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体现管理学的名言
中庸之道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有哪些有关管理心理的主要观点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国家，儒家思想主要讲的是“仁”和“礼”，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
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
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
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
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
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
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
”(《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
”(《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
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
“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
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
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
”(《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
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
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
”(《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
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
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
“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
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
《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
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
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
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
(《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
《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
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
“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
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
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
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
学而》)。
《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
“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
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
《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
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
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
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
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
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
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
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
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
守信。
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
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
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
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
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
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
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
“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
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
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
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
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
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
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
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
《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
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
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
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
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
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
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
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
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
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
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
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
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
(《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
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
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
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
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事异则备变”。
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
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
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
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
《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
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
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
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
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
(《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
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
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
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
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
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
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
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
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
”(《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
”(《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
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
”(《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
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
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
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
”(《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
(《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
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
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
”(《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
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
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
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
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
”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
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
“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
“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
”
中外古代管理思想的名句
管理层要淡化英雄色彩，实现职业化的流程管理。
即使需要一个人去接受鲜花，他也仅仅是代表，而不是真正的英雄。
—— 任正非一个企业只能在企业家的思维空间之内成长，一个企业的成长被其经营者所能达到的思维空间所限制! —— 德鲁克真正的管理人是去管理人的情绪。
—— 顾修全管理无小事。
—— 张瑞敏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
—— 德鲁克真正要想一个公司治理成功，是要真正解决企业的各个利益阶层都能共享、受益和认同的文化内涵问题。
—— 黄怒波领导不是某个人坐在马上指挥他的部队，而是通过别人的成功来获得自己的成功。
—— 杰克·韦尔奇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主要有儒家管理思想、道家管理思想和法家管理思想。
尽管其他学派的管理思想中也有可取之处，但是相比之下，还不够系统和成熟。
儒家思想重在对人的启发、教育和感化，主张“仁、义、礼、智、信”；道家思想强调做事情要顺应自然，尊重客观规律，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法家形成一套完整的管理理论体系，将“法、势、术”统一起来。
这些思想的积极成分对现代管理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儒家的管理思想 儒家文化关心人生和社会问题，注重修身养性，内炼立德。
儒家思想主张做人应该具备诸如仁爱、诚信、和谐、自律等道德准则，蕴涵着丰富的管理学思想。
1修己安人的管理目标 儒家经典著作《论语》中讲：“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告诫管理者要做到修身立德，否则难以服众。
“修己”是对自我进行管理，“安人”是指社会管理。
儒家的管理思想认为，要治理国家，首先要管理好人。
管理者要想进行有效的管理，必须提高自身的个人素质和修养。
《大学》中讲：“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也即是这个道理。
儒家学说把国家、家庭和个人联系起来，使政治管理与伦理相结合，形成了社会管理系统。
另一方面，对于管理者来说，只有从自身做起，才能使国家安定，进而治理好天下。
2 民为邦本的管理意向 儒家的管理思想主张“以人为本”，人是管理的中心。
民生、民心、民信是儒家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
孔子说：“惠则足以使人。
”意思就是，要给民众实惠，才能够很好地调动民众的积极性，使民众为其办事。
儒家管理思想认为，要想达到“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管理境界，必须认识到“以人为本”的重要意义，重视对人的管理和对人心的管理。
此外，儒家的管理思想认为，百姓的安居乐业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也是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所在。
3 贵和中庸的管理方法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儒家文化为，“和”不仅是管理要达到的目标，也是实现管理目标的重要方法。
在处理一些无关原则的小事情上，孔子认为，要协调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小题大做、不能不团结，否则影响人际关系的和谐；但是在一些原则性强的大事情上，孔子则要求人们要坚持自己的原则而不是同流合污。
对于如何做到“和”这个问题，孔子也给了我们答案：“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
这句话旨在告诉我们，中庸是达到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社会团结和谐，人人都有良好的道德的很好的方法。
他反对在处理问题时走极端以及看问题的片面性，告诫人们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不能太过分，要“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儒家的管理思想主张“和为贵”，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组织内部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要协作与和谐。
二、道家的“柔道”管理 在道家学说中，“道”是万事万物的本源与本体，一切活动都要遵循“道”。
道家管理思想的最高原则是“无为”，“无为”是适用于一切人，尤其是适用于管理者的管理法则。
1 无为而治的管理智慧 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无为”的概念。
“无为”是道家学说的精髓，也是道家学说为人们提供的一个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意思就是做事情顺应事物各自发展的客观规律，“道法自然”，从而达到“无不为”的境地，即“无为而无不为”。
反之，如果做事情只是凭借人的主观意愿而不尊重自然规律，就会妨碍“道”的运行而失败。
老子说：“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这句话告诉人们，管理活动如果按照“无为”的原则来进行，就能取得好的效果，也即是“为无为，则无不治”。
2 处理人事关系的基本方略 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老子主张“处下不争”。
老子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
”意思是说善于做领导的不逞强，自己不表现不居功，大度地去让下属表现他们的才华，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善于作战的保持冷静而不暴躁不妄动；善于获胜的不用与敌人交战；善于用人的谦下低调。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告诉人们，管理者要像江海那样，“善下之”，谦退不争，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才能把更多的人才吸引到自己的周围。
3 法家的管理思想 三、法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通过对法家前辈思想的总结，以及对其他学派思想的借鉴吸收，实现了“法”、“术”、“势”的统一，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体系。
法家思想的独特见解对现代管理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1 “法治”的思想 《管子》中最早提出“法治”的思想，也就是所谓的“依法治国”，又称“垂法而治”。
法家思想非常强调“法”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
《韩非子·有度》中说“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法审则上尊而不侵”等阐述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性。
意思是依法治国，对外关系到国家的国际地位，对内关系到君主统治地位的巩固。
