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医科大学班上的一等二等三等奖学金有多少
1、国家奖学金：名额按上级文件规定评选，奖金8000元。
2、国家励志奖学金：名额按上级文件规定评选，奖金5000元。
3、国家助学金：名额按上级文件规定评选，一等助学金3500元；二等助学金2500元。
4、学校奖学金：特等奖2000元，名额占学生总人数的5‰；一等奖1000元，名额占学生总人数的2%；二等奖600元，名额占学生总人数的5%；三等奖300元，名额占学生总人数的10%。
5、西部助学工程助学金：我校为广西五个受助院校之一，在学生入学前向当地有关部门申请。
每生每学年5000元，四年制学生每生合计20000元，五年制学生每生合计25000元，学费根据每学年成绩确定全免、半免或不减免。
6、稻盛京瓷西部开发奖学金：每学年25名，奖金1000元。
7、广西“真龙”奖学金：名额按上级文件规定评选，奖金每生每年5000元。
8、中国建设银行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成才计划奖（助）学金：每学年40名，每年3000元。
9、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名额按上级文件规定评选，奖金5000元。
10、荣和教育奖学金：每学年12名，奖金5000元。
11、民族预科生奖学金：名额按上级文件规定评定，金额500元。
12、优利特优秀学生干部奖学金：每学年20名，奖金1000元。
13、科良奖（助）学金（公共卫生学院）：每学年30人，每年1000元。
14、杜靖奖学金（口腔医学院）：每学年约40人，占学院学生总数的10%，一等奖3000元，二等奖2000元，三等奖1000元。
15、“心新起航”助学金：一级贫困每人每学年1200元；二级贫困每人每学年1000元；三级贫困每人每学年800元。
16、陶建明奖学金：每学年约50人，每年2000元\\\/人。
17、慈济奖助学金：每学年约102人，每年2500元\\\/人。
注：贫困学生可向银行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和生源地贷款，参加校内外勤工助学来完成学业。
伸出温暖的手作文600字左右
一只平凡的手,当它伸出去的时候,它便有了不平凡的内涵；一次善意的伸手,虽微不足道,却折射出一个关爱的灵魂；一个小小的帮助,解开了紧蹙的双眉,送出了温暖的阳光.记得幼时读过的一个不肯助人的寓言.一头驮着沉重货物的驴,气喘吁吁地请求只驮了一点货物的马：“帮我驮一点东西吧.这不算什么；可对我来说,却可以减轻不少负担.”马不高兴地回答：“你凭什么让我帮你驮东西,我乐得轻松呢.”不久,驴累死了.主人将驴背上的所有货物全部加在马背上,甚至还包括那一张驴皮.也就从那天起,这不肯伸手相助的马要独自驮着所有重物,马懊悔不已.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共同生活在一条船上,别人的好坏都与我们休戚相关,在别他人困难时,你若不真诚地伸手相助,你也有可能陷入同样的困境.动物世界如此,人类社会亦然.伸出你的手,不仅能助人为乐,甚至还可能有着意想不到的收获——帮到自己.弗莱明当农民的父亲救了贵族儿子丘吉尔的性命.贵族作为回报,资助弗莱明接受教育,后来弗莱明成为青霉素的发明者.当丘吉尔得了肺炎生命垂危之时,弗莱明发明的青霉素又救了他一次.是弗莱明的父亲伸出援手,使弗莱明获得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是丘吉尔的父亲伸出扶助之手,使丘吉尔重获新生.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啊.伸出你的双手,帮助别人的时候无形中帮到了自己,何乐而不为?当然,没有回报之时,我们也绝不会吝啬伸手一助.反观我们的社会,有些人总吝啬于伸出他们的双手.湖南数百名“看客”,在如潮的掌声与欢呼声中,见证一个鲜活的生命从高楼跃下,永远消失,竟无一人伸手阻拦.当小悦悦遇难,十八路人无人伸手相救.正是这一部分人的冷漠,使社会缺少了温情与爱心.殊不知,对于处于困境甚至绝境的人来说,这一臂之力,犹如雪中炭,是一份生的温暖；这一臂之“爱”,犹如沙漠水,是一份活的勇气,足以让他涅槃重生.幸好,我们身边也不乏主动伸手的好人.当刚为人母的吴菊萍看见危险裹挟着生命呼啸而来,她张开双手,围成爱的怀抱,接住了女童妞妞,托住了“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美德..最美女教师张丽莉,危急之下,伸手将学生推向一旁,自己却被碾到车下.她像茉莉花一样,用淡淡的清香温暖他人.中国首善陈光标,财富如水,慈济天下,当社会有需要时,总是大手一挥,慷慨裸捐.他们展现出心灵深处的崇高境界伸出我的手,我来帮助你；伸出你的手,你来帮助他；他播撒阳光,她吹拂春风……,如此照亮世间的不仅仅是日月,更是人心的光芒.
