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部的名言警句是什么
在蠢人感到人生困难的时候，贤人看起来容易；而当蠢人感到容易的时候，贤者就感到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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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调整电话销售中的心态
一、 正确认识销售 销售的本质：销售是通过帮助客户发现并实现客户目标而最终实现产品价值的过程
销售是一门科学，它有完整的学科体系，是涵盖管理学、心理学、组织行为学、技术知识和项目管理的综合科学，要求推销员要扎扎实实地掌握推销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现代的大学里的商业学科都包含了市场和销售的学科，这是销售的本质是科学的一个明证。
销售还是每一家公司最重要的部门。
在几乎所有的跨国公司，很多重要部门的经理都要由有销售经验的人担任。
道理很简单，公司必须获得客户的认可才可以生存，销售代表是最了解客户的人群。
销售更是一门艺术，它要求推销员灵活地运用推销的原则和方法，有一万次推销会出现一万种不同的推销过程，因为任何一个客户也不会完全相同，所以成功的推销员就象一位战略大师，能够区分不同的情况而采取不同的推销策略。
从来就没有，也永远不会有一种方法能向所有的客户成功推销，推销需要灵感和不断创新。
销售职业充满魅力：销售是一种工作时间灵活，但时刻充满挑战的工作；销售是一种永远不用担心失业，也永远不需要退休的工作；销售也是一种不需要投资，而是通过激发自己最大潜能来获得成功的最佳方式；也是造就企业家的伟大事业。
据统计，80%的成功企业家都是销售出身，我们所熟知的李嘉诚（香港首富）、曾宪梓（金利来创始人）、南存辉（正泰电气创始人）台塑王永庆等很多成功企业家都从推销员开始起步，最终走向成功的。
推销道路布满荆棘：同时，销售是一种需要你全面了解人性，彻底改变自己的本性，并需要你经过痛苦的修炼，变成“超人”之后才能成功的工作；要推销首先要改变你自己，改变永无止境，所以推销永无止境。
推销是无法仅仅通过书本学习而掌握要领，而必须在实践中通过反复品尝并总结失败和成功的经验才能成功的工作；从推销的第一天开始，就注定了你可能要忍受孤独、时刻面对拒绝和压力，并且要风雨无阻的奔波于异地他乡，所以销售事业注定只属于那些对销售有着信仰般和宗教般激情与狂热的职业销售员。
二、 心态决定成败1、什么是心态
心态就是人们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式成功学的始祖拿破仑·希尔说，一个人能否成功，关键在于他的心态。
成功人士与失败人士的差别在于成功人士有积极的心态，即PMA（Posi－tive．Mental Attitude）。
而失败人士则习惯于用消极的心态去面对人生。
消极的心态，即NMA（Negatital Attitued）（在美国成功学领域PMA与NMA已成为替代积极心态与消极心态的专有名词）。
有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做母亲的有两个女儿，一个嫁给开染房的丈夫，一个嫁给卖伞的丈夫。
自从女儿们出嫁之后，无论晴天、阴天，这位母亲总是哭。
有邻居就问她为什么伤心，她说：晴天时想起卖伞的女儿生意就不好，所以伤心；雨天时想起开染坊的女儿生意就不好，所以也伤心。
邻居说：如果你总是在晴天时想起开染坊的女儿生意好，在雨天时想起卖伞的女儿生意好时，你不就永远快乐了吗
可见，乐观与悲观，积极与消极，其实是人们的一种心理活动，同一件事情发生在两个心态不同的人的身上，其结果往往会大相径庭。
正如著名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说:“我们快乐是因为我们微笑,而并非因为快乐而笑。
”2、心态将怎样影响销售员行为的呢
在推销员中，广泛流传着一个这样的故事：两个欧洲人到非洲去推销皮鞋。
由于炎热，非洲人向来都是打赤脚。
第一个推销员看到非洲人都打赤脚，立刻失望起来：“这些人都打赤脚，怎么会要我的鞋呢。
”于是放弃努力，失败沮丧而回；另一个推销员看到非洲人都打赤脚，惊喜万分：“这些人都没有皮鞋穿，这皮鞋市场大得很呢。
”于是想方设法，引导非洲人购买皮鞋，最后发大财而回。
这就是心态的力量
3、哪些因素会影响心态
心态不是一成不变的。
产品竞争力、公司政策与制度、团队气氛、家庭因素、本人的价值观、对推销职业的看法、收入水平、对未来的预期、人生目标、自我评价、工作进展、长时间的重复工作、成功与挫折、身体健康状况、周围人群的影响、性格等均会影响心态。
一次有激励作用的会议，一笔成功的定单，总经理的夸奖和问候可能会使你的心态达到顶峰；一场大病，连续丢单、家庭阻挠和不理解，公司产品频出质量问题，提成不按时兑现或年复一年的重复同样的工作等等，又会使你的心态跌入谷低。
4、如何学会自我调整心态
（调整心态的九大心法）心态是如此的重要，我们可以形象的把它比喻成武林高手的内功，并与销售技巧一起构成了一个人的武功。
就象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中的段誉，不会任何武功（销售技巧），只因接受了别人的内力（心态），便可出手伤人。
同样，一个武林高手若受到重创，气脉全断，功力尽失，则无论原来他的武功如何厉害，却再也无法伤人，只有引退江湖。
我们的销售工作也是如此，一名毫无经验和技巧的新业务员可能凭良好的心态战胜对手，取得定单；而一位久经沙场的老销售员也可能因为心态不佳而使业绩一落千丈。
武林高手聚集内力、提高功力的办法是自我修练和打坐，而销售人员提高战斗力和竞争力的办法是学会自我调整。
