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有哪些成就
汉朝的科学技术成就： 1）确切诞生了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可能火药的诞生也在汉朝； 2）瓷器也在汉朝诞生，这是中国对世界的礼物；各种手工艺品在汉朝发展很快； 3）纺织技术得到改良，丝绸等广泛使用； 4）冶炼技术得到改良，冶铁工艺已经非常发达（这要感谢张骞出使西域）； 5）水利技术得到发展，汉朝治水比较成功，很少有水灾； 6）医学得到长途发展，出现了华佗，张仲景等名医，中医已经比较完备，也出现了“动手术”这样的“西医”，血液循环原理也被发现，这比欧洲早了将近1000年； 7）包括数学在内的自然科学有一定的发展，尤其是历法和天文。
8）很多机械原理被广泛应用，例如轴承，曲轴连杆，转动变直线运动的装置等等，这比欧洲早了至少500年； 9）建筑学得到完善，据说有了具体的建筑规范和标准，就好象现在的国标。
教育成就西汉的教育，最突出的是汉武帝时代始兴的儒学教化，它深刻地影响从此以后的中国教育和伦理。
前140年，汉武帝对讲求事功的儒学大感兴趣，即重用儒者赵绾、王臧等为公卿，变寡欲政治为多欲政治，提升儒教，压抑黄老之学。
大儒董仲舒乘机脱颖而出，援引“春秋大一统”之精义，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他继承儒家重教化的传统，认为子孙长久安宁应归功于礼乐教化，所以帝王必须以教化为大务。
受其建议，武帝遂立大学、设庠序，罢黜秦朝所立各家博士，专立儒学之《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学术的道路从此限定只有经学一条了。
武帝令丞相公孙弘等制定设立太学方案，规定五经博士教授的学生，每经10人，全国共50人。
选择18岁以上，仪状端正者充之。
期年后，可做文学掌故和郎中。
这以后，太学规模不断扩大，到成帝时，博士弟子增至三千之众。
后来，西汉政府特许郡国县官挑选少年入太学旁听。
同时在各地设庠序之学以“崇乡里之化”。
至西汉末，全国学校如林，庠序盈门。
尊儒兴学，制度教化，将教育、考试和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时的大创造，此后，孔子“学而优则仕”的主张便作为正式的文官制度得以确立。
道德教化为基础的察举、征壁与潜心攻经，成为入仕升官的两条途径和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巨大支柱。
东汉时，太学有更大规模的发展，太学士多达3万，《论语》、《孝经》是必修课，方式一是大班上课， 二是高年级辅导低年级，主要靠自学，年限不定，可兼习他经，鼓励通材，有的学生如张衡、崔瑗还研习科学。
灵帝时设鸿都学门，是一所国立文艺专科大学，仅习辞赋、小说、绘画等技艺，为我国历代专门学校创建开了先路。
此外，汉代民间私学兴盛，学生多者上千。
有的相当于大学，称“精舍”或“精庐”，有的相当于小学，称“蒙馆”或“书馆”。
教师中有不少古文经学派的著名学者，如马融、郑玄等，他们治学严谨，注重考据训诂，成为后世所谓“汉学”的主要代表。
文学成就在史学方面，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为以后两千年正史的编纂提供规范。
全书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班固所编写的《汉书》分为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
全书体例仿效《史记》，惟改“书”为“纪”，废“世家”入“列传”，还开创了刑法、五行、地理、天文、艺文四志和《百官公卿表》。
《汉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完整的断代史。
更是成为了以后历代王朝撰写本朝历史的范本。
而两汉时期其他的史书还有《东观汉书》、《汉纪》和《吴越春秋》等。
很多西方学者认为，汉代的作家所开创的史学标准，直到18世纪都一直领先于世界。
汉代在立国时用无为而治之法，文景时期，又用道家黄老思想为主，并辅以儒家和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不仅强调无为，还注重礼与德的作用，既承认法律的重要性，又坚持约法省简，务在安民。
而从汉武帝之后，统治者又确立儒家思想成为了正统思想，并辅之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其中心是“德主刑辅”，即先用德礼教化，教化无效再施之以刑罚。
这种刚柔相济的治国之道，成为汉武大帝以后汉王朝法制的指导思想。
这一思想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立法影响很大。
汉宣帝曾有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便是这种思想的精辟阐述。
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所毁坏的很多文献书籍，通过汉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和发掘记录得以重现，包括五经当中的古文尚书，也是这时候发掘整理出来的。
汉武大帝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等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经学成为学术主流。
