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给人的启迪:欲什么,先什么
欲立艺者，先立人。
（或欲成才，先成人等）。
古代辞去官职隐居的名人
10.温庭筠温庭筠，花间派词人的鼻祖。
才华横溢，天赋异凛，人称“温八叉”。
据说能“八叉手成八韵”，即做八次拱手的时间就能写好16句诗。
且能吹会唱，精通乐器。
但是却长着一颗马云般的外星人面孔，以至于有人调侃他的画像挂在门上可以避邪，挂在床头可以避孕。
因为长得太惊世骇俗，那个时代的人给他起个外号叫“温钟馗”。
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中记载：温庭筠有个孙子，官至常侍，别无他长，就是善于隐僻绘事。
后来游至四川，本来想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到州牧门下做个门客，结果当面被拒，理由是他长得太像他爷爷温庭筠了，长得太悲情了。
这真是当爷爷的坑孙子啊。
9.左思西晋文学家，太康时期最杰出的作家。
其作品《三都赋》为人称颂，一度造成洛阳纸贵的局面。
然而，才华了得的他却“貌丑口讷”（口吃），不但长得对不起观众，而且还是个口吃，说话支支吾吾，丝毫没有其写文那么顺畅。
自卑、敏感的他好在有自知之明，整日宅家里写文著书，写的文章那叫一个辞章壮丽。
所谓人丑就该多读书，套在他身上则成了人丑就该多写书。
看来上天还是公平的，至少给了他写作的才华。
8.纪晓岚纪晓岚，清乾隆年间的著名学者，政治人物。
他自幼聪颖过人，有“神童”之称，著有《阅微草堂笔记》，并纂修了《四库全书》 、《热河志》等丛书。
然而在官场、文坛享誉盛名的纪文达公却不如想象中那么完美。
据史书记载，纪晓岚“貌寝短视”。
所谓“寝”，就是相貌丑陋；所谓“短视”，就是近视眼。
另外，跟纪晓岚交游数十年的朱珪曾经有诗这样描述纪晓岚： 河间宗伯姹，口吃善著书。
沉浸四库间，提要万卷录。
如此说来，纪晓岚还有口吃的毛病。
7.王粲三国时曹魏名臣，作为”七子之冠冕”，王粲文学成就最高。
《初征》《登楼赋》《槐赋》《七哀诗》等是其作品的精华，也是建安时代抒情小赋和诗的代表作。
但是极富才情的他却被刘表嫌弃，刘表称他：“王粲其人貌不副其名而且躯体羸弱，不甚见重”，这句话说白了就是嫌弃王粲容貌丑陋。
另外《王粲传》中也有记载：“粲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座皆惊。
”可见，王粲的丑的确是名符其实的。
不过，相貌的丑陋和刘表的嫌弃似乎并没有阻挡他混迹官场的决心——谁叫人家是官宦世家呢——看他后来在官场上混得风生水起就知道了。
6.罗隐唐末五代时期著名诗人。
罗隐在唐末五代诗名籍甚，有一些精警通俗的诗句为人传诵，成为经典名言。
如“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家财不为子孙谋”“今朝有酒今朝醉”“任是无情也动人”等等。
除了诗歌，其讽刺散文的成就也很高，堪称古代小品文的奇葩。
关于罗隐的才华和相貌有一则趣闻：后蜀何光远《鉴诫录》提到，相国郑畋的女儿喜欢罗隐诗文，每读到罗隐“张华谩出如丹语，不及刘侯一纸书”，几次三番在父亲面前提及。
相国看女儿倾慕罗隐才华，有一天罗隐到相府拜望时就故意留了他很长时间，让女儿在帘后仔仔细细看清楚。
谁料这一看大失所望，从此以后再也不读罗隐的诗了。
这相府千金本是怜才之人，想来非浅薄女子，可见此君相貌的确是太不入人眼了。
5.贺铸北宋词人，其词“雍容妙丽，极幽闲思怨之情”。
著名的《青玉案》“试问闲愁都几许
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便出自他手。
然而，尽管才气逼人，贺铸的长相却奇丑，身高七尺，面色青黑如铁，眉目耸拔，人称“贺鬼头”。
4.李贺唐代著名诗人，“三李”（李白、李商隐、李贺）之一。
人称鬼才，其创作的诗文被誉为“鬼仙之辞”。
留有“黑云压城城欲摧”“天若有情天亦老”等千古名句。
然而，身为鬼才的他长相却颇为丑陋。