学会调整心态就好象是调整我们的呼吸，聚集我们散乱的精气，不断提高我们面对挫折和失败的忍受力，并可在面临危险时能突然迸发出强烈的信心和勇气，从而能一招至敌于死地。
想要成为销售高手，就必须首先要修炼内功——心态。
心法一：正确看待挫折，对待一时的得失成败保持一颗平常心，以学习的心态看待失败，决不为失败寻找借口。
心法二：对生活充满激情，对销售职业充满激情，把销售工作做为自己的爱好来对待，把销售职业作为事业甚至是信仰来经营。
成功销售员所必须具备的三种心态：修炼的心态、明星的心态和商人的心态心法三：，培养责任感，对帮助自己的人感恩，通过帮助他人来获得快乐和成功。
心法四：要知道：优秀的企业才能培养出优秀的推销员。
决不推销自己不信任的产品，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不为自己没有信心的公司工作。
心法五：要有强烈的进取心和成功欲，并树立自己的榜样和目标，要立志成为第一。
首先，你是否能成功完全取决于你对成功的渴望程度。
优秀推销员往往都有强烈的成功欲。
“我需要它，我一定要得到它
”，这是亨利·福特的一句名言。
多年以前，亨利·福特决定开发一体化的八缸引擎，并把这个任务交给工程部。
工程部的成员经过实验和研究，一致认为这个设想不可能实现。
福特说：“一定要做
”“但这不可能”“开始干吧，无论多长时间，一直干到成功为止”。
史称腓特烈大帝的历史人物是谁?
腓特烈大帝普鲁士国王，统帅。
生于柏林。
少年时就长于吹笛，1740年即位。
实行开明君主制，在军事上颇有建树。
曾两次发动西里西亚战争。
1756年发动对法、俄和奥地利等国的七年战争。
他虽然不是古斯塔夫二世那样的军事革新家，也不是拿破仑那样的战略家，然而他是一位机动作战战术大师，常常打败实力大大超过自己的敌军。
靠着坚韧和运气，使得普鲁士国家幸存下来。
1772年同俄、奥乘波兰内政危机第一次瓜分波兰领土，获得西普鲁士。
1785年组建由15个德意志联邦国组成的诸侯联盟。
1786年在波茨坦去世。
恩格斯称他“建立了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骑兵”，他的军队“是欧洲模范的军队”。
急求为他人着想的一些事例（ 主要是名人的）
雷锋应该是名人吧，中国人也都知道，这里是关于他的事迹：希望可以给你帮助苦难的童年亲人祖父雷新庭祖父雷新庭，多年靠种地主唐四滚子10亩田，勉强维持一家半饱的生活，在高地租、高利贷和苛捐杂税的盘剥下得了重病。
雷锋3岁那年冬天，地主唐四滚子，逼雷新庭一定要在年关前还清租债，雷新庭年关时节含恨去世。
父亲雷明亮：父亲雷明亮，参加过毛主席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当过自卫队长。
一九三八年被抓夫，遭到国民党的毒打，造成内伤残疾，回到家乡后边养病边种地勉强度日。
一九四四年又遭到日寇毒打，伤势更加严重，翌年秋天终于死去。
母亲张元潢母亲张元潢出生在一个铁匠家里，十几岁后被送到雷家做了童养媳。
成婚后辛苦操持一家人的生活，在公爹．丈夫、大儿子、小儿子相继辞世后生活日益艰难，在受到地主的凌辱及逼害之后，于一九四七年中秋之夜悬梁自尽。
哥哥雷正德：哥哥雷正德，十二岁时外出当了童工，在繁重劳动的折磨下得了童子痨（肺结核）。
一天，他突然昏倒在机器旁，轧伤了胳膊和手指。
被解雇后又到一家印染作坊当了童工，由于劳累过度，肺病加重，又无钱医治，没几天就死去了。
出生雷锋于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简家塘村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
难忘的伤疤雷锋在不满七岁时就成了孤儿。
本家的六叔奶奶收养了他。
他为了帮助六叔奶奶家，常常去上山砍柴，可是，当地的柴山都被有钱人家霸占了，不许穷人去砍。
雷锋有一天到蛇形山砍柴，被徐家地主婆看见了，这个地主婆指着雷锋破口大骂，并抢走了柴刀，雷锋哭喊着要夺回砍柴刀，那地主婆竟举起刀在雷锋的左手背上边连砍三刀，鲜血顺着手指滴落在山路上……立志参军一九四九年八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路过雷锋的家乡。
雷锋看见宿营的队伍一住下来便向老乡问寒问暖，还帮助老乡挑水，扫地，买柴买菜按价付钱，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就从心底萌生了要参军的愿望。
雷锋找到部队的连长，坚决要当兵，当连长得知他苦难的身世后告诉他还小，等长大了才能当兵，并把一支钢笔送给了他，鼓励他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能保卫和和建设中国。
参加儿童团一九五零年，乡里成立了农民协会，进行了土地改革，雷锋积极投入了这场运动，当了儿童团长，站岗，放哨．巡逻，防止敌人破坏，他还学会了说快板，搞宣传。
学生时代一九五零年夏天，乡政府保送孤儿雷锋免费读书。
一九五六年夏天，从荷叶坝小学毕业，几年里，雷锋克服困难，勤奋学习，受到师生的的一致好评。
他帮助落后的同学，爱护集体的粮食，并与坏份子做斗争，受到学校老师、同学和乡亲们的一致好评。
在毕业典礼上，他上台发言，毅然要求留在农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走上工作岗位一九五六年九月，雷锋在乡政府做通信员，十一月，年满十六岁的雷锋被推荐到望成县委做公务员。
一九五七年，雷锋光荣地年经被评为机关模范工作者。
一九五八年春天，雷锋来到困山湖农场当了一个拖拉机手。
一九五八年九月，雷锋来到鞍钢做了一名C－80推土机手。
一九五九年八月，雷锋来到弓长岭焦化厂参加基础建设。