我要写一份捐款倡议书。
紧急。
紧急。
紧急。
你可以按照下面的格式去写.命运残酷，所以需要爱和关怀来安抚 ——捐款倡议书 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好
当您看到这篇文章的题目后继续往下看，就说明您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内心充满爱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希望有一天，我们拥有和所有人一起平等的学习、工作、生活的权利。
可是，在我们身边有一位充满朝气的小伙子即将失去和我们一起努力一起生活的机会，我们可以冷眼旁观么
这位小伙子就是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002级生物学基地的一名学生，叫杨景星。
他在2001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内蒙古大学生物学基地班，但是因为患有比较严重的紫癜，休学了一年，后转入2002级基地班学习。
杨景星是赤峰人，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为了给他看病并且供他们家族唯一的大学生完成学业，父母一直在北京打零工，妹妹也从小就辍学打工供哥哥上学治病。
几年来，他们每年腊月二十九、三十回到赤峰农村亲戚家住几天，正月初几又踏上北京打工之路，家里的一间土房已经几年没有升起过炊烟。
今年，家人觉得终于有盼头了，小杨也鼓足勇气拼搏考研，当他离研究生的距离越来越近的时候，病魔却把他击倒了，近期确诊他的紫癜已经转成白血病（急性造血功能停滞，急性重型再障，紫癜性肾炎）。
苍老的父母将其送入解放军总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二老再也无法支付北京昂贵的费用而将其转回到赤峰市医院治疗，但是即使在赤峰市医院每天至少也要五六千的费用，一贫如洗的双亲在穷亲戚那里跑断了腿也只能凑来很有限的毛票。
无奈之下，杨景星一度停药，时常处于昏迷之中，情况十分危险。
但是景星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在最近重病昏迷的时候，他还对家人说，我不住院了，我要回学校，我要考研。
那么多年了，大大小小的针眼在胳膊上、手上已经不计其数，可是他从来没有在家人面前喊过一声疼，没一说过一句苦。
得知这个消息，我们无奈
我们痛哭失声
我们毫不犹疑的掏出自己的饭钱为他捐款。
可是，班里同学的捐款对于他治疗的花费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但是，我们不能放弃为他募集药费的任何一份希望
我们相信，我们大家的努力能将他生命的希望托起
那么大的数目是那么的遥不可及，但是我们不会退缩，因为我们还清清楚楚记得杨景星对未来的执着追求，对健康的热切渴望。
他乐观爽朗的笑是我们的动力。
在他梦想还在的时候，我们不能让病魔、让金钱把它击倒
所以，请大家伸出援助之手，也许您并不富裕，不过如果我们能用一点点零花钱换来一个鲜活的生命，难道不值得吗
后面的道路仍然很长，但指日可待。
我们能让他一个人孤单地离开吗
命运残酷，所以需要爱和关怀来安抚。
一个人是寒冷，两个人是微温，三个…四个…更多更多人团结在一起，我们就能给他需要的温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挽救白血病胡梅捐款倡议书 “白血病”又叫血癌，这个令人谈之色变的病魔，使多少青少年的生命矢折在花季，给多少家庭带来推动亲人的痛苦。
白血病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发病率达成10万分之4左右，且多发于儿童和青壮年，近几年发病率有上升的趋势。
全国有各类白血病患者400多万，每年还新增4万多病人，许多病人缺乏有效的治疗有效的治疗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骨髓移植（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挽救白血病的生命和治疗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重症免疫缺陷症等造血和免疫系统障碍疾病的有效手段，能找到白细胞组织相容性抗原相同的志愿捐献骨髓者是骨髓移植的必要条件，而骨髓库只有达致到一定规模（至少在10多万份），才有可能为白血病患者找到白细胞组织相容性抗原相同的骨髓供者。
在我国大陆，由于“中华骨髓库“处于起步阶段，尚未达到一定规模，许多白血病人因找不到可供移植的骨髓，而失去了有效的治疗的机会，带着遗憾离开了人间。
仅有1000多万人口的台湾地区，慈济骨髓库资料达到22多万人份，已为大陆白血病患者成功配对100余例，挽救了他们的生命。
但遥远的路途既增加了风险，也加大了病的负担。
国务院和卫生部将建立”中华骨髓库“并尽快扩容的任务交给了邹城红十字会献血站，邹城是列入建立分库的地区之一。
对志愿捐献骨髓者的白细胞组织相容性抗原进行基因分型检测，需要大量的费用，除了政府给予支持之外，社会各界的募捐也是重要的经济来源。
红十字会以弘扬人道主义、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为宗旨，各级红十字组织和广大会员、志愿工作者带头捐款，奉献爱心是义不容辞的。
同时我们也恳切希望社会各界、广大群众伸出援助之手，献出一份爱心，去挽救更多的生命。
”仁爱救人、乐而好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人说”侧隐之心、人皆有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现在全省已有30000多人报名志愿捐献骨髓，并等待进行白细胞组织相容性抗原基因检测。
有多少白血病患者带着的希望期盼着能从中华骨髓库中找到可对自己移植的骨髓，有多少个白血病患者的家庭在呼唤着社会的关注和爱心。
2005年10月13日，为拯救胡梅，24岁；现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商科研究生班学生；胡梅本想完成学业后，回到家乡报效祖国，报效家乡父老。
但今年05年8月忽感身体不适，腹腔巨痛，到医院就诊，被诊断为“急性骨髓性白血病”，这给胡梅带来痛苦、绝望的神情。
捐款不在多少，贵在有份爱心。
希望各界朋友来挽救胡梅同学，让我们用人道的精神弥补昨天的缺憾，用博爱的胸怀铸今天的真情，用奉献的行动创造明天的奇迹
凡向中华骨髓库捱者，红十字会都会向社会颂，并专项使用，接受审计监督。
