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湖南省主席,军阀何健结局如何
何健，字云樵，湖南醴，1887年出生。
早年入湖古学堂和公立政法学堂、湖南将校养成所。
后相继在南京入伍生队、湖北陆军第三中学、保定军官学校学习。
1916年毕业后，在湘军任少尉排长。
1918年3月北洋军入湘，何健回家乡组织游击队。
1919年接受收编，任营长。
后所部扩大为骑兵团，任团长。
1923年11月升任唐生智第四师第九旅旅长。
唐生智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何健升任第二师师长，参加了北伐战争。
1927年春，第二师扩编为第三十五军，何健升任军长。
同年11月，唐生智兵败下野，何健率部回湖南。
1928年春，程潜率西征军入湘，何健利用与程潜的同乡关系，与桂系将领叶琪、夏威的同事、姻谊关系，取得程潜和桂系的谅解和保护，他的三十五军没有被编遣，他也保住军长的宝座，还兼任清乡会办。
1929年2月27日，南京政府任命何健为湖南省代理省主席。
1937年11月，蒋介石把何健调任内政部长，从此结束了何健统治湖南九年的历史。
1939年春，蒋介石又撤消了何健的内政部长职务，调任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
从此，何健深居简出，不问政事。
抗日战争胜利后，何健因病辞去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此后长期在衡山南岳休养。
1949年春，解放军逼近长沙，何健迁居香港，1950年夏去台湾，被聘为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
1956年4月25日，何健因脑溢血在台北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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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军阀统治形成的历史背景
安仁县境内旅游资源丰富自然景观以山清、水秀、石奇著称。
有“西湖之美”的大源水库、大石风景区，有“小桂林”之称的赤滩电站，有“云蒸雾海”的义海景区，有“至今保持原始风貌的公木林场，有全省闻名的茶安水库。
境内丹霞地貌范围广，面积大，号称十里无人烟，连绵数里，有千冈、千峡、千湖、千坦之称。
山虽不高，却有特色；丹霞石全部都是整块，不断层。
宗教文化源远流长，可谓佛国仙境。
起于唐代，盛于明清。
“寺庙与地形山水完美结合”，天源寺、万佛寺、老君观、月轮岩、熊峰庵等寺庙在全省也有一定的影响。
特别是义海寺，该寺由著名的奇峰和尚兴建，佛教界盛传，方圆五百里所有佛教寺庙皆源于此，至今保存的高僧殁后的塔林10多处，是心灵休闲的理想去处。
历史《南京大屠杀,永远不能忘记》的短文
<<南京大屠杀 永远不能忘记的中国痛>> 妇女……对于反抗的人就以武力解决。
（曾根一夫，《南京大屠杀亲历记》） 12月4日，日军逼近南京外围。
8日，日军占领南京外围阵地，已从北、东、南三面包围 南京，此时南京守军只剩西面的长江一条退路，然而唐生智做出 “背水一战”的姿态， 一方面下令集中力量固守复廓阵地，另一方面命令销毁长江上全部渡船，并令宋希濂三 十六师看守城内通向下关的唯一通道挹江门，严禁部队从此处退出。
自此，南京城内守 军和平民的退路被全部切断。
10日，日军发动全线进攻，但直到12日仍未能突破南京城 防。
12日晚7时，唐生智突然下令突围撤退，自己乘保留的汽艇出逃。
南京守军瓦解，大 部向下关溃退，在挹江门与三十六师发生激烈冲突，最终击破城门逃至下关。
由于渡船 已经销毁，许多难民与士兵仅试图依靠木板渡江，最终大多冻溺江中。
其他人见渡江无 望，返回城内。
许多士兵脱下军装躲入南京安全区。
暴行 大规模集体屠杀 南京下关码头尸体堆积如山（村濑森安（Murase Moriyasu，南京大屠杀参与者）拍摄） 放大 南京下关码头尸体堆积如山（村濑森安（Murase Moriyasu，南京大屠杀参与者）拍摄） 进城兵力约50000，执行军纪维持的宪兵却仅有17人的日军除了个别地或小规模地对南京 居民随时随地任意杀戮之外，还对中国人，特别是解除了武装的军警人员以及日军认为 是可能参加过抗日活动和适合兵役年龄的中国青壮年，进行过若干次大规模的“集体屠 杀”。
大规糢屠杀方法有机枪射杀、集体活埋等，手段极其残忍。
* 12月15日（日军占领第3天）：已放下武器的中国军警人员3000余人被集体解赴汉 中门外用机枪密集扫射，多当场遇难。
负伤未死者亦与死者尸体同样遭受焚化。
夜，解 往鱼雷营的中国平民及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9000余人被日军屠杀。
又在宝塔桥一带屠 杀3万余人。
在中山北路防空壕附近枪杀200 人。
* 12月16日（日军占领第4天）：位于南京安全区内的华侨招待所中躲避的中国男女 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集体押往中山码头，双手反绑，排列成行。
日军用机枪射杀后，弃 尸于长江以毁尸灭迹。
5000多人中仅白增荣、梁廷芳二人于中弹负伤后泅至对岸，得免 于死。
日军在四条巷屠杀400余人，在阴阳营屠杀100多人。
* 12月17日（日军占领第5天）：中国平民3000余人被日军押至煤炭港下游江边集体 射杀。
在放生寺、慈幼院避难的400余中国难民被集体射杀。
* 12月18日（日军占领的第6天）夜，下关草鞋峡。
日军将从南京城内逃出被拘囚于 幕府山的的中国难民男女老幼共57418人，除少数已被饿死或打死，全部用铅丝捆扎，驱 集到下关草鞋峡，用机枪密集扫射，并对倒卧血泊中尚能呻吟挣扎者以乱刀砍戮。
事后 将所有尸骸浇以煤油焚化，以毁尸灭迹。
此次屠杀仅有伍长德一人被焚未死，得以逃生 。
大方巷难民区内日军射杀4000余人。
杀人竞赛 主条目：百人斩 1937年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有关杀人竞赛的报道。