第二年夏季的一天，他带领伙伴们冒雨奋战，保住了7200袋水泥免受损失，《辽阳日报》报道了雷锋抢救水泥的事,赞扬他舍己为人的事迹.雷锋在鞍山和焦化厂工作了一年零二个月,曾三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五次被评为标兵，十八次被评为红旗手，荣获“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称号。
参加人民解放军参军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初,新一年的征兵工作已经开始,雷锋迫切要求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但鉴于焦化厂的征兵名额有限,且雷锋在工地的表现十分突出,领导也舍不得放他走,就不同意他报名.这可急坏了雷锋,他跑了几十里路,来到辽阳市人民武装部向余政委讲起自己的经历,表明他参军的志愿和决心。
武装部的余政委和工程兵派来的接兵的领导专门研究了雷锋的入伍问题，认为他是苦孩子出身，经过实际工作的锻炼，政治素质好，入伍动机明确，虽然身高1.54米，体重不足55公斤，身体条件差些，但他在农场开过拖拉机，在工厂开过推土机，多次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和先进工作者.相信他入伍会成长得更快.最后决定批准雷锋入伍。
一九六零年一月八日，雷锋领到了入伍通知书，随新兵一同由辽阳来到驻地营口市。
他做为新兵代表在欢迎战友入伍大会上讲话。
雷锋所在团是有着光荣战争历史的部队,他决心以实际行动发扬优良传统,开饭时,他主动给大伙读报,宣传党的政策:休息时,他教大家唱歌,雷锋在这个大家庭里感受到无此的温暖,由于他身小臂力弱,开始练投手榴弹时不合格,他天不亮就消消地出去练习,十几天后,他终于和其他同志一样,在实弹学习中得到了优秀.后来居上新兵训练结束后,雷锋被分到运输连当汽车兵,服从革命需要,革命需要我去烧木炭,我就去做张思德；革命需要我去堵枪眼,我就去做黄继光.这是雷锋向组织上表明的态度.雷锋性格开朗,平时很活跃,教唱歌,办墙报,说快板样样都行,上级领导安排他参加战士演出队,他就起早贪黑地背台词,后来考虑到雷锋的湖南口音与大家的普通话不协调,影响演出效果,他就主动提出换下自己,而集中精力为演出做好后勤工作,大家虽没有看到雷锋的表演,但台上的每一个节目都包含着雷锋的辛勤劳动,和他那处处关心集体,一切服从工作需要的精神.雷锋回到运输连后,便投入到紧张的学习驾驶技术之中去,针对缺少教练车的现状,他带领大家做了一个汽车驾驶台.雷锋废寝忘食地学习技术,被大家一致推举为技术学习小组长.五月份,雷锋成为了一名合格的驾驶员,被分到二排四班,交给一台13号车上了建设工地.钉子精神施工任务中,他整天驾驶汽车东奔西跑,很难抽出时间学习,雷锋就把书装在挎包里,随身带在身边,只要车一停,没有其他工作,就坐在驾驶室里看书.他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有些人说工作忙,没时间学习,我认为问题不在工作忙,而在于你愿不愿意学习,会不会挤时间.要学习的时间是有的,问题是我们善不善于挤,愿不愿意钻.一块好好的木板,上面一个眼也没有,但钉子为什么能钉进去呢?这就是靠压力硬挤进去的.由此看来,钉子有两个长处:一个是挤劲,一个是钻劲.我们在学习上也要提倡这种“钉子”精神,善于挤和钻。
一次义务劳动一九六零年初夏的一个星期天,雷锋肚子疼得很厉害,他来到团部卫生连开了些药回来,见一个建筑工地上正热火朝天地进行施工,原来是给本溪路小学盖大楼,雷锋情不自禁地推起一辆小车,加入到运砖的行列中去,直到中午休息,雷锋被一群工人围住了,面对大家他说:我们都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我和大家一样,只要尽了自己的一点义务,也算是有一份光发一份光吧!这天下午,打听到雷锋名字及部队驻地的市二建公司组织工人敲锣打鼓送来感谢信,大家才知道病中的雷锋做了一件好事,过了个特殊的星期天。
可敬的“傻子”一九六零年八月,驻地抚顺发洪水,运输连接到了抗洪抢险命令.雷锋忍着刚刚参加救火被烧伤的手的疼痛又和战友们在上寺水库大坝连续奋战了七天七夜,被记了一次二等功.望花区召开了大生产号召动员大会,声势很大,雷锋上街办事正好看到这个场面,他取出存折上在工厂和部队攒的200元钱(存折上203元)跑到望花区党委办公室要捐献出来,为建设祖国做点贡献,接侍他的同志实在无法拒绝他的这份情谊,只好收下一半.另100元在辽阳遭受百年不遇洪水的时候捐献给了辽阳人民.在我国受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他为国家建设,为灾区捐献出自已的全部积蓄,却舍不得喝一瓶汽水. 入党团党委树立雷锋为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标兵后，雷锋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他出身贫苦，爱憎分明，好学上进，阶级觉悟高，入党动机正确，根据一贯表现，支部大会一致通过了雷锋的入党申请。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八日，雷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六零年底，雷锋事迹被以《苦孩子好战士》为题在报刊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各地邀请他作报告的单位越来越多，他以一部血泪斑斑的家史，告诉人们不要忘记过去，激励人们在建设祖国中团结一致，更坚定地去战胜困难。
应广大人民的要求，连里把雷锋事迹搞了一个展览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也来人收集雷锋的事迹……团结友爱 雷锋把自己的藏书拿出来供大家学习，被人们称为“小小的雷锋图书馆“。
