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三W教和学的“什么”，“怎么”和“为什么”
中国的或教师，对子女生的要求，大致都认同如下的教育观要学好，要学有用的知识，最终要成才。
对这个多数人赞同的、听上去理所当然的教育观念，钱颖一有不同的思考和看法：理解“无用”知识的有用性;“好学”比“学好”更重要;“育人”比“育才”更根本。
观点说到教育的问题，我想从多数人认可的教育观念开始。
中国的家长或教师，对子女或学生的要求，大致认同如下的教育观念：子女或学生要学好知识，要学有用的知识，最终要成才。
今天，我想对这个多数人赞同的、听上去理所当然的教育观念，提出一些不同的思考。
这个教育观念中包含了教育的三个基本问题，即“学什么”“怎样学”“为什么学”，也就是关于教育的“What”“How”“Why”的三个问题。
我对这三个基本问题的不同思考，要从下面这三组词说起，分别是：“有用”与“无用”、“学好”与“好学”、“人”与“才”。
我先说出我的观点，之后再来详细论说。
首先，我要讲学什么，讲知识的“有用”与“无用”，我要论说的是“无用”知识的有用性;第二，我要讲怎样学，讲“学好”与“好学”的区别，我要论说的是“好学”比“学好”更重要;第三，我要讲为什么学，讲“人”与“才”不完全是一回事，我要论说的是“育人”比“育才”更根本。
我对中国教育中的这三个基本问题的不同思考，在当前中国的环境和语境中，有相当的现实针对性。
三个要点及其原因01“无用”知识的有用性02“好学”比“学好”更重要03“育人”比“育才”更根本详细如下01“无用”知识的有用性这个命题并不是我最先想出来的。
1939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弗来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在《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即“无用知识的有用性”。
在这篇文章中，弗来克斯纳对柯达公司创始人柯达先生认为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发明的无线电收音机是最有用的发明提出质疑，认为麦克斯韦尔(Clark Maxwell)和赫兹(Heinrich Hertz)的理论贡献更加有用。
他写道：虽然麦克斯韦尔在1873年发表的电磁理论完全是抽象的数学，赫兹在1887年对他做的电磁波实验的实用价值也毫不关心，但是，这些看上去无用的研究却为后来有用的发明奠定了基础，没有他们的工作根本就不可能有后来马科尼的发明。
弗来克斯纳写这篇文章是有原因的，因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使命，就是研究那些“无用”的知识。
举一个经济学的例子。
我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导师马斯金(Eric Maskin)教授因“机制设计”理论获得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个理论的起源，是研究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在利用信息上的效率问题，是抽象的理论问题，当时完全看不出在市场经济中的有用性。
但是后来，机制设计理论被应用于市场中的拍卖问题，由于拍卖不仅应用于传统的艺术品，而且也应用于诸如无线频谱等产权的拍卖，所以它可以解决移动通讯行业中的非常实际的问题。
再举一个工程中的例子。
这是乔布斯10年前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自己讲的故事。
他在当年大学一年级辍学后并没有离开学校，而是听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课，其中一门是美术字课。
这在当时看来完全无用的课，在10年后他设计电脑上的可变字体时发挥了作用。
乔布斯这样说：“如果我当年没有去上这门美术字课，苹果电脑就不会发明这么漂亮的字体;又由于微软视窗是照抄苹果的，所以很可能所有个人电脑上就都没有这样的字体了。
”以上三个例子告诉我们，对知识有用性的认识不能过于短视。
当然，短视在全球都是一个问题，不过在我们中国人中尤其突出。
我们心目中的“有用”，往往是指立竿见影式的马上有用。
我把这种急功近利式的功利主义叫做“短期功利主义”。
“短期功利主义”使得我们把知识的“有用性”局限在极其小的范围内。
短期功利主义在教育中很严重。
比如，大学中人文类的专业和课程不受青睐。
又比如，学生在选课前总要先考虑这课对找实习或找工作有什么用。
可是另一方面，毕业10年、20年、30年的校友们，对他们在大学时期所上的课的评价，却与在校生很不一样：他们感到遗憾的是，当时学的所谓有用的课在后来变得如此无用;同时又后悔，当时没有更多地去学那些看上去“无用”但日后很有用的课，比如一些人文、艺术、社会科学类的课。
