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写作时间
《故乡》背景鲁迅于1919年12月回故乡绍母亲到北京，目睹农村的破败和农民的凄苦，十愤，1921年1月便以这次回家的经历为题材，写了这篇小说。
小说作品 作者对“故乡”的感情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一般的感情，同时还是带有个人色彩的特殊感情。
在对“故乡”没有任何理性的思考之前，一个人就已经与它有了 “剪不断，理还乱”的精神联系。
童年、少年与“故乡”建立起的这种精神联系是一个人一生也不可能完全摆脱的。
后来的印象不论多么强烈都只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发生的，而不可能完全摆脱开这种感情的藤蔓。
具体到《故乡》这篇小说中来说，“我”对“故乡”现实的所有感受都是在少年时已经产生的感情关系的基础上发生的。
“我”已经不可能忘掉少年闰土那可爱的形象，已经不可能完全忘掉少年时形成的那个美好故乡的回忆。
此后的感受和印象是同少年时形成的这种印象叠加胶合在一起的。
这就形成了多种情感的汇合、混合和化合。
这样的感情不是单纯的，而是复杂的；不是色彩鲜明的，而是浑浊不清的。
这样的感情是一种哭不出来也笑不出来的感情，不是通过抒情的语言就可以表达清楚的。
它要从心灵中一丝一丝地往外抽，慌不得也急不得。
它需要时间，需要长度，需要让读者会慢慢地咀嚼、慢慢地感受和体验。
这种没有鲜明色彩而又复杂的情感，在我们的感受中就是忧郁。
忧郁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和情绪，是一种不强烈们又轻易摆脱不掉的悠长而又悠长的情感和情绪的状态。
《故乡》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忧郁的美，忧郁是悠长的，这种美也是悠长的。
争鸣：“碗碟”到底是谁埋的
—— 内蒙古赤峰市金厂沟梁中学 崔井华 人教版九年级上册鲁迅的小说《故乡》一文中有这么一段：“……母亲说，那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里去；杨二嫂发现了这件事，自己很以为功，便拿了那狗气杀飞也似的跑了，亏伊装着这么高底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
” 这段有一处有争议的问题引起学生们的浓厚兴趣，那就是：“我”搬家时的“碗碟到底是谁埋在灰堆里的
” 学生们在教师的引导下，反复读课文，认真探究问题，结果全班同学议论之后就出现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杨二嫂埋的”；另一种认为是“闰土埋的”。
认为是“杨二嫂埋的”理由是： 1、这是由那个时期的杨二嫂性格特点决定的。
她自私、贪婪、爱贪小便宜，通过“嫁祸别人”去捞取资本。
2、第74段“母亲对我说，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他，可以听他自己去拣择。
”所以，闰土不必埋在灰堆里，应正大光明的去拣择。
没有必要把碗碟藏起来。
3、杨二嫂怎么知道灰堆里有碗碟呢
她也不用草灰，他为什么径直的到灰堆去掏呢
她怎么知道灰堆里有碗碟呢
分明是她干的。
4、“前天伊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中的“议论、定说”是指杨二嫂无凭无据，栽赃嫁祸于闰土。
5、从闰土的善良性格和“迅哥”的感情来分析：确定他不会偷碗碟的。
认为是“闰土埋的”理由是： 1、“埋的”不一定就是“偷”，二者概念不同，这是前提。
2、“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杨二嫂）本是每日必到的”，从“每日必到”可以看出：对搬家的情形杨二嫂几乎是了如指掌，那闰土往灰堆里埋碗碟，杨二嫂也会尽收眼底。
所以她才径直地去灰堆里掏它，并想嫁祸闰土。
3、杨二嫂是个贪婪的人，她看到碗碟应该直接拿回家，而不必埋在灰堆里。
4、也许是闰土在选择物品中选中了碗碟，只是怕放在外面人们搬家容易碰碎，所以放在了灰里，待拉草灰时一并拉回去。
不存在偷不偷的问题。
以上两种观点是同学们在课堂上探究的结果，谁埋的不要紧，关键是由这个问题引发的深入思考，才是最重要的，那就是： 教师在语文教学中要善于创设情境，引导学生积极走进文本，去自主性学习、合作性学习和探究性学习。
在议论中合作，在合作中探究，在探究中成长。
从而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力。
鲁迅小说《故乡》主题与农民问题的再认识 摘要：鲁迅短篇小说《故乡》中的主人公闰土不仅是旧中国典型的农民代表形象，而且《故乡》主题还留给后人不尽的思考，《故乡》精妙的艺术构思也是后人值得借鉴的。
关键词：《故乡》、农民问题、探究思考 我出生于西北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小时候上学老师给我讲过鲁迅的许多短篇小说，如《故乡》、《社戏》、《一件小事》、《孔乙己》。
长大了，上了大学，出来还在偏僻的农村任教，又教这些短篇小说给自己的学生，而且又读了不少鲁迅的小说如《阿Q正传》、《药》、《狂人日记》、《在酒楼上》、《伤逝》等等。
不仅学习阅读鲁迅的文章，而且也了解了一些鲁迅的性格、经历、事迹。