由于不同学者对经书的理解与记忆都有偏差，学术也被分为不同流派。
宣帝时期，在太学中立学官的，《易》有三家，《书》有三家，《诗》有三家，《礼》有一家，《春秋》有两家，共十二博士。
东汉初年，增加到十四博士。
到东汉晚期，古文经学走向发达，今文经学日益衰微。
汉政府设立乐府，搜集民间诗歌，即为乐府诗，后世的《乐府诗集》《古诗十九首》《玉台新咏》中便搜集了不少汉代乐府诗，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也是写成于汉代末年。
赋是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张衡的《二京赋》等均为千古传颂的文学名篇。
汉代时期，隶书亦渐渐取代小篆成为主要书写字体，而隶书的出现则奠定了现代汉字字形结构的基础，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标点符号的雏形 汉初推行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出现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局面，称“文景之治”刘武帝在政治、经思想等领域推行了一些列新政策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颁布“推恩令”汉武帝派遣张骞，开辟了“丝绸之路”
道德对社会主体具有教化作用，道德教化有它自身的特点，有哪些特点
雅俗之别：高雅和低俗的区别 重雅轻俗，严雅俗之辩，在古代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但是，什么样的是雅，什么样的是俗
却从来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标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位，不同的身份，甚至不同的人物，都会有不同的雅俗观。
从本源上讲，雅俗间的区别，跟先秦的 “君子”“小人”之别关系甚为密切。
君子与小人，是就人的品性进行划分，而雅俗的区别则注重点在人的情趣上。
孔子骂人，就径呼之为“小人”，还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名言。
最古老的君子的含义，主要指受过教育且有良好品德的人，而一般百姓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因而也跟那些无德之人被并称为“小人”，这样的划分方式，带有儒学伦理文化的色彩，但对后世中国的文化心理影响至为深远。
从东汉直到魏晋时期，士族兴起，九品中正制作为选官的标准，对人品的要求最为关注。
于是品评人物，成为当时十分重要的带有政治意义的活动，当曹操被评为：治世能臣，乱世奸雄时，他本人即大为高兴。
刘备听曹操说“天下英雄，唯使君（指刘备）与操尔”时，因为担心曹操看透了他的心思，竟至于手足无措，筷子落地。
在名士追求玄远之旨的风气驱动下，魏晋时评人，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清”“浊”论人，若被许有“清气”，有“清神”，能“清谈”，那么，就有资格入“清流”，成为上流社会中受人尊重之人，否则，若有“浊气”，则纵有天大的本领，也不会被上层“清流”接受。
这其实是在气质层面的雅俗意识。
由于最初的雅俗之别，就已经把 “义”和“利”牵扯进去了。
因此，后世在论雅俗之别时，义利态度成为一种很重要的衡量指标：重义之士，即为雅士；重利之人，即是俗人。
在以农为本的思想下，重农轻商在封建社会保持着其一惯性地位，因而，以谋利为主的商业活动，自古就被视为俗举。
唐代科举考试中，商家子弟跟市井之徒一样，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
白居易还专门为这些写过文章，为之鸣不平，但并不能动摇传统的社会基础。
宋代时，城市经济不断发达，商业活动也越来越繁荣，雅俗之辩也日益激烈。
宋代戏曲《宦门子弟错立身》中，对儒生爱上唱戏女进行嘲讽，很能说明问题。
而且，雅俗之别，还促使宋代文化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一些正统文人，为了维护传统文化的正统地位，不断地对当时新起的俗文化样式进行排斥和打压，而且还一而再再而三地为“雅”文化树立标准，希望借“圈定”雅文化以达到与俗文化相区别的目的。
结果导致“雅”文化因受到禁锢而日益僵化并衰老，……
初一历史题
第一，汉武帝实施了一些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巩固了西汉王朝的统一和发展。
第二，汉武帝为了加强和巩固自己的统治，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长久的影响。
第三，汉武帝出兵抗击匈奴，使西汉王朝的政权更加巩固，国家更加统一，为西汉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第四，汉武帝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加强了汉朝和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第五，汉武帝开拓了南方和西南疆域，使越族以及西南各少数民族和汉族更好地融合在一起。
第六、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
总之，汉武帝在位期间，充分施展了他的雄才大略，把西汉王朝推向了极盛阶段。
晋商的六个大院是?
