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六十年代，河南，湖北，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支边青年”去新疆点建设边疆保卫边这是什么精神
支边青年”去新疆点建设边疆保卫边这是无私奉献精神“与托木尔峰共存,新的业绩同塔里木河长流”。
五、六十年代,上海、天津、北京、武汉、南京和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四川等十多个省市
为什么对新疆人来说，河南才是最亲切的
合阳，八百里秦川最北端，平原与山区过渡带上一个千年小县。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像西北其它地方一样，贫瘠荒芜，封闭落后。
残缺的城墙，裹着不足万人的县城里，无一个十字路口，四条街道既窄又不对称，拌有炉渣的土路坑坑洼洼，无一段平直。
黄土旱塬上的城池，北高南低，两面临坡，两面临沟，可一遇大雨，就洪水四溢，半城遭灾。
屈指可数的商家店铺，也是冷冷清清，门可罗雀。
天刚擦黑，街道就几无行人，只有衙门前(也是新县政府)嘶哑的叫卖声，在夜空中回荡:“炒凉粉喽”、“鸡丝馄饨”……不知道那时南方的县城是否也如此，但我敢肯定，那儿绝不会半夜三更，有野狼出没。
何况我要说的这些人，他们大都来自苏杭、上海。
从山清水秀的南方都市，来到穷山恶水的西北小城，他们有无从天堂到地狱的感觉，不得而知，但反差之大，是局外人难以想象的。
没有银行，没有电话，没有现代社会的起码设施，虽然解放多年了，小城的人们，延袭的依然是传统的生活方式。
老棉袄，大档裤，纺手靸鞋，见了面就是一句:吃了莫?存钱贷款、电报电话、吊液打针等等这些新鲜玩意，人老几辈辈，别说见过，连听也没听说过。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响应国家的号召，一大批科技人员千里迢迢来到了大西北，支援大西北的建设。
援合的人中，有些来自上海、苏杭等大城市。
北上的列车途经安徽、山东、河南，要走三天三夜，到西安后，再转乘公共汽车(嘎斯卡车)，经渭河摆渡，颠簸十多个小时，天漆黑才到合阳。
其实旅程的艰辛只是一时的，接下来的时日，面对的将是长时期的、难以想象的难和苦，水土、气候、饮食、风俗等，完全另一个世界。
中原官话起源于河南，为何在新疆地区还有很多人讲
一、河南跟新疆的渊源二、河南青年支边新疆
明朝为什么会出现大迁徙呢
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大规模地移民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的，这自然要从元末年间的历史谈起。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虽然盛极一时，但“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断，民不聊生，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卷二十九)，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仅至正元年( 1341)，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以生了百余次人民反元起义，以后人民起义更加频繁，力量也越来越大，至正八年方国珍在台州起义，至正十一年刘福通在颖州起义，号称红巾军，徐寿辉在蕲州起义。
至正十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起义，第二年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起义，其后十余年，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广大农民纷纷响应，元军出其精兵锐将与农民军决战，攻城掠地，掳掠杀人，干尽了残暴之事。
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至正十七年、二十一年元军察罕帖木儿部与农民军战，“两战皆败之，斩首万余级”()，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租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后来元军正规军精兵使尽，无力把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一些地主武装，为了维护本身利益也配合元军与农民作战，山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终于把红巾军镇压下去。
在这些战斗中，元军和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使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扬州城中当时被杀的仅余有十八家。
(卷五)温县牛洼村也载：“兵戮河南，赤地千里。
”已到了“春泥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境地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派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这样元末长达十六年的兵乱才算结束。
元朝末年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疫也接连不断。
黄、淮河又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
”据载，仅元朝末年的雨旱灾，山东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8次。