放大 1937年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有关杀人竞赛的报道。
1937年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即现在《每日新闻》）报道两名日本军官的“杀 人竞赛”。
日军第十六师团中岛部队两个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其长官鼓励下， 彼此相约“杀人竞赛”，商定在占领南京时，谁先杀满100人为胜者。
他们从句容杀到汤 山，向井敏明杀了89人，野田毅杀了78人，因皆未满100，“竞赛”继续进行。
12月10日 中午，两人在紫金山下相遇，彼此军刀已砍缺了口。
野田谓杀了105人，向井谓杀了106 人。
又因确定不了是谁先达到杀100人之数，决定这次比赛不分胜负，重新比赛谁杀满 150名中国人。
这些暴行都一直在报纸上图文并茂连载，被称为“皇军的英雄”。
日本投 降后，这两个战犯终以在作战期间，共同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中人员“实为人类蟊贼， 3 南京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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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公敌”的罪名在南京执行枪决。
强奸 日军侵占南京期间强奸了成千上万的妇女，他们不分昼夜并在受害妇女的家人面前施行 强暴。
有些妇女被日军强奸了好几次，往往有妇女受不住日军的折磨而死。
除此之外， 日军还强迫乱伦行为。
估计当时发生的强暴案可能超过20,000宗。
参与大屠杀的日军部队 参与大屠杀的中支派遣军主要由上海派遣军第10军构成。
* 中支那方面军 - 司令官：陆军大将 松井石根 o 上海派遣军 - 司令官：陆军中将 朝香宫鸠彦王 + 第3师团先遣队 - 连队长：陆军大佐 鹰森孝 + 第9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吉住良辅 + 第16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中岛今朝吾 + 山田支队（第13师团的一部分） - 歩兵第103旅团长：陆军少将 山 田栴二 o 第10军 - 司令官：陆军中将 柳川平助 + 第6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谷寿夫 + 第18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牛岛贞雄 + 第114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末松茂治 + 国崎支队（第5师团歩兵第9旅团） - 支队长：陆军少将 国崎登 日军罪行的证据 收尸记录 据统计，世界红十字会在南京城内外掩埋尸体总计43,121具，南京红十字会收埋22,371 具，慈善机构崇善堂收埋112,267具，慈善机构同善堂共埋尸7,000余具，鸡鹅巷清真寺 王寿仁以“南京回教公会掩埋队”名义掩埋回族尸体400余具。
仅此5个慈善团体收埋尸 体就达18.5万余具。
另有中国平民芮芳缘、张鸿儒组织难民30余人掩埋尸体7,000余具； 湖南木商盛世征雇工，收埋上新河地区死难者遗体28,730具。
此外，日军支持的傀儡政权对尸体也进行了掩埋。
如伪下关区公所在下关、三汊河一带 收埋尸体3240具；第一区公所在城东南一带收埋尸体1,233 具；南京市政公署命伪卫生 局于1939年1月收集中山门外灵谷寺一带遗骨3,000具，葬于灵谷寺之东，立“无主孤魂 碑”记录埋尸经过。
南京沦陷前，日军曾在上海、苏州、嘉兴、杭州、绍兴、无锡、常州等地屠杀平民。
有 日本部分历史学家曾经怀疑中方声称的三十万被杀平民，实际上包括了这批南京以外被 杀的华东人口。
而中国历史学家认为若华东地区被杀人口也计算在内的话，总数可能高 达一百万人。
根据孙宅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高兴祖（南京大学教授）的研究认为死亡30 万人以上。
非交战国人证物证 * 《拉贝日记》 * 《魏特琳日记》 *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印有222名“历史证人的脚印”的铜版路。
路长40米、宽1.6米。
* 美国牧师约翰·马吉1937年用一架1930年代的老式16毫米摄影机、拍摄记录了迄 今唯一的南京大屠杀影像，共四盘放映长度达105分钟的电影胶片（2001年约翰·马吉的 儿子大卫·马吉亲自将它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约翰·马吉在 当时的信件中也有大量关于大屠杀的描写：“强奸妇女的行为已无法形容和想象”，“ 我能说的是，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大街小巷都有死尸，我去了很多地方，包括下关地区。
” *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费区目睹日军在南京地区的暴行，将马吉牧师拍摄 的记录日军暴行的胶片偷运到上海柯达公司，制作并带到美国各地放映，并在美国《读 者文摘》上揭露日军违反国际战争法的暴行：“日本人从我们的宿营地抓人时，把手上 有老茧和剃光头的，都当作当兵的证据，认为务必判以死刑。
他们想要枪杀谁，就把谁 拉出去。
” * 1930年代英国《曼彻斯特导报》驻华记者田伯烈1938年初撰写了《外人目睹中之 日军暴行》一书，第一次向世人完整公布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真相，痛斥日军制造了“ 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