晋商是五座大院。
这五座分别是：堡村的、祁县县城的、长治中村的、灵石的、车辋村的。
，是近代山西社会的一大缩影。
从这些大院的气势与凸显等级制度的构造中，可以领略晋商当年的雄风与气魄，晋商文化在建筑中的体现，从侧面展示晋商的繁荣昌盛。
显赫一时的晋商家族，用建筑表述了文字语言无法企及的文化内涵。
晋商大院是器物、制度和观念三层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历史文化的依托形式。
清末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光绪的师傅
龢 清道光（1830）四月二十七日，翁同龢出生于北京城驸马街罗圈胡同。
世居苏州府常熟县（今属江苏).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字二铭，号邃重，道光进士。
曾任礼部、户部、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充任上书房总师傅，授读恭亲王、谆郡王、惠郡王、锺郡王。
晚年曾任同治皇帝师傅，是道光、咸丰两朝的重臣。
翁同龢的母亲许氏，出身于一个官僚家庭，自幼通《诗》、《易》，晓五经，尤好读史书。
许氏婚后，由于翁心存长期在京为官，不常回家，全部家务就由她一人操办。
翁同龢有兄姊四人。
长兄同书，字祖庚，号药房，道光进士，官至安徽巡抚。
次兄同爵，曾任陕西、湖北巡抚，署理湖广总督。
两位兄长学问上都有一定功底，翁同龢深受影响。
两位姐姐也都聪明过人，大姊寿珠尤其聪明，诗书过目成诵不忘。
翁同龢是兄姊中最小的一个，备受兄妹疼爱。
翁同龢四岁以前，父亲曾先后出任四川、江西等省学政，全家跟随，生活不太安定。
其间，母亲和大姊教他阅读了《三字经》、《千家诗》，背诵了几十首唐诗宋词及近人吴梅村的诗，开始了启蒙教育。
六岁那年，父亲回京任职，翁同龢遂入私塾就读。
在私塾的前两年，他的功课早晚由大姊辅导，他的《四书》、《五经》和《毛诗》都是大姊亲自教授的。
翁同龢八岁时，父亲辞官回乡，供养老母，他也随之回到了家乡。
在故乡，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
乡居10多年，翁同龢利用其家有大量藏书的优越条件，牢记魏人董遇的为学当以三余（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晴之余）的名言，终日埋头读书。
清明时节，春暖花开，不少人家子弟披红戴绿、踏青外游，可他除随父兄扫墓外，曾不出书房一步。
夏日，气温上升，挥汗如雨，他仍手不释卷；蚊虫四集，他便在案下置一空瓮，将两脚放进去，读书不止。
严冬，则手持铜炉，吟诵不辍。
他先后阅读和浏览了先秦诸子、唐宋八大家等人的著作不下百余种，从而打下了坚实的学问基础。
翁同龢九岁那年，参加童子试，一举考进了由其父担任主讲的县游文书院。
在这里，他常与同学聚集在一起切磋学问。
翁同龢好谈历代典章制度，尤好谈《周礼》，认为周公、孔子所讲的道理在当今也可以行得通，士大夫立志当以周公、孔子为榜样。
他的议论，常常遭到同学的非议，翁同龢坚持己见，常与他们争得面红耳赤。
在游文书院读书期间，翁同龢还同常熟、昭文（雍正二年即公元1724年分常熟县置，1912年并入常熟）两地的书法家交往，与他们结交为友。
研摩碑帖，从而为他后来书法自成一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由于他天资聪颖，学习勤奋刻苦，再加上家庭的影响，翁同龢在乡里渐渐有了名气，正如他自己所言：少壮才名第一流。
乡居期间，在父兄指导下，翁同龢开始习作八股文，准备走读书做官的道路。
正当他在仕途的道路上举步之时，道光二十年（1840）五月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道光二十一年（1841）六月，英国侵略军从广东沿海北上，进犯长江门户吴淞口要塞，江南震惊，百姓纷纷举家迁避。
翁同龢一家避居苏州（今属江苏）。
在苏州，翁同龢游览了宋代大政治家范仲淹的旧居端园和祠庙白云寺，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铭刻在心。
三个月后，全家回到常熟，过了不到一年的平静生活。
道光二十二年（1842）五月，英国侵略军侵入长江，沿江守军溃散，百姓四散逃命。
翁同龢全家再次逃难，避居常熟南乡钓渚渡卫家滨。
