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钱钟书的名言
钱钟介 钱钟书(1910—1998)，现代文学研究家家，字默存，号槐聚用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
因他周岁“抓周”时抓得一本书，故取名“钟书”。
钱钟书出生于诗书世家，自幼受到传统经史方面的教育，中学时擅长中文、英文，却在数学等理科上成绩极差。
报考清华大学时，数学仅得15分，但因国文、英文成绩突出，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于1929年被清华大学外文系破格录取。
在这一时期，他刻苦学习，广泛接触世界各国的文化学术成果。
1933年大学毕业。
1935年和作家、翻译家杨绛结婚。
同年考取公费留学生资格，在牛津大学英文系攻读两年，又到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一年，于1938年回国。
曾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
钱钟书深入研读过中国的史学、哲学、文学经典，同时不曾间断过对西方新旧文学、哲学、心理学等的阅览和研究，著有多部享有声誉的学术著作。
他的散文和小说也很出色，特别是长篇小说《围城》，才情横溢，妙喻连篇，可谓家喻户晓。
钱钟书从小就聪明过人，但他的天赋主要表现在文学上。
他喜欢随心所欲地自由发挥，特别不愿意按部就班地逻辑推理，因此对数、理、化等课程深恶痛绝。
钱钟书进入中学读书后逐渐喜欢上了英语。
钱钟书所在的中学是美国圣公会办的教会学校，大部分课程都是用英文讲授。
他的英语成绩很好，但是他从不上英语课，也不看英语教科书，上课也不记笔记，而是低头看外文原版小说。
因此，他的英文几乎完全靠自学，充分表现了他卓异的语言天赋。
尽管学习成绩很好，但在生活方面，钱钟书确实有点“痴气”。
比如，他总分不清东西南北，一出门就分不清方向；穿衣服不是前后颠倒，便是内外不分。
最出洋相的是上体育课，作为领队，他的英语口令喊得相当宏亮、准确，但他自己却左右不分，不知道该怎么办。
口令喊对了，自己却糊里糊涂不会站，常常闹得全班哄堂大笑，自己却莫名其妙。
聪明过人却又时常“糊涂”，这就是叫人难以捉摸的钱钟书。
钱钟书学识渊博，记忆力惊人。
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就与吴晗、夏鼐被誉为清华“三才子”。
与陈衍老人的交往更体现了这一点。
陈衍，号石遗，晚清“三大诗人”之一，在当时的诗坛上占有重要地位。
石遗老人对当时的诗人学者甚少许可，但是对钱钟书却另眼相看。
每年寒暑假钱钟书从清华回无锡，石遗老人都要邀他去自己家。
有一次，石遗老人说起清末大诗人王运：“王运人品极低，仪表亦恶，世兄知之乎?”钱钟书对曰：“应该是个矮子。
”石遗笑说：“何以知之?”钱钟书说：“王死时，沪报有滑稽挽联云‘学富文中子，形同武大郎’，以此得之。
”石遗老人点头称是。
又说王运的著作只有《湘军志》可观，其诗可取者很少，他的《石遗室诗话》中只采用某两句，但已记不起是哪两句了。
钱钟书马上回答：“好像是‘独惭携短剑，真为看山来’”。
石遗老人不由得惊叹：“世兄真是好记性!” 钱钟书先生作为著名的作家和学者，成就举世瞩目。
晚年的钱钟书闭门谢客，淡泊名利，其高风亮节为世人所称道。
有位外国记者曾说，他来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万里长城，二是看钱钟书。
他把钱钟书看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
还有一个外国记者因为看了钱钟书的《围城》，想去采访钱钟书。
他打了很多次电话，终于找到了钱钟书。
钱钟书在电话里拒绝了采访的请求，并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个下蛋的鸡呢
”中央电视台开辟了一个面对大众的颇受欢迎的《东方之子》栏目，许多人拚死往里钻，以一展“风采”为荣，但当节目制作人员试图去采访钱钟书时，却遭到了他坚决的拒绝。
美国一所著名的大学想邀请他去讲学，时间是半年，两周讲一次，一次40分钟，合起来大约是8个小时的时间，而给予的报酬是16万美元，但钱钟书丝毫不为所动。
还有人在巴黎的《世界报》上著文称：中国有资格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非钱钟书莫属。
钱钟书对这个评价不但不表示接受，反而在《光明日报》上写文章质疑诺贝尔文学奖的公正性。
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按照钱钟书先生遗愿，先生后事一切从简，遗体由两三个亲人送别就行了，不举行任何悼念仪式，不保留骨灰，并恳辞花篮、花圈。
火化当天，在现场送行的，始终只有20多个人，包括钱钟书的女婿、外孙、外孙女，他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一些朋友。
还有一些人是听说后自愿赶来的。
钱钟书的遗孀、著名学者杨绛把一小朵紫色的勿忘我和白玫瑰放在钱钟书的身体上。
火化间的门关上时，别人劝她离开，她说：“不，我要再站两分钟。
”她眼睛里隐隐有泪花。
钱钟书的遗体火化后，根据他生前的意愿，骨灰就近抛洒。
“这样的大学者，代表了一个时代。
如果大家都知道了，光海外来的，可能就会有上千吧
”社科院外文所的薛先生说，“钱钟书走了，我们还是读他的书吧。
先生就活在书里。
”
“钱钟书与杨绛”的故事
1932年，22岁的杨绛华园偶然碰见了钱钟书。
，杨绛说，“他穿一件青褂，一双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翩翩。
”（杨绛 《记钱钟书与<围城>》） 杨绛本来是东吴大学的学生，因东吴大停课，学生借读北平高校，杨绛才来得到清华。
这般的阴差阳错，只能说他俩有姻缘在。
更有意思的是，这种偶遇实在是偶的巧极，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和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都是无锡的名士，张謇曾把两人称为“江南才子”，江南才子们风流会友自然是往来不绝的，杨绛和钱钟书偶然一遇，再偶然一谈，方才知道，世交不说，原来早在十多年前，8岁的杨绛就曾经跟随父亲拜访过钱家，那时的钱钟书在庭院里跑闹打跳的时候未必注意过这么一个来造访本家的女孩子。
可当下一想，却觉得真是冥冥中自有定数。
后来杨荫杭曾打趣杨绛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这巧缘，再加上两人文采的惺惺相吸，钱钟书和杨绛的恋爱，自然也不胫而走，流传于整个清华园了。
当时清华女少男多，而女生多住在“古月堂”，因此男生们有事没事都往那里跑去，情侣们也“每于夕阳西下，俪影双双徘徊于西园道上。
”为钱作传的汤晏笔调诙谐的说钱杨二人恐怕也是其中一对。
夏志清说钱锺书“才气高，幽默，很会讽刺人。
他什么人都看不起，当时联大的教授恨他的也不少。
他虽然一方面仍是谦虚，但是恃才傲物。
