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真与假的名言和事例
“巧诈不如拙诚”。
——韩非子“言必信，行必果。
” ——《论语·子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 ——《论文·为政》“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 ——《论语·学而》“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
” ——《庄子·人世间》“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言无常信，行无常贞，惟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
”——《荀子·荣辱》“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 ——《红楼梦》“富贵固然和友谊的好坏无关，但是贫穷却最能考验朋友憎爱分明的真假。
”——莎士比亚“真与假仅一丝头发之差。
”——[波兰]欧玛尔·海亚姆《鲁拜集》“讹言难信，传言多失。
”——浦起龙《史通通通释·采撰》 雷锋事迹的“真”与“假”重要吗
雷锋助人为乐、刻苦学习、辛勤工作的瞬间，为什么“正好”被摄影师拍下来
摆拍的照片还有说服力吗
要看摆拍是无中生有还是雷锋真实行为的生动反映 80后记者问雷锋 为什么雷锋助人为乐、刻苦学习、辛勤工作的时候，都正好能被摄影师拍下来
82岁的摄影师张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陈，很多雷锋的照片的确是补拍的。
张峻是雷锋生前的战友，雷锋入伍后的第一张照片和去世前最后一张遗照都出自他手；雷锋现存于世的300多张照片中，他拍摄的有224张。
照片是摆拍的，那雷锋的事迹还是真的吗
时隔多年，人们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假”的照片能否证实“真”的事迹
“摆拍”的照片能有说服力吗
答真与假很重要。
因为树立社会典范的目的是引导社会，使之成为大众的偶像，既然是偶像就不能轻易垮掉。
规律表明，倒掉一个英雄比树起一个英雄产生的影响和伤害更大。
怎样才能不让英雄垮掉
关键是真实，经得起大众的质疑，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换个角度来说，今天是一个思考的时代，质疑的时代，也是一个无法掩盖真相的时代。
既然开放的社会与新兴媒体已经把一切和盘托于阳光下，那么希望就全靠原本的真。
讲到雷锋事迹的真与假，争议最多的莫过于摆拍，这是我们今天大力弘扬雷锋精神时无法绕过的问题。
如何看摆拍
这需要对我国社会精神引领方式予以把握，同时弄清大众接受教育的规律。
西方的精神大厦由宗教信仰构成，我们的精神大厦由政治信仰构成。
宗教信仰需要圣物、宗教场所、雕塑和仪式，这些基本上都是后人做出来的，也就是“摆拍”的。
我们的政治信仰离不开政治理论和最具代表性的信徒，这些都需要以某种方式反映到大众的灵魂深处，怎么反映
就需要声像、图片。
我们当然都知道现场的抓拍更富影响力。
比如，感动中国的人物之一舍己救人英雄孟祥斌。
事件发生后，“二炮”决定宣传其事迹，政治机关的同志希望我写一篇评论，当时我很犹豫，因为这些年来跳水救人的英雄很多，他们坚持让我看一下视频资料，我看着看着眼泪下来了：英雄的妻儿看着他们的亲人跳下去，从此阴阳两隔。
当这一悲剧以抓拍镜头出现在眼前后，强烈的感染力产生出来。
问题是像这样能够抓拍到的英雄行为太少了，紧急事件往往瞬间发生，很难现场记录，只能去还原。
我们又期望把英雄的内心及其行为更直观地表现出来，就需要摆拍，因而也有了专职摄影记者的跟随，有了大量的镜头记录。
这就是说我们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与教育规律要求这么做，而非雷锋要求这么做。
所以，这里的关键不是摆拍，而是看摆拍是无中生有，还是雷锋真实行为的生动反映。
公允地讲，雷锋异于常人，他有大量普通人做不到的真实事迹。
我前些天到抚顺雷锋纪念馆参加“雷锋精神”高峰论坛，在参观过程中也有这样的感受。
我是雷锋去世的那一年出生的，到了16岁前后才照了第一张照片，并且此后很长时间里照片也不多，而雷锋却有那么多照片，并且给人的感觉都是光辉形象，动因何在，或者说照片背后的真实在哪里
让我们在这里作出回答。
他想到北京见毛主席，要实现这个愿望，就必须多做好事，内心中有高尚的冲动，就有外在的行为，包括形象上的要求，这是真的；他有高尚的思想基础，也就是苦难的家史，又是这样的家史让他对新旧社会两重天有着强烈的感受，报恩意识很重，这是真的；雷锋所处的那个时代原本就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人们普遍单纯，物欲远没有今天这么重，而精神需要恰恰很强，是时代给他提供了相应的物质基础，这也是真的；他是在思想斗争中成长起来，也是生活中成长起来的，比如他穿上那个时代少有的皮夹克，并把照片寄给老家的县委副书记，因此受到批评，从此开始勤俭节约，这也是真的……有了这样许许多多的“真”，我们再来看后来的摆拍，我们还会有雷锋事迹因摆拍而假的疑问吗
额，你好，事例暂时没找到，先发10个名言吧
杨业功的事迹
忠诚使命的领导干部 矢志打赢的时代先锋 第二炮兵政治委员 彭小枫 杨业功同志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紧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军事指挥员。
