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工企业有哪些使命责任
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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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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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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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说三遍。
国家安全使命。
责任重大。
特别是涉及军工保密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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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工意识理念的理解
一是军工政治意识。
军工企业应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维护国家安全、实现祖国统一的高度来认识自己所承担任务的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理念。
在经营活动中既要算企业的小账，更要维护国家的大局；既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
当前，军工企业承担的许多重要研制生产任务是国家的重要战略任务，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集中精力，全力以赴，不得有任何懈怠和疏忽，确保按期高质量地完成。
二是军工质量意识。
同志曾说过，军品质量99％不行，必须100％。
军品是用于作战的，质量就是生命。
对于军工企业来讲，产品质量不仅关系企业的生存发展，而且关系作战人员的生命安全。
质量就是战斗力。
军品质量的好坏，在特定条件下，关系战争的胜负，进而还可能关系到国家的存亡。
军工企业必须站在政治责任和克敌制胜的高度，遵循科学规律，狠抓质量,确保成功。
三是军工保密意识。
重视保密工作，是军工准军事性组织的必然要求，是老军工的光荣传统。
现在有些军工企业保密意识不强，保密规定落实不好，其实质是敌情观念不强。
军品攻防对抗性很强，其技术秘密一旦泄露，就有可能被敌人破解，在作战时就形不成战斗力，产品就有可能变成一堆废铁。
保密就是保实力，保战斗力，保胜利。
军品秘密是军事秘密。
军工企业应严格落实保密责任制，真正做到保密工作“慎之又慎”。
赞美“军工”的诗句有哪些
先，歼10是我们自己研制生产的第战机，苏27是引进生产的第三机，都是三代，一个是中型，一个是重型。
苏27号称“侧卫”，它的原始的作战任务就是；伴随和保证长途奔袭的攻击编队不受对方战机的干扰，这才是“侧卫”之名的正解，当时苏联的战斗机任务划分很细，有截击飞机米格31，还有前线战斗机米格29，都算是制空的战斗机，通俗的讲，苏27的空中优势是在进攻中使用的，米格31和米格29的空中优势则是在防守中使用的，这也是三者作战任务最大的区别，也因为这样而赋予了苏27近4000公里的作战航程，但是这个观点在很长的时间里，俄罗斯不承认，甚至以所谓的油量必须达到规定比例，去说明苏27的远航程是无意的。
不管有意无意，苏27“侧卫”之名，是名副其实的
歼10也有个外号叫“猛龙”，它的发展方式跟苏27不一样，它是瞄准一种趋势发展的，开始的时候并不具体的限定它只能做什么，这是西方的一种发展思路，更重视技术含量，更注重人机结合，更注重效费比，更注重战斗力的发展。
在满足相关技术要求的前提下，再去发展战斗机的具体功能，这也是西方三代半战斗机的发展思路，因此，也有设计师把歼10称为三代半战机，这是有它的道理的，从歼10现在的战斗力来看，它还是三代战机，算不上三代半，歼10的路还很长。
再来说说两者机动性能对比； 苏27采用常规布局和大边条翼身融合技术，歼10采用了鸭式布局，同样也采用了翼身融合技术，这两种布局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缺点 。