《李长吉小传》记载：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
此外，其在《巴童答》诗中也写道：“巨鼻宜山褐，庞届人苦吟”。
可见其也知道自己容貌着实是丑陋不堪。
3.萧伯纳世界闻名的爱尔兰剧作家。
关于他的外貌有这么一个典故：有一位著名女舞蹈家给萧伯纳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建议：如果让他俩结婚，那将对后代和优生学都是件好事。
她着重指出：“将来，生个孩子有你那样的智慧和我这样的外貌，该有多么美妙
”萧伯纳在回信中表示不能接受这番好意，他说：“那个孩子如果只有我这样的外貌和你那样的智慧，就槽透了。
”虽然该典故的重点似乎在表现萧伯纳的幽默，但也从侧面反映了他的长相很不好。
2.郁达夫作为现代著名小说家，郁达夫算是一个另类。
首先是他的作品，看过《沉沦》的，想必都被其大胆的性心理描写，零余人的苦闷所震撼到。
其次是他的长相，在他们那一代的作家中，无疑是比较寒碜的。
这一点，其自己在作品中也有所提及。
然而，这似乎并不妨碍他的风流和多情，以及他那“曾因醉酒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生活。
虽然长相“猥琐”，但其文辞却无比直白和大胆。
尤其是那一封封赤裸裸的情书，和沈从文等的稍微对照，不难看出是多么的风格迥异：“我对你完全是一种Pure, pure affection, and strong enough to be everlasting,绝不是一时的flirtation.这一点请你信用我，我是不撒谎的。
我平生做事情，都是光明正大的，因为这一个原因，倒经了许多失败。
这一回我也在怕，怕因为我太frank的原因，致受你的despise。
王女士，我前回已经说过了，说过我这一回的心事了，'我从来没有这样的sincerely L-e过人。
’末了我还想你给我一张你的相片，你肯不肯
” ——郁达夫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但诗人，他自己却老去了。
”我想到这些，我十分忧郁了。
生命都是太脆薄的一种东西，并不比一株花更经得住年月风雨，用对自然倾心的眼，反观人生，使我不能不觉得热情的可珍，而看重人与人凑巧的藤葛。
——沈从文1.古龙身为中国武侠小说三大宗师之一的古龙，无论是小说的风格还是长相都堪称别树一帜，是一个典型的奇异存在。
他的作品《小李飞刀》《 楚留香传奇》《 陆小凤传奇》 《 萧十一郎》等大家都耳熟能详，不过他的长相和他的才华相比，确实令人感到失望。
要说唯一的共同点，那应该是都很与众不同吧。
摘自百度网友，谢谢。
急求辩论赛开场白，最好是排比句或者三句半，我们的辩题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愚有一得,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臭皮匠也有他们的才能，术专攻，诸葛亮在一面会比臭皮匠差劲.辩论材料：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统治中，沉积在我们思想观念深处的超稳定的东西不少，其中，我感觉有一种重数量、轻质量的思想，或者可以叫它“数量情结”吧。
受数量之累，造成了许多认识上的误区。
误区之一是以量代质。
单纯地求多、贪多，在许多领域都特别抬举数量，而忽视或漠视质量，总之是以数量为前提，总是觉得“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老是想用数量去说明问题。
譬如： 在人口方面，一味地认为人多热气高，力量大，而不谈人口的素质。
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也是以“众”为前提，至于是什么柴，是干是湿就不去过问了。
事实上，如果在想达到“火焰高”的目的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的话，那就不用“众人”去“拾柴”，用现在的话说，只需叫少数人去弄汽油就够了。
