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晋商文化为主宣传物管的格言
1、富甲陶朱－－范蠡（前536-前448年） 陶朱公就是范蠡，春秋时期越国的大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
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公元前四九六年前后入越，辅助勾践廿余年，在越国被吴国灭亡时，是他提出降吴复国的计策的，并随同越王勾践一同到吴国为奴，千方百计谋取勾践回国，成为辅助勾践灭吴复国的第一谋臣，官拜上将军。
但当勾践复国之后，他了解勾践是一个可以共患难但不能同安乐的人，于是他急流勇退，毅然弃官而去，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记录的典范。
《史记》中载“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
但他仗义疏财，他赚了钱，就从事各种公益事业。
他的行为使他获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为几千年来我国商业的楷模。
2、儒商鼻祖——端木子贡（前520——
） 端木赐,字子贡,名赐,姓端木.春秋末期卫国人,今属河南省鹤壁市浚县。
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也是“孔门十哲”之一。
子贡虽出儒门，却懂经商之术。
多年的经商活动使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为孔子与其门徒的周游列国活动提供了有力的经济保障，历史上多用“端木遗风”来表经商致富之人，即源于此。
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古代宗庙中盛生黍的祭器，常用来比喻有立朝执政才能的人）。
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
曾任鲁、卫两国之相。
为孔子弟子中首富。
3、智慧商祖——白圭（前463年———前385年） 白圭，名丹，战国东周洛阳人，梁（魏）惠王时在魏国做官，后来到齐国、秦国。
《汉书》中说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即“天下言治生者祖”，先秦时商业经营思想家，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
诸如“人弃我取”、“知进知守”等经商理论至今对现代理财有指导意义。
4、营国巨商——吕不韦（约前292年～约前235年） 吕不韦，战国末年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
史载“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但一生最得意的一笔大买卖却是：结识秦流亡公子赢异人并资助其回国即位，从而成功实现个人由商从政的历史性转变。
他以“奇货可居”闻名于世，曾辅佐秦始皇登上帝位，任秦朝相国，并组织门客编写了著名的《吕氏春秋》，也是杂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5、富可敌国——沈万三 元末明初江南巨富。
以垦殖为根本，以分财为经商的资本，大胆通番。
他可能算是历史上最早的国际贸易商人。
曾助朱元璋修南京城，个人承包三分之一工程费用。
只可惜其孙卷入蓝玉之案又被朱元璋充军云南，财产没收。
6、第一富翁——伍秉鉴 商名伍浩官。
清代广东十三行怡和行之行主。
凭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走私鸦片迅成巨富。
1834年已宣称有资产2600万元(一说为2600万两)。
西方学者称其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财，天下第一大富翁”。
1843年清政府令行商偿还《南京条约》规定的300万元外商债务，他独自承担100万。
同年在广州病逝。
7、商业巨族——乔致庸（1818--1907） 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乔家大院》主人公乔致庸是乔家经商第三代人，乔家商业从第一代乔贵发起家，到第三代由乔致庸大手笔经营，使乔家成为商业巨族，故致庸可谓乔家殷实家财的奠基人，人称他为“亮财主”。
他经商既有雄才大略，又多谋善断，是位商场高手。
乔家在包头开办的复盛公商号，在他的策划下发展为庞大的复字号商业网络，基本上垄断着包头商业市场，故包头有“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之说。
光绪十年(1884)，他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创立了汇通天下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
在他的经营下，乔氏商业遍及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业务繁荣，财多势旺，成为商场巨贾。
8、红顶商人——胡雪岩（1823～1885） 胡光墉，清徽州绩溪人，幼名顺官，字雪岩,著名徽商。
