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女网友见过几次面，第四次见面我约去宾馆休息休息:(她也明白是开房）,被她拒绝，她说下次吧
那下次
邪应惨烈（邪淫主要是指与自己合法配外的人发系）终于觉得中国古人说的“邪淫报应很大”说得很对。
看一个人淫荡邪淫造作的频率和强度，快的就几年，绝对让你看到他的果报。
邪淫的可怕报应（邪淫主要指与合法配偶之外的人发生关系）1、比较严重地损耗福报，人的应得的地位、财富随之下降。
一些人排八字运程很不错，但实际生活却很不如意，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不孝或邪淫损耗了福报。
人的福报如同一个桶，邪淫是桶底的洞，有多少福都漏得完的。
特别是在网上宣扬邪淫，因为影响的人太多，对福报的损耗是极大且极为迅速的。
网络时代，造福亦易，造恶亦易。
2、损害贵气。
邪淫之人，没有尊贵之气，被人轻贱，走到哪里都容易让人看不起。
3、做事不顺。
做事障碍重重，即使是一些眼看成功的事，也会因为邪淫而功败垂成，经常是失败得莫名其妙。
4、缺乏自信心，身上也没有正气。
不敢见领导，不敢进寺院，怕鬼神，怕黑暗，胆小心虚。
5、损害人的灵性。
记忆力差，忘性特别大，一转眼就不记得了;脑子不清醒，犯糊涂，学习能力弱，理解与判断能力差。
特别严重的导致失眠、乃至精神出问题。
6、头发枯黄、早生白发、皮肤差，显老。
7、身体机能差，萎靡不振，提不起精神，疾病抵抗力差，容易生病。
气力弱，走不了几步就腰酸背疼。
8、招至性病，性病与其它病不同，绝大部分与邪淫及毒品有关，很少平白无故地得上，归根结底，与心不干净有关;即使是没有做嫖宿之事，也会与其他邪淫行为有关。
淫之太过的话，安全措施是防不了的，总会有差错。
一些性病，比如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等，非常难治，甚至有可能终身不愈。
当然万一得上了，也不是完全没办法，世间万法皆是心生，得什么样的病，与什么样的心密切相关。
性病是邪淫感生出来的，如果能痛心忏悔、完全意义上从行为、言语、心念上戒除邪淫，这病就好治了。
9、严重损耗婚姻的福报，招至不如意眷属。
凡事都是有定数的，婚前的放纵，将婚姻的福报损得差不多了，所娶或所嫁的人难以如意，或夫妻关系严劣。
也许你可以归结于性格不合，这是浅层次的原因，实际上根本原因在于你的福报被损耗太过，这方面的福报薄了，自然婚姻不幸福。
婚后的邪淫，不管做得多么隐秘，都会引发夫妻关系的问题，这方面福重的人，或轻或重地导致各种夫妻关系的不和谐乃至种种矛盾;这方面福轻的，立即导致婚姻破裂。
10、后代不如意。
一是容易招至不育的后果。
有太多邪淫经历的人，及从事过色情行业的人，不孕不育症比例远高于常人;二是容易导致后代身体孱弱，没出息，甚至感召逆子。
11、导致堕胎。
堕胎是杀人的重业，最直接的报应是损害身体健康，导致男女关系出问题。
很多堕过胎的人都有体会，堕胎之后，恋人或夫妻关系就很容易出问题，导致不和，争吵乃至分手等等。
这些还只是花报，果报远比这些严重得多。
12、招祸。
发生凶杀案时，警察首先考虑是仇杀?情杀?还是因财而起?邪淫一直是最重要的发案原因之一。
前几天公布的统计结果表明，中纪委查出的大案中，95%与女色有关，可见邪淫波及之广、为祸之烈。
我们日常生活也能感觉到，邪淫之后，打牌老输钱、开车易出事、什么倒霉事都碰得上等等。
13、来世落三恶道。
心轻者入天界，心重者入地狱，心解脱者出轮回。
被淫欲控制的人，是心极重的表现，落恶道是必然的归宿。
请远离邪淫
回头是岸
想了解因果报应可百度“学佛网”。
世间再无霍金，时间永留简史 什么意思
曹禺，原名万家宝，字小石，祖籍湖北潜江,清宣统二年八月二十一日（1910年9月24日)生于天津，在清华读书时有“小宝贝儿”的绰号。