()”造成“漂没民庐、死者众”(，“禾不入地、人相食”()，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至正元年，汴梁、钧州大水...二年四月，睢州仪封县大水害稼。
六月癸丑夜，济南山水暴涨，冲东西二关，流小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卧龙山水通流入大清河，漂没上下居民千余家，溺死者无算。
三年二月，巩昌宁远、伏羌、成纪三县，山崩水涌，溺死者无算。
五月黄河决白茅口。
七月，汴梁中牟、扶沟、尉氏、洧川四县，郑州荥阳汜水、河阴三县大水。
四年五月，霸州大水。
六月，河南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民居数百家。
济宁路兖州、汴梁、鄢陵、通许、陈留、临颖等县大水害稼，人相食。
七月，滦河水溢出平地丈余，永平路禾稼庐舍漂没甚众。
东平路东阿、阳谷、汶上、平阴四县，衙州西安县大水……五年七月，河决济阴，漂官民亭舍殆尽。
十月，黄河泛滥。
七年五月黄州大水……八年正月辛亥，河决，陷济宁路。
六月已丑，中兴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平地深丈有五尺余，漂没六十余里，死者一千五百人。
是月，胶州大水。
七月，高密县大水。
九年七月中兴路公安、石首、潜江、监利等县及沔阳府大水。
夏秋，蕲州大水伤稼…… 十二年六月，中耠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漂民居千余家，溺死七百人。
七月，衙州西安县大水。
十三年夏，蓟州丰润、玉田、遵化、平谷四县大水……十四年六月，河南府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没居民，溺死三百余人。
秋，蓟州大水……十六年，河决郑州河阴县，官署民居尽废，遂成中流。
……十七年六月，暑雨，漳河溢，广平郡邑皆水。
秋，蓟州县皆大水。
十八年秋，京师及蓟州皆大水。
十九年九月、济州任城县河决。
二十年七月，通州大水。
二十二年三月，邵武光泽县大水。
二十三年，孟州济源、温县大水。
七月，河决东平、寿张县，圮城墙，漂屋庐，人溺死甚众。
二十四年三月，益都县井水溢而黄。
怀庆路孟州、河内、武陟县水。
七月，益都路霆光县、胶州高密县水。
二十五年秋，蓟州大水。
东平须城、东阿、平阴三县疔决小流口，达于清河，坏民居，伤禾稼。
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徙，上自东明、曹、濮，下及济宁皆被其害。
六月，河南府大霖雨，＊水溢，深四太许。
漂东关居民数百家秋七月蓟州四县、卫辉、汴梁、钧州大水害稼。
八月，棣州大清河决，滨棣二州之界，民居漂流无遗。
济宁路肥城县西黄水汛溢，漂没田禾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齐河县境七十余里亦如之。
()在中这类记载比比皆是。
特别是河南地区几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
中书省户部曾上言：连年水旱，田禾不收。
”()当时的一位治河大臣也说中原地区“连年饥馑，民不聊生。
”(卷二) 元末中原地区不但水患严重，大蝗灾也频频而至，从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大蝗灾计有十八九次。
(《元史.五行志》)元时的大名路，至正十二年六月“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
(《元史.顺帝本纪》)中原地区从元统三年到至元末年，大饥荒就达十五次(《元史.五行志》)，至正十七年河南大饥。
十八年“京师大饥，彰德亦如之”。
至正十九年冀、鲁、豫大饥，通州民间五杀其子而食之。
保定路孽生盈道，军士掠孱弱以食。
山东、河南之孟津、新安、渑池出现“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
同时，危害极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
(《元史.五行志》) 以上种种，兵乱水旱蝗变疫相辅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为州，如“降徐州路为武安州”。
(《元史.顺帝本纪》)就是到了明朝，由于人粮剧减也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名城开封由上府降为了下府(卷九十六、一百九十三)。
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
(卷一百二十，一百六十四)到了洪武十七年全国各地仍把不足3000户的30余州降为县。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四)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八)，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多是无人之地”(顾炎武《日知录》卷十)，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就连朱元璋也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于是采纳了萄州苏琦(《明太祖实录》卷五十)，户部郎中刘九皋(《明史.食贷志》)，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为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明太祖实录》)，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数朝历史50余年的移民高潮就开始了。