钓渚渡离明末抗清英雄瞿式相故居不远，距顾炎武当年隐居的唐市语廉泾也只有数里之遥。
在钓渚渡，父亲又一次给他讲述了瞿式相和顾炎武英勇抗清的故事，使他的爱国思想进一步萌发。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清政府与英国侵略者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
八月，英军退出长江，翁同龢全家回到常熟城里。
日子刚刚安定，不幸之事又接踵而至。
一年之内，合家三丧，先是大姊因难产而亡，接着是二嫂杨氏病卒，不久则是年老的祖母病故。
大姊去世时，翁同龢正在苏州府参加府试，恶耗传来，遂弃笔离开考场，回家治丧。
大姊的去世，给翁同青以沉重打击，曾一度卧床多日，性格从此变得抑郁寡言，但在学业上仍不懈怠。
道光二十五年（1845），翁同龢考中博士弟子生。
次年，翁同龢又参加府试，补上了诸生。
道光三十年（1850）春，翁心龢奉召回京任职，翁同龢陪同双亲一同进京。
是年，正赶上礼部举行贡试和拨贡试，翁同龢遂参加了这两次考试，均考取第一名，被封为七品京官，在刑部供事。
对此，翁同龢并不满足，而是继续努力，供职之余，他把精力全部用于研读经史、练习楷书和作八股文上。
咸丰二年（1852），他22岁那年考中举人。
咸丰六年（1856），即他26岁那年，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参加廷试，一举考中一甲一名。
二、屡次充任考官为国选拔人才 翁同龢中状元后，被授为修撰，在翰林院供职，参加庶吉士学习。
咸丰八年（1858）六月，正在参加庶吉士学习的翁同街被咸丰皇帝破格任命为副考官，奉命典试陕西，正考官则是翁同龢的好友潘祖荫。
这对翁同龢来说，是一种殊荣。
可并没有引起他多大的热情，因不久前他的爱妻汤孟淑不幸病逝，此时的翁同龢仍沉浸在悲痛之中。
但圣命不可违，且按规定考官必须准时到达考点，容不得半点推延。
七月底，翁同龢极力克制自己，打点行装，辞别亲友，同潘祖荫一同踏上了西去陕西的旅途。
翁、潘二人由直隶出发，取道山西，经近一个月的车马劳顿，到达陕西省城西安。
八月中旬考试开始，翁、潘二人坐堂主考，巡察整个考场，要求极为严格。
由于气候不适、水土不服，翁同龢主考的当天就病倒了，寒热发作，彻夜难眠。
但他为报皇恩，强忍病痛，坚持支撑着批阅荐卷，直到三场试作阅毕。
发榜时有人告发，获第三名的考生张批绩所答试卷为抄袭他人之文。
翁、潘二人同监临核准后奏请，将张除名。
对张之所为，翁同龢极为愤慨，本想严加训斥，后得知张已60有余，大自己两旬还多，只好作罢。
事后，翁同龢曾大发感慨，认为八股取士有其不足之处，同时对名落孙山者寄予一定的同情。
八月底，陕西典试结束，即将回任的考官们欣赏翁同龢的书法，纷纷请他题字留念。
此时虽翁同龢病体尚未痊愈，但他不负众望，挥毫泼墨，来者不拒，一写就是几日，致使病情加重，经多方调养，直到九月底方能下床走步。
正值此时，一道圣旨飞传西安，翁同龢被任命为陕西学政，视察陕西全省各府、县考试童生及生员事宜。
十月初，翁同龢带病上任，足迹遍布800里川，经过两个多月的劳累，至咸丰八年（1858）十二月视学完毕。
鉴于病魔缠身，他便上书奏请开缺。
咸丰九年（1859）一月，皇上恩准翁同龢开缺，返京调养。
二月，翁同龢从陕西起程回京。
三月底，回到了北京。
回京后的第三年，同治元年（1862）翁同龢被任命为乡试正考官，典试山西。
这以后，他曾多次涉及文衡，屡次充任考官，所以门生故旧遍布朝野，为清王朝选拔了大批人才。
三、入值弘德殿行走备受帝后信赖 同治四年（1865）十月十四日，垂帘听政的慈安、慈禧两太后谕令翁同龢为弘德殿行走，同工部尚书倭仁、翰林院编修李鸿藻、实录馆协修徐桐负责教育年仅10岁的同治皇帝。
充任帝师，这是朝廷对翁同龢的器重和信赖，翁同龢非常高兴，向两太后表示，一定竭尽全力，辅导皇上，报答皇恩。
十月十七日，翁同龢、倭仁和徐桐第一次进宫授读。
天刚刚廉亮，翁同龢就来到弘德殿候驾，倭仁、徐桐也随后来到。
待同治帝驾到，翁同龢等立即向前行君臣大礼，同治帝喊了一声师傅，随后君臣趋步进入书房。
同治帝坐两面东，师傅们坐东面西，一天的授读正式开始。
这一天首先授读的是倭仁和徐桐，讲授的是《尚书》和《孟子》的有关章节。
膳后，翁同龢接着讲授，他讲的是《帝鉴图说》。
此书内容更深，但图文并茂。
翁同龢针对同治帝年幼的特点，深入浅出，使同治帝听得津津有味，深深佩服翁同龢的学问，翁同龢第一次授读成功。
