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理学家张载的名言
宋代道张载有四句名言，几乎作是“宋明理的宣言和纲领，即如下： 为天地立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朱熹名言名句大全
朱熹的名言名句1、读而未晓则思，思而未晓则读。
2、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3、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
4、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读数遍，自然上口，久远不忘。
5、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
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
奴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
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
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
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
勿贪意外之财，勿饮 过量之酒。
6、礼即理也。
7、举一而反三，闻一而知十，及学者用功之深，穷理之熟，然后能融会贯通，以至于此。
8、读书譬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咽，终不知味也。
9、涵养为首，致知次之，力行又次之。
10、读书之法，既先识得他外面一个皮壳了，又须识得他里面骨髓方好。
11、朋友，以义合者。
12、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
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
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留连。
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
饮食约而精，园蔬胜珍馐。
勿营华屋，勿谋良田。
13、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
心不在此，则眼看不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久也不能久也。
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
14、自修则人不得以非理相加。
15、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
16、读书之法无他，惟是笃志虚心，反复详玩，为有功耳。
17、见富贵而生谗容者，最可耻。
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
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
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
毋恃势力而凌逼孤寡，勿贪口腹而恣杀生禽。
乖僻自是，悔误必多。
颓惰自甘，家道难成。
狎昵恶少，久必受其累。
屈志老成，急则可相依。
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诉，当忍耐三思。
因事相争，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遭暗想。
18、渐渐向里寻那精英处。
19、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
关于语言魅力的名言
1.真正的写作高追求的恰“常字见奇”的艺术境界，最能打动读者的语言，往往也是一个普通常见的词语被高手运用得出神入化，妙不可言。
——张华2.语言的魅力就在于修辞艺术，语言的实力也在于修辞艺术。
那些以为用大脑和理性就能改变世界的人，其实不过是一种肤浅的一厢情愿而已，真正改变这个世界，是修辞，确切地说，是语言。
——张华3.语言是太阳，它的魅力在热烈；文字是月亮，它的魅力在宁静。
热烈以传情，宁静以达理。
——应永春《爱迷途经》4.语言的准确性，是优良风格的基础。
——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 亚里士多德5.语言既可以掩饰思想，也可以暴露思想。
——罗马共和国散文作家 加图6.语言是历史的档案……语言是诗歌的化石。
——美国作家 爱默生7.真正的语言艺术总是朴素的，很生动，几乎是可以感触到的。
——前苏联作家 高尔基8.谚语就是那些人们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精炼的语言。
——西班牙小说家 塞万提斯9.说出烙有所处时代印记的语言，这一点历来合法而且永远合法。
——古罗马诗人 贺拉斯10.语言是一块琥珀，许多珍贵和绝妙的思想一直安全地保存在里面。
—— 理·特伦奇
朱熹名言。
朱熹.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
1.自古圣贤，皆以心地为本。
2.信犹五行之土，无定位，无成名，而水金木无不待是以生者。
3.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
4.须知三绝韦编者，不是寻行数墨人。
5.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6.活到老，学到老。
7.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8.报不报之恩，岂必进而抚世。