”这样的钱钟书，他的恋爱如果乏善可陈，与众雷同，那不免于泯灭可惜。
但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看看《围城》就知道了，什么事放到他手上，就消腾不了。
钱在清华的朋友许振德曾经说说，“钟书兄每将其恋爱经过逐一相告，并朗诵其情书佳作。
”（许振德《水木清华四十年》）这种得意于自己情书文采，倒是不稀奇，可隐私的情书也能当众宣读倒是钱钟书过人之处。
假使有人以此打趣杨绛，不晓得杨绛会不会诧异。
这一时期的钱钟书“好义山、仲则风华绮丽之体，为才子诗，全恃才华为之”，因此“写了很多有李义山风味的爱情诗。
”（汤晏《一代才子钱钟书》）他有一组《壬申年秋杪杂诗并序》就存留了写给杨绛的情诗，大抵可以窥见些风貌。
一首说，“缠绵悱恻好文章，粉恋香凄足断肠。
答报情痴无别物，心酸一把泪千行。
”钱才子诗意虽浅白，一番真情却是谁也不能怀疑得了。
又一首说，“困人节气奈何天，泥煞衾函梦不圆。
苦两泼寒宵似水，百虫声里怯孤眠。
”这是情诗的老调，因天而感人。
当然，钱钟书最让人诧异的就是写情诗用宋明理学入词，真是绝想妙想，当然也古怪的可以。
他自己对这一创举也很是自负，说“用理学家语作情诗，自来无第二人。
”（吴忠匡《记钱钟书先生》）这样的句子，我在别人写的传记里面找到几条，比如“除蛇深草钩难看，御寇颓垣守不坚。
”据说，这是以蛇比做相思，取捉摸不定，难以自持的意思。
做法倒是新奇，可总觉得不像情诗。
当年的杨绛看到这样子的情诗，赞叹之余恐怕要有点苦笑。
汤晏说《围城》实际上很间接的说了钱杨的恋爱。
除了书的写作年代基本契合以外，还透露了一个小故事。
有人曾当面问过钱钟书，说《围城》里的人都被他讽刺过，唯独“唐小姐例外”，最后也只是“fadeout”，这是什么原因。
钱钟书听完狡黠的反问，“难道你的意思说，唐晓芙是我的dream-girl
”钱钟书和杨绛的书信不是很勤快，如《围城》里描写的方鸿渐和唐晓芙一样，不过是“见了七八次，写给她了十几封信，唐小姐也回了五六封。
”放到现实中，假使杨绛回了五六封信，那么有一封肯定落到了钱老爷子钱基博手上，老先生三下五除二坦坦然的拆封一阅，见杨绛信中说，她和钱的事，自己同意没用，需要双方父母兄弟欢喜才好。
老先生看这女孩子通情达理，心里一高兴竟绕过钱钟书直接给杨绛去信一封，把杨绛夸奖了一番。
这种事情，说起来都让人忍俊不禁，这一家子可真是出奇人。
至于杨绛的父亲更是有意思的紧，和女婿钱钟书爱好到了一块，本来有个读书的女婿是差强人意，等知晓了这个女婿和自己一样喜欢读字典，一下子就大为赏识。
有一次偷偷问杨绛，“钟书常那么高兴吗
”一副欢喜关心的样子。
钱杨在双方家长满意后遂举行了婚礼。
杨绛后来回忆说，他们结婚前还有“订婚”一说，很是滑稽“明明是我们自己认识的，明明是我把默存介绍给我爸爸。
……可我们还颠颠倒倒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杨绛《车过古战场—追忆与钱穆先生同行赴京》）婚后，两人即赴英国。
在英国期间杨绛怀孕，钱钟书说，“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
”（杨绛《我们仨》）风雨半个世纪后，1999年，八十八岁的钱钟书从此永远的离开了杨绛。
四年后，杨绛写出了一本散文集《我们仨》，来追忆他和钱钟书的故事，风传一时，人人争相阅读，在书的开头杨绛说她做了一个梦，她梦见“我和锺书一同散步，说说笑笑，走到了不知什么地方。
太阳已经下山，黄昏薄幕，苍苍茫茫中，忽然锺书不见了。
我四顾寻找，不见他的影踪。
我喊他，没人应。
”后来她把梦告诉钱钟书，埋怨钱钟书不等她让她惶急和孤凄，钱钟书说，“那是老人的梦，他也常做。
”（杨绛《我们仨》）这是老人的梦，被杨绛冒冒失的说了出来，而钱钟书则长久的埋在心底。
因为钱钟书知道有一天当他们在古驿道上走散时，这便成了一个真的“长达万里的梦”，他要比杨绛更加勇敢的面对。
当年在和杨绛热恋时，钱钟书曾经写下一首诗，良宵苦被睡相谩，猎猎西风测测寒。
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
我长时间的念着最后的两句，于是久久地不能停下。
杨绛的名言,感慨深的
1、 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 ——杨绛2、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
——杨绛 《我们仨》3、 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 ——杨绛4、 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
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杨绛 《100岁感言》5、 故人笑比中庭树，一日秋风一日疏。
——杨绛 《将饮茶》6、 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
他现在故意慢慢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
这我愿意。
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
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
我算不清。
但是我陪他走的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杨绛 《我们仨》7、 我在融洽而优裕的环境里生长，全不知世事。
可是我很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该”学什么。
所谓“该”，指最有益于人，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
我知道这个“该”是很夸大的，所以羞于解释。
父亲说，没有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
我却不放心。
只问自己的喜爱，对吗
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
爱读小说， 就学小说
父亲说，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
——杨绛 《将饮茶》8、 假如“心如明镜台”的比喻可以借用，她就要勤加拂拭，抹去一切尘埃。
——杨绛 《洗澡》9、 ”见她之前，从未想结婚；娶她之后，从未后悔娶她” 钱钟书与杨绛的一世情缘 我第一次和钟书见面是在1932年3月，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
见面后老钱开始给我写信，约我到工字厅相会。
见面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
”而我则紧张的回答：“我也没有男朋友。
”于是便 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以至于他放假就回家了。
我难受了好多时。