有趣的是，不少美国商界的成功人士，他们在大学本科读的是“无用”的人文类专业，比如投资银行高盛的CEO劳埃德·布兰克费恩( Lloyd Blankfein)在哈佛的本科专业是历史，私募基金黑石的CEO 史蒂夫·施瓦茨曼(SteveSchwarzman)在耶鲁的本科专业是文化与行为，网上支付公司PayPal联合创始人和前CEO、《从0到1》的作者彼得·蒂尔(Peter Thiel)在斯坦福的本科专业是哲学。
有许多原因，使得毕业时间较长的人对知识“有用”的看法会基于更加长远的考量。
首先，知识发展得快，过时得也快。
许多在大学里学的知识虽然一时有用，但是没有多长时间就变得过时了;第二，多数人在一生中要更换多次工作和专业，他们后来从事的工作与他们早年在大学选择的专业不一样，甚至相距甚远;第三，人们对未来预测的能力很有限，只有在事后才能看清。
乔布斯这样反思：“在我念大学时，是不可能把未来的很多点连接起来的。
只是在10年之后，当我回头看时，是如此的清楚和显然。
”因此，所谓“无用”与“有用”之分，大多是短期与长期之别。
在学什么知识这个问题上，我们要着眼于长期，不要急功近利。
我们要理解，一些看似短期无用的知识可能是长期非常有用的知识。
要知道，大学教育不仅是为毕业后找工作，更是为一生做准备。
以上用长期观点来理解知识的有用性，仍然是把知识作为实现某种目的，诸如工作成效的一种工具。
知识除了工具价值之外，还有内在价值。
知识的有用性，不仅仅体现在能够提高工作成效(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的工具性方面，知识的有用性还体现在塑造人的价值、提高人的素养、提升人的品位等丰富人生的目的性方面。
这就与下面要讲的“育人”相关。
02“好学”比“学好”更重要在中学阶段，“好学生”就是“学得好的学生”，而学得好就是学习成绩好、考试成绩好。
中国的应试教育，使得学生磨练出一套怎样学好的方法，可以概括为：文科靠死记硬背，理科靠大量做题。
进入大学后，“好学生”就不应该是这种类型的“学得好”的学生，而应该是“好学的”学生。
“学好”与“好学”有很大区别，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的境界：“学好”是学习中被动的接受，而“好学”则是学习中主动的探索;“学好”是今天学习的一个结果，而“好学”则是今后学习的一种习惯;“学好”只是对学习已有知识的一种度量，而“好学”则是对学习未来知识的一种态度;“学好”是为了掌握知识，而“好学”是为了探索问题;“学好”得到的是答案，而“好学”追求的是真理。
“好学”远比“学好”更重要。
“好学”是懂得怎样学的一种能力。
这种能力中有若干要素，我特别要强调“好奇”“好问”“好思”这三点。
我把好奇放在首位。
好奇是科技创新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始推动力。
多年前，4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到清华理学院与学生座谈。
当被问到什么是科学发明最重要的要素时，他们没有选择基础扎实、数学好、勤奋、努力这些学生们提出来的选项，而是不约而同地说到了好奇心。
连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都说：“我没有特殊的才能，我只是有激情般地好奇。
”好奇是好学的第一要素，好学源于好奇。
然而，我们发现，中国学生普遍缺乏“好奇心”。
我进一步的猜测是，人生来都是有好奇心的，是后天的教育把原始的好奇心磨灭了。
好奇往往导致好问，而好问是质疑既有知识、探求未知的起点。
但是，我们面临的情况是，学生不好问，也不会问。
我们不仅不鼓励学生质疑老师，而且还往往对那些喜欢质疑的学生产生负面印象。
我们的应试教育制度是不鼓励提问的：获得标准答案就能取得好成绩，而提出问题不仅对获得好成绩没有帮助，而且还有害，因为它让你不相信标准答案。
中国学生回到家里，家长会问：“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新知识?”据说，犹太学生回到家里，家长问的是：“你今天提出了什么好问题”，甚至还接着问，“你提出的问题有没有老师回答不出来的”?以色列着名作家阿莫斯·奥兹(Amos Oz)说：“怀疑和争辩是犹太文明的特征。
这是一种怀疑和争辩的文化，一种解释、反解释、重新解释、反对性解释的开放式自由问答游戏。
这是一种善辩的充满争论的文明。
”全球犹太人总数只有一千多万，还没有北京市人口多，而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犹太人数以百计。
这或许与他们的好问有关。
好思则是好学的核心。
17世纪的数学家、哲学家笛卡尔——就是发明坐标系的那位法国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思故我在”，他把“思”作为人存在的根本价值。