海湾战争以后，世界新军事变革迅猛发展。
党中央、中央军委审时度势，赋予第二炮兵新的历史任务，二炮建设进入一个跨越发展的新阶段，特别是杨业功同志生前所在基地，担负着特殊的重大使命。
杨业功同志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锻炼成长起来的。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央军委决定在杨业功同志生前所在基地组建新型导弹旅。
当时，杨业功同志是基地分管作战训练的副参谋长，具体负责该旅的组建工作。
他带领官兵创造了新型导弹旅当年组建、当年形成实弹发射能力的显著成绩。
可以说，杨业功同志是我军新型导弹部队建设的开拓者之一。
1999年6月，杨业功走上基地司令员岗位，正是军事斗争准备非常紧迫的关键时期。
他狠抓部队军事训练，坚持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下摔打磨炼部队，短短几年，这个基地整体作战能力大幅跃升，所属新型导弹旅全部形成作战能力。
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杨业功同志积劳成疾，2003年11月查出癌症已接近晚期，在病危救治期间，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军事斗争准备。
杨业功同志是在马列主义、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党的优秀领导干部。
他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高昂的革命斗志，在每个岗位上都卓有建树，最根本的在于他刻苦学习党的创新理论，自觉践行党的先进性要求，不断提高能力素质，增强谋划部队建设和指挥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本领。
杨业功同志的革命精神，已经成为激励二炮广大官兵履行新的历史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紧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强大精神动力。
胡主席、军委首长对杨业功同志的事迹给予了高度评价。
8月12日，胡主席亲切接见报告团成员，作了重要指示，听了事迹报告。
这既是对杨业功同志的褒奖，更是对二炮部队的鞭策和激励。
我们一定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胡主席的重要指示，切实把学习杨业功同志的活动引向深入，高举旗帜、听党指挥，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信息化战略导弹部队，让党中央、中央军委放心
让胡主席放心
让全国人民放心
使命高于生命 责任重于泰山 第二炮兵某基地参谋长 高津 杨业功同志是我的老首长。
从1983年开始，我就在他领导下工作，跟随他转战南北，目睹了他是怎样为共和国新型导弹部队的建设呕心沥血、忘我工作的。
他给我印象最深、也让我最敬佩的，就是使命高于生命，责任重于泰山。
记得那天晚上，他兴奋地对我说，我们要组建的是一支“拳头”部队，第二炮兵的历史将要翻开新的一页。
杨业功充满信心地说，既然历史选择了我们，我们就要书写出无愧于历史的辉煌
为了新型号导弹早日定型和尽快装备部队，同时探索“没有武器能训练、有了武器能打仗”新的组训路子，他带领我们风餐露宿转战南北一万多公里，冒着低温试验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寒，经受高温试验四五十摄氏度的酷热，现场观察记录了上万组技术数据。
一天凌晨，我看到他皮大衣上一层白霜，领子和眉毛上挂着冰碴，忍不住劝他，你就留在驻地坐镇指挥，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杨业功把脸一拉，说：“平时不与战士同甘共苦，战时谁会跟你赴汤蹈火
平时不能身先士卒，战时怎能指挥千军万马
” 2004年春节前夕，杨司令员刚回到基地，就要求参加研究部署重大军事行动的常委扩大会议。
我永远忘不了与杨司令员最后一次一起开会的情景：他脸色苍白，额头上冒着虚汗，人瘦得脱了形。
但整整一上午他都全神贯注，与大家讨论军事行动的每个环节和步骤，不时地用手按住腹部。
我清楚，他是在强忍着病痛的折磨。
会议快结束时，他再三提醒大家，务必把准备工作考虑得细致再细致、周到再周到。
杨司令员没有走，他还在我们的队列中，还在我们的阵地上，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牢记使命，不负重托，勇往直前
堂堂正正的一生 绵绵无尽的怀念 杨业功妻子杨玉珍 我1973年和老杨结婚，相伴相随30多年。
在我的记忆中，老杨总是很忙，上班、出差、下部队，属于我俩的时间很少。
家里常年放着两个沉甸甸的旅行包，一个装满了衣服、鞋子和生活用品，另一个装满了书籍和办公用品。
这些都是老杨出差时必备的。
他每次出差回来，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两个包重新整理一遍，因为说不准什么时候他又要出发。
如今，这两个包还静静地躺在那里。
每当看见这两个包，老杨的身影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记得老杨当旅长那几年，整天忙碌在外，很少回家，偶尔回趟家也是半夜，第二天一大早又走了。
我想，他当旅长要干的事很多，肯定要多辛苦点。
没想到，随着年龄的增长、职务的提升，他变得更忙了。