初在杭州设银号，后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为左大借外债，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又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
并开办胡庆余堂中药店。
9、一代钱王——王炽（1836-1903） 王炽，一代钱王，红顶商人。
资本主义在西方巳兴起，生活在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王朝的他抓住全国商品经济萌动的态势，投巨资于刚兴起的银行票据汇兑行业，以昆明“同庆丰”钱庄为龙头，在当时全国22个行省中的15个行省及香港、越南、马来西亚设立分行……被誉为“执全国商界牛耳”之云南金融业的开山鼻祖。
晚清巨商王炽在英国《泰晤士报》评选的19世纪10年代世界首富中排名第四，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三代一品红顶商人”，晚清名臣李鸿章曾称其为“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王炽的商德商道，对后人都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10、五金大王——叶澄衷(1840-1899） 宁波庄市人，是著名的宁波商团的先驱和领袖。
他做生意很有天赋，头脑清醒，乐观时变，为人处事既诚且信，宽厚待人，被称为“首善之人”。
在叶澄衷传奇性的创业历程中，诚信宽厚的性格帮助他在穷途时得到难得的机缘，有人资助他在虹口的美租界百老汇路口开设了上海滩第一家由中国人独自开业的五金店——顺记洋杂货店。
并据此发展出覆盖五金、机械、钢铁直至军需器械和军服的庞大生意，开设了38个分支机构，赢得了“五金大王”的美称。
并继投资金融业，在上海、杭州、镇海、芜湖、湖州等地开设票号、钱庄，鼎盛时竟达108家。
在宁波商帮中，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做人当如叶澄衷”。
为什么北方的城市没有南方的城市发达
要知道历代商人最低贱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开宗明义。
《史记·货殖列传》的这句话，当是晋商乃至一切所谓商帮、商人奔波的核心要义。
当我们回望百年晋商辉煌时，我们应该时刻记住、咀嚼此话，因为，它是研究商业、商帮行为的核心，一切均会因此而发生，也会由此而运转。
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最后成功无比，就认为或者宣称此君一生下来就两眼放光歌声嘹亮，就胸怀拯救世界造福人类的大志。
实际上，若真是如此，那必是怪胎，非妖即怪。
可惜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妖怪是不存在的，只有人装神弄鬼。
只要你我头脑正常，就知道人一生下来第一要务就是活着，然后才去追求活得更好。
其他都是后人的意淫或者粉饰。
好，再来说晋商。
说晋商厉害，厉害到什么程度
“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人。
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
” 这是山西人的一句口头禅，经常被颇为自豪地引用。
山西人在有麻雀的地方和鸡鸣狗叫的地方干什么
经商
谋利
山西商人的辉煌由此而光耀中国。
让我们拨开历史图册，看看明清时期，资本最雄厚、经营项目最多、活动区域最广、活跃时间最长，雄居“十大商帮”之首的晋商其辽阔的势力版图： 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红黄蓝白黑”五宝之一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
青海，晋商以西宁为根据地，频繁活动于各州县。
北京，天子脚下京师万户的生计更是几乎全握在山西人手中，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中国境内各地的民间贸易多为晋商垄断。
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六必居”、“都一处”、“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地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
此外，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也都有山西商人忙碌的身影。
在晋商鼎盛时期，从蒙古草原的骆驼商队到扬州起锚出海的商船，从呼伦贝尔草原的醋坊到贵州茅台酒厂，都有山西人在酿造、经营；南起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到大阪、神户、横滨、仁川，西达塔尔巴哈台、什噶尔、阿拉伯国家，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
他们中有不少人可以用蒙古语、维吾尔语、俄语，与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洽谈贸易。
