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杀妻案凶手4岁丧母，成年后的行为会被儿时经历影响么
人心叵测，人心只要变了，这个人就回不来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事件
文字狱是扼杀人民思想的专制制度，以清朝的文字狱最为惨烈。
清朝南侵以来，对中原民族不但在军事上予以残酷杀戮，而且在经济上大肆掠夺破坏，尤有远见的是大量炮制文字狱，大搞文化压迫。
早在清军入关不久，清廷就开始了对中华文化的压迫摧残。
顺治二年(1645年)，江阴人黄毓祺被告发写有诗句“纵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还”，被指为反清复明，抄家灭门戮尸，儿女发配给旗人为奴。
顺治四年(1647年)，广东和尚释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以私撰逆书的罪名流放沈阳。
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是目无“正统”的“不赦之条”。
由此清廷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这就是最早的言论审查专制。
跟之后的雍正、乾隆两朝相比，康熙朝的文字狱还不算非常严重，但是也杀戮了大批文人。
从庄廷鑨明史案说起，却说明熹宗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祯受魏忠贤排挤，告病回到老家浙江乌程，编了一本《皇明史概》并刊行，未刊的稿本有《列朝诸臣传》。
明亡后，浙江湖州有个叫庄廷鑨的富户，他是个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想搞一部传世史作。
但他自己并不通晓史事，于是出钱从朱国祯后人处买了史稿，并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
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尊奉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写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 “尚贼”、 “耿贼”，写清军入关用了 “夷寇”等等，这些都是清廷极为忌讳的。
这部《明史辑略》刊刻后，起初并无事，只因几年后几个无耻小人，想去敲诈庄家，才惹出事来。
当时主事者庄廷鑨已死去多年，庄父仗着有钱买通官府将敲诈者一一顶回。
不想一个叫吴之荣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
鳌拜等人对此大感兴趣，颁旨严究。
于是与庄氏《明史》有关连的人大祸临头。
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水秀丽的杭州城，清军将《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一时血溅人间天堂。
“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
明史案开了以“逆书”索赂的恶劣先河。
一些恶棍效法吴之荣，去挑别人书文中的纰漏，牵强附会，指为“逆书”，漫天敲诈。
如孙奇逢所编的《甲申大难录》被人控告是纪念亡明，孙奇逢因此被押进京入狱，经人营救方才出狱。
后来竟发展到歹徒们索性自制逆书，想敲诈谁就把谁的名字列上。
这要数沈天甫、夏麟奇、吕中等人胆最大、心最黑。
他们刻印一本诗集，假托为陈济生所编，书中作者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余名。
康熙六年(1667年)沈天甫到内阁中书吴元莱家索银两千两被拒，遂将此书检举报官，经刑部审理大白真相，沈天甫四人被斩于西市。
康熙五年(1666年)，山东发生了黄培诗案。
黄培是山东即墨人，明末官至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后，隐居在家。
曾经接济过于七农民起义军，所作诗如“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人金徽”、“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反映出黄培反清的民族思想，他还和一帮同道结为大社。
告黄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仆黄宽之孙黄元衡。
黄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进士、当上翰林后，为了归宗还姓，解除与黄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黄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诗文书籍等。
因此黄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狱，被处斩。
姜元衡还嫌不够，又伙同恶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禀文，指控顾炎武等“故明废臣”和对清廷怀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间的通信，不是密谋造反，就是诽谤朝廷。
在这份居心叵测的禀文中，姜元衡点了约三百人的名字，企图制造一件大案。
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办理的地步，山东总督、巡抚也亲自过问。
顾炎武为此被囚禁了近七个月，经朱彝尊等人四处营救才出狱。
康熙十九年(1680年)，发生了朱方旦中补说案。
朱方旦是个名医，他发现了“脑”才是思想中枢，而不是传统医学认定的“心”，“古号为圣贤者，安知中道
中道在我山根之上，两眉之间”。
此说一发表，引起医学界极大的震撼，群起挞伐，最后他以“妖言惑众”之罪处斩，所有著作一律焚毁。
他还有不少医学著作，如《中质秘录》，在这部书中会有多少超越西方医学的发现，也已经无从得知。
康熙帝虽然对科学有兴趣，却也最恨他，力主一定要斩首。
当时征吴三桂有功的顺承郡王勒尔锦十分尊敬朱方旦，因此极力营救，康熙帝便先革了勒尔锦，再下诏杀死朱方旦。
明中叶以来的文艺和科技复兴，就被这一系列的文字狱扼杀中断了。
后来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
康熙五十年(1711年)，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因为书中用南明年号并涉及多尔衮不轨之事，康熙帝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满清功臣家作奴仆。
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刑；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军。
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后来康熙帝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本来应处斩刑之人如戴家、方家都流放黑龙江，方孝标已死，但仍被发棺戮尸。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民间有说唱艺人徐转，用说唱的方法写历史。
这本是一代创举，但是康熙帝认为他亵渎历史，就将徐转问斩了。
雍正朝的文字狱始自年羹尧案。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带平叛屡建功勋，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一意依附当时还是雍亲王的允禛。
允禛篡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
年羹尧又因妹妹是雍正暴君的妃子，开始居功自傲，暴君早就想杀一儆百，只是苦于没有借口。
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臣僚上表称贺，暴君特别注意年羹尧的奏表，并找到了“毛病”，一是字体潦草，二是将成语 “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此语意为终日勤慎，就是写倒了意思也不变。
暴君可不管这些，认为年羹尧居功藐上，心怀不轨，那些对年羹尧有怨怼的人见皇上带了头，便群起而攻之，于是年羹尧被劾成九十二条大罪。
暴君令年羹尧自裁，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凡是与他有一丝牵连的人统统受到处罚。
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祺斩首示众，即汪景祺西征随笔案。
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尧的心腹。
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
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
年羹尧得罪抄家，《西征随笔》被缴进宫中。
雍正暴君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
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大约是随笔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尧。
暴君因此愤恨，但是又要表现自己孝道，处罪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
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了十年。
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
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
与年羹尧有牵连的还有钱名世名教罪人案。
钱名世字亮工，江苏武进人，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谊。
雍正二年(1724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诗句。
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
雍正暴君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
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
暴君荒淫无道，什么酷刑都想得出。
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
暴君还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巡抚奏明治罪。