4 南京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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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约翰·拉贝救助中国难民时，详细记录了 日军的杀人暴行：“12月14日，日军士兵的抢劫、强奸和屠杀等恐怖活动铺天盖地地压 了过来……” 受害者人证 * 李秀英，怀着7个月身孕，与3个日本兵搏斗身中37刀，在鼓楼医院收治并留下了 影像资料。
她并赴日本进行对日索赔诉讼，在审讯期间逝世。
* 夏淑琴，全家9口人被杀7口，她被刺伤后从死人堆里爬出。
* 姜根福（1929年12月20日-），弟弟被日本兵摔死，母亲因为反抗强奸而被开枪打 死，父亲被抓走，二姐因反抗强奸被刀劈死。
* 崔金贵，亲眼见慈善团体崇善堂的收尸埋尸过程，并确定崇善堂在埋尸时有计数 。
* 尚德义，1937年12月6日上午11时被日军抓获，同时与1000名以上的中国男子一起 被机枪扫射，绝大多数当场死亡。
他由于被尸体压住晕倒而幸免于难。
* 伍正禧，在南京新华巷62号避难时，其二哥伍正保、大表哥云馆、三表哥三云、 表叔老王被抓走并枪杀。
祖父被刀捅死，30岁的表娘被强奸。
* 邵翰珍，父亲邵锦晴、祖父邵才潮和舅舅任发和被日军枪杀。
* 皇甫泽生，保卫南京的一个士兵。
被日军俘获后与几百人一起，在板桥镇一个山 沟里集体被日军用机枪射杀。
日军在射杀后再用刺刀捅死幸创只斑。
他和另一个重伤难 友为仅创只斑。
* 孟宪梅，在淌水沟接水时，亲眼看到日军用多辆卡车把老百姓押到现在的汉中门 新桥桥口下面用机枪射死。
* 陈光秀，在南京汤山镇许巷村，父亲被枪杀，包括弟弟在内的村里100多个年轻人 被刺刀刺死。
艾家四兄弟被扔到天空摔死。
多名女性被强奸。
母亲因为父亲和弟弟被杀 导致忧郁而死。
* 刘文静，大方巷广场集体屠杀（一百多人）见证人。
* 天津工商银行退休职工、南京大屠杀幸创只斑刘钟铭当年在南京一家商铺当学徒 ，说道：“日本鬼子进城后见人就杀，城里到处都是尸体，载着日本兵的汽车就从尸体 上开过去。
那个惨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 更多幸创只斑介绍请参见南京大屠杀幸创只斑 侵华日军及战后日方的人证物证 侵华日军各级指挥机构当时的命令和军官的记录为直接物证： * 攻占南京的日军第6师团司令部曾接到命令：“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 ，房屋全部放火焚烧。
” * 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中也记道：“大体上不保留俘虏，全部处理之 。
”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致日驻美国大使馆的电文 放大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致日驻美国大使馆的电文 * 1938年1月1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电文中称：“自从前几天回到上海，我调查 了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暴行的报道，据可靠的目击者直接计算及可信度极高的一 些人来函，提供充分的证明：日军的所作所为及其继续暴行的手段，不下30万的中国平 民遭杀戮。
”（吴天威，译自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公开的《日本外交档案》） 侵华日军随军记者的报道、士兵的日记、证言也被列为南京大屠杀的证据： * 侵入南京的日军第6师团辎重第6联队小队长高城守一日记中说，1937年12月14日 ，他看到南京下关江边：“尸体像漂流的木头被浪冲了过来；在岸边，重叠地堆积着的 尸体一望无际。
这些尸体可能有几千、几万，数目大得很。
” * 日军第16师团老兵东史郎的日记（《东史郎日记》）为重要实证，例如他在1937 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哭喊着的支那（中国）人被装进邮袋中，西本（日本兵） 点着了火，汽油一下子燃烧起来。
就在这时袋子里发出了一种无法言状的可怕的喊叫声 。
袋中人用浑身的力气使袋子跳了起来，自己滚动。
……手榴弹在水中爆炸了，水面一 下子鼓了起来，然后平静下去。
” * 其他重要的日本兵日记还有：高岛市良日记、小原孝太郎日记、会攻南京的日侵 5 南京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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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等。
* 《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的著作《中国之旅》，记录“百人斩”等屠杀事件。
* 笠原十九司教授，日本国内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权威学者之一，曾多次提供南京大 屠杀证据（《侵略亚洲的日本军队》，大月书店出版）。
远东军事法庭的调查 远东国际法庭的判决书上写道：“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 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
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 达十五万五千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由红十字会掩埋的是43071人，由崇善堂收埋的是 112266人，这些数字是由这两个团体的负责人根据各该团体当时的记录和档案向远东法 庭郑重提出的）。
” 法官之一的梅汝璈指出，对于南京大屠杀一案“花了差不多三个星期的工夫专事听取来 自中国、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人数在十名以上）的口头证言，及检查和被告律师双方 的对质辩难，接受了一百件以上的书面证词和有关文件，并且鞫讯了松井石根本人”， “审理是特别严肃认真的”。
