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元的高山流水讲的是什么意思
传说先秦的琴师伯牙一次在荒山野地弹琴，樵夫锺子期竟能领会这是 描绘「巍巍乎志在高山」和「洋洋乎志在流水」。
伯牙惊道∶「善哉，子 之心而与吾心同。
」子期死後，伯牙痛失知音，摔琴绝弦，终身不操，故有高山流水之曲。
“高山流水”最先出自《列子.汤问》，传说俞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音。
俞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
俞伯牙鼓琴而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魏魏乎泰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流水” 钟子期死，俞伯牙破琴绝弦，终生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
后用“高山流水”比喻知音或知己。
做为古筝曲，高山流水为代表曲目。
但高山流水最普遍的是三个版本，一个是山东筝派，一个是浙江筝派，还有一个就是河南筝派。
之所以是三个版本，是因为曲调完全不同，而不是演奏技法的不同。
“齐鲁大板”的山东筝派:演奏时，大指使用频繁，刚健有力。
即令是“花指”，也是以大指连“托”演奏的下花指为多；而 左手的吟揉按滑则刚柔并蓄，铿锵，深沉，其演奏风格纯朴古雅。
“中州古调”（或称“郑卫之音”）的河南筝派:河南筝在演奏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右手从靠近琴码的地方开始，流动的弹奏到靠近“岳山”的地方，同时，左手作大幅度的揉颤，音乐表现很富有戏剧性，也很有效果。
在河南筝中，把这一技巧称为“游摇”。
其中尤以左手的滑按（左手按至音位，弹弦时略退少许，迎音迅速滑上，敏越无迹）、小颤（颤音细密紧促）、滑颤（边沿边颤）、大颤（颤幅阔大，动宕有情）等招法最有特色。
在演奏风格上，不管是慢板或是快板，亦无论曲情的欢快与哀伤，均不着意追求清丽淡雅、纤巧秀美的风格，而以浑厚淳朴见长，以深沉内在慷慨激昂为其特色。
在傅玄《筝赋.序》中对河南筝曲的评价是“曲高和寡，妙技难工”。
“武林逸韵”的浙江筝派:演奏特点有“大指摇”、“快四点”、“夹弹”、“提弦”等技法，并借鉴、学习、融汇了琵琶、三弦、扬琴乃至西洋乐器的演奏技法， 浙江筝中“摇指”的运用是以大指作细密的摇动来演奏，其效果极似弓弦乐器长弓的演奏。
严格来说，这是在其他流派的传统筝曲中所没有的，因为在其他流派所称的“摇指”或“轮指”实际上都是以大指作比较快速的“托”、“劈”，而浙江筝的“摇指’则显示了它自身的特点而有别于其他流派。
但浙江筝派的高山流水曲调优美。
在最开始，右手跨三个八度同时表现山的庄严和水的清亮。
曲中部右手如水般流畅，左手在低音位置的配合如山耸立其间。
后半部用花指不断划奏出流水冲击高山的湍急。
最后用泛音结尾，如水滴石般的柔和清脆。
《高山流水》取材于“伯牙鼓琴遇知音”，有多种谱本。
有琴曲和筝曲两种，两者同名异曲，风格完全不同。
跪求浙江筝派的高山流水
这就是浙江派的高山流水 跟改版后的古筝考级书上的曲谱弹得是一样的～
徐煜程名字打分三才五格吉凶算命
文化印象73 分。
（主要参考成语、诗词、名言、名人用字等因素） 五格数理86 分。
（主要参考了名字用字的姓名学笔画组合的搭配关系） 用字的意义： 芯：物体的中心部分。
（此字在人名库中共出现约：9,860次） 茹：茹字的本义是指蔬菜，后也因此而引申为吃。
（此字在人名库中共出现约：160,220次） 《说文解字》释云：飤马也。
从艸如声。
总评： 芯此字能较好的与您的姓氏搭配。
茹此字能较好的与起名用字芯搭配。
字义芯表示中心、芯片；茹表示包含、茹古涵今，意义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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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格该名字的五格笔画搭配为16-10-12，五格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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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解释： 中心 · 包含 芯片 · 茹古涵今 名言名句： 玉芯绿花开遍。
－朱敦儒《桃源忆故人》 风餐露宿，含辛茹苦。
－袁燮《丁未之冬营房告成有亭翼然名之曰劝功且为歌》 叶剪玻璃芯糁金。
－蔡伸《浣溪沙》 饮真茹强，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谓存雄。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名言名句 名人用字： 陈茹玉：化学家。
福建闽侯人。
编著《有机磷化学》等专著6册。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赵佩茹：（1914—1973），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传统解析：五行八字、属相、五格数理 五行、属相分析： 温馨提示：由于您没有指定详细的出生日期和时间，故此信息无法获取。
因为五行八字需要提供详细的生日信息才能进行推算
五行属相 >>五行、五格、生肖起名 五格数理解析： 结构解析外格 13 (阳火) 1陶 16芯 10茹 12天格 17 (阳金)人格 26 (阴土)地格 22 (阴木)总格 38 (阴金)天格数是先祖留传下来的，其数理对人影响不大。
地格数又称前运，影响人中年（36岁）以前的活动力。
人格数又称主运，是整个姓名的中心点，影响人的一生命运。
外格又称变格，影响人的社交、智慧等，其数理不用重点去看。
总格又称后运，影响人中年（36岁）以后的命运。
天格17解析突破万难的刚柔兼备数。
地格22解析秋草逢霜的两士相争数。
人格26解析变怪奇异的豪侠数。
外格13解析智略超群的博学多才数。
总格38解析磨铁成针刻意经营数。
三才解析 (天人地)虽可顺利成功，达到目的，但需稳固基础，并保持家庭和睦。
基础运解析 (人地)境遇可能不安定，注意防止意外变化。
成功运解析 (人天)成功顺利，能平安顺利地达到目的。
人际关系 (人外)富有的豪杰式人物，受社会荫护，容易随心所欲；能平和处事乾，可成功发达，聚财而富。
上述分析仅供参考
五行、五格、生肖起名
论述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过程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过程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指中国古代各阶级、民族、政治集团及其军事家、兵学家关于战争和军队等一系列军事问题的系统理性认识。
是中国古代各历史时期人们军事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
它随着社会的前进，军队建设和战争实践的发展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而逐渐深化，反过来又指导各时期的军事实践，对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产生深刻影响。
它是中国乃至世界军事思想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频繁激烈、规模巨大、空间广阔、形式多样的战争实践是其发展的主要动力。
中国所经历的独具特色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形态，几千年高度集权的政权体制，以农业为主，兼有游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经济结构，以汉民族为主、多民族共存的民族构成，尚德、勇于反抗侵略和压迫、爱和平、重谋略、荣誉心和凝聚力极强的民族心理素质，长时期领先的科学技术，以长于理性概括和辩证思维为突出特征的诸子思想的相互斗争和融合，平原沙漠、江河湖海、崇山峻岭皆备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气候条件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决定和影响着它的发展趋势和特色。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主要载体是兵书。
它出现早、数量大、种类多、内容丰富、哲理性强。
散见于其他典籍中大量的论兵篇章，史书中关于军事人物、战争、军事制度等方面的记载，也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军事思想内容。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体上经历了萌生、形成、充实提高、系统完善四个历史时期。
⒈萌生时期。
大约公元前21世纪至前8世纪，即夏、商、西周时期。
中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产生了部落间的战争，人们对军事问题也开始有了一些初步思考。
夏王朝正式建立奴隶制国家，战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
军队成为国家机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西周时已有师、旅、卒、两、伍等编制，青铜兵器广泛应用于军事。