“曹禺”是他在1926年发表小说时第一次使用的笔名（姓氏“万”的繁体字的“草”字头谐音“曹”）。
曹禺共有三任妻子，第一任妻子郑秀，第二任妻子方瑞，最后一任妻子李玉茹是著名京剧旦角演员。
曹禺共有4位女儿，郑秀所生：万黛，万昭（音乐家），方瑞所生：万方（剧作家），万欢。
著有《戏剧大师曹禺》的学者张耀杰自称反复修改20多年的《曹禺影剧的情色与宗教》一书，新近由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改书名为《曹禺：戏里戏外》后正式出版。
该书为读者进一步认识政治运动中的书生曹禺提供了佐证。
其实曹禺后半生的苦闷与纠结，我们在巴金、老舍等一大批老一辈艺术家们的身上都似曾相识，在他们的人生路上都弥漫着同一旋律的时代悲鸣。
抒情诗人走向现实 抗战时期，曹禺远离社会现实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诗化戏剧，不再为观众尤其是普遍左倾的文艺界所欢迎和追捧。
在这种情况下，曹禺不得不委曲求全地服务于轰轰烈烈的抗战宣传。
于是，在他笔下出现了严重缺乏艺术魅力的抗战戏剧《全民总动员》和《蜕变》，以及价值观念极其混乱的电影作品《艳阳天》。
《艳阳天》是曹禺集编剧与导演于一身的唯一影片。
而在创作这部影片时，曹禺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影片中人物马弼卿言不由衷的一句忏悔之辞，所预示的恰好是他自己即将面临的人生宿命：“（假情假意）魏大哥，我也是没有办法，逼到这儿了。
您可千万别见我的怪。
（故做慨叹）哎，我们读书人———” 1949年之后，曹禺既享受着文艺高官的尊贵待遇，又面临着“存天理，灭人欲”的绝对神圣化的精神审判和思想改造。
身份地位的提高，是以委曲求全地牺牲自己几乎全部的创作自由，以及不断揭发、批判同行好友为惨痛代价的。
据他的女儿万黛、万昭介绍，“1949年建国的时候，爸爸是作为青年代表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当时他才39岁，充满活力，满怀激情……现实生活并不完全像爸爸所期望的那样，政治运动、文艺界的批判和斗争年复一年，一个接着一个，永远没个头儿，涉及的面越来越广，人越来越多。
”曹禺与第一任妻子郑秀。
1933年，北平的时局非常险恶。
清华大学决定，免除应届毕业生的期终考试，以全年平均分数评定毕业成绩，提前放暑假。
曹禺是西洋文学系的应届毕业生，刚认识比他低两届的女生郑秀不久。
6月初开始放暑假。
曹禺留在校园没有回天津的家，要求郑秀也不要回南京。
两人整天在清华园图书馆的西洋文学系阅览大厅东北一隅，靠近借书台附近的一张长条桌的一端，相对而坐，除了低声交谈一两句话之外，便分别着手做自己的事。
曹禺埋头创作剧本《雷雨》，郑秀用工整娟秀的字迹誊写出来。
郑秀是《雷雨》的第一位忠实的读者，他俩也由相识到相知，坠入热恋之中。
8月初，初稿完成。
1933年的深秋，《雷雨》在清华园诞生了，当时曹禺只有23岁，是清华大学研究院的研究生。
曹禺与郑秀经过三年恋爱，于1936年11月26日在南京举行了隆重的订婚典礼。
靳以、巴金都从外地赶到南京参加他们的订婚典礼。
1938年春，曹禺和郑秀同赴已撤到长沙的国立剧校。
由国立剧校校长余上沅主办，他们在长沙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遗憾的是，他们之间炽热的感情没维持多久，在郑秀生了两个女儿后，曹禺便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
他们一直分居到1951年。
郑秀在十分孤寂和痛苦中离婚。