} 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靖难之役”，四年的战争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为此仍又有永乐迁民之举。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诛奸为名，从北京进取南京，所过河北、河南、山东、皖北、淮北等地，与政府军反复拉锯作战，进行了四年的战争，这就是中原地区盛传的所谓“燕王扫碑”。
当时一部分地区的老百姓也自行组织武装，拒抗燕王军队，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恢复生产的愿望。
根据《明史》记载，燕军在战争中，抢掠屠杀甚为严重，如“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
(《明史.恭闵帝本纪》)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仗，燕王“乘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
(《明史.成祖本纪》)中原地区的老百姓自动帮助政府军抗击燕军朱棣胜利后，对忠于建文帝的军队和百姓杀无遣漏，河北、山东等一些族谱中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当燕王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把抵抗，燕王无标转路攻取南京，后燕王把一带人杀的只留狐、刘两家，山东临清县寨村光绪四十年写的《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追袭，则南兵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尔时，或杀，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因此，靖难之役“，加剧了中原地区荒凉局势，民非杀即逃，这也是永乐移民的又一原因。
当元末中原地区荒疫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连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这虽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词，但也说明晋垌带比较安定，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是稠密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口，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 山西的人口和中原的人口相比，极不平衡。
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为189.1万人，河北人口为189.3万人，而山西人口却多达403.04万人，比河南、河北人口的总和还多25万。
再从人口密度来看，同样是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山西平均每平方公里27.52人，而河南每平方公里12；85人，河南的人口密度不足山西的一半。
这样，山西“地狭人稠生计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连朱元璋也认识到“山西民众而地狭”。
这时朝中的要臣一再提出应从山西移民到中原，如洪武三年(1370年)，郑州知州苏琦提出“时宜三事”，其中一事就是移民中原，洪武十五年(1382年)，晋府致仕长史桂彦良上《太平治要》20条。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户部侍郎刘九皋又奏请迁移山西之民以实中原，终于得到了朱元璋的认可。
于是拉开了—场轰轰烈烈移民活动的序幕。
明代初期山西的移民，说是从洪洞大槐树下迁走的，实际上远远不止如此。
根据《明史》记载，“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丁多田少”，以“分其丁口”的办法进行移民。
这个范围是相当大的，包括现在的晋中、晋南、吕梁和晋东南等地区。
按照明初山西的行政区划，所谓太原指太原府，辖6个州20个县；平阳即平阳府，辖6个州29个县；泽是泽州，为省直隶州，辖4个县；辽是辽州，省直隶州，辖2县；沁指沁州，省直隶州，辖2县；潞是潞州，省直隶州，辖6县；汾指汾州，省直隶州，辖3县。
这样，明初山西移民就涉及到2府、17州、66个县。
在当时关山重重、道路阻塞的自然条件下，这么多地方的移民全要集中到洪洞县的大槐树下，有没有必要?是不是可能?恐怕是没必要也不可能的。
但是，由于洪洞大槐树下是当时最大的移民“点行地”，在后来的历史上影响特别大，移民后裔们自然也就乐于认同这样一个出发地了。
关于移民的次数，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经学者们的反复考证，洪武、永乐两朝共有17次。
简单的情况是： 洪武六年(1373年)，从山西及河北正定府移民至安徽凤阳垦荒。
洪武九年(1376年)十一月，再从山西及正定府移民至凤阳垦荒。
因为是冬天，政府发给移民过冬的棉衣。
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从山西招募2.4万户百姓从军，后又都复员为老百姓，就地安置垦荒种地。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又从山西的泽州、潞州，挑选“田少丁多”或无田之家，迁往彰德、正定、临清、归德、太康等地垦种。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九月，山西沁州百姓张从整等116户自愿外迁屯田，户部给予奖励，让他们回沁州招募居民。
同年同月，后军都督朱荣向朝廷报告：由山西迁居到大名、广平、东昌三府的百姓，一共分给他们2.6万顷土地。