松井石根听取了法庭宣布的罪状和科刑后，表示“南京事 件，可耻之极”。
法庭判决书中遂有郑重声明：“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毁了的尸体，以及投入到 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死的人们计算在内。
”值得注意的是：远东国际法庭认定被杀害者 为二十万人以上，未包括尸体被日军消灭了的被害者在内，而且这个数字仅是“在日军 占领后六个星期内”的。
东京审判判处死刑的7名甲级战犯中，松井石根的唯一罪状是南 京大屠杀。
战后日方观点 许多曾在当时南京附近作战的日籍老兵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日本左翼的日本社会党 及左翼背景的日本教职员组合对南京大屠杀也多抱持承认大规模屠杀的立场。
但因为日 本政府始终否认该罪行与日本右翼民族主义教育下，不少未经历过侵华战争的日本人否 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但因为秉持观点与政治立场不同，不少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有不 同的解读与看法，其中死伤人数的部分，有二十多万人、四万、数千、数百乃至于完全 否定者等各种说法。
对大屠杀的不同看法 日本对南京大屠杀最大的争议在于，否认方认为日军进入南京城后城内人口仅二十万人 ，认为拉贝日记等可以佐证，而拉贝日记记载的事实是——在南京城中的国际安全区内 就有20万平民，中国方面认定至少有三十万人罹难；埋葬总人数的问题，也是否认方对 南京大屠杀进行质疑之处。
另外，日军无条件投降之后到盟军接收之前，有充足的时间 销毁随军文件和照片等直接罪证，造成日后追查的直接证据不足，无法一一求证其事实 ，也是遭到否认方质疑之处。
日本否认方认为有不少的书面记录都显示，日军进入南京 后南京并未成为空城，没有屠杀的迹象；另外国民党军队仓促撤退，使不少国民党军成 为游击队在南京进行巷战，使得平民死伤的责任不清楚。
另外日本否认方提出，有国民 党军便衣兵假冒日军犯罪而遭国际安全委员会发现的事情。
研究大屠杀事件的日本学者对死亡人数主要有几种看法： * 二十数万人以上: 主要支持者有笠原十九司（都留文科大学教授）、洞富雄 （早 稲田大学教授）、藤原彰（一桥大学教授）、吉田裕（一桥大学教授）、吉见义明（中 央大学教授）、井上久士（骏河台大学教授）、本多胜一（新闻记者）、小野贤二（化 学工作者）、渡辺春巳。
* 四万人左右 : 主要支持者有秦郁彦（日本大学教授?法 学博士），另外冈村宁次在《冈村宁次阵中感想录》中认为约有4到5万人被屠杀，抢劫 、强奸等“大有其人”。
* 两万至数千 : 主要支持者有亩本正己（元防卫大学教授）、板仓由明（南京戦史 编集委员?南京事件研究家）、原刚（防卫研究所调查员）。
* 认为仅有数百人死亡，乃至于完全否定的态度: 主要支持者有铃木明（雑志记者 6 南京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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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正明（拓殖大学讲师）、东中野修道（亜细亜大学教授）、冨泽繁信（日本“ 南京”学会理事）、阿罗健一（近现代史研究家）、胜冈寛次（明星大学戦后教育史研 究）、杉山彻宗（明海大学教授）、渡部升一（上智大学名誉教授）、大原康男（国学 院大学教授）、竹本忠雄（筑波大学名誉教授）、西冈香织（军事史学会会员）、深田 匠（日本历史修正协议会会长）、前野彻、铃木正男。
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1973年7月发表《南京事件和史料批判》。
《驳南京大屠杀是所 谓“无稽之谈”》（日本现代史出版会），批判铃木和山本的否定史观。
1967年写成《 近代战史之谜》（人物往来社，后半部分为《南京事件》），1972年4月出版单行本《南 京事件》（新人物往来社），1972年11月出版日中战争史资料《南京事件》（河出书房 新社），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对教科书文字进行修改，他又立即于同年12 月出版定本《南京大屠杀》进行驳斥。
1984年教文社出版了松井石根的亲信秘书田中正明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
战后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诉讼和政界事件 * 1973年日本作家铃木明出版《南京大屠杀之虚幻》一书中首次指出“百人斩”为 虚构。
此后在日本，关于“百人斩”是否属实成为争论的话题。
2005年，参与百人斩的 两名日军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3名遗属向东京地方法院控告《东京日日新闻》于193 7年11至12月间的报道失实，和《朝日新闻》于1971年出版的《中国之旅》一书中所提及 关于两名军人的“百人斩”竞赛失实并损害其名誉，向该两出版社索偿3600万日元。
东 京地方法院审判长土肥章大于2005年8月23日裁定报道属实并非捏造，驳回赔偿请求。
撰 写《中国之旅》的前《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在判决后指“‘百人斩竞赛’真实性无 容置疑，原告意图否定整个南京大屠杀以至对中国发动侵略。
不过在诉讼过程中找到新 的事实和资料，却进一步肯定这个史实。
”[1] * 众议员石原慎太郎1990年在接受采访时说：“人们说日本人在那里(指南京)搞了 一次大屠杀，但那不是真的。
它是中国人编造的故事。
这个故事破坏了日本的形象，它 全是谎言”。