爱因斯坦把思考作为大学本科教育的根本，他说：“大学本科教育的价值，不是学习很多事实，而是训练大脑去思考。
”如何思考?不是人云亦云，而是独立思考。
只有独立思考，才会有创造性思考，才会有批判性思考，才会有“Think Different”，即不同的思考。
蒂尔在《从0到1》这本书的一开头，就举出他在面试候选人时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哪些重要的真理，是很少有人同意你的?”(What important truth do very few people agree with you on?)他的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绝大多数真理是大家都同意的，而要说明那些与“共识”相反的、你的看法是真理，非独立思考是不能回答的。
我希望在大学教育中能够改变“好学生”的定义，并改变学习的方式。
真正的好学生，是“好学”的学生，是具有强烈好奇心的、好问且能问出有意思问题的，并且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
这种“好学”是一种可以伴随学生一生的，有关“怎样学”的能力。
03“育人”比“育才”更根本在中文里，“人才”是一个词，而且我们经常都把“人才”简单地落脚为“才”。
所谓“拔尖创新人才”“杰出人才”，都是指“才”。
但是，“人才”是由“人”与“才”两个汉字组成的。
“才”的英文是talent，而“人”的英文是person或human being。
“才”关注的是“三力”：创造力、分析力、领导力。
人有“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度量“才”的词是成绩、成功、成就，而形容“人”的词则是自由、快乐、幸福。
“育人”比“育才”更根本，是因为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
中华文化的传统、中国教育的传统，从来都是重视“人”的传统。
“四书”中《大学》开头便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这是几乎每一个中国教育者都常引述的一句话，讲的是大学的目的是育人，是人的道德，是人的善。
中国文化中的做人是非宗教的，这是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
梁启超1914年到清华演讲，题目是“君子”，对应的英文是gentlemen。
梁启超以“君子”寄语清华学子，强调的是做人：清华学子，首先要做君子，之后才是做才子。
在演讲中，他引用了《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说明的是做君子的条件。
他还引用王阳明的话：“治山中贼易，治心中贼难”，说明“做人”比“做事”更难。
正是由于此篇演讲，“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才成为了清华的校训。
但是，这个重“人”的传统后来发生了变化，使得重“才”逐渐压倒重“人”。
直接原因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方了。
落后就要挨打，因为西方有枪炮，西方有科学技术。
所以我们要科学救国、技术救国、实业救国。
因此，教育就转向科学知识、技术知识，专业知识的传授，转向对“才”的培养。
不仅在中国，在所有落后国家实现追赶的过程中，都是一样的。
不过，这种由“人”向“才”的转向近年来在中国走向了极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经济增长似乎变成了唯一的价值和目标。
即使当下讨论的转变发展方式和创新驱动，也仍然是把经济发展作为目的。
在这种思维中，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人才就成为加速经济发展的动力。
“育才”也随之变成了教育的最终目的。
在经济学中，人有两个作用：一是作为劳动力，其中包括“才”的贡献。
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经济活动投入品，是工具;二是人是消费者，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经济活动的目的。
所以在经济学中，人不仅是工具，也是目的。
另一方面，在康德看来，人只能是目的，不能是工具。
康德的哲学使得“人是目的”这一价值更加清晰和突显。
无论如何，只要人是目的，不仅是工具，教育的目的中，“育人”就比“育才”更根本。
教育如何体现“育人”? 在我看来，作为目的的“人”包括“人文”“人格”“人生”三个方面，所以，关于人的教育，应该包括人文精神的教育、人格养成的教育和人生发展的教育。
人文是相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言的。