同年十一月，命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等迁移山西百姓，到彰德、卫辉、归德、临清、东昌等地栽桑种枣，垦荒种地。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冯胜、傅友德与常升等到山西招募百姓从军，共设16个卫所。
大约是平阳府选了9卫，太原、辽、沁、汾选了7卫，每卫5600人，共有9万余人。
同年十二月，朝廷命后军都督佥事李恪、徐礼去山西招募移民共598户，分别迁至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地。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山西马步官军2.66万人，往塞北筑城屯田。
建文四年(1402年)，户部核实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汾、沁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迁至北平各府、州、县。
永乐二年(1404年)九月，从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移民1万户，充实北京。
永乐三年(1405年)九月，再次从以上地区移民1万户，充实北京。
永乐四年(1406年)正月，湖广、山西、山东等县吏李懋等214户人愿到北京为民，户部给他们发了安家费。
永乐五年(1407年)五月，朝廷命户部从山西的平阳、泽、潞及山东的登、莱等州，招募了5000户到北京的上林苑监，牧养栽种。
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向朝廷申请到北京、广平、清河、正定、冀州、南宫等府州县为民，开荒种地，依律交税，得到政府的奖励和资助。
综上所述，明初从洪武六年(1373年)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近半个世纪中，从山西向外地移民17次，每次数百户，甚至上万户，前后人数达到100万以上。
回顾我国历史上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汉代仅限于屯垦戍边，并没有形成全国规模；三国割据一方，各自分散屯田；唐代移民屯垦兴盛，但安史之乱以后废弛；宋代重文轻武，屯田时盛时衰；元代全国兴屯，但很快天下大乱。
所以说，明初山西移民，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官方移民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
那时候还创造了一个词叫“解手”，一直流传到现在仍然使用，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百姓们被迫登记以后，为了防止他们途中逃亡，官兵们把他们反绑起来，然后用一根长绳串连起来。
那时候，迁徙路上，到处是一串串的移民，他们一步三回头，天愁地也愁。
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人们免不了要大小便，但一根绳子拴几个甚至几十个人，大小便非常不方便。
于是只好向押解官兵报告说：“老爷，请解手，我要大小便。
”这样子日复一日，人复一人，次数多了，日渐简化，只要说上一声：“老爷，我要解手。
” 明初有个袁公正，字成甫，曾随朱元璋打天下，南征北战，屡建战功，官拜镇威将军。
明朝统一后，首要的大计，是移民垦荒。
袁公正又自动报名，举家从洪洞迁至山东曹县黄岗集落户。
当时彳艮受朱元璋欣赏，亲赐一块“袁氏题名玉碑”，还给他提升了三级头衔。
袁公正在曹州以北约20公里处的关王庙北土岗上安下家来，取名“袁家固堆”，并题词曰：“洪洞分枝老门第，曹州安居旧家风。
” 陕西省的山西移民比较多，大概是与山西一河之隔距离近的缘故。
据征集的谱谍看，武功县的戴氏、麟游县的赵氏、邢氏、扶风县的刘氏、彬县的陈氏、固源县的郑氏、米脂县的杨氏、并氏、眉县的刘氏，其先祖都是明初从洪洞迁去的。
综前所述，洪洞大槐树下的移民，当初直接迁入地是豫、鲁、冀、京、皖、苏、鄂、陕、甘、宁、晋等省市。
然而数百年间，峰回路转，这些地方的移民后裔，又辗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东北、港台等地。
特别是近几十年里，迁移的浪潮此起彼伏。
例如解放前的“走西口”、“下关东”、“下南洋”，建国后的城市知青“支边”、“上山下乡”，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国留学、探亲、定居，更使洪洞移民后裔的足迹，踏遍了神州大地、天涯海角。
明朝为什么会出现大迁徙呢
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大规模地移民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的，这自然要从元末年间的历史谈起。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虽然盛极一时，但“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断，民不聊生，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卷二十九)，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仅至正元年( 1341)，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以生了百余次人民反元起义，以后人民起义更加频繁，力量也越来越大，至正八年方国珍在台州起义，至正十一年刘福通在颖州起义，号称红巾军，徐寿辉在蕲州起义。
至正十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起义，第二年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起义，其后十余年，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广大农民纷纷响应，元军出其精兵锐将与农民军决战，攻城掠地，掳掠杀人，干尽了残暴之事。