* 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自民党国会议员石原慎太郎等人撰写的《日本可以说 “不”》、《日本还要说“不”》、《日本坚决说“不”》三本书中说道：“无端挑起 战争的好战的日本人，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残暴的日本人，这就是人们对日本人的两个误 解，也是‘敲打日本’的两个根由，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消除它。
” * 战时日军大佐、二战后日本法务大臣永野茂门，1994年接受《每日新闻》采访时 说：“(在日军进入南京后)不久，我就到了南京”，“我认为南京大屠杀及其他事情是 编造的谎言”。
* 战时特别高等警察课（特高课）课长、二战后法务大臣、文部大臣、日本国土厅 首脑奥野诚亮1988年春否认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无效”，要从舆论上“再审东京审 判”，遭到日本国内外舆论抨击，当年5月被迫辞职。
* 1986年9月，日本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宣称南京暴行不是战争罪行而“仅仅是战争的 一部分”，并说1910年日本对朝鲜的吞并是朝鲜心甘情愿地成为殖民地，发言当日被日 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免职。
* 1977年，日本文部省在一个标准历史书中把二战中的日本给战争对方造成的伤亡 、日本的战争暴行，和强行将中国及朝鲜犯人送往日本劳动营的内容删去，只留下了一 些美国轰炸东京的照片、一幅广岛废墟的照片和一份日本战争死亡人数的统计表。
* 1965年，日本历史学家家永三郎起诉日本教科书审查部门大幅删改掩饰日军在南 京大屠杀和整个侵华战争中的暴行描写，遭到日本右翼势力的在家门口的围堵骚扰。
19 70年，东京地区法院法官杉本良吉裁决，教科书审查不得超出纠正事实及印刷错误的范 围，家永胜诉，右翼极端分子向律师、法官和家永本人威胁要暗杀他们。
蒋介石为什么说张学良“殊可悲”
张学良，张作霖长子，中国近代史上的传奇人物。
但他发动的西安事变，改变了历史进程。
张学良没读过多少书，不满20岁时就当上了少将旅长，26岁时是东北军的上将司令。
这个年青人要风得风，好球，好剑，好驾驶飞机冒险，尤好美女。
晚年曾对人炫耀，他平生无憾事，唯一好女人。
事实上，他年轻时的生活称得上糜烂腐朽，凡他看上的女人，都逃不过他的劫掠。
他自称风流，实则是欲望的泛滥、孩子气任性或青春的身体无边界寻找刺激。
为此，他嗜赌成性，形容枯槁。
1933年2月17日，他陪宋子文去承德视察时，每行30多里就得停车注射一次毒品。
这个民国所谓的四大公子之一，放浪形骸，不拘礼法。
尤其是西安事变后他的人生被定格，直到晚年，直到临终前的反思，仍未能突破一个孩子的认知。
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他：“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把握不坚，心志不定，殊可悲也。
”话说1921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使张作霖意识到奉军的落伍，下决心整顿。
历史学家甚至说，经过多次整顿的东北军，是当时中国最具有职业军人素养的一支部队。
这也跟年轻的张学良有关系。
他看到了现代国家军队的样子，有机会效仿，在父亲的支持和郭松龄的实施下，一举成功。
东北军对张学良充满了敬畏之情，甚至把他“当成神一样”。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7月，年仅27岁的张学良顺利就任东三省保安委员会委员长兼保安总司令。
紧接着，张学良于1928 年12月宣布东北易帜，归顺国民政府。
1929年1月，张学良诛杀杨宇霆、常荫槐，如少年康熙诛杀大臣，从此完全接管了父亲的产业，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他不仅管辖着东北，还拥有庞大的现代职业军队。
而他虽然归顺国民政府，其实仍与独立时期一样无法无天，为所欲为。
但是，张学良指挥一支庞大的军队，却不能使它的能量得到正当释放。
1930年，当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打得难分难解时，张学良先是观望，最终选择了蒋介石。
他冒出来宣布调停，实际上是从背后插了冯、阎一刀，导致后者一败涂地。
这年10月，张学良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张学良给了东北军职业化，却没有给这支庞大军队明确的为国为民的目标。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9.18事变，人们以为张学良集家仇国难于一身，理当抵抗；他却一枪不发，拱手让出了东北。
几十年之后，获得自由的张学良坦承当初“不抵抗”并非接到了蒋介石的严令，而是他自己的判断错误所致，他以为日军只不过借故生事，并没有想到关东军敢于发动这么大的军事行动。
这样的解释仍只是敷衍历史。
因为当时日军在东北的野心路人皆知，日军异动的各种情报早就送达中国军事当局，但张学良完全无动于衷，不做任何准备。
有材料说，9.18事变，张学良家产损失金条8万余，超过了当时东三省官方银行的全部损失。
这种搜刮之烈并没有带来强烈的保护意志，大概仍是“子卖爷田不心疼”的少爷脾气。
“不抵抗命令”是何人所下，当事人曾三缄其口。
即使是蒋介石让他不抵抗，以当时张的独立军阀身份以及对东北军的绝对控制，也完全可以“抗命不遵”。
发动事变的关东军，事先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因此只有1万多兵力进攻东北军。
事后统计，东北军一共损失飞机300余架，战车26辆，各种火炮 300多门，轻重机枪5864架，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
这样强大的武力，无论如何，都堪一战。
张学良虽然主导了整军经武，却对中国社会、现代政治、公众舆论没有任何感觉，他只是一个大军阀的儿子而已。