对捐款达1万元以上的单位，达1千元以上个人，邹城红十字会将颁发荣誉证书。
对捐款达5万元以上的单位和5千元以上的个人，省红十字会将以省内知名画家捐献的字画赠予纪念。
必要时还将举行有省级领导参加的捐赠仪式或新闻发布会，授予单位和个人荣誉称号。
根据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2001）28号文件精神，向红十字事业的捐款可在计税所得额中全额扣除。
建立中华骨髓库是挽救众多人生命的、造福全世界华人的、充满爱心的善心，请你伸出援助之手，加入这个伟大而高尚事业的行列吧
...愿我们都奉献出一颗爱心，用实际行动关心这不幸的家庭，让胡梅同学早日战胜病魔，获得健康和幸福
宋玉庆的个人社会功绩
固始县慈济高中一年级招生分数线是580分。
固始慈济高级中学始创于1958年，1960年正式建校，1978年被命名为“信阳地区重点高中”，2005年首批晋升为“河南省示范性高中”。
2002年以前校名曾为“固始高级中学”，2002年8月，原固始高级中学搬离位于城区中山大街的老校区，迁入位于王审知大道的新校，校方为感谢台湾慈济慈善组织对新校迁建的无私资助，正式更改校名为“固始慈济高级中学”。
此外，固始慈济高中拥有一所分校（“固始高中分校”），并参股一所民办初中（“固始慈济高中附属初级中学”— 2013年更名为“固始县实验中学”，仍为民办）。
试述第三部门兴起的原因。
从传统民间公益组织到现代“第三部门” 作者：秦晖 文章来源：互联网 点击数：1647 更新时间：2006-10-17 ——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的若干问题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公益事业发展史的西方模式 两种“第三部门”观 “第三部门”（third sector）这一概念如果按它的提出者T.列维特等人（Levitt,1973）的定义，即非公非私的、既不是国家机构也不是私营企业的第三类组织，那末它就应该是个古已有之的现象。
因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抑或是任何文明区，国家（政府）与企业之外的人们组织形式都是自古迄今种类繁多的。
而且严格说来，“民族国家”在西方被认为是近代现象，在中国固然“国家”早熟而且形成了前近代世界罕见的官僚机构，但其组织的发达也不能与现代国家相比。
而“私营企业”的严格定义几乎只适用于资本主义时代，其广义的所指尽管可见于古今中外，毕竟也以近代为繁荣。
所以从逻辑上讲，如上定义的“第三部门”应当是时代越古、社会越“传统”它就越兴盛才对。
我们的祖先（西方人的祖先也一样）活动在“衙门与公司之外”的形形色色的组织——宗族、部落、村社、教会、帮伙、行会等等——中的时候，实比如今的人们为多。
就是在加上附加条件（如必须是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等）之后也如此：毕竟那个时代如果有“公共产品”的话，也恐怕更不能指望衙门与公司来提供的。
然而，通常人们都是把“第三部门”作为一种现代（近代）现象，乃至“后现代”现象来描述的。
其中有的主要把“第三部门”的成长与国家干预、国家控制的退缩和公民自治、社会自治的扩张联系起来，因而非常强调它的“现代性”意义或“市民社会”意义——这两个词在这种语境中一般都是与被称为资本主义的西方现存社会相联系的。
这种观点往往直接指出“第三部门”之发展与“私有化”进程的关系、与福利国家的消亡之关系，并把它看作是“官方的替代物”、“非计划的（个人志愿）合作”与“制度化的私有化”等等。
（Kramer [et al],1993）相反地，有的人则主要强调“第三部门”的成长是对个人主义、自由竞争、私人企业等“市民社会”古典原则的否定，把“第三部门”的兴起与社群主义、合作主义、“新社会主义”、“现代性批判”或“后现代趋向”联系起来。
这种观点往往把非私有（当然，也非官办）经济当作“第三部门”的主要构成，从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企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英国的工合运动与费边主义经济直到以色列的基布兹公社，都被视为“第三部门”的事例。
有人还归纳出了“第三部门”的三种类型：“合作经济”、“混合经济中的合作成份”和“与利润分配相结合的参与制中的合作利益”。
（Clayre,1980） 显然，这两种“第三部门观”是非常不同的，乃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
它不仅导致了价值判断的差异，而且也导致了事实判断、包括“什么是第三部门”这一判断的差异。
象前南斯拉夫的“自治企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与以色列的基布兹这类虽非私有但仍是“企业”、虽未必追求利润极大化但绝对具有法人经济效益目的的“部门”，在克莱尔眼中是第三部门的典型，但在克莱默看来恐怕是根本不能列入第三部门范畴的。
我们可以把它们分别称为新左派的第三部门观与新右派的第三部门观，或者“非个人主义”的第三部门观与“非国家主义”的第三部门观。
按玛利琳·泰勒的说法，这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提供公共产品的途径：在公共福利的主要提供者方面，新左派（书中称为“福利多元主义”）期待于“志愿部门”，而新右派期待于“具有志愿部门社会保障网络的赢利部门”。
在财政来源方面，前者期待于政府而后者期待于私人来源。
在规则方面，前者主张按政府与作为“中介结构”的志愿部门的规矩，后者则主张按市场规则通过个人交易来进行。
当然，有别于这二者的是传统的福利国家模式，它在所有这三个方面都只期待于政府。
（Gidron [et al],1992:150） 可见，如今人们讲的“第三部门”具有时代之根（现代的或“后现代”的）和结构之根（政府和企业之间，或更本质地说，是国家与个人之间）。
它是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生活日益形成国家与公民社会（即个人主义的或个人本位的社会）二元格局的结果。
也正是作为这种二元格局中的一种“中介”组织和对二元紧张的现代社会症状的一种治疗尝试，“第三部门”中才会存在“非国家主义”与“非个人主义”、“现代性”与“后现代”这样两种方向。
从“共同体”公益到“国家+市场”公益 而在近代以前的传统西方，这种二元格局是不存在的。
德国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F.滕尼斯曾指出：“共同体”与“社会”是人类群体生活的两种结合类型。