他帮助同志学习知识，同班战友乔安山文化程度低，雷锋就手把手地教他认字，学算术。
同班战友小周父亲得了重病雷锋知道后以小周的名义给家里写了信又寄去10元钱。
战友小韩在夜里的出车中棉裤被硫酸水烧了几个洞，雷锋值班回来发现后，把自己的帽子拆下来一针一针地为小韩补好裤了，轻轻地盖在他身上。
知道这个情况的乔安山说：“为了给你补裤子，雷锋半宿都没睡
”人民的勤务员从一九六一年开始，雷锋经常应邀去外地作报告，他出差机会多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就多了，人们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
一次雷锋外出在沈阳站换车的时候，一出检票口，发现一群人围看一个背着小孩的中年妇女，原来这位妇女从山东去吉林看丈夫，车票和钱丢了。
雷锋用自己的津贴费买了一张去吉林的火车票塞到大嫂手里，大嫂含着眼泪说：“大兄弟，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的
“雷锋说：“我叫解放军，就住在中国”。
五月的一天，雷锋冒雨要去沈阳，他为了赶早车，早晨5点多就起来，带了几个馒头就披上雨衣上路了，路上，看见一位妇女背着一个小孩，手还领着一个小女孩也正艰难地向车站走去。
雷锋脱下身上的雨衣披在大嫂身上，又抱起小女孩陪他们一起来到车站，上车后，雷锋见小女孩冷得发颤，又把自己的贴身线衣脱下来给她穿上，雷锋估计她早上也没吃饭，就把自己带的馒头给她们吃。
火车到了沈阳，天还在下雨，雷锋又一直把她们送到家里。
那位妇女感激地说：“同志，我可怎么感谢你呀
“过年的时候，战友们愉快地在一起搞些各种文娱活动。
雷锋和大家在俱乐部打了一阵乒乓球，就想到每逢年节，服务和运输部门是最忙的时候，这些地方是多么需要人帮忙啊。
他放下球拍，叫上同班的几个同志，一起请假后直奔附近的瓢儿屯车站，这个帮着打扫候车室，那个给旅客倒水，雷锋把全班都带动起来了。
雷锋就是选择永不停息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做好事，难怪人们一见到为人民做好事的人就想起雷锋。
孩子们的知心人一九六零年十月以后，雷锋先后担任了抚顺市建设街小学（即现在的雷锋小学）和本溪路小学校外辅导员。
雷锋平时工作．学习都很忙，他只能利用午休时间或风雨天不能出车的日子请假到学校去找教师，同学谈心，或进行其他辅导活动。
他善于团结小朋友，启发他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雷锋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辛勤培养下一代茁壮成长。
共表团抚顺市委为表彰雷锋的事迹，曾于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八日颁发奖状，上面写着：“奖给优秀辅导员雷锋同志，保持光荣，继续前进”。
模范班长一九六一年九月，全团上下一致推举雷锋为抚顺市人大代表。
雷锋参加完人代会回到连里就担任了二排四班班长，在他的带领下，四班成了“四好班“，雷锋也成了全连的四好班长。
一天傍晚，天下起大雨，雷锋见公路上一位妇女怀里抱着小孩，手里还拉着小孩，身上还背着包袱，在哗哗的大雨中一步一滑地走着，雷锋忙上前一打听，才知道这位大嫂从外地探亲归来，要去十几里外的樟子沟去，她着急地说：“同志啊，今天雨都把我浇迷糊了，这还有孩子，我哭也哭不到家啊
” 雷锋把雨衣披在大嫂身上，抱起那个大一点的孩子冒雨朝樟子沟走去，宁可自己淋得透湿，一直走了两个多小时，才把她们母子送到家。
谦虚谨慎雷锋入伍以来，多次立功受奖，他被选为市人大代表，出席过沈阳军区首届共青团代表会议，他的照片，日记和模范事迹．通过报纸．电台作了广泛的宣传，雷锋陆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热情赞扬他的来信，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光荣应该归于党，归于热情帮助我的同志，至于我个人做的工作，那是太少了，我这么一点点贡献，比起对我的要求和期望还是很不够的……”牺牲经过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五日上午八点多钟，细雨霏霏，雷锋和他的助手乔安山驾车从工地回到驻地。
他们把车开进连队车场后，发现车身上溅了许多泥水，便不顾长途行车的疲劳，立即让乔安山发动车到空地去洗车。
经过营房前一段比较窄的过道，为安全起见，雷锋站在过道边上，扬着手臂指挥小乔倒车转弯；“向左，向左……倒
倒
”汽车突然左后轮滑进了路边水沟，车身猛一摇晃，骤然碰倒了一根平常晒衣服被子用的方木杆子，雷锋不幸被倒下来的方林杆子砸在头部，当场扑倒在地，昏过去…… 战友们立即用担架把他送到附近医院抢救，各级首长立即赶到了医院，同时以最快速度把沈阳的医疗专家接到雷锋床前。
由于颅骨损伤，导致脑机能障碍，雷锋这个劳动人民的好儿子，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年仅22岁，就这样和我们永别了
八月十七日，在抚顺市望花区政府礼堂召开隆重的追悼会。
近十万人护送雷锋的灵柩向烈士陵园走去。
一九六三年一月，国防部命名雷锋生前所在的班为“雷锋班”，共青团追任雷锋为全国少先队优秀辅导员，解放军总政治部，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相继发出关于学习雷锋的通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相继发表社论，评论和介绍雷锋事迹的文章。
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首都各大报纸发表了主席的光辉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雷锋，这个光辉的名字，在我们的心中闪烁着不灭的光辉。