张学良的孩子心性和头脑在小事上精明，在大事上则完全让人匪夷所思。
胡适说得好：“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
”1932年3月热河一战，日军仅用128名先头骑兵，几乎兵不血刃就攻占了热河省会承德。
这就是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
影响所至，他的部下也多无所作为。
东北丢失以后，1932年东北军悍将何柱国奉命守山海关一线，在与日军的反复摩擦中，就以“不战、不和、不守、不走”令人大开眼界。
东北军的战略物资丰富，他们还有当时中国乃至东亚都罕有的一支空军部队，却没有开枪即灭亡。
背井离乡的东北军开始走向没落，再也没有机会洗刷他们的耻辱。
说到东北空军，也要归功于张学良。
1921年秋，也就是9.18的10年前，张学良受其父张作霖之命，前往东瀛参观日本空军。
当张学良亲眼看到日本空军那先进的技术、精良的装备、高超的训练后，暗自痛下决心一定要建起自己的东北空军。
回国后，张学良向张作霖如实报告了赴日参观空军的情况。
其实，张作霖早认识到，要巩固东北非建立强大的空军不可。
早在此前的1920年7月，张作霖就设立了东三省航空处，并拨出巨款在奉天东塔农业试验场修建了飞机场。
据史料记载，此时的奉系已拥有4架大威梅双翼360马力旅客运输机，4架小威海单翼360马力侦查教练机，均为张作霖在直皖战争中从皖系军阀段祺瑞手中缴获来。
1923年9月，张学良担任东三省航空处总办。
他一上任，就把东北航空处整编为五个大队:飞虎队、飞鹏队、飞鹰队、飞豹队，张学良兼任“飞鹏”队队长，为了把这个航空处办得更好，张学良不仅从日本、俄国高薪聘请外国教官，到奉天航空学校开展起航空飞行技术业务培训，积极充实东北航空的技术力量。
同时，他还把一批优秀的青年送到国外深造学习飞行驾驶技术。
到1925年7月，由张学良领导的东北三省航空处已拥有各种飞机50多架，仅飞行员就达到100多人。
随后，张学良先后从意大利、德国、英国、日本等国购进侦察机9架、水上飞机8架、轰炸机9架、战斗机5架、教练机8架，基本上组建起了东北空军。
张学良不仅舍得花忿资培养飞行员，而且还自己带头学习航空飞行技术，专门请来专家辅导他学习飞行理论和实际操练。
据说，张学良本人能够熟练地驾驶飞机在营口与丹东之间飞来飞去，甚至还能够自己驾驶飞机到南京去开会。
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张学良的奉系东北空军损失惨重。
事后，张学良花忿资又从法国进口了一批新式飞机，并进口了一批飞机散件，自行仿造组装了一批战斗机。
据记载，东北军自己组装的战斗机被称为辽F1式，为双翼型，它吸收了德国和法国战斗机的优点，当时算是比较先进的战斗机型。
此外，还有辽 FH1式、作为轰炸机可载4枚100公斤的航空炸弹，是一种航程比较远的轰炸机，大大提高了奉系军阀的军事地位。
1931年9月初，面对日军在沈阳的种种侵略迹象，当时留守在沈阳的奉系东北空军长官陈海华给远在北平的张学良打去了请示电话。
然而，得到的回答却是张学良“命令全体空军官兵不得擅自行动”的命令。
就在9.18的当天晚上，奉系空军再次传达命令“日军闹事，不准抵抗，如有不听命令滋事的，军法处置。
”那些急欲登机迎战的飞行员获知后，都非常不解地撤离了机场。
次日清晨，沈阳东塔飞机场突然遭到日军飞机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狂轰滥炸，但整个机场却没有一架战机起飞来迎战。
狂轰滥炸过后，日军派兵迅速占领了机场。
日军的占领让奉系东北空军损失惨重：不仅损失了战斗飞机150余架，就连刚刚从捷克成套购买的尚未安装的机件也落入了日军手中。
随着东三省的沦陷，奉系东北空军的260多架飞机全部被日军缴获。
为此，张学良痛心疾首。
大量史料显示，当时东北奉系军阀的空军无论在航空技术、机械设备、具有专门技术的航空人员等等方面都达到了一定规模。
在奉系东北空军的鼎盛时期，拥有各类新型作战飞机360多架，有近200名飞行员，能够适应多种作战方式。
这在当时全国各系军阀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然而，在当时国内军阀混战的历史背景下，张学良精心培养奉系空军的目的似乎也非常简单，主要是为了对付国内其他军阀，让其他军阀尝到奉系空军的厉害，而并不是为了积蓄力量对抗日军这个外来侵略者……。
1936年，在蒋介石对张学良这个义弟十分信任的情况下，他却出人意料地发动兵谏，扣押了来到西北“剿共”前线督战的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实上，他并没有深谋远虑。
事变前，他召集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开会，宣布他要“扣蒋”。
于学忠问道：“捉住了以后怎么办
”张学良回答：“先捉了再说。
”所以，蒋介石说他“殊可悲”。
当年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扣押蒋介石，蒋介石曾痛心疾首的劝服张学良说：“你张汉卿上了人家的当你还不服，你，杨虎城，都是我的部下，这事是我们国民党内部的事，共产党来干什么，有什么资格来，谁邀请的
他们说要共组民主政府，好，解散他们的军队，你问他们要军队干什么
他们是要坐江山的。
我们要建立民主政府，他们要搞独裁。
周恩来不是要民主吗，让他来，让他过来组成民主政府怎么样
不是那么简单哪，他们要帮穷人讲话，让穷人翻身，你想想，穷人懂什么，还不是工具，他们头脑简单只会拚命，到头来还不是周毛们的统治工具
不会有民主的
而我们建立的国家是要一个富强的国家，富人为国家服务，国家为穷人服务，各出己力，各负其责。
”拿昔日蒋介石的之言与后来蒋介石在台湾的所为及与大陆现实比较，不难看出蒋介石卓越的先见之明。
评价历史人物应功过并陈，善恶俱宣。
蒋介石年轻时候虽然也堕落和放荡过，甚至于直接参与了暗杀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的阴谋活动。
但自从他于1927年12月1日与宋美龄结婚、1930年10月23日成为基督徒后，他所表现出的一直是对于家人和国家承担责任的态度。