翁同龢讲完《帝鉴图说》后，又给同治帝讲授了《圣祖廷训格言》、《清朝开国方》、《经史语录》、《毛诗》、《孝经》等课程，并指导同治帝学诗作论。
翁同龢深知自己所教的学生并非凡夫俗子，而是一代天子，典学成否，直接关系到清朝的兴亡，非同小可，因此他授读格外认真。
每天寅时（早晨四点左右）入值，申时（下午五点左右）回家，一年四季，除生病外，几乎日日如此，有时甚至带病进讲。
有时为弄清一个问题，查找一本书，跑遍北京大小书铺。
为使皇帝能学会作诗，他专门编辑了《唐诗选读》，亲自抄呈，交同治帝带回宫中阅读。
同治帝阅读古文有困难，他便将常用文言虚词集录成册，附上例文注释，供同治帝阅读。
因笔不合手同治帝书法不佳，翁同龢亲自到笔店买了两支上等笔送给同治帝。
在教育方法上，他也极为讲究。
当他看到皇帝精神疲倦时，就停止授课，让皇帝到庭中散步，借以解除疲劳；当同治帝表示作论太难、提议不妨先由师傅作几段时，翁同龢便如此照办。
翁同龢不但在授读上下功夫，而且对妨碍同治帝学习的一切作法，那怕是太后所为，他也敢直言劝阻。
所以，翁同龢的讲授，深得同治帝和太后的好评，称赞他讲授有方、入值甚勤。
翁同龢入值弘德殿期间，还奉命去养心殿为两宫皇太后进讲《治平宝鉴》一书的有关章节。
对翁同龢来讲，给垂帘听政、掌握实权的两官皇太后进讲比给年幼无知的同治帝进讲更为荣耀，但一旦出错，不但贻笑士林，而且有可能被革职为民，身败名裂。
因此，在第一次给两宫皇太后进讲的前夜，他将要进讲的内容温习再三，几乎一夜没睡。
他第一次进讲的题目是《宋孝宗与大臣陈俊卿论唐太宗能受忠言》。
在进讲中，翁同龢反复阐述了君主虚怀纳谏、礼贤下士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讲得不仅仪节规矩大方，而且思路清晰、语言流利、剖析精当，两宫皇太后及在场王公大臣无不感到满意。
此后，他还给两宫皇太后进讲了关于宋、金、元、明四朝帝王政治事迹的15个专题。
在进讲这些专题时，他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并借两太后的提问，根据个人所见所闻，如实陈述，大胆批评当朝弊政，并相应提出改正意见，其中许多意见后来被采纳。
他如此敢于直言进谏，这在当朝上大夫中是极少见的。
同治十年（1871），正当翁同龢为进讲再作努力之时，其母许氏病逝，翁同龢上奏获准回籍治丧，离开弘德殿上书房，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治丧期满才回京复职，再次入值弘德殿，担任同治帝师傅，直到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同治皇帝病逝。
翁同龢入值弘德殷期间，由于他聪明能干、备受皇帝和太后信赖，所以屡受殊荣。
同治四年（1865），他奉旨阅看文宗实录，按例只有亲王、大学士才有资格阅看前朝皇帝实录。
在仕途上，由誉事府右中允特接侍讲，再擢为国子监祭酒，进而提为太仆寺正卿、同治十二年（1873）同治皇帝亲政后，推恩赏给他一品顶戴，真可谓一帆风顺，步步登高。
四、两度出任刑曹按律理狱办案 光绪元年（1875）八月，翁同龢奉旨暂行代理刑部右侍郎，直到光绪二年（1876）初始任毓庆宫行走，担任光绪帝师傅，任职仅有四个月。
时间虽短，但翁同龢却在有限的时间里力主按律办案，作了大量工作。
这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平了反。
这一奇案是这样的：杭州府余杭县（今属浙江）城厢镇一豆腐店伙计葛品连，同治十二年（1873）春娶毕秀英为妻。
毕氏天生貌美，又喜穿绿色衣服，系白色围裙，人送绰号小白菜。
葛、毕婚后，租借了新科举人杨乃武的一间房子，毗邻而居。
时杨乃武丧妻不久，两家来往频繁，杨乃武与小白菜也曾单独来往过，但并无伤风败俗之事。
葛品连突然于同治十三年（1874）初冬暴病而亡，葛母怀疑可能是儿媳小白菜与杨乃武串通谋杀亲夫，送上告余杭知县，鸣冤请验。
余杭知县刘锡彤接状后，送带领三班衙役开棺验尸，判定葛品连是中毒而亡。
于是，刘锡彤下令拘捕严审小白菜，小白菜供认实不知情，刘锡彤便下令施用酷刑，小白菜仍供实不知情。
刘锡彤之子刘海升，游手好闲，曾诱奸过小白菜；县衙役何春芳也曾企图强奸葛毕氏，未遂。
刘海升和何春芳二人恐小白菜口供将二人牵连进去，遂恐吓小白菜：只要她供认是与杨乃武通谋杀丈夫，可免除死罪，否则罪加一等。
小白菜受刑不过，只好按刘海升和何春芳二人指定的去说，承认葛品连是自己与杨乃武合谋毒死的。