此外，韩非还提出了刑法的实施原则，保证了法治的预期目的的实现。
法家的“法不阿贵”等思想相对儒家“刑不上大夫”的观念而言，是极大的进步。
2 “术治”的思想 对于解决如何来实施“法治”的问题，法家提出了著名的“术治”说。
“术”，指权术，也即是现代管理中的管理方法乃至管理艺术。
《韩非子·定法》中说“术者，因任而受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君臣之能者也。
”意思就是，工作岗位的确定要考虑工作任务和工作需要，使职责明确并加以考核。
3 “势治”的思想 在强调“法”和“术”的同时，韩非子也强调“势”的重要作用。
所谓“势”，即权势。
韩非子说“势者，胜众之资也”，他把“势”看做是管理者相对于被管理者的特权或优势，认为使管理得到良性运行仅仅依靠管理者的能力和品德是不够的，必须要拥有“势”，即需要位尊权重来保障。
法家认为“法”、“术”、“势”并不是单独存在的，三者是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的，要使三者有机结合，管理活动才能顺利进行。
四、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1 将儒家管理思想引入现代管理 从“民为贵。
社稷次之，君为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名言中，可以看出古人是相当重视“人的因素”的。
以人为本，即以“人”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不过分强调个体独立性，而主张个体与群体的统一，既重视个人的主体价值与作用，又主张推己及人，把个体融入和谐的集体之中。
管理者要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在管理过程中重视对人心的管理，要关心下属，对待下属要一视同仁，重视他们个人才能的发挥。
现代管理中，也要重视中庸思想的积极意义。
儒家的中庸思想要求管理者在具体的管理事务中要坚持原则，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和而不同的思想则有利于活跃企业气氛，塑造丰富多彩的企业文化。
把儒家的“和为贵”思想引入现代管理，管理者与下属之间能够相互尊重和理解，进而相互关心、相互支持、和睦相处，有利于管理中与下属、下属与下属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促进企业管理的成功。
2 将道家管理思想引入现代管理 老子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从而达到“无不为”的境地。
老子提倡的“无为”，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而是要顺应自然和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有“不妄为、不乱为”的意思。
在现代管理中，强调“无为而治”，要求管理者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法规、以及制度的过程中要顺应自然，不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管理者在日常的管理中也要充分认识到“无为而治”重要作用。
管理者不必置身于琐事之中，而是将日常事务的决策权要下放给下属，这样才能宏观上把握组织的管理目标和愿景，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促进企业目标的实现。
但是，也要认识到，老子所说的“无为”，并不是消极的让人无所作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企业中，管理者将决策权下放不是取消任何管理行为，而是进入管理的更高的境界。
这种管理境界中，人人都是重大决策的参与者、制定者和执行者，都是管理者。
这种看起来无为的管理模式，实际上更加高效。
3 将法家管理思想引入现代管理 “法”、“术”、“势”的思想对现代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现代企业中重视“法”，也即是强调企业的制度建设的作用。
一方面企业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企业要制定能够规范人的行为的“法”，也即是企业的制度。
合理完善的制度是一个卓越的企业所必备的，它会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的调整和完善，是企业良性运行的必要条件。
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制度的意义重大，但是只有制度得到良好的贯彻和执行，制度的作用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
这就需要“术”，也即是对制度的执行进行反馈和考核。
因为制度往往会有缺陷，所以在制度的执行过程中要讲究技巧。
合理完善的制度、制度执行的技巧并不能保证制度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这就需要“势”，管理者要运用好“势”来确保管理效果。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企业要想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必须要加强企业的制度建设。
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员工发挥其创造性才能。
以“法”、“术”、“势”的管理原则来指导管理过程，有利用企业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运行。
中国古代思想博大精深，虽然时隔数千年，但是对于现代管理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我国古代优秀管理思想的重要价值，结合现代管理理论，将传统优秀的管理思想融入现代管理之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方法，使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管理服务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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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名言 （1）不以规矩，不成方圆。
【译文】不用圆规和曲尺，就不能正确地画出方形和圆形。
（2）权，然后和轻重；度，然后知长短。
【译文】称一称，才晓得轻重；量一量，才晓得长短。
（3）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译文】人要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4）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译文】即使有一种最容易生长的植物，晒它一天，又冻它十天，没有能够再生长的。
（5）其进锐者，其退速。
【译文】前进太猛的人，后退也会快。
（6）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译文】心这个器官职在思考，思考才能获得，不思考便不能获得。
（7）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译文】忧愁患害足以使人生存，安逸快乐足以使人死亡。
（8）惟仁者宜在高位。
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译文】只有道德高尚的仁人，才应该处于统治地位。
如果道德低的不仁者处于统治地位，就会把他的罪恶传播给群众。
（9）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
【译文】天子不行仁，便保不住他的天下；诸侯不行仁，便保不住他的国家；卿、大夫不行仁，便保不住他的宗庙；一般的老百姓不行仁，便保不住自己的身体。
（10）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
【译文】一国的君主如果喜爱仁德，整个天下便不会有敌手。
（11）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n^u）。
【译文】减免刑罚，减轻赋税，让百姓能深耕细作，早除秽草。
（12）仁者无敌。
【译文】仁德的人是无敌于天下的。
（13）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译文】每家给他五亩土地的住宅，四围种植着桑树，那么，五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有丝棉袄穿了。
鸡狗与猪这类家畜，都有力量去饲养繁殖，那么，七十岁以上的人就都有肉可吃了。
一家给他一百亩土地，并且不去妨碍他的生产，八口人的家庭便都可以吃得饱饱的了。
办好各级学校，反复地用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大道理来开导他们，那么，须发花白的老人便会有人代劳，不致头顶着、背负着东西在路上行走了。
（14）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
【译文】搞好耕种，减轻税收，可以使百姓富足。
（15）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
【译文】君主仁，没有人不仁；君主义，没有人不义；君主正，没有人不正。
（16）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译文】以百姓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者，百姓也会以国君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以百姓的忧愁为自己的忧愁者，百姓也会以国君的忧愁为自己的忧愁。
（17）仁则荣，不仁则辱。
【译文】诸侯卿相如果实行仁政，就会有荣耀；如果行不仁之政，就会遭受屈辱。
（18）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译文】有一定的产业收入的人才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没有一定的产业收入的人便不会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