郑秀对曹禺的同窗好友张骏祥说：“过去我爱曹禺，嫁给了他，现在我还是爱他。
我同意离婚，因为我希望他幸福”。
郑秀于1989年10月去世，始终未再婚。
对同行及老友的揭发与批判 曹禺戏剧《雷雨》、《日出》、《原野》，是在第一任妻子郑秀陪伴协助下创作完成的。
而接下来的《北京人》、《家》、《艳阳天》则是在婚外同居的方瑞陪伴协助下创作完成的。
1951年，在周恩来等人的强力干预下，郑秀被迫与曹禺办理离婚手续。
曹禺很快便投入针对同行胡风、丁玲、陈企霞，以及老朋友吴祖光、萧乾、戴涯、孙家琇等人的政治揭发和神圣批判之中。
1955年，曹禺在《谁是胡风的“敌、友、我”》中，把私仇公愤从胡风扩大到胡风夫人梅志的身上：“甚至他的老婆，当作家协会帮助他们找来一个通讯员的时候，都会说‘公家人不能不存戒心’。
”到了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刚刚入党的曹禺表现得更加踊跃。
他在《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来了》中，针对自己曾经在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比邻而居的老同事、老朋友生动形象地揭发说：“我的感觉好像是，一个和我们同床共枕的人忽然对隔壁人说起黑话来，而那隔壁的强盗正要明火执仗，夺门而进，要来伤害我们。
” 在电影《艳阳天》中，曹禺曾高调斥责剧中人物马弼卿揭人隐私、出卖朋友的道德污点。
但在对老朋友萧乾的政治揭发中，曹禺却不惜揭露其隐私，使出足以置萧乾于死地的杀手锏。
在《斥洋奴政客萧乾》一文中，曹禺写道：“他的前妻梅韬同志讲，萧乾一生为人做事都脚踏两条船，从不落空……萧乾，你这脚踏两条船的政客，你这只脚踩着共产党的船，你那只脚踩着谁的船
” 曹禺对于自己这种委曲求全地依附于极其强大的政治操作的高调言行，应该是完全清醒的。
正是这份清醒导致了他的精神崩溃。
用万黛、万昭的话说：“苦闷和压力使爸爸的失眠越来越严重，他服用大量的安眠药，50-60年代出现了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危险精神症状，因而不得不多次住进协和医院治疗。
那段时间里，爸爸的许多话只能对作为长女的万黛说，他说他怕黑，不敢一个人呆在屋子里，管不住地想拿刀子对自己下手。
他说他特别害怕，后面有鬼追他，杀他，他要跳楼，从火里冲过去……他又说，他对文艺界的某个领导怕得要命，被这个领导当众点名做过检查；还说，有些话现在还不能说……” 曹禺与第二任妻子方瑞(前排左)、两个女儿万方(后排右)、万欢。
早在曹禺和第一任妻子郑秀婚后不久，便和方瑞有了长达十年的婚外恋情。
可以说，这段恋情从一开始就处于半公开状态，当时江安剧专的学生们都或多或少地知道此事，一见二人在一起散步都自觉回避，郑秀是何时知道的已不可考，但想来到江安全城皆知的时候，她想装不知道也不可能了。
曹禺数次向郑秀提出离婚，此时郑秀已育有二女万黛，万昭，坚决不离，但二人夫妻关系名存实亡，曹禺与方瑞早已同居，甚至1949年初在地下党安排下秘密赴香港再转道解放区，都是携方瑞同行。
1951年曹禺与方瑞终于结束了同居生活，正式结了婚，婚后无话，一路到了文革时期。
曹禺没能逃过厄运，遭到批斗，被下放到农场劳改，方瑞一介弱女子，何曾经得起这样的风浪
连惊带吓，身体垮掉了，必须靠大量服食安眠药才能入睡。
1974年的一天，怀疑因为过量服食安眠药(已无从推测是有意还是无心)，方瑞在自家床上离开了人世，临死时床上各处都散落着大量的安眠药片。
“文革”遭遇及晚年感悟 人身依附于政治操作，对自己的亲友、同行进行神圣揭发的曹禺，到了“文革”期间，也变成他所人身依附的政治操作实施罚罪的目标对象。