1995年底，老杨当了基地副司令员。
他还是成天跑部队，和官兵们一起摸爬滚打。
有天晚上，他刚进家门，连鞋也没脱就躺在沙发上，衣服湿漉漉的，浑身直打哆嗦。
我问他怎么啦，他说和战士们在水里挖了一天的光缆沟。
我又心疼又生气，端来热水给他洗脚，看到他腿肿得一按一个坑，埋怨他那么大岁数了还这么拼命。
他却说：“你要知道，带兵就是带士气，领导不带头哪来的士气
” 不了解老杨的人，也许会觉得他缺少人情味。
其实，老杨很讲感情，十分疼爱官兵和我们这个家。
2000年6月，我心动过缓到北京做手术，当时老杨正在北京开会，只能利用每天中午和晚上的休息时间赶到医院陪我。
手术那天早晨6点，我刚醒来，他已经坐在我的床边，又亲自把我推到手术室。
这些年来，我和老杨聚少离多，更没有想到，我们一家人真正相聚在一起，时间最长的竟是在医院里。
老杨走了，他走得那么匆忙，没有对家人和后事交待半句。
我们不埋怨他，因为他不仅属于我们家人，更属于他热爱的部队和追求的事业。
作为妻子，我为有这样的丈夫感到骄傲和自豪，我和孩子永远怀念他
终身受益良师 永生难忘的首长 第二炮兵某基地机关门诊部医生 张海峰 由于杨业功司令员做了心脏手术，每次带领部队执行任务，组织上都安排我随行负责保健。
在杨司令员身边的那些日子里，他的一言一行深深地感染着我、教育了我。
2002年9月底，杨司令员带着部队到西北地区组织新型导弹发射。
那里地处高原，空气稀薄，对患有心脏病的杨司令员来说，很难适应。
发射时间定在夜里11点半。
晚上9点多钟，杨司令员突然感到胸闷难受。
他双下肢浮肿，全身缺血缺氧症状明显，体温也不正常，初步诊断为心衰合并上呼吸道感染。
我立即建议首长休息。
“这么重要的实弹发射，我是司令员，怎么能不去
”他的态度十分坚决。
我只好照顾他服药后，一起赶赴发射场。
他顶着寒风，忍着病痛，一个点位一个点位地检查发射的最后准备情况。
导弹发射成功了，部队非常兴奋，集合起来请他讲话。
当时，空旷的戈壁滩上气温很低，我穿着大衣还冷得受不了。
只见杨司令员穿着夏常服，腰杆笔直，充满激情。
那天凌晨两点，我们才返回驻地，刚走进屋里，杨司令员便一头倒在床上，脸色苍白、呼吸急促。
经过一个多小时救治，症状有所缓解，他才沉沉睡去。
杨司令员知识面很广，是名副其实的“儒将”。
一天晚上，我到杨司令员家巡诊，见他一遍又一遍地书写“锐旅雄师”四个字，我问“锐旅”两个字的含义。
他说，“锐旅”出自岳飞早期的一首词《满江红》，原文是“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
他感慨地说：“我就希望有一天，当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能够像岳飞那样，驰骋疆场，精忠报国，不辱使命。
” 我永远敬仰的首长走了，他留给我的是无尽的怀念，是永恒的精神财富。
他高尚的品质和人格魅力，将永远激励着我勤奋学习，努力工作，为履行军人的神圣使命，贡献我的全部青春和热血
将军已出发 将军没有远行 新华社记者 张严平 前不久，我有幸与中央新闻单位的同行一道，参加了由中宣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和中央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组织的杨业功同志先进事迹采访团。
这次采访让我经历了一次极大的心灵震撼。
一个细雨蒙蒙的上午，我走进了杨业功的家。
当这个能毫无遮掩地透视出一个人生命信息的私人世界呈现在面前时，我久久无语。
一抹的大白灰墙壁，简陋破旧的桌椅板凳，每一个房间的天花板上都吊着那种老式的像棍子一样的日光灯，书桌上的电源插座竟是用一个旧乒乓球拍子制成的。
这就是将军的家吗
杨业功将军的家就像是一张过了时的黑白老照片。
我慢慢地徘徊在这个家，细细地品味着这张老照片中深含不显的内蕴。
我看到了，在这个简朴的家中，最为多姿多彩的是将军的书法和诗词。
他在一首《水调歌头·爱阵地》的词中写道：“奉献为本色，牺牲是豪情”，“问鼎世界事，赖我有长缨”。
我默默地念着这两句词，似乎从这一刻才开始真正认识杨业功将军，才开始懂得了将军为何而生
和每一个人一样，杨业功也有自己温暖的家，然而将军的心注定无法停泊在这片宁静美好的港湾。
战士自有战士的爱，军人自有军人的责任。
作为一支导弹部队的带头人，杨业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的使命。
他在日记中写道：“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军人不思打仗就是失职”，“打不赢就无法向党和人民交代，我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于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安全，为了人民的安宁和幸福，杨业功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阵地，选择了山沟，选择了风餐露宿漂泊不定，选择了常年累月艰辛训练，选择并习惯了简朴、艰苦的生活
那个清晨，我来到杨业功生前参与组建的中国新型导弹第一旅，仰望着战士们在蔚蓝的天空下升起的国旗，听着战士们迈着刚健的步伐高唱着将军创作的部队军歌，看着战士们在阵地上挥汗如雨的操作……我落泪了。
我从没像今天这样深刻地理解了那句传诵久远的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依然活着。
新华网北京8月12日电（记者张严平）电话里接到任务，采访杨业功。
当我得知他是第二炮兵某基地的原司令员时，脑子里便有了一个很大的“谜”：一位导弹部队的将军，距离百姓的日常生活是那样的遥远和陌生，他带给我们的将是怎样的感动