著名的战争有甘之战、鸣条之战、牧野之战、周公东征等，作战样式有步战、车战，多为堂堂之阵的正面交锋。
作为观念形态的军事思想也开始萌生，在甲骨文、金文和《尚书》等古代史料及大约在西周时期出现的《军志》、《军政》等兵书中都有反映。
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是：①在对战争的看法上，强调天命、 伸张正义和保民。
《尚书》的《甘誓》、《汤誓》、《泰誓》等都提出以天命作为出兵征战之由，以恭行天之罚、吊民伐罪、保民相号召。
军事决策和行动要以天象和占卜的吉凶定取舍。
②治军上强调齐众以律，师出以律，失律凶也(《易·师》)；尚桓桓(《尚书·牧誓》)，以成威武之师；严赏罚，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尚书·甘誓》)。
③战争指导上，以重礼信仁义为主导思想，主张以礼为固，以仁为胜，不穷不能，成列而鼓(《司马法》)；战争实践中也已注意到以谋取胜。
鸣条之战、牧野之战，都采取了阴蓄其力、争取与国、剪敌羽翼、运用间谍、侦察敌情、掌握时机、攻其腹心等方略。
《军志》、《军政》中有允当则归，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地利为宝等谋略思想的记载。
④在作战指挥上，已注意到前锋和主力、车兵与徒兵的配合及阵法的应用。
由于这一时期战争样式简单，规模比较小，持续时间短，人们对军事的认识还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
⒉形成时期。
大约从公元前8世纪至前3世纪，即春秋战国时期。
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中。
争霸、兼并、统一战争激烈，用兵数量增多；铁兵器应用日益广泛，军事技术和筑城等均有进步；军制上，步兵、骑兵、水师逐渐分离为独立兵种，步、骑、车配合作战，形式多样；打破了兵民合一兵制，出现了募兵制和郡县征兵制；战争指挥复杂，要求高，将帅专职化；学术上百家争鸣等，促进了中国古代兵学的发展。
以《孙子》为代表的一大批兵书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代兵学理论体系的初步确立。
对战争的认识逐步深化春秋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师直为壮，屈为老；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宣公十二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计》)。
战国时兵学家进一步将战争区分为义和不义，指出：禁暴救乱曰义(《吴子·图国》)，义者，兵之首也(《孙膑兵法·下编·将义》)，并由此确定了自己对战争的基本态度: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司马法·仁本》)；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尉缭子·武议》)。
对战争的起源问题，提出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吕氏春秋·孟秋纪》)的观点。
对战争的起因问题，认为由于人民众、财货寡、事力劳、供养薄，故民争而不免于乱，已注意到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探讨战争的起因。
在对战争与政治、经济、地理的关系和制胜因素的认识上，指出国家安危在德不在险(《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战法必本于政胜(《商君书·战法》)；以武为植，以文为种(《尉缭子·兵令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兵要在乎善附民(《荀子·议兵》)。
战国时期的军事家们进一步提出军事改革的要求，主张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尤重耕战，强调富国强兵，显耕战之士(《韩非子·和氏》)；视富国为强兵之本、之先、之急，即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管子·侈靡》)。
以法家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主张为统一而进行战争，对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形成系统的建军理论突出反映在将、法、教方面。
《孙子》提出将帅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的条件，对军队组织编制、将官职责、军备物资、费用等也都有严格要求，管理要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把士卒孰练作为胜负的重要条件等，奠定了中国古代建军理论的基础。
其后战国军事理论家更进一步丰富了它的理论内容。
《吴子》要求将帅总文武，兼刚柔，具备理、备、果、戒、约的素质；《尉缭子》强烈批评世将制度，提出将帅要有威、惠、机、战、攻、守、无过等全面修养；《六韬》不仅考察将帅个人的条件，而且强调统帅机关整体素质的互补和提高；《韩非子》主张从基层中选拔有实战经验的人为将领；等等。
在军事法制方面，出现了许多关于作战、内务、纪律等法规性的文献，体现了以法治军、以治为胜的思想特点。
同时强调以仁为本，恩威并用，赏罚严明，认为善将者，爱与威而已(《尉缭子·攻权》)；要爱护士卒，甘苦与共；赏不逾时，罚不迁列；要刑上极，赏下通(《六韬·将威》)，和军同欲。
在军队的教育训练方面，提出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吴子·治兵》)；要因便而教，唯利而行(《管子·兵法》)；简募良材，料民选卒，依勇力、技艺分别编组，按级训练；装备要精良等。
从本质上说，这是以法家的法治思想为主、吸取儒家仁学理论的某些成分而形成的适应当时军队特点的建军理论。
提出一系列战争指导和作战原则春秋时期的战争指导者，已能成功地制定和运用军事与政治谋略，提出了诸如尊王攘夷，威不轨而昭文德，观衅而动，兼弱攻昧，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等有价值的战争指导思想。
重信义的观念逐步被战阵之间，不厌诈伪所代替。
《孙子》对以往的战争实践和军事理论进行总结，认为善战者必须了解和把握道、天、地、将、法五事，重视谋略，强调庙算和先计后战。
指出了用兵的诡道、诈立特征；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和进攻速胜的指导原则；强调主动、惑敌和因情用兵；提出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示形、任势、我专敌分、兵情主速、奇正相生、避实击虚、攻其无备、因敌制胜等基本原则。
战国时期，伐谋、伐交思想有了新的发展，注重联盟战略，纵横捭阖，分化敌对力量；强调必攻不守，先机制敌，灵活应变；产生并发展了骑战、城战及不同地理、气象条件下作战的原则。
《吴子》、《六韬》和《孙膑兵法》关于骑兵的地位、作用、特点的论述，已带有总结经验和理论概括的性质，其中十胜、九败和用骑十利已比较系统。
在攻城围邑 和救守之法上，也有习用器械、集兵攻城、错绝其道、阻援攻虚、守不失险、守必出之、中外相应等论述。
《墨子》中《备城门》等几篇晚出的墨家之作专论守城之法，对守城设施、布局和器械制作、使用等均有详细记述，核心思想是城池修，守器具，樵粟足，上下相亲。
奠定古代军事哲学思想的基础 《孙子》反对战争的不可知论，认为战争可先知、先算、先 胜，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观点；注重人事，反对取于鬼神、像于事、验于度；注重以智使力和趋利避害；注重从总体上联系上多方面地观察战争，体悟到军事领域中许多矛盾对立及转化的现象，提出了虚实、奇正、形名等一系列反映军事理论认识对象的性质、范围和内容的范畴。
战国时的兵家更注重对战道(战争规律)的探讨，视之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
同时对军事领域内的诸矛盾关系、军事与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关系的认识也更为广泛深入。
⒊充实提高时期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0世纪中期，即从秦统一中国后历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至五代，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在分裂和统一的历史过程中进一步发展完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也不断发展。
军事技术有新的进步，铁兵器种类增多，杀伤性能有所提高；军事交通、筑城、造船也有较大发展。
唐代发明了火药并开始应用于战争。
骑兵、水军在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各朝军制多有所变革，武装力量体制基本成型，大致由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三大部分组成，集权于皇帝。
北朝后期创立的府兵制经隋至唐初而趋完善，成为兵农结合的军事制度；征兵制、募兵制等兵役制度交相施行。
战争规模增大，时间延长，区域范围广，大规模的骑兵集团作战、横渡江河作战、水上交战以及水陆配合作战较多。