刘锡彤下令拘捕杨乃武到堂，杨乃武则坚不承认。
刘锡彤为包庇其子，便将不实之验尸记录及审讯记录上报杭州府，请求二审。
杭州知府陈鲁不去核实，据刘锡彤提供的材料，对杨乃武严刑拷打，杨乃武不堪受皮肉之苦，只好含屈成招。
府又报省，并拟定处死小白菜、杨乃武。
浙江巡抚杨昌睿曾亲自审讯，小白菜、杨乃武料难翻案，屈供如前。
杨昌睿曾派衙役去余杭县调查，但由于所派衙役受刘锡彤重贿没有深究，杨昌睿听信虚言，仍照杭州府所拟罪名上报刑部。
在此时，杨乃武在狱中写了一篇亲笔辩供，揭发余杭知县刘锡彤之子刘海升和县衙役何春芳对小白菜所行不轨之事，并设法将亲笔辩供送给他的姐姐叶杨氏。
叶杨氏遂同杨乃武之后妻杨詹氏身背黄榜（冤单）进京呈控。
叶杨氏、杨詹氏二人进京后受尽艰难，刑部受理，认为此案有疑，廷旨交浙江巡抚亲自复查。
复查中，杨乃武、小白菜双双翻供，浙江巡抚感到此案棘手，此案于是被搁置下来。
直到光绪元年（1875），由于杨詹氏、叶杨氏几度进京四处鸣冤，吏科给事中王书瑞上书提出异议，浙江籍京官联名上奏请再行审问，西太后慈禧才下令刑部尽速复审。
此时，刑部六堂官中，由于种种原因，主事的只有翁同龢一人。
翁同龢接旨后，详细阅读了有关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有关材料，发现了许多疑点，遂奏准暂不入奏。
为彻底查清案子的来龙去脉，翁同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
他先后走访了熟于案律的同行同僚、在京的浙江籍官员许多人，与他们共同探讨此案，征询他们对此案的意见。
经过调查，翁同龢越发坚定了自己对此案有疑的看法，表示案情一日不明，决不草率定案。
后唯恐自己判断有误，又进一步调查核实，并上奏西太后。
西太后采纳了翁同龢的意见，下令将所有人犯、证人押解刑部审讯，对葛品连再次开棺验尸。
结果，人证、物证证明葛品连并非中毒而亡，而是暴病而死，小白菜、杨乃武并无串通害人之举，二人无罪获释，案情大白于天下。
案情既然大白于天下，翁同龢便同其同僚数人陈奏西太后慈禧应按律惩治此案中行为越律者。
为收买人心，以示清明，西太后慈禧采纳了翁同龢等人的意见，将浙江巡抚杨昌睿以下100多名官吏革职、充军。
至此长达三年之久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得以了解。
光绪五年（1879）一月，翁同龢被任命为刑部尚书，直至此年五月。
此次在刑部任上，翁同龢对刑部进行了整顿，撤换了部分不称职的官吏；对含糊不明易被偷梁换柱的律例规定，作了明确的界定；亲自查看大案、疑案的案情材料，坚持依法办案，按律治罪。
翁同龢两度出任刑曹，前后在任时间相加不过10个月，时间虽短，但由于他能按律理狱办案，所以在任期间备受西太后慈禧和王公大臣们的赞赏。
五、担任毓庆宫行走循循善诱光绪帝 光绪元年（1875）十二月一日，两宫皇太后降旨翁同龢和侍郎夏同善担任毓庆宫行走，充任刚刚即位、年仅四岁的光绪皇帝的师傅。
翁同龢接旨后，喜忧并举。
喜的是两宫皇太后一再重用自己，再为帝师。
忧的是要将一个年仅仅四岁的孩童塑造成一代圣主，责任重大。
他考虑再三，一再推辞，但终未获准，且西太后慈禧温谕再三，要他尽心竭力，济此艰难，翁同龢只好勉力从之。
光绪二年（1876）三月二十一日，是翁同龢向光绪帝进讲的第一天。
翁同龢首先教光绪帝写了天下太平、光明正大八个字。
接着，又教光绪帝朗诵了帝、德二字。
最后，进讲了《帝鉴图说》的首篇《三皇五帝》。
从这一天起直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一月毓庆宫书房被撤，翁同龢担任光绪帝师傅达20多年之久。
20多年中，翁同龢尽心尽力，循循善诱光绪帝，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翁同龢授读的前两年，主要是教光绪帝认字、读生书、背熟书。
翁同龢规定生书每天读20遍，熟书每天读50遍。
当时课文虽短，但由于光绪帝年幼不谙世事，且体弱多病，常常读到一半就不再读了。
师傅催促，权作耳旁之风。
每每见此情景，翁同龢便心急如焚，有时不免和风细雨申斥几句，光绪帝则嚎陶大哭，索性多日不开口读书。
翁同龢见硬的不行便来软的，慢慢左劝右劝，但光绪帝软硬不吃，翁同龢只好面奏两宫皇太后，西太后听后极为不满，决定用不准多吃食物来严加惩罚。
翁同龢则于心不忍，又生一计，何不去求助于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环。