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潮帮商人由广州运往南洋的茶，其实也是先由山西商人在产地收购后运到广州，潮帮商人再从他们手里购进的。
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
山西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
此外，还有平遥李家，祁县乔家、渠家，榆次常家、聂家,太谷曹家，介休侯家、冀家，临汾亢家，万荣潘家，阳城杨家…… 晋商遗址如今遍及华夏，以晋商商号命名的古旧街巷也在九州随处可遇。
砖块瓦砾间，百年晋商曾经的辉煌若隐若现：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亳州的花戏楼。
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等等。
从黄土高原上负重而来的山西商人的心血和汗水在这里凝聚滴撒：安徽雉河集(涡阳)的山西会馆，曾经是捻军起义的发源地；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
华夏大地寻常百姓口中传诵的谚语阐述着晋商曾经吞吐海内外的辉煌与荣耀：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内蒙古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百年间金钱滚滚，不断地流入山西这块土地上一些屋宇森然的门户，一些家族、商号也因而财大势雄、富可敌国。
如大盛魁一家，雇员有六七千人，南队骆驼可达一万六千到两万峰，拥有的全部资产，据说可以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仑（蒙古乌兰巴托的旧称）铺到北京。
“祖上曾经阔过”不是虚的，曾经的辉煌让我们在21世纪了都叹为观止。
山西人为什么曾经如此队伍庞大气势恢宏非常牛气地以商业的形式纵横华夏
或者说，山西人为什么经商多
孔祥毅先生在《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和商业资本》里面分析了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山西商业发达、商人势众的盛况，提出了社会传说和文字记述的多种说法以及自己的看法与观点。
之所以在此摘录他的论述与观点，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的阐述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山西人为什么经商多”这一问题的种种论点。
第一种，唐王朝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于太原，他们的不少好友伙伴都参加了太原起事和建立统一国家的斗争，李氏父子夺取政权后，这些好友也做了官，后来一些人在官场失意，走上了丝绸之路。
“彼时苏杭绸缎还未发展，所销中亚一带之绸子，多系山西上党潞安一带之绸子，以及河南鲁山、山东潍县绸子，其中潞绸最多。
” 但是，政界人物失意官场而经营商业，会不会成为山西人经商多的原因
商人人数远比政界人物为多，从唐初山西从政人物看不出与晋商的因果关系，而且也没有史料可资证明。
倒是相反，商人资本发展，子弟入学读书踏上仕途的却有事例，恕不赘述。
第二种，明末李自成的遗金是晋商的原始资本。
卫聚贤在《山西票号史》一书中说：“李自成入北京，将明朝文武诸臣八百余人持打求金银，及李自成由山海关败归，将所掠及宫中藏的银器等，熔铸成饼，每饼重约千两，共数万饼，用骡车载走。
清兵进至定州，李自成败伤……自山西大道上经过时……乃沿南山行走，至祁县南二十里孙家河时，或者曾将现银一部分遗弃，现在祁县尚传说元丰玖票号股东孙郅系孙家河人，其先人曾拾有李自成的弃金。
”据卫聚贤调查，孙郅的高祖孙高山的墓碑云：“家道中落，未有厚产……乃走关东，经营产业，渐积万金”。
孙高山是1676年（康熙十五年）到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人，那么高山之父或祖父一定家道富实，“有拾李自成遗金之可能”。
晋商万荣县潘家，也是清代有名的大工商业户。
民间传说，“潘家发家的起因，是在莱河老城东门外灵青山拾得了一些生金子。
”据《荣河县志》“明末李自成一部，曾由荣河城渡河而西去”之记载，潘家商业资本来自李自成遗金。
日本《中国经济全书》说，李自成军队经过山西，把从北京带来的黄金存放在康（亢）氏的院子里，后康（亢）氏拾得黄金八百万两，成了票号资本的来源。
李自成败退时有无遗金，未见实证，即使真有遗金一事，亦非晋商和商业资本的来源。
因为明代中后期晋商和商业资本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此时尚无李自成起义，这是什么原因
并且，有机会能够拾得遗金的人毕竟是个别人，能成为晋商资本的原始资本吗
恐怕都是附会之词。
第三种，是著名经济史专家傅衣凌先生的看法，他在《明清时代的商人与商业资本》一书中说：“内地商业资本的发展，如山陕商人，则靠着庞大的农业地区为基础以其地方的丰富资源，先由农业上的积蓄，逐渐地形成为巨大的地方商人。
”全国有很多地区农业条件比山西好，它们的农业积累自然要比山西多，然而却没有形成像晋商这样的商人势力。
