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胡适等（或其他）民国时期的名人有哪些有名事情，说过哪些名言
散原老人陈三立李瑞清蔡元培读书者来升官发财另求他门我自荐书书著我人非磨墨墨磨人
资料一：1928年，傅斯年先生在谈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时，指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
谢泳先生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回到傅斯年》,收入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的《没有安排好的道路》一书.何谓“回到傅斯年”?就是回到傅斯年的史学观.而傅斯年的史学观,按谢泳的概括,“简单说就是‘史学即是史料学',他认为史学家的责任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只 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所谓“史学即是史料学”,这其实不是什么创见,中国的旧史学向来如此,西方也有兰克及其影响下的兰克学派.兰克的治史名言即是史学的“目的仅仅在于展现历史的真情”,“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可是现在为什么谢泳要郑重其事地提出一个“回到傅斯年”的命题?这其中蕴含着怎样的意义?原来,曾几何时,史学是不是史料学的问题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关乎学者态度、立场、阶级属性,关乎“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斗争”的重大问题.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历史学界,有所谓“两条道路的斗争”,即自称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唯物史观派对史料学派的斗争.这场斗争以1958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伯达的一篇题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揭幕.陈在讲话中说：“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几十年来究竟有多大的贡献呢?他们积累了些资料,熟悉了些资料,据说就很有学问了,有多大的问题,有多大的贡献.积累资料如果接受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领导,那么他们的材料是有用的,否则有什么用呢?”以此为基调,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等高等学府的历史系学生分别发起了对陈寅恪、岑仲勉、童书业、徐仲舒等著名学者的批判,这种批判一直追溯到1949年以前历史学界的“三大老板”——胡适、顾颉刚、傅斯年.批判的武器和批判的内容从山东大学历史系学生所作的一首打油诗中可见端倪： 厚古又薄今,理论看得轻； 马恩列斯毛,从来不问津. 报刊和杂志,当做史料存； 五六十年后,一笔大资本. 研究古代史,言必称二陈； 史观寅恪老,史法垣庵公. 至于近代史,首推梁任公. 理论有啥用,史料功夫深. 意思很清楚,可惜诗不太雅正.与此相比,还是学者的分析有分量些.且看唯物史观派领军人物范文澜和胡绳的文章.范文澜的《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见中国社科版《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发表在陈伯达的报告传达之后,要点有三：厚今薄古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厚古薄今是资产阶级的学风；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范氏在文章中指称,以胡适为代表的史学家大搞烦琐考证就是“企图使学术脱离革命的政治,变成没有灵魂的死东西”.胡绳题为《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的长文（收入人民版《枣下论丛》）发表在1956年,语气较为平和,其中重点批判了傅斯年的历史观,他说：“用史料学代替历史学,既破坏了历史科学,也会把史料学工作引导到错误的路上去.无论是史料的‘内部'的考证还是‘外部'的考证,目的都应当是提供对历史的科学认识的可靠基础；如果脱离整个史学的科学研究而孤立地进行,就会迷失方向,无目的地沉溺在历史的海洋中.”无论是学生还是学者,对史料学派的不满都是一致的,在他们看来,史料学派是只讲求占有资料、考订史实,拒绝理论（当然应是唯物史观）的指导,因此无法深入历史现象的本质以发现各种现象之间的联系及其客观规律. 回顾这场“斗争”,现在可以说范文澜等人对史料学派的指责没有什么根据,因为史料学派中人并非一定排斥理论,如顾颉刚早在1940年为《史学季刊》作《发刊词》时就针对考据与史观之关系说过如下的意见：“历史科学家惯于研索小问题,不敢向大处着眼……若不参与历史哲学,俾作相当之选择,而辄糜费穷年累月之功夫于无足轻重之史实中,真固真矣,非浪掷其生命力而何!故凡不受历史哲学指导之历史科学,皆无归宿者也.”试看顾氏此论与上引胡绳的话有何区别?顾颉刚另有一句名言,见于他为《古史辨》第四册所作的序言：“唯物史观不是味之素,不必在任何菜内都渗入些”,这句话在五十年代曾颇让顾的批判者愤怒,其实顾氏“味之素”云云何尝不是从另一角度肯定唯物史观的功用? 