这还不够，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暴君又命京官自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
暴君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全国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
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
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尧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暴君夸奖。
而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
作诗的人当中，有叫查嗣庭的，他批判钱名世“百年遗臭辱簪缨”；有叫谢济世的，他批判钱名世“自古奸谀终败露”；但是不久，他们就跟着遭殃，亡国奴做猪做狗，仍不免挨噬。
隆科多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是康熙帝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
隆科多和年羹尧一样，是雍正暴君的重臣，没有他二人，暴君很难登位，尤其是隆科多，直接参与了弑君改诏篡位。
暴君的江山坐稳了，就要除掉知道秘密的人，年羹尧已除，隆科多也必须死去。
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
次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而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数月。
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
该文字狱详见清初六家卷查慎行传，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案件结束，查嗣庭戮尸、枭首，亲族或斩或流放，牵连的江西官员统统革职。
不仅如此，由于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暴君进而迁怒于浙江士人。
查嗣庭下狱的次月，即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接着东南各省相继设立观风整俗使)。
十一月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
吏部侍郎沈近思上疏拥护，说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条陈整顿风俗、约束士子的十条建议，雍正暴君批转浙江巡抚和观风整俗使议行。
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经浙江总督李卫请求，暴君才解除停止乡会试的诏令，两年后撤消观风整俗使。
其后又有谢济世案、陆生楠案，两案都胎育于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
田文镜是监生出身，从州县小吏历练而上，雍正二年(1724年)擢受河南巡抚。
他政令严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员办事懦缓，接连劾罢三四员州县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黄振国，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荐。
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隶总督的李绂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镜循例迎送。
科甲出身的李绂忍不住指责田文镜，说他不该有意蹂躏读书人。
于是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人科举同年，所以有意袒护，言下之意是说李绂等人私结朋党。
不久，李绂入京觐见，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
雍正暴君稍加调查，就怀疑李绂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党。
同年冬，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上疏参劾田文镜十罪。
暴君，把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坚持要上疏。
暴君一怒之下把谢济世革职逮捕，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审拟斩。
由于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都为黄振国鸣冤，黄振国是蔡王廷所荐，蔡王廷与李绂关系亲密，暴君于是认定这几个人在搞朋党，将谢济世减死发配新疆阿尔泰；蔡王廷降为奉天府尹；李绂降为工部侍郎(不久革职)。
陆生楠，举人出身，以军功迁授吴县知县。
引见时暴君见他应对滞讷，“举动乖张”，便把他扣下来留京学习办事，后改除工部主事。
再引见时，暴君见他傲慢不恭，所呈奏折又写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句，觉得是讽刺自己。
暴君进而想到他是广西人，与谢济世是同乡，而李绂原先做过广西巡抚，“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
于是命把陆生楠革职，也发配阿尔泰。
陆生楠在阿尔泰著有《通鉴论》十七篇，竟成陆生楠通鉴论案的祸源。
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疏劾陆生楠《通鉴论》十七篇，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通鉴论》随本缴进。
雍正暴君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谕内阁，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
批驳完，暴君“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
从官当然遵旨惟谨，这年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死刑。
锡保在疏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著《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随本缴上，即谢济世注大学案。
雍正暴君读过后颂谕内阁，认为谢济世不仅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谤讪”，尤切齿于《注》中所去：“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咄咄逼问道：“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
为朕躬进谏者何言
朕所拒者何谏
所饰者何非
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
”然后命朝臣议谢济世应治之罪。
众臣拟谢济世与陆生楠一同处死，暴君心血来潮，玩的就是心跳，密谕锡保在杀陆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最后却宣布谢济世免死，不知当时两人是何感受。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人拦轿投书。
这就是曾静、吕留良之狱，详见江东义士卷吕留良传。
案结处置，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
吕留良学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学生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数人受杖责。
而曾静供词及忏悔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
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浙一带等地宣讲，命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
可笑的是老子定案、儿子翻案，暴君曾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继位，尚未改元就公开翻案，命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师，于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并列《大义觉迷录》为禁书。
而汉奸岳钟琪也没有好下场，他后来因进讨准噶尔失利，被大学士鄂尔泰所劾，下狱判斩监候，到乾隆初年才获释。
《大义觉迷录》在广东巡讲时，广东巡抚傅泰从张熙供称钦仰广东“屈温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学者屈大均号翁山，猜想“温山”是“翁山”之讹。
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诗外》诸书，果然发现其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
这样，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发。
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来县教谕)自动到广州投案，缴出父亲的诗文著作和雕板。
案情上报，刑部拟屈大均戮尸枭首；因屈明洪自首，故免死，仅将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诗文禁毁。
这就是屈大均案，详见岭南三大家卷屈大均传。
然后又有裘琏戏笔之祸。
裘琏是浙江慈溪人，少时曾戏作《拟张良招四皓书》，内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贤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语句，当时颇为传诵。
康熙末年，七十岁的裘琏中进士，后来致仕归乡。
雍正七年(1729年)，八十五岁的裘琏突然被捕，原来有人告发他那篇代张良写的招贤信是替废太子允礽出谋划策。
次年六月，裘琏卒于京师狱中。
少年戏笔，老年得祸，真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
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是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也是顾炎武的甥孙。