第四种意见，历代王朝均以食盐专卖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运城盐池是晋商致富的主要原因。
但是，长芦盐、淮盐比运城潞盐在数量、质量、销路上都要优越得多，为什么在那里就没有出现著名商人势力
相反却由晋商和徽州商人垄断了淮盐贸易
第五种意见，认为山西的平阳、安邑、晋阳等地曾几度建都，是全国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这是造成山西人经商多的原因。
其实这都是五代以前的事，宋以后山西未曾建过都，但晋商的发展却是在宋以后，特别是在明清时代，这又如何解释
还有人说，山西人贫志劣，贪图小利，善积蓄…… 我们可以看出，诸多论点与意见，似乎都不能完全成立，诸多说法中并没有一个让孔先生和其他先生统一认识的论点。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山西人如此大规模地经商呢
自古至今，商人在中国各个社会阶层中所处位置是比较低贱的。
历代的“士农工商”，商人总是排在最后一位。
“朝廷贵农，而不乐于耕；朝廷贱商，而人日趋入市，则以为商贾之利胜于农也。
”(《恰青堂诗文集》卷一)早在战国时代秦国就规定私自做小生意的要罚为奴隶，“事未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西汉初年，规定商人不能做官、骑马、乘车、穿丝绸衣服。
就连商人的子孙也不能幸免。
当时明令规定：“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
除政治上的压制外，对商人在经济上的勒索也非常严厉，“重租税以困辱之”。
禁止有市籍的商人及家园占有名田，违者没收其田地奴僮。
又如人头税，“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钱，唯贾人与奴婢倍算”。
唐代规定“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
此外，国家对商业活动也管理很严。
唐代政府征当铺典当税、粮食买卖税“四取其一”高达百分之二十五；商贾的财产税，每缗税二十。
甚至死人和蔬菜瓜果过关也要纳税。
明代政府在各府、州、县、市、集都设立了商税机关“税课司局”，并到处新设“抽分局”，以加紧对市民和商人的勒索。
直到清代，清朝的统治者还说：“……观之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
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迫不得已，人是不从商的。
经商在外，“必适父母，别妻子，离乡井，淹岁月，归来无时”，“幸获多资，走马牵车捆载而归，不幸则困死于外者往往也”。
中国人做什么，都爱和文化沾亲带故。
其实，细究几千年中国之所以不崇尚商业，实际上根源恰恰是文化的因素。
在过去的中国，士农工商等级制本质上是儒家道德至上思想在社会秩序上的体现。
儒家重视道德，因此在儒家看来，人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应该是取决于该人的道德水平的高低。
理想的状态是：道德水平越高，你的社会地位就越高，道德水平高的人领导或管教道德水平低的人。
朱子所谓：“君子无小人则饥，小人无君子则乱”。
从理想角度讲，士是读书明理的圣贤之徒，当然道德水平最高。
商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与当时重义轻利的主流价值观相悖，商人的道德水平是受到全社会批评的，即所谓无商不奸，唯利是图，当然道德最卑下。
农工两者夹在中间。
其中农民老实本分，故在工人之上。
除过这一因素之外，另一方面，历代帝王总结统治经验深知，商业繁荣、城市发达之际，也往往是土地兼并和高利贷横行之时，是王朝倾覆之日。
因此，总是采取重农抑商政策。
那么，在这种深厚的社会环境背景中，晋商兴起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孔祥毅并没有给出答案，孔先生只是罗列、综述了相关观点并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实际是对上述的观点加以否定了。
晋商的经商之道
其一，坦然从商。
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没有什么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
这种心态，在我们中国长久未能普及。
士农工商是在人们心目中的社会定位的序列，商人处于末位，虽不无钱财却地位卑贱，与仕途官场几乎绝缘。
为此，许多人即便做了商人也竭力打扮成，发了财则急忙办学，让子弟正正经经做个读书人。
在这一点上，最有趣的是安人，本来也是一支十分强大的商业势力，完全可与山西商人南北抗衡（由此想到我对安徽也一直有误会，把它看成是南方的贫困省份，容以后有机会专门说说安徽的事情），但徽州民风又十分重视科举，使一大批很成功的商人在自己和后代的人生取向上左右为难，进退维谷。
这种情景在山西没有出现，小孩子读几年书就去学生意了，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
最后连也认为山西的社会定位序列与别处不同，竟是第一经商，第二务农，第三行伍，第四读书（见雍正二年对奏疏的朱批）。
在这种独特的心理环境中，山西商人对自身职业没有太多的精神负担，把商业做纯粹了。