带着这个“谜”，我出发了。
记得刚到军营的那个晚上，我就迫不及待地拉着眼前那些穿军装的人问：将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威严吗
他发起火来是什么样子
他最快乐的是什么
他最不能容忍的又是什么
接下来的日子，我一直沉浸在这样的追寻里。
战士们告诉我，将军走路如风，说话干脆，吃饭不超过20分钟，任何事情都愿用一句口头语：“操作
” 参谋们告诉我，将军最恼火的是在训练场上听到“差不多”，他会严厉反问：“差不多是多少
一丝一毫都不能差。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军人不思打赢就是失职
” 旅长们告诉我，将军一年中在阵地上的时间最多，每天驱车跑上千公里，腿肿得都抬不动。
连长们告诉我，将军最爱兵，每逢春节，他都要到最偏远的连队和战士们一起扎彩门，贴对联，包饺子，指挥战士们高唱他自己创作的部队军歌。
将军家人告诉我，将军不会享福，衣服破了补一补，一个搪瓷饭碗用了30多年，却一次又一次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几百、成千甚至上万元的钱，资助学校和贫困的孩子。
采访的每一个人都告诉我，将军在家门口总是挂着“携礼莫进”四个字，不曾有一个人能带着一钱一物走进他的家门。
…… 将军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我。
那些日子里，总有一种东西如海浪般不停在我心头撞击着，我一遍又一遍问自己：将军为何而生，将军为谁而生
一个细雨蒙蒙的上午，我走进了杨业功的家。
当这个能毫无遮掩地透视出一个人生命信息的私人世界呈现在面前时，我久久无语。
一抹儿的大白灰墙壁，简陋破旧的桌椅板凳，每一个房间的天花板上都吊着那种老式的像棍子一样的日光灯，书桌上的电源插座竟是用一个旧乒乓球拍子制成的。
这就是将军的家吗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怎么也不会相信。
环顾时下，当追求时尚与体面的生活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当电视、杂志里到处都挤满了教你如何打造精美居家、享受极致人生的指南，当越来越多的家庭变得五彩斑斓……杨业功将军的家就像是一张过了时的黑白老照片。
我慢慢地徘徊在这个家，细细地品味着这张老照片中深含不显的内蕴。
我看到了，在这个简朴的家中，唯一壮观的是四个大大的书柜，里面装着满满的书，内容涉猎军事、历史、天文、地理、生物、信息、政治、文学……我随手取出一本《我军若干著名战役指挥实践与经验》，看到字里行间有钢笔划下的长长短短的道道。
我看到了，在这个简朴的家中，最为多姿多彩的是将军的书法和诗词，他在一首《水调歌头·爱阵地》中写道：“奉献为本色，牺牲是豪情。
山皆绿，水长青，人忠诚。
问鼎世界事，赖我有长缨。
” 我默默地看着，想着，似乎从这一刻开始真正认识了杨业功将军，开始懂得了：将军为谁而生
与每一个人一样，将军也有自己温暖的家。
他让妻子每年至少回一趟他们的老家，为敬重如山的老人尽忠尽孝；他在妻子重病手术的时刻，许下他最终也没能实现的心愿：等退休，一定带她去全国各地旅游；他在儿子结婚那天，亲手为一对新人选下两棵桂花树，祝福他们的幸福生活像桂花一样芬芳。
这样的日子是多么的宁静与美好，然而，将军的心注定无法停泊在这片宁静美好的港湾。
战士自有战士的爱，军人自有军人的责任。
作为一支导弹部队的带头人，杨业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的使命。
他在日记中写道：“战争只有一种结果，不可能再来一次，打不赢就无法向党和人民交代
” 于是，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人民的安宁和幸福，将军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阵地，选择了战位，选择了风餐露宿漂泊不定，选择了长年累月艰辛训练，选择并习惯了简朴、艰苦的生活
将军为何而生，又为谁而生
看一看天安门前那面高高飘扬的国旗吧；看一看学校里的孩子们幸福烂漫的笑脸吧；还有那遍布乡村城市大街小巷的无数享受着和平生活的人们……将军就是为这一切而生
杨业功让我明白了：军人没有和平时期，军人只有战位
杨业功让我理解了：和平便意味着军人的奉献，在共和国和平的大厦下，挺立着千千万万以牺牲奉献为荣的中国军人
杨业功让我懂得了：和平，是对军人的最高奖赏
将军的生命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景观”。
他对部队的工作有着最为严格的、最高标准的要求，而对自己的生活却完全是粗放式的得过且过；他在精神和道德情操上有着极高的追求，而在物质的欲望上却是极为的淡泊；他对世界局势、国家安危和军事变革的思考都处于时代的前沿，而待人处世却一直保持了真诚质朴的传统本色。
司令员在咱连吃午饭 这些看似不合的两极，正是杨业功将军独具的风范与魅力。
在他的人生哲学中，从不以追求物质的享受为幸福，献身保卫祖国和平的崇高事业，才是将军毕生追求的最大幸福
至此，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将军在生命垂危的时刻，没有一句对家人要交代的话，他全部的牵挂和向往始终都是阵地和战备。
他是躺在病床上听着部队已经完成任务的报告后，绽放了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微笑；他是在昏迷中喊着“一二一……出发……”的口令声里，留下了他生命的最后的定格。