雍正八年(1730年)，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暴君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
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如下诗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于是暴君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
在雍正暴君的残酷文化压迫下，中华文化得到很好的摧残，暴君政绩斐然。
雍正十一年(1733年)，暴君下诏征举士人，想学康熙重开博学鸿词科，谁知响应廖廖，只得作罢。
人才凋零，文治废弛，一至于此，文字狱的消极影响于此可峥。
到了所谓的“圣主”、“十全老人”乾隆帝时，文字狱则达到顶峰，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
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这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
而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造出的文字狱，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
甚至一些疯子胡乱涂抹也被定为“逆案”，凌迟处死，荒唐到极点。
乾隆帝刚即位时，还假惺惺地笼络人心，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
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狱，乾隆帝暂时听从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
虽然此时文人早被康熙、雍正两朝抽去脊梁，但仍然高兴万分，纷纷上表称颂乾隆“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并大施感情代理权编造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
”以对比雍正时的歌谣“雍正钱，穷半年”。
然而乐极生悲，乾隆十六年(1751年)，文字狱又死灰复燃，起于“伪孙嘉淦奏稿”案。
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等中央、地方要职，以敢于直言极谏著称，声望很高。
乾隆十五年(1750年)前后，民间出现了一个假托是孙嘉淦写的奏稿，稿中的内容“五不解，十大过”，直指乾隆帝，并把当时的朝中大臣几乎全部进行揭露斥责。
全国十八省皆争相传抄伪稿，次年六月，伪稿流传到云南时被当局发现，由此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在全国追查伪稿作者。
山西巡抚阿思哈上奏，说流寓山西介休县的直隶民人王肇基呈献诗联，毁谤圣贤；狂妄悖逆。
乾隆皇帝立刻命其悉心根究，是否为伪奏稿案的“党羽”。
后来，阿思哈查明王肇基进献诗联是为取悦皇上，要求皇上任用他，与伪稿无关。
接着，又有人揭发山东巡抚准泰在追究伪奏稿一事时有失职和拖延，旋即被乾隆皇帝革职拿问，调河南巡抚鄂容安接替其职。
以上两件事，在乾隆帝看来，前者说明伪稿流传甚广，肯定其党羽不少；后者说明地方官员在办理此案时，存在故意推诿、拖延的情况。
于是八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命军机大臣传谕各督抚，所有诬捏撰写、分散传播之犯为首恶渠魁：传抄之犯中，凡借以煽惑众心，为之注释，及仿效词句，私自记载者，均当从重办理。
又向各督抚提出警告，倘若姑息养奸；苟且了事，不实心查办者，均按对准泰的处置办理。
皇帝督促之下，各省督抚全力缉查、不敢怠慢。
九到十二月之间，各省先后查出伪稿有加注批语的情况：浙江郭县知县、巡检、千总曾传阅伪稿；甘肃也查出抄传伪稿的人犯若干名，更有甚者在西南的土司境内的土官家也有传抄的。
一时间各省查出伪稿传抄的奏报象雪片一样，飞送京师。
乾隆帝叹道：“此等逆恶之词，蔓延各省，甚竟传人土司内，其流传之广，一至于此
”到该年年底，各省已查拿不少人犯，其中以湖广、江西最多，而四川一省就捕获了二百八十余人。
在这种情况下，秘密查访已经不可能了，从乾隆十七年以后，不得不由某些省的秘密缉访转向全国性的公开严查。
然而查来查去，涉嫌者及传抄之人，不是互相指责，就是将责任推向已故之人，有的在严刑逼供下则认罪，松刑又复呼冤，使案情纷繁复杂，年终整个案情仍很混乱，一直没有结果。
伪稿一案追查不力，乾隆帝迁怒于督抚官员，事涉封疆大吏，一些朝臣企图劝谏。
十二月十九日，御史书成奏称：伪稿一案株连波累，恳请将现在人犯概行宽释。
却遭到乾隆帝斥责，遂被革职。
之后，又有乡居在籍侍郎陈群奏言，其意也是不必查办伪稿，同样遭到乾隆帝痛责。
到此无人再敢劝阻。
此时乾隆帝认为既已延及数省，迟至经年，断无骤然中止之理，但要继续查下去也很困难。
就在这进退两难之际，江西巡抚鄂容安查获传抄伪稿的长淮千总卢鲁生，经军机大臣审讯，供出其稿得自南昌守备刘时达、刘守朴父子。
于是将卢鲁生、刘时达父子押到北京，责成军机处进行审讯。
在乾隆帝看来，伪稿一案似乎有了头绪，如不出意外，伪稿必定为卢鲁生及刘氏父子所捏造。
但是又有刘守朴的幕友孔则明供出，封寄伪稿给刘时达系其代为经手，其伪稿乃得自苏州。
这样一来，案情横生枝节，又陷入追不到源头的困境。
一年来，全国上下大张旗鼓追查伪稿，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力财力，也不知牵连了多少人，乾隆帝既找不出主犯，又不能继续追查，就将卢、刘二犯作为替罪羊。
乾隆十八年(1753年)二月，军机大臣向乾隆帝奏报：经审讯孔则明代书寄稿家信，全属子虚。
卢鲁生经反复“开导”，也承认了与刘时达共同捏造伪稿的“实情”。
这些复审及奏报，实际上皆乾隆帝授意。
当月，乾隆帝迫不及待地宣布，伪稿一案已全行昭著，“主犯”卢鲁生押赴市曹凌迟处死，同时宣谕中外，伪稿所有传抄各犯俱加恩宽免；对于传抄伪稿的官员，则照例治罪。
另外对审理不力的官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南昌知府戚振鹭等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
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以失察罪交刑部严议。
至此，历时一年七个月，蔓延京师、山东、山西、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贵州、广东、广西以及边远土司等地区的、轰动全国的清查伪孙嘉淦奏稿案仓促了结。
伪稿遍及全国，正说明此议深得人心，皇帝该“闻过即改”才是。
然而乾隆帝丝毫不想到自己确有过错，反而感觉到敌对暗潮在全国涌起，因此将原因定为“皆因以往实行的宽大之政”，是“请宽妖言”、“禁挟仇诬告诗文”等政策纵容了“诽谤”。
乾隆帝决定改变“妇人之仁”的“宽缓方针”，决定继承列祖列宗的严猛苛政，降旨道：“此等奸徒，传播流言，俦张为幻，关系风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为整饬。
”从此文字狱波澜壮阔，直到以修四库全书为名义，从而查办禁书、彻底摧毁中华民族精神的千古创举。
江西金溪生员刘震宇著《佐理万世治平新策》一书，阐述“更易衣服制度”的观点，至乾隆十八年(1753年)，被乾隆帝发现，认为他大逆不道：“刘震宇自其祖父以来，受本朝教养恩泽已百余年，且身到黉序，尤非无知愚民，乃敢逞其狂诞，妄訾国家定制，居心实为悖逆”。
刚开始查办时，湖南巡抚范时绶将其革去生员，杖一百，永远禁锢，已经是故人入罪，判得很重了，可乾隆帝还觉得判得太轻，将刘震宇即行处斩，书版销毁。
并斥责范时绶，“仅将该犯轻拟褫杖，甚属不知大义，著交部严加议处”。
十年前，刘震宇曾将《治平新策》献给江西巡抚塞楞额，塞楞额没有看出问题，还奖励了几句。
此案发生时，塞楞额早已死去，乾隆帝还大发雷霆，说什么“塞楞额为封疆大吏，乃反批示嘉奖，丧心已极。
若此时尚在，必当治其党逆之罪，即正典刑”，真是丧心病狂。
却说胡中藻官拜内阁学士，是满州大学士鄂尔泰的得意门生，与以大学士张廷玉为首的一派官僚相仇。
后来鄂尔泰去世，他失去靠山，遭到张廷玉一派打压。
于是胡中藻心中愤愤不平，写了诗集《坚磨生诗钞》。
乾隆帝恶胡中藻为鄂尔泰党羽，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密令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倡和的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查出”。
三月，乾隆帝召集群臣，撮举胡中藻《坚磨生诗钞》诗句，如“又降一世夏秋冬”、“一把心肠论浊清”、“无非开清泰”、“斯文欲被蛮”、“与一世争在丑夷”、“相见请看都盎背，谁知生色属裘人”、“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
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等。
乾隆帝亲自批驳：“‘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
”认为这些诗句都是讥贬仇视满清，于是他宣布要“申我国法，正尔嚣风”，命将胡中藻捉拿归案，将其家属全部监禁，家产全部抄没。
最后颁谕：胡中藻以凌迟酷刑处死，死去的鄂尔泰以“私立朋党”罪名撤出贤良祠。
又有王锡侯，本名王侯，因怕自己的名字犯忌讳遂改名锡侯。
因不满《康熙字典》为一家之言，花费十七年心血编成一部体例新颖的字典《字贯》，乾隆四十年(1775年)刊行面世。
书刊出之后，被王锡侯的同乡将此书以诬蔑康熙帝的名义告官。
经办此案的江西巡抚海成认为王锡侯是狂妄不法，便奏请先革去其举人，再审拟定罪。
乾隆帝尚未及处理，书辗转落到和珅手中，在《字贯》序文后的凡例中，他看到康熙、雍正的庙讳及乾隆的名字同其他的字悉数开列，不禁大喜，立即向乾隆帝参劾这本书。
乾隆帝大怒：“罪不容赦，应照大逆律问拟
给我几篇叙述文有关于细节描写的学生作品
凉爽清明的秋夜里，明亮而发红的火星在星空中为我们增添了 不少的光彩和趣味。
近来每晚八点钟以后，火星就从东南方的地 平线升起。
它比附近天空中的任何一个星星都亮，不论你在哪里， 都很容易找到它。
北国的落叶，渲染出一派多么悲壮的气氛
落叶染作金黄色， 或者竟是朱红绀赭罢。
最初坠落的，也许只是那么一片两片，像 一只两只断魂的金蝴蝶。
但接着，便有哗哗的金红的阵雨了。
接 着，便在树下铺出一片金红的地毯。
而在这地毯之上，铁铸也似 的，竖着光秃秃的疏落的树干和枝桠，直刺着高远的蓝天和淡云。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第一是枣子树；屋角， 墙头，茅房边上，灶房门口，它都会一株株的长大起来。
像橄榄 又像鸽蛋似的这枣子颗儿，在小椭圆形的细叶中间，显出淡绿微 黄的颜色的时候，正是秋的全盛时期；等枣树叶落，枣子红完， 西北风就要起来了。
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
象花而又不 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
脚踏上去，声音也 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
