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牵丝戏背景故事
湖南花鼓戏源出于民歌，逐渐发展成为一旦一丑演唱的花鼓戏初级形式。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刊行的《浏阳县志》谈及当地元宵节玩龙灯情况时说：“又以童子装丑旦剧唱，金鼓喧阗，自初旬起至是夜止”。
说明一旦一丑演唱的花鼓戏——地花鼓，最迟在清嘉庆年间已经形成。
又据杨恩寿《坦园日记》清同治元年（1862），杨恩寿在湖南永兴观看的“花鼓词”（即花鼓戏）中，已有书生、书童、柳莺、柳莺婢四个角色，而且情节与表演都较生动，说明这时的花鼓戏不但已发展成“三小”（小旦、小丑、小生）戏，而且演出形式也具有一定规模。
从声腔和剧目看，初期以民间小调和牌子曲演唱边歌边舞的生活小戏，如《打鸟》、《盘花》、《送表妹》、《看相》等。
后来，“打锣腔”与“川调”传入，才逐渐出现故事性强的民间传说题材剧目。
打锣腔主要剧目有《清风亭》、《芦林会》、《八百里洞庭》、《雪梅教子》等，川调主要剧目有《刘海戏蟾》、《鞭打芦花》、《张光达上寿》、《赶子上路》等。
这样，便形成了艺术上比较完整的地方剧种。
黄梅戏的观后感
黄梅戏是我国戏曲的主要地方剧种。
黄梅戏发源地在湖北、安徽、江西三省交界的地区。
一百多年以前，这里流行黄梅调也叫采茶戏。
这种小戏中的一个支派逐渐东移，在安徽安庆地区成了气候，形成了后来的黄梅戏。
早期的黄梅戏多是把当地的民歌小调直接搬上舞台，表现当地生活尤其是农村生活的故事。
比如《打猪草》说的就是一个农村男孩与一个女孩因打草损坏了农作物产生矛盾，通过对歌化解矛盾的故事。
其中的郎对花，姐对花，一对对到田埂下……早已成了流行歌曲。
又如《夫妻观灯》，通过一对青年夫妇元宵节观灯的见闻，描绘了市井生活的丰富多彩。
不久，黄梅戏在搬演大戏上也有了成绩。
这些大戏主要是受青阳腔、徽调的影响而产生的故事完整的整本大戏，像《乌金记》，《七仙女下凡》等。
其中的《七仙女下凡》几经磨砺修改，最终定为《天仙配》，成了黄梅戏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品。
要指出的是，早期的黄梅戏，基本上是农民自娱自乐的一种文艺形式。
从20世纪20年代起，黄梅戏日趋成型，也逐渐走上了职业演出的道路，其重要标志之一即是演出地点从农村走上了城市舞台。
先是在安徽怀宁一带出现了专业班社。
怀宁素有戏乡的称号。
这里唱黄梅调十分兴盛。
从演出一方来说，戏目多、人才多、班社多；从看戏者一方来说，观众多、市场多。
于是，一批戏班应运而生。
1926年，著名演员丁永泉（旦角）、曹增祥（小生）、丁和寿（丑角）等所在的班社活跃于安庆市区，此后在这里扎根。
黄梅戏进入城市以后，受到了京剧、越剧、扬剧、淮剧、评剧等剧种的影响，在表演上有了很大的改进。
从剧目上看，改编、移植了其他剧种的好戏如《文素臣》、《宏碧缘》、《华丽缘》、《蜜蜂记》等。
从音乐上看，传统唱腔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主要是减少了传统唱腔中带有浓郁方言土语色彩的垫字，这样，唱腔简洁、明快，从字面上也好读易懂。
从表演上看，吸收了兄弟剧种的一些程式化动作。
如开门、关门、圆场、喝酒等动作。
其他在服装、道具、装置、伴奏等许多方面都比农村演出时有了发展。
这一时期的黄梅戏尤其是40年代的黄梅戏，已经成熟。
黄梅戏的更大发展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由于国家对地方戏曲给予足够的重视，为加强艺术力量，安徽省陆续选派一些文学、戏剧、音乐、美术方面的专门人才参加了黄梅戏的改革工作。
新老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使黄梅戏的整体面貌焕然一新。
黄梅戏从安庆小戏一跃而成为安徽省最大的剧种。
至今，黄梅戏与黄山一起，并称安徽二黄，成为安徽省的骄傲。
这一时期的黄梅戏，唱腔唱法都有了改革，音乐方面增强了平词类唱腔的表现力，突破了花腔只能专戏专用的束缚，同时，巧妙地借鉴民歌和其他音乐成分，创造出与传统唱腔相协调的新腔。
伴奏上，也不再是若断若续的三打七唱，而是建立了以中乐为主的中西混合乐队，从音乐气氛上大大提高了剧种的表现力。
这一时期演出的剧目很多，但大都进行了整理、重编。
如《打猪草》、《夫妻观灯》、《天仙配》、《蓝桥汲水》、《补背褡》、《梁山伯与祝英台》、《秦雪梅吊孝》、《柳树井》、《春香传》、《女驸马》、《牛郎织女》、《党的女儿》、《江姐》、《刘三姐》等不胜枚举。
其中的《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拍成了电影，为黄梅戏的广泛流传，为保留黄梅戏艺术家的卓越风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提到黄梅戏艺术，就不能不提起为黄梅戏艺术做出巨大贡献的一批老艺术家，如严凤英、王少舫、潘璟琍等。
其中，尤其以严凤英最为突出。
至今，人们只要提起黄梅戏，就会提起《天仙配》，只要提起《天仙配》，就会提起七仙女的扮演者严凤英。
试想，在今天的中国，有多少人会唱严凤英那段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