最好注解了。
他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苦恼的事情就是他失去写作的能力。
尤其当写作成为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我无法想像我不写作还能干什么。
作家的创造力都是惟一的，我这30年的创作生涯模仿过多，创造不足，从一开始我就没想过要模仿别人，但文学创造很难，‘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
不过我一直在想我可能能超越自己，所以我一直在写着，因为我想，至今我有这样的可能。
” 叶兆言曾对张爱玲后期的创作枯竭、找不到北感到恐惧。
其实，每一个热爱写作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恐惧。
写作就是一场持久战，谁都有感觉支持不住的时候。
“最终的失败将不可避免，但是我想起码目前我还不准备放弃，不战而降是件很耻辱的事情。
”叶兆言说。
叶兆言自言自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不停地喜欢，不停地变，他总是处在一个滚动的状态。
叶兆言特别喜欢福柯的一句话“真正的作家是阻拦不住的。
”其实这句话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如果不是作家，怎么培养也培养不出来的。
关注人性 作家刘震云是与叶兆言同一时期出名的，他的《一地鸡毛》对社会有一种观察有一种思考，对人性对现实有一双关注的眼光，相比之下，叶兆言的作品则更艺术化一些，他不会提出问题，不会告诉读者红灯和绿灯的走法，他想谈的是为什么还有人闯红灯，闯红灯是一种乐趣，闯红灯可能会很好玩，叶兆言感兴趣的还是人性。
这部《我们的心多么顽固》其实关注的是一个弱势群体，这也是叶兆言写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动机。
虽然在他记忆中间，比他大十岁的人始终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批人只有极少数人过得好，大多数人都是不幸的。
“我就认识这样一个人，他现在在小区做保安，在我心里他始终是我年轻时的印象，英雄气不服输，可他跟我说过一句很让人感慨的话‘你知道吗，我的儿女都看不起我。
’他没有做什么错事，他在我记忆中是很好的，而且是很强悍的，但是他们一些人中处境很糟糕，这一代人比我大，他们的生活和青春是没有办法后悔的，他们并不一定后悔，因为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方式，我想写出他们的遭遇，确实他们挺冤枉的，他们最应该学习的时候被耽误了，永远处在被耽误的状态。
” 兄长情结 对于叶兆言来说，这次的创作是一次挑战，因为他用第一人称来讲述一个比自己大10岁的“哥哥”的事情，但正为此，他的表演欲被尽可能地激发了出来。
小时候，叶兆言周围的人差不多都有兄弟姐妹，他最眼红的是那种有哥哥保护的男孩。
“当时真是弱肉强食的时代，在学校里，小孩子被欺负了，最有威胁的一句话就是‘我告诉我哥哥’，那年头，所有的哥哥都有一种黑社会老大的意思，因为小孩子注定是打不过比他大的孩子的。
”几十年来，“兄长”情结在叶兆言心头始终挥散不去，2003年，他终于按捺不住，写出了这部《我们的心多么顽固》。
习惯倾听 在《我们的心多么顽固》这本书中，叶兆言采用的是讲故事和听故事的写作形式。
这就好像是叶兆言小时候，听兄长吹嘘他的经历，一个吹得天花乱坠，一个听得目瞪口呆。
如果说叶兆言有什么野心的话，那就是他想达到这样一种双赢的效果。
在写作的时候，他既是说故事的人，同时也是听故事的人。
“我小时候就有一种倾听的习惯，老是听别人说，我觉得一个比你大十岁的人的诉说，对你的成长有很大的关系。
有些我们今天感觉很苦恼和痛苦的事情，在我童年中却觉得很美好，比如说比我大的人到农村去，我觉得很好、希望去。
比如看到他们做红卫兵串联，我会很羡慕，因为羡慕，我变成一个倾听者，只要有机会我就听他们滔滔不绝地说，我小时候的倾听感觉在里面，听他们说，这个写作也是把我过去断断续续听到的东西换一个角度说出来。
” 在写作的时候，要兼顾听和说双方的利益，要让双方都过瘾，这对于叶兆言来说，应该是一个挑战。
这种挑战让叶兆言感到兴奋、新鲜、快乐。
顽固的心 “顽固”是叶兆言这部新作的主题。
叶兆言说，“顽固”就是书中写到的那些东西，爱情、欲望、性、感动等等。
人的心是顽固的，生命状态也是这样，顽固有时候与好坏无关。
这部新作的笔触可谓空前大胆，描写了一个男人曲折混乱的性史。
苏童曾这样评价：“叶兆言彻底放下了架子。
”但叶兆言却称自己的写作一直都很放纵，可以用“为文放荡，为人拘谨”来形容。
不过，对于一个从小就接受传统教育的作家来说，叶兆言这次放纵得实在是太彻底了。
每个作家每次写东西都想有点不一样，想与以往的自己不一样，也想与自己所见的不一样，“顽固”的叶兆言一直想变，这可以理解，但这次的“变”读者能否接受，读者是否也会像叶兆言一样“顽固”，这都是个未知数。
“不管怎么说，性是个很美好的事情，如果能把这种美好传达出来，这就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大善事。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性永远不应该是个写不写的问题，而是一个写好和没写好的问题。
”对于书中那些出格的描写，叶兆言自己的解释是实在是无法控制自己，那是一种水到渠成的境界，不过他也承认，“顽固”让他自己进入了一种疯狂状态。
叶兆言始终把写作当做一种生活方式，如果说有个目标的话，叶兆言希望自己能源源不断地写下去，他渴望这种能力远远超过渴望成功。
（风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