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至正十七年、二十一年元军察罕帖木儿部与农民军战，“两战皆败之，斩首万余级”()，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租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后来元军正规军精兵使尽，无力把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一些地主武装，为了维护本身利益也配合元军与农民作战，山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终于把红巾军镇压下去。
在这些战斗中，元军和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使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扬州城中当时被杀的仅余有十八家。
(卷五)温县牛洼村也载：“兵戮河南，赤地千里。
”已到了“春泥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境地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派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这样元末长达十六年的兵乱才算结束。
元朝末年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疫也接连不断。
黄、淮河又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
”据载，仅元朝末年的雨旱灾，山东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8次。
()”造成“漂没民庐、死者众”(，“禾不入地、人相食”()，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至正元年，汴梁、钧州大水...二年四月，睢州仪封县大水害稼。
六月癸丑夜，济南山水暴涨，冲东西二关，流小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卧龙山水通流入大清河，漂没上下居民千余家，溺死者无算。
三年二月，巩昌宁远、伏羌、成纪三县，山崩水涌，溺死者无算。
五月黄河决白茅口。
七月，汴梁中牟、扶沟、尉氏、洧川四县，郑州荥阳汜水、河阴三县大水。
四年五月，霸州大水。
六月，河南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民居数百家。
济宁路兖州、汴梁、鄢陵、通许、陈留、临颖等县大水害稼，人相食。
七月，滦河水溢出平地丈余，永平路禾稼庐舍漂没甚众。
东平路东阿、阳谷、汶上、平阴四县，衙州西安县大水……五年七月，河决济阴，漂官民亭舍殆尽。
十月，黄河泛滥。
七年五月黄州大水……八年正月辛亥，河决，陷济宁路。
六月已丑，中兴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平地深丈有五尺余，漂没六十余里，死者一千五百人。
是月，胶州大水。
七月，高密县大水。
九年七月中兴路公安、石首、潜江、监利等县及沔阳府大水。
夏秋，蕲州大水伤稼…… 十二年六月，中耠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漂民居千余家，溺死七百人。
七月，衙州西安县大水。
十三年夏，蓟州丰润、玉田、遵化、平谷四县大水……十四年六月，河南府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没居民，溺死三百余人。
秋，蓟州大水……十六年，河决郑州河阴县，官署民居尽废，遂成中流。
……十七年六月，暑雨，漳河溢，广平郡邑皆水。
秋，蓟州县皆大水。
十八年秋，京师及蓟州皆大水。
十九年九月、济州任城县河决。
二十年七月，通州大水。
二十二年三月，邵武光泽县大水。
二十三年，孟州济源、温县大水。
七月，河决东平、寿张县，圮城墙，漂屋庐，人溺死甚众。
二十四年三月，益都县井水溢而黄。
怀庆路孟州、河内、武陟县水。
七月，益都路霆光县、胶州高密县水。
二十五年秋，蓟州大水。
东平须城、东阿、平阴三县疔决小流口，达于清河，坏民居，伤禾稼。
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徙，上自东明、曹、濮，下及济宁皆被其害。
六月，河南府大霖雨，＊水溢，深四太许。
漂东关居民数百家秋七月蓟州四县、卫辉、汴梁、钧州大水害稼。
八月，棣州大清河决，滨棣二州之界，民居漂流无遗。
济宁路肥城县西黄水汛溢，漂没田禾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齐河县境七十余里亦如之。
()在中这类记载比比皆是。
特别是河南地区几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
中书省户部曾上言：连年水旱，田禾不收。
”()当时的一位治河大臣也说中原地区“连年饥馑，民不聊生。
”(卷二) 元末中原地区不但水患严重，大蝗灾也频频而至，从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大蝗灾计有十八九次。
(《元史.五行志》)元时的大名路，至正十二年六月“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
(《元史.顺帝本纪》)中原地区从元统三年到至元末年，大饥荒就达十五次(《元史.五行志》)，至正十七年河南大饥。
十八年“京师大饥，彰德亦如之”。
至正十九年冀、鲁、豫大饥，通州民间五杀其子而食之。
保定路孽生盈道，军士掠孱弱以食。
山东、河南之孟津、新安、渑池出现“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
同时，危害极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