没有那种好那种坏的分别，有的只是应用的不同。
翼载荷；苏27在空优状态下的翼载荷为305公斤\\\/平方米。
据资料记载，歼10在空优状态下的翼载荷为326公斤\\\/平方米，这就是说，在速度相等的情况下，苏27在转弯时能够产生更多的升力，可用的过载比歼10高，另外转弯时的角速度比歼10大，这一点在试飞员的口中我们得到了证实。
歼10采用的是鸭式布局 推重比；苏27是双发，推重比可高达1.4，歼10在空优的状态下勉强能达到1.0，这样一来，苏27受阻力造成的减速影响就远远的小于歼10 ，可以说苏27是能量充沛，这也是双发战机对比于单发战机的优势，但是由于气动布局的限制，苏27的超音速机动性能不好，特别是在跨音速飞行时抖动大，正常情况下只进行亚音速的飞行，歼10则相反，由于J10战斗机的主翼是具有较大后掠角的小展弦比三角翼。
这种机翼具有零升阻力系数小、失速特性好、从亚音速到超音速时焦点移动量小的优点。
这也使得歼10进入超音速很容易，J10的鸭翼采用切尖三角翼，这种组合在飞机进入超音速的的状态时，仍然有很好的操纵性，而且有很好的大迎角控制能力。
前段介绍，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在低速性能方面，苏27强于歼10，在高速性能上面歼10强于苏27，虽然苏27的最高速度2.38M高于歼10的2.2M，但是那是在空载不满油的状态，在超音速状态下由于气动阻力高，空优挂载的苏27机动性更是糟糕，据一位飞过苏27的飞行员说，空优挂载的苏27咬牙切齿也才能顶到1.7马赫，歼10带4枚空空弹的空优状态下却可以飞过M2.0，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强调超音速机动性能也是三代半战机的一个重要标志。
当然，如果现在说歼10是三代半战机难免是会被人骂的。
因为很多人都没明白过来。
所以谦虚的军工同志们就把它从三代半改说成了三代。
SU27的“眼镜蛇”机动 歼10采用全权限三轴四余度数字式电传飞控，32位飞控计算机，苏27虽然也是电传，但是远远比不上歼10的先进，32位飞控计算机也使得歼10的飞行稳定性更高，同时能自动的修正外来的干扰，这些都是苏27望尘莫及的，歼10采用自适应电子对抗，苏27的电子对抗采用的是手动控制，飞行员必须知道敌方飞机的型号才能进行干扰操作，一平三下的坐舱布局，也远远强于苏27那种以仪表为主的座舱。
航电系统的先进，可以大大的减轻飞行员的操作强度，增加飞行员的战术思考时间，使其最大限度的把精力用在飞行和攻击上面，而且能大大的减小训练的时间，这样形成战斗力的时间就很短，通俗的讲，就是上手快，另外，据说歼10的模拟器也做的很好，苏27的模拟器跟实际还有点差距。
歼10可以携带霹雳12中距空空导弹 有资料记载，歼10采用的是国产的多功能PD雷达，发现距离在110左右，跟踪距离85公里，具有下视下射功能，可同时跟踪8个目标，攻击4个，也有的说是2个，从综合性能看，跟苏27的N001雷达是同一级别，在功能上稍强点，但是苏27的雷达反射面积有11平方米，歼10 却只有4.5平方米左右，这样在对抗中，歼10就会率先发现苏27，达到先敌发现的目的。
SU27挂载的R27中距空空导弹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面对面的超视距的空战中，歼10很可能是会先发现苏27的，这时双方距离在100公里左右，歼10就会迅速的进入超音速状态，前面说了，由于J10战斗机的主翼是具有较大后掠角的小展弦比三角翼，这种气动布局很容易就能加速进入到超音速状态，在80公里左右，歼10就能牢牢的锁定苏27了，由于歼10的雷达反射面积远小于苏27，苏27会在歼10锁定自己之后才可能锁定歼10，在55公里处歼10就可以发射PL12了，因为是载机是超音速，所以导弹的初始速度很快，相应的射程也会大大增加，攻击的时间也会相应的缩短，导弹发射后，歼10会立即围绕着两机的轴线行进。
形成蛇形机动，歼10的超音速机动能力很强，做这种动作一点也不难，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减速，另一方也是继续给导弹指示目标，反观苏27，由于本机还处于亚音速状态，要进入超音速还要加速一段时间的，因此导弹的射程会相应的缩短，而且由于上面装备的导弹还是R27，以苏27现在的发射条件，这种半主动雷达的导弹，要对付歼10，最大有效攻击距离不会超过38公里的，甚至更短，等它发射的时候，可能PL12已经进入自导段了，如果是装备了R77的苏27，如苏27SMK.也必须逼近到50公里以内的距离才能发射R77，因为它本机的速度还是亚音速，虽然R77相对于PL12来说，在最大射程上占有优势，但是其发射条件不如PL12，初始速度远小于PL12，这直接导致了有效射程的缩短，R77必须加速一段时间才能达到最高速度，这会消耗导弹的能量，这样歼10又达到了先敌攻击的目的了。