1966年12月4日深夜，发生了轰动全国的“活捉彭（彭真）、罗（罗瑞卿）、陆（陆定一）、杨（杨尚昆）”的政治事件，时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曹禺被从床上拖走，押往中央音乐学院礼堂为彭真等人陪绑陪斗。
是周恩来“曹禺算什么呢
他又不是走资派”一句话，暂时解救了曹禺。
关于“文革”期间的书生曹禺，万黛、万昭介绍说：“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对爸爸的精神、肉体和创作才能的摧残，更是当初的他所始料不及的。
爸爸是个感情细腻、丰富的人，特别敏感，有时甚至有点神经质，他自尊自爱，很要面子。
像他这样的人，在‘文革’中却遭遇街头挂牌示众，拖来运去被轮番揪斗，半夜审讯、折磨，不让他有一点喘息；随时随地被拉出去，指着鼻子羞辱、恐吓、咒骂，没有半点做人的尊严；还有写不完的检查交代，交不尽的外调材料等等。
在这种残酷的精神折磨下，爸爸几乎完全失去了自信，把自己当成一个罪人。
极度的恐惧和罪恶感使他的精神面临崩溃的边缘，好几次，我们真怕爸爸坚持不住了。
‘文革’过后，爸爸的精神创伤久久难以平复，他有一段时间很少说话，总是呆坐，身体急剧衰老、恶化，他一次次地住进了医院。
”曹禺和第三任妻子李玉茹。
方瑞去世，曹禺不但失去了生活与心灵的伴侣，更没了照料他饮食起居的人，这时，他与郑秀的女儿，学医的万代，更多地负起了这个责任。
而万代也从不否认，自己对父亲的照料当中，倾注着母亲郑秀的心血，若不是郑秀对曹禺的生活饮食习惯了解得非常清楚，她也很难将父亲照料得如此无微不至。
而郑秀在与曹禺离婚后并未再婚，现在方瑞已死，女儿们的心里都盼着二人有机会复合，甚至从万代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郑秀也有此意。
可是，曹禺却似乎完全没这么想过，他某一天突然向家人宣布，自己要再婚了，对象是著名戏剧演员李玉茹。
李玉茹1924年7月出生于北京，1932年考入北京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工旦角，师承王瑶卿、梅兰芳、程砚秋等名家。
1940年毕业后，组织“如意社”，自任社长并担任主要演员，先后与马连良、杨宝森、谭富英等名家合作演出。
抗战胜利后，李玉茹定居上海，自1946年起在天蟾舞台与叶盛兰、李少春等以“十大头牌”轮流挂牌演出。
曹禺与李玉茹也是老相识，在曹禺逝世后接受的一次采访中，李玉茹自己说，早在40年代末，曹禺还未与郑秀离婚时，就曾向她倾诉过婚姻的不幸，并向她表达了自己的爱意，但她因为母亲的反对而未跟曹禺进一步发展。
后来曹禺与方瑞结了婚，两人也就很少联系了二人关系又密切起来是在文革后，曹禺去上海探望过她，同是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文艺战线的人，又是老相识，现在又都成了自由身，于是二人互通起书信来，一来二去，两人就决定共同组织家庭。
到底是年纪大了，曹禺这一次对婚姻自由的追求完全不如上一次理直气壮，办理登记是悄悄进行的，他还反复同家人解释：“她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从通信中可以看出还是有一定文字功底的。
” 他们文革后的第一次联系是李玉茹主动打电话给曹禺的，在我看来很有些喜剧效果。
李见到曹禺的剧本《王昭君》，很高兴，觉得可以改编成京剧，便跟曹禺联系，但曹禺的回答是：“你现在太胖了，不能演王昭君了。
”当然，胖不胖，倒是不影响曹禺娶她作续弦的。
1979年曹禺和李玉茹正式结婚。
李玉茹陪伴曹禺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曹禺1996年12月13日逝世。
享年86岁。
而曹禺的结发妻子郑秀，则在曹禺之前于孤苦中过完了这一生。