(《元史.五行志》) 以上种种，兵乱水旱蝗变疫相辅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为州，如“降徐州路为武安州”。
(《元史.顺帝本纪》)就是到了明朝，由于人粮剧减也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名城开封由上府降为了下府(卷九十六、一百九十三)。
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
(卷一百二十，一百六十四)到了洪武十七年全国各地仍把不足3000户的30余州降为县。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四)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八)，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多是无人之地”(顾炎武《日知录》卷十)，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就连朱元璋也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于是采纳了萄州苏琦(《明太祖实录》卷五十)，户部郎中刘九皋(《明史.食贷志》)，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为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明太祖实录》)，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数朝历史50余年的移民高潮就开始了。
} 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靖难之役”，四年的战争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为此仍又有永乐迁民之举。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诛奸为名，从北京进取南京，所过河北、河南、山东、皖北、淮北等地，与政府军反复拉锯作战，进行了四年的战争，这就是中原地区盛传的所谓“燕王扫碑”。
当时一部分地区的老百姓也自行组织武装，拒抗燕王军队，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恢复生产的愿望。
根据《明史》记载，燕军在战争中，抢掠屠杀甚为严重，如“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
(《明史.恭闵帝本纪》)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仗，燕王“乘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
(《明史.成祖本纪》)中原地区的老百姓自动帮助政府军抗击燕军朱棣胜利后，对忠于建文帝的军队和百姓杀无遣漏，河北、山东等一些族谱中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当燕王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把抵抗，燕王无标转路攻取南京，后燕王把一带人杀的只留狐、刘两家，山东临清县寨村光绪四十年写的《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追袭，则南兵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尔时，或杀，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因此，靖难之役“，加剧了中原地区荒凉局势，民非杀即逃，这也是永乐移民的又一原因。
当元末中原地区荒疫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连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这虽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词，但也说明晋垌带比较安定，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是稠密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口，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 山西的人口和中原的人口相比，极不平衡。
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为189.1万人，河北人口为189.3万人，而山西人口却多达403.04万人，比河南、河北人口的总和还多25万。
再从人口密度来看，同样是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山西平均每平方公里27.52人，而河南每平方公里12；85人，河南的人口密度不足山西的一半。
这样，山西“地狭人稠生计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连朱元璋也认识到“山西民众而地狭”。
这时朝中的要臣一再提出应从山西移民到中原，如洪武三年(1370年)，郑州知州苏琦提出“时宜三事”，其中一事就是移民中原，洪武十五年(1382年)，晋府致仕长史桂彦良上《太平治要》20条。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户部侍郎刘九皋又奏请迁移山西之民以实中原，终于得到了朱元璋的认可。
于是拉开了—场轰轰烈烈移民活动的序幕。
明代初期山西的移民，说是从洪洞大槐树下迁走的，实际上远远不止如此。