汉代注重兵书的搜集整理，并将兵家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类。
这一时期军事思想在继承先秦传统的基础上，侧重于实际运用，内容更加丰富，水平进一步提高。
高度重视战略谋划在几次统一中国的战争中，一些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思想和决策能力。
楚汉战争中，汉对经营基地、收揽民心、分化对方、争取盟国以及正面坚持、敌后袭扰、两翼牵制等战略运用甚为成功。
东汉统一战争中，采取西和东攻，先关东，后陇蜀，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战略。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在多极斗争中，联盟战思想的运用生动、突出。
诸葛亮的联吴抗曹，孙权的联魏击蜀，曹魏的离间吴蜀、坐山观斗等，在不同情况下分别运用，各有成效。
诸葛亮的《隆中对》提出了分清形势，建立根基，内修政事，外和诸戎，联盟抗敌的战略思想。
隋唐五代时，隋先采取北和南攻，后又采取击北防南的战略，对突厥离强合弱，击逆抚顺；对陈军事手段与政治手段并用，虚实结合，疲敌误敌，伺机一举击灭。
这些都表现出战略运用的灵活性。
李渊集团为统一全国采取的因势借力、以屈求伸、乘虚入关、居险养威、先急后缓、各个击灭群雄的战略，取得成功。
周世宗柴荣的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战略规划，亦不失为有识之举。
这些战略思想和决策体现了从实际出发、驾驭全局、远谋多算、灵活用兵的共同特征。
《黄石公三略》、《淮南子·兵略训》、《战略》等专门阐述战略思想的军事著作的出现，使制定和实施战略的艺术更加深刻和系统，而贵谋贱战，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成败在乎智，以计代战一当万等，均成为脍炙人口的重视战略运用的名言。
国防指导思想呈现新的特点根据当时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及周边形势，秦朝修筑万里长城，体现了因地形，用险制塞、限胡马之足、以墙制骑、安边设防的思想。
汉朝组建大规模骑兵集团后，转而采取以骑制骑之策，抗击强大的匈奴骑兵，由单纯防御转入攻势防御。
汉朝还在秦徙民实边的基础上，推行军屯实边措施，形成了兵农结合的一种强边新形式。
秦汉时，重视军事交通建设，形成以都城为中心、干线纵横、通向边远地区的交通网，提高了军队的机动性。
汉初文武并用的治国强兵方略，以蛮夷攻蛮夷的对匈奴之策，隋至唐初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军事战略区，采取重首轻足、中外相维的兵力部署原则等，对后世均有较大影响。
作战指导思想有新的发展 重视利用骑兵机动性强的特点，采用多路出击、以快制敌、长途奔袭、穷追猛打的战法，注重多兵种运用；大规模江河作战，水陆配合，多路分进合击；城邑战地位突出，要塞攻守成为战争成败的关键。
李世民的持久以弊之和围城打援、一举两克的战法影响深远。
野战中更注意对地形的详尽考察，聚米为山(即沙盘雏形)，因地用兵。
《卫公兵法》提出了速决和持久不可偏废的观点。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联系战争实践，对虚实、奇正、攻守等范畴的阐述更为系统、辩证，强调致人而不致于人(即夺取战争主动权)是兵法精髓，指出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
《太白阴经》强调战争胜负取决于人谋和国家富强;提出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阐明了形(物质)与神(精神)的辩证关系，发展了《孙子》关于形的理论。
⒋系统完善时期 10世纪至19世纪中叶，历经辽、宋、西夏、金诸政权并立时期和元、明、清(前期)几个朝代，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进一步系统完善。
这期间，中央政权与北方民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权较长时期处于并立状态，既争斗，又融合，中国政治、经济和科技、军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较大的发展，统兵用兵之权高度集中。
随着火器的发明及其大量装备部队和运用于实战，火器部队成为独立兵种。
作战规模日益扩大，战争样式更加多样。
随着武学的兴盛，《武经七书》成为将帅及武科举子的必读书，强调精神感化的理学、心学学说渗透到治军领域。
以《武经总要》、《武备志》为代表的一些大型军事类书相继问世，明确区分军事门类，系统整理军事资料。
有关军事训练、军事人物、兵制、守城、阵法、车营、火器、军事历史地理、海防边防等专题性兵书大量涌现，反映了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研究的广泛深入，也增添了更多的有价值的军事思想内容。
以兵权高度集中为统兵建军宗旨宋朝统治者鉴于唐末五代藩镇拥兵割据，大权旁落的历史教训，力主兵权高度集中，以军事行政权归枢密院，军事指挥权归三司、三帅，互相制约，集权于皇帝。
明、清两朝统治者也将集权原则奉为圭臬。
兵权的高度集中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但宋初由皇帝亲制阵图，并派出排阵使监督将帅战守的做法违背了因情应变的基本原则，也容易束缚将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造成兵将互不相习的弊端，削弱部队的战斗力。
练兵、练将思想日益深化、系统随着武举、武学的逐步发展和完善，对将领的培养教育制度化、系统化，重视选练和军事教育。
宋代岳飞严于治军，信赏明罚，其军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为信条。
明代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坚持阵法要与伍法相结合，并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比较适用的练将、练兵的原则和方法，认为练兵之要，在先练将；练将既要入武庠(军事学校)，也要到实境中锻炼；对士兵的训练，则贯彻选、练兼顾的原则，主张兵贵选乡野老实之人，摒弃市井油滑之徒，注重练胆、练艺。
战略思想更加丰富、系统《武备志·战略考》按非略弗录和略非奇弗录的原则辑选春秋至元各代的用兵方略。
《读史方舆纪要》系统论述了山川形势对战争的影响。
在战略进攻上，北方各民族将帅普遍注意发挥骑兵机动能力强、善于野战的特长，主张进攻速决。
如辽朝女军事家萧绰的长驱直入、紧逼腹心的谋略；蒙古成吉思汗及忽必烈的远程迂回、突然奔袭、中间突破以及假道南宋的灭金方策；后金统帅努尔哈赤面对强军，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等方略，都从不同角度为中国古代战略增添了新的内容。
朱元璋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也采纳了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方针，后又采取了先断羽翼，再攻腹心的方略，逐步消灭群雄，建立明朝。
在战略防御上，南宋提出了依靠江河，藩篱三层，扼守要点的点、线、面结合的设防思想。
明代逐步形成以长城为骨干，因险守塞，择点分片(建立九镇)，宽正面大纵深，有重点和层次，精兵机动和城守相结合的边防思想。
针对倭寇自海上入侵的新情况，《筹海图编》一书提出要海陆结合，分区、多层、要点设防，强调实行哨于远洋，击于近海，巩固海岸，严守要城的海防思想。
所有这些，都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战略思想。
火器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作战指导思想的发展明代前期建立了以火器为主的特种部队——神机营，嗣后火器大量装备部队，有了火器和骑兵、步兵编组成军的车营。
在作战中，重视发挥火器的作用，阵形和战法都有变化，并提出了火器在先、各兵种配合的思想。
《车营叩答合编》专论火器部队的作战特点和方法，适应用车在用火，用火在用叠阵的原则，使车、骑、步之间交相更迭、配合，保证了火力的发扬。
火器的发展也引起城邑攻防理论的变化，城池防御工事层数增加，注意骑墙、敌台火力相交，并构筑附城敌台，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
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形成早、发展快，内容博大精深。
其体系确立于先秦时期，历朝历代均有丰富和发展，其中包括古代农民起义的丰富实践和理论升华，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它在战争观上提倡重道慎战、义兵必胜、以战止战；在国防建设上主张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在战略和作战指导上强调先计后战、知彼知己、因情定策、全胜、文武并用、伐谋伐交、兵不厌诈、出奇制胜、避实击虚、各个击破、造形任势、动敌、致人、我专敌分、并卒击敌、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以逸待劳、善择战机、兵贵神速、灵活应变；在治军思想上要求以治为胜、制必先定、兵权贵一、教戒素行、气艺并重、赏罚严明、恩威并施、励士练锐、精兵良器、将帅贤能、 智勇双全、上下同欲、三军齐心；在后勤保障上提倡聚财积力、足食强兵、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在兵役思想上坚持寓兵于民、因势改制等等。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在世界军事思想史上有广泛影响和突出地位，不仅在历史上对指导人们的军事斗争有巨大的作用，在今天仍为中外各界人士所称道，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对军事思想作出的巨大贡献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指中国古代各阶级、民族、政治集团及其军事家、兵学家关于战争和军队等一系列军事问题的系统理性认识。