9.读而不晓就思，思而不晓就读。
10.守正直而佩仁义。
宋明理学的主要思想是什么
“理”先于而存在，将上的地其为学主张“即物而穷理”朱熹对立的为渊的主观唯心主义，提出“宇宙便是吾心”的命题。
明代，王守仁进一步发展陆九渊的学说，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断言心之“灵明”为宇宙万物的根源。
为学主“明体心”、“致良知”。
此外，北宋张载提出的气一元论，与二程截然不同。
明代王廷相以及清初的王夫之、颜元等，对程朱、陆王皆持反对态度。
至戴震著《孟子字义疏征》，得出“理存于欲”，指出“后儒以理杀人”，则更给予了“理学以有力的批判。
理学：是儒、道、佛三教合一的产物。
是儒家思想汲取道教、佛教的有益内容，并注入哲学因素，囊括天人关系的形成的更为理性化、思辨化的思想体系。
程颢、程颐：确定了理学的最高范畴“天理”，（这里的“天理”即是封建的等级秩序和道德规范，或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并主张先理后物。
把天理和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伦者，天理也”；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物皆有理，把知识、道理、天理联系起来。
朱熹主张：天理是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强调“存天理，灭人欲”； 通过学习、实践提高自身的修养（“格物致知”）的目的是明道德之善，而不是求科学之真；编著《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科举考试的教科书。
朱熹在历史上被誉为一代儒学宗师，地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
程朱理学适应了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成为南宋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有力地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但三纲五常的纲常名教，严重地束缚了人的思想和生活；朱熹的学术思想对日本、朝鲜和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宋时期理学发展到心学，陆九渊是心学的开创者，其核心命题是“心即理也”，意思是本心即天理——世界的本源是心。
名言：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王守仁是心学的集大成者。
宣扬“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
在认识论上，他提出 “致良知”学说：认为良知就是本心，就是理，天理就在自己心中，只要克服私欲、回复良知就能成为圣贤。
（通过内心的自我反省达到“致良知”）
问一个名言的出处
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试论颜元经世致用的义利观 在我国古代哲学理论中，义利关系问题集中了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
孔子认为：“仁者人也……义者宜也”。
追求私利是人的欲望本能，但是追求私利应以“义”为前提，以义制利，见利思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他的义利观可概括为“重义而不轻利”。
而荀子则提出：“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
”已经有了重义轻利的倾向。
董仲舒提出：“夫人仁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否定了君子在合乎“义”的情况下追求“利”的合理性，这与孔子所赞许的“义然后取”和荀子说的“好利恶害”明显不同，进一步割裂了义利之间的关系，也把重义轻利的观点绝对化了。
宋明理学家承袭、发挥董仲舒的观点，严义利之辨，倡导贵义贱利。
程颢认为“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义利关系被视如水火之不相容，有义则无利，有利则无义，朱熹提倡“革尽人欲，复尽天理”。
心学大师王阳明也主张“去人欲而存天理”。
“义”作为一种价值原则被提升到宇宙本体和形而上学终极存在的高度，称为“天理”，“利”因“人欲”恶的性质而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先秦儒家所谓“合义”的利也不存在了，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利”存在的客观性和必要性。
清初，思想家颜元继承、发扬了事功派的功利思想，在义利关系上对董仲舒和宋明理学的观点作了尖锐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孔子义利观的本来面貌。
他主张“以义为利”的观点。
他说：“以义为利，圣人平正道理也。
……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
后儒乃云‘正其谊，不谋其利’，过矣
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无用之学。
予尝矫其偏，改云：‘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义利并不对立，在正谊、明道的前提下，必须谋利计功，求义中之利。
颜元还以种田、捕鱼为例说明人们进行生产活动，是必须讲求功利和收益的：“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乎