假若没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19）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
【译文】为争夺土地而战，杀死的人遍野；为争夺城池而战，杀死的人满城，这就是带领土地来吃人肉，死刑都不足以赎出他们的罪过。
（20）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译文】君主把臣下看成自己的手足，臣下就会把君主当作腹心；君主把臣下看成牛马，臣下就会把君主当成路上遇见的一般人；君主把臣下看成泥土或野草，臣下就会把君主看作仇敌。
（21）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译文】鱼是我所喜欢吃的，熊掌也是我所喜欢吃的；如果两者不能都吃的话，我便丢掉鱼而吃熊掌。
生命是我所喜爱的，义也是我所喜爱的；如果两者不能并有，我便舍弃生命而取义。
（22）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译文】尊敬我的长辈，从而推广到尊敬别人的长辈；爱护自己的晚辈，从而推广到爱护别人的晚辈。
（23）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译文】行仁政的就有很多人帮助，不行仁政的就很少有人帮助。
帮助他的人少到极点时，连亲戚都反对他；帮助他的人多到极点时，全天下都归顺他。
（24）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译文】天时不及地利，地利不及人和。
（25）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
【译文】杀一个无罪的人，是不仁；不是自己所有，却去取了过来，是不义。
（26）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
残贼之人谓之“一夫”。
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
【译文】破坏仁爱的人叫做“贼”，破坏道义的人叫做“残”。
这样的人，我们就叫作他“独夫”。
我只听说周武王诛杀了独夫殷纣，没有听说过他是以臣弑君的。
（27）贤者在位，能者在职。
【译文】使有德行的人居于相当的官位，有才能的人担任一定职务。
（28）尊贤使能，俊杰在位。
【译文】尊重有道德的人，使用有能力的人，杰出的人物都有官位。
（29）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译文】百姓最为重要，代表国家的土谷之神为次，君主为轻。
（30）民事不可缓也。
【译文】关心人民是最紧迫的任务。
（31）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shu^ g(）不入洿（w&）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
【译文】不要在农民耕种和收获的大忙季节征兵和征徭役，妨碍生产，那么生产的粮食便吃不尽了。
不要用细密的鱼网到大池中捕鱼，那么鱼类便吃不完了。
依照合适的时间到山林砍伐树木，木材也会用不尽。
粮食和鱼类吃不完，木材用不尽，这样便会使百姓对生养死葬没有什么不满。
（32）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
【译文】现在你的厨房里有皮薄膘肥的肉，你的马栏里有健壮的骏马，可是老百姓面带饥色，野外躺着饿死的尸体，这等于是在上位的人率领着禽兽来吃人。
（33）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译文】桀和纣的丧失天下，是由于失去了百姓的支持；他们的失去百姓的支持，是由于失去了民心。
获得天下有方法：获得了百姓的支持，便获得天下了；获得百姓的支持有方法：获得了民心，便获得百姓的支持了；获得民心有方法：他们所希望的，替他们聚积起来；他们所厌恶的，不要加在他们头上，如此罢了。
（34）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
【译文】贤明的君主在规定百姓的产业时，一定要使他们上可以养父母，下 可以养妻子儿女，好年成能丰衣足食，遇上荒年也不致饿死。
（35）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译文】一切为着使百姓的生活安定而努力，这样去统一天下，没有人能够阻挡。
（36）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
【译文】诸侯的宝贝有三样：土地、百姓和政治，那种以珍珠美玉为宝贝的人，祸害一定会到他身上来。
（37）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
【译文】天降生一般的人，也替他们降生了君主，也替他们降生了师傅，这些君主和师傅的惟一责任，是帮助上帝来爱护人民。
（38）人皆可以为尧舜。
【译文】人人都可以当尧舜这样的好人。
（39）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译文】人必先有自取侮辱的行为，别人才侮辱他；家必先有自取毁坏的因素，别人才毁坏它，国必先有自取讨伐的原因，别人才讨伐它。
（40）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
【译文】祸害或者幸福没有不是自己找来的。
（41）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译文】君子不抱怨天，不责怪人。
（42）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译文】富贵不能乱了我的心，贫贱不能改变我的志向，威武不能屈我的节，这样才叫做大丈夫。
（43）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
【译文】自己损害自己的人，不能和他谈出有价值的言语；自己抛弃自己（对自己极不负责任）的人，不能和他做出有价值的事业。
（44）养心莫善于寡欲。
【译文】修养心性的办法最好是减少物质欲望。
（45）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
【译文】向诸侯进言，就得轻视他，不要把他高高在上的位置放在眼里。
（46）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心，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译文】天将要把重要的任务加到某人的身上，一定要先苦恼他的心意，劳动他的筋骨，饥饿他的肠胃，穷困他的身子，他的每一行为总是不如意，这样便可以震动他的心意，坚韧他的性情，增加他的能力。
（47）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
【译文】对别人恭敬的人不会侮辱别人，自己节俭的人不会抢夺别人。
（48）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译文】爱别人的人，会受到别人的爱；尊敬别人的人，会受到别人尊敬。
（49）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
【译文】交朋友时，不依仗自己年纪大，不仗恃自己地位高，不依仗自己兄弟们富贵。
（50）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译文】贤能的人，一定是自己先明白了再使人明白；今天的人自己还在糊涂却硬要叫人明白。
（51）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而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译文】丰收年成，年青人多表现懒惰；灾荒年成，年轻人多表现强暴，并不是天生的资质有所不同，是由于环境把他们的心变坏了的结果。
（52）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
【译文】做一件事情好象挖井，如果挖井到六七丈深还不见泉水的话，仍然是一个废井。
（53）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
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译文】君子有三种乐处，但是以德服天下并不在其中。
父母都健康，兄弟没灾患，是第一种乐趣；抬头无愧于天，低头无愧于人，是第二种乐趣；得到天下优秀人才而对他们进行教育，是第三种乐趣。
（54）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译文】不以赶不上别人为羞耻，怎么能赶上别人呢
（55）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译文】穷困便独善其身，得志便兼善天下。
（56）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
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译文】解说诗的人，不要拘于文字而误解词句，也不要拘于词句而误解原意。
用自己切身的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这就对了。
（57）尽信，不如无。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 曹操 君子赠人以言，庶人赠人以财。
—— 荀况 古之君子如抱美玉而深藏不市，后之人则以石为玉而又炫之也。
—— 朱熹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惟贤惟德，能服于人。
—— 刘备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 诸葛亮 孔子学的名言 原文】 子曰：“不愤不咎，不悱不发。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 【译文】 孔子说：“不到他努力想弄明白而不得的程度不要去开导他；不到他心里明白却不能完善表达出来的程度不要去启发他。
如果他不能举一反三，就不要再反复地给他举例了。
” 孔子名言及解释 学而时习之 孔子名言。
语出：“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
’”王肃注：“诵习以时，学无废业，所以为悦。
”王释“学”与“习”为一义，似专指诵读。
但孔子教人学“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诵习”仅是“一端”（见刘宝楠）。