那个清晨，我来到将军生前参与组建的中国新型导弹第一旅的阵地，仰望着战士们在蔚蓝的天空下升起的国旗，听着战士们迈着刚健的步伐高唱着将军创作的部队军歌，看着战士们在七月流火的阵地上挥汗如雨地操作……我落泪了。
我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透彻地理解了那句传诵久远的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依然活着。
是的，将军依然活着。
当我们采访团的记者们，把内心的感动和震撼化作文字和画面，传递到整个中国以至更远的世界，杨业功——这位共和国的将军便有了千山万水的回应。
各大网站开设的“导弹司令杨业功”的专题，在短短的几天里，点击率高达150多万次，新华网、人民网、央视国际网……帖文超过1万条。
为什么一名军人牵动了全社会关注的目光
为什么一位将军震撼了无数普通的百姓
听听网民的留言吧——“有这样的共和国军人，老百姓可以安心
在将军身上，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看到了共和国生生不息的真正原因。
希望人民军队能有更多的杨将军，好让我们挺胸昂首做中国人
” “杨业功：国家的栋梁，军人的骄傲，人民的期盼
” “杨将军令人敬佩啊
为他的远行干杯壮行酒……” …… 这就是百姓与将军的共鸣，我从中看到了一个自强不息、立志伟大复兴的民族的灵魂
忘不了，离开部队的那一天晚上，夜色格外晴朗，群山在青色的天际间巍峨耸立，我知道，在那群山之间，便是将军的阵地。
那一刻，我多么想投入群山之中，多么想站在将军的面前，向他报告：是您让我真正懂得了和平；是您让我真正认识了和平年代的中国军人
只是，将军已经出发，我终究没能看到将军的身影。
但是，在将军与千千万万人民的呼应中，我看到了：他的理想，他的热血，他的壮志未酬的心愿和他那仰天长啸的豪情，都正在化为一座精神的山峰，永远地矗立在共和国和平的土地上。
将军已经出发，但将军没有远行
潘长江那里人
黑龙江省牡丹市东营市
关于象棋的谚语 关于象棋的诗词对联谚语
2012年1月是我大学毕业30年。
我计划写一篇《我的大学四年》回忆文章，共三个主题：一是我的大学，二是我们班，三是我的老师和课程。
文章下笔后，越写越多，感到有点吃力，于是我决定今年先写《我的大学》，其他两部分以后再写吧。
在写《我的大学》过程中，我十分恍惚，我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华东石油学院
北京石油学院
中国石油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中国石油大学（青岛）
一、华东石油学院 我只能先从华东石油学院说起，因为我是被华东石油学院录取的。
1978年2月的一天，在高考结束后两个月，我接到被华东石油学院录取的通知。
我在山东已经生活了22年，从未听说过有个华东石油学院，高考志愿中也没有填报华东石油学院。
我中学老师物理老师郑明欧告诉我华东石油学院是原北京石油学院迁到山东胜利油田的。
胜利油田在青岛人叫做“923厂”。
青岛有很多人在“923厂”工作，在我心中“923厂”是个荒凉的地方。
郑老师告诉我，北京石油学院是个教授水平很高的大学，他向我介绍了他的妹夫热力学家任瑛，介绍了物理学家戈革。
我被物理师资班录取，就意味着我会成为戈革的学生。
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先生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或许这成就了我下决心去东营上学。
1978年3月12日我从青岛坐火车到了淄博，再换上去东营的火车，来到位于胜利油田基地的华东石油学院报到。
我们的上一级学长，当时尚未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为我们提供了迎新服务活动，他们打着“欢迎新生入学”的标语，组成迎新队伍，帮着我们搬运行李，引导我们入住宿舍、入学报到流程。
说实在的，一路上的盐碱地，一入校看到学校的荒凉，让我的心又凉了半截，我心想这里连我当年下乡的地方都不如。
我当时心里一直在惦记，我如果不报到，第二年能否参加高考。
尽管这样想，但当时经过下乡，工厂里当工人这些人生磨难，我又这么希望上大学。
我终于没有胆量不报到，只能随波逐流完成了报到手续。
来到学校报到，我才知道，我们物理师资班属于基础部，当年共招了四个师资班，有数学、物理、力学和电子班，共计111位同学。
华东石油学院除了基础部还有五个系，勘探系、开发系、炼制系、机械系、自动化系。
我们77级共招生了783位同学。
第二天，我们基础部四个师资班召开迎新会，系领导给我们讲了话，向我们介绍师资班的培养目的、计划和主要任课老师，之后我们参观了校园。
这天下午，我们物理师资班在实验楼召开师生见面会。
我记得桌子摆成一个很长的长条，同学们坐在桌子两旁，戈革拄着文明棍出场了，戈革说话声音不大，同学们鸦雀无声，静静的听着戈革的训话。
戈革说到人才成长不易，成才更难。
他还说，你们这个班，有一两个将来能成才就很不容易了。
【图1】我在“干打垒”宿舍门口留影。
由于地处盐碱滩，干打垒的基础和地面以上半米高处必须用砖结构，以防“泛碱”造成结构性破坏。
我们入校时，学校已经从北京迁来山东九年，校园的面貌十分落后跟个大村庄差不多，像点样的建筑仅仅是图书馆、大礼堂、物理实验楼、女生宿舍楼和零星两层小实验楼，绝大部分建筑都是平房，男学生宿舍和教职工宿舍则是“干打垒”房。
当时校园的院墙有很多豁口，据说是不能割断与工农群众的联系。
这就是当年校园给我留下的初步印象。
当时的校园地理直径不过1公里，但是我感觉似乎很大。
一些实际的生活问题是我事前没有思想准备的。
记得我的入学通知书上提醒我们携带雨鞋，我当时对此准备不足。