人们很推崇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因为它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反帝反封建的白话小说，“以它彻底的反封建精神和现代意识，它的深厚的思想意蕴和新颖特别的格式，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开山之作。
”人们很推崇《阿Q正传》，认为《阿Q正传》中的阿Q精神胜利法，“是概括了极其广大的社会内容，是普遍存在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弱点，阿Q的性格是丰富的。
除精神胜利法外，他主观、狭隘、保守、有农民的质朴，愚蠢，也染上了一些游手好闲之徒的狡猾。
”人们还很推崇《伤逝》，认为“《伤逝》的意义不仅在于探索妇女解放的道路，也是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道路的探索，是鲁迅小说中唯一的一篇爱情小说。
”（《中国现代文学史》吴宏聪、范伯群主编）而我，读来读去，不管自己身份发生了什么变化，也不管时代发生了多大变化，总是偏爱《故乡》，忘不了闰土，忘不了我身边的父母兄弟，亲戚姐妹。
我总能在他们身上找到一些闰土的影子。
读《故乡》时能让自己深深感受到在八十多年前就有一位思想家鲁迅在对中国农民问题在自己的小说中引入了多方面的思考。
他是那样关注农民，关心农民，而他又是那么爱莫能助。
－、鲁迅小说《故乡》对农民命运的关注与爱莫能助。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拓者、奠基人。
他的小说集《呐喊》《彷徨》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两座丰碑。
《呐喊》《彷徨》所展示的是辛亥革命前夕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几年间中国社会的生活画卷。
当时的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北洋军阀混战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在鲁迅的作品中都有艺术的反映。
尤其是《呐喊》中有许多对农民的描写。
如《风波》中鲁迅把农民放在重大社会事变中表现，由辫子的故事揭露了张勋复辟的丑剧。
而写于1919年1月的《故乡》属于五四运动前期的作品，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
《故乡》中的一些政治环境与人物对话描写正是这种时代背景在作品中的反映。
《故乡》是取材于作者亲身经历的小说，作品中的人物在生活中是有原型可考的。
鲁迅自1912年随民国教育部北迁进京供职之后，曾于1919年返乡，将全家迁居北京。
他当时的生活经历、思想状况及与童年朋友农民章运水见面的情景在小说《故乡》中都有如实反映。
“不过作品并非作者故乡之行的纪实，而是以叙述主人公‘我’回故乡迁居的经历为线索，描写那一代中国农民的生活遭遇与精神病，抒写作者对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相互隔膜的深沉忧虑，以及打破彼此隔膜，探求人生新路的执着信念。
” （《哀人间之隔膜，探人间之新路》沈振煜）在本文与其他大多数评论的文章中都认为：作者以画龙点睛式的议论，揭示了致使闰土苦得像一个木偶人的社会原因： “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即封建军阀与地主官僚的黑暗统治。
不过作品着重表现的还是封建等级制度对农民及一般群众精神上的压抑和毒害。
有人认为作品反映的是闰土的愚昧、麻木，是闰土和“我”之间和谐关系的变异与幻灭。
而我读来读去，主观地认为小说更多的还是对军阀混战社会的批判与对农民在这样的现实中生活、命运的同情关注，是一种爱莫能助的反映，而不是过多的对闰土麻木的惋惜。
理由是多方面的：鲁迅少年时期经常随母亲到农村外祖母家省亲，得以和农民及农村孩子接近，了解农民的生活与思想，“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痛苦”；在《社戏》中更多的写的是农民孩子的聪明、机智、勇敢，写了农村大人的憨厚、朴实、热情，其中极少对农民麻木愚昧的描写；从作者写这篇小说的时间上看，作者当时因时局不稳，受人迫害四处为生活而奔波，自己内心深处也没有过多地位上的优越感；小说对当时的社会环境也有明确提及：“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哭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非常难。
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不够吃……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
种出东西来，挑出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
不去卖又只能烂掉……”更是对丑恶现实的深深控诉；从小说全文看，无论写小时候沙地上的活泼、机灵、可爱，朋友惜别时的送东西，还是成年闰土叫老爷，要草灰香炉，恭敬木讷与生活的苦难，目的都是想要极力表现闰土的善良、憨厚、朴实。