前近代的传统文明中没有“社会”而只有“共同体”，共同体是一种自然形成的、以习惯性强制力为基础的血缘、地缘或宗教缘集体纽带，它不是其成员个人意志的总和，而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是一种“人们意志的统一体”。
只是到了近代化过程中，一方面交往的发达突破了共同体的狭隘界限，发育了大范围的（地区或民族的）公共生活，一方面人的个性与个人权利发达起来，于是形成了“社会”。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自然习俗的产物，而社会则是理性人在合意的基础上结成的“有目的的联合体”。
共同体是整体本位的，而社会则是个人本位的，“社会的基础是个人、个人的思想和意志”。
共同体是相对狭小的群体，而社会则大至与民族国家相当，并由此形成“社会”与“国家”的二元结构。
“共同体是古老的，而社会是新的”。
（滕尼斯，1999） 滕尼斯的这种分析，我以为是大体符合西方社会史的实际的。
在这一进程中既然国家与“社会”（个人本位的公民社会）的二元格局是近代（现代）化的产物，那么这二元之外（或之间）的“第三”部门也只能是近现代的产物。
而在传统的“共同体”时代既然没有民族国家与公民社会这“二”元，当然也就不会有“第三”部门。
因此尽管西方传统时代也存在着“衙门与公司之外”的组织（即“共同体”），存在着由它提供的“公共产品”即传统的公益、慈善事业，但现代第三部门并不是它的后继。
而“第三部门史”的研究者在论述当代第三部门发育的时代、社会根源的同时，也很少要涉及它的“历史根源”。
当代史学对西方（乃至日本、印度等其他各国）前近代的公益、慈善事业或“社会工作”事业的历史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如J.B.施尼温德等对西方博爱与救济意识演进史的研究（Schneewind,1996）、A.E.C.麦坎茨对17-18世纪荷兰自治市阿姆斯特丹等地市民慈善组织与孤儿救助事业的论述（McCants,1997）、M.道顿等的英国公益慈善史探讨（Dauton,1996）、W.K.约尔丹的1480-1660年间伦敦慈善团体研究（Jordan,1960）、S.卡瓦罗对1541-1789年意大利都灵地区慈善医院文献的考证（Cavallo,1995）、T.M.萨弗利关于德国奥格斯堡地区济贫抚孤公益事业历史的描述（Safley,1997），P.加维特关于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贫儿、弃儿与孤儿养济院的研究（Gavitt,1990），等等。
从这些研究看，西方近代以前的传统时代慈善、公益事业除技术上的落后特征（活动领域狭小，主要限于救济孤儿、施舍医药等等）外，在观念形态与社会组织层面更有明显的特点：在观念上慈善过份依赖于宗教意识，被看作是一种单方向的“赐与”（Giving），不可能形成“公共物品”的概念。
（Schneewind,1996）活动局限于狭小的群体，而且往往被纳入传统共同体的束缚——保护关系中，施舍者与被施舍者间形成一种人身依附纽带。
如16世纪都灵地区“慈善与权力”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捐助者建立免费医院的目的往往是以之作为通往统治者地位的桥梁。
而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最著名的慈善机构英诺森养济会，则是直接受庇于教皇的。
它虽然也由教会募捐来支持，但那时的认捐属于对教会尽义务，并无“志愿”性质。
西欧以外不少其他民族的传统公益活动，也带有明显的“共同体”性质，束缚——保护纽带而非志愿合作纽带成为这些活动的基础。
如俄国传统的米尔公社除了土地公有、定期重分、劳动组合、连环保等经济职能外，还有十分发达的社区公益职能。
米尔专门预留有“共耕地”，其收获用作公益金（即各家在共耕地上出工相当于公益捐助），诸如老弱病残、意外灾难的补助、公医、公匠、公牧的雇请、节庆典仪的开支等，均可承担（Figes,1986）。
日本传统时代的町与印度的村社，也有类似的公益职能。
（吉田久一，1994；Wadia,1968）。
然而进入近代化过程后，传统共同体趋于解体，人们在摆脱了传统的束缚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的保护——包括相当一部分原由传统共同体提供的“公共物品”。
于是许多国家的人们在由“共同体的附属物”变成自由公民的同时便“享受”到了两种自由：摆脱束缚的自由与失去保护的自由。
传统共同体的公益职能一部分由新兴的国家机器来承担，一部分则成了市场交易物而改由赢利部门来提供。
至于公共物品供求中的“搭便车”问题在这个时期是不会引起太大注意的。
原因很简单：在由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时代向个人本位的市民社会过渡时由于旧的身份、等级、特权、共同体等壁垒的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比比皆是，因“搭便车”而造成的“失灵”因而易于被掩盖。
只有到旧时羁绊已不存在、交易自由充分发展、社会经济机制最大限度地趋近于“完全市场”的状态下，那些不是因为非市场力量的干扰，而是由于市场逻辑本身的固有缺陷所致的“失灵”才会凸显。
同样道理，在“民族国家”职能初具、政府干预力量还未充分施展之时，“政府失灵”的问题也是难以凸显的。
直至“二战”以前的情形的确如此。
那时“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一样处在上升期。
从19世纪英国的迪斯累里、德国的俾斯麦分别建立福利国家的雏形（即“皇帝——国王的国家社会主义”、“保守的福利国家”和“父权式的托利党社会主义”）、20世纪的美国新政、北欧社会党福利体制、英国劳合乔治与麦克唐纳的“工党社会主义”、德意法西斯的“法团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直到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欧美的左派（社会党）、右派（保守党）、极左派（共产党）与极右派（法西斯）都出台了由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制度设计。
另一方面，传统的共同体公益日渐衰落，如17世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传统社区捐赠基金与教会慈善基金尚处在“黄金时代”，但18世纪后因“资本主义的兴起”，市民社会出现了“财政上的保守与文化上的慷慨”，而“朋友政治与金钱”的关系日显，传统慈善基金制度随即衰落了。