原来校园内几乎没有柏油路面，师生戏称其为“洋（扬）灰水泥”路，晴天飞尘扬灰，雨天连水带泥，为此还有“泥浆学院”之称。
排水几乎是自然水沟，大雨过后校园一片汪洋，座座平房就像漂在湖面上，我们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穿行于坑洼不平的教室、图书馆、宿舍和食堂之间，而且低腰雨靴还经常被倒灌进雨水。
秋天来后，我发现高统雨靴还有可作为“防蚊靴”，当地的蚊子非常厉害，它们在飞行时撞一下人就能瞬间完成吸血过程。
晚上自习课时，防蚊水靴起不了多大作用，而穿两条裤子再加上高统雨靴则防蚊效果倒很好。
我的“干打垒”宿舍是两间平房，里面分配住了十三位同学。
室内有一个天然气炉子，是用来冬天取暖的。
这样的取暖方式效果不好，而且晚上熄灯以后为了安全，必须关掉火源。
我们在“干打垒”宿舍住了一年半，1979年秋季开学后，我们搬进了新落成的宿舍楼即学生宿舍1楼，我们班的人都住在学1楼的二层。
每个宿舍有3张上下铺的双层床，住5个人，留下一张上铺用于堆放同室同学的行李箱子。
【图2】我和魏明在学校图书馆门口留影。
三层高的图书馆是属于寥寥几个的“豪华建筑”之一。
我们有一次做“大锅饭”的经历，那是在一个什么节日，好像是1979年元旦（或1978年国庆节），食堂要给我们改善伙食，吃顿水饺。
但是食堂的人手不够，怎么呢
食堂想出来一个主意，把和好的面团与拌好的饺子馅分到各个班级，发动同学自己包饺子，然后各班拿到食堂去，各班煮各班包的饺子，煮熟后各班拿回去再分着吃。
我们班同学还有为了不耽误学习时间不愿意花费时间去包饺子，去食堂对大师傅说“我们不要生面，你们给我们馒头，把这些饺子馅给我们炒熟或炖熟当菜行吗
”大师傅当然不同意，这个故事也说明我们当时学习是多么刻苦。
【图3】1979年秋季开学后，我们搬进了新落成的四层高的学1楼。
左起初迅、魏明、王德禄、孔宪军、王延武。
在学校的东北角有一个小商业区兼农贸市场，那是一个大院子，内有邮局、银行、小卖部、露天菜市场，师生戏称此地为“王府井”。
学院食堂的用餐制度改革后，我们吃饭比较自由了，我常常到那里买点海货解馋，记得当时的螃蟹是4角钱一斤，哈喇是1角5分一斤。
有时我们用粮票换些鸡蛋一类的农副产品。
那时感觉最鲜的还是哈喇汤，用它煮面条特别好吃。
从1966年到1977年，全国11年没有举行高考，如今新账老账一年还，以至于同学们的年龄差距十分悬殊。
我们班最长者为1948年生人，时年30岁的农村民中学老师。
班里最幼者是1962年生人，时年16岁的在校高中生。
大约有一半的同学是1957-1956年生人，时年二十一、二岁，我就在其中，这种年龄结构分布在当时各高校各专业都很有普遍性，历史的阴差阳错使我们聚在一起。
我们班共有30名同学，其中3名女生。
全班同学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和城市非公有制单位。
当时政策规定，入学时工龄达5年以上同学可以带薪水上学，我因为只有2年的工龄而没有工资。
看着有两位同学带薪上学有点羡慕，但是我宁愿不要薪水，也不想再耽误几年青春时光了。
我们班的同学都来自山东，操着差异很大的鲁西南、鲁中和胶东口音。
不知为什么我们所有师资班的同学都是来自山东籍的考生。
我们班毕业时实为29位同学，张传平在一年级第二学期因病休学，由于78级新生和我们入学时间仅仅相差半年，他病愈复校后转入了79级经济管理专业，成了我们的“学弟”。
大学四年，因为这所大学地处盐碱滩之中，所以几乎没有校外的文化生活。
现在回想起来，有几家人家我经常去，一是戈革家，二是任瑛家，三是董萍家。
去戈革家的事情已在回忆戈革的文章中有所叙述。
我为什么经常去任瑛家呢
因为任瑛的夫人郑老师是我高中物理老师郑明欧的妹妹。
大学业余生活实在贫乏，我就经常去任瑛家吃饭。
我和任瑛的孩子任熵成了朋友。
任瑛共两个儿子，大的是任焓，小的是任熵。
当时我印象很神奇，到底是热力学家的孩子，起名都起焓和熵这样的物理学专有名词。
我经常去董萍家是因为，有一次我从青岛到东营坐学校的大卡车，我和董萍、董刚在车上聊起来。
董萍的爸爸是华东石油学院的武装部长，我后来就成了他们家的常客，不但经常去她们家吃饭，还和董萍、董刚成为十分交心的朋友。
【图4】华东石油学院内也有“磕头机”——需要借助油泵抽油的产油油井。
大学的业余文化生活十分贫乏，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参观师生书画展。
在展览上看到一幅戈革的篆体书法条幅：“何止十年号牛鬼，并无一日信狐禅”，我看了这幅字后非常激动，几次与戈革谈起。
现在想来，我对这样一句诗这么感兴趣，这就注定了我是一个对时事政治感兴趣的人。
第二件事是在大礼堂前的广场上看越剧《红楼梦》。
我和力学班的王鲁平早早搬来凳子，在大广场占好位子。
现在想来十分不解，广场的观影环境并不理想，但是我看《红楼梦》时竟然入戏到泪流满面的程度。
在四年大学生活中，这两件文化生活的事给我记忆较深。
【图5】四层高的物理实验楼属于寥寥几个的“豪华建筑”之一。
图中后排左起，邵长富、吕绪柯、张强、王德禄、李顺启；前排左起，关继腾、刘德云、孔宪军、楚爱军。
【图6】前排（教师）左起：秦永华，丁有瑚，宋吉华，郑富明，戈革，乐光尧，曹清志，李庶润，刘树峰；第二排左起：何敬轩、王德禄、韩玉长、徐荣历、孙风明、郭敏、苏道宁、乔文孝、王延武、孔宪军；第三排左起：王洛秋、程宏、邵长福、马成林、韩永胜、徐军、李顺启、赵柯然、贾瑞皋；后排左起：第四排左起：张强、张培华、楚爱军、刘德云、冯法军、关继腾、初迅、吕绪可、魏明。
（梁云辉因故缺席毕业照） 二、北京石油学院 1952年7月，石油总局向燃料工业部、教育部、人事部和中央财经委员会、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报告，请求在清华大学石油工程系的基础上成立北京石油学院。