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 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它们的啼唱。
在南方 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
这秋蝉的嘶叫，在北平可和 蟋蟀耗子一样，简直象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
老渔民的脸上挂着几道深深的岁月的沟壑.深邃的眼神总是喜欢坚定的望着前方,偶尔被海水侵蚀了的双手搓个不停,那干涸的嘴唇还是喜欢说那两句:向前走吧,始终会看到大陆的...(中心思想:遭遇重创却不退缩) 场景细节描写。
例如： 锯木厂后边的草地上，普鲁士兵正在操练。
（都德《最后一课》） 我们上了轮船，离开栈桥，在一片平静的好似绿色大理石桌面的海上驶向远处。
（莫泊桑《我的叔叔于勒》） 在我们面前，天边远处仿佛有一片紫色的阴影从海里钻出来。
（莫泊桑《我的叔叔于勒》） 服饰细节描写。
例如： 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
（鲁迅《孔乙己》） 这藤野先生，据说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鲁迅《藤野先生》） 语言细节描写。
例如： 母亲也常常说：“只要这个好心的于勒一回来，我们的情况就不同了。
他可真算得一个有办法的人。
”《（莫泊桑《我的叔叔于勒》）》 母亲于是很不痛快地说：“我怕伤胃，你只给孩子们买几个好了，可别多吃，吃多了要生病的。
”然后转过身对着我，又说：“至于若瑟夫，他就用不着吃这种东西，别把男孩子惯坏了。
”（莫泊桑《我的叔叔于勒》） 动作细节描写。
例如： 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
”（鲁迅《孔乙己》） 他不回答，……便排出九文大钱。
（鲁迅《孔乙己》） “……叶尔德林，帮我把大衣脱下来，……真要命，天这么热，看样子多半要下雨了……”（契诃夫《变色龙》） “哦
……叶尔德林老弟，给我穿上大衣吧……好像起风了，挺冷……。
”（契诃夫《变色龙》） 心理细节描写。
例如： 我不知道你当时是不是察觉，一个孩子站在那里，对你是多么的依恋
（魏巍《我的老师》） 他们该不会强迫这些鸽子也用德国话唱歌吧
（都德《最后一课》） 《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中的一段细节描写： “他们把那个拉车的扶上车子，一个蹲着，一个半跪着，爸爸拿镊子给那个拉车的夹出碎玻璃片，伯父拿硼酸水给他洗干净。
”这段描写形象地体现了伯父和爸爸关心、热爱劳动人民的美好品质。
扶、蹲、跪、夹、洗这一系列细小动作的描写充分说明了伯父的细致、热心。
“于细微处见真情”。
这段细节描写丰富了人物的形象，使人物描写有血有肉有灵魂，而且把人物与众不同的个性凸显出来，从而使人物形象更鲜活。
场面细节描写 哈哈大王 唉哟
太渴了，太热了
老师，我要一杯WATER，求求您了，老师
一声声哀求声传入我的耳朵。
只见张智祥在床上双手合十，活像个大佛，苦苦地等待着老师的答复。
垂头丧气的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
你想要水，用英语说，整句话都要说对了。
老师故意难为他。
怎么说呢
I have a water?不对，不对
到底怎么说呢
其它的同学也跟着瞎起哄。
只听一声巨吼仁兄宋心蕊声如磬钟地说：我知道了
是I want to a water.哎呀，不对，应该是I want to one water
好，老师，就是I want to one water
可是老师还是摇了摇头，说了一句应该是，Please give me a glass of water.说着递给张智祥一杯水。
真是来之不易呀
经过张智详的软磨硬缠，一杯清凉的水终于到手了。
不愧是兄弟呀，张智详刚喝了一半，就让给我喝了。
在一旁嗓子都冒烟的王海同连忙大喊道：喝完给我，喝完给我
可我一饮而尽，他只好像只可怜虫似的在那儿望杯兴叹了。
看着王海同可怜样，我们大家都忍不住笑起来。
场面细节描写： 双方都是久经沙场的勇将，他打得球灵活多变，令人防不胜防，我只能全神贯注，认真对付，哪敢还有一丝一毫的马虎轻敌
我们从8平、9平一直打到18平，莫非会输
我吸了一口长气。
时间不容我多想，小小球儿已经如电而至，我挥拍不是一击。
我已经摸清了对方的弱点在左侧民以就紧追不放，专攻左路，这个快而猛的球使他措手不及，他一下子没有接到。
19：18我赢了一球，可怎么敢掉以轻心呢
他又反击了，这是一个短攻，我措手不及，招架不迭。
还剩最后两个球了，我们彼此都很紧张，我觉得心中压着千钧巨石似 ，气都有点喘不过来了。
我发了个短攻，真是天赐良机，趁他不及撤身归位，抬手就是一拍大力抽杀，球又攻向他的左侧。
等他好不容易撤回身来，把拍子挪到胸前，想去接球时，已经晚了，球落到了界外。
哈哈，我赢了
我太高兴了，把拍往案上一扔高兴地喊起来：怎么样
服了我吧
阿Q的钱便在这样的歌吟之下，渐渐的输入别个汗流满面的人物的腰间。
他终于只好挤出堆外，站在后面看，替别人着急，一直到散场，然后恋恋的回到土谷祠，第二天，肿着眼睛去工作。
----《阿Q正传》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
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
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
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⑵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作孔乙己。
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
”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
”便排出九文大钱。
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
”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
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
”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
……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⑶，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孔乙己》 我即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
论长幼，论力气，他是都敌不过我的，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于是傲然走出，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
---鲁迅<风筝> 他已在客厅里，衣服上全是褶皱，我突然地朝他大吼：为什么不脱衣服就睡
吼完了才愚蠢地意识到，为什么我就忘记了临睡前帮他脱呢
我无比羞愧地转过身去，给他拿了梳子梳头，他顺从地坐下来，任我帮他整理黑硬的短发，又将毛巾浸了水，笨拙僵硬地给他擦脸，刮掉新长出来的胡子。
----<终于承认你已经老去> 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我赶紧拭干了泪。
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
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
过铁道时，他先将桔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
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
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
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
---<背影> 广场上放风筝的人可多了，有站着放的，坐着放的，还有跑着放的。
只见他们个个张口仰视，一手拿着线轴，一手拉着长线，眼睛紧紧地盯着自己放飞的风筝。
说起冬天，忽然想到豆腐。
是一“小洋锅”（铝锅）白煮豆腐，热腾腾的。
水滚着，像 好些鱼眼睛，一小块一小块豆腐养在里面，嫩而滑，仿佛反穿的白狐大衣。
锅在“洋炉子” （煤油不打气炉）上，和炉子都熏得乌黑乌黑，越显出豆腐的白。
这是晚上，屋子老了，虽 点着“洋灯”，也还是阴暗。
围着桌子坐的是父亲跟我们哥儿三个。
“洋炉子”太高了，父 亲得常常站起来，微微地仰着脸，觑着眼睛，从氤氲的热气里伸进筷子，夹起豆腐，一一地 放在我们的酱油碟里。
我们有时也自己动手，但炉子实在太高了，总还是坐享其成的多。
这 并不是吃饭，只是玩儿。
父亲说晚上冷，吃了大家暖和些。
我们都喜欢这种白水豆腐；一上 桌就眼巴巴望着那锅，等着那热气，等着热气里从父亲筷子上掉下来的豆腐。
又是冬天，记得是阴历十一月十六晚上，跟S君P君在西湖里坐小划子。
S君刚到杭州 教书，事先来信说：“我们要游西湖，不管它是冬天。
”那晚月色真好，现在想起来还像照 在身上。
本来前一晚是“月当头”；也许十一月的月亮真有些特别吧。
那时九点多了，湖上 似乎只有我们一只划子。
有点风，月光照着软软的水波；当间那一溜儿反光，像新砑的银 子。
湖上的山只剩了淡淡的影子。
山下偶尔有一两星灯火。
S君口占两句诗道：“数星灯火 认渔村，淡墨轻描远黛痕。
”我们都不大说话，只有均匀的桨声。
我渐渐地快睡着了。
P君 “喂”了一下，才抬起眼皮，看见他在微笑。
船夫问要不要上净寺去；是阿弥陀佛生日，那 边蛮热闹的。
到了寺里，殿上灯烛辉煌，满是佛婆念佛的声音，好像醒了一场梦。
这已是十 多年前的事了，S君还常常通着信，P君听说转变了好几次，前年是在一个特税局里收特税 了，以后便没有消息。
在台州过了一个冬天，一家四口子。
台州是个山城，可以说在一个大谷里。
只有一条二 里长的大街。
别的路上白天简直不大见人；晚上一片漆黑。
偶尔人家窗户里透出一点灯光， 还有走路的拿着的火把；但那是少极了。
我们住在山脚下。
有的是山上松林里的风声，跟天 上一只两只的鸟影。
夏末到那里，春初便走，却好像老在过着冬天似的；可是即便真冬天也 并不冷。
我们住在楼上，书房临着大路；路上有人说话，可以清清楚楚地听见。
但因为走路 的人太少了，间或有点说话的声音，听起来还只当远风送来的，想不到就在窗外。
我们是外 路人，除上学校去之外，常只在家里坐着。
妻也惯了那寂寞，只和我们爷儿们守着。
外边虽 老是冬天，家里却老是春天。
有一回我上街去，回来的时候，楼下厨房的大方窗开着，并排 地挨着她们母子三个；三张脸都带着天真微笑地向着我。
似乎台州空空的，只有我们四人； 天地空空的，也只有我们四人。
那时是民国十年，妻刚从家里出来，满自在。
现在她死了快 四年了，我却还老记着她那微笑的影子。
无论怎么冷，大风大雪，想到这些，我心上总是温暖的。
朱自清 冬天 人生是由一个个细节连缀而成的。
生命中的细节就是一份真情，一缕温馨，一种感动……有时候触动人心灵，影响人一生的不是什么豪言壮语、什么惊世之举，而仅仅是一声问候，一个微笑，一个眼神，一朵花开，一抹朝霞，……可以说，发现细节就是发现生活中的亮点，感受细节就是品味人生的美丽，而忽略细节，往往会使生命多了一些黯淡，少了一丝光彩。
“他们把那个拉车的扶上车子，一个蹲着，一个半跪着，爸爸拿镊子给那个拉车的夹出碎玻璃片，伯父拿硼酸水给他洗干净。