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来都是科学进步与人文进步并举的。
如果说科学是为了做事，那么人文是为了做人，做有品位的人。
科学告诉你什么是真理，人文告诉你说真话的价值。
龙应台女士这样解读人文：文学使你看见原来看不见的东西，可以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从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星，从而有了走出思想迷宫的可能;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
所以，文学让你看见，哲学让你定位，历史让你连接，这些都是人文的价值。
以人文为基础的人格是做人的准则。
人格养成是人的教育的基础，正直诚实是对人格的基本要求，而对人格的起码要求就是人格底线。
说话有底线，就是说话讲真话;做事有底线，就是做事有原则;做人有底线，就是做人有良知。
人格的底线就是文明人的底线。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曾经批评我们的一些精英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他批评的不是一般的利己主义者，而是那些学过很多知识、善于利用制度的缺陷和传统的弊端，同时又没有人格底线的利己主义者。
这从近期的“反腐”案例中可见一斑。
人生既有对人生发展的梦想，更有对人生意义的探索。
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过”(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应该成为每一个学生用以经常提醒自己和检讨自己的格言。
大学是反省人生的开始，思考人生的起步。
反省人生是发现自己，认识世界的过程。
在我们当前的教育中，相对而言，我们更缺乏对人文精神、人格养成、人生发展的教育。
理解人文价值，坚守人格底线，反省人生意义，应该成为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必修课。
“三位一体”的教学“无用”知识的有用性;“好学”比“学好”更重要;“育人”比“育才”更根本——这是我对学什么、怎样学、为什么学这三个教育基本问题的回答，是我这些年来，从教育改革实践中悟出的教育理念。
学什么、怎样学、为什么学，是从学生视角提出的问题。
相对应的，从学校和教师视角的问题就是教什么、怎样教、为什么教。
过去这些年中，我们在清华经管学院各个教学项目，包括本科、博士、硕士、MBA、EMBA中都进行了深入的改革。
虽然各项目的学生群体不同，学习阶段和学习目标不同，但是这些改革有一个一致的主线，就是把传统的以知识为核心的教育方式，改变为“三位一体”的教学方式，即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获取。
在这个“三位一体”之中，我们首先强调价值塑造，之后是能力培养，最后才是知识获取，并且在实施中更加侧重长期有用，以及有助于“育人”的知识。
这正是对应着上述教育理念的具体行动
大学生如何在实现中国梦的实践中放飞自我?
例文：我们的时代从不缺“最帅”的年轻人最近一段时间，“新生代年轻人”出镜率颇高。
其中有辞去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工作，毅然从军奔赴荒漠保卫祖国的“鸿雁”；有毕业后回归山区，在湍急泥水中抱67名孩子过河上课的“最帅小学老师”；有放弃毕业晚会，主动请缨奔赴抗洪前线的国防科大毕业生……这一代青年表现出来的爱国、勇气和担当，让整个社会惊叹。
这种惊叹，来自观念中的巨大反差。
说起“90后”，很多人潜意识里都视其为“垮掉的一代”。
生活优越，个性张扬，思维活跃，却也娇生惯养，自私任性、不懂责任，这样的“刻板印象”长期存在。
但上述事例却让人们看到了这一代中国青年不一样的风采。
他们正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唱响昂扬的青春之歌，诠释出种种不同的人生选择。
心系祖国、敢于担当、行动力强，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意志品质和精神面貌，殊为可贵，让人感动。
每一代人身上都打着时代的烙印。
尤其是今天，中国各方面发展今非昔比，国人在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上也表现出极大不同。
有人曾担心，在市场经济深化的今天，在愈发浮躁喧嚣的当下，大家都成了所谓的“理性经济人”，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然而，事实证明，市场经济并没有让中国人都变成只知个人利益算计的经济动物。
急公好义，甘于奉献，勇于牺牲，仍是当代中国人、当代年轻人鲜明的美德。