（Mccants,1997）在英国，原由教会主持的慈济诊所与药房在18世纪大都世俗化，转由世俗政府及企业支持，当时在约克、利兹、赫尔、设菲尔德等地的这类医疗公益还带有行会性，到19世纪这种行会性也趋于消除。
如在哈德菲尔德的纺织业慈济诊所中，1841年还有57%的病人是纺织业雇员，到1871年这一比例降至22%；但诊所超越行会性而向社会开放的同时，慈善性也逐渐为商业性所取代了。
（Barry and Jones,1991:149-169）19世纪法国的传统社区互助协会在摆脱村社、行会、教会的色彩后也发展迅速，其数从1852年的2488个发展到1902年的13673个，会员由23.9万增至207.4万。
但同时其慈善色彩也大为减退。
到1910年，这类协会总预算收入达6298万法朗，然而其中只有1189万，即18.8%来自捐赠、遗产赠与及成员的自愿奉献；另有1172万（18。
6%）来自政府资助，3936万（62.5%）来自带有自惠性的入会费或会金——而这部分取之会员，用之会员的资金作为入会条件实际上是一种交易。
（同上，172-186）。
总之在欧美社会“走入现代化”的背景下，公益事业的共同体基础逐渐为国家+市场（或政府+“社会”、国家+个人）基础所取代。
正如研究者所指出：这一时期公益组织的特征是“非制度性的自由捐助作用很小，大多数组织处于政府的监督下”。
法国在1882-1902年间“经批准的”公益会社成员增加了100万，而“自由的”公益组织成员只增加10万。
解释很简单：国家的资助只有在政府控制下才能使用。
而若无国家支持，极少有组织可以达到收支平衡。
因此从国家与私人（市场）那里得到收入并不是“非正常”的。
这一时期“互助主义”（mutualism）公益的实践实际上是战后福利国家体制的序幕，“它使人们不由自主地选择了一条介乎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道路”。
（同上：184-185） 对于西方历史上从传统公益向现代公益的演变，以往学者有多种表述，如“从教会慈善向世俗控制转变”（Weaver,1967:14），“从父爱主义的福利形式向职业化管理与保险——融资体制过渡”（Barry and Jones,1991;190），从“救助个人的慈善”到“作为社会责任的慈善”和“作为道德责任的慈善”、最后到“福利国家中的慈善”的演变（Alvey,1995），以及从“近似原则”向“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发展（同上；26）等等。
但从根本上讲，笔者认为这种转变的本质在于“共同体失灵”所导致的对国家与对市场的二元崇拜。
西方的现代公益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
从“国家+市场”公益到第三部门：否定的否定
现代公益模式的形成带来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是传统慈善观念的变革。
西语中“慈善（harity）”一词现在的辞书中都释为“仁爱”、“基督之爱”、“为上帝而普爱众生”等，带有浓厚的宗教（基督教）色彩。
但实际上它早于前基督教的古典文明时代已经流行，在早期拉丁语（caritas）及希腊语（charis）中，它首先都意味着一种珍贵的情怀与高尚行为，它与恩惠及感恩相联系，但无论在古希腊还是古罗马，这个词都从不用来表达一个家庭（家族）内的施惠关系，而只是用以表达一个人对他自己家庭（家族）以外的他人之善意行为。
可见，这时的慈善虽然含有受者对施主的依附性含义，但也反映了一种突破共同体中自然形成的人际关系的局限之意图。
（Weaver:6）这时也已经出现了西方公益史上著名的“近似原则”（cy-pres doctrine）：这一原则认为施主的直接救助目标不能达到时，有势力的组织者可以征集其所施并用之于“近似于施主原意的其他目的”。
（Alvey;8）这就为慈善信托基金的发展开了路。
但到19世纪，与感恩相联系的慈善观念已越来越为两个方面所排拒：对弱者而言，他们“对于受惠的民主化预期”已使“慈善”变得像是“对贫穷阶层的侮辱”（Barry and Jones,1991:190）。
对于强者而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也造成了一种对所谓不争气者的一种“维多利亚式的厌恶”；而倾向于“对受惠者更具选择性的博爱”。
正如英国学者安德烈·里德所言：“它不打算帮助那些不值得同情的浪荡子、二流子或纯粹的贫民，土地法已经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东西。
它只打算帮助那些愿意自助的人：他们与其他人一样，没有什么天意神旨以不可抗拒的突发灾难挡住他们的路”。
新的博爱要帮助的是这样的人：“他们不能乞讨，因为他们习惯于工作，他们拒绝成为穷人，因为他们已经为更好地生活而追求了独立性”。
（Alvey,1995:26） 由于这种“福音主义”拒绝救助所谓“自已弄穷的人”，而并非“自己弄穷”的真正的不幸者（如残疾人、孤弃儿等）的救助又被认为应当是当时职能日趋发达的国家的责任，因而19世纪兴起的私人捐助信托基金（慈善基金）便逐渐退出传统慈善领域即对特殊不幸者的施舍，而转向了对公共生活的关注，如教育、法律、宗教、科研等，更突出的则是20世纪兴起的环保等领域。
现代公益的特点在与宗教的关系上表现尤为明显。
如前所述，中世纪西方慈善事业的最大施主是教会，“教会资助社会事业”是那时的传统。
但英国在16世纪、荷兰在18世纪、其他西欧国家大致也在此期间都出现了来自宗教的慈善基金日益减少的趋势。
由大笔私人遗产（资本主义积累的产物）捐赠而设立的世俗基金取代之而成了救济事业的支柱。
（Alvey:1995:12,19）但随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兴起，济贫施药养老育孤这类事业逐渐转由国家主办，民间世俗基金便更多地关心公众的精神需求，同时现代化要求的政教分离趋势也使国家不便支持教会，民间世俗基金便成为宗教这一特殊“公共物品”的主要投资者。
基督教博爱思想、救世情怀与利他主义虽然仍是西方人捐助行为的精神动力之一，但教会本身已由施助者变成了主要是受助者。
“教会资助社会事业”遂为“社会事业资助教会”所取代而成为现代公益的一大特征。
在美国这一点尤为明显，20世纪60年代前期美国全国公益来源有80%来自个人捐赠，而在公益开支中宗教占了将近一半（49%），为其最大端，以下依次是教育（17%）、福利（14%）、保健（12%）、其他（8%）。