”这段描写形象地体现了伯父和爸爸关心、热爱劳动人民的美好品质。
扶、蹲、跪、夹、洗这一系列细小动作的描写充分说明了伯父的细致、热心。
“于细微处见真情”。
这段细节描写丰富了人物的形象，使人物描写有血有肉有灵魂，而且把人物与众不同的个性凸显出来，从而使人物形象更鲜活。
细节描写对表现人物、记叙事件、再现环境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作家李准曾经说过：“没有细节就不可能有艺术作品。
真实的细节描写是塑造人物，达到典型化的重要手段。
”写人则如见其人，写景则如临其境，细节描写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此。
1.细节描写:童年往事 孩提时，迷恋西瓜，现在长大啦，有时还真怀念那种透心凉的感觉。
街头小摊抑或是屏幕画面的瓜影映入眼帘，童年吃瓜的那一刻又浮现在眼前： 夏日里，余日的光辉沉入天角，燥热也渐渐消逝。
在晚风的吹拂下，人们的精神格外舒畅。
这时西瓜的清香气息弥漫在街道里，时强时弱，若有若无。
我（大概五六岁）双手合抱膝盖，如猫逮耗子似的，蹲坐在小板凳上，乌黑的小眼睛瞟着西瓜在水中上下打转儿。
透过水面，脸上的汗珠早已风干，一道一道的，像瀑布一样遥挂“前川”。
蚊子在耳边“周游”，心里也丝毫不在意。
一张灿烂的笑脸下，有一颗期待的心在等待—瓜囊的甜丝丝。
待到西瓜切成一块块的：只见西瓜子如黑珍珠镶嵌在红彤彤的瓜肉中；而瓜肉透着些许凉意；瓜汁顺着明镜似的瓜面流下来，一滴，两滴；瓜面的纹理就像彩瓷表面工笔细描的线条…… 最最幸福的时刻是：冰镇的西瓜捧在手里，全身似乎有一股寒流来回飘荡。
甜 甜 的 泥 土 西北风呼啸着，残雪在马路上翻卷。
虽已立春了，天还是很冷。
她，倚着学校门口的一棵杨树，一动不动，宛如一座雪雕。
一阵电铃的急响。
她黯淡的眼神里，射出热切的光。
一群唱着歌儿的孩子，跨出了校门，没有她的儿子；又一群说说笑笑的孩子，踏上了马路，也没有她的儿子……人影稀疏了，零落了，没有了。
吱呀呀的大铁门，锁住了沉寂的校园。
她一阵昏眩，几乎站立不住，跌跌撞撞地扑过去，双手紧抓铁栏使劲地摇着。
“干什么
”传达室的老头面带愠色走了出来。
“亮
我的小亮
”像喘息，又似哭泣。
“都放学了。
” “知……道……”她目光呆滞地低声喃喃着，无力地垂下脑袋，慢慢松开手，从大襟棉袄口袋里，掏出一包裹得很紧的、还带着体温的糖：“大伯，麻烦……给孩子。
” “叫什么
” “王小亮。
” “几年级几班
” “今天，刚过，八个生日。
” “我是问几年级几班。
”老头有一点不耐烦了。
“哦……大概……”她又惶然地摇摇头。
老头奇怪地打量着这神经质的女人：“你到底是什么人
” 回答他的是夺眶而出的泪水和踉跄而去的背影。
老头在疑惑中叹了口气，似乎明白了什么。
下午，这包糖终于传到了二年级二班王小亮手中。
孩子惊喜极了，这最喜欢吃的奶糖好久没尝过了。
他那双小手在衣服上来回蹭着，微微思考了一下，笑眯眯地给每个小朋友发了一颗，给要好的伙伴发两颗，又恭恭敬敬地给老师五颗。
“吃呀
”他快活地叫着、跳着，连那只张了嘴的破鞋都甩掉了。
同学们在嘻嘻哈哈的笑声中和他一起分享着欢乐，只有老师悄悄背过了身…… 放学了，小亮还沉浸在欢乐之中，蹦蹦跳跳地朝家中走去。
蓦地，他站住了，摸摸口袋里还剩下的舍不得吃的糖，一股恐惧感袭上心头。
他好像又看到：现在的妈妈扬起细眉在爸爸的耳边嘀咕什么，爸爸抓起一根柴棍，气势汹汹地向他走来。
他愣怔着，不知如何才好。
他使劲拍拍口袋，不行，咋瞧都是鼓鼓囊囊的。
他低下小脑袋，吮着指头，想了许久，瞅瞅四周无人，迅速将糖埋入路边的雪堆中，还特地插上一根小棒棒。
这一夜，小亮睡得特别香，特别甜。
他梦见过去的妈妈笑着回来了，现在的妈妈垂着头走了，真高兴。
第二天，小亮起得特别早。
他照例先把全家的便盆倒掉、涮净，再淘米、添水、捅火、坐锅，然后才背上书包拿块冷馍悄悄溜出门。
他要赶紧去挖他的糖。
不想，一夜之间地温回升，冰雪融化了，糖浆和雪水混在一起，渗入大地。
潮湿的地面上，歪躺着几张皱巴巴的糖纸和那根作为标记的小棒棒。
小亮眨巴眨巴眼睛，忍不住滚下泪来。
他伤心地蹲在地上，呆呆地凝视着。
一会儿，又情不自禁地伸出冻裂的小手指，抠起一点泥土放在舌尖上—— 他，又笑了：那泥土，甜丝丝的。
①语言细节描写：孔乙己“多乎哉
不多也”、“读书人窃书不算偷。
” 《项脊轩志》中，通过老妪回忆先母事：妪每谓余曰：“某所，而母立于兹。
”妪又曰：“汝姊在吾怀，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门扉曰：‘儿寒乎
欲食乎
’吾从板外相为应答……”一个细节，其情其景历历在目，无怪“（妪）语未毕，余泣，妪亦泣”，就是读者，我们能不感动流泪吗
②行动细节描写：……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走了。
”（鲁迅《药》）作者对康大叔取钱的动作描写，用了“抓”“捏”等动词，准确地写出了他接钱、数钱的熟练程度，生动地刻画了康大叔凶狠、贪婪、惯于敲诈的丑恶嘴脸。
孔乙己的“排出九文大钱” “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
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个。
”（孙犁《荷花淀》）作者用“震动”、“吮”两个动词准确、细致而生动地写出了水生嫂得知丈夫明天就要上大部队去的消息之后丰富、复杂、细腻的情感世界及其微妙的心理变化，一个关心丈夫，体贴丈夫，但又深明大义，顾全大局的思想进步的青年妇女形象跃然纸上。
③肖像细节描写：“穿上雨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描写一样，都是对别里科夫服饰的描写，属于肖像描写的一个方面。
作者正是运用这种夸张的语言，漫画式的勾勒来揭示别里科夫种种有形的套子及自愿入套的心理，因循守旧的性格。
这种独特的肖像描写，显得幽默诙谐，令人忍俊不禁，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如《孔乙己》中的一段肖像描写：“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胡子。
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
”这段描写，抓住了“长衫”这一典型细节，穿长衫是科举时代读书人的象征，而孔乙己的长衫却“又脏又破”，一个穷困潦倒的迂腐的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形象出现在我们眼前，也由此可见封建科举对知识分子的愚弄和迫害。
④场面细节描写：《药》中的一段描写：“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
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使人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
”这段文字写的是革命者夏瑜被杀的情景，而那些无聊的人们都伸长了颈项在欣赏着，就象一群“鸭”，生动形象，一个比喻就展现了国民的麻木、不觉悟。
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在古代写禁书会被砍头吗
会，而且还很惨，甚至诛灭九族。
清顺治时的文字狱 满清时期的文字狱是空前绝后的，而且随着统治的稳固而加深，越是统治稳定的时期，文字狱就越是登峰造极，至乾隆时期，以是无以附加的强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因此而扭曲变形，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奴才”文化
清朝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第一次恶化，起于顺治四年——广东和尚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 顺治 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定谳流放沈阳。
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 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有关“正统”的“不赦之条”。
由此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从此诞生了中国言论检查 官，开始了中国的言论出版审查专制，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之人权”由此大倒退。
清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第二次恶化，是顺治十八年（1661）至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龙明史案。
浙江湖州富户庄 廷龙双目皆盲，受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励，出钱购买明末人朱国祯一部未完成的《明史》，然后延揽名 士，增润删节，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实，窃改为己作，定名《明史辑略》。
因所续诸传多有冒犯清朝开国事，被落职知 县吴知荣在敲诈未遂后举报京城，从顺治十八年查至康熙二年，历时二年，重辟70余人，凌迟18人，已故庄廷龙， 也被“戳其尸”。
这一次恶化的重要标志在于，“文字狱”可以“株连极广”，不仅九族须灭，所有撰稿者、作序者、校对者、抄写刻字 者以及购书者，“一个也不能少”，“皆不免于难”。
中国“文化恐怖主义”的言论钳制至此上了一个新台阶。
清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第三次恶化，起于雍正三年十二月的汪景祺以《西征随笔》问斩枭示案。
汪景祺之所以成为 雍正朝第一个以文字之故被杀的文人，是因雍正“恨屋及乌”所株连的——雍正在铲除功臣年羹尧后，发现党附年羹尧 的“入幕之宾”汪景祺曾称颂年羹尧为“宇宙之第一伟人”，雍正恨得咬牙切齿，但却深知，仅仅以汪景祺党附年羹尧 ，高歌年羹尧，罪不致死，于是就借在年寓中查抄出汪景祺所写的《读书堂西征随笔》大做文章，栽赃诬陷其书中有“ 皇帝挥毫不值钱”之诗句，有“功臣不可为”和“历代年号论”等“诽谤先帝”的“悖谬狂乱，至于此极”之大罪，令 “着将汪景祺立斩枭示，其妻子发遗黑龙江给与穷披甲人为奴，其期服之亲兄弟亲侄俱革职，发遗宁古塔，其五服以内 之族人现任及候选候补者，俱著查出，一一革职”。
汪景祺案不仅仅创造了株连政敌的“帮闲文人”之先例，而且立下了可将“文字狱”案犯枭示十年的创举——汪景祺立 斩后，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悬挂）了十年
这一残酷“文字狱”使许多士子“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梁谋 ”，纷纷立下了“不当烈士”的犬儒座右铭，中国文化人的气节从此每下愈况。
清康熙时的文字狱 跟之后的雍正、乾隆两朝相比，康熙朝的文字狱还不算非常严重，但是也杀戮了大批文人。
明史案 从庄廷鑨明史案说起，却说明熹宗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祯受魏忠贤排挤，告病回到老家浙江乌程，编了 康熙 一本《皇明史概》并刊行，未刊的稿本有《列朝诸臣传》。