在近距的空战中双方各有优势，由于早期的歼10还没有装备头盔瞄准镜，难免有些吃亏，但是由于它的航电先进，瞬间盘旋性能好，反应速度极快，机头能迅速指向目标，这样格斗导弹发射会比较快，但是如果继续拖下去，进入持续盘旋就麻烦了，苏27会利用它的高推重比磨掉歼10的能量，最终把它吃掉。
在军报的报道的歼10和苏27的模拟对抗中，我们也总是能看到歼10“先敌发现，先敌锁定，先敌攻击”的报道，这也符合现代空战的模式，现代空战更多的是超视距的空战，谁能先把对方打下来，谁就是王。
能远距离打，谁还巴巴的跑去跟你练盘旋呀
歼10挂载的霹雳8型空空格斗弹 苏27在我国战机的发展历史上，有它特殊的地位，引进苏27使我国在一些领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当然也交了一些学费，这是难免的，歼10之所以能成功装备，这里面也有苏27的功劳，而且歼10也针对苏27的一些不足去改进，特别是作战理念和作战思路上的进步，更是值得称道，值得肯定，歼10的路还很长，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苏27在中国也有它的历史使命，也有它的改进项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两种飞机还会并存，还会再杠上，而且越杠会越来劲。
除此之外，歼十夜有双座型的，增加了对地攻击吊舱，加强了对地攻击能力，可以发射雷霆2（500公斤）、雷霆3激光制导炸弹、“雷石”6（LS-6）制导滑翔炸弹、FT-1制导炸弹、火箭发射巢及C802反舰导弹。
哈工程最烂的系是什么
为啥都说二系最烂呢
企业使命与愿景的区别与使命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区别在于:愿景是解决“企业是什么”，告诉人们企业将做成什么样子，是对企业未来发展的一种期望和描述。
愿景是企业在大海远航的灯塔，只有清晰地描述企业的愿景，社会公众和公司员工、合作伙伴才能对企业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一个美好的愿景能够激发人们发自内心的感召力量，激发人们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企业使命是企业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即回答为谁创造价值，以及创造什么样的价值。
简单说，使命就是必须做的大事、一定要完成的任务。
由于企业的使命一般涉及多方利益，各方利益的主次轻重必须在使命陈述中明确。
如果不明确，当各方利益发生冲突时，就会无所适从。
联系在于：构筑愿景是企业发展战略规划的重要支撑点，是企业做强、做大的不竭动力。
而一个企业要想长寿不衰，实现美好的愿景目标，第一重要的是全体员工的使命感不衰。
如果缺少这一条，企业就会失去成功的希望。
由此可见，企业既不能将愿景当作使命，也不能将使命当作愿景，更不能截然分割开。
是人的一种意愿的表达，它概括了企业未来的目标、使命和核心价值，是一种企业为之奋斗的意愿，企业最终希望实现的图景。
它就像灯塔一样为企业指明方向，是企业的灵魂。
企业核心价值观的特征之一应是富于深刻的识见。
应该让所有的员工知道，每天都在忙什么
你为什么而忙
你要告诉你的员工。
企业的共同愿景包括了每个人的愿景、团体的小愿望和组织的大愿望，这样构
中国与德国的关系-从近代开始
那就远了，慢慢道来对于中国而言，1911年至1941年间的中德两国合作在20世纪中前期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德合作在某种程度上让当时的中华民国与德国结成了一个联盟。
亲密的合作关系使中国的工业建设和军备迅速实现现代化，尤其是在第二次日中战争之前。
从清王朝遗迹上站起来的中华民国，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军阀割据，列强环绕的环境下艰难的生存着。
国民党通过北伐，在1928年从名义上统一了军阀动荡之中的中国。
此时，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日益昭现。