这种可贵的家国情怀和时代责任感，恰恰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发展向前的深层动力。
有人说，爱国，意味着你希望祖国的未来变成什么样子，就以自己的方式努力使她变成那个样子。
诚如斯言，无论什么时候，爱国心、报国情都不是嘴上说说，而是要付诸行动的。
不管是身处象牙塔的大学生，还是扎根基层的青年村官，抑或是穿行于大街小巷的快递小哥，只要尽心做好本职工作，何尝不是在为国家发展添砖加瓦
何尝不是爱国情怀最朴实的表现
爱国派就是行动派，尤其是当下这代年轻人，玩转互联网的他们用自己更为个性化的方式表达着对祖国的认同，对民族的关切。
从“帝吧出征”掀起花式反击，到创作《This is China》唱出自信自豪……率真的表现，刷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年轻一代的认知。
这一代年轻人成长在中国发展最快、最好的年代。
告别了物质的贫困，远离了信息的匮乏，成长拔节一路伴随着祖国的强盛，他们有着更扎实的知识，更开阔的视野，更宽广的天地。
但与此同时，工作的压力、竞争的焦虑、生活的艰辛等等，也让他们的内心挤满烦恼。
有人感慨，“理想越飞越低，低到只能在自己的城堡里贴地飞行”。
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尊重年轻人的人生选择，为他们干事创业多些平台搭建，多些物质保障，帮助他们在现实的土壤中葆有不变的初心与激情，是整个社会应尽的责任。
为什么波伏娃一生都没发胖
请参考：曾几何时，“意识形态”在有些人那里成了“敏感词”。
一说做意识形态工作，就好像是自己本不需要，却要被强加什么、灌输什么。
很多人可能并未意识到，不管是否愿意，人总是生活在意识形态之中，总会受到意识形态支配。
意识形态是什么
通俗点说，意识形态就是社会共同的价值认同。
要想在一个社会中自如生存发展，怎么会不需要这种共同价值的濡染呢
一些人之所以对中国存在偏见，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价值认知有偏差。
有的人先入为主，好像中国什么都不对；有的人迷信外国，总觉得西方什么都好；有的人崇尚精致利己，反感主流、躲避崇高。
比如，说到食品安全，美国曾有总统因在阅读时看到毒死的老鼠被一同铲进香肠搅拌机的句子，而愤怒地把正在吃的香肠“扔出窗外”；讲到环境污染，英国泰晤士河也曾一度成为“死河”，但一些人却把这些现代化进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视为中国的“制度专利”。
试想，在这样的价值观主导下，怎么会看清一个真实的中国
在有些人那里，让他们占据高校讲台向学生灌输西方意识形态才是自由，中国的大学加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就是“钳制自由”。
他们总是以西方大学“思想自由”为理据，可真实情况又如何呢
去年3月，美国教育部下属机构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在其网站的儿童专区“每日语录”一栏，用英文引用了关于学习的名言“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结果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因此受到批评，网站删除了有关内容，先是改成了“今日无警句”，后又换成林肯的名言。
但依然被一些议员斥责“为什么要引用‘共产主义者’的话
”教育部官员赶紧出来宣布暂停了这一栏目，并声称正在核查数据库中的内容。
辩论会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反方
先生就是非的例子。
鲁迅先生出生在一个封建地主家庭，但他在少年时代就非常同情劳动人民，而没有像其他有钱人那样欺压人民。
成年后他以笔代枪深刻地偈露了封建社会的丑恶面目。
古语有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些变赤变黑的都是什么样的人?会是高风亮节,立志报国的人吗?会是志在千里,矢志不渝的人吗?又会是坚持本心,超凡脱俗的人吗?当然都不会是! 这些具有超群品质的人必然拥有自己完善,正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他们做事从不偏离轨道,即便偶尔迷失也会迅速折返正途,即使偏激也是由于具有的各种极致的个性交汇碰撞造成的,无伤大雅.其人生的主线仿佛早已确定,就好象掌心的纹路一样清晰,只要他们捏紧拳头,世界便在其掌握之中. 他们能够做到的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经历重重污垢涤荡仍象出清水之芙蓉一般,天然去其凋饰,保持原始本心. 我想变赤变黑的过程是一个质变的过程,是人心历路程的转折,但核心的腐烂保留不住外表的鲜华,结果只能是人生堡垒的彻底沦陷和坍塌! 