皇侃疏“时习”说：“凡学有三时。
”一指年岁，二指季节，三指晨夕。
近人蒋伯潜认为“学是知新，习是温故”（）。
敏于事而慎于言 孔子名言。
语出：“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
’”又：“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义相同。
意为做事勤奋敏捷，说话却谨慎。
朱熹注：“敏于事者，勉其所不足。
慎于言者，不敢尽其所有余也。
”（）又释：“事难行，故要敏；言易出，故要谨。
”（卷第二十二）另外在、、等篇都有孔子语子路“慎言不哗”的记载。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为政》：“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罔”，迷惘。
郑玄注：罔，犹罔罔无知貌。
“殆”有两义：一为危殆，疑不能定。
一为疲殆，精神疲怠无所得。
当从前解。
此句可与“温故而知新”章合参。
近人杨树达注：“温故而不能知新者，学而不思也，不温故而欲知新者，思而不学也。
”（《论语疏证》）孔子首倡学思并重，对孔门弟子有很深影响。
如子夏言博学近思，《中庸》言博学慎思，都认为学思不可偏废。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为政》“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郑玄注：“不知可者，言不可行也”。
孔安国注：“言人而不信，其余终无可”。
朱熹说：“人面无真实诚心，则所言皆妄。
”（《朱子语类》卷二四）近人蒋伯潜区分信有二义：“说话必须真实；说了话必须能践言。
”（《语译广解》）孔子及后儒极重信，“言忠信，行笃敬”（《论语·卫灵公》）是孔门的处世原则。
讷于言而敏于行 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里仁》：“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包咸注：“讷，迟钝也。
言欲迟而行欲疾。
”朱熹引谢良佐注曰：“放言易，故欲讷；力行难，故欲敏。
”《论语》中尚有许多同义之句：“慎言其余，则寡悔”（《为政》）、“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等，均可反映孔子一以贯之之重行慎言思想。
参见“敏于事而慎于言”。
德不孤，必有邻 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里仁》：“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 听其言而观其行 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公冶长》：“宰予昼夜。
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于予与何诛
’子曰：‘始吾予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
’”《说苑·尊贤》记孔子言曰：“夫取人之术也，观其言而察其行也……是故先观其言而揆其行。
”《大戴礼记·五帝德》：“子曰：‘吾欲以语言取人，于予邪改之。
’”也即此章义。
朱熹引胡氏注曰：孔子语听言观行，“特因此立教以警群弟子，使谨于言而敏于行耳。
”（《论语集注》）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公冶长》：“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
’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孔文子，卫大夫。
“文”是他的谥。
朱熹注：“凡人性敏多学不好学，位高者多耻下问。
故谥法有以‘勤学好问’为文者，盖亦人所难也。
”（《论语集注》）又说：“古人谥法甚宽”，“孔文子固是不好，只此节此一惠，则敏学下问，亦是它好处”足见孔子“宽肠大度，所以责人也宽”（《朱子语类》卷二九）。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按字义，文，文采；质，质朴；彬彬，杂半之貌。
南宋朱熹《论语集注》：“言学者当损有余，补不足，至于成德，则不期然而然矣”。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礼，有质有文。
质者，本也。
礼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能立能行，斯谓之中。
”孔子此言“文”，指合乎礼的外在表现；“质”，指内在的仁德，只有具备“仁”的内在品格，同时又能合乎“礼”地表现出来，方能成为“君子”。
文与质的关系，亦即礼与仁的关系。
于此一则体现了孔子所竭力推崇的“君子”之理想人格；另一则反映了其一以贯之的中庸思想：即不主张偏胜于文，亦不主张偏胜于质；当不偏不倚，执两用中，而做到过点且属不易。
“子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
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文质得中，岂易言哉
”（《礼记·表记》） 敬鬼神而远之 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雍也》：“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朱熹注：“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
”（《论语集注》）清刘宝楠则释此句为：“谓以礼敬事鬼神也”（《论语正义》）。
《礼记·表记》：“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
”结合上述孔子告樊迟语，可看出孔子持与夏人商人不同的鬼神观，并教樊迟从周道。
孔子在承认有鬼神的前提下，又提出对鬼神既不轻慢亦不要予以亲近，这与其在日常生活、社会活动中强调先人事，后鬼神（《论语·先进》：“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的态度相一致。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雍也》，孔子答子贡问仁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朱熹《论语集注》：“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于此观之，可以见天理之周流而无闲矣。
”清阮元《研经室集》：“为之不厌，己立己达也；诲人不倦，立人达人也。
立者，如‘三十而立’之立；达者，如‘在邦必达，在家必达’之达。
”此句犹言自己想要站得住也要使他人站得住，自己欲事事行得通也应使他人事事行得通。
是以体现孔子所倡导的“恕”之道，亦即关于“仁”的实践途径与方法。
以己所欲譬诸他人而成全之，系“恕”之高标准，即从积极意义上实践“仁”其低标准则是推己所厌及他人而不恶加，即从消极意义上实践“仁”（见《论语·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察己知人，亦即承认他人之价值，关心他人之生存与发展，从又一侧面反映孔子思想的人道主义特征。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汉书·儒林传》：孔子“究观古今之篇籍”叙《书》、称《乐》、论《诗》、因鲁《春秋》、好《易》，“皆因近圣之事，以立先王之教。
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朱熹《论语集注》：“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
其句意谓传述旧章而不创作，对古代文化既服膺又喜好。
“不作”与“好古”，系孔子对终其一生之教学与学术研究生涯的概括，同时亦体现出其整理历史文化遗产的原则及其对上古文化的基本态度。
所谓“不作”，朱熹认为孔子“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同上）。
然后世学者认为实际上孔子有述亦有作。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述而》：“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又见《孟子·公孙丑上》：“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吕氏春秋》亦记载：“孔子曰：‘吾何足以称哉
勿已者，则好学而不厌，好教而不倦’”。
其句意谓：默默将所见所闻记于心间，发愤学习从不满足，教导学生不知疲倦。
南宋朱熹《论语集注》：“三者已非圣人之极至，而犹不敢当，则谦而又谦之辞”。
近人钱穆认为“或以本章为谦辞，实非也。
”（《论语新解》）孔子于此所举三事：其一，重在言识（记忆），不在言默，所谓“多闻，质而守之”（《礼记·缁衣》），“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其二、三，则表达了孔子于求知学问的勤勉不怠和教授弟子的一腔热忱，同时也是孔子从认识和方法对“学”与“教（教诲）”的合理总结。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述而》：“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
汉郑玄注：“富贵而不以义者，于我如浮云，非己之有也”。
南宋朱熹《论语集注》：“其视不义之富贵，如浮云之无有，漠然无所动于其中也”。
意谓：以不义手段占有的财富与官位，对于我如同天际的浮云。
又见《论语》同篇：“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里仁》：“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孔子于此重申其看待和求取富贵的具体原则，即须合于“义”与“仁道”，违此而获，则被视如过眼烟云之不足取。
同时亦表明其于清贫生涯甘之如饴、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与襟怀。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述而》：“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
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汉郑玄《论语注》：言此才，勉人于学也。
南宋朱熹《论语集注》：“未得，则发愤而忘食；已得则乐之而忘忧；以是二者俯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数之不足。