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了。
——杨绛10、 “我只怕人不如书好对付。
他们会看不起你，欺负你，或者就嫉妒你，或者又欺负又嫉妒。
…” ——杨绛 《洗澡》11、 我常奇怪，为什么有人得了我父亲的帮助，感激得向我母亲叩头，终身不忘。
为什么有人由我父亲的帮助得了一千多亩好田，二十年后居然没忘记她所得的便宜；不顾我父亲老病穷困，还来剥削他的脑力，然后用两个汤团来表达她的谢意。
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竟这么大
——杨绛 《将饮茶》12、 “假如说，人事有灵性、有良知的动物，那么，人生一世，无非是认识自己，洗练自己，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除非甘心于禽兽无异。
但是这又谈何容易呢。
” ——杨绛 《洗澡》13、 据说，朋友的友情往往建立在互相误解的基础上。
恋爱大概也是如此。
——杨绛 《洗澡》14、 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得到金钱，拥有金钱未必拥有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如愿以偿 ——杨绛 《百岁感言》15、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站在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婚姻也罢、事业也罢，人生的欲望大都如此。
——杨绛16、 他发愿说：“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 ——杨绛
读杨绛与钱钟书的爱情才知何为最美的爱情
相识：人生若只如初见杨绛出生在无锡一个书香门第，清逸温婉，知书达理。
1928年，杨绛高中毕业，她心心念念想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孰料那年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女生，但是南方没有名额。
无奈之下，杨绛选择了东吴大学。
1932年初，杨绛本该读大四下，东吴大学却因学潮而停课。
为了顺利完成学业，杨绛毅然北上京华，借读清华大学。
当时，为了去清华，杨绛放弃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至此，她终于圆了清华梦。
仿佛冥冥中，清华园的钱钟书正在召唤着姗姗来迟的她。
3月的一天，风和日丽，幽香袭人。
杨绛在清华大学古月堂的门口，幸运地结识了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钱钟书。
当时钱钟书穿着青布大褂，脚穿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目光炯炯有神，谈吐机智幽默，满身浸润着儒雅气质。
两人一见如故，侃侃而谈。
钱钟书急切地澄清：“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
”杨绛也趁机说明：“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
”恰巧两人在文学上有共同的爱好和追求，这一切使他们怦然心动，一见钟情。
两人恋爱时，除了约会，就是通信。
钱钟书文采斐然，写的信当然是撩人心弦的情书，杨绛的那颗芳心被迅速融化。
有一次，杨绛的回信落在了钱钟书父亲钱基博老先生的手里。
钱父好奇心突发，悄悄拆开信件，看完喜不自禁。
原来，杨绛在信中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钱父大赞：“此诚聪明人语
”在钱父看来，杨绛思维缜密，办事周到，这对于不谙世事的儿子，是可遇不可求的贤内助。
1935年，两人完婚，牵手走入围城。
其实，这段缘分早就命中注定了。
早在1919年，8岁的杨绛曾随父母去过钱钟书家做客，只是当时年纪小，印象寥寥。
但这段经历恰恰开启了两人之间的“前缘”。
而且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与杨绛的父亲杨荫杭都是无锡本地的名士，两人的结合可谓是“门当户对，珠联璧合”，两家人是真正地“皆大欢喜”。
相爱：赌书消得泼茶香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杨绛与钱钟书是天造地设的绝配。
胡河清曾赞叹：“钱锺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
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
”在这样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两人过着“琴瑟和弦，鸾凤和鸣”的围城生活。
1935年，杨绛陪夫君去英国牛津就读。
初到牛津，杨绛很不习惯异国的生活，又乡愁迭起。
一天早上，杨绛还在睡梦中，钱钟书早已在厨房忙活开了，平日里“拙手笨脚”的他煮了鸡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还做了醇香的红茶。
睡眼惺忪的杨绛被钱钟书叫醒，他把一张用餐小桌支在床上，把美味的早餐放在小桌上，这样杨绛就可以坐在床上随意享用了。
吃着夫君亲自做的饭，杨绛幸福地说：“这是我吃过的最香的早饭”，听到爱妻满意的回答，钱钟书欣慰地笑了。
学习之余，杨绛和钱钟书还展开读书竞赛，比谁读的书多。
通常情况下，两人所读的册数不相上下。
有一次，钱钟书和杨绛交流阅读心得：“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许多疏忽。
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会发现。
”杨绛不以为然，说：“这是你的读法。
我倒是更随性，好书多看几遍，不感兴趣的书则浏览一番即可。
”读读写写，嘻嘻闹闹，两人的婚姻生活倒充满了悠悠情趣，羡煞旁人。
1942年底，杨绛创作了话剧《称心如意》。
在金都大戏院上演后，一鸣惊人，迅速走红。
杨绛的蹿红，使大才子钱钟书坐不住了。
一天，他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
”杨绛大为高兴，催他赶紧写。
杨绛让他减少授课时间，为了节省开支，她还把家里的女佣辞退了，自己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劈材生火做饭样样都来，经常被烟火熏得满眼是泪，也会不小心切破手指。
可是杨绛并未抱怨过，她心甘情愿地做灶下婢，只盼着钟书的大作早日问世。
看着昔日娇生惯养的富家小姐，如今修炼成任劳任怨的贤内助，钱钟书心里虽有惭愧，但更多的是对爱妻的感激与珍爱。
两年后，《围城》成功问世。
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