他把自己旺盛的青春全部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他的高尚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必将在我们青少年一代身上不断发扬光大，他那不可磨灭的美好形象，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权威吗
不权威因为现在为止还没有夏朝的考古记录 前言 由政府资助上千万人民币、轰轰烈烈地搞了五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为“工程”）在中国大陆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有的媒体甚至把它称为“中国文化史的最伟大的事件”，超越了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四库全书》的纂修。
二OOO年十月，“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
《简本》的结论也全部通过了国家科技部的验收，并且荣获“全国十大科学进步奖”。
而就在《简本》发表的前后，抨击的声浪不断在海外出现。
有的评论认为，“工程”有政治背景，是政府在搞民族主义；有的则从学术角度提出批评。
斯坦福大学的大牌教授David Nivison在《纽约时报》所下的“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的断言，也成为一句学术界广泛流传的名言。
中国媒体将这些抨击视为“敌对势力”、“帝国主义”。
二OO三年四月，“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首席科学家仇世华等应邀赴美参加了有关“工程”讨论的学术会议。
这次会议是“工程”两种不同的观点在国际上的第一次正式的面对面的交锋。
在会议上，海外的学者对“工程”的方法和结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轩然大波。
缘起 中国人都听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因为古代文献中清楚地记录了夏、商、周三个最早的朝代。
但是，就有案可稽的最早的年代来说，司马迁的《史记》也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
再往前的西周早、中期和夏、商两代，只有帝王的世系而无年代。
这就是说，五千年文明史中仅有三千年“有史可查”。
对国民来说，“这事儿很煞风景”，使人说起五千年文明史来，“理不直，气不壮”；对学者来说，“五千年的文明史一直不能得到中外史学界的公认”而令人愤愤不平。
为填补中国文明史的空白，“夏商周断代工程”于1996年正式设定，成为中国“九五”期间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
为了使工程规定的目标能顺利实现，国务院成立了由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为组长、七个部委领导为成员的领导小组，李铁映、宋健二人为工程特别顾问。
聘任历史学家李学勤、碳-14专家仇士华、考古学家李伯谦、天文学家席泽宗为工程“首席科学家”，主持由21位不同学科的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工作。
这个科研项目，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分九个课题，四十四个专题，直接参加的专家学者就有二百人。
据报道，这一高层次的科研工程，连办公室秘书都是博士后。
“工程”要达到以下的具体目标： 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包括西周早、中期和晚期前后段各王准确的年代； 2．商代后期从商王武丁至帝辛(纣)，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成果 “工程”主要依靠两条途径来建立三代年代学系统，一是对传世的古代文献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其中有关的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二是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作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碳-14测年。
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工程”终于发表了《夏商周年表》。
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约为公元前二O七O年，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一六OO年，商周分界具体为公元前一O四六年。
又将具体的帝王年代从公元前八四一年向前推移到前一二五O年，即武丁元年。
武丁是商代后期的王，在他以后的各王都给予了具体的在位年代。
另外，西周从武王到幽王的所有年代也有了更具体的划分。
西周诸王年表的建立，甚至商王武丁以来年代的建立，主要基础于武王伐纣之年(即西周之元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确立：其他的年代依据这两个年代进行安排和调整。