是中国古代各历史时期人们军事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
它随着社会的前进，军队建设和战争实践的发展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而逐渐深化，反过来又指导各时期的军事实践，对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产生深刻影响。
它是中国乃至世界军事思想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频繁激烈、规模巨大、空间广阔、形式多样的战争实践是其发展的主要动力。
中国所经历的独具特色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形态，几千年高度集权的政权体制，以农业为主，兼有游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经济结构，以汉民族为主、多民族共存的民族构成，尚德、勇于反抗侵略和压迫、爱和平、重谋略、荣誉心和凝聚力极强的民族心理素质，长时期领先的科学技术，以长于理性概括和辩证思维为突出特征的诸子思想的相互斗争和融合，平原沙漠、江河湖海、崇山峻岭皆备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气候条件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决定和影响着它的发展趋势和特色。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主要载体是兵书。
它出现早、数量大、种类多、内容丰富、哲理性强。
散见于其他典籍中大量的论兵篇章，史书中关于军事人物、战争、军事制度等方面的记载，也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军事思想内容。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体上经历了萌生、形成、充实提高、系统完善四个历史时期。
⒈萌生时期。
大约公元前21世纪至前8世纪，即夏、商、西周时期。
中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产生了部落间的战争，人们对军事问题也开始有了一些初步思考。
夏王朝正式建立奴隶制国家，战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
军队成为国家机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西周时已有师、旅、卒、两、伍等编制，青铜兵器广泛应用于军事。
著名的战争有甘之战、鸣条之战、牧野之战、周公东征等，作战样式有步战、车战，多为堂堂之阵的正面交锋。
作为观念形态的军事思想也开始萌生，在甲骨文、金文和《尚书》等古代史料及大约在西周时期出现的《军志》、《军政》等兵书中都有反映。
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是：①在对战争的看法上，强调天命、 伸张正义和保民。
《尚书》的《甘誓》、《汤誓》、《泰誓》等都提出以天命作为出兵征战之由，以恭行天之罚、吊民伐罪、保民相号召。
军事决策和行动要以天象和占卜的吉凶定取舍。
②治军上强调齐众以律，师出以律，失律凶也(《易·师》)；尚桓桓(《尚书·牧誓》)，以成威武之师；严赏罚，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尚书·甘誓》)。
③战争指导上，以重礼信仁义为主导思想，主张以礼为固，以仁为胜，不穷不能，成列而鼓(《司马法》)；战争实践中也已注意到以谋取胜。
鸣条之战、牧野之战，都采取了阴蓄其力、争取与国、剪敌羽翼、运用间谍、侦察敌情、掌握时机、攻其腹心等方略。
《军志》、《军政》中有允当则归，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地利为宝等谋略思想的记载。
④在作战指挥上，已注意到前锋和主力、车兵与徒兵的配合及阵法的应用。
由于这一时期战争样式简单，规模比较小，持续时间短，人们对军事的认识还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
⒉形成时期。
大约从公元前8世纪至前3世纪，即春秋战国时期。
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中。
争霸、兼并、统一战争激烈，用兵数量增多；铁兵器应用日益广泛，军事技术和筑城等均有进步；军制上，步兵、骑兵、水师逐渐分离为独立兵种，步、骑、车配合作战，形式多样；打破了兵民合一兵制，出现了募兵制和郡县征兵制；战争指挥复杂，要求高，将帅专职化；学术上百家争鸣等，促进了中国古代兵学的发展。
以《孙子》为代表的一大批兵书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代兵学理论体系的初步确立。
对战争的认识逐步深化春秋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师直为壮，屈为老；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宣公十二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计》)。
战国时兵学家进一步将战争区分为义和不义，指出：禁暴救乱曰义(《吴子·图国》)，义者，兵之首也(《孙膑兵法·下编·将义》)，并由此确定了自己对战争的基本态度: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司马法·仁本》)；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尉缭子·武议》)。
对战争的起源问题，提出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吕氏春秋·孟秋纪》)的观点。
对战争的起因问题，认为由于人民众、财货寡、事力劳、供养薄，故民争而不免于乱，已注意到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探讨战争的起因。
在对战争与政治、经济、地理的关系和制胜因素的认识上，指出国家安危在德不在险(《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战法必本于政胜(《商君书·战法》)；以武为植，以文为种(《尉缭子·兵令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兵要在乎善附民(《荀子·议兵》)。
战国时期的军事家们进一步提出军事改革的要求，主张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尤重耕战，强调富国强兵，显耕战之士(《韩非子·和氏》)；视富国为强兵之本、之先、之急，即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管子·侈靡》)。
以法家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主张为统一而进行战争，对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形成系统的建军理论突出反映在将、法、教方面。
《孙子》提出将帅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的条件，对军队组织编制、将官职责、军备物资、费用等也都有严格要求，管理要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把士卒孰练作为胜负的重要条件等，奠定了中国古代建军理论的基础。
其后战国军事理论家更进一步丰富了它的理论内容。
《吴子》要求将帅总文武，兼刚柔，具备理、备、果、戒、约的素质；《尉缭子》强烈批评世将制度，提出将帅要有威、惠、机、战、攻、守、无过等全面修养；《六韬》不仅考察将帅个人的条件，而且强调统帅机关整体素质的互补和提高；《韩非子》主张从基层中选拔有实战经验的人为将领；等等。
在军事法制方面，出现了许多关于作战、内务、纪律等法规性的文献，体现了以法治军、以治为胜的思想特点。
同时强调以仁为本，恩威并用，赏罚严明，认为善将者，爱与威而已(《尉缭子·攻权》)；要爱护士卒，甘苦与共；赏不逾时，罚不迁列；要刑上极，赏下通(《六韬·将威》)，和军同欲。
在军队的教育训练方面，提出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吴子·治兵》)；要因便而教，唯利而行(《管子·兵法》)；简募良材，料民选卒，依勇力、技艺分别编组，按级训练；装备要精良等。
从本质上说，这是以法家的法治思想为主、吸取儒家仁学理论的某些成分而形成的适应当时军队特点的建军理论。