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
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
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其实，《围城》是在沦陷上海的时期写的，艰难岁月里，夫妻两人相濡以沫，相敬如宾，这是多么难得的人间真情啊
相守：此情可待成追忆爱女阿圆出生时，钱钟书致“欢迎辞”：“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杨绛说女儿是自己“平生唯一的杰作”。
回国后，这个三口之家一直居无定所。
1962年8月，一家人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个阳台，他们又添置了家具，终于有了个舒适的家。
那时，钱钟书经常带着妻女去饭馆吃饭，有一次，在等待上菜的空挡，钱钟书和阿圆一直在观察其他饭桌上吃客的言谈举止，并且像看戏一样很是着迷。
杨绛奇怪地问：“你们这是干嘛啊
”阿圆说：“观察生活是件很有趣的事，你看那一桌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那一桌是在宴请亲戚……”杨绛明白了，这父女俩是在看戏呢。
待到吃完饭的时候，有的戏已经下场，有的戏正在上演。
这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平淡的生活充满了温情。
这个三口之家，很朴素，很单纯，温馨如饴，只求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时光静静流逝着，再美好的故事总有谢幕的一天，杨绛在《我们仨》里写道：“1997年早春，阿媛去世。
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
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阿圆去世时，钱钟书已重病卧床，他黯然地看着杨绛，眼睛是干枯的，心里却在流泪。
杨绛急忙告诉他：“阿圆是在沉睡中去的。
”钱钟书点头，痛苦地闭上眼睛。
怀着丧女之痛，杨绛还要每天去医院探望钱钟书，百般劝慰他，并亲自做饭带给他吃。
那时，杨绛已经八十多岁高龄，老病相催，生活日趋艰难。
尽管如此，她依旧坚强地支撑起这个失去爱女的破碎之家。
女儿走了，丈夫走了，昔日其乐融融的家庭不复存在，只剩下杨绛孤零零一个人。
从此，杨绛深居简出，很少接待来客，开始悉心整理钱钟书的手稿。
有一日，社会学家费孝通来拜访杨绛。
他对当年的心上人还是情有独钟，便带着自己的著作来请杨绛“斧正”。
旧友重逢，喜上眉梢，两人嘘寒问暖，交谈甚欢，忽然杨绛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了，便态度冷淡起来。
待送别费老时，他颤巍巍走下楼梯，还依依不舍地频频回头，杨绛淡淡地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再不要知难而上了。
”费老瞬间领悟了她的意思，从此彻底死了心。
2011年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百岁大寿，但是她很低调，没有举行任何隆重的庆祝仪式。
她只嘱咐亲戚们在家为她吃上一碗寿面即可。
钱钟书曾用一句话，概括他与杨绛的爱情：“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这对文坛伉俪的爱情，不仅有碧桃花下、新月如钩的浪漫，更融合了两人心有灵犀的默契与坚守。
纵然斯人已逝，而杨绛先生的深情依旧在岁月的轮回中静水流深，生生不息。
钱钟书和杨绛对爱情看透了 还有多少真实
钱钟书和林徽因邻居，他的猫经常和林的猫打架,他就准备了一根长竹竿,不管天气多冷,只要听到他的猫在打架,他就拿起竹竿去帮他的猫打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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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杨绛、钱钟书先后被打成“牛鬼蛇神”双双接受“改造”。
就是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也保持着一份少有的幽默。
比如被迫剃了“阴阳头”，她会说：“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果不其然，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
”相守：此情可待成追忆爱女阿圆出生时，钱钟书致“欢迎辞”：“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杨绛说女儿是自己“平生唯一的杰作”。
回国后，这个三口之家一直居无定所。
1962年8月，一家人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个阳台，他们又添置了家具，终于有了个舒适的家。
那时，钱钟书经常带着妻女去饭馆吃饭，有一次，在等待上菜的空挡，钱钟书和阿圆一直在观察其他饭桌上吃客的言谈举止，并且像看戏一样很是着迷。
杨绛奇怪地问：“你们这是干嘛啊
”阿圆说：“观察生活是件很有趣的事，你看那一桌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那一桌是在宴请亲戚……”杨绛明白了，这父女俩是在看戏呢。
待到吃完饭的时候，有的戏已经下场，有的戏正在上演。
这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平淡的生活充满了温情。
这个三口之家，很朴素，很单纯，温馨如饴，只求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时光静静流逝着，再美好的故事总有谢幕的一天，杨绛在《我们仨》里写道：“1997年早春，阿媛去世。
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
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阿圆去世时，钱钟书已重病卧床，他黯然地看着杨绛，眼睛是干枯的，心里却在流泪。
杨绛急忙告诉他：“阿圆是在沉睡中去的。
”钱钟书点头，痛苦地闭上眼睛。
怀着丧女之痛，杨绛还要每天去医院探望钱钟书，百般劝慰他，并亲自做饭带给他吃。
那时，杨绛已经八十多岁高龄，老病相催，生活日趋艰难。
尽管如此，她依旧坚强地支撑起这个失去爱女的破碎之家。
女儿走了，丈夫走了，昔日其乐融融的家庭不复存在，只剩下杨绛孤零零一个人。
从此，杨绛深居简出，很少接待来客，开始悉心整理钱钟书的手稿。
有一日，社会学家费孝通来拜访杨绛。
他对当年的心上人还是情有独钟，便带着自己的著作来请杨绛“斧正”。