1953年在清华大学石油系的基础上汇聚了清华化工系、天津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部分师资，创立了北京石油学院。
1966年“文革”爆发，极“左”思想严重干扰和影响了学指导思想，康生传出一条毛主席语录：“农业大学在城里不是见鬼吗
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
”于是高校下放外迁之风日盛，不仅农业、还有地质、石油、钢铁都有动议外迁出北京的计划。
1969年3月6日，石油部军管会就“北京石油学院搬往山东九二三厂”请示国务院。
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布“一号命令”，全军进入紧急备战状态，各大中城市也进行了疏散人口、下放干部、外迁大专院校的紧急动员。
10月21日，石油部军管会下达了北京石油学院迁校山东东营的命令。
1969年10月27日～11月7日。
师生员工、家属分三批乘专列迁往东营。
1978年11月，《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北京农业大学十年来的变迁》的文章，详细报道了北京农业大学文革中迁出北京后，历尽了万千磨难，几经辗转，最后终于回到了北京，重建校园。
同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
文章发表后触发了华东石油学院师生们的回迁情绪。
同学们闹起了罢课，《石油大学年谱》（石油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对这件事是这样记载的：“1978年12月4日，学院82名教授、副教授、党政干部及教职工联名贴出《致院领导的公开信》的大字报，指出：石油学院搬迁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东营不具备重点大学的条件；要求国家计委、教育部、石油部派调查组来院考察建校问题。
这在全院引起了强烈反响，仅两天内就贴出了大字报39份117张。
参加写大字报的共计约910人。
稍后，部分学生举行了罢课。
经多方面工作，逐渐得到平息”。
我记得我们班的同学还聚在一起商讨对此事应该有什么态度，我的态度很明朗，就是参与到低年级同学的行动之中，我们同学写了一张很大的标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当时石油部不同意回迁，派了一位副部长到学校处理“闹事”动乱风波。
因怀疑教师在背后教唆学生闹事，副部长来后就找有关教师谈话，开大小会议，对“迁校”问题让层层表态。
我专门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到大礼堂门口要求石油部副部长到学校中来与学生见面，听取学生意见了解实际情况。
据说关于这次“闹回迁”的风波最终是被定的。
记得辅导员向我们非正式转达副部长的意见，说：华东石油学院与北京农业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迁出北京后的情况相比，建筑和教学规模已经不错了，不要闹回迁了
当时的政治氛围，的威信很高。
的态度使得回迁问题就搁置起来。
当时石油学院的教职员工几乎都不予认可。
后来的历史演进也说明，在东营这个地方一所一流大学是错误的决定。
1979年4月，作了请二炮将占用校舍退还给中国人民大学的批示。
这件事又在华东石油学院引起了人们第二次情绪的波动。
在1979年秋天，华东石油学院再次掀起回迁、罢课，人们贴大字报、游行。
大家对迁往东营的错误没有改正很有意见，大家抱着不管能不能闹成，就是发泄一下心中的不满。
这次回迁风波很快就平定了，从此人们不再闹回迁了，而是用其他的方式闹回迁。
1981年在北京石油学院原校址内成立华东石油学院研究生部，大部分北京户籍的老师都回到了北京。
1988年华东石油学院北京研究所部在昌平扩展成石油大学（北京），同时原华东石油学院更名为石油大学（华东）。
此后，具有北京户籍的教职工全部离开了东营，调到北京的石油大学。
1997年，石油大学被列入国家“211工程”名单。
2005年1月，学校更名为中国石油大学。
2008年起，留在东营的石油大学又发动了新一轮的迁校，2012年在我们毕业30年后，全校基本完成第二次迁校，迁到了青岛。
【图8】1969年10月21日，石油部军管会下达了北京石油学院迁校山东东营的命令，全校召开了迁校动员大会。
经过三次更名，两次迁校，华东石油学院可以说是一分为三，成了教育史上的畸形儿。
在北京昌平的石油大学成了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名字；我原来的母校华东石油学院成了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这样一个弃儿的名字。
现在在我的家乡青岛成立的石油学院又该称作什么
难道还要给它一个孙子的名称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青岛）吗
如果说我对华东石油学院这个校名很感兴趣，也不尽然，只是华东石油学院这个名字与我一生关键的大学四年联系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个名称更亲切而已。
因为“我的大学”名称多变，使我不得不在回忆文章里对我的大学名称进行辨析。
“华东”这个名称是50年代大区制的产物，1949年以后中国采用了大区制，分为六个大区来治理：华北、东北、华东、西北、西南、中南。
中央方面的大区制在1953年撤销了。