她终身没有再嫁，临终前曾希望与曹禺见上一面，但经多方转达，不知何故，曹禺终究没有出现，只在她去世后以自己的名字送了个巨大无比的花篮。
她是口中喃喃地念着“家宝、家宝”离开人世的，正应了前人的话：“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
“文革”结束后，作为全国剧协终身主席、北京人艺终身院长以及后来的中国文联主席，曹禺在垂老之年发表了大量言不由衷的表态应酬文章，只是在零星写出的一些诗文书信中，委曲求全、曲折含蓄地表现出了一些书生感悟。
其中最为深刻也最有意境的，是写于1991年10月23日的一首标题为《玻璃翠》的短诗：“我不需要你说我美，\\\/不稀罕你说我好看。
\\\/我只是一朵平常的花，\\\/浓浓的花心，淡淡的瓣儿。
\\\/你夸我是个宝，\\\/把我举上了天。
\\\/我为你真动了心，\\\/我是个直心眼。
\\\/半道儿你把我踩在地下，\\\/说我就是贱。
\\\/我才明白，\\\/你是翻了脸。
\\\/我怕你花言巧语，\\\/更怕你说我好看。
\\\/我是个傻姑娘，\\\/不再受你的骗。
” 经不起别人赞美而一再被欺骗、被利用、被抛弃的“玻璃翠”，正是书生曹禺对于自己一再迷失自我的人生影剧和影剧人生的传神写照。
这份委曲求全的柔弱执着与书生感悟，称得上是曹禺一生中所达到的人生境界的最高点。
曹禺的女儿万黛、万昭：父亲他不应该是这样 这几年，我们有机会再次观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曹禺剧作，参观中国现代文学馆，心里很不平静。
半个世纪过去了，爸爸的戏至今仍然具有那样强烈的震撼力，他的确是一位少有的戏剧天才。
但是他写得太少了，尤其后半生。
他是一个能写的人，从他23岁就能写出《雷雨》来看，他不应该是这样。
回顾爸爸的一生，年青时代的爸爸真有那麽一股周冲式的纯真和痴情，追求着光明；他有一腔要把“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禽兽世界击个糜烂，哪怕自己因此被碾为齑粉的青春热血；他从腐朽的曾宅发出呐喊，急切地迎接新生活的来临。
他痛恨旧世界，国民党政府的禁演、跟踪、威逼和利诱，还是生活的艰难，都没有改变爸爸追求真理的初衷。
我们还依稀记得，爸爸紧张地躲避特务盯梢，以及我们在重庆因穷困摆地摊卖旧衣服的情景。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爸爸觉得他向往的新世界已经到来，衷心地希望能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他完全不去考虑已有的艺术成就和地位，全心全意地去做任何分配给他的工作，那些他不熟悉、不会做的事情。
解放初期国家还没有礼宾司，爸爸曾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主持过一段外宾接待和国宴事务。
送往迎来，按排活动和食宿，准备宴会，甚至排座位、选酒品尝等许多烦琐的事务工作，事无巨细，他都亲自动手。
记得，接待包括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在内的苏联艺术家代表团，爸爸反复地去查看舞台的地板，惟恐损伤这双金贵的“国脚”。
那时，爸爸一天常常工作十几小时，非常劳累，他曾患有严重的胃病，吐过血，此时他经常犯病。
但即便如此，他也从来没有为做这些与写作无关的事情而抱怨。
在新生活面前，爸爸觉得自己是“从旧社会来的人”，觉得自己所熟悉的东西已经没有用了，包括他的戏剧艺术，真的觉得都没有用了，因而，自己迫切需要学习，需要彻底地改造。
他以一种近乎孩童的天真，来接受新事物。