提出一系列战争指导和作战原则春秋时期的战争指导者，已能成功地制定和运用军事与政治谋略，提出了诸如尊王攘夷，威不轨而昭文德，观衅而动，兼弱攻昧，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等有价值的战争指导思想。
重信义的观念逐步被战阵之间，不厌诈伪所代替。
《孙子》对以往的战争实践和军事理论进行总结，认为善战者必须了解和把握道、天、地、将、法五事，重视谋略，强调庙算和先计后战。
指出了用兵的诡道、诈立特征；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和进攻速胜的指导原则；强调主动、惑敌和因情用兵；提出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示形、任势、我专敌分、兵情主速、奇正相生、避实击虚、攻其无备、因敌制胜等基本原则。
战国时期，伐谋、伐交思想有了新的发展，注重联盟战略，纵横捭阖，分化敌对力量；强调必攻不守，先机制敌，灵活应变；产生并发展了骑战、城战及不同地理、气象条件下作战的原则。
《吴子》、《六韬》和《孙膑兵法》关于骑兵的地位、作用、特点的论述，已带有总结经验和理论概括的性质，其中十胜、九败和用骑十利已比较系统。
在攻城围邑 和救守之法上，也有习用器械、集兵攻城、错绝其道、阻援攻虚、守不失险、守必出之、中外相应等论述。
《墨子》中《备城门》等几篇晚出的墨家之作专论守城之法，对守城设施、布局和器械制作、使用等均有详细记述，核心思想是城池修，守器具，樵粟足，上下相亲。
奠定古代军事哲学思想的基础 《孙子》反对战争的不可知论，认为战争可先知、先算、先 胜，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观点；注重人事，反对取于鬼神、像于事、验于度；注重以智使力和趋利避害；注重从总体上联系上多方面地观察战争，体悟到军事领域中许多矛盾对立及转化的现象，提出了虚实、奇正、形名等一系列反映军事理论认识对象的性质、范围和内容的范畴。
战国时的兵家更注重对战道(战争规律)的探讨，视之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
同时对军事领域内的诸矛盾关系、军事与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关系的认识也更为广泛深入。
⒊充实提高时期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0世纪中期，即从秦统一中国后历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至五代，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在分裂和统一的历史过程中进一步发展完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也不断发展。
军事技术有新的进步，铁兵器种类增多，杀伤性能有所提高；军事交通、筑城、造船也有较大发展。
唐代发明了火药并开始应用于战争。
骑兵、水军在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各朝军制多有所变革，武装力量体制基本成型，大致由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三大部分组成，集权于皇帝。
北朝后期创立的府兵制经隋至唐初而趋完善，成为兵农结合的军事制度；征兵制、募兵制等兵役制度交相施行。
战争规模增大，时间延长，区域范围广，大规模的骑兵集团作战、横渡江河作战、水上交战以及水陆配合作战较多。
汉代注重兵书的搜集整理，并将兵家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类。
这一时期军事思想在继承先秦传统的基础上，侧重于实际运用，内容更加丰富，水平进一步提高。
高度重视战略谋划在几次统一中国的战争中，一些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思想和决策能力。
楚汉战争中，汉对经营基地、收揽民心、分化对方、争取盟国以及正面坚持、敌后袭扰、两翼牵制等战略运用甚为成功。
东汉统一战争中，采取西和东攻，先关东，后陇蜀，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战略。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在多极斗争中，联盟战思想的运用生动、突出。
诸葛亮的联吴抗曹，孙权的联魏击蜀，曹魏的离间吴蜀、坐山观斗等，在不同情况下分别运用，各有成效。
诸葛亮的《隆中对》提出了分清形势，建立根基，内修政事，外和诸戎，联盟抗敌的战略思想。
隋唐五代时，隋先采取北和南攻，后又采取击北防南的战略，对突厥离强合弱，击逆抚顺；对陈军事手段与政治手段并用，虚实结合，疲敌误敌，伺机一举击灭。
这些都表现出战略运用的灵活性。
李渊集团为统一全国采取的因势借力、以屈求伸、乘虚入关、居险养威、先急后缓、各个击灭群雄的战略，取得成功。
周世宗柴荣的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战略规划，亦不失为有识之举。
这些战略思想和决策体现了从实际出发、驾驭全局、远谋多算、灵活用兵的共同特征。
《黄石公三略》、《淮南子·兵略训》、《战略》等专门阐述战略思想的军事著作的出现，使制定和实施战略的艺术更加深刻和系统，而贵谋贱战，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成败在乎智，以计代战一当万等，均成为脍炙人口的重视战略运用的名言。
国防指导思想呈现新的特点根据当时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及周边形势，秦朝修筑万里长城，体现了因地形，用险制塞、限胡马之足、以墙制骑、安边设防的思想。
汉朝组建大规模骑兵集团后，转而采取以骑制骑之策，抗击强大的匈奴骑兵，由单纯防御转入攻势防御。
汉朝还在秦徙民实边的基础上，推行军屯实边措施，形成了兵农结合的一种强边新形式。
秦汉时，重视军事交通建设，形成以都城为中心、干线纵横、通向边远地区的交通网，提高了军队的机动性。
汉初文武并用的治国强兵方略，以蛮夷攻蛮夷的对匈奴之策，隋至唐初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军事战略区，采取重首轻足、中外相维的兵力部署原则等，对后世均有较大影响。
作战指导思想有新的发展 重视利用骑兵机动性强的特点，采用多路出击、以快制敌、长途奔袭、穷追猛打的战法，注重多兵种运用；大规模江河作战，水陆配合，多路分进合击；城邑战地位突出，要塞攻守成为战争成败的关键。
李世民的持久以弊之和围城打援、一举两克的战法影响深远。
野战中更注意对地形的详尽考察，聚米为山(即沙盘雏形)，因地用兵。
《卫公兵法》提出了速决和持久不可偏废的观点。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联系战争实践，对虚实、奇正、攻守等范畴的阐述更为系统、辩证，强调致人而不致于人(即夺取战争主动权)是兵法精髓，指出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
《太白阴经》强调战争胜负取决于人谋和国家富强;提出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阐明了形(物质)与神(精神)的辩证关系，发展了《孙子》关于形的理论。
⒋系统完善时期 10世纪至19世纪中叶，历经辽、宋、西夏、金诸政权并立时期和元、明、清(前期)几个朝代，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进一步系统完善。
这期间，中央政权与北方民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权较长时期处于并立状态，既争斗，又融合，中国政治、经济和科技、军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较大的发展，统兵用兵之权高度集中。
随着火器的发明及其大量装备部队和运用于实战，火器部队成为独立兵种。
作战规模日益扩大，战争样式更加多样。
随着武学的兴盛，《武经七书》成为将帅及武科举子的必读书，强调精神感化的理学、心学学说渗透到治军领域。
以《武经总要》、《武备志》为代表的一些大型军事类书相继问世，明确区分军事门类，系统整理军事资料。
有关军事训练、军事人物、兵制、守城、阵法、车营、火器、军事历史地理、海防边防等专题性兵书大量涌现，反映了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研究的广泛深入，也增添了更多的有价值的军事思想内容。
以兵权高度集中为统兵建军宗旨宋朝统治者鉴于唐末五代藩镇拥兵割据，大权旁落的历史教训，力主兵权高度集中，以军事行政权归枢密院，军事指挥权归三司、三帅，互相制约，集权于皇帝。
明、清两朝统治者也将集权原则奉为圭臬。
兵权的高度集中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但宋初由皇帝亲制阵图，并派出排阵使监督将帅战守的做法违背了因情应变的基本原则，也容易束缚将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造成兵将互不相习的弊端，削弱部队的战斗力。
练兵、练将思想日益深化、系统随着武举、武学的逐步发展和完善，对将领的培养教育制度化、系统化，重视选练和军事教育。
宋代岳飞严于治军，信赏明罚，其军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为信条。