（Weaver,1967:62-65） 在传统慈善的重要领域医疗事业中，“父爱主义”的施医舍药也逐渐变成了“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医学研究资助。
1888年法国出现的巴斯德研究所便被视为“20世纪医疗慈善事业所继承的模范”。
这个私人投资、吸纳志愿捐助的非赢利机构除以一系列科研成就闻名于世外，还开展了预防白喉（1894年起）等社会公益活动并为狂犬病等患者提供免费医疗。
但它的主办者始终认为科学是“消除贫困与疾病之根”的希望，而慈善则是次要的。
它开创了此后一大批类似机构之先河，如法兰克福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保罗·埃里克研究所等。
与此类似，传统的施舍济贫也发展成以民间公益组织扩大就业机会的努力，工合运动的发展便是一个典型。
（Barry and Jones,1991:195-196） 现代公益的另一重要活动领域是教育。
随着公民社会——民族国家二元结构的形成，以市场规则运作的“教育产业”和国家主办的“教育事业”同时勃兴并排挤了传统时代以教会、村社为主角的共同体教育。
但“教育产业”与官办“教育事业”之间仍有很大的空缺需要第三种力量来填补，这是工业化时代教育成为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之一的结果，因此也正是在这一领域较早兴起了新的公益组织形式。
19世纪前期，英国出现了拥有数千捐助人的“要求关心穷人教育的皇家慈善委员会”、布罗哈姆委员会等组织，从事对学校与对学生的教育资助。
当时一份调查显示，英国有4100多所学校受到资助，这些学校共有学生16.5万。
在另外约14300个未受资助的学校中，则有31万交费生与16.8万慈善资助生。
受资助学校的学生与未受助校中的受助生合计33.4万人，已经超过了交费生人数。
除此之外，在主流教育系统之外的非英国国教徒中还有许多受资助的初级学校，分别由战憟教徒、犹太人与胡格诺教徒建立（Alvey,1995:28-31）。
教育、宗教、科研领域的这些情况表明，即使在“国家+市场”被寄以最高期望的“走进现代化”时期西方也存在着国家与市场之外的民间公益力量。
它无疑是当代第三部门的先驱。
无疑，就西方文化的继承性而言它与前近代传统文化并不是毫无瓜葛，正如保尔·魏德林所说：基督教人道主义遗产与更早时代商业主义的大众参与到工业时代“与其说被拒绝了，不如说是在更现代的指导下被改造了”。
（Barry and Jones,1991:190）但如果就实践的指导思想、组织资源、动员方式与行为规则等方面看，父爱主义与理性福音主义、共同体慈善组织与公民公益组织、“教会资助社会”与“社会资助教会”等区别的断裂性还是很明显的。
正因为如此，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西方一直有所谓“慈善终结论”、“慈善失败论”之说。
正如英国讨论公益问题的拿旦（Nathan）委员会在20世纪50年代初所提到的：“我们历史中最悲壮的失败之一，就是这些慈善者所作出的努力。
尤其是在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由私人努力来提供学校、医院、施药所、济贫院、孤儿院的普遍服务、发放养老年金、以及救济其他范畴的‘应当贫穷者’（deserving poors）”。
而历史证明民间的这些努力终结了，“如今国家的法定服务——新的或旧的——现在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个人福利，……（于是）困扰委员会的基本问题是：慈善者还有什么事可做
” 但委员会主席、英国著名律师与议会法学家拿但认为旧慈善的终结恰恰意味着新型志愿行动的兴起。
有趣的是：他在论证这一点时并未强调“市场失灵”与“国家失灵”，而恰恰论述了志愿行动与这二者的契合。
他认为志愿服务与国家服务相互排斥的观点已经过时，这两者并无明显界限：“历史上（民主）国家行为就是志愿行为的结晶与普遍化”，“如所周知，如果没有志愿服务的渠道相配合，民主国家很难有效地发挥职能”。
福利国家制度应当由志愿努力来补充，这不仅由于作为民间力量的志愿组织可以作为压力团体对国家构成“刺激、抑制和批判”，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国家的忙：“志愿部门不像政府衙门，它有自由去进行实验，能成为开创性的先锋，而国家可以接着干——如果这种开创被证明有益的话”。
与之相比，赢利部门虽然也有“实验的自由”，但其实验的目的是产出私人物品，因此即使实验成功，国家也无法“接着干”。
反过来讲，志愿部门因其不具强制性，其实验如果失败，也不致造成严重后果，而国家如果胡乱搞“实验”，那就要酿成灾难了。
换言之，志愿部门再不济，顶多成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而国家若搞乌托邦就可怕了——有过这种经历的中国人对此应当比拿但更有体会——这是从“消极自由”的角度肯定志愿部门。
若从“积极自由”的角度志愿行动当然就更值得肯定。
因为这种自由观不仅讲“有权做什么”，而且更讲“应当做什么”，而志愿者的利他向善、服务公众显然是“应当做”的。
可见，拿但委员会眼中的志愿部门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在“积极自由”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社会民主主义）基础上的，它以（民主）国家有效、市场有效为前提，即它首先是（民主）国家主义、个人主义的，然后才在一更高层次上体现其非国家主义、非个人主义的色彩，发挥其弥补“国家失灵”、“市场失灵”缺陷的功能。
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社会才能“找到一种方法，使过去的好心能更自由地服务于现时变化了的新需求”。
（Alver,1995:38） 因此，现代西方的志愿部门或第三部门是在公民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无论它的创新实验是成功打开了“后现代”的大门，还是流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它与前公民社会的传统慈善都已判然为两。
只是在“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下，传统慈善的若干特点有时会“复归”，如“近似原则”如今已成为志愿捐助信托基金的通行准则。
依靠这一原则，分散的捐助者的个人意志既得到尊重，又可以把这些捐赠整合为统一的资助意向并服务于更大的社会目标。