旧友重逢，喜上眉梢，两人嘘寒问暖，交谈甚欢，忽然杨绛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了，便态度冷淡起来。
待送别费老时，他颤巍巍走下楼梯，还依依不舍地频频回头，杨绛淡淡地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再不要知难而上了。
”费老瞬间领悟了她的意思，从此彻底死了心。
2010年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百岁大寿，但是她很低调，没有举行任何隆重的庆祝仪式。
她只嘱咐亲戚们在家为她吃上一碗寿面即可。
钱钟书曾用一句话，概括他与杨绛的爱情：“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这对文坛伉俪的爱情，不仅有碧桃花下、新月如钩的浪漫，更融合了两人心有灵犀的默契与坚守。
纵然斯人已逝，而杨绛先生的深情依旧在岁月的轮回中静水流深，生生不息。
钱钟书与杨绛怎么认识的、简单概括 一百字左右
这个是杨绛为钱钟书的围城写的序文的一部分，里边有很多他们夫妻之间以及钱钟书的亲人之间的故事，一直觉得这个序文很好，可惜网上很难找到完整版，对付看吧
一 钱钟书写 钱钟书在的序里说，这本书是他“锱铢积累”写成的。
我是“锱铢积累” 读完的。
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
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
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
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
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
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
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
后来他对这部小说以及其它“少作”都不满意，恨不得大改特改，不过这是后话了。
钟书选注宋诗，我曾自告奋勇，愿充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最低标准；如果我读不懂，他得补充注释。
可是在的读者里，我却成了最高标准。
好比学士通人熟悉古诗文里词句的来历，我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节的来历。
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资格为《围城》做注释的，该是我了。
钟书和我一九三二年春在清华初识，一九三三年订婚，一九三五年结婚，同船到英国（我是自费留学），一九三七年秋同到法国，一九三八年秋同船回国。
我母亲一年前去世，我苏州的家已被日寇抢劫一空，父亲避难上海，寄居我姐夫家。
我急要省视老父，钟书在香港下船到昆明，我乘原船直接到上海。
当时我中学母校的校长留我在“孤岛” 的上海建立“分校”。
二年后上海沦陷，“分校”停办，我暂当家庭教师，又在小学代课，业余创作话剧。
钟书陷落上海没有工作，我父亲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钟点让给他，我们就在上海艰苦度日。
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
”我非常高兴，催他快写。
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
我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
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
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
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
钟书一出世就由他伯父抱去抚养，因为伯父没有儿子。
据钱家的“坟上风文”，不旺长房旺小房；长房往往没有子息，便有，也没出息，伯父就是“没出息”的长子。
他比钟书的父亲大十四岁，二伯父早亡，他父亲行二，叔父行四，两人是同胞双生，钟书是长孙，出嗣给长房。
伯父为钟书连夜冒雨到乡间物色得一个壮健的农妇；她是寡妇，遗腹子下地就死了，是现成的好奶妈（钟书称为“姆妈”）。
姆妈一辈于帮在钱家，中年以后，每年要呆呆的发一阵子呆，家里人背后称为“痴姆妈”。
她在钟书结婚前特地买了一只翡翠镶金戒指，准备送我做见面礼。
有人哄她那是假货，把戒指骗去，姆妈气得大发疯，不久就去世了，我始终没见到她。
钟书自小在大家庭长大，和堂兄弟的感情不输亲兄弟。
亲兄弟、堂兄弟共十人，钟书居长。
众兄弟间，他比较稚钝，孜孜读书的时候，对什么都没个计较，放下书本，又全没正经，好像有大量多余的兴致没处寄放，专爱胡说乱道。
钱家人爱说他吃了痴姆妈的奶，有“痴气”。
我们无锡人所谓“痴”，包括很多意义：疯、傻、憨、稚气、呆气、淘气等等。
他父母有时说他“痴颠不拉”、“痴舞作法”、“呒著呒落”（“著三不著两”的意思——我不知正确的文字，只按乡音写）。
他确也不像他母亲那样沉默寡言、严肃谨慎，也不像他父亲那样一本正经。
他母亲常抱怨他父亲“憨”。
也许钟书的“痴气”和他父亲的憨厚正是一脉相承的。
我曾看过他们家的旧照片。
他的弟弟都精精壮壮，唯他瘦弱，善眉善眼的一副忠厚可怜相。
想来那时候的“痴气”只是稚气、呆气，还不会淘气呢。
钟书周岁“抓周”，抓了一本书，因此取名“钟书”。
他出世那天，恰有人送来一部，伯父已为他取名“仰先”，字“哲良”。
可是周岁有了“钟书” 这个学名，“仰先”就成为小名，叫作“阿先”。
但“先儿”、“先哥”好像“亡儿”、 “亡兄”，“先”字又改为“宣”，他父亲仍叫他“阿先”。
（他父亲把钟书写的家信一张张帖在本子上，有厚厚许多本，亲手帖上题签“先儿家书（一）（二）（三）……”；我还看到过那些本子和上面贴的信。
）伯父去世后，他父亲因钟书爱胡说乱道，为他改字“默存”，叫他少说话的意思。
钟书对我说：“其实我喜欢‘哲良’，又哲又良——我闭上眼睛，还能看到伯伯给我写在练习簿上的‘哲良’。
”这也许因为他思念伯父的缘故。
我觉得他确是又哲又良，不过他“痴气”盎然的胡说乱道，常使他不哲不良——假如淘气也可算不良。
“默存”这个号显然没有起克制作用。
伯父“没出息”，不得父母欢心，原因一半也在伯母。
伯母娘家是江阴富户，做颜料商发财的，有七八只运货的大船。
钟书的祖母娘家是石塘湾孙家，官僚地主，一方之霸。
婆媳彼此看不起，也影响了父子的感情。
伯父中了秀才回家，进门就挨他父亲一顿打，说是“杀杀他的势气”；因为钟书的祖父虽然有两个中举的哥哥，他自己也不过是个秀才。
钟书不到一岁，祖母就去世了。
祖父始终不喜欢大儿子，钟书也是不得宠的孙子。
钟书四岁（我纪年都用虚岁，因为钟书只记得虚岁，而钟书是阳历十一月下旬生的，所以周岁当减一岁或二岁）由伯父教他识字。
伯父是慈母一般，钟书成天跟着他。
伯父上茶馆，听说书，钟书都跟去。