明代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坚持阵法要与伍法相结合，并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比较适用的练将、练兵的原则和方法，认为练兵之要，在先练将；练将既要入武庠(军事学校)，也要到实境中锻炼；对士兵的训练，则贯彻选、练兼顾的原则，主张兵贵选乡野老实之人，摒弃市井油滑之徒，注重练胆、练艺。
战略思想更加丰富、系统《武备志·战略考》按非略弗录和略非奇弗录的原则辑选春秋至元各代的用兵方略。
《读史方舆纪要》系统论述了山川形势对战争的影响。
在战略进攻上，北方各民族将帅普遍注意发挥骑兵机动能力强、善于野战的特长，主张进攻速决。
如辽朝女军事家萧绰的长驱直入、紧逼腹心的谋略；蒙古成吉思汗及忽必烈的远程迂回、突然奔袭、中间突破以及假道南宋的灭金方策；后金统帅努尔哈赤面对强军，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等方略，都从不同角度为中国古代战略增添了新的内容。
朱元璋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也采纳了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方针，后又采取了先断羽翼，再攻腹心的方略，逐步消灭群雄，建立明朝。
在战略防御上，南宋提出了依靠江河，藩篱三层，扼守要点的点、线、面结合的设防思想。
明代逐步形成以长城为骨干，因险守塞，择点分片(建立九镇)，宽正面大纵深，有重点和层次，精兵机动和城守相结合的边防思想。
针对倭寇自海上入侵的新情况，《筹海图编》一书提出要海陆结合，分区、多层、要点设防，强调实行哨于远洋，击于近海，巩固海岸，严守要城的海防思想。
所有这些，都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战略思想。
火器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作战指导思想的发展明代前期建立了以火器为主的特种部队——神机营，嗣后火器大量装备部队，有了火器和骑兵、步兵编组成军的车营。
在作战中，重视发挥火器的作用，阵形和战法都有变化，并提出了火器在先、各兵种配合的思想。
《车营叩答合编》专论火器部队的作战特点和方法，适应用车在用火，用火在用叠阵的原则，使车、骑、步之间交相更迭、配合，保证了火力的发扬。
火器的发展也引起城邑攻防理论的变化，城池防御工事层数增加，注意骑墙、敌台火力相交，并构筑附城敌台，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
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形成早、发展快，内容博大精深。
其体系确立于先秦时期，历朝历代均有丰富和发展，其中包括古代农民起义的丰富实践和理论升华，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它在战争观上提倡重道慎战、义兵必胜、以战止战；在国防建设上主张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在战略和作战指导上强调先计后战、知彼知己、因情定策、全胜、文武并用、伐谋伐交、兵不厌诈、出奇制胜、避实击虚、各个击破、造形任势、动敌、致人、我专敌分、并卒击敌、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以逸待劳、善择战机、兵贵神速、灵活应变；在治军思想上要求以治为胜、制必先定、兵权贵一、教戒素行、气艺并重、赏罚严明、恩威并施、励士练锐、精兵良器、将帅贤能、 智勇双全、上下同欲、三军齐心；在后勤保障上提倡聚财积力、足食强兵、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在兵役思想上坚持寓兵于民、因势改制等等。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在世界军事思想史上有广泛影响和突出地位，不仅在历史上对指导人们的军事斗争有巨大的作用，在今天仍为中外各界人士所称道，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传承红色基因,抒写时代感悟》张掖西站,(精选1000字)
一、加快发展旅游业是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旅游业的发展，把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和服务业的龙头加以培育，旅游业实现了快速发展，今年上半年全市旅游综合收入达到15.9亿元。
同时，还要清醒地看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对旅游业发展的信心不足，有些同志还有一些模糊认识，比如认为抓旅游和抓工业是矛盾的，甚至会影响抓工业。
二是我市旅游业没有形成核心竞争力，缺少知名度和影响力较高的品牌。
三是体制机制不活，景区开发深度不够，宣传促销乏力等。
我市旅游业发展较慢，总量较小。
2006年，全市旅游总收入占GDP的比重为3.7%，而全省平均为5.7%。
加快发展旅游业，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是扩大就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对枣庄来讲，还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富民。
枣庄是老工业基地，就业压力大，居民收入偏低。
为此，我们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煤化工等大项目;一手抓旅游、专业市场等服务业发展。
大项目能够富财政，但解决不了富民问题;旅游业尽管目前对我市财政的贡献不明显，但能够富民。
像凤凰古城，1999年旅游收入92.86万元，去年旅游收入已达到11.8亿元，促进了当地群众的致富。
像峄城冠世榴园景区的发展，带动了周边40余个村庄、3000多户农民致富。
第二，推进城市转型。
我市产业结构单一，能耗高，污染重。
改变这种状况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结构调整，上大、改中、关小，促进传统产业新型化;二是做大做强服务业，通过扩大分母，降低全市的能耗。
据测算，我市旅游业占GDP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全市万元GDP能耗将下降0.11吨标煤。
第三，传承城市文化，提升城市形象。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代表城市形象。
一个城市只有物质财富，而缺乏文化内涵，就得不到人们的尊重，也不可能持续发展。
最近不少人讨论枣庄被“边缘化”的问题。
有危机感是必要的，但也有论及枣庄一无是处、妄自菲薄的倾向。
说明一些同志缺乏文化认同感、归属感。
要让枣庄人更热爱枣庄，让外地人更尊重枣庄，必须大力弘扬枣庄独特的地方文化。
发展旅游业，能够保存文化基因，传承城市文脉，让市民了解枣庄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进一步形成对城市的认同感，既能够增强全市上下热爱枣庄、建设枣庄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能够提升城市形象、扩大枣庄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对我市来说，旅游工作搞上去了，经济社会肯定会有一个大的发展，城乡面貌肯定会有一个大的改观，群众生活肯定会有一个大的改善。
当前，发展旅游业正当其时。
国内旅游市场持续走热，人们旅游的愿望一浪高过一浪;国家和省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旅游业发展的优惠政策;我市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旅游业蓄势待发。
同时，还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好时候。
一是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正式启动，在申遗排序中排在首位，明年一定能够成功，这就要求我们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遇。
二是京沪高速铁路已批准开工建设，建成后从枣庄去京赴沪都只有2.5小时，有利于我们抓住北京、上海这两个国内最发达的游客市场。
我市旅游业大发展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
我们要发挥优势，把握机遇，努力把旅游业培育发展成为有规模、有实力、有永续发展能力的支柱产业。
二、围绕“江北水乡·运河古城”的城市品牌，着力打造枣庄市旅游的核心竞争力 （一）为什么打造“江北水乡·运河古城”的城市品牌 旅游作为一种产业，既需要丰富的旅游资源，也需要精心的打造。
其实我们不缺乏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旅游资源，但缺少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旅游开发和建设水平;枣庄的旅游资源不缺乏特色，但缺少发掘特色的视角、手段和展现特色的办法。
只有通过挖掘、提炼和升华，才能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旅游品牌。
我对枣庄的认识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我来枣庄工作前，对枣庄的了解仅停留在墨子故里、铁道游击队故乡、台儿庄大战这些粗浅的层面。