本来按照正常的逻辑,史料派与唯物史观派之间不应该发展到无法并立的地步,不仅是顾颉刚等人分明有赞同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的话,而且就是范文澜、胡绳不也曾对史料学家的劳作表示过肯定?胡绳在上面那篇文章中明白无误地说：“许多中国的史学家们继承了清朝‘汉学家'们的工作,而且利用了从现代欧美传来的各种科学知识和比较精密的逻辑观念,而在史料考订上,取得了不少成绩.他们的这种工作,现在看来,并不是做得太多了,而是做得太少了.他们的工作成绩和工作经验不应当被抹煞而应当加以接受,加以发扬.”尽管如此,“路线斗争”云云还是向我们这些后世读者提示着过去那场争论的严重性,否则当年执教中山大学的陈寅恪也不会愤怒地拒绝为学生开课了.那么两派史学家分歧的实质在哪里呢?首先是误读的存在,正如谢泳所分析：“对史料学派的批判是构造了一个史料学派没有理论的假设,在这个前提下,以所谓史料与理论的轻重和求真与致用的矛盾为相互对立的假设,对前者进行了否定,其实这些问题都是不存在的.因为史学常识告诉我们,从来就没有过没有理论的史料,也根本没有过史料的理论”；其次我以为应该是对“理论”“史观”内涵理解的歧异,如前所引,唯物史观派固极重理论的引导,史料学派也并未排斥,但史料学派反对将“理论”庸俗化,坐实为唯物史观,像顾颉刚就认为“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而所谓唯物史观派始终坚持历史研究应在以现实政治为最高导向的理论指导下进行.同一“理论”,大异其趣,所以范文澜才会号召要对“坚持学术独立”“拒绝学术为政治服务”的“胡适门徒”开战.最后,我们还可以认为,在历史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什么的问题上,双方也是各有主张.“历史有什么用?”当年法国年鉴学派的大师布洛赫曾被稚子的这句质问震撼,大概所有埋首故纸堆的人都无法回避这一问题.“用”的含义丰富,如果仅仅定义为实用意义上的“用途”,史料学派中人的态度是：历史学可以有“用”,但历史学家不应去求“用”,像顾颉刚就坚定地认为：“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结果,而不是作学问的目的”.而唯物史观派中人则认为,历史学必须有“用”,历史学家应该去主动求“用”.胡绳特别举了个例子来批判傅斯年,因傅氏在1932年写了篇《明成祖生母纪疑》而且引发学界的热烈讨论,胡绳乃对此问道：“谁是明成祖的生母,这问题有什么意义,这是傅斯年自己也说不出来的”.现在看来,明成祖的生母是谁的确是个琐屑的问题,但是否就真无意义还大有可商处,试想一下,如果与此相关的小问题都弄明白了,人们对明宫廷乃至明朝政治的了解会不会更深一些呢? 通过对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之争的回顾,走过一段弯路的我们终于明白,不论在何种情况下,熟悉、考订史料都是第一位的、基础性的工作.所以谢泳先生提出了当代中国史学要回到傅斯年的传统的观点.这一观点是对过去那段迷误的反正,有合理性,可是对比西方史学的发展,我们似乎又不能如此自信.西方在兰克学派以后,有所谓批判的历史哲学有年鉴学派,有斯宾格勒有汤因比有布罗代尔等大师,无不是对以实证史学为特色的兰克学派的扬弃.如果史学研究的惟一正途就是傅斯年的传统,大概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也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也罢,都不是什么有价值的著作,这岂非荒唐?另外,中国人的实用理性向来发达,中国人思维、治学的特点本来就“不玄想,贵领悟,轻逻辑,重经验”,所以历史研究中“回到傅斯年”虽然重要,但难道我们不应同时注意研究和吸取德国抽象思辨那种惊人的深刻力量?俄罗斯知识分子有言：“我的心因为人类的苦难而受伤”,一个历史的研究者是否也应具备这种世界眼光和人类意识?还有一点,强调“回到傅斯年”似乎还忽略了学者禀赋、气质之差异,其实,只要没有现实政治的干扰,何妨让几个没有兴趣钻史料的人去放言高论?不着边际之处,不妨一笑了之,然而有时也许还会有灵光一现呢.比如八十年代那些轰动一时的名著当下屡被人讥为“空疏”,可是只要一堆“空疏之论”中有片言只语启发你深沉思考,这不就够了吗?
关于读书的名言
愚公移山这个故事只是一个寓意，它的本意并不在于“移山”或者“搬家”，它所强调的是一种精神，持之以恒的精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毅力”。
这座山只是象征我们在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某一种困难，我们完全可以凭借我们的智力、毅力或者体力去征服它、解决它。
我们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都需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然后再坚定不移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
期间，我们可能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困难，但是只要我们够执著，坚持一个方向，坚守一个信念，坚信自己的坚强和坚韧，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是征服不了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就是这层意义。
台湾大学的‘钟声二十一响’是什么意思
那是纪念老校长傅斯年的钟声，老校长名言，人一天所有活动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留下来思考使用。
朱自清与父亲的矛盾是怎么产生的?