他父亲不便干涉，又怕惯坏了孩子，只好建议及早把孩子送入小学。
钟书六岁入秦氏小学。
现在他看到人家大讲“比较文学”，就记起小学里造句：“狗比猫大，牛比羊大”；有个同学比来比去，只是“狗比狗大，狗比狗小”，挨了老师一顿骂。
他上学不到半年，生了一场病，伯父舍不得他上学，借此让他停学在家。
他七岁，和比他小半岁的常弟钟韩同在亲戚家的私塾附学，他念，钟韩念。
但附学不便，一年后他和钟韩都在家由伯父教。
伯父对钟书的父亲和叔父说： “你们两兄弟都是我启蒙的，我还教不了他们
”父亲和叔父当然不敢反对。
其实钟书的父亲是由一位族兄启蒙的。
祖父认为钟书的父亲笨，叔父聪明，而伯父的文笔不顶好。
叔父反正聪明，由伯父教也无妨；父亲笨，得请一位文理较好的族兄来教。
那位族兄严厉得很，钟书的父亲挨了不知多少顿痛打。
伯父心疼自己的弟弟，求了祖父，让两个弟弟都由他教。
钟书的父亲挨了族兄的痛打一点不抱怨，却别有领会。
他告诉钟书：“不知怎么的，有一天忽然给打得豁然开通了。
” 钟书和钟韩跟伯父读书，只在下午上课。
他父亲和叔父都有职业，家务由伯父经管。
每天早上，伯父上茶馆喝茶，料理杂务，或和熟人聊天。
钟书总跟着去。
伯父化一个铜板给他买一个大酥饼吃（据钟书比给我看，那个酥饼有饭碗口大小，不知是真有那么大，还是小儿心目中的饼大）；又化两个铜板，向小书铺子或书摊租一本小说给他看。
家里的小说只有、、等正经小说。
钟书在家里已开始囫囵吞枣地阅读这类小说，把“同呆 子”读如“岂子”，也不知里的“呆子” 就是猪八戒。
钟书小时候，中药房卖的草药每一味都有两层纸包裹；一张白纸，一张印着药名和药性。
每服一付药可攒下一叠包药的纸。
这种纸干净、吸水，钟书大约八、九岁左右常用包药纸来临摹他伯父藏的，或印在里的“诗中之画”。
他为自己想出一个别号叫“项昂之”——因为他佩服项羽，“昂之”是他想象中项羽的气概。
他在每幅画上挥笔署上“项昂之”的大名，得意非凡。
他大约常有“项昂之”的兴趣，只恨不善画。
他曾央求当时在中学读书的女儿为他临摹过几幅有名的西洋淘气画，其中一幅是（图名是我杜撰），魔鬼像吹喇叭似的后部撒着气逃跑，画很妙。
上课画《许眼变化图》，央女儿代摹《魔鬼遗臭图》，想来也都是“痴气”的表现。
钟书在他父亲的教导下“发愤用功”，其实他读书还是出于喜好，只似馋嘴佬贪吃美食：食肠很大，不择精粗，甜咸杂进。
极俗的书他也能看得哈哈大笑。
戏曲里的插科打诨，他不仅且看且笑，还一再搬演，笑得打跌。
精微深奥的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大部著作，他像小儿吃零食那样吃了又吃，厚厚的书一本本渐次吃完，诗歌更是他喜好的读物。
重得拿不动的大字典、辞典、百科全书等，他不仅挨着字母逐条细读，见了新版本，还不嫌其烦地把新条目增补在旧书上。
他看书常做些笔记。
我只有一次见到他苦学。
那是在牛津，论文预试得考“版本和校勘”那一门课，要能辨认十五世纪以来的手稿。
他毫无兴趣，因此每天读一本侦探小说“休养脑筋”， “休养”得睡梦中手舞脚踢，不知是捉拿凶手，还是自己做了凶手和警察打架。
结果考试不及格，只好暑假后补考。
这件补考的事，《围城》英译本《导言》里也提到。
钟书一九七九年访美，该译本出版家把译本的《导言》给他过目，他读到这一段又惊又笑，想不到调查这么精密。
后来胡志德（Theodore Huters）君来见，才知道是他向钟书在牛津时的同窗好友Donald Stuart打听来的。
胡志德一九八二年出版的《钱钟书》里把这件事却删去了。
钟书的“痴气”书本里灌注不下，还洋溢出来。
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贴，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
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醮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
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
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
回国后他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
沦陷在上海的时候，他多余的“痴气”往往发泄在叔父的小儿小女、孙儿孙女和自己的女儿阿圆身上。
这一串孩子挨肩儿都相差两岁，常在一起玩。
有些语言在“不文明”或“臭”的边缘上，他们很懂事似的注意避忌。
钟书变着法儿，或作手势，或用切口，诱他们说出来，就赖他们说“坏话”。
于是一群孩子围着他吵呀，打呀，闹个没完。
他虽然挨了围攻，还俨然以胜利者自居。
他逗女儿玩，每天临睡在她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
女儿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
钟书恨不得把扫帚、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博取一遭意外的胜利。
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钟书百玩不厌。
他又对女儿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她。
阿圆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
他写了一个开头的《百合心》里，有个女孩子穿一件紫红毛衣，钟书告诉阿圆那是个最讨厌的孩子，也就是她。
阿圆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钟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
一个藏，一个找，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
后来连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那里去了。
钟书的“痴气”也怪别致的。
他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
”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
解放后，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
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钟书设法把它救下。
小猫下来后，用爪子轻轻软软地在钟书腕上一搭，表示感谢。
我们常爱引用西方谚语：“地狱里尽是不知感激的人。
”小猫知感，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
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
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