这样的人让人觉得可悲与惋惜.他们没有人格的主心骨,象是抽走骨架的伞怎么也支撑不起来,象头重脚轻的墙上芦苇,根底太浅,象是嘴尖皮厚的山间竹笋,腹中太空!他们的胸膛里可能有热血,骨子里也有干劲,但却不知人生的方向在哪儿,于是随波逐流成了习惯,人云亦云成了信条.他们的人生画板上也可能有过的一笔也变得暗淡,只看见各种颜色掺杂,趋于灰暗.这个时候,变赤变黑都是可能的. 选择令人敬仰的人生还是令人悲悯的人生全凭自己,关键在于理想信条的选择与坚持,从而把握住自己的立场与格局,让人生的调色板上主色鲜明,光彩夺目. 1、 近朱者未必赤，近墨者未必黑 古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老师、家长也常常以此古训来教育我们，但我却对此提出了质疑。
近朱者真的赤，近墨者真的黑吗
这或许只代表了一种人，那就是自控能力特别差的人。
如果一个人真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我真为他感到悲哀，因为他做人太失败了，没有头脑，没有立场，很容易就受到他人的影响。
“近朱者赤”，人人都这样吗
就拿我身边的事例来说吧。
我们学校最近开除了几名初一的学生，其中一名是我的小学同学。
按理说，我的这位同学在小学受到的教育是良好的，因为我们学校管理较严格，班主任是一位尽职的老师，班风也很正。
而现在我们就读的中学，更是重庆一流的好学校。
这里，有着良好的学习风气、高素质的老师、勤奋努力的同学，但他为什么不接受这些良好影响呢
还一天到晚不好好学习，经常打架逃课，以至于最后被学校开除。
不是“近朱者赤”吗
“近墨者黑”也是人人如此吗
还是拿我们外语校的事例来说吧。
在初一几个非正取班中，没有一个人在入学考试中进入了前80名，大部分同学的成绩都不是太好，但在上学期的期末考试中，十班就有一名同学进入了年级前10名。
按道理说，他们非正取班班风不如那些正取班，成绩也要差一些，但这位同学为什么没有受到那些不良影响呢
不是“近墨者黑”吗
在我们的身边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是否“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其实归根结底，原因还是在于我们本身，当然不排除环境对我们是有一定影响的。
进朱者未必赤，进墨者未必黑。
2、 近墨者未必黑 中国有句古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意思是指周围的环境对人的影响很大。
然而，近朱者就必定赤，近墨者就必定黑么
我认为，黑的影响固然重要，但更看近墨者本人如何。
近墨者未必黑。
（提出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在事物的变化中，有内因和外因两个因素，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同样，对一个人说，周围的“朱”或“墨”当然对人有一定的影响，但作为近朱者和近墨者来说，其本人的智力、毅力、辨识则是变赤或黑的决定因素。
如果他是非混淆不清，别人怎样说他就怎样做，不会自己分析、决定，那近墨者必黑；如果他头脑清醒、意志坚定，那么无论怎样的墨也是难以使他变黑的。
总之，近朱者未必赤，近墨者未必黑，当看近者如何。
（讲道理，分析问题） 从古至今，近墨而黑者有之，而近墨不黑者也不乏其人。
汉代的李陵、苏武，同是汉官，面对匈奴的高官厚禄的利诱，李陵动摇了，最终身败名裂；苏武坚贞不屈，宁肯茹毛饮血，誓死不同流合污，从而流芳千古。
在近代，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革命家鲁迅，更是近墨而不黑，出污泥而不染的典型。
这些人保持自己的坚定信念，在墨中洁身自好，不随波逐流，从而成就了伟大事业。
（摆事实） 如何能做到近墨而不黑呢
只要有清醒的头脑，坚定的意志，那么就能近墨而不黑。
、鲁迅等无数先人以他们的实际行动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愿我们每个人不管什么环境中都能保持住自己的坚定信念，永不变色。
（结论） 近朱者未必赤：特务 近墨者未必黑： 以上为笑谈------------ 转入正题： 明末清初,抗清武力失败,江山易主,中流砥柱者 虽然不能如不食周粟,但终不做贰臣,而且继承了先圣之绝学,反省明末圣人多如狗,街道两边走的情形 提倡... 如学术系统,虽然在武力上没有成功,不过在文化上没 有低头,所以没有真正的亡国,这才是真正意义的反清 复明............. 如: 王船山，顾炎武兄弟、李二曲、黄宗羲、朱舜水等 其中朱舜水还去日本借兵，不过每成功，结果带动了日本的儒学.......... 1.再说几个奇闻轶事,第2条再介绍简介 aa的老师: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这里是说教育方法的原则。