质疑 自“工程”的《简本》公布以来，海外学者对此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辩论，其中持怀疑和批评立场的似乎多于“工程”的拥护者。
互联网——第一次辩论 开始于二OOO年十一月，通过互联网进行，其议论主题有政治性与学术性两类。
学术性的则围绕夏朝的存在与否。
工程不仅相信夏代的存在，还列出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
对此，不少西方学者持怀疑态度。
在西方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教科书中夏朝只是传说中的一个朝代而非信史；而商朝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这是因为甲骨文证明了商的存在。
因此，有些西方学者批评“工程”想当然地视夏为商的前朝并定二里头（在河南省）为夏都，在目前情况下证据尚未充足。
综合看来，支持“工程”的学者的依据主要有四：其一，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是周代文献认为的夏人的中心地区，而这个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其二，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殿基址，表明已经有了国家的存在。
其三，碳-14测年结果表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在商代之前。
其四，既然司马迁所论的商朝被证明是信史，那么，他所说的夏也应当是信史。
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周代文献中论述的夏人的活动很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的，不能尽信。
再则，二里头文化的水平还不足以证明“文明”（一般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的发生，“除非我们能够在二里头发现文字、青铜器和车等，或者任何文明的标志，否则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基本分界线还将是商。
”至于司马迁《史记》的可信性，一海外学者反驳说，《史记》也提及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以及有关黄帝、尧、舜、禹等超自然行为，难道这样的记载也能视为信史吗
面对面的交锋——第二次辩论 2003年4月4日至7日，美国“亚洲学协会”的年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
会议专门邀请了“工程”的学者来美讨论。
中国方面参加会议的是“工程”的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考古学家张长寿、碳-14专家仇世华、天文学家张培瑜。
这场讨论中心问题一直围绕“工程”的西周年代学研究。
不少海外学者以口头的和书面的形式对“工程”的结论提出了疑问。
下举数例：一，“分野”的理论晚出，很可能出现在东周时期列国形成之后，西周时就有“鹑火”与周相搭配的观念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以晚出的理论用于西周时期。
二，青铜器《利簋》铭文中“岁鼎克闻夙有商”的“岁”字更可能做“年”讲，并非指“岁星”。
三，“工程”否定公元前1044年而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年代的天文学依据是不符合王国维对于金文中月相的“四分法”，而“四分法”则普遍得到学者的认同。
四，“工程”不依靠《今本竹书纪年》有关西周年代的记载，一味断定其为伪造，而学术界对其真伪尚未有定论。
五，“工程”使用的碳-14计算程序仅有68．3％的置信度。
六，“工程”对一个晋侯墓的碳-14测量得出若干个差距较大的数据，而“工程”在不同的论文中使用了不同的数据，这似乎有漏洞。
另外，一些海外学者对“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
如：芝加哥大学的Edward Shaughnessy教授提问说：“公元前899年周懿王‘天再旦于郑’的日蚀是《简本》的关键年代之一，中国国内的报纸、电视均作了广泛的报导。
然而，在国外，早已经有人指出这个日蚀及其对西周年代的意义。
一些海外学者觉得《简本》完全没有提到国外学术成果是缺乏一定的学术道德的。
”另外，通过天文学研究而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046年是美国学者David Pankenier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而《简本》对此只字未提。
Shaughnessy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我们知道，甲骨文专家董作宾早就指出“天再旦”是发生在天明时刻的日蚀现象，并将此一天文现象发生的年代定为公元前966年。
后来，韩国学者方善柱在1975年发表的论文中进一步指出，公元前966年有误，正确的年代应为公元前899年。
由于华盛顿会议的时间有限，与会的“工程”学者未能对以上所有的问题作充分的解答，但李学勤强调，“工程”的学术观点不受政府的支配，完全由学者决定。