爸爸是一个非常感情化的人，看问题做事，常常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容易偏激、过头，夸张，就像他演戏经常过火一样。
他当时就是带着这种性格的感情色彩，来否定自己和自己的剧作；来赞美，可以说是虔诚地崇拜新的生活。
建国初期的爸爸，心里是非常非常快活的。
1954年，爸爸开始写作建国后的第一部剧作《明朗的天》，这是组织上交给他的第一个创作任务。
他怀着谦恭的热情投入了新的工作，到军管会领导下的协和医院体验生活，目睹了工作组在医生中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过程。
但是这部戏他写得很吃力，最感到困难的是党委书记董观山这个人物。
创作中，周围意见纷纷，这个人让这么写，那个人让那么改，今天这个部门审查，是这个意见，明天那个部门审查，是那个意见，爸爸不知改了多少遍，仍难尽人意，爸爸感到无所适从，很苦恼。
这是他创作生涯中第一次遇到的问题，就是，作家个人的写作竟然要涉及这么多的人和事。
尽管有这些烦恼，当时的爸爸还敢写，顾虑和畏惧还没有后来那么多。
他还年青，1949年建国的时候，爸爸是作为青年代表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当时他才39岁，充满活力，满怀激情。
在艺术上，也正处于成熟的高峰期，创作上还有很多很多想法，他跟我们说，建国前写了6个戏，以后至少还应该再写20部。
他由衷地崇敬和赞美涌现在他面前的许多新人物，真心希望按照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写出工农兵的高大形象来。
他曾经准备写原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前水利部部长钱正英，优秀售货员小谢……爸爸花了巨大的心血收集过几个先进人物的事迹数十本，并与他们共同生活。
当时我们一个劲儿地催爸爸赶快写，赶上时代的潮流，但爸爸并没有赶潮流，他始终没真正动笔。
如前所述，因为爸爸是一个追求真知和完美的作家，又是一个有成熟的创作思想、创作方法、熟谙艺术规律并坚守艺术原则的作家。
他深知，写“人”是创作的中心，而要把人写好，不能只是讲事迹，编故事，谈思想，写问题，就要写出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真实可信的人，多面、复杂的人。
要写出这样的人物，作家必须真正熟悉他们，对他们做到真懂，“真知道”。
尽管爸爸手头有这些先进人物的材料，但是爸爸觉得自己并不真知道他们，并不真熟悉他们，并没有把他们变成活在自己心中有个性、复杂的人，并没有变成呼之欲出，在不同情况下，都能知道他们会想什麽、说什麽、做什麽的人。
关键的问题在于，爸爸想要写的真实、复杂的人，当时的政策并不允许。
对“人性论”“中间人物论” “广阔题材论”等文艺思想的批判，让文艺为这个服务、与那个结合的种种限制，政治概念和思想主题先行的创作定势，等等，现实生活中方针政策的，社会舆论的，有形无形的条条框框、棍子辫子，向艺术家压过来，让人不敢写，也无法去写。
而爸爸又是一个流着心血倾心写作并在创作中追求完美的作家，他所要写的，是能够真正燃烧自己心灵并使观众在精神上迸发出火花的作品；他要创造艺术的最高境界，他尊重艺术的创作规律，终生都坚持艺术的高标准和原则，他不能把连自己都通不过的作品交给观众。
所以，他不能去写，不情愿写，也写不出。
他为写不出十全十美的高大形象来顺应时代的潮流而苦闷，更为不能表现他真正熟悉的生活而苦闷，为戏剧的艺术规律、创作原则被扭曲，为自己原有的创作观念、创作方法、创作心理和艺术个性遭到压抑、颠覆和破坏而苦闷
酷爱写作、有强烈的创作欲望与“写不出”的矛盾使爸爸极度痛苦