所谓愤，就是激愤的心情。
对于不知道的事，非知道不可，也是激愤心理的一种。
如有一件事，对学生说，你不行，而他听了这句话，行不可，这是刺激他，把他激愤起来。
启就是发，在启发之前，先使他发愤，然后再进一步启发他。
这种教育方式，有一个很好的例子：相传清代名将，是汉军镶黄旗子弟，幼时非常顽劣，他父亲前后为他请了好几个老师， 都被他打跑了。
后来没有人敢去应聘教他，最后有一个老师是隐士--有说是顾亭林的兄弟，顾亭林虽然一生不做清朝的官，从事反清的地下活动，但为了同胞的福祉，还是叫别人出来做些事--自愿任教。
的父亲说明自己儿子的顽劣，老先生说没关系，唯一的条件是一个较大的花园，不要设门，而且围墙要加高。
就这样开始教了，年羹尧最初想将这位老师打跑，不料老先生武功很高，打又打他不着，却什么也不教他，到了晚上，老先生运用他高强的轻功，一跃出了围墙，在外逍遥半天，又飘然跳了回来，年羹尧对这位老师一点办法都没有。
老先生有时候吹笛子， 吹笛是可以养气的，年羹尧听了要求学吹，于是利用吹笛来使他养气，这才开始慢慢教他。
后来老先生因为有自己的私事，一定要离开，临走时说，很可惜，这孩子的品质还没有完全变过来。
虽然如此，年羹尧已经够得上是文武双全了，所以后来成了平藏的名将。
而他以后对自己孩子的老师，非常尊敬，同时选择老师也很严格，有一副对联：不敬师尊，天诛地灭；误人子弟，男盗女娼。
就是他写了贴在家里的。
这个故事，可说明孔子所说教学的原则，必先刺激他的思想，使他发愤，非要有坚强的求知心，才能启发出他本有的智慧来。
2.康熙与李二曲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人太多了，如顾亭林、李二曲、王船山、傅青主这一班人都是不投降的，尤其是思想上、学说上所作的工作，实在太可怕了。
结果呢
康麻子利用中国的“孝”字，虚晃一招，便使反清的种子一直过了两百年才发芽。
清兵入关，有三部必读的书籍，哪三部书呢
满人的兵法权谋，学的是，还不是，在当时几乎王公大臣都读。
第二部不是公开读的，是在背地里读的——是，当时康熙有一本特别版本的，现在已经问世，注解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当时每一个清朝官员，都要熟读，揣摩政治哲学。
另一部书是《孝经》。
但表面上仍然是尊孔。
说到这里，诸位读历史，可以和汉朝“文景之治”作一比较，“文景之治”的政治蓝本，历史上只用八个字说明——“内用黄老，外示儒术。
”这么一来，康熙就提倡孝道，编了一本语录——《圣谕》，后来叫《圣谕宝训》或《圣谕广训》，拿到地方政治基层组织中去宣传。
以前地方政治有什么组织呢
就是宗法社会中的祠堂，祠堂中有族长、乡长，都是年高德劭，学问好，在地方上有声望的人。
每月的初一、十五，一定要把族人集中在祠堂中，宣讲圣谕，圣谕中所讲都是一条条作人、做事的道理，把儒家的思想用进了，尤其提倡孝道。
进一步分析，康熙深懂得孝这个精神而加以反面的运用。
要知道康熙把每一个青年训练得都听父母的话，那么又有哪一个老头子、老太太肯要儿子去做杀头造反的事呢
所以康熙用了反面，用得非常高明。
此其一。
其二：当时在陕西的李二曲，和顾亭林一样，是不投降的知识分子，他讲学于关中，所以后来顾亭林这班人，经常往陕西跑，组织反清复明的地下工作。
康熙明明知道，他反而征召李二曲作官，当然李二曲是不会去作的。
后来康熙到五台山并巡察陕西的时候，又特别命令陕西的督抚，表示尊崇李二曲先生为当代大儒，是当代圣人，一定要亲自去拜访李二曲。
当然，李二曲也知道这是康熙下的最后一着棋，所以李二曲称病，表示无法接驾。
哪里知道康熙说没有关系，还是到了李二曲讲学的那个邻境，甚至说要到李家去探病。
这一下可逼住了李二曲了，如果康熙到了家中来，李二曲只要向他磕一个头，就算投降了，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民族气节问题；所以李二曲只好表示有病，于是躺到床上，“病”得爬不起来。
但是康熙到了李二曲的近境，陕西督抚以下的一大堆官员，都跟在皇帝的后面，准备去看李二曲的病。
康熙先打听一下，说李二曲实在有病，同时，李二曲也只好打发自己的儿子去看一下康熙，敷衍一下。
而康熙很高明，也不勉强去李家了。
否则，他一定到李家，李二曲骂他一顿的话，则非杀李二曲不可。
杀了，引起民族的反感；不杀，又有失皇帝的尊严，下不了台，所以也就不去了。
安慰李二曲的儿子一番，要他善为转达他的意思，又交待地方官，要妥为照顾李二曲。
还对他们说，自己因为作了皇帝，不能不回京去处理朝政，地方官朝夕可向李二曲学习，实在很有福气。
康熙的这一番运用，就是把中国文化好的一面，用到他的权术上去了。
可是实在令人感慨的事，是后世的人，不把这些罪过归到他的权术上，反而都推到孔孟身上去，所以孔家店被打倒，孔子的挨骂，都太冤枉了。
近朱者未必赤，近墨者未必黑 ——辩论赛立论陈词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中国古代奉为经典的一句家喻户晓的话，此语出自晋朝傅玄，意思是：靠近朱砂的，就会变红，靠近墨汁的，就会变黑，比喻近好人，则变好，近坏人，则变坏。