第二阶段，省委决定我来枣庄工作，我花了一星期的时间查阅各种资料，可以说是用心去体会枣庄，得出了“四个老”的感受，即老天爷厚爱、老祖宗荣耀、老革命传统、老百姓淳朴。
第三阶段，我来枣庄工作以后，通过实地调研，对枣庄的了解逐步深入，总结了自然资源方面的“四个最”，即中国最大的国家级湖泊类湿地————微山湖公园，华夏最长的地震大裂谷————熊耳山国家地质公园，世界上最大的石榴园————十二万亩“冠世榴园”，最负盛名的“天下第一崮”———抱犊崮国家森林公园;人文资源方面的“四个数字”，即7300年的远古文化、3000年的战地文化、1000年的运河文化、100年的工业文明。
第四阶段，就是最近对枣庄城市品牌的思考。
这段时间，各界人士围绕枣庄城市名片，提出了很多建议，都有一定的道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目前仍没有形成共识，很难统一。
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枣庄资源丰富，文化多元;二是对什么是城市品牌，缺乏统一认识;三是没有认识到城市品牌是指枣庄的整个辖区。
城市品牌是城市的定位，是城市竞争的制高点，是城市价值最大化的体现，应该包含三个标准:第一，城市品牌是对一个城市资源的挖掘、提炼和升华。
资源应该包括两大类，就是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
从自然资源来看，枣庄有煤炭、石膏、各种农副产品等，但最精华、最重要的资源还是水。
从人文资源来看，枣庄有北辛文化、墨子文化、红色文化等，但最精华、最深厚的资源还应该是运河文化。
运河被称为“流淌着的文化”，数千年的积淀，南北交融，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最深厚、最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可以与万里长城媲美。
第二，城市品牌是一个城市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缩影。
它既是对历史的总结概括，也是对现在的描述展现，还包括对未来的规划设想。
城市品牌是发展的，不是静态的，既包括过去和现在的一些资源，还包括将来可以打造的目标。
即使现在有差距，也不意味我们将来不可以做到。
第三，城市品牌一定要和城市的核心竞争力联系起来。
核心竞争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
应该说，水资源是枣庄硬实力的一个主要方面，水是我们未来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战略资源。
在今年的浙商投资博览会上，我们提出“江北水乡、崛起中的煤化工城”的概念，与会的客商都非常信服。
运河文化是枣庄软实力的一个主要方面，运河文化是枣庄各种文化中底蕴最深厚、最具有代表性的。
运河锻造了枣庄的性格，枣庄的城市发展一直与运河紧密联系在一起，没有运河就没有枣庄的繁荣。
如果按照这三条标准，枣庄的城市品牌，一定要高起点，体现出城市价值的最大化，绝不能把目标定低。
打造枣庄的城市品牌，必须和水资源、运河文化紧密联系起来。
水乡，是指河流、湖泊多的地区。
一提水乡，人们想到的总是江南水乡，这是对江南丰富的水资源和天生丽质的最高褒奖。
我们提出的“江北水乡”，既有浪漫的韵味，又有丰富的想象空间。
古城，是指历史悠久的城市，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运河古城”，是展示运河文化的一个很好平台。
“江北水乡·运河古城”，反映了枣庄整个辖区的特点，能够比较准确地体现枣庄城市品牌的深刻内涵。
旅游业也应紧紧围绕城市品牌打造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一定要有“三性”:一是差异性，就是与其他地区相比“与众不同”的地方。
差异性越大越好。
北方缺水，然而枣庄却富水，是北方难得的富水区。
二是不可替代性，就是与其他地区相比“人无我有”的地方，别的地区想模仿也模仿不出来。
比如说台儿庄古城，拥有运河上唯一保存完好的古河道和古码头，古城街道肌理保存相对完整。
三是可延展性，就是与其他地区相比“潜力无穷”的地方，发展的空间很大，内涵和外延都很丰富。
运河文化底蕴深厚，吸收了燕赵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西楚文化、吴越文化的精华。
枣庄是运河南北交融文化的典型代表，发展运河文化旅游，破题立意的切入点很多，拥有可延展的广阔空间。
二）能不能打造“江北水乡·运河古城” 枣庄具有打造“江北水乡”的良好条件。
第一，水资源丰富。
一是降雨量全省最大，枣庄的年降雨量超过1000毫米。
二是产流量全省最高，枣庄的产流量是0.5，全省是0.3。
第二，水网纵横。
境内湖泊、水库星罗棋布，有27条河流，157个湖泊、水库，紧邻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
第三，枣庄有全国最大的国家级湖泊类湿地————63平方公里的微山湖湿地公园。
第四，境内运河通航里程93.5公里，是大运河通航最北端。
第五，据《峄县志》记载，康熙皇帝来到滕峄境内，曾惊异地说，江北峄县，居然与江南水乡无异。
枣庄具有打造“运河古城”的良好基础。
第一，从史料的角度来看，古峄县、古滕县始终都是运河上的重要城市，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城市发展与运河息息相关。
现在枣庄市也被国家文物局列为沿运18个申遗城市之一。
第二，从水利的角度来看，自韩庄运河开通后，四百多年来一直通航。
枣庄段运河历史地位很高，它的开挖，彻底解决了古黄河泛滥的问题。
第三，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历史上的台儿庄十分繁荣，人口最多时达到6万人，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每年通过运河漕运，向我国东南地区运送四、五百万石的煤炭，相当于整条运河每年的漕粮运量，东南地区的能源供应基本都来自古峄县。
台儿庄沿运而建、因运而兴，云集了大批的晋商、徽商、浙商、闽商、粤商，是辐射苏鲁豫皖地区一座重要的商埠城市。
第四，从遗存的角度来看，台儿庄有明清古貌保存最完好的古河道、古码头，城脉基本保留，多是低平建筑，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改造，具备恢复的条件，可塑性很强。
目前，枣庄以北的运河已经断航，大部分遗存已基本消失;枣庄以南的沿运城市，都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已无法恢复千年运河的风貌。
因此，台儿庄是唯一能够完整恢复运河古城原貌的城市。
枣庄已经具备了打造“江北水乡·运河古城”的基础和条件，但与江南水乡相比，我们具有什么特色江南的水乡、古镇，往往表现在小镇的精致婉约，乡间的小桥流水，建筑的小巧玲珑，普遍的一个特点是秀气。
而我们打造的“江北水乡·运河古城”，体现的是一种大气，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运河文化的大气。
枣庄处于南北过渡带，而且是一个文化隆起带，对南北文化兼容并蓄，成为运河文化的典型代表。
台儿庄吸纳了不同地方的商人和百姓在这里安居乐业。
台儿庄有一个全国少有的文化现象，建有72座庙宇。
从这一点来看，台儿庄集中反映了枣庄文化多元、开放、包容的特点，这与江南水乡文化单一、稳定的特点形成了鲜明对比。
第二，建筑风格的大气。
南方的建筑受地形影响较大，随地势变化而建，布局灵活，层次分明，建筑风格比较“秀气”。
北方的建筑以礼制为基础，布局严谨，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建筑风格比较“雄浑”。
枣庄的大多数建筑融合了南北建筑的风格，具有“七分雄、三分秀”的特色。
这种“北雄南秀”的建筑风格，更能体现出一种“刚柔并济、雄秀兼备”的大气。
第三，城市布局和水系的大气。
历史上的台儿庄是低洼地、洪水走廊，老百姓筑台而居。
城区内分布着众多大小不一的“汪”（池塘），通过明沟暗渠把这些“汪”串在一起，与运河联系在一起。
各种民居、商铺依“汪”而建，随“汪”而居，布局合理。
这种错落有致的城市布局和“汪”渠相连的城市水系，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显得非常大气。
（三）如何打造“江北水乡·运河古城” 打造我市旅游的核心竞争力，要紧紧围绕“江北水乡·运河古城”这个城市品牌，以水乡为魂，以运河为线，合理规划、整合、开发我市的旅游资源，突出“两个龙头”（台儿庄运河古城、滕州微山湖湿地公园），布局“五个节点”（山亭抱犊崮—熊耳山山乡旅游、峄城冠世榴园生态旅游、薛城铁道游击队纪念园红色旅游、滕州盈泰温泉休闲旅游、市中中兴公司工业旅游），精心设计旅游线路，全面提升我市旅游业发展的档次和水平。
一是着力做好水资源文章，打造“江北水乡”。
第一，充分挖掘、合理利用好全市的水资源。
遵循“十句话”的治水思路，即“设法蓄住天上水，尽量拦住过路水，用足境外配额水，适度利用地下水，提高标准抗洪水，保持水土涵养水，强化措施抓节水，加大力度治污水，改革创新治好水，综合管理用好水”。
第二，搞好微山湖湿地公园开发建设。
滕州微山湖湿地是中国最大的国家级湖泊类湿地公园，物种繁多，生态完整，景观优美，极具保护和开发价值。
今后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坚持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高质量服务，不断拓展旅游功能，推出更多旅游产品，真正把湿地公园这篇文章做精做深，建成我市北端的游客集散地。
第三，加快各类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步伐。