各种点名的和不点名的批判让他胆颤心惊
困惑、失望、恐惧和苦痛加在他这样一个思想深邃、感情丰富的人身上，使他一次又一次地感到手中的笔是这样沉重
经过多少次痛苦的创作尝试，最终，他没有写出什么真正的好东西来。
后来爸爸虽然写了两部历史剧，但是他对我们说，他不喜欢，也不擅长写历史剧。
既然不喜欢，为什么他还要去写呢…… 现实生活并不完全象爸爸所期望的那样，政治运动、文艺界的批判和斗争年复一年，一个接着一个，永远没个头儿，涉及的面越来越广，人越来越多。
爸爸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真想到大学教书，北大……哪个大学都行，我想他们会要我的”。
他似乎是想到学术世界里寻找世外桃源，过点清静日子，流露出对当时地位的无奈、无所适从，甚至厌倦。
苦闷和压力使爸爸的失眠越来越严重，他服用大量的安眠药，50-60年代出现了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危险精神症状，因而不得不多次住进协和医院治疗。
那段时间里，爸爸的许多话只能对作为长女的万黛说，他说他怕黑，不敢一个人呆在屋子里，管不住地想拿刀子对自己下手。
他说他特别害怕，后面有鬼追他，杀他，他要跳楼，从火里冲过去。
看他这个样子，万黛哭着对他说，爸爸，你别跳楼
当时我们真怕，怕爸爸那些危险的自伤念头，怕他有一天会突然离开我们。
爸爸多次对才是一个中学生的万黛说：“黛黛，我真希望你快点长大，我们能好好谈谈。
”他又说，他对文艺界的某个领导怕得要命，被这个领导当众点名做过检查；还说，有些话现在还不能说…… 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对爸爸的精神、肉体和创作才能的摧残，更是当初的他所始料不及的。
爸爸是个感情细腻、丰富的人，特别敏感，有时甚至有点神经质，他自尊自爱，很要面子。
像他这样的人，在文革中却遭遇到街头挂牌示众，拖来运去被轮番揪斗，半夜审讯、折磨，不让他有一点喘息；随时随地被拉出去，指着鼻子羞辱、恐吓、咒骂，没有半点做人的尊严；还有写不完的检查交代，交不尽的外调材料等等。
在这种残酷的精神折磨下，爸爸几乎完全失去了自信，把自己当成一个罪人。
极度的恐惧和罪恶感使他的精神面临崩溃的边缘，好几次，我们真怕爸爸坚持不住了。
文革过后，爸爸的精神创伤久久难以平复，他有一段时间很少说话，总是呆坐，身体急剧衰老、恶化，他一次次地住进了医院。
逐渐地，这场灭顶之灾让他开始思考许多问题，明白了许多道理，包括困扰他后半生的许多世事。
他一遍又一遍地回顾、审视自己的一生，对自己做了严格的剖析。
然而，越是明白，他就越是痛苦，他有太多的苦楚，太多的遗憾，他说他对不起这个人，对不起那个人，接着，又登门向他们“谢罪”……然而，他心里觉得最对不起的还是他的读者，他的观众，他觉得自己写得太少了，“写得少”成为晚年困扰他的最大痛苦。
他就是在逐渐明白的痛苦中，带着“来不及挽回的痛悔”走过人生的最后阶段的。
爸爸考虑过再写点东西，他拿起了笔，开了很多头，想过很细的提纲，包括人物性格、小传和相互关系，甚至还有大段的台词对话。
他多么希望像年青的时候那样写啊，他要挣脱长期禁锢他的精神枷锁，发泄出郁积在心中的闷气和愤怒，他要反抗，要畅快地呼吸一下创作自由的空气，做一个“阳光照着的自由人”，他为逝去的生命追悔，急切地投入写作，渴望再次迸发出久违的创作激情
但是他又放下了，无穷的磨难已使他的身心枯槁，他再找不回年青时那种酣畅淋漓、自然浪漫的写作感觉和极乐时光，也再写不动了，就像“王佐断臂”故事中所说的那样：明白了，人也残废了。
1996年，万黛在医院最后一次看见爸爸，当时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
谈话中，爸爸突然问：“黛黛，你说我还能写东西吗