在家庭方面，人们追求并赞美诸如什么儿孙满堂，七子八婿，十三太保之类，也首先讲的是数目。
至于他们是否成才，是否不肖，那是后话，先有数量再说。
在证明一个人有学问时，就说他学富五车。
其实读了五车之多的书不一定就有学问，还要看他读的是什么书，理解的程度如何，能否应用于实际。
在说明一个人的著述成就时，就说他著作等身。
其实即使写了同自己的身高一样多的东西，如果都是平庸之作，算什么成就呢
在形容军事力量强大时，就说拥有雄兵百万、战将千员。
其实战争的胜败并不完全决定于人数的多少。
作为军事家的曹操，他自己明明曾经在官渡之战中以少数兵力战胜过袁绍，也依然没能摆脱这种数量情结，他在赤壁之战前写给孙权的信中夸大其人马的数量说“今治水军八十万众”，如人们所知道的，结果还是一败涂地。
在形容收获的时候，就说满载而归。
至于满载的货色则不加探究了。
在说明一个人的罪恶重大时，往往不是着重说他犯罪性质的严重程度，而是先抓数量，罗列甚至拼凑所谓十大罪状；罄竹难书一词也只是言其数量之多，而非言其情节之重。
在表彰一个人时，也经常要罗列出十大功劳。
其实功劳的价值在大小，不在多少，也就是说在质量不在数量。
至于在“大跃进”时期为了钢产量追上英国，全民“大炼钢铁”，其质量根本提不起来，教训就更深刻了。
例子是举不完的。
我们中国老百姓并非没有质量观念，有说法为证,如“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宁缺毋滥”，“兵贵精而不贵多”，“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以一当十”，“精兵简政”等都是。
但是上述那种数字当先、数量挂帅的思想往往更占优势，经常使我们在实践中造成许多重大损失。
好在我们现在懂得了质量的重要，重新审视数量问题了。
误区之二是以量胜质。
最典型的做法就是习惯于搞“人海战术”，“大兵团作战”，“集体创作”。
最典型的想法就是认定“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
事实上，诸葛亮是由他自身的质构成的，臭皮匠也是由他自身的质规定的，他们之间的不同的质是不能用量来替代和转换的。
正如一百个平庸的作家也顶不了一个鲁迅，一百个臭皮匠也还是臭皮匠，也还是顶不了一个诸葛亮。
以量胜质是不行的。
恩格斯早就批评过这种“纯量”的观点是一种“片面的、数字的见解”。
误区之三是量中求质。
认为先有数量，后有质量；认定数量多了自然会出质量，其中必然就会出现好的。
还经常引用从量变到质变的原理。
其实，要正确认识量和质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至少有两个问题应当搞清楚，第一，从量变到质变必须有一定的前提条件，有它一定的范畴，不是在任何事物之间都可以发生的。
一千只老鼠的量，即使再加上一万只老鼠的量，也还是质变不出一只猫来的。
第二，从量变到质变必须有相当的过程，即首先是在不停的运动中的量，而不是静止的量，而且要有足够长的运动发展变化渐进的时间。
例如，这些年在文学方面，发表与出版的数量猛增，而精品力作甚少，量变的幅度非常大，甚至可以说空前的大，可是并没有引起文学水平的质变。
当然，在许多方面，一定的量是绝对必要的，少不了的，有些问题少不得是要用数字和数量来说明和证明的，这都是不言而喻的常识。
但是话又说回来，第一不能撇开质量，滥竽充数，第二不能超过限度，不是多多益善。
至于弄虚作假，“数字中出官”，则属于另一类问题了。
中国有句古话“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意思是说集体出智慧。
20世纪20年代，社会心理学实验也证明，多人的智慧胜过一人。
就常理而言，群体应该发挥出超越个体的智慧。
然而，绝大多数时候，臭皮匠就是臭皮匠，三个臭皮匠是臭皮匠，五个臭皮匠还是臭皮匠，多少臭皮匠也顶不上诸葛亮——就像两杯甚至再多杯50℃的水，混合在一起还是50℃，永远也不可能达到沸点；就像无数个零相加，其结果依然等于零。