鉴于此，中国迫切需要实现军备和国防工业现代化以获得自卫生存的能力，而德国则需要稳定供应的原料供应。
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期，这种关系将中德两国紧紧地维系在一起。
虽然合作的蜜月期自33年纳粹当政开始到37年中日战争爆发结束只持续了不到四年时间。
且真正意义上的工业改革从36年才开始，但中德合作仍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着深远的影响；同样，中德合作也大大提高了中国抵御日本的侵略的能力。
1.早期中德关系 最早的中德贸易线从陆路经西伯利亚辗转到达德国。
为了避免俄国政府沉重的通行税，德国早在清王朝就尝试通过海路开拓东方贸易路线，1752年8月,埃姆登普鲁士王家亚洲贸易公司（KPAC）的“普鲁士国王”号在德国船长格来史克的指挥下抵达广州，成为中德贸易史上第一艘到达中国的德国商船。
1861年，因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天津条约让诸如普鲁士等众多欧洲国家和中国建立了正常的贸易关系。
19世纪晚期，中外贸易一直受控于英国。
而奥托 · 冯 · 俾斯麦则热切希望在中国建立立足点以平衡英国的影响。
俾斯麦力排众议，为德中的航线设置了奖金。
给予奖金的议案于1885年最终通过。
同年，俾斯麦派出第一支德国银行业和工业考察团前往中国评估投资机会，这最终促成了1890年德华银行的建立。
通过这些努力，德国于1896年继英国之后成为第二大在华贸易国。
在这段时期，与英法不同，德国并没有积极的表现出其对中国的帝国主义野心，而中国政府也将德国视作来帮助中国进行现代化发展的伙伴。
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第一次现代化的努力也告一段落。
其后，袁世凯请求德国帮助他建立“自强军”和“新建陆军”。
德国的援助不仅限于军事方面，也扩大到工业和技术交流领域。
比如19世纪80年代晚期，克虏伯公司作为中国的合同商负责修筑Port Arthur（威海卫
）附近的一系列防御工事。
俾斯麦苦心经营的德中良好关系被威廉二世的帝国主义野心所彻底改变。
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的三国联合干涉中，德国强迫日本让出租界汉口和天津；1897年，德国通过“巨野教案”获得了对胶州湾99年的租约。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时期，德国军队野蛮镇压义和团员的行为让中德关系走到了最低点（事实上威廉皇帝激励他的士兵们“像匈奴人般作战”，由此，Huns成为了德国士兵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蔑称）。
（译者按，1900年7月27日，威廉二世的言论：Ihr sollt schweres Unrecht suenen. EinVolk,das,wiedie Chinesen,eswagt,tausend jaehrige alte Voelkerrechte umzuwerfen und der Heiligkeit der Gesandten und der Heiligkeit des Gastrechts in abscheulicher Weise Hohn spricht,das ist ein Vorfall,wie er in der Weltgeschichte noch nicht vorgekommenist.(...)你们应该对不公正进行报复。
象中国人这样，悍然置千年固有的国际法于不顾，以令人发指的方式嘲弄外国使节和客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样的事件，在世界史上还没有过先例...你们如果遇到敌人，就把他杀死，不要留情，不要留活口。
谁落到了你们手里，就由你们处置。
就象数千年前埃策尔国王靡下的匈奴人在流传迄今的传说中依然声威赫赫一样，德国的声威也应当广布中国，以至于再不会有哪一个中国人敢于对德国人侧目而视。
） 1902年的日英同盟和1907年的三国协约实际上说明德国已被从政治上孤立，这使得一次大战前期中德关系稍有改善。
基于这种孤立，1907年德国希望建立一个由“德—中—美”组成的三国协约，但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在1912年，德国提供了一笔6百万元的金马克的贷款给新的中国民主政府换得了在山东修筑铁路的权益。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德国提议将胶州湾归还中国，以避免其落入日本之手。