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紧邻林徽因女士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
我常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
”（《猫》的第一句），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 钱家人常说钟书“痴人有痴福”。
他作为书痴，倒真是有点痴福。
供他阅读的书，好比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除了下放期间，他只好“反刍”似的读读自己的笔记，和携带的字典?\\\/ 钟书上了四年高小，居然也毕业了。
钟韩成绩斐然，名列前茅；他只是个痴头傻脑、没正经的孩子。
伯父在世时，自愧没出息，深怕“坟上风水”连累了嗣给长房的钟书。
原来他家祖坟下首的一排排树高大茂盛，上首的细小萎弱。
上首的树当然就代表长房了。
伯父一次私下化钱向理发店买了好几斤头发，叫一个佃户陪着，悄悄带着钟书同上祖坟去，把头发埋在上首几排树的根旁。
他对钟书说，要叫上首的树荣盛，“将来你做大总统。
”那时候钟书才七八岁，还不懂事，不过多少也感觉到那是伯父背着人干的私心事，所以始终没向家里任何别人讲过。
他讲给我听的时候，语气中还感念伯父对他的爱护，也惊奇自己居然有心眼为伯父保密。
钟书十四岁和钟韩同考上苏州桃坞中学（美国圣公会办的学校）。
父母为他置备了行装，学费书费之外，还有零用钱。
他就和钟韩同往苏州上学，他功课都还不错，只算术不行。
那年他父亲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寒假没回家。
钟书寒假回家没有严父管束，更是快活。
他借了大批的《华网书库》、《红玫瑰》、《紫萝兰》等刊物姿意阅读。
暑假他父亲归途阻塞，到天津改乘轮船，转辗回家，假期已过了一半。
他父亲回家第一事是命钟书钟韩各做一篇文章；钟韩的一篇颇受夸赞，钟书的一篇不文不白，用字庸俗，他父亲气得把他痛打一顿，钟书忍笑向我形容他当时的窘况：家人都在院子里乘凉，他一人还在大厅上，挨了打又痛又羞，呜呜地哭。
这顿打虽然没有起“豁然开通”的作用，却也激起了发奋读书的志气。
钟书从此用功读书，作文大有进步。
他有时不按父亲教导的方法作古文，嵌些骈骊，倒也受到父亲赞许。
他也开始学着作诗，只是并不请教父亲。
一九二七年桃坞中学停办，他和钟韩同考入美国圣公会办的无锡铺仁中学，钟书就经常有父亲管教，常为父亲代笔写信，由口授而代写，由代写信而代作文章。
钟书考入清华之前，已不复挨打而是父亲得意的儿子了。
一次他代父亲为乡下某大户作了一篇墓志铭。
那天午饭时，钟书的姆妈听见他父亲对他母亲称赞那篇文章，快活得按捺不住，立即去通风报信，当着他伯母对他说：“阿大啊，爹爹称赞你呢
说你文章做得好
”钟书是第一次听到父亲称赞，也和姆妈一样高兴，所以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那时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的一本书，上有钟书父亲的序文。
据钟书告诉我，那是他代写的，一字没有改动。
我常见钟书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笔就写，八行笺上，几次抬头，写来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
钟书说，那都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他额角上挨了不少“爆栗子”呢。
钟书二十岁伯母去世。
那年他考上清华大学，秋季就到北京上学。
他父亲收藏的“先儿家书”是那时候开始的。
他父亲身后，钟书才知道父亲把他的每一封信都贴在本子上珍藏。
信写得非常有趣，对老师、同学都有生动的描写。
可惜钟书所有的家书（包括写给我的），都由“回禄君”收集去了。
钟书在清华的同班同学饶余威一九六八年在新加坡或台湾写了一篇《清华的回忆》①，有一节提到钟书：“同学中我们受钱钟书的影响最大。
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是考试时总是第一，他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
……”据钟书告诉我，他上课也带笔记本，只是不作笔记，却在本子上乱画。
现在美国的许振德君和钟书是同系同班，他最初因钟书夺去了班上的第一名，曾想揍他一顿出气，因为他和钟书同学之前，经常是名列第一的。
一次偶有个个能解决的问题，钟书向他讲解了，他很感激，两人成了朋友，上课常同坐在最后一排。
许君上课时注意一女同学，钟书就在笔记本上画了一系列的《许眼变化图》，在同班同学里颇为流传，钟书曾得意地面给我看。
一年前许君由美国回来，听钟书说起《许眼变化图》还忍个住大笑。
①《清华大学第五级毕业五十周年纪念册》（一九八四年出版）转载此门，饶君已故。
钟书小时候，中药房卖的草药每一味都有两层纸包裹；一张白纸，一张印着药名和药性。
每服一付药可攒下一叠包药的纸。
这种纸干净、吸水，钟书大约八、九岁左右常用包药纸来临摹他伯父藏的《芥子园画谱》，或印在《唐诗三百首》里的“诗中之画”。
他为自己想出一个别号叫“项昂之”——因为他佩服项羽，“昂之”是他想象中项羽的气概。
他在每幅画上挥笔署上“项昂之”的大名，得意非凡。
他大约常有“项昂之”的兴趣，只恨不善画。
他曾央求当时在中学读书的女儿为他临摹过几幅有名的西洋淘气画，其中一幅是《魔鬼临去遗臭图》（图名是我杜撰），魔鬼像吹喇叭似的后部撒着气逃跑，画很妙。
上课画《许眼变化图》，央女儿代摹《魔鬼遗臭图》，想来也都是“痴气”的表现。
钟书在他父亲的教导下“发愤用功”，其实他读书还是出于喜好，只似馋嘴佬贪吃美食：食肠很大，不择精粗，甜咸杂进。
极俗的书他也能看得哈哈大笑。
戏曲里的插科打诨，他不仅且看且笑，还一再搬演，笑得打跌。
精微深奥的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大部著作，他像小儿吃零食那样吃了又吃，厚厚的书一本本渐次吃完，诗歌更是他喜好的读物。
重得拿不动的大字典、辞典、百科全书等，他不仅挨着字母逐条细读，见了新版本，还不嫌其烦地把新条目增补在旧书上。
他看书常做些笔记。
我只有一次见到他苦学。
那是在牛津，论文预试得考“版本和校勘”那一门课，要能辨认十五世纪以来的手稿。
他毫无兴趣，因此每天读一本侦探小说“休养脑筋”，“休养”得睡梦中手舞脚踢，不知是捉拿凶手，还是自己做了凶手和警察打架。
结果考试不及格，只好暑假后补考。
这件补考的事，《围城》英译本《导言》里也提到。
钟书一九七九年访美，该译本出版家把译本的《导言》给他过目，他读到这一段又惊又笑，想不到调查这么精密。
后来胡志德（Theodore Huters）君来见，才知道是他向钟书在牛津时的同窗好友Donald Stuart打听来的。
胡志德一九八二年出版的《钱钟书》里把这件事却删去了。
钟书的“痴气”书本里灌注不下，还洋溢出来。