朱自清父子的现实矛盾、五四精神对朱自清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原忧”这三个方面逐层深入地考察《背影》的文化语境。
（一）现实生活中，朱自清和父亲之间的冲突是尖锐的、长时间的 关于朱自清和父亲之间的矛盾冲突，朱自清本人在《笑的历史》[1] 中通过一个少妇的口吻，有所透露：“你有了事以后，虽统共只拿了70块钱一月，他们却指望你很大。
他们恨不得你将这70块钱全给家里
”此外，关于朱自清父子之间的矛盾，关坤英在《朱自清评传》中的记述更为具体，并有史料依据： 根据已得到的材料，我们已经知道朱自清从大学毕业后不久，一直到写《背影》时的1925年，他和父亲有过一段感情的摩擦，父子之间的矛盾有时是很激烈的。
他上北大的第二年（1917年），父亲的差事交卸了，一家大小断了经济来源，从此生计日艰，进而债台高筑。
1920年，他从北大毕业，理所当然，他要负担家庭的经济，但是承担多少，承担有没有限度，他个人有没有独立支配经济的自由。
在这些问题上他和父亲发生了一次一次龃龉。
1921年暑假，他回到扬州八中任教务主任，父亲凭借与校长的私交，让校长将儿子的每月薪金直接送到家里，而朱自清本人不得支领。
这种专制式的家长统治激怒了朱自清。
一个月后他愤然离去，到外地执教。
父子从此失和，这年冬天他不得不接出妻儿，在杭州组织了小家庭。
1922年暑假，他想主动缓解和父亲的矛盾，带着妻儿回扬州，但父亲先是不准他进家门，后则不予理睬。
过了几天没趣的日子又悻悻而去。
以后父子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这就是《毁灭》中所说的“败家的凶残”、“骨肉间的仇恨”。
1923年暑假虽又回家一次，但与父亲的关系仍未好转。
[2](P165—166) 这段话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朱自清父子之间激烈的矛盾，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父子矛盾的根源。
表面看，父子冲突是经济原因造成的；本质上看，是自由和专制的矛盾斗争造成的。
经济冲突只不过是形式上的显现。
实际内容是一个要保传统文化，维护对儿子的支配权；一个要向传统文化挑战，追求自由独立。
因此，父亲的封建家长制垄断与儿子张扬个性的要求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且不说后来父亲不让儿子进家门的冷酷，只就他通过与校长的私交而支取儿子全部薪金这一做法本身来说，就是对儿子的极大不尊重，是对人格尊严的侮辱。
这在一般人都是不能忍受的，更何况受过五四精神洗礼的朱自清呢
（二）五四精神对朱自清的巨大影响 朱自清于1917—1920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北大是以新伦理革命为中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摇篮。
五四精神与北大的文化场塑造着朱自清，他的思想接受着时代大潮的洗礼。
1916年底，《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聘，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从上海迁往北京。
这样，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就由上海移往北京。
陈独秀曾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这篇发刊词大力宣传人权、自由，号召青年勇敢奋斗，挣脱封建专制和陈腐伦理的束缚，争取人格独立的新生活。
在这种以人的解放为核心、追求人格独立精神的感召下，朱自清于1920年加入了北大部分学生组织的“新潮社”。
“新潮社”的月刊《新潮》坚持与《新青年》一致的立场，高举“伦理革命”的旗帜，猛烈抨击一切封建“纲常名教”，痛斥封建家庭为万恶之源，高声呐喊个性解放。
朱自清曾在《新潮》上发表《怅惘》、《小草》等新诗。
当时朱自清与傅斯年、叶圣陶、杨振声、康白情、周作人、孙伏园等社员一起讨论稿件或学术问题。
亲身参加《新潮》创办的朱自清，无疑受着新思想的熏染，他对传统陈腐的家庭伦理道德有着激愤之情，他不满于父亲的专横，努力争取个人的独立和自由。
朱自清追求自由的愿望具有时代特征，而这种追求又是那么艰难曲折，阻力重重。
“被推着，被挽着，长只在俯俯仰仰间，你曾做得一分半分儿主
”[3](P79) 这是向以父亲为代表的专制制度发出的诘问和责难
朱自清大半辈子都没有摆脱父亲对他的束缚。
他直到逝世前，才替父亲还清高利贷。
他对父亲的反抗不仅仅是经济上要求自主，更主要的是他对旧家庭的不满，他厌恶姨娘的挑唆，他憎恨旧的婚姻制度，他曾告诫弟弟不要纳妾。
从这一层来看，朱自清父子之间的矛盾是时代语境造成的，他们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传统与反传统的斗争，是新思想和旧思想的斗争，是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境遇。
要透彻理解这一点，还得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原忧”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