诚然，我们必须承认皮匠与诸葛亮在人格上的平等（人人生而平等），当皮匠和治国平天下不过是社会分工不同而已；我们也必须承认人多主意多，所以三个皮匠的力量一定大于一个皮匠，但我们断不能把皮匠和诸葛亮完不加区别地相提并论，因为能人的价值决不仅是皮匠简单意义上的相加或重叠。
单凭人多势众，是不能把诸葛亮比下去的——别说三五个皮匠，就是再多的皮匠也顶不上诸葛亮；数量再多的皮匠，也不可能质变为诸葛亮。
皮匠有与卧龙先生“试比高”的雄心壮志，固然令人钦佩，但比较的方法和结果却须令人信服。
试问诸葛亮一生的所作所为中，有哪些是皮匠们能抵得上的
他“躬耕陇亩”而定“三分天下之策”，这是一百个普通农夫所能做到的吗
他发明“损益连弩”和“木牛流马”，这是一百个普通木匠所能做到的吗
他说服孙权共抗曹操，这是一百个普通说客所能做到的吗
他“立法施度，整理戎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一百个混迹于官场的普通政客所能做到的吗
如此等等，足以说明诸葛亮之能，决非皮匠可比，不管是三个、三十个，还是三百个、三千个甚至三万个。
不顾质量，而只看数量，这是非常糊涂、非常可笑的比法。
要是三个皮匠真能抵上诸葛亮，那以街头路口皮匠之多，岂不到处都是诸葛亮了
刘玄德先生又何苦委屈自己“三顾茅庐”，胡乱拉三个皮匠（或者更多）不就得了
倘若对皮匠的要求只停留在数量上，而忽略对其素质的考量，那么三个皮匠就永远也顶不了诸葛亮。
本领再高、技术再精的皮匠，终究不过是个皮匠而已，他所精通和擅长的无非是擦擦皮鞋补补皮货罢了，很明显，这些是不足以替代诸葛亮以图大业的。
大千世界，量变随时随处都在发生，但很大一部分量变永远也产生不了质变。
中国能制造出原子弹，是跟老一辈科学家的爱国主义情怀、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以及他们对原子弹的专业知识密不可分的；同样，水稻的改良也离不开袁隆平先生的智慧、经验和呕心沥血。
如果缺少这些素质，甭说是三个了，就是N万个皮匠也研究不出原子弹和杂交水稻来。
中国还有个“三个和尚”的故事：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
这个故事也从一个侧面证伪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聪明的美国人把“三个和尚”的故事变成了美国版的“华盛顿合作定律”：一个人敷衍了事，两个人互相推诿，三个人则永无成事之日。
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 （Abraham Lincoln）上任后不久，有一次将6个幕僚召集在一起开会。
林肯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法案，而幕僚们的看法并不统一，于是7个人热烈地争论起来。
仔细听完其他6人的意见后，林肯仍感到自己是正确的。
最后决策的时候，6个幕僚一致反对林肯的意见，但林肯仍然说：“虽然只有我一个人赞成，但我仍要宣布这个法案通过了。
”表面看来，林肯断然否决多数人意见的做法似乎有些过于独断专行了，但所谓讨论无非就是从各种不同的意见中选择一个最合理的吗
既然自己是对的，又怎么能因为6个“臭皮匠”的不同意见而放弃原则呢
朱德元帅有句名言：“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这句话所蕴涵的道理为众多有建树的有识之士所接受，也已经被无数事实所证明。
《科学美国人》杂志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也证伪了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美国心理学家斯蒂芬•赫尔佐克和拉夫尔•赫特维格认为，要有创意还得单干。
根据他们的研究，群体智慧更胜一筹必须基于两个前提：团队成员储备的知识与要研究的问题有关；团队里的每个人有不同见解，能为研究贡献不同智慧。