其二，目光远大。
山西商人本来就是背井离乡的，因此经商时很少有空间的框范，而这正是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本质差异。
整个中国版图都在视野之内，谈论天南海北就像谈论街坊邻里。
这种在地理空间上的心理优势，使山西商人最能发现各个地区在贸易上的强项和弱项，潜力和障碍，然后像下一盘围棋一样把它一一走通。
你看，当开始实行满蒙友好政策，停息边陲战火之后，山西商人反应最早，很快就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
面向蒙古新疆乃至的庞大商队组建起来，光是大胜魁的商队就拴有骆驼十万头，这是何等的眼光
商队带出关的商品必须向华北华中华南各地采购，因而他们又把整个中国的物产特色和运输网络掌握在手中。
又如，清代南方诸商业中以盐业赚钱最多，但盐业由政府实行专卖，许可证都捏在两淮盐商手中，山西商人本难插足，但他们不着急，只在两淮盐商资金紧缺的时候给予慷慨的借贷，条件是稍稍让给他们一点盐业的经营权。
久而久之，两淮盐业便越来越多地被山西商人所控制。
可见，山西商人始终凝视着全国商业的大格局，不允许自己在哪个重要块面上有缺漏，不管这些块面处地多远，原先与自己有没有关系。
人们可以称赞他们随机应变，但对机的发现，正是由于视野的开阔，目光的敏锐。
当然，最能显现出山西商人目光的，莫过于一系列票号的建立了。
他们先人一步的看出了金融对于商业的重要，于是就把东南西北的金融命脉疏理通常，稳稳的把自己放在全国民间财钱流通的主宰者的地位上。
这种种作为，都是大手笔，与投机取巧的小打小闹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我想，拥有如此的气概和谋略，大概与三晋文明的深厚蕴藏，表里山河的自然陶冶有关，我们只能抬头仰望了。
其三，讲究信义。
山西商人能快速的打开大局面，往往出自于结对成帮的群体行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个人冒险。
只要稍一涉猎山西的商业史料，便立即会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所谓的“联号”。
或是兄弟或是父子或是朋友或是乡邻，组成一个有分有合互通有无的集团势力，大模大样的铺展开去，不仅气势压人，而且呼应灵活，左右逢缘，构成一种商业大气候。
其实，山西商人对联号系统之外的商家，也会尽力帮衬。
其他商家借了巨款而终于无力偿还，供出的商家便大方的一笔购销。
这样的事情在山西商人之间，所在多有，不足为奇。
例如我经常读到这样一些史料：有一家商号欠了另一家商号白银六万两，到后来实在还不出了，借入方的老板就到借出方的老板那里磕了个头，说明困境，借出方的老板就挥一挥手，算了事了；一个店欠另一个店千元大洋，还不出，借出店为了照顾接入店的自尊心，就让他象征性的还了一把斧头一个箩筐，哈哈一笑，也算了事了。
山西商人机智而不小心眼，厚实而不排他，不愿意为了眼前的小利而背信弃义，这很可称之为“大商人心态”，在南方商家中，虽然也有，但不如山西坚实。
不仅如此，他们在具体的产业行为上也特别讲究信誉，否则那些专营银两汇兑资金存放的，怎么能取得全国各地百姓长达百余年的信任呢
众所周知，当时我国的金融信托事业并没多少公证机制和监督机制，即便失信，也几乎不存在惩罚机制，因此一切全都依赖信誉和道义。
金融信托事业的竞争，说到底是信誉和道义的竞争，而在这场竞争中，山西商人长久处于领先地位，他们竟能给远远近近的异乡人一种极其稳定的可靠感，这实在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商业同行相互间的道义和商业行为本身的道义，加在一起，使山西商人给中国商业文明增添了不少人格意义的光彩，也为中国思想史上历时千年的义利之辩（例如很多人习惯的认为，只要经商，必然见利忘义）增加了新的思考方位。
其四，严于管理。
山西商人最发迹的年代，朝廷对商业金融业的管理，基本上处于。
例如众多的票号就从来不必向官府登记，领执照，纳税，也基本上不受法律的约束。
面对如许的自由，厚重的山西商人却很少有随心所欲的放纵习气，而是加紧制定行业规范和经营守则，通过严格的自我约束，在无序中求得有序。
因为他们明白，一切无序的行为至多有利于一时，不能立业于长久。
我曾恭敬的读过上世纪许多山西商家的号规，不仅严密切实，而且充满智慧，即便从现代管理科学的眼光去看，也很有价值，足可证明在当时，山西商人的队伍中已经出现了一批真正的管理专家，而其中像日升昌票号总经理这样的人，则完全可以称之为商业管理大师而雄视一代。
历史地来看，他们制定和执行的许多规则，正是他们的事业立百年而不衰的秘诀所在。
例如不少山西大商家在内部机制上改变了一般的雇佣关系，把财东和总经理的关系纳入规范，总经理负有经营管理的全责，财东老板除发现总经理有积私肥己的行为可以撤换外，平时不能随便的颐指气使；职员须订立从业契约，并划出明确等级，收入悬殊，定期考察升迁，数字不少的高级职员与财东共享股份，到期分红，使整个商行上上下下在利益上休戚与共，情同一家。
总号对于遍布全国的分号容易失控，因此进一步制定分号向总号和其他分号的报帐规则，分号职工的书信汇款省亲的规则，凡此种种，使许多山西商号的日常运作越来越正常，一代巨贾也就分得出精力去开拓新的领域，不比为已有的产业搞得精疲力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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