古罗马时代已经出现的这一原则在“理性福音主义”时代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因为那时更强调遗嘱自由和对捐赠者特定选择的尊重。
但在战后，第三部门与公益事业的发展日益要求突破捐赠者个人意志分散的局限，“近似原则”也就日益扩大了适用性。
如美国早期最重要的公益捐助人、也是大政治家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43年建立的北美最早公益组织之一“富兰克林基金”（正式名称为美国仁爱协会），以富兰克林捐赠的遗产为本金，富氏原定的资助对象是：波士顿、费城两地“有优良声誉的已婚青年发明家”。
但到1962年，富兰克林基金会终获法律许可，在cy pres的原则下把最初专为青年发明家而设的这笔钱用于资助医学院学生及医院职员，而在此以前，基金的一部分已用于支持开办富兰克林学院。
（Weaver,1967:21-22） “近似原则”赋予民间组织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下有效动员志愿捐赠资源用于事前并未设想的各种公益目标的权利，明显地扩大了志愿部门的能量。
可以说没有这一原则就没有今天的第三部门发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拿但委员会曾主张：如果志愿的公益应受到鼓励的话，则公益信托基金必须被赋予“它们的古代特权”（指cy pres等）。
（Alvey,1995:38）但这种“古代特权”已经是公民社会条件下经过二次创新即“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已不是“传统的”简单延续了。
二、公益事业发展史的中国模式 共同体·社会·大共同体 如上所述，共同体——（个人本位）社会的纵向二分法与民族国家——公民社会的横向二分法是解释西方社会变迁的有效模式。
因而从传统共同体公益向近现代国家+社会（个人、市场等）公益转变，再从国家与市场之外发展出第三部门便成了西方公益事业发展的主线。
然而中国的情形则全然不同。
正如笔者曾论证的（秦晖，1998-9），秦汉以来的传统中国社会并非滕尼斯所讲的那种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但地缘、血缘等“自然形成的”小共同体也并无西方中世纪那样发达。
在古代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下无数小农的个体家庭直接作为“编户齐民”而隶属于皇权及其下延权力组织（吏权）。
在这种结构中，小共同体无法取得本位地位，但这并非意味着个性自由与公民个人权利的成长，恰恰相反，正是早熟的集权国家作为一个大共同体的强控制使小共同体权利的成长都成为不可能，就更谈不上个人权利的成长了。
于是在微观层面，传统中国因缺乏强固的小共同体纽带而呈现出与西方近代化过程以个人本位消解了传统共同体之后的状况具有某种表面相似的“伪个人主义”状态，“编户齐民”之间无法发生广泛的横向依附（如西方中世纪在村社、采邑、教区、行会与宗族等类群体中所见的那种依附），因而彼此间显得很“自由”，中国也因此很早就产生了西方直到近代化过程开始后才习见的许多现象如“自由租佃”、“土地私有”、“自由交易”等等。
但这种一盘散沙式的“自由”却以宏观层面上的某种“普遍奴隶制”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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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慈善如何走进心灵
一、佛教慈悲与慈善公益\ 慈悲是佛教一个最基本的观念，是一种利他的行为，通俗地说，就是慈善与公益事业。
关于慈善与公益，佛陀为我们做出了最好的榜样，可以说，佛陀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慈善公益家。
佛典中慈悲助人、护生救苦的事例，比比皆是。
佛陀舍身饲虎、割肉喂鹰，为彻底解决众生的生老病死苦，出家证道，弘化十方。
十方诸佛与菩萨亦如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度众生；药师佛为众生除病消灾；观音菩萨救苦救难；地藏菩萨在地狱教化等。
诸佛菩萨的慈悲愿力，深深影响佛教的慈善公益事业。
\ 千百年来，大多数的中国佛教团体、寺院、僧尼和信众认真遵行佛陀教诲，在救世济苦，奉献社会，慈善公益事业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广为世人称道。
在历代高僧所致力的社会福祉事业中，有很多例子，不胜枚举。
有制度化的是北魏僧祇户、僧祇粟、佛图户等。
唐有无尽藏制度，救济普及民间，如道积、智严即是著名的例子，为医疗办有悲田养病坊，寺院设有病院收容贫病者。
\ 宋代的佛教团体，非常积极参与慈善公益事业，举凡修桥铺路、水利工程、济贫赈饥、抚育弃婴、贫童等，兴办义学、孤儿院、养老院、医院，乃至公共坟场。
寺院之僧众，不辞辛劳，带领信众出钱、出力。
亦有寺院开办的药局，僧人懂得医疗的也当医僧。
如洪昉禅师在陕州城中的龙光寺，兴建病坊，收容病者，此举亦惠及痢疾、瘟疫、癞患、麻风病者。
他们所发出之恶臭污秽，常人掩鼻而过，僧人不仅收容他们，并且亲自为之洗涤、吸脓，不怕辛苦，不避污秽，心无畏惧，这种慈悲的精神，令人赞叹。
由此影响所及，各州各县也开设了安济坊，为病者服务，僧人以治病为己任，还为亡者诵经超度回向、办理安葬、火化等事，用现代话来说即是一条龙的服务。
宋朝以后，各大寺院、佛教团体之缁素们，对慈善公益事业非常热忱，都积极参与和推动。
\ 当今海内外有很多佛教团体，在弘法之余，对普利众生的慈善公益事业，不遗余力。
香港佛教联合会，成立六十多年来，在觉光会长的领导下，除了弘法之外，建立了多元化之社会慈善福利事业。
兴建多间佛教中小学、幼儿园和弱智人士学校，又办青年康乐营及青少年中心，为病者建佛教医院、安老院、护理安老院及老人中心，乃至佛教坟场。
为了推广佛教文化，办僧伽学院及佛教杂志刊物等种种善业，都是为了利益大众，使幼者得教、老者得养、病者得愈、亡者得安。
\ 台湾的证严法师，创办了慈济佛教慈善机构，经过三十年的努力耕耘，逐渐发展为全球性的一个佛教慈善机构，同时也成为佛教慈善的典范。
本着慈悲的精神，定时到老人院、盲人院、医院探访，慰问病人，济贫等活动。
\ 大陆的佛教慈善机构，从九十年代末期，随着经济发展，在福建、湖南、河北等省，先后成立佛教慈善基金会，其它寺院亦仿效，陆续成立如是机构。
海内外众多的佛教团体，在法师的带领下，集众人的力量，都在社会慈善方面努力，作出贡献，恕不一一介绍。
\ 二、佛教教义与慈善公益\ 佛教是以大乘思想为中心，大乘菩萨行以修“六度”为主，成佛先度众生是最高目标。