奕环来到书房，先是厉声训斥，接着良言相劝。
对父亲的一威一震，光绪帝多少有所顾忌，但久而久之此法也失去了效力。
翁同龢认为长此以往总不是个办法，遂与其他师傅商定，相对减少读书遍数，每读完一遍由师傅当着光绪帝的面记下，读完为止。
采用此法后光绪帝好了一阵，但时间一长，旧病复发，且与师傅们辩论，认为读书不在遍数多少，应以是否熟练为标准。
但对于熟练的标准，师生认识不一，彼此争论不休。
师傅们一计不成又使一计，规定：如光绪帝不读完规定的遍数，便请他在位子上久坐不准动。
可一个四、五岁的孩童哪能坐得住，为此光绪帝常常大哭不休。
翁同龢本不同意此计，见光绪如此闹腾，便宣布取消，事情才归平息。
光绪二年（1876）至光绪四年（1878）毓庆宫书房是半天上课，随着光绪帝年龄的增长，自光绪四年（1878）改为全天上课，要读的书越来越多，本来畏惧的光绪帝越来越畏难。
翁同龢见光绪帝年已渐大，不督促他读好书会贻误光绪帝终生，祸及整个大清王朝，便与其他师傅商定采用罚读法，少读一遍罚加两遍。
此法采用之初，光绪帝以闭口不读相对抗，接着便大声哭叫，对此翁同龢和其他师傅们全然不顾，并将光绪帝所作所为记录下来，上奏西太后。
有一次，光绪帝一怒之下离开书房，罢学回宫而去。
翁同龢和其他师傅们不得不上奏，求助于西太后慈禧。
后经西太后慈禧良言相劝，再加上师傅们承认自己的行为偏激，光绪帝才答应回书房。
这样，一场轰动皇宫的里学风波才归平息。
经过光绪帝罢学这场风波，翁同龢和师傅们得出教训，认为罚读法也并非一个劝学的好办法。
于是，经翁同龢提议，师傅们决定改用表扬法，每读完一遍表扬一番，从正面进行教育。
表扬法采用后，光绪帝感到心情非常舒畅，学习的积极性大增，一改往日不良学风，学业不断长进。
翁同龢不但在学业上是光绪帝的良师，而且在生活上也是光绪帝的益友。
光绪帝从小体弱多病，胆子小，每逢雨天电闪雷鸣之时特别害怕。
每当此时，翁同龢总是将光绪帝抱在怀中，安慰他不必惧怕；光绪帝从小离开父母进宫，由太监服侍，太监们知道皇帝乃一孩童，常常敲诈，当得不到满足时，便怠慢光绪帝。
翁同龢得知后，有时当面训斥不规太监，有时上奏两太后责罚。
为此，光绪帝视翁同龢为知己，有什么喜悦都愿意与翁同龢述谈。
年复一年，至光绪七年（1881）光绪帝已是11岁的英俊少年，开始明事知礼。
此时，西方列强的侵略已开始从沿海地区向中国内地深入，中国面临着危机。
因此，翁同龢决定加强对光绪帝的教育，在保留《四书》、《五经》等20多门有关封建伦理道德课程的同时，又增设了有关中外史地、洋务运动和早期改良主义者著作方面的课程。
翁同龢在给光绪帝讲授新增设的课程时，结合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外交事件，积极引导光绪帝思考现实问题，从而将毓庆宫书房与整个社会联系起来。
光绪帝听了这些新增设的课程后，感到受益非浅。
这对他在政治上成熟较早，特别是后来发动维新变法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翁同龢除在学业上教授光绪帝外，还注意对光绪帝加强道德修养方面的教育。
翁同龢第一次给光绪帝进讲时，就给光绪帝讲授了帝德如天的道理。
在以后长达22年之久的授读过程中，翁同龢时常规劝光绪帝在言行举止、待人接物方面应庄重大方，不要迂腐。
经翁同龢等人精心教诲，光绪帝随着年龄的增加，变得越来越懂事，立志要作一位象康熙那样的一代圣主，因此读书非常勤奋，每天黎明前就进书房读书，一年四季，几乎天天如此。
每到春节放假时，他仍坚持到书房读书。
为满足自己的学习欲望，他常常向师傅们索取新书，所读书的范围越来越大，在光绪十五年（1889）亲政前总共读了八、九十种书。
这些知识为他亲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光绪十五年（1889）光绪帝亲政后，翁同龢同往常一样仍到毓庆宫书房给光绪帝授课。
为满足光绪帝对西学的探求，他还继续不断向光绪帝呈送有关西学的著作，并且常在书房同光绪帝讨论时政。
这一切引起了西太后慈禧和帝党官僚的疑忌。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一月，西太后慈禧下令裁撤光绪帝的毓庆宫书房。
至此，翁同龢结束了长达22年之久的毓庆宫教授生涯。
六、首次出任军机大臣遭受革职留任处分 光绪八年（1882）十月，廷命翁同龢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翁同龢第一次出任军机大臣。