他坚持“工程”施行“民主集中制”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个人从来认为，科学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里”。
至于“天再旦”的问题，李学勤解释说，《简本》篇幅有限，未能将前人的工作一一罗列。
张培瑜则承认对“天再旦”的报导有不妥当之处。
仇世华对碳-14方面的背景知识提供了进一步的介绍和解释。
芝加哥大学——第三次辩论 4月12日这次辩论的热烈和效果远远超越前两次，甚至出现了惊人的辩论高潮。
批评“工程”的学者中，最值得介绍的是现任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蒋祖棣。
他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以下称为《蒋文》)。
《蒋文》最重要的内容是讨论“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
《蒋文》作者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样品程序，他特地向牛津大学求得这一程序，并以此验算了“工程”发表的、为数不多的碳-14数据。
结果，他算出的年代置信范围远远大于《简本》公布的“拟合”数据。
《蒋文》介绍说，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虽可获得较窄的置信区间，但只有68．2％的置信度；此计算程序的精确度备受国际碳-14学者的批评。
“工程”以这样低的置信度作为衡量西周具体王年的标尺很不科学。
“工程”为何不使用置信度已达到95．4％或99．7％的其他方法呢?《蒋文》分析说，其原因是后者的置信范围比前者增多一、二百年，从而达不到“工程”领导规定的“碳14年代数据的精度，要达到正负20年左右”的要求。
而挑选置信范围小的计算法可以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压缩到几十年内，从而排除44种说法中的大部分。
也就是说，“工程”为了排除更多的观点，宁愿牺牲其方法的置信度。
《蒋文》又指出，“工程”依据的OxCal程序的系列样品计算法不代表国际公认的树轮校正法。
国际碳-14专家已指出这一算法的过程中夹杂了人为加工的成分，所得到的年代并不准确。
其人为成分是指在计算中碳-14专家需要考古专家提供考古的“系列样品”，即一组分期明确而又有每一期的上限年代和下限年代的考古样品。
而考古学家很难提供如此精确的样品，勉强为之，则带有很大的猜测或人为成分。
《蒋文》以“工程”在澧西的考古报告为例。
“工程”的断代方法将澧西各个文化层以西周各王为名称，如：第一期是“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 ，等等，这样的断代法称为“间隔的”。
而《蒋文》作者本人曾在澧西主持过考古发掘，其报告在1992年公布。
他所用的断代方法称为“渐序的”，就是将各个文化层以大概的年代范围标出，如：第一期是“先周期”。
二者的区别在于“间隔法”要求各期在具体年代上有明确的上下界限，相邻各期在时间上必须彼此断开，不能有交错；而“渐序法”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只标出笼统的王朝的早中晚期。
《蒋文》强调，在商周考古中，“工程”的“间隔法”非常不实用，因为出土的陶器、谷物、木头等物品并非随新王的即位而改变。
再者，从某下层取出的样品并非肯定代表这一层的年代。
比如：做棺材的木料可能在过去就已经准备好，并非在死者去世的那年砍伐的；因此它的碳-14数据就不能视为它隶属的那个文化层。
《蒋文》的结论是，“工程”所谓的“多学科研究”的创造，主要还是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来解决西周年代问题。
而考古地层的划分、出土陶器的分期以及年代误差有数百年的碳-14技术，对史前考古很有帮助，根本不能应用在需要具体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
从学术角度看，《蒋文》对“工程”的批评有理有据，是非常客观的。
“工程”所犯的错误，不是某个学术观点上的，而是方法上的，是致命的。
在会议上，蒋祖棣向与会者（李学勤缺席，他在华盛顿会议之后便回国）口头介绍了他的文章的主要观点，并以自己带去的计算机和OxCaI序列程序当场对“工程”公布的碳-14的若干数据重新进行验算，结果明显与“工程”的有差距。
仇士华对蒋祖棣提出的问题表示认同，并表示他个人也对《简本》的碳-14数据持有疑问。
张长寿也明确表示他个人同意蒋祖棣对于澧西考古分期的意见。
在场的Shaughnessy教授为之大震，他拍案问道：既然如此，建立在碳-14与澧西考古的基础之上《西周年表》还站得住脚吗
参与会议的张立东(曾任“工程”的秘书，现为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将会议内容介绍在国内的2002年5月24日的《中国文物报》上，其中对“工程”专家同意蒋祖棣的观点也做了报道。
报导立刻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
两个多月后，《中国文物报》于8月16日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之行答问——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 》的文章，是作者苏辉采访有关专家后写的，声明张立东的报导不符合事实，“在关键环节上引起读者的误解”。