“六度”包括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与智慧六个方面。
第一度就是布施，是由凡夫入圣位，到达涅槃彼岸的必行之路。
布施有三层意义：一是法施，即是佛法的传播；二是财施，即以财物济贫供需等福利事业；三是无畏施，即给人们精神上的一种安慰和鼓励。
无论是法施、财施，或是无畏施，对布施者自己的要求，要做到“三轮体空”，即作为布施者，不求功德，不期回报，将布施作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成就佛道之基础。
佛教还有一种思想，就是福田观念，种福田是为了圆成福德，大致分为敬田与悲田。
敬田即护持佛教，尊重人伦师道，对三宝父母师长的供养等；悲田是对病者、贫穷以及孤寡老残，伸出援手，乃至对动物的爱护或收养，种种利益他人的公共福利事业。
另外，佛教还有报恩的理念，即我的生存，有赖一切与我有关的有情、无情所给予的恩德。
具体来说要报四恩：三宝恩、父母恩、国土恩、众生恩，是带有宗教性、家庭性、环境性及社会性的一种观念。
\ 三、智慧布施，贫富均沾\ 六度最后一环是“智慧”，在实行前五度时，每一度都不可缺少智慧。
何以故
如布施时没有智慧，容易“好心做坏事
”再说现今社会，人心难测。
“智慧”是什么
严格来说，要明白“缘起性空”的道理；简单来讲，就是要明白因果。
世界之大，人口之多，各地发展不均衡，贫富差距很大。
以中国为例，是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国家，据悉其中农村贫困人口有三千万，城市低保人口三千万，还有残疾人口五千多万，加上每年的天灾人祸，国家的保障体系，远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是很需要社会慈善团体之帮助。
佛教的慈善公益事业，不仅救助社会的弱势群体，提供财物，而且还需给予心灵上的支持，用佛法来净化人心。
\ 贫穷者可以简单归纳为两大类：一者、物质贫穷，二者、精神贫穷。
对物质贫穷的人，可以透过金钱和物质，去减轻或解决他们身体上的痛苦；但精神贫穷的人，用金钱和物质是不能解决的。
智慧的布施要对口，把财物落实到真正有需要的人。
对物质贫穷者，在施予金钱和物质的同时，精神上亦要使他们获得利益，启发他们要自强，用自力来改善自己的贫困问题，要明白因果，依“因果法则”，做人做事，有报恩心。
至于精神贫穷者，要关怀他们心灵上的需要，如何保持身心健康，如何找到人生的真实意义，金钱物质的占有，不是快乐之定义，真正的快乐是心灵得到净化，发挥他们慈悲喜舍的作用。
对上述两种贫穷人，无论给予哪种帮助，都是要用“智慧”，这样才能把社会上的贫富差距，渐渐拉近。
\ 布施需要智慧，举两个例子：一者：有人资助下岗工人子女读书，小孩读书成绩总算及格，但其父亲好打麻将，每天拿着一份报纸、一杯茶，在麻将桌上过日子，真令人失去信心。
二者：有些地方，学校是有的，但学生少。
据分析，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有不少老板，发达之后，每年发心要为家乡捐赠一所学校。
第二是在那些遍远的地方，老师水平低，有多少位老师肯发心，愿意留在简陋的地方，教育下一代
若然老师水平低，所教出来的学生，会是什么样
小孩是社会未来的主人翁，除了学习知识，还要培养他们的品德和礼仪，对人谦卑，互相尊重，爱护公共财物等教育，将来社会就更有希望。
所以要捐献学校，或先培养有德智的师资，则较为要。
\ 回想一下，2008年刚开始，大自然的变化，一波接一浪，计有雪灾、风灾、雨灾，又有油价高升，通货膨胀的压力，乃至五月十二日，在全无预兆之下，四川汶川发生八级大地震，给灾区的同胞，造成巨大的创伤和痛苦。
不但人民蒙受严重的经济损失，还有失去亲人的悲痛，家破人亡，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协助，重建灾区，舒解民困，而对他们精神上的支持，亦极为重要。
例如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有些团体，为了让当地的孩子能够过上一个温暖的节日，捐赠了多批物资、学习用品、善款等给灾区的学校。
除金钱与物质，适当的安慰，要引导他们自身的修养，衣食住行中，人与人之间谦虚有礼，不要忘却感恩，有机会就要回报社会，成为社会上有用之人。
如是财法二施，使受者身心得益。
\ 四、佛教慈善与未来展望\ 国内宗教政策已得落实，佛教事业兴旺，因缘殊胜，除了弘扬佛法，发展佛教的慈善事业，正是个好时机。
建议如下几点，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佛教慈善公益事业，是需要有认识佛教、有训练、有智德素质的人才来管理、统筹以及推广。
所以培养人才，培养师资，正是当务之急。
\ 三、布施不只是由富裕的人，或等待自己富裕起来时，才去实行。
虽则只是布施一分一毫，看似是微小，产生的功德可以很大。
佛经上记载有许多例子，如贫女布施，她只是用一盏油灯，供养佛陀，得到很大的福报。
而且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不积跬步，无以成千里。
只要把慈悲心化为动力，善用智慧，无论是贫是富，大家都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布施者。
\ 四、要落实“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理念，把助人为乐的精神，深入人心，值此提升公民慈心的意识，随时随地大家都可以实行布施。
例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见到水龙头滴水，灯光不需要时，随手关掉，见到路上香蕉皮，把它拿开，令人不至滑倒。
用慈悲的眼光、慈悲的语言、慈悲的面容给人家方便，给人家欢喜，这就是布施，也就是做慈善。
\ 现时中国的寺院，遍布全国每一个角落，有广泛的信仰群体，只要把这些力量聚集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专长的，得以发挥，中国佛教慈善事业便能迅速发展。
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点滴的慈善行动做起，以身、口、意三业实际的行动，悲智双运，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弘法利生而努力，令众缘和合，世界和谐，作出佛教徒应有的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