正如他在受洗第二天的日记中所说：“主义为余政治行动之信仰，教义乃为余精神惟一之信仰。
愿从此以后，以基督为余模范，救人救世，永矢勿怠。
”李公仆、闻一多被刺事件，曾被认为是蒋介石所为，更是一口咬定。
美国总统杜鲁门甚至专门致信蒋介石，反映美国政府对中国形势的忧虑。
信中用外交辞令正告蒋介石：如果中国内部问题不能和平解决自己就要重新考虑美国对华政策。
被冤枉的蒋介石决心查个水落石出，继派遣警察总署署长唐纵之后，又派陆军总司令顾祝同、陆军总部参谋长冷欣、宪兵司令张镇赴昆全权处理闻一多被刺案。
8月25日，顾祝同在翠湖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举行第二次公审，判决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特务汤时亮、李文山死刑，并于26日执行枪决。
同时革去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揆彰职务。
此事件从蒋介石日记中可以看出与蒋介石无关：“（7月17日）昆明连出暗杀案二起，先李公朴次及闻一多，皆为共党外围之民主同盟中党酋，应特别注意，彻究其凶手，以免共党作污陷之宣传。
”“上星期反省录：……昆明李闻被刺案殊所不料，干部之无智无识徒增政府情势之险恶，领袖地位之不利，可痛之至。
”“上星期反省录：一，天下事之难堪者，莫甚邪正不分、善恶混淆，尤其是世人不究真相反以伪为真，以恶为善，卒致邪正倒置，是非莫辨，因之人心反常，廉耻道丧。
……一，为昆明李闻被刺暗［案］，又予反动派以法西斯恶名之诬蔑。
干部无知幼稚，殊令人啼笑皆非，本周几乎全为此事增加烦恼之苦痛也。
”……“2.28”事件是蒋介石政治生涯中又一件苦痛之事。
“2.28”事件发生原因极为错综复杂，首先由于台湾人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现况缺乏了解导致期望落空，当时统治台湾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治台政策失误，官民关系恶劣、军队纪律不良。
在经济方面，通货膨胀与失业等问题严重，而不当的管制政策使问题加剧，因而逐渐形成一股不满政府的情绪广泛爆发。
终致1947年2月28日发生台北市民的请愿、示威、罢工、罢市，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处理不当，公署卫兵开枪射击民众，导致该事件由请愿转变为对抗公署的政治性运动及台湾人和外省人之间的省籍冲突。
抗争与冲突在数日内蔓延全台湾，使原本单纯的治安事件演变为社会运动，最终导致官民间的武装冲突与军队镇压。
此事件造成许多伤亡，数字众说纷纭，而各方统计的死亡人数由数百人、数千人、一万余人、至数万人不等。
蒋介石抵台后，因担心引致动乱，不许国人议论此事，招致民众不满。
“2.28”事件影响台湾长达数十年。
由于忌谈，结果使得真相一直未明，被台独势力利用夸张渲染，大幅度夸张台湾人受残害的人数，从原来传言的一万人，夸大到两万、三万，甚至还有人说是八万、十万，务使台湾人对中国生出仇恨之心。
李登辉执政后开始平反“2.28”事件，补偿“2.28”受害人家属，结果仅有八百多个家属出来申请。
但是，此事件却被大陆官方利用，1950年代至1966年“文革”爆发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每年都举办纪念“2.28”的活动；“文革”后，也差不多每年都举行纪念活动，甚至1989年后，大陆官方还纪念台湾省人民“2.28”起义。
大陆官方有一个妖魔化蒋介石政权的经典宣传，说蒋介石称“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且不说此话不是蒋介石所讲，而纵观蒋介石当权40他在处理政敌上恰恰没有做或做不到这一点，因为讲人情，即使真正的共产党人被捕，经亲友一疏通就放人，被放走的共产党何止千人万人
且蒋介石再黑，也未将党内不同政见者从肉体上消灭或投进监狱。
台湾时期，与蒋介石发生过最大冲突的两个人：台湾省长吴国桢和陆军司令孙立人，蒋介石的最坏表现也仅是使计谋迫其辞职，并没有剥夺他们的生活自由，更没有夺其性命。
吴国桢去了美国，在那里度过了自由的晚年，还可以公开谴责蒋介石。
像李宗仁、唐生智、陈济棠等一再捣乱，他从未施以报复，反而给他们节节升官。
张学良坏了国家大事，让蒋介石作为一国之君颜面失尽，国人皆曰其“罪该万死“，但蒋介石既没有赐其死罪，也没有将他投进监狱，而只是将其软禁。
试想假如张学良以兵犯上的对像是，张学良能活
他的下场会比彭德怀、刘少奇及大批的老干部会更好吗
有人曾以《两个“花园”的对比》为题谈了蒋介石与的不同：后来担任《人民日报》总编的胡绩伟当年在国统区办了一分进步刊物，因批评国民党而遭查禁。
胡绩伟换了刊名继续出版，结果再遭查禁。
就这样出版、查禁，再出版、再查禁，前后一共换了10个刊名仍然能够继续出版。
这在宣称民主的统治下只能是天方夜谭。
也许蒋介石终是行伍出身，他感兴趣指挥的是军队与国家，而不去染指文艺。
因此在他统治下的台湾文艺花园能够有某种生长空间，也允许独立的民办报纸、刊物存在，包括台湾反对派雷震创办的《自由中国》。
在蒋介石统治台湾的历史中，只发生过一桩“文艺事件”：1965年，《文星》杂志因发表保护新闻自由的文章而被停刊一年。
而与蒋介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文艺的控制异乎寻常；从建政初期批电影《武训传》开始，瞄准文艺阵地的机关枪从没有停止过扫射：评《红楼梦研究》、胡风反党集团、丁陈反党集团、《刘志丹》反党小说案、评《海瑞罢官》……，直到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显然，蒋介石的台湾花园要比的大陆花园要缤纷许多。
1975年4月5日晚11点50分，蒋介石去世。
4月6日凌晨，蒋介石的遗体被运上灵车，送往台北荣民总医院。
据台湾媒体报导，是日台北市天空突然雷声激震，大雨倾盆。
在这个季节，极少有这样的雷雨。