根据《明史》记载，“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丁多田少”，以“分其丁口”的办法进行移民。
这个范围是相当大的，包括现在的晋中、晋南、吕梁和晋东南等地区。
按照明初山西的行政区划，所谓太原指太原府，辖6个州20个县；平阳即平阳府，辖6个州29个县；泽是泽州，为省直隶州，辖4个县；辽是辽州，省直隶州，辖2县；沁指沁州，省直隶州，辖2县；潞是潞州，省直隶州，辖6县；汾指汾州，省直隶州，辖3县。
这样，明初山西移民就涉及到2府、17州、66个县。
在当时关山重重、道路阻塞的自然条件下，这么多地方的移民全要集中到洪洞县的大槐树下，有没有必要?是不是可能?恐怕是没必要也不可能的。
但是，由于洪洞大槐树下是当时最大的移民“点行地”，在后来的历史上影响特别大，移民后裔们自然也就乐于认同这样一个出发地了。
关于移民的次数，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经学者们的反复考证，洪武、永乐两朝共有17次。
简单的情况是： 洪武六年(1373年)，从山西及河北正定府移民至安徽凤阳垦荒。
洪武九年(1376年)十一月，再从山西及正定府移民至凤阳垦荒。
因为是冬天，政府发给移民过冬的棉衣。
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从山西招募2.4万户百姓从军，后又都复员为老百姓，就地安置垦荒种地。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又从山西的泽州、潞州，挑选“田少丁多”或无田之家，迁往彰德、正定、临清、归德、太康等地垦种。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九月，山西沁州百姓张从整等116户自愿外迁屯田，户部给予奖励，让他们回沁州招募居民。
同年同月，后军都督朱荣向朝廷报告：由山西迁居到大名、广平、东昌三府的百姓，一共分给他们2.6万顷土地。
同年十一月，命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等迁移山西百姓，到彰德、卫辉、归德、临清、东昌等地栽桑种枣，垦荒种地。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冯胜、傅友德与常升等到山西招募百姓从军，共设16个卫所。
大约是平阳府选了9卫，太原、辽、沁、汾选了7卫，每卫5600人，共有9万余人。
同年十二月，朝廷命后军都督佥事李恪、徐礼去山西招募移民共598户，分别迁至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地。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山西马步官军2.66万人，往塞北筑城屯田。
建文四年(1402年)，户部核实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汾、沁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迁至北平各府、州、县。
永乐二年(1404年)九月，从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移民1万户，充实北京。
永乐三年(1405年)九月，再次从以上地区移民1万户，充实北京。
永乐四年(1406年)正月，湖广、山西、山东等县吏李懋等214户人愿到北京为民，户部给他们发了安家费。
永乐五年(1407年)五月，朝廷命户部从山西的平阳、泽、潞及山东的登、莱等州，招募了5000户到北京的上林苑监，牧养栽种。
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向朝廷申请到北京、广平、清河、正定、冀州、南宫等府州县为民，开荒种地，依律交税，得到政府的奖励和资助。
综上所述，明初从洪武六年(1373年)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近半个世纪中，从山西向外地移民17次，每次数百户，甚至上万户，前后人数达到100万以上。
回顾我国历史上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汉代仅限于屯垦戍边，并没有形成全国规模；三国割据一方，各自分散屯田；唐代移民屯垦兴盛，但安史之乱以后废弛；宋代重文轻武，屯田时盛时衰；元代全国兴屯，但很快天下大乱。
所以说，明初山西移民，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官方移民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
那时候还创造了一个词叫“解手”，一直流传到现在仍然使用，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百姓们被迫登记以后，为了防止他们途中逃亡，官兵们把他们反绑起来，然后用一根长绳串连起来。
那时候，迁徙路上，到处是一串串的移民，他们一步三回头，天愁地也愁。
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人们免不了要大小便，但一根绳子拴几个甚至几十个人，大小便非常不方便。
于是只好向押解官兵报告说：“老爷，请解手，我要大小便。
”这样子日复一日，人复一人，次数多了，日渐简化，只要说上一声：“老爷，我要解手。
” 明初有个袁公正，字成甫，曾随朱元璋打天下，南征北战，屡建战功，官拜镇威将军。
明朝统一后，首要的大计，是移民垦荒。
袁公正又自动报名，举家从洪洞迁至山东曹县黄岗集落户。
当时彳艮受朱元璋欣赏，亲赐一块“袁氏题名玉碑”，还给他提升了三级头衔。
袁公正在曹州以北约20公里处的关王庙北土岗上安下家来，取名“袁家固堆”，并题词曰：“洪洞分枝老门第，曹州安居旧家风。
” 陕西省的山西移民比较多，大概是与山西一河之隔距离近的缘故。
据征集的谱谍看，武功县的戴氏、麟游县的赵氏、邢氏、扶风县的刘氏、彬县的陈氏、固源县的郑氏、米脂县的杨氏、并氏、眉县的刘氏，其先祖都是明初从洪洞迁去的。
综前所述，洪洞大槐树下的移民，当初直接迁入地是豫、鲁、冀、京、皖、苏、鄂、陕、甘、宁、晋等省市。