然而我方浅薄之辈对于这句话及其寓意却有颇多疑点，认真分析，着实不敢恭维。
首先，在诸多古典名言与典故中，就有诸多与此矛盾的观点和事实。
北宋周敦颐就说过，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莲花近淤泥之朱，而没有变赤，近清涟之墨，而没有变黑，此其一。
其次又有人说过“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江山的归属，可以轻易的被铁骑改变，但是人的本性却很难被外界的朱黑所更换。
再者，阅读三国志，就会知道，蜀国灭亡的因素之一，是由于阿斗天性昏庸无能、奢侈无度。
而蜀汉之所以没有速亡于魏，是因为玄德苦心创业，诸葛亮、姜维多年来忧劳国事，辛勤北伐，朝野上下，莫不尽心尽力，匡扶汉室。
阿斗为刘备之子；亲近诸葛，谓之相父；依靠朝臣，视之如臂膀；从小到大受到他们的才学教诲与思想传播。
但阿斗却没有受到他们哪怕一点点的感化，仍然昏庸奢侈如故，以至亡国，亡国后，还落下个“乐不思蜀”的事件，成为历史的讥笑物。
这都证明了我们对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怀疑、不敢恭维的正确性，因而我方大胆的提出“近朱者未必赤，近墨者亦未必黑”。
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直接证明了我方的观点，它明确指出：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源，而外因只是条件，外因只能在内因的基础上起作用。
朱砂、墨汁，只是一个事物发展变化的外因，它们要想使事物近其者变赤、变黑，还需要看内因，即事物的本质同不同意。
将布匹浸入朱砂或者墨汁，那么，布匹必然会染成赤、黑，但倘若将本来不能染色的物质以同样的方法近朱砂和墨汁，它们会变颜色么
当然不会。
物皆如此，何况人乎
一个生性败劣不知悔改的社会渣滓，和一群文人墨客在一起；一个饱读诗书意志坚定的著名学者，和一群庸俗白丁在一起，他们能否变赤或者黑，可想而知。
如此思考，就会大彻大悟，原来，晋人傅玄笼统的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则是完全片面与荒谬的
无论引经据典，还是缜密思考，“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都是说不通的。
是故，我方坚持观点，“近朱者未必赤，近墨者亦未必黑”。
近朱者未必赤,近墨者未必黑 事例: 鲁迅先生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鲁迅先生出生在一个封建地主家庭，但他在少年时代就非常同情劳动人民，而没有像其他有钱人那样欺压人民。
成年后他以笔代枪深刻地偈露了封建社会的丑恶面目。
古语有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些变赤变黑的都是什么样的人?会是高风亮节,立志报国的人吗?会是志在千里,矢志不渝的人吗?又会是坚持本心,超凡脱俗的人吗?当然都不会是! 从古至今，近墨而黑者有之，而近墨不黑者也不乏其人。
汉代的李陵、苏武，同是汉官，面对匈奴的高官厚禄的利诱，李陵动摇了，最终身败名裂；苏武坚贞不屈，宁肯茹毛饮血，誓死不同流合污，从而流芳千古。
在近代，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革命家鲁迅，更是近墨而不黑，出污泥而不染的典型。
这些人保持自己的坚定信念，在墨中洁身自好，不随波逐流，从而成就了伟大事业。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只是一种偏激的说法，虽然这样的事例也有，但是却不是全部人都是这样的。
是否“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还要看这个人自身的能力，如果他“近”了“朱”而不去学习，那么他也不会“赤”；如果他“近”了“墨”而不染恶习，反而去帮助“墨”，那么他们两个人都会变“赤”。
其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读多了也会觉得不通。
一个坏人和一个好人在一起，那么这两个人都会变成好人还是坏人呢
若是前者，那岂不是全天下人都会变成好人
若是后者，那岂不是全天下人都会变成坏人
比如说警察，他们每天都和小偷、盗贼打交道，难道每个警察都会变成小偷、盗贼吗
再说那些小偷、盗贼，他们每天都和警察打交道，难道每个小偷都能变成像警察一样的好人吗
“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万事都不会有绝对性，再肯定的事实也有可能被扭曲，还是说“近朱者未必赤，近墨者未必黑”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