正是这样一位原来天真活泼，机灵可爱的少年，因为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哭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
加之闰土没有文化，使闰土与“我”自然而然有了一定的隔膜，有了距离，这也在情理之中。
“我”能帮他什么来摆脱困境
面对黑暗现实，只能是发自内心的对农民朋友的同情产生莫名的悲伤、愁绪；从“我”对将来的希望也能看出“我”的爱莫能助。
二、鲁迅小说《故乡》艺术的表现作者对农民生活、命运的关注与爱莫能助。
《故乡》创设了一种朦胧、苍凉的艺术境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对农民遭遇的同情在这种境界中得以及好的表现。
首先，《故乡》在小说开始的环境描写中就展示了朦胧、苍凉的环境：“我冒了严寒，回到了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去的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响，从缝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远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丝活气。
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啊
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开门见山的景物描写，就给全文定下了朦胧、苍凉的基调。
其次，小说在写人叙事时是朦胧、苍凉的，心也是朦胧、苍凉的。
他为变卖家产告别故乡而来，昔日机灵活泼的少年闰土，现在变得少言寡语，木讷恭敬，昔日美丽俊俏的豆腐西施，现在变成了尖酸、刻薄的圆规，这一切都让“我”朦胧不解，内心苍凉。
闰土凄凉生活的叙述更让他凄凉悲伤。
再次，小说在最后对将来希望的描述也是朦胧苍凉的。
作者说：“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物的。
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希望是什么，路在哪里
连作者也无从知道。
全文这种开头写景，中间人物对比描写，最后议论抒情的结构，无不体现作者精妙的艺术构思，在这种构思中作者关注农民与爱莫能助的主题得以充分体现。
三、《故乡》留给后人的思考。
时隔八十多年，现在读《故乡》，我们依然能感受到闰土作为纯农民的善良、朴实、憨厚。
他与杨二嫂不同，杨二嫂做小生意，在艰难的社会生活里，她变得尖酸、刻薄；他与阿Q不同，阿Q是农村与城市边缘地带游手好闲惯了的农民。
读《故乡》中有关闰土的对话，留给人的思考太多了。
要让农民过上长久的好日子，以下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重视：第一、要让农民安居乐业，不能没有安定和平的社会环境，社会稳定远离战争是多么重要。
第二、要尽量减轻农民负担，免除各种苛税。
第三、要让农民有法律保障，有定规，保障种的东西能卖出去，打工能挣来钱，做好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
第四、抓好计划生育政策贯彻落实，改变传统观念，切实降低人口基数。
第五、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加大农村教育投入，让农民学到知识，掌握本领，能更好地从事各行各业工作。
四、中国农民的希望，沐浴更多党的阳光。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这正如地上的路……”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鲁迅就关注着农民的命运，思考着农民问题，他看不到希望，因而给人们留下了一段朦胧的哲理名言。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变。
近几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又频频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农村、农民的优惠政策： “三农”问题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曾是“重中之重”，中共中央在1982年至1986年连续五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具体部署。
时隔18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于2003年12月30日签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
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回归农业。
2005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即第七个一号文件公布。