人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问题是如果大家犯同样的错误，那这样的团队将讨论不出有意义的结果。
如果是一件创造性不占主导地位的工作，比如重体力劳动，一个人确实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胜过一大群人；但如果是以创造性劳动为主的事情，人们就不应该相信，依靠某种手段将一小群（或一大群）能力平平的人组织起来就可以胜过一个天才，更不应该相信一个团队应该围绕那群平庸之辈去建造。
刘玄德不愧有识人之慧眼，假如他也相信“三个皮匠顶个诸葛”这样的鬼话，不仅会毫无悬念地葬送他本人的大好前程，还会埋没诸葛孔明这位中国古代史上以智慧著称的传奇式人物了。
人们之所以笃信“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句古话，不过是因为它恭维了平庸、无能的大多数，符合不争气群体的阿Q精神胜利法。
在此，谨向新老皮匠们发出呼吁：请多花点心思好好琢磨琢磨怎样把皮货做得更好或把皮鞋擦得更亮，这肯定比自吹抵上一个诸葛亮现实得多、有意义得多
培根随笔语言的特色?
培根，F.（Francis Bacon 1561～1626）英国家、作家，出身官僚家庭，大学毕业后又学习。
1618年任大理院院长，勋爵。
1621年因受贿为国会弹劾去职，嗣后家居著述。
1626年冬由于在野外试验雪的防腐作用而受寒致死。
培根的主要建树在哲学方面。
他自称“以天下全部学问为己任”，企图“将全部科学、技术和人类的一切知识全面重建”，并为此计划写一套大书，总名《伟大的复兴》，虽然只完成1、2两部分，但已造成重大影响。
此外，培根还写了法律著作、历史著作《亨利第七王朝史》（1622）、幻想游记《新大西岛》（1626）和58篇短文组成的《随笔》。
《随笔》是培根在文学方面的主要著作，初版于1597年，只包含10篇极短的摘记式文章；经过1612年、1625年两次增补扩充，才收入短文58篇，然而它在英国文学史上却有重要地位。
作者是一个通晓人情世故的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他在书中写了对世家子弟的“社会的与道德的劝言”（这是书的副标题），内容涉及哲学思想（如《真理》《死亡》），伦理探讨（如《忌》《爱》《利己的聪明》），做官秘诀（如《高位》《党争》），处世之道（如《友谊》《诡诈》），治家准则（如《父母与子女》《婚嫁与单身》）等，还包括了对若干具体问题的建议（如《读书》《旅行》《营造》《娱乐》），也不乏对艺术和大自然的欣赏（如《美》《庭园》）。
培根对每个题目都有独到之见，诛心之论，而文笔紧凑，老练，锐利，说理透彻，警句迭出，他的话充满成熟的人生经验，而写法则务求清楚达意。
使用的比喻十分恰当，但都来自实际。
培根的文章也写得富于诗意。
诗人雪莱读了他的随笔《死亡》篇以后，曾赞叹说：“培根勋爵是一个诗人”（《诗之辩护》）。
英国本无随笔，由于培根的示范，始在英国植根，后来写随笔的名家辈出，因而随笔成为英国文学中有特色的体裁之一，对此培根有开创之功。
《谈读书》是一篇名文，文章中的许多精彩语段，如“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等，都已经成为人们熟悉的格言警句。
它主要谈论了读书的益处。
围绕这一中心话题，又谈了读书要与经验互补，要讲究读书的方法，要根据不同的性格和需要做不同的选择等相关问题。
文章是从三个层面来展开论述的：首先，从开头到“全凭观察得之”止，谈读书的益处。
作者开篇直接点题，认为读书有三大益处：怡情、傅彩和长才。
然后从正面对它们分别加以阐述，可谓要言不繁。
随后话锋一转，又从反面指出在求知上可能出现的误区，即“读书费时过多易惰，文采藻饰太盛则矫，全凭条文断事乃学究故态不可”。
其次，谈读书的方法（从“读书时不可存心诘难作者”到“始能无知而显有知”）。
他主张对不同的书应分别采取选读、通读、精读等不同方法，且读书应当和作笔记、作文相结合，学以致用；还应根据个人性情、需要分别对待。
