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国梦想或强国梦想的名人名言
，后天下之乐而乐。
孙子兵法中认为决定战争的主要因素有哪几个方面,举例谈谈如何理解
我这是从新浪某人的博客上转来的，觉得他说的很不错，贴给你。
但愿对你有用。
综观孙子的论述，他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有如下各项：（一）政治在《孙子·计篇》中，孙武提出，关系到战争胜负的有五方面的情况，其中“一曰道”。
他把“道”放在诸种因素的首位，认为在战争中是起着决定作用的。
什么是“道”
在春秋末期，各人有各人的解释。
“道”在老子那里，被说成是能生出于地万物的本体。
他说：“有物混成，先大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老子》二十五、四十二章）“道”在孔子那里，是指封建领主制的稳定秩序。
他说：“齐一变至于鲁，昏一变至于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怔伐自诸侯出。
”（《论语·雍也、季氏》）孙子解释“道”的意义，与老子、孔子全然不同。
他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①在孙武看来，“道”是这样一种境界：上下一致，同心同德，民乐为君用，生死与共。
显然，这是封建社会中理想的政治状况。
孙武又指出，在判断战争双方谁胜谁负时，首先要比较：“主孰有道
”这也就是说，那一个君主能取得民众的支持，在政治上有一套安国悦民的办法。
孙武把“道”即政治放在决定战争胜负因素的首位，是有其远见卓识的。
这种见识，来自历史经验的总结。
历史上的战争，如商汤伐桀、武王代纣、周公东征，都是因为君主有“道”，深得民心，在政治上处于优势而战胜强敌的。
据说，商汤伐桀时。
“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
”（《孟子·梁惠王下》）武王伐纣时，周人的军队明显地少于商纣，但是，“王赫奋烈，八方咸发，高城若地，商庶若化”（《逸周书·武寤解》），很快取得了胜利。
《荀子·王制》称：“周公南征而北国怨，曰：‘何独不来也
'，东怔而西国怨，曰：‘何独后我也
'”。
显然，周公也是因为“有道”，他的政策得到人民的拥护，故东征时势如席卷，迅速平定了四方的叛乱。
再如，春秋末年越国攻吴的战争，由于越王勾践礼贤下士，与人民同舟共济，因而“国人皆劝，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妇勉其夫”（《国语·越语上》），全国上下，意气风发，同仇敌忾，终于在连战皆捷之后，灭亡了吴国。
当时的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国家政治有“道”，能够“令民与上同意”，就会在作战中发挥出最大威力，是制胜敌人的首要因素。
①“而不畏危”，竹简作“民弗诡也”，意即人民不违背上级命令，逃散或投降。
竹简本与今传本均合理可通。
（二）经济孙武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是战争胜负的重要依据。
他在《形篇》中说：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
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
”上述的“度”、“量”、“数”，就是指疆域的大小、物产的多少、人口的众寡。
由这些而形成“称”，即实力的强弱，从而决定战争的胜负。
显然，在孙子看来，一个国家的土地面积、粮食产量、人口数目、经济实力，在战争中起着直接作用。
孙武的这一思想，也是从当时的历史实践中总结出来，又被历史反覆证明了的，春秋时期，列国数百，战事频繁，霸主更迭。
而在这长期的兼并战争中，能够左右局势而充当霸主的，就是齐、晋、秦、楚、吴，以及后来的越等大国。
其中，北方的晋和南方的楚，在疆域广大、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实力强盛方面，尤居于领先地位，因而左右局势和充当霸主的持续时间也最长。
夹在大国中间的中小国家，如郑、宋、鲁等，对于大国的进攻只能招架而无法还手，它们只有依附于一个大国才能生存下去。
所以鲁国的子服景伯说：“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
”（《左传·哀公七年》）大国和小国之间战争的胜负是如此明显，它们之间竟是“事”和“保”的上下级关系。
可知，孙武的度、量、数、称生胜的观点，在通常情况下都是正确的。
（三）军事双方军事力量的强弱对战争的胜负起着主要的作用，这是一个普通常识。
但军事力量的强弱，不仅要看军队数量的多少、武器的优劣，还要看许多其他情况。
指出：“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
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
”（《选集》合订本第166页）孙子深深得懂得这一点，他在《计篇》中提出，判断战争的胜负，在军事上要了解：“将孰有能
法令孰行
兵众孰强
土卒孰练
赏罚孰明
”在《谋攻篇》中，他又指出：“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显而易见，军事力量的强弱，除了军队的数量和武器之外，还要看将帅的才能、士兵训练的程度、军队法纪的执行情况、作战指挥的得当与否等等。
孙武这种把军事上的各种因素综合起来进行比较的观点，应该说是相当全面的。
战争双方军事力量的强弱是由许多综合因素决定的，这只要观察春秋时的一些战例便可以明了。
公元前684年，齐鲁长勺之战，鲁军由于有军事家曹刿作参谋，巧妙地掌握好出击的时机，终于击败了这个大国之师，鲁国作为一个中等国家显示了较强的军事力量。
再如公元前597年晋楚之战，晋国出动了三军救郑伐楚，军队人数众多，武器装备也是不弱的。
但由于将帅之间意见不统一，中军元帅苟林父指挥无能，与楚对峙而不作战斗准备，军队又缺乏严格的纪律，这就大大削弱了晋国的军事力量。
至楚“疾进师，车驰卒奔”；向晋袭来，晋帅在慌忙中竟“不知所为”（《左传·宣公十二年》）。
晋军士气不振，夺舟渡河而逃，终于一败涂地。
上述战例充分说明，孙武关于衡量军事力量，不但要看“兵众孰强”，还要看“将孰有能、法令孰行、土卒孰练、赏罚孰明”的思想，是历史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四）外交在战争中通过外交途径争取与国、孤立敌国是制胜的重要手段。