”黛黛看着眼前这个风烛残年的至亲老人，心里一阵难过，一阵犹豫，她知道，如果说“不”，这对爸爸来说，是太残酷了，就连忙回答；“爸，我相信你还能写”。
爸爸停了一下，像是对自己缓缓地说：“我要写，我一定还要写”。
当躯干的烛光已经快要熄灭的时候，爸爸对创作的向往和渴望仍在燃烧，他一刻也没有忘记一个剧作家对祖国和人民的天职。
回顾爸爸后半生的创作生活，他那么想写，爱写，能写，对创作有那么多想法。
但是，他不能写，写不出，写得不情愿，作为一个把戏剧创作视为生命和幸福、为戏剧而生的天才剧作家，他是多么痛苦、委屈和不甘啊! 我们什么时候想到这一点，都止不住地想哭，这正是我们最难过，多次让我们在研讨会上发言时掉泪、痛心的地方。
爸爸是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至亲至爱的人，这几年来，随着对他理解的加深，我们越来越多地想到的是，对爸爸艺术天才和创作悲剧的痛惜与悲哀，这不光是对他个人而发的，已超脱了纯粹亲人间的感情。
爸爸的创作苦闷，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戏剧文坛的悲哀。
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固然有他个人的弱点，比如他的懦弱、胆小怕事，还有私心，也有人说他世故，屈从。
他写了自己内心并不情愿写的东西，在文章中伤害过朋友，等等。
爸爸的胆子的确很小，在文艺界，他总觉得自己既不是从延安来的革命作家，也不是国统区的左联作家，内心胆怯而自卑；爸爸还怕出国，怕与外国人交谈临场发挥，他怕说错话，怕偏离“精神”，为此曾受过批评和斥责。
文化大革命中，他不敢看大字报，上街，不敢听广播，看报纸，甚至不敢到理发店理发，怕人问他什么出身，认出他是谁。
1966年12月4日，红卫兵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抓彭、罗、陆、杨事件”，爸爸因此而失踪。
我们急坏了，到处去找。
后来，周总理讲了话，才放了他。
回家以后很长时期，他对家人的问话一言不发，成天关在家里，连窗帘也不敢开，随时随地担心再被抓走。
人是复杂的，爸爸不论在创作、为人，还是家庭婚姻上，也是一个复杂的人。
比如，爸爸是一个艺术的行家，但在政治上却十分幼稚简单，再加上他感情化的艺术家气质，如前面所说的偏激、做事过头，这种偏颇和政治上的自卑往往使他过分地否定自己，虔诚地轻信和服从，他永远搞不清，更驾御不了复杂的政治斗争。
这些都是爸爸的弱点。
现在重要的问题是，像爸爸这样的一位才华出众的剧作家，一生只写了9部戏，尤其后半生几乎没写出什么真正的好作品，这是为什么
其中的原因是不是应该研究研究
除了探讨他个人的责任以外，还有没有更深层次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
我们想，对于曹禺的苦闷和创作悲剧，对于其他任何一位艺术家和艺术现象的分析和评价，我们的研究都应该是社会的、历史的和复杂辨证的。
应该说，曹禺的苦闷和创作悲剧，从根本上还是一种超出纯粹个人行为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同时也是历史的产物。
如果我们能够从他的一生总结出点什么，促使今天的艺术人才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艺术事业能够遵循艺术自身的规律发展，为中国戏剧再创世纪之作，那么，我们想，爸爸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非常高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