如，依据苏辉，仇士华回忆在芝加哥的会议情况时说：“蒋祖棣要求当场用计算机验算数据，根据我提供的条件，结果发现只相差1年，我笑道：‘再算一遍有可能相差2年，但这都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为了判断两种完全相反的报导孰是孰非，本文作者电话采访了几位当时参加芝加哥讨论会的海外学者。
他们都说自己亲耳听到仇士华表示同意蒋祖棣的意见，而且还为仇世华的这种不严肃的态度感到惊讶。
无独有偶，被《蒋文》批评的《97年澧西发掘报告》作者徐良高也有类似的表现。
徐氏在最近的《中国文物报》上，申辩他在报告中使用的分期术语是“年代约相当于”某王时期，而《蒋文》在引用时，“均将之删去”。
为此，笔者特地核实了《发掘报告》，原文是：“第一期：我们推定其年代为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第二期：我们推定其时代为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
故《蒋文》引文完全忠实于原文。
从仇世华不认自己在讲座会上的发言，到徐良高不承认已经发表的文字，我们怀疑“工程”的一些主要学者的治学能力和态度。
难怪有人在《文物报》的网站上评论说，“他们连最近发生的事情都说不清楚，对‘三代’（夏商周）的事又怎能说清
” 思考 《蒋文》和张立东的报导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蒋文》也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包括“工程”的参加者）的支持。
此文现已被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德高望重的考古学家宿白先生选入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之中。
由于《蒋文》的批评，“工程” 召开了数次有关西周年代的会议，商量如何回应，但至今未能拿出有效的方案。
据国内知情者透露，在学术上，“工程”内部已无力回击《蒋文》的质疑（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从仇世华和徐良高的回应文字中看出来了）。
其实，《简本》中的很多内容，并不是“工程”学者的共识，他们尤其对《西周年表》的制定持有异议。
因此，在2003年8月底（即芝加哥会议之后的4个月）召开的讨论《繁本》的专家会议上，不少与会学者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他们公开要求对每个学术上有争论的问题都列出各种不同意见。
由于学者们的这一主张，已经大致写好的、仅代表一家之言的《繁本》未能获得通过，致使“工程”自启动以来首次搁浅。
笔者认为，“工程”学者这样的态度是负责的，符合学术规范的。
平心而论，“工程”并非完全失败，参加“工程”的某些学者个人的研究就获得了很好的学术成果，如天文学家张培瑜等。
但是，《简本》的确存有这样或那样的学术硬伤，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其观点肯定不会被学术界普遍接受。
还有，我们知道，包括埃及在内的古代文明的年代学，主要依靠国际学术界共同的努力而建立的。
“工程”既然是一个与国防无关、难度很高的文化项目，就应该邀请国际有关专家参加，起码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工程”没有这样做，而是闭门造车。
“拟合”的具体过程至今没有公开，所公布的碳-14数据也仅仅是一小部分公开。
另外，对“工程”成果的审核，也没有任何海外的专家参加。
如此搞出来的年表，怎么能让国际学术界接受
笔者仔细读过一些海外学者批评“工程”的文章，尤其是预言“工程”报告将会被国际学术界“斯成碎片”的Nivison教授的文章。
他是美国汉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年代学的领头人，并创立了一种新的年代学理论，前文提到的Shaughnessy就出于他的门下。
笔者注意到，Nivison完全是从学术的角度讨论问题，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有文献材料或者金文、天文学的证据。
他曾多次表示他的不同意见，但皆被“工程”忽略了。
他指出，“工程”结论之所以站不住是因为“工程”在众多不同的解释或观点之中挑选一种而排除其他，而在排除时，没有提供足以另人信服的理由与证据。
Nivison的感受并非孤立，最近日本学者成家彻郎发表的文章也谈到“工程”对他提出的疑问置之不理，成家并且以实际的例子指出“工程”学者“忽视不利的(文献)资料”，“改变不利的(金文)记述”等。
也就是说，无论是身为华裔的蒋祖棣，还是美国的Nivison以及日本的成家彻郎，他们都是学者，都是本著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对待和衡量“工程”的结论的。
虽然他们的批评使“工程”未能实现其原定的目标，但他们的工作是有积极意义的，体现了学术容不得半点虚假的态度。
到目前为止，虽然《繁本》还没有通过，但《简本》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如，《夏商周年表》就已被《辞海》和一些字典采用，而且也要写入中、小学甚至大学课本。
近期还有中学教师在出高考的模拟考题时，将《夏商周年表》视为惟一的正确答案。
如果《繁本》的内容未经修改而强行通过，其错误的观点将被社会视为定论而全部接受，必将误导中华子弟。
如果“工程”发扬严肃的治学态度，不仅不会改变人们已经形成的中华民族有著悠久文明的看法，而且有助于民族自豪感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