但是大区制的思路在以后各部委的工作体系中经常沿用。
所以我国很多院校是按大区的思路取名的。
很多部属院校都冠以华东、华中、华南、华北、华西这样名称。
如果说北京石油学院和中国石油大学两个名称，我更喜欢北京石油学院。
北京石油学院显得更自然，中国石油大学则显得更土气，但两个名称都具有很强的时代性。
北京石油学院是50年代初布局中国的工业体系的产物，学院路的8大院校，尤其是钢铁、地质、农业全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中国石油大学是211的产物，石油在人类知识体系中是一个专门领域，在教育体系中充其量成立一个学院，怎么能称大学呢
将石油作为专门学院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物，而将其发展为大学不过是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再加上中国特色而已。
祖国建设新成就手抄报资料
十年改革，是如梦如画的十年。
十年来，国税系统的变革天翻地覆，振奋人心。
国家经济的不断繁荣带动了国税收入的成倍增长，税收收入的成倍增长又促进了国家经济的持续稳健发展。
从右手开票、左手挎包征收几元钱的税款到网上一次性划拨上百万元税金；从途步奔波于街头巷尾到宽敞明亮的办税服务厅；；从长途跋涉的书面申报到电话一拨、鼠标一点税款自动划转……信息化带给国税系统的巨大变化无不让人振奋不已，更让广大纳税人如沐春风。
十年来，税收事业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我们目睹了祖国在强大的国力做后盾的基础上，迎风斗雨，抗击各样的灾难，迎接各样的挑战，也共同面对各样的喜悦和成绩。
十年来，祖国的经济、科学、文化、医疗事业飞速发展，跃居世界前列。
经过了这个十年，我们都切身感受到以坚实的国力做保障，祖国才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看看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城市吧：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交通网络四通八达，道路桥梁接踵而起，商场餐厅日益繁华，花园绿地处处可见，车水马龙往来如梭，青山碧水心旷神怡……是什么支撑着这一切的变化
占国家财政收入90％以上的税收功不可没。
十年来，国税收入稳步成倍增长。
国税直面企业的发展，努力培养税源，从个体户到小规模纳税人到一般纳税人，无一不进行税收宣传，纳税辅导。
1994年我市税收收入1.4亿，占全市财政收入的 80%；十年后的2004年，国税总收入目标达6.16亿，整个国、地税税收收入占国家总财政收入90%以上。
这不是阿拉伯数字的简单堆积，也不是方程式式的数字游戏。
这是国、地税分设后，国税系统在税收征管改革中，迎接挑战、抗击非典、战胜困难的坚强表白；这是国税转变理念、持续向上、稳步发展的真实写照；这是国税精心聚财、团结奋进、依法治税的累累硕果。
祖国在强大的国力做后盾的基础上，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君不见，高楼大厦鳞次节比，交通网络四通八达，车水马龙往来穿梭┈支撑这一变化的，税收功不可没。
十年来，税收征管日趋规范化、系统化。
在集中征收的征管模式下，办公用上了电脑，实现了办公自动化，开通了局域网，利用快速、便捷的通讯手段，实行了电子申报，邮寄申报、上门申报等多种申报方式，推行了一窗式管理模式┈广大国税干部从繁琐的手工劳动中解脱出来，提高了办事效率，方便了纳税人，摒弃了人情税，税收执法从人管人的时代进入机器管人的时代。
十年来，国税机关的角色和职能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新征管法的颁布，赋予了纳税人更多的权益，同时将纳税服务首次提到了法律的高度。
原本，征税人与纳税人之间一道厚厚的柜台屏障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新型的、真正意义上的纳税服务超市，征税人与纳税人的心贴得更近了。
十年来，国税干部的思想业务素质、工作技能有了长足的进步。
随着大量先进的装备进入我们的工作，由于历史的原因，广大干部水平低、底子薄的缺点暴露了出来。
只有学习，不畏艰难，迎头赶上，才是唯一出路。
于是，上上下下，无论新老同志，人人争学计算机，全面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税收业务知识、法律及会计知识┈八小时之外的生活娈得更丰富、更充实了，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了，纳税人的满意度增加了。
十年很短，也很漫长。
历史翻过昨日，又掀开崭新的篇章，站在经济大潮的前沿，我们向时代呼唤：再来十年，我们只争朝夕。
漫漫风雨路，悠悠国税情，十年发展，是飞跃图腾的十年；十年一梦，宛如一首动人的歌。
历史翻过昨日，掀开崭新的篇章，迎接我们的是更加美好璀璨的未来。
钓鱼岛如果有一战 会不会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
钓鱼岛就算是打起来，也只是在钓鱼岛海域打空海战，而且时间也不会太长。
打大战
别开玩笑了。
美国会为了日本和中国打大战吗
没有美国的支持日本敢打吗
换句话说，战争是为了利益，那么中国和日本在钓鱼岛上打起来，美国参战有他什么利益
别忘了北极熊还在旁边看着呢，你们打吧，俄罗斯和欧洲国家坐收渔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