但自言其好学之笃耳”。
近人康有为《论语注》：“忘食，则不知贫贱；忘忧，则不知苦戚；忘老，则不知死生；非至人安能至此”。
其句意谓：发奋用功连吃饭也不记得（学有所获），便高兴得忘了忧虑，连入老境也未觉察。
此实乃夫子自道，自勉之辞。
《礼记·表记》：“子曰：‘《诗》之好仁如此。
乡道而行，中道而废，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数之不足也。
俯焉，日有孳孳，毙而后已’”。
其一生好学不倦，倡导积极有为，对所创立学说的实现孜孜以求，“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礼记·中庸》），是以展示了孔子自强不息，终老不疲与明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述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朱熹注：“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恶，则我从其善，则我从其善而改其恶焉。
是二人者，皆我师也。
”（《论语集注》）刘宝楠引旧说，又提出两解：一谓“我并彼为三人，若彼二人以我为善，我则从之；二人以我为不善，我则改之。
是彼二人，皆为吾师。
书洪范云：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
此之谓也。
”一谓“三人行，本无贤愚。
其有善有不善者，皆随事所见，择而从之改之。
非谓一人善，一人不善也。
既从其善，即是我师。
”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述而》。
《说文》：“坦，安也。
”荡荡，广远之称。
戚戚，时时忧虑之称。
君子通晓事理，故待人接物处世犹如在平坦大道上行走，安然而舒泰。
小人心思常为物役，患得又患失，故常有戚戚之心。
皇侃疏引江熙曰：“君子坦而夷任，荡然无私。
小人驰兢于荣利，耿介于得失，故长为悉府也。
”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于物，故多忧戚。
”（见《论语集注》）《荀子·子道》篇言君子有终身之乐，无一日之忧，小人有终身之忧，无一日之乐，与此义同。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 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子罕》：“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雕，凋谢；松柏，喻栋梁之材。
朱熹引谢上蔡注曰：“士穷见节义，世乱识忠臣。
”（《论语集注》）荀子则把松柏喻君子：“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见君子无日不在是。
”（《荀子·大略》）《庄子·让王》引孔子言曰：“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
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
”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孔子名言。
《论语·子罕》：“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论语正义》引《申鉴·杂言下》注曰：“君子乐天知命故不忧；审物明辨故不惑；定心致公故不惧。
”又《论语·宪问》所记三者次序不同：“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孔子自谦其不具备知、仁、勇三者达德，而自子贡视之，孔子三道尽备，故曰：“夫子自道也。
”（《宪问》） 民无信不立 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颜渊》：“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此即孔子对子贡问政之答。
民信之与足食足兵为孔子治邦强国之政。
然可去兵去食，不可使民无信；民信则为本。
此也即与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舍身取义有相通这处。
后朱熹有曰：“民无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
无信则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
故宁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宁死不失信于我也”。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这个你可以参考下 【译文】完全相信《书》，那还不如没有《书》。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转载资料供参考中国传统管理对企业管理的启示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
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管理等方面。
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
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
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
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
”(《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
”(《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
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
“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
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
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
”(《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
西汉贾谊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
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
”(《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
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
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
“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
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
《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
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
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
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
(《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
《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
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
“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
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
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
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
学而》)。
《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
“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
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
《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
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
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
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
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
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
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
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
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
守信。
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
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
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
他对弟子注重“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
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