但是日本作为协约国成员加入了战争并开始进攻德国在中国租界，继而占领了青岛和胶州湾。
整个一战期间，德国困于欧洲战局而腾不出手顾及其在远东的利益。
1917年8月14日，中国对德宣战，并且收回了德国在汉口和青岛的租界。
虽然中国获得了国联的承诺在战后将租界归还中国，但是最终凡尔赛条约却裁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半岛的特权。
强烈的被出卖感和数十年的压抑导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有意思的是，原文用的是“the nationalistic May Fourth Movement”）。
总的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德关系带来了巨大的伤害，特别是从贸易方面。
1913年中国有近300个德国商号，但到了1919年，却只剩下2个。
凡尔赛和约限制了德国的工业出口，军队被限制在十万人以内，军工生产被大量削减。
但即使如此，条约并不能改变德国在军事创新上的领导地位，许多工业企业仍然保存着设备和技术以生产军事硬件。
因此为了绕过条约的限制，这些工业企业开始与国外合作，例如苏联和阿根廷，合法地生产武器并出售给国外。
在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跨台，全国陷入内战，各地军阀都企图取得优势。
因此许多德国军火企业开始寻求重建与中国的商业联系，以便进入这个广阔的军火市场。
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同样在寻求德国的支援，曾在德国留学的朱家骅为此表现得极为出色，从1926年至1944年间几乎所有中德合约都经过他手。
除了德国的技术外，还有其他几个原因令德国成为中国对外合作的首选。
首先德国在一战以后对国外殖民地完全失去了影响力，因此对中国没有一种帝国主义式的兴趣，例如1925-26年的排外行动主要是对准英国。
另外不像苏联，苏联曾经帮助国民党重组并与共产党合作，德国对中国没有政治上的兴趣，双方的政府不会有正面冲突。
与此同时蒋介石认为德国历史有许多地方值得中国仿效，即德国统一可以成为蒋介石本身统一中国的范本。
因此中国认为德国将是其“国际化发展”的首选支援。
1926年朱家骅邀请马克斯· 鲍尔来华评估投资可能性，次年鲍尔抵达广州并被任命为蒋介石的顾问。
1928年鲍尔返回德国并促成了一些为中国的“重建”的工业接触，同时开始为在南京的蒋介石招募一些长期顾问。
不管怎么说，鲍尔的努力并非完全成功，许多德国工业企业对于中国不稳定的政治局面仍抱疑虑，另外鲍尔本身曾参与1920年的卡普政变而被放逐。
除以外，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不能直接对军工企业投资也是极大的限制。
鲍尔再次回到中国，七个月后罹患天花去世，葬于上海。
鲍尔在中国的短时间工作为以后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础，他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对工业和军队的现代化。
他同时建议裁减军队以建立一支小型但精锐的军队，并支持中国敞开市场以刺激德国的生产和出口。
1933年，因大萧条的影响，中德贸易比1930年和1932年略有下降。
[10]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由于各个利益集团的冲突而陷于困顿，但是德国工业，进出口商和国防军都想从发展中获得利益。
直到奉天事变前，中国工业化的进展并不顺利。
奉天事变让满洲变成了日本的傀儡国，并直接导致中国的工业政策重心朝向以抵抗日本侵略为目的的军事和军备工业发展。
它刺激中国经济走上一条以国防为中心的发展路线，巩固了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加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1933年，纳粹党掌权使中德政策走向变得清晰。