想方设法推进库容2.6亿立方米的庄里水库建设。
庄里水库不仅是煤化工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还是“江北水乡”的一个亮点。
另外，要在各主要河流、水库建设截流拦蓄工程，做大水域面积。
第四，整治城市水系。
各区（市）在城市建设中，要积极开展城市水域整治，搞好城市水系水景建设，打造适宜人居的“亲水”城市空间。
像市中区的西郊生态植物园、滕州市的荆河公园、山亭区的十字河流域、峄城区的大沙河流域、薛城区的“五河、四海、三岛”等，都要结合城市建设，把水系景观开发建设好。
二是着力打造“运河古城”核心景区。
要把台儿庄3.4平方公里的古城区，作为我市“运河古城”的核心景区来规划、开发和建设。
工作中要把握好“四个定位”，即大战故地、运河古城、江北水乡、时尚生活。
第一，大战故地。
这是切入点。
运河是伟大的世界遗产，但却是流动的遗产，遗存很难保留。
现在各地展现运河文化，只能通过仿古进行恢复性建设，这就难免落入一个假古董、影视城的尴尬境地，被一些历史学家、古建专家质疑恢复的必要性。
而我们不同，我们恢复的是七十年前被侵略者战火毁坏的一座古城，恢复的必要性不容质疑。
因为我们恢复的不仅是一座古城，更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是一座历史的丰碑。
台儿庄大战是中国人民八年抗战正面战场上一场最伟大的胜利，是三万将士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是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震惊中外，在世界反法西斯历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古城恢复要紧密结合台儿庄大战的历史，重现当年的战争场景，使整个古城成为战役的“纪念馆”。
第二，运河古城。
历史上的台儿庄，曾是一座沿运而建、商贾云集、建筑风格独特、文化底蕴深厚的秀美古城，但由于战火的毁坏，现在遗存很少。
我们要把这座古城完整地恢复出来，同时把古城作为展示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载体，建设一个整条京杭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风情博览园，形成“看长城上八达岭，看运河到台儿庄”的概念。
第三，江北水乡。
通过恢复“汪”渠相连的城市水系，贯通整个城区，打造一个国内少有的用船代步的古城，让游客可以乘船游览城区的任何景点，充分感受江北水乡的风情。
第四，时尚生活。
引入现代生活方式，在古城内建设各种酒吧、咖啡屋、餐馆等，吸引更多的年轻人、高端游客前来休闲、娱乐、消费，再现当年《峄县志》记载的“一河渔火、十里歌声、夜不罢市”的古运景色。
目前，台儿庄保留下来的遗存不到10%，从10%的古迹恢复到100%的古城，可以说是前无古人，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巨任务，难度相当大。
在下一步的开发过程中，我们要遵循“存古、复古、创古”这三条原则。
第一，存古。
尽管核心景区内保留下来的古建筑不是很多，但要把有历史价值的古迹，像清真寺、关帝庙等，原址原貌地保存下来，修缮处理，修旧如旧。
第二，复古。
要从老照片、老资料及老人的回忆中，去寻找、发掘和抢救古城的文化基因，把台儿庄一些具有价值的建筑恢复出来。
特别是丁字街上的老店铺、繁荣街上的徽派建筑，要重点加以恢复。
第三，创古。
根据台儿庄的历史、文化和传说，创造新的古城建筑和景点。
创古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来源于历史又高于历史，来源于先人的智慧又高于先人的智慧。
尤其要依据城市功能的需要，运用现代技术进行古城建设，使古城更适合现代生活、更适宜人居。
以上是我们打造“运河古城”核心景区的基本构想，也是我们下一步的努力方向。
从沿运来看，文化底蕴深厚的名城、名镇很多，但我们的“江北水乡·运河古城”独具特色。
从全省来看，现在世界级的旅游资源不过“两个半”，一个是三孔，一个是泰山，那半个当数台儿庄大战故地和运河古城。
但旅游资源不一定能形成旅游产品，旅游产品也不一定能形成旅游品牌。
只有有品牌的旅游产品，才能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游客消费的热点、带动旅游发展的亮点。
我市加快发展旅游业，一定要以“江北水乡·运河古城”为突破口，着力把台儿庄核心景区打造成沿运独有的、国内乃至世界知名的优秀旅游产品。
三是着力开发“江北水乡·运河古城”特色景区。
峄城区，要抓住石榴和青檀这两种特有的稀缺资源，做好冠世榴园的生态旅游文章。
要在石榴园中开发更多的休闲娱乐项目，让游客参与互动，延长游客逗留时间。
市中区，要把中兴公司工业旅游的文章做透做深，向游客充分展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历史和成就。
薛城区，要继续抓好铁道游击队纪念园和影视城的建设，多组织一些体验型的集体参与项目，搞好红色旅游。
山亭区，要联合市中区、滕州市，打破行政区划的概念，整合“三山一水”（抱犊崮—熊耳山、莲青山、龟山、周村水库）的旅游资源，做好山水生态游、山乡民俗游的文章。
滕州市，要不断推出更多的休闲娱乐项目，把盈泰温泉生态家园打造成为华东地区休闲游的知名品牌。
各区（市）都要围绕“江北水乡·运河古城”，发挥自身优势，形成各自的特色品牌。
三、把握旅游经济的本质特征，进一步加快枣庄市旅游业发展步伐 旅游业的发展，一般需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高投入、低产出阶段，是以景区建设为主、打基础、艰苦创业的初级阶段;第二，高投入、高产出阶段，是以提升旅游产品质量为主、开拓市场、创立品牌的中级阶段;第三，低投入、高产出阶段，是以打造旅游精品为主、完善经营、可持续发展的高级阶段。
目前，我市旅游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
各级各部门必须牢固树立大旅游的发展理念，围绕“江北水乡·运河古城”，结合各自实际打造核心竞争力，带动全市旅游业的发展，真正把旅游培育成为我市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服务业的核心产业和城市的形象产业。
（一）旅游经济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必须形成齐抓共管的整体合力。
旅游业综合性强、关联度高、带动面广，涉及到方方面面。
如跨区域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市场秩序治理、整体形象设计等，都需要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强力推动。
政府主导不等于政府包揽。
要根据旅游业的特点，在发展规划、宣传促销、优化环境等方面，加强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引导旅游业快速健康发展。
（二）旅游经济是市场经济，必须注重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旅游是一种商品，涵盖了“吃住行游购娱”的各个方面，竞争性强、市场度高，必须遵循价值规律，不断提高市场化运作的水平，关键是要解决投入和运营机制的问题。
在投入方面，如果仅靠政府投入，肯定做不大，也做不好，必须坚持企业主体，多元投入。
要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导向作用，实现民间资金、财政资金、金融资金、外商资金“四轮驱动”，形成“政府主导、多元投入”的旅游投入机制。
在运营机制方面，要大力推进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通过改制、转让、租赁、托管等多种形式，加快景区景点市场化进程，绝不能把景区建成事业单位。
（三）旅游经济是创意经济，必须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
旅游业的发展，主要靠策划、靠创意、靠内涵，也叫点子经济。
一个好的创意和策划，可以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甚至化腐朽为神奇。
创意经济最难，需要人最高的思维活动;创意经济也最容易，它要求的起点和基础不一定很高，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发展创意经济。
要在规划上舍得投入，准确定位，突出特色，精心策划建设一批“小而精、大而特”的旅游项目。
要严格按照规划设计开发旅游项目，防止原来的设想变味走调，留下败笔，留下遗憾。
（四）旅游经济是眼球经济，必须搞好宣传促销。
旅游业的原料是游客，游客到景点来旅游，来的是人，留下的是钱。
人来得越多，原料就越多，产量就越大，效益就越好。
旅游业要发展，仅靠“天生丽质”是不够的，还要“三分长相、七分打扮”，加强宣传促销，推动深度营销，把人的目光吸引过来。
在这方面，政府和企业各有各的职责、各有各的任务。
政府部门主要负责旅游整体形象的宣传，而企业具体负责旅游产品的市场营销。
要做好政企联手，部门联合，区域联接，上下联动，形成宣传促销的整体合力。
要研究游客心理，选准消费群体，通过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体，对重点客源市场反复宣传促销。
同时，还要加强与周边旅行社的合作，搞好旅游线路的对接，由近及远、由内而外、有重点、分层次地开拓市场，努力实现旅游综合效益的新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