明亡后，浙江湖州有个叫庄廷鑨的富户，他是个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想搞一部传世史作。
但他自己并不通晓史事，于是出钱从朱国祯后人处买了史稿，并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
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尊奉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写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 “尚贼”、 “耿贼”，写清军入关用了 “夷寇”等等，这些都是清廷极为忌讳的。
这部《明史辑略》刊刻后，起初并无事，只因几年后几个无耻小人，想去敲诈庄家，才惹出事来。
当时主事者庄廷鑨已死去多年，庄父仗着有钱买通官府将敲诈者一一顶回。
不想一个叫吴之荣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
鳌拜等人对此大感兴趣，颁旨严究。
于是与庄氏《明史》有关连的人大祸临头。
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水秀丽的杭州城，清军将《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一时血溅人间天堂。
“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
明史案开了以“逆书”索赂的恶劣先河。
一些恶棍效法吴之荣，去挑别人书文中的纰漏，牵强附会，指为“逆书”，漫天敲诈。
如孙奇逢所编的《甲申大难录》被人控告是纪念亡明，孙奇逢因此被押进京入狱，经人营救方才出狱。
后来竟发展到歹徒们索性自制逆书，想敲诈谁就把谁的名字列上。
这要数沈天甫、夏麟奇、吕中等人胆最大、心最黑。
他们刻印一本诗集，假托为陈济生所编，书中作者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余名。
康熙六年(1667年)沈天甫到内阁中书吴元莱家索银两千两被拒，遂将此书检举报官，经刑部审理大白真相，沈天甫四人被斩于西市。
黄培诗案 康熙五年(1666年)，山东发生了黄培诗案。
黄培是山东即墨人，明末官至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后，隐居在家。
曾经接济过于七农民起义军，所作诗如“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人金徽”、“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反映出黄培反清的民族思想，他还和一帮同道结为大社。
告黄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仆黄宽之孙黄元衡。
黄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进士、当上翰林后，为了归宗还姓，解除与黄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黄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诗文书籍等。
因此黄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狱，被处斩。
姜元衡还嫌不够，又伙同恶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禀文，指控顾炎武等“故明废臣”和对清廷怀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间的通信，不是密谋造反，就是诽谤朝廷。
在这份居心叵测的禀文中，姜元衡点了约三百人的名字，企图制造一件大案。
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办理的地步，山东总督、巡抚也亲自过问。
顾炎武为此被囚禁了近七个月，经朱彝尊等人四处营救才出狱。
《南山集》案 后来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
康熙五十年(1711年)，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因为书中用南明年号并涉及多尔衮不轨之事，康熙帝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满清功臣家作奴仆。
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刑；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军。
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后来康熙帝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本来应处斩刑之人如戴家、方家都流放黑龙江，方孝标已死，但仍被发棺戮尸。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民间有说唱艺人徐转，用说唱的方法写历史。
这本是一代创举，但是康熙帝认为他亵渎历史，就将徐转问斩了。
编辑本段清雍正时的文字狱 年羹尧案 雍正朝的文字狱始自年羹尧案。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带平叛屡建 雍正 功勋，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一意依附当时还是雍亲王的胤禛。
胤禛继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
年羹尧又因妹妹是雍正的妃子，开始居功自傲，胤禛早就想杀一儆百，只是苦于没有借口。
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臣僚上表称贺，胤禛特别注意年羹尧的奏表，并找到了“毛病”，一是字体潦草，二是将成语 “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此语意为终日勤慎，就是写倒了意思也不变。
雍正可不管这些，认为年羹尧居功藐上，心怀不轨，那些对年羹尧有怨怼的人见皇上带了头，便群起而攻之，于是年羹尧被劾成九十二条大罪。
胤禛令年羹尧自裁，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凡是与他有一丝牵连的人统统受到处罚。
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祺斩首示众，即汪景祺西征随笔案。
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尧的心腹。
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
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
年羹尧得罪抄家，《西征随笔》被缴进宫中。
雍正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
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大约是随笔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尧。
胤禛因此愤恨，但是又要表现自己孝道，处罪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
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了十年。
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
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
与年羹尧有牵连的还有钱名世名教罪人案。
钱名世字亮工，江苏武进人，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谊。
雍正二年(1724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诗句。
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
雍正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
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
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
胤禛还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巡抚奏明治罪。
这还不够，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又命京官自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
雍正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全国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
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
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尧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雍正夸奖。
而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
作诗的人当中，有叫查嗣庭的，他批判钱名世“百年遗臭辱簪缨”；有叫谢济世的，他批判钱名世“自古奸谀终败露”；但是不久，他们就跟着遭殃，亡国奴做猪做狗，仍不免挨噬。
隆科多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是康熙帝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
隆科多和年羹尧一样，是雍正的重臣，没有他二人，很难登位，尤其是隆科多，直接参与了弑君改诏篡位。
雍正的江山坐稳了，就要除掉知道秘密的人，年羹尧已除，隆科多也必须死去。
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
次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而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数月。
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
该文字狱详见清初六家卷查慎行传，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案件结束，查嗣庭戮尸、枭首，亲族或斩或流放，牵连的江西官员统统革职。
不仅如此，由于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雍正进而迁怒于浙江士人。