翁同龢此次出任军机大臣，主要参与了两项重大政治活动。
一是参与处理云南军费报销舞弊案；二是参与中法越南交涉事宜。
光绪五年（1879），云南巡抚杜瑞联就云南非法军费报销一事，派崔尊彝和潘英章二人携巨款赴京打通关节。
崔、潘二人进京后在军机处、户部四处活动，最后以向军机大臣周瑞清、王文韶、景廉和户部经办司员、书吏行贿8万两为条件，了结此项报销。
光绪七年（1881）六月，此案被告发，西太后命刑部审理。
刑部最后查明5万两银子的用处，另外3万两贿赂了王景二人。
不久，江西道监察御史洪良品上奏弹劾王、景二人贪赃枉法。
西太后命停亲王和翁同龢传问洪良品。
结果查明洪良品所言只是捕风捉影，无证人证据。
西太后遂命谆亲王、翁同龢传讯崔、潘到案，与周瑞清、户部承办司员、书吏等当面对质。
王、景二人见劣迹败露，遂上奏获准辞职。
但此案还未最后判决，西太后令彻底查清。
翁同龢等在进一步清查中，发现所谓王、景二人受贿的3万两白银没动仍存在钱庄，另外5万两大多列为别敬、赠敬、节礼等项，涉及到许多官员。
谆亲王力主严追，翁同龢则认为，穷追不舍，涉及官员之多，恐难结案；京官俸银微薄，下官赠与，向有此例，不能视为受贿。
为此翁同龢和谆亲王产生分歧，案子一搁就是三个月。
三个月过去，西太后令翁同龢迅速结案，翁同龢遂作了进一步调查；认为王、景二人虽有受贿之意，但无受贿之举，按律应从轻处罚；其余5万两，大多属馈赠，不便查出。
对此，谆亲王仍持反对态度。
翁同龢便心平气和地向谆亲王反复陈述法不阿贵，贵为同法的道理，表明断案应按律从事。
后谆亲王表示同意按翁同龢之意上奏，西太后则于光绪九年（1883）八月，分别处分了案中人犯。
至此，长达三年之久的云南军费报销舞弊案结束。
翁同龢首任军机大臣参与的第二件事就是直接参与决策中法越南问题交涉事宜。
19世纪80年代法国政府基本控制越南后，开始向中国侵略。
翁同龢力主抗法，反对李鸿章妥协退让的政策，支持入越作战的刘永福的黑旗军。
但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一味妥协退让，致使法国侵略者于光绪十年（1884）二月将战火燃到镇南关一带，中越边境危机，西太后为此于四月撤换了军机处的全套班子，翁同龢也没有幸免，遭革职留任处分，退出军机处。
七、勉强出任户部尚书帝后二党逐渐形成 光绪十一年（1885）十一月二十九日，廷命翁同龢出任户部尚书。
翁同龢接旨后极为恐慌，因翁同龢深知此时清朝危机四伏，财政拮据，出任户部尚书，负责一切大小开支，是一件相当棘手的差使，而自己又是外行，轻则为人指责，重则革职丢官。
但又一想自己在中法战争中的革职留任处分刚刚撤消，不便推就，只好强硬着头皮勉强走马上任。
光绪十三年（1887）八月二十三日，黄河决口，西太后令户部拨款200万两赈济。
翁同龢受命后为之一惊，此时国库空虚，哪来200万两白银赈灾修河
遂召户部诸官连日商讨筹款事宜，最后大多赞同广开捐例筹款。
所谓广开捐例，就是大肆卖官鬻爵。
翁同龢认为广开捐例，会造就一大批贪官污吏，害国害民，所以极力反对广开捐例筹款。
后因西太后同意此法，翁同龢只好遵命领旨，尽心办理，但至光绪十四年（1888）底才收到捐银80万两，远远不足以用来修河赈济。
不久，内务府光绪帝大婚典礼筹备处又要求户部再投100万两。
翁同龢穷于应付，不得不举借外债，从此清政府开始靠借债苟延残喘。
同年，发生了李鸿章私自与美商合伙筹开华美银行的事件。
李鸿章为筹措巨款，举办海军，修筑铁路，建造颐和园，取悦于西太后，派人频繁与美商联络开办了此银行，其中美商出资居多，实为美商节制。
光绪十三年（1887）七月，翁同龢得知后，极为震惊，认为银行乃国家的大政，银行被洋人节制严重损害了国家的主权。
遂力陈西太后万不能批准。
九月，翁同龢又策动80多名御史上奏，弹劾李鸿章开办华美银行是欺君卖国。
此外，翁同龢利用醇亲王奕环与李鸿章争权夺利的矛盾，多次游说醇亲王，要奕环出面向西太后陈奏，阻止李鸿章的行动。
李鸿章开办华美银行的计划公开后，引起英、美等国的反对，因为华美银行一旦开业，则会影响他们在华
汉朝不重视儒家经典的整理和研究。
对吗
为什么
汉朝不重视儒家经典、怎么可能呢
由于秦朝焚书坑儒、很多儒生被杀、儒家典籍损毁、汉初时几乎没人能懂得全部儒学典籍，若不是汉时积极发掘、并从武帝时“独尊儒术”、确立儒家文化的官方地位，儒家文化早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