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贴，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
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醮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
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
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
回国后他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
沦陷在上海的时候，他多余的“痴气”往往发泄在叔父的小儿小女、孙儿孙女和自己的女儿阿圆身上。
这一串孩子挨肩儿都相差两岁，常在一起玩。
有些语言在“不文明”或“臭”的边缘上，他们很懂事似的注意避忌。
钟书变着法儿，或作手势，或用切口，诱他们说出来，就赖他们说“坏话”。
于是一群孩子围着他吵呀，打呀，闹个没完。
他虽然挨了围攻，还俨然以胜利者自居。
他逗女儿玩，每天临睡在她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
女儿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
钟书恨不得把扫帚、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博取一遭意外的胜利。
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钟书百玩不厌。
他又对女儿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她。
阿圆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
他写了一个开头的《百合心》里，有个女孩子穿一件紫红毛衣，钟书告诉阿圆那是个最讨厌的孩子，也就是她。
阿圆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钟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
一个藏，一个找，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
后来连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那里去了。
钟书的“痴气”也怪别致的。
他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
”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
解放后，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
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钟书设法把它救下。
小猫下来后，用爪子轻轻软软地在钟书腕上一搭，表示感谢。
我们常爱引用西方谚语：“地狱里尽是不知感激的人。
”小猫知感，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
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
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
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紧邻林徽因女士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
我常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
”（《猫》的第一句），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 钱家人常说钟书“痴人有痴福”。
他作为书痴，倒真是有点痴福。
供他阅读的书，好比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除了下放期间，他只好“反刍”似的读读自己的笔记，和携带的字典）。
新书总会从意外的途径到他手里。
他只要有书可读，别无营求。
这又是家人所谓“痴气”的另一表现。
钟书和我父亲诗文上有同好，有许多共同的语言。
钟书常和我父亲说些精致典雅的淘气话，相与笑乐＿一次我父亲问我：“钟书常那么高兴吗
”“高兴”也正是钱家所谓“痴气”的表现。
我认为《管锥编》、《谈艺录》的作者是个好学深思的钟书，《槐聚诗存》的作者是个“忧世伤生”的钟书，《围城》的作者呢，就是个“痴气”旺盛的钟书。
我们俩日常相处，他常爱说些痴话，说些傻话，然后再加上创造，加上联想，加上夸张，我常能从中体味到《围城》的笔法。
我觉得《围城》里的人物和情节，都凭他那股子痴气，呵成了真人实事。
可是他毕竟不是个不知世事的痴人，也毕竟不是对社会现象漠不关心，所以小说里各个细节虽然令人捧腹大笑，全书的气氛，正如小说结尾所说：“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伤感，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令人回肠荡气。
钟书写完了《围城》，“痴气”依然旺盛，但是没有体现为第二部小说。
一九五七年春，“大鸣大放”正值高潮，他的《宋诗选注》刚脱稿，因父病到湖北省亲，路上写了《赴鄂道中》五首绝句，现在引录三首：“晨书瞑写细评论，诗律伤严敢市恩。
碧海掣鲸闲此手，祗教疏凿别清浑。
”“奕棋转烛事多端，饮水差知等暖寒。
如膜妄心应褪净，夜来无梦过邯郸。
”“驻车清旷小徘徊，隐隐遥空蹍薄雷。
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
”后两首寄寓他对当时情形的感受，前一首专指《宋诗选注》而说，点化杜甫和元好问的名句（“或看悲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
据我了解，他自信还有写作之才，却只能从事研究或评论工作，从此不但口“噤”，而且不兴此念了。
《围城》重印后，我问他想不想再写小说。
他说：“兴致也许还有，才气已与年俱减。
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成东西，那就只有后悔了。
遗恨里还有哄骗自己的余地，后悔是你所学的西班牙语里所谓‘面对真理的时刻’，使不得一点儿自我哄骗、开脱、或宽容的，味道不好受。
我宁恨毋悔。
”这几句话也许可作《围城》《重印前记》的笺注吧。
我自己觉得年纪老了；有些事，除了我们俩，没有别人知道。
我要乘我们夫妇都健在，一一记下。
如有错误，他可以指出，我可以改正。
《围城》里写的全是捏造，我所记的却全是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