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
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
“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
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一个“信”字。
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
明代徽商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
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
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是进财之道。
5.利器。
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
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
《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
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
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
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
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
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
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
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
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
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
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
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
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
(《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
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
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
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
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事异则备变”。
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
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
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
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
《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
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
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
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
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
(《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
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
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
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
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
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
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
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
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
”(《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
”(《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
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
”(《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
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
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
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
”(《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
(《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
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
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
”(《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
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
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
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
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
”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
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
“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
“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
”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转载资料供参考中国传统管理对企业管理的启示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
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管理等方面。
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
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
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
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
”(《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
”(《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
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
“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
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
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
”(《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
西汉贾谊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
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
”(《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
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
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
“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
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
《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
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
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
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
(《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
《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
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
“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
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
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
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
学而》)。
《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
“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
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
《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
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
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
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
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
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
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
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
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
守信。
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
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
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
他对弟子注重“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
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
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
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
“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
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一个“信”字。
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
明代徽商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
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
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是进财之道。
5.利器。
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
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
《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
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
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
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
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
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
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
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
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
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
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
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
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
(《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
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
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
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
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事异则备变”。
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
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
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
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
《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
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
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
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
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
(《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
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
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
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
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
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
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
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
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
”(《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
”(《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
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
”(《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
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
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
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
”(《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
(《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
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
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
”(《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
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
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
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
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
”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
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
“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
“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