最后，作者援引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一个重要观点，即“学问改变气质”（王佐良译作“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这实际上是从另一个角度对读书的益处加以强调和提升，使文章的立论更加完整，论证更加严密，写法上又前后呼应。
培根是英国著名的散文家，随笔“essay”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就是首先由他在英国使用。
从这篇文章，我们就可以看到随笔文学文体上的一些特点，即谈话似的，重在发表观点，而不周密论述。
本篇文章开篇即以高度概括的格言式语句点题：“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
”至于如何怡情，如何傅彩，如何长才，却并不进一步加以解释。
好在我们都有体会，说的是常理。
但常理却如此精辟，以一当十，这就是培根的力量。
文章为了把读书的种种好处谈得透彻，令人心服口服，并不回避相反的观点，诸如读书过多容易变得迂腐，理论脱离实际容易犯教条主义的毛病等等，但他也不辩驳，而是从容地堵漏洞，从正面点出读书的好处以后，接着谈迷信书本知识容易导致的弊病，“读书费时过多易惰，文采藻饰太盛则矫，全凭条文断事乃学究故态”云云，表明读书贵在能用书的实用观点。
接着谈读书的方法，要言不繁，点到即止。
他主张对不同的书应分别采取选读、通读、精读等不同方法，且读书应当和讨论交流、作文相结合，学以致用；还应根据个人性情、需要分别对待。
最后，作者根据“凡有所学，皆成性格”的观点进一步对读书的益处加以强调和提升。
文章风格平易流畅，每一句话都有一定的针对性，的确看得出这是一位通晓寻常人人情心理的渊博之士的谆谆告诫。
为了增加可读性，使文风亲切，文章还注意灵活地穿插比喻、排比、类比等修辞手法，比如：“天生才干犹如自然花草，读书然后知如何修剪嫁接”；“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人之才智但有滞碍，无不可读适当之书使之顺畅，一如身体百病，皆可借相宜之运动除之。
”这就是随笔的特点，仿佛在文艺沙龙里的漫谈似的，没有归纳演绎，原因结果，大小前提，本证旁证，说的道理都是具体的活的东西，生活中用得着的，娓娓到来，令人会心。
正像英国文学史家鲁宾斯坦评说的那样：“培根是写作随笔的高手，文章不受个人感情支配，具有公正超脱的格调。
他与读者的思想建立直接联系超过了他以前的十五代人。
他的思想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而永远是具体的活的东西。
他的随笔，篇篇言简意赅，富于变化，每次捧读，都使人不由自主地被吸引。
文章中充满灵感的常理，迄今仍然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现代人实用智慧的丰碑之一，理解了它可以用来改造世界。
”
田园风光的古诗
[宋]陆游 莫笑农家腊酒浑， 丰年留客足鸡豚。
， 柳暗花明又一村。
野老歌 张籍 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
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
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
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
春中田园 王维 屋中春鸠鸣，树边杏花白。
持斧伐远杨，荷锄觇泉脉。
归燕识故巢，旧人看新历。
临觞忽不御，惆怅远行客。
孟浩然的《》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青山郭外斜。
，。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杜甫《绝句》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