然而数百年间，峰回路转，这些地方的移民后裔，又辗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东北、港台等地。
特别是近几十年里，迁移的浪潮此起彼伏。
例如解放前的“走西口”、“下关东”、“下南洋”，建国后的城市知青“支边”、“上山下乡”，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国留学、探亲、定居，更使洪洞移民后裔的足迹，踏遍了神州大地、天涯海角。
支边青年是什么
[1]拼音：zhī biān 释义：支援边疆建设。
示例：1983.12.26：“支边人员在帮助当地企业解决具体技术、管理问题的同时，注意培训人才，保证支边人员离开后，他们的工作仍将继续发挥作用。
” 1984.7.4：“开拓边疆，，十名毕业生主动支边。
” [编辑本段]相关政策 [2]几十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援藏、援疆和支边干部制定了一系列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主要包括： 1．给予一定的优惠待遇。
1986年7月，中规定：鼓励科技人员到边远地区工作；边远省、自治区可以在国家规定的政策范围内给予一定优惠待遇。
1995年3月和1996年10月，、分别下发了《关于做好为西藏、新疆选派干部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定期轮换进藏、进疆的干部，除和派出单位同类同级干部一样享受在内地的住房、工资福利等各项待遇外，还可享受一次性的补贴。
他们在藏、在疆工作期间，享受所在地区同类人员的地区津贴和其他各项待遇。
休假和探亲，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可合并使用，一年一次，往返路费由派出单位承担。
医疗费用的报销，采取在西藏、新疆治疗的，由西藏、新疆所在单位报销；在内地治疗的，由派出单位承担，等等。
2．规定服务年限并加强管理。
(1)从沿海内地省市、中央部门分配、调往西藏、地区的、科技人员(不包括按协议支援的人)，服务期限为8年。
(2)90年代以来选派进藏、进疆的干部只转组织关系和行政关系，不转户口和工资关系，实行双重管理，以西藏、新疆地方党委管理为主。
(3)90年代选派进藏的干部，定期轮换的时间原则上定为5年。
根据实际情况和西藏的工作需要，以及进藏干部所担任的职务，分片负责的省(市)和的部委，在10年之内，可以分2批或3批轮换进藏干部。
选派到新疆工作的干部，在新疆工作时间为：党政干部5年，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3年。
3．表彰先进。
通过多种形式，大力宣传、表彰支援边远地区的模范、先进科技人员工作者，肯定他们的业绩和贡献，也鼓励更多的人到民族地区建功立业。
4．返回内地安置。
(1)从沿海内地省市、中央部门分配、调往西藏、地区工作的、科技人员(不包括按协议支援的人)，工作满8年后，除自愿留下者外，可以调回沿海、内地。
对已在西藏、地区工作满20年，要求回沿海或内地的科技人员，可以有计划地将他们分期分批调回原派出单位或地区，也可以调回原籍或配偶、子女所在地区工作。
50年代支援边远地区(不包括西藏、青海高原地区)年满55岁的科技人员，可先回内地落户。
体弱多病，身体不能适应边远地区工作的，可提前退休、离休。
过去从沿海内地省市、中央部门支援边远地区的科技人员，达到退休、离休年龄时，允许他们回到原籍或配偶、子女所在地。
除京、津、沪从严控制外，其他地区应准予落户并给予方便。
(2)选派到西藏、新疆工作的干部和工人期满后，由西藏、组织门按照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原则，安排他们回内地，由内地派出省市和部委的组织门按照干部在西藏、新疆所担任的职务和表现情况，妥善安排工作。
内调的各级领导干部应平职安排，职数已满的，可采取先进后出的办法解决。
如原为正职干部安排正职确有困难，可安排为副职，保留原正职待遇。
专业技术干部要安排相同或相近的专业岗位，并按其在藏、在疆的技术职务予以聘任。
对在西藏、新疆表现优秀的，可提拔使用。
凡是自愿延长在西藏、新疆工作时间或要求长期留在西藏、新疆工作的干部，应大力提倡和鼓励。
什么是知青时代
知青时代指的是六、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年时。
下乡知青，广义泛指下放到农村、掌握一定知识的青年，一般指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
在中国，知识青年指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年轻人，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只获得初或高中教育。
知青是在哪一年开始出现的
在知识青年指从1950年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自愿或被迫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年，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只获得初或高中教育。
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广义泛指有知识的青年，一般指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
特定历史时期的称谓，指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1970年代末期为止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年轻人，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只获得初或高中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