世有荷网持钩而不计得鱼者乎
”正义明道就应该谋利计功，不讲功利，义、道之事空洞的腐儒直言，于国于民毫无益处。
这里，颜元实际上是将功利看作是“正谊”、“明道”的出发点和归宿。
颜元对程朱理学将义利对立而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义利观尤为反感，他认为，舍形无性，人形不但不是人性的累害，而且正实现了人性。
而人的欲望又满足人形体各方面的需要，因此也是人性的必然表现，是人之常情，不能像程朱那样将其看作是罪恶性质的人欲。
所以他说：“故礼乐缤纷，极耳目之娱而非欲也”；“位育乎成，合三才一性而非侈也”。
主张有其体必有其用，并以其用通有其体，这是对封建禁欲主义的根本否定。
颜元认为，谋利计功是人的活动的普遍特征，道德不是空话而存在于人们谋利计功的行为之中，“正谊便谋利，明道便计功”，所以“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
他的这些观点，继承了先秦儒家“富贵乃人之所欲”，君子“义然后取”的义利观中的合理成分，比较好的将义利统一起来，可以说是向传统儒家义利观的复归。
在道德评价中，之所以谋利计功，就在于“理由事先”、“理由功著”，必须通过实事实功的实际效果，道德才得以充分体现。
仁义并非仅存于内在的道德世界之中，还应当具体展现于外在事功的开创过程之中。
正是外在事功，构成了内在道德的现实确证。
外在事功对于实现人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彰显内在德性的光辉是非常必要的。
所谓的离事功则“言仁义者陆沉泥腐”，“无事功之仁义”强调的正是这一点。
而理学家中时道德境界，轻视物质生活，把两者对立起来，宣扬重义轻利，甚至讳言功利、不求效用，必然导致道德价值发生混乱。
颜元反对只强调动机而否定效果，它批判理学家热衷于静坐空谈心性道德，不办经济生民的实事，形成了一种崇尚空疏、鄙弃实事实功的社会风气。
认为其所造就的只能是“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无用腐儒，“莫谓唐、虞、三代之英，孔门贤众之士，世无一人，并汉、唐杰才亦不可得”。
由此可见，在道德和事功的统一中，颜元的侧重点由道德转向了事功，外王事功成为了价值的重心和目标。
正是基于这一点，颜元为了扭转空疏的社会风气，扶正被颠倒了的道德评价标准，提出了“身心一致加功”的原则，即在道德评价过程中，既要注意言行一致，又要注意义利统一，动机和效果的一致。
要把个性修养同成就事业联系起来，考察实事实功的完成，特别强调义利并重、道功兼收，以“功”、“用”来判断、评价道德。
同样，为学求知的目的也在于“务期实用”。
颜元认为：“学必求益，凡举步，觉无益就莫行；凡启口，觉无益就莫言；凡举念，觉无益就莫思。
”颜元把“有益”看作为学求知的前提，无论行、言、思都必须以“有益”为出发点。
讲义不能不讲利，只有义利一致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
基于对宋明以来崇虚黜实、讳言功利的严重弊害的深刻认识，颜元提出了功利主义的圣贤观，把能够“建经济生民之勋，成辅世长民之烈，扶世运，奠生民”的圣贤作为最高的人才理想和德育目标。
他强调知识分子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并且还要有济世救民的本领。
颜元所谓的圣贤已不同于传统儒家的圣贤。
在儒家传统观念中，圣贤主要指个人道德修养的完善状态，而颜元的圣贤范畴则是社会本位的，着重从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具备的实际才能及实际功利的完成方面来要求和衡量，既有个人品德修养方面的内容，又有实事实功的要求，而对于后者尤为注重。
可见，颜元把“斡旋乾坤、利济苍生”的实际功业以及“有真才真器”，“致君泽民”的能力作为人才的标准。
在心性道德之体和经世济民之用之间，颜元所强调的是通过经世致用来体现德性。
颜元的所谓理想人格不再是静坐读书，重义轻利的腐儒，而是与社会实践融为一体，义利兼重的有用之才；他所关注的不再是挺立的道德人格和“存天理，灭人欲”的内圣工夫，而是能否开创盛大的外王事功。
颜元并不否认内在德行的涵养和修持，只不过以一种不同于宋明儒者的理念开创出内外圆融的为学路向，赋予了宋明儒学因过分脱离外王路线而腐朽生蠹的思想以崭新的生命。
综上所述，颜元的义利观以经世致用为旨归，更以“正其谊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为原则，实现了对儒家义利观的复归。
颜元提倡经世致用“正谊谋利，明道计功”的义利观，既重义又重利，既重内圣又重外王，既重“尊德性”又重“道问学”，既肯定多学而识的博学多问，又强调理乐六艺等实用技巧的价值，在工夫路线上异乎宋儒，开出了一条客观、具体、务实的实学思想的新路数，实现了由内圣转向外王，由虚空转向实在，追求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的新路数，实现了由内圣转向外王，由虚空转向实在，追求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路向。
此是颜元思想的真正价值所在。
当然，颜元的义利观的提出有其深刻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他所反对的是当时重义不追求正当利益的腐儒。
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深切理解古人思想的精华，既要避免不顾国家和他人利益，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舍义重利倾向，又要兼顾合理的追求利益的经济商业活动。
只有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使义利并重，协调一致，调节好物质利益和道德精神的关系，才能更好的开创我们灿烂光明的未来。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