在纳粹党得到权力前，德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颇为矛盾，魏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曾敦促德国应在近东政策上保持中立，不鼓励国家官员和工业家一同直接参与和中国政府的事务上，负责德国出入口的部门也忧虑这会把它们作为赚取厚利的中间人角色中剔出。
另一方面，新纳粹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要求彻底动员全社会，并储存原材料，特别是军用物资——例如钨丝和锑——这些都是当时中国能大量提供。
因此，由那时开始，在中国的原材料就成为德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一项主要的因素。
1933年5月间，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到达上海，并担任国民政府的资深顾问，为经济和军事发展提供建议。
同年6月，他在给蒋介石的《给元帅的备忘录》（Denkschrift für Marschall, memo for marshal）中描绘了他对中国工业化和军事化规划的大纲。
他摒弃中国传统的大型低素质武装力量，强调规模较小但是机动能力强、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
此外，他还提出这支军队是“统治的基础”，以及军队的战斗力在于素质的优越，素质的优越来源于优秀的军官团 。
为了实现他所提出的框架，冯·塞克特首先建议中国的武装力量必须统一训练，听从于蒋介石的号令，整个军事系统必须成为中央集权金字塔的基石。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冯·塞克特提议仿照德国精英团队的架构成立“教导大队”，这些被严格挑选且直属于中央管辖的精英部队成员的使命是接受专业的训练，再将这种训练和职业军人的素质带到其它团队 。
1934年8月，“中德原材料及农产品与工业及其他产品互换条约”签订，中国开始用战略性原料换取德国的工业产品。
直到中国因内战和国际贷款出现巨大预算赤字为止，这个完全平等，双方享有相同的权利的易货贸易条约一直为中德合作起着良好的促进。
这个时期，中国向德国提供的原材料使德国几乎不用在国际原材料市场采购任何产品。
这个条约不仅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发展，也给中国军队的重组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在完成了这个中德合作史上里程碑式的条约后，冯·塞克特将军推荐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担任他的继任者，并于35年3月返回德国。
冯·塞克特将军于1936年12月27日去世。
1936年，中国只有约10,000英里的铁路网，远远少于孙中山先生认为在现代化的中国所应该拥有的100,000英里。
再者，半数铁路网都位于满洲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已落入日军手上。
中国铁路现代化步伐缓慢的原因是列强之间在华在利益冲突，好像1920年英、法、美、日银行家在华利益的新四强公会。
公会的目标在于平衡外国在华投资，四国中任何一国在对华提供信用担保以兴建铁路前必须得到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
此外，其他国家由于经济大萧条的缘故，对华投资变得犹豫不决。
尽管如此，一系列中德在1934年-1936年的协议大大加快了中国的铁路建设，在南昌、浙江和贵州之间都建有路轨。
铁路得以加快发展在于德国急需有效率的运输工具去让中国出口原材料，和铁路线正正符合中国政府对建设长江中南部省份成为工业重镇的要求。
再者，这些铁路有军事用途。
举例来说，杭州——贵阳铁路的建造能刺激下游长江三角洲的军用运输，即使上海和南京沦陷。
另一个和它相似的是广州-汉口铁路网，为东岸和武汉地区提供交通连接。
这些铁路在抗日战争早期证明了它的功用。
最重要的中德工业合作计划是1936年的三年计划，这个计划由中国政府的资源委员会与德国的合步楼公司(HAPRO，原名Handelsgesellschaft für industrielle Produckte，即“工业品贸易公司”)共同负责。
计划的主旨是在短期内建设一个工业基地以抗衡日本，长期目标则是建设一个工业中心以供长期的工业发展。
计划有几个基本组成部分，例如对钨和锑全部有关业务的专管，在湖北、湖南和四川等地建设钢铁工业，建设发电厂和其他化工厂。