查嗣庭下狱的次月，即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接着东南各省相继设立观风整俗使)。
十一月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
吏部侍郎沈近思上疏拥护，说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条陈整顿风俗、约束士子的十条建议，雍正批转浙江巡抚和观风整俗使议行。
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经浙江总督李卫请求，雍正才解除停止乡会试的诏令，两年后撤消观风整俗使。
谢济世案、陆生楠案 其后又有谢济世案、陆生楠案，两案都胎育于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
田文镜是监生出身，从州县小吏历练而上，雍正二年(1724年)擢受河南巡抚。
他政令严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员办事懦缓，接连劾罢三四员州县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黄振国，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荐。
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隶总督的李绂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镜循例迎送。
科甲出身的李绂忍不住指责田文镜，说他不该有意蹂躏读书人。
于是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人科举同年，所以有意袒护，言下之意是说李绂等人私结朋党。
不久，李绂入京觐见，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
雍正稍加调查，就怀疑李绂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党。
同年冬，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上疏参劾田文镜十罪。
雍正把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坚持要上疏。
雍正一怒之下把谢济世革职逮捕，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审拟斩。
由于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都为黄振国鸣冤，黄振国是蔡王廷所荐，蔡王廷与李绂关系亲密，雍正于是认定这几个人在搞朋党，将谢济世减死发配新疆阿尔泰；蔡王廷降为奉天府尹；李绂降为工部侍郎(不久革职)。
陆生楠，举人出身，以军功迁授吴县知县。
引见时雍正见他应对滞讷，“举动乖张”，便把他扣下来留京学习办事，后改除工部主事。
再引见时，雍正见他傲慢不恭，所呈奏折又写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句，觉得是讽刺自己。
雍正进而想到他是广西人，与谢济世是同乡，而李绂原先做过广西巡抚，“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
于是命把陆生楠革职，也发配阿尔泰。
陆生楠在阿尔泰著有《通鉴论》十七篇，竟成陆生楠通鉴论案的祸源。
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疏劾陆生楠《通鉴论》十七篇，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通鉴论》随本缴进。
雍正雍正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谕内阁，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
批驳完，雍正“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
从官当然遵旨惟谨，这年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死刑。
锡保在疏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著《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随本缴上，即谢济世注大学案。
雍正读过后颂谕内阁，认为谢济世不仅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谤讪”，尤切齿于《注》中所去：“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咄咄逼问道：“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
为朕躬进谏者何言
朕所拒者何谏
所饰者何非
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
”然后命朝臣议谢济世应治之罪。
众臣拟谢济世与陆生楠一同处死，雍正心血来潮，玩的就是心跳，密谕锡保在杀陆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最后却宣布谢济世免死，不知当时两人是何感受。
曾静、吕留良案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人拦轿投书。
这就是曾静、吕留良之狱，详见江东义士卷吕留良传。
案结处置，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
吕留良学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学生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数人受杖责。
而曾静供词及忏悔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
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浙一带等地宣讲，命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
可笑的是老子定案、儿子翻案，雍正曾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继位，尚未改元就公开翻案，命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师，于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并列《大义觉迷录》为禁书。
而汉奸岳钟琪也没有好下场，他后来因进讨准噶尔失利，被大学士鄂尔泰所劾，下狱判斩监候，到乾隆初年才获释。
(准确的来说,曾静、吕留良案涉及到谋叛未遂,不符合“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
”的定义,并非典型的文字狱案件.) 屈大均案 《大义觉迷录》在广东巡讲时，广东巡抚傅泰从张熙供称钦仰广东“屈温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学者屈大均号翁山，猜想“温山”是“翁山”之讹。
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诗外》诸书，果然发现其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
这样，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发。
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来县教谕)自动到广州投案，缴出父亲的诗文著作和雕板。
案情上报，刑部拟屈大均戮尸枭首；因屈明洪自首，故免死，仅将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诗文禁毁。
这就是屈大均案，详见岭南三大家卷屈大均传。
裘琏戏笔之祸 然后又有裘琏戏笔之祸。
裘琏是浙江慈溪人，少时曾戏作《拟张良招四皓书》，内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贤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语句，当时颇为传诵。
康熙末年，七十岁的裘琏中进士，后来致仕归乡。
雍正七年(1729年)，八十五岁的裘琏突然被捕，原来有人告发他那篇代张良写的招贤信是替废太子胤礽出谋划策。
次年六月，裘琏卒于京师狱中。
少年戏笔，老年得祸，真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
“清风不识字”案 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是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也是顾炎武的甥孙。
雍正八年(1730年)，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
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如下诗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于是雍正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
雍正十一年(1733年)下诏征举士人，想学康熙重开博学鸿词科，谁知响应廖廖，只得作罢。
人才凋零，文治废弛，一至于此，文字狱的消极影响于此可峥。
读苏轼的临江仙的1000字读后感
1，千载名女 卓文君 卓文君，西汉临邛人，汉代才女，她貌美有才气，善鼓琴，家中富贵。
她是卓王孙之女，丧夫后家居。
许多名流向她求婚，她却看中了穷书生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能弹琴作诗，卓文君从中领会到他的才华和情感，一心相爱。
司马相如家里一无所有，卓文君随他私奔后，就开了个酒铺，亲自当掌柜，文君当垆卖酒，相如则作打杂，不怕人讥笑。
后卓王孙碍于面子，接济二人，从此二人生活富足。
后来司马相如终于成名天下。
而文君夜奔相如的故事，则流行民间，并为后世小说、戏曲所取材。
2，一代女文豪班昭 班昭字惠班，又名姬，家学渊源，尤擅文采。
她的父亲班彪是当代的大文豪，班昭本人常被召入皇宫，教授皇后及诸贵人诵读经史，宫中尊之为师。
班昭十四岁嫁给同郡曹世叔为妻，所以人们又把班昭叫做“曹大家”。
以个性而论，曹世叔活泼外向，班昭则温柔细腻，夫妻两人颇能相互迁就，生活得十分美满。
班昭的文采首先就表现在帮她的哥哥班固修前汉书，这部书是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正史中写的较好的一部，人们称赞它言赅事备，与史记齐名，全书分纪、传、表、志几类。
还在班昭的父亲班彪的时候，就开始了这部书的写作工作，她的父亲死后，她的哥哥班固继续完成这一工作。