孙子认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
”（《谋攻篇》）又说：“衢地则合交”；“必争天下之交，必养天下之权。
”（《九地篇》）显然，在孙武看来，外交活动具有相当积极的作用，它可以造成各方面的优势，导致对敌战争的胜利。
春秋时期，诸侯国家林立，要想赢得战争的胜利，必须开展外交活动。
“伐交”在春秋时期有着广阔的活动天地，是各诸侯国在战争中经常采用的。
如公元前632年，楚军围宋、宋人求救于晋。
晋国为了联合齐、秦一起伐楚，采用了军事家先轸的建议：一方面，使宋人以土地贿赂齐、秦，请齐、秦劝楚释宋之围；另一方面，晋国又拘执曹君，分曹、卫两国的土地以与宋人。
这样，楚国因曹、卫，必不答应齐、秦的劝说；齐、秦喜得宋之赂，又见楚不听其劝说，必来参与对楚的战争。
事情果如先轸的预料，齐、秦与晋一起参加了对楚的城濮之战，为晋国在这次战争中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又如公元前630年，晋、秦联合围郑。
郑国派大夫烛之武见秦君说：”秦、晋围郑久，郑国知道自己快要亡了。
如果郑亡而为秦邑，则要越过晋国而有之，这实在是很难的为什么要亡郑而增益晋呢
秦现在若舍郑不围，则秦以后有使节东来，郑可尽地主之谊提供各种方便。
且晋人怎有满足的时候
既东略郑，又必欲西进。
如不损害秦国，其土地将从何而得
”经过烛之武的一番游说，秦国果与郑盟而释郑之围，晋国见秦改变态度亦罢兵而去（见《左传·僖公三十年》）。
这一次，郑国通过外交活动而不用兵刃，解了秦、晋之围。
到了战国时期，大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更加激烈，“伐交”也就愈趋活跃。
当时由于秦国的强大，在外文活动中又产生了联合东方六国以对付秦国的“合纵”和以秦为中心对东方六国各个击破的“连横”以及“远交近攻”等策略，更形成了一批专事在各国游说、进行外交活动的策士。
外交活动的作用较春秋时更为显著，它的成败往往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
如公元前313年，秦欲伐齐，而恐齐与楚纵亲，就派张仪使楚，佯以商于之地六百里赂楚。
楚怀王贪于得地，即使人与齐绝交。
与此同时，秦亦使人至齐，与之谋合。
结果，秦国彼坏齐，楚联盟的外交活动成功了。
次年，楚国因被秦欺骗愤而出兵攻秦，由于受到齐、韩等国的联合夹击，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因而甲士八万被斩，大将屈被俘，汉中之地尽为秦所得（见《战国策·秦二》、《史记·楚世家》和《张仪列传》）。
孙武关于“伐交”在战争中重要作用的论断，在战国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五）自然条件《孙子·计篇》阐述战争胜负的因素有天、地两项，都是讲自然条件的，孙武解释说“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
”他在《地形篇》中进一步强调：“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通典》卷一五九引孙子曰“深草蓊秽者，所以遁逃也；深谷险阻者，所以止御车骑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击众也；沛泽杳冥者，所以匿其形也。
”这是对“地形，兵之助”的具体发挥。
显然，各种各样的天气和地形等自然条件，在战争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关于天气条件在战争中发挥作用的例子，有三国时的赤壁之战。
公元208年，曹操率兵20余万南下，进到赤壁后，因小战失利，退驻江北。
南方孙权和刘备的联军，在赤壁与曹军隔江对峙。
孙刘联军在作战过程中，利用当时盛刮东南风的特点，以火攻烧掉了曹操水师的船只，把曹兵打得大败。
强劲的东南风造成了孙刘以火攻击败曹操的有利条件。
至于因地形而导致战争胜负的事，在春秋时代就可以举出多例。
公元前645年，秦、晋战于韩原，因为“晋戎马还泞而止”，陷入泥潭而不能动弹，结果晋惠公被秦所俘。
晋国因误入沼泽地带而导致这次战争的失败（见《左传·僖公十五年》）。
公元前627年，秦军远袭郑国，因见郑有备而还。
在回来时经过晋国境内，晋人在（或作崤）地进行狙击。
崤地形势险峻，道路难行，有两座山陵东崤和西崤耸立其间。
唐李吉哺《元和郡县志》描写说：“自东崤至西崤三十五里，东崤长坡数里，峻阜绝涧，车不得方轨。
西崤全是石坂十二里。
险绝不异东崤。
”（卷五《河南道一》）晋人在这样的险峻之地向秦师发起突然袭击，把秦师打得一败涂地，秦师的三位将帅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全被晋人俘获（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由此可见，孙武把“天”、“地”，亦即天气、地形等自然条件，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也是为当时和以后的战争实践所一再证实了的。
总之，孙武关于战争取胜的要素，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自然条件诸方面的思想，是相当全面、丰富和深刻的。
他的关于政治（“道”）是战争取胜的首要因素的思想，关于经济上的“度”、“数”、“量”、“称”对战争胜负的决定作用的思想，关于军事力量的强弱要看“将孰有能、法令孰行、士卒孰练、赏罚孰明”等方面因素的思想，关于外交活动是战争中的一个特殊战场（“伐交”）的思想，关于自然条件包括天气、地形等在战争中可以作为重要助力的思想，不仅是历史经验的精辟总结，是孙武探索军事规律的卓著成果，而且在现代战争中仍然是有效的，对于战争的决策者具有启迪意义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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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女作家 龙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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