正如1934年签订的以货易货协定中勾画的大纲所显示的，中国通过提供稀有矿产换取德国的技术和装备来实现这些计划。
过高的成本部分地因在1932年至1936年间钨的价格翻倍而抵消。
三年计划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受过高级教育的技术人员，用于建设这些国家计划。
三年计划订下了许多目标，但不幸的是大部分努力由于1937年抗战的全面爆发而遭到破坏。
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爆发。
这场战争极大地损害了近10年来一直处于密切合作中的中德两国关系，希特勒的亚洲政策是毁掉中德合作关系的主要原因。
由于日本军事实力的优势，希特勒选择日本作为其对抗苏联的战友。
另外，中苏两国于1937年8月21日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希特勒的战略完全相背。
尽管中国政府官员和德国投资者在不断的游说纳粹政府，但希特勒一意孤行。
他虽然同意合步楼公司将中国已订购的货物运往中国，但禁止任何人从中国进口货物。
德国也曾经希望充当调解人促成中日和平，但是1937年12月南京失守让中日之间已不存在任何媾和的可能。
德国先前的努力也化作了泡影。
1938年初，德国政府承认满洲为独立的国家。
同年4月，赫尔曼·戈林禁止一切战争物资发往中国。
在日本的坚持下，所有德国顾问也被召回国。
由亲华政策向亲日政策的调整也伤害了德国的商业利益。
德国从与日本和满洲国的贸易往来中获得的利益远低于德中贸易。
两国人民在长期贸易往来中所结下的深厚友谊更是不可磨灭。
德国人民为汉口的红十字会慷慨解囊，在这里，德国捐款比任何一个国家甚至是中国政府自己都多。
军事顾问们也希望能继续完成他们在中国的使命。
1938年6月末，冯·法肯豪森将军最终被严令回国，但在启程之际，他向蒋介石允诺绝不会向日本人透露任何他在中国期间的工作内容。
另一方面，纳粹党在中国的机构则声明日本是中国抵御共产主义的最后防线。
伪南京政府首脑汪精卫于1941年会见德国外交官实际上，德国和日本友谊并未能给德国带来多少好处。
日本希望垄断中国北部地区和满洲的资源，因此许多外国人在这些地区只能经营非常有限的生意。
而德国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希望获得这个地区的资源。
虽然德日政府从1938年中就开始为解决这些经济利益问题而展开对话，但随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署，36年签订的德日反共产主义协约实际上变成了一纸空文，并且阻断了德日通过对话解决经济问题的可能。
中德之间的联系一直持续到1941年。
但是1940年德国未能实施“海狮计划”让希特勒的计划偏离了轨道。
1940年底，德国与日本和意大利签订了三国轴心协议。
1941年7月，希特勒宣布承认汪精卫的南京傀儡政权，自此，德国与重庆政府继续对话的最后可能性也不存在了。
随着日本偷袭珍珠港对美宣战，1941年12月9日中国正式加入盟军并且对德宣战。
对孙中山先生而言，或许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20世纪30年代中德合作时期更符合他“国际性协作”发展现代化中国的理想。
一战让德国失去了它在中国的殖民地，德国并不关心中国的政治，它需要的是中国的原材料。
那个时代中外关系大都是其他国家对中国怀有某种帝国主义野心，而中德合作则是基于平等基础上的经济合作。
中国迫切的需要发展工业以便抵御日本随时可能的侵略也是促成中德合作的重要原因。
此外，德国从一战失败的阴影中迅速崛起，以及他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意识形态也让一部分中国人看到了统一中国洗刷近代耻辱的希望。
总的来说，虽然中德合作只存在了并不算很长的一段时间，并且中德合作的成果大多在抗战中损失殆尽。
但是这段合作仍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国民党在内战失败后将中央政府移到台湾。
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许多政府要员、军官、教授和研究人员都曾经在德国受训，其中也包括蒋介石自己的儿子，蒋纬国。
可以这样说，战后台湾的飞速发展与1936年中德合作时期制定的3年计划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