班固，九岁能作文，稍大一点，博览众书，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不料就在他快要完成前汉书时，却因窦宪一案的牵连，死在狱中，班昭痛定思痛，接过亡兄的工作继续前进。
好在班昭还在班固活着的时候就参予了全书的纂写工作，后来又得到汉和帝的恩准，可以到东观藏书阁参考典籍，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
前汉书出版以后，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学者争相传诵，前汉书中最棘手的是第七表百官公卿表，第六志天文志，这两部分都是班昭在她兄长班固死后独立完成的，但班昭都谦逊地仍然冠上她哥哥班固的名字。
班昭的学问十分精深，当时的大学者马融，为了请求班昭的指导，还跪在东观藏书阁外，聆听班昭的讲解呢
班昭以她的文采，完成了哥哥班固的前汉书，并打动汉和帝的心，使哥哥班超回归洛阳。
班昭的文采还表现在她写的女戒七篇上。
七戒包括：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章。
本是用来教导班家女儿的私家教课书，不料京城世家却争相传抄，不久之后便风行全国各地。
班昭主要生活在汉和帝时代，汉和帝在班超死后不久就驾崩了，在后来的孝殇帝，孝安帝时期，均由邓太后临朝听政。
邓太后以女主执政，班昭以师傅之尊得以参予机要，竭尽心智地尽忠。
班昭年逾古哮逝，皇太后为她素服举哀。
3，蔡文姬 蔡文姬名琰，她的父亲便是大名鼎鼎的大儒蔡邕。
蔡邕的才学在当时得到举世公认。
汉灵帝时、他校书东观，以经籍多有谬误，于是为之订正并书写镌刻在石碑上，立在大学门外，当时的后生学子都就此石经校正经书，每日观览摩写的不绝于途。
蔡邕是大文学家，也是大书法家，还精于天文数理，妙解音律，在洛阳严然是文坛的领袖，像杨赐、玉灿、马月碑以及后来文武兼资，终成一代雄霸之主的曹操都经常出入蔡府，向蔡邕请教。
蔡文姬生在这样的家庭，自小耳濡目染，既博学能文，又善诗赋，兼长辩才与音律就是十分自然的了，可以说蔡文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可惜时局的变化，打断了这种幸福。
东汉政府的腐败，终于酿成了黄巾军大起义，董卓进军洛阳后，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刻意笼络名满京华的蔡邕，将他一日连升三级，后来甚至还封他为高阳侯。
董卓在朝中的逆行，引起各地方势力的联合反对，董卓被吕布所杀。
蔡邕也被收付廷尉治罪处死。
董卓死后，他的部将又攻占长安，军阀混战的局面终于形成。
羌胡番兵乘机掠掳中原一带，在“来兵皆胡羌，所向悉破亡。
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入朔漠，回路险且阻。
”的状况下，蔡文姬与许多被掳来的妇女，一齐被带到南匈奴。
这心境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当初王昭君嫁给呼韩邪，总算是风风光光的，何况蔡文姬还是被掳掠呢
饱受番兵的凌辱和鞭笞，这年她二十三岁，这一去就是十二年。
在这十二年中，她嫁给了虎背熊腰的匈奴左贤王，饱尝了异族异乡异俗生活的痛苦。
当然她也为左贤王生下两个儿子。
后来，曹操当上宰相，想到少年时的老师蔡邕对他的教导，派使者把她赎回来。
蔡文姬多年被掳掠是痛苦的，现在一旦要结束十二年的膻肉酪浆生活，离开天真无邪的两个儿子，分不清是悲是喜，只觉得柔肠寸断，泪如雨下，在汉使的催促下，她在车轮辚辚的转动中，十二年的生活，点点滴滴注入心头，从而留下了动人心魄的“胡笳十八拍”。
南匈奴人在蔡文姬去后，每于月明之夜卷芦叶而吹笳，发出哀怨的声音，模仿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成为当地经久不衰的曲调。
蔡文姬回到故乡，但断壁残垣，已无栖身之所，在曹操的安排下，嫁给田校尉董祀，这年她三十五岁。
坎坷的命运似乎紧跟着这个可怜的孤女，毫不放松。
就在她婚后的第二年，她的依靠，她的丈夫又犯罪当死，她顾不得嫌隙，蓬首跳足地来到曹操的丞相府求情。
曹操正在大宴宾客，蔡文姬上堂跪下，语意哀酸的讲清来由，又是叩头。
曹操念及蔡文姬悲惨的身世，宽恕其罪。
蔡文姬自朔漠归来以后嫁给董祀，起初的夫妻生活并不十分和谐。
就蔡文姬而言，饱经离乱忧伤，已经是残花败柳之身了，再加上思念胡地的两个儿子，时常神思恍惚；而董祀正值鼎盛年华，生得一表人才，是一位自视甚高的人物，对于蔡文姬自然有一些无可奈何的不足之感。
蔡文姬当然明白其中的道理，因而卯足了劲，要为丈夫开脱，而救了董祀一命。
从此以后，董祀感念妻子的恩德，在感情上有了好转。
蔡文姬一生三嫁，在被掠到南匈奴之前，曾远嫁河东卫家，她的丈夫卫仲道是大学出色的士子，可惜好景不长，不到一年，卫仲道便因咯血而死。
卫家的人嫌她克死了丈夫，当时才高气傲的蔡文姬不顾父亲的反对，毅然离开卫家回到老家。
她最后嫁给董祀，也生有一儿一女。
想不到一个博学多才的好女子，命运是如此凄惨，婚姻生活如此不幸。
蔡文姬一生坎坷，大致已如上述。
4，千古才女----李清照李清照，是宋徽宗时礼部员外郎李格非的女儿。
小时，上百首古诗就已能琅琅上口，到了少女时期，执笔属文，展卷吟诗，更是锦心绣口，吐属风流。
十八时，嫁与赵明诚为妻。
赵明诚酷好金石，攻读经史。
李清照对于金石学也有了浓厚的兴趣，帮助丈夫考证、鉴别。
夫妻之间的感情也愈来愈深。
不料，赵、李的父亲都因得罪权臣蔡京而罢官，赵家父死家败，心寒已极，赵明诚与李清照离开汴京，回到赵明诚的故乡青州。
赵明诚与李清照结婚二十六年了，二十六年来，政局一直处在急剧的变化和动荡之中。
宋徽宗穷极奢丽，激起各地起义，金军南下，北宋灭亡，宋室南渡，赵构成了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定国号“建炎”。
就在同一年，再赴建康任职的赵明诚死在刚上任不久的太守府中，李清照赶到建康，为赵明诚整理他所写的有关为金石彝器考证文章，因为这些金石彝器是夫妇两人二十九年来共同欢乐的源泉。
又是五年过去了，李清照带着他们夫妇残存的书画、金石、碑帖和赵明诚的一些手稿，流徒东西各地，先后到了越州、台州、温州、衢州，最后到了杭州。
李清照死于哪年已不可考，她的传世之作是漱玉词，基本属婉约派，由于她一生经历比晏几道、秦观等更艰苦曲折，加上她在艺术上的力求专精和在文艺上的多方面才能，词的成就超过了他们。
庐隐、石评梅、萧红和张爱玲 20世纪五四时期及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一大批女性文学作家及作品，庐隐、石评梅、萧红和张爱玲就是那个时代女性文学的四位代表作家，被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四大才女。
四位中除张爱玲外，由于各自的病因，庐隐的全部创作生涯只有十二、三年；石评梅还不到六、七年时间；萧红的创作也才有七、八个春秋。
虽然她们创作的时间很短，但却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思想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四大才女中，除张爱玲外，庐隐、石评梅、萧红均非永年，都是在风华正茂，作品日臻成熟之时撒手人寰。
庐隐死于临盆难产子宫破裂；石评梅死于流行性脑炎；萧红则死于肺结核。
她们的悄然逝去，对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
她们的确才情并茂、文华出众、极有见地，令当时乃至现在的人折服。
她们的文学创作体悟非常，在文化、历史、艺术等方面的涉猎也相当广泛和深入。
她们的全面修养和综合的审美眼光激发了她们的艺术创造力，这对加强作品厚度，提高作品品位，使文化氛围达到更浓郁的效果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因此，大众喜欢她们的作品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对于当今的创作者来说更是一个鲜明的比照。
庐隐是一位思辩才识相当健全的女性，她提出了妇女走上社会获得其做人价值的必要，也提出了文学对历史进步应起推动作用及革命之于文学的重要性等看法。
她性格极其热烈，据她自传说，少时既失父母之爱，长大后又常受命运的播弄，一个热情人处于这样冷酷环境，好像一株玫瑰花种在冰天雪窖，叫它怎样可以蓓蕾
她创痛的心灵要求爱情的慰藉，正等于花之需要阳光的温煦呢。
在庐隐的作品中尤其是《象牙戒指》，我们可以看出她矛盾的性格。
她的散文作品有一大类明显地是自我感受的渲泄与陈述。
她用灰色眼睛看人生，作品不粉饰、不掩盖，即使弥散着悲哀也绝对的真诚。
庐隐的苦闷，现代人不曾感觉到，但在别人看来讳莫如深，唯恐人知，庐隐却很坦白地暴露出来，又能从世俗非笑中毅然决然找寻她苦闷的路。
这就是她的天真可爱和伟大之处。
石评梅的作品不仅有缠绕不清的哲学臆病和清冷的悲哀色彩，而且在感情的层面上更为脆弱更为哀苦，通篇充满了冷月、孤坟、落花、哀鸣、残叶等冷艳的词汇，她的作品仿佛是一串串泪珠汇成，可谓满纸辛酸泪。
然而她的善感与抑郁的气质并不妨碍她对女性命运和人生的思考，而是从悲观主义的角度循着情感的悲哀逻辑进行思辩与觉悟，表现一种极热烈又悲哀至极的呐喊。
庐隐曾评价她说，石评梅注定了她是悲剧中的主角。
她经历了幻想到现实痛苦与虚幻、失望、渴望到仇恨、破坏、反抗的全部悲剧起落的连续过程、情感苦旅和这中间巨大的思考时空，她的散文就是她心迹的真实记录。
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是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也是一位传奇性人物，她有着与女词人李清照那样的生活经历，并一直处在极端苦难与坎坷之中，可谓是不幸中的更不幸者。
然而她却以柔弱多病的身躯面对整个世俗，在民族的灾难中，经历了反叛、觉醒和抗争的经历和一次次与命运的搏击。
她的作品虽没有直接描述她的经历，却使她在女性觉悟的基础上加上一层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理解。
她把人类的愚昧和改造国民的灵魂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她是在对传统意识和文化心态的无情解剖中，向着民主精神与个性意识发出深情的呼唤。
萧红的一生是不向命运低头，在苦难中挣扎、抗争的一生，应该说直接影响其命运并引发她开始文学创作的是萧军的出现，并走进了她的生活。
张爱玲也是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
她出生在上海一个门弟显赫的家庭。
她的外曾祖父是著名人物李鸿章，家庭对她来说影响是巨大的，她受到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双重影响。
她的作品是通过理性的思考，去找寻和把握都市市民在历史进程中真实的精神状态，体现了都市平民化倾向和浓郁的市民情趣。
她谈的都是自己的所历、所见、所悟和所感，既是对世俗生活的认同，又不拒绝享受现世人生，却也不愿意苟同，这也是张爱玲俗却不俗的所在。
张爱玲的第一任丈夫胡兰成先生曾评价说，张爱玲的散文与小说，如果拿颜色来比方，则其明亮的一面是银紫色的，其阴暗的一面是月下的青灰色。
读她的作品，如同在一架钢琴上行走，每一步都发出音乐。
但她创造了生之和谐，而仍然不能满足于这和谐。
她的心喜悦而烦恼，仿佛是一只鸽子时时要冲破这美丽的山川，飞到无际的天空，那辽远的、辽远的去处，或者坠落到海水的极深去处，而在那里诉说她的秘密。
她所寻觅的是，在世界上有一点顶红顶红的红色，或者是一点顶黑顶黑的黑色，作为她的皈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