蒋经国在日记中记述：“风云异色，天地同哀。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开罗会议上曾与蒋介石会面，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对蒋介石有如下评价：“他的那种沉着、谨严而有作为的性格，给我以深刻的印象。
这时，他的权威和声望正处在顶峰。
在美国人的眼中，他是世界上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他是‘新亚洲’的一个斗士。
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坚定地捍卫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人，同时他又强烈地反对共产党。
美国各界人士公认，在这次战争获胜以后，他将成为世界上第四个大国的首脑。
后来，许多持有这些观点和估价的人们都抛弃了他们原有的看法。
我在当时并不同意人们这样过高地估计蒋介石的力量，或中国在未来的贡献，然而，我在这里还是可以指出，蒋介石大元帅至今仍然献身于当时曾使他获得广泛声誉的同一事业，但是，后来他却在自己的国家中被共产党击败，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
”台大政治系教授明居正表示，蒋介石一生有三大功业，分别是奠定北伐完成中国统一大业；二次大战中浴血抗日八年，保住大中华不受日本军国主义迫害；坚决反共抗俄，守住台湾不受共产主义荼毒。
这三大功业足以让蒋介石被尊称为一代领袖。
明居正最后说，回顾蒋介石一生，最为后人称颂的是以坚毅精神力拒共产党这一西来幽灵，虽在军事行动方面没有成功，但他在宝岛台湾建立了一个没有共产主义的新中华民国，这50年来为国际称道的“台湾奇迹”，若没有他打下基础，恐怕难成如此功名。
1971年12月，曾召集文宣部们进行内部谈话，论及蒋介石的功绩：“蒋介石有几个优点是客观的史实，我们讲史必须留心：一、北伐统一中国；二、抗日战争；三、收复台澎；四开拓海疆。
1946年蒋介石从法国手中取得南海四岛屿，这块370万平方公里的海疆相当于三个外蒙……”马英九认为蒋介石对台湾的贡献有三方面：光复台湾、建设台湾与保卫台湾。
建设方面除土地改革、九年国民教育及发展经济外，更重要是蒋介石在政府刚迁台、朝鲜战争方酣动荡之际，毅然推动地方自治，对台湾民主的基础有很大贡献。
2011年7月，面对民进党叫嚣让马英九承担蒋介石在“2.28”事件中所犯下的“罪行”，马英九强硬地恢复“中正纪念堂”的牌匾，中正纪念堂牌楼上的“自由广场”也恢复为“大中至正”。
据台湾媒体报导，马英九当局的行动遭到了绿营的强烈反弹，但是却获得了多数民众的拥护，很多人认为，民进党在下台之前将“去蒋介石化”表演到极致，并不符合民意。
现在很多台湾人对蒋介石不满，主要是他杀台独分子，而对蒋介石的经济政策是基本肯定的。
尽管蒋介石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不仅奠定了台湾日后繁荣的基础，同时也为使台湾成为华语世界唯一的民主实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管各方如何认识蒋介石及其与大陆官方的斗争，总体上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地讲，是给中国给世界送来了空前的灾难。
苏联共产党以暴力夺取了国家政权，给中国共产党一个极其恶劣的示范，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因此成了暴力革命的目标。
综观中国近百年来的战争，主要是国共之间的战争。
蒋介石主掌的国民政府1926——1928年的北伐战争，已基本解决了中国的统一问题，如果没有共产党，可以说，中国人民可以就此过上好日子，起码国内的战争不会有了。
而已经皈依基督教的蒋介石，也不可能发动对外战争，像所谓的抗美援朝和对越自卫反击战。
当然，执政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及其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巨大残害也不会存在。
相应的，因大陆官方而起的或者说，大陆官方明里暗里支持的国际恐怖组织如柬埔寨红色高棉、朝鲜、中东地区、拉美地区等等的红色政权、极端组织等，对于世界和平事业的破坏，也不会存在，最起码是要减轻许多。
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将会是另一番样子。
但是，很不幸，中国没有这么幸运，世界没有这么幸运。
这是《蒋介石日记》面世之后，在对大陆官方的主要敌人国民党及其总裁蒋介石全面了解后，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一个基本判断，也是不得不承认的一个基本事实。
抗战胜利后，1945年12月3日，一张巨大无比的蒋介石肖像被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这是蒋介石的标准像首次出现在天安门上，蒋介石身着戎装，是其1944年当选国民政府主席后专门拍摄的标准照，其时蒋介石还身兼二次大战中国战区总司令之职。
这张标准像不同于后来的悬挂方式，直接竖立在城楼上，其顶端已经到达第二层，在城楼下则大书“天下为公”四个大字。
在此之前孙中山去世后的1928年，孙中山的巨幅标准肖像也曾首次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当时的《时报》在8月24日刊发的一张图片中可见孙中山的标准像被悬挂于天安门城门的正中，两边并挂有孙中山的著名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
作为中国政治的坐标，什么时候，孙中山的标准照悬挂于天安门上，中国才能真正的走向自由民主，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也才会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抗战时，国军将领的豪言壮语
一撮灰白的头发垂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