2006年2月21日，新华社受权全文公布了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主题的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
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
加强“三农”工作，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
“两减免，三补贴” 的政策，“两免一补”的措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推进，农民工务工法规制度的进一步健全，“工业反哺农业”的成效，一系列惠农政策措施如阳光般让农民感受到了更多的温暖、希望。
《故乡》无论在主题上，还是在艺术上都留给后人无尽的思考，但愿闰土只是属于那个时代，只是文学作品中的一个主人公而已。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主要讲了什么
申， 引申， 提炼， 概括材料， 在此基础上对发现的问题进行论证。
申论， 考察三个主要能力：1 、分析问题的能力， 体现在“ 申” 中；2 、解决问题的能力；3 、写作能力从即日起投入到申论的复习之中， 要把握时机申论考什么： 申论考察的是考生依据考生的准公务员身份，1 ： 运用国家的基本方针政策；2 ： 分析解决材料所反应的现实问题；3 ： 并将解决之道用流畅的语言文字进行系统论证的能务。
改革开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即1978 年12 月8 日算起在公务员的必备素质中， 政治素质是基础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对军事思想作出的巨大贡献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指中国古代各阶级、民族、政治集团及其军事家、兵学家关于战争和军队等一系列军事问题的系统理性认识。
是中国古代各历史时期人们军事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
它随着社会的前进，军队建设和战争实践的发展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而逐渐深化，反过来又指导各时期的军事实践，对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产生深刻影响。
它是中国乃至世界军事思想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频繁激烈、规模巨大、空间广阔、形式多样的战争实践是其发展的主要动力。
中国所经历的独具特色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形态，几千年高度集权的政权体制，以农业为主，兼有游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经济结构，以汉民族为主、多民族共存的民族构成，尚德、勇于反抗侵略和压迫、爱和平、重谋略、荣誉心和凝聚力极强的民族心理素质，长时期领先的科学技术，以长于理性概括和辩证思维为突出特征的诸子思想的相互斗争和融合，平原沙漠、江河湖海、崇山峻岭皆备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气候条件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决定和影响着它的发展趋势和特色。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主要载体是兵书。
它出现早、数量大、种类多、内容丰富、哲理性强。
散见于其他典籍中大量的论兵篇章，史书中关于军事人物、战争、军事制度等方面的记载，也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军事思想内容。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体上经历了萌生、形成、充实提高、系统完善四个历史时期。
⒈萌生时期。
大约公元前21世纪至前8世纪，即夏、商、西周时期。
中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产生了部落间的战争，人们对军事问题也开始有了一些初步思考。
夏王朝正式建立奴隶制国家，战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
军队成为国家机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西周时已有师、旅、卒、两、伍等编制，青铜兵器广泛应用于军事。
著名的战争有甘之战、鸣条之战、牧野之战、周公东征等，作战样式有步战、车战，多为堂堂之阵的正面交锋。
作为观念形态的军事思想也开始萌生，在甲骨文、金文和《尚书》等古代史料及大约在西周时期出现的《军志》、《军政》等兵书中都有反映。
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是：①在对战争的看法上，强调天命、 伸张正义和保民。
《尚书》的《甘誓》、《汤誓》、《泰誓》等都提出以天命作为出兵征战之由，以恭行天之罚、吊民伐罪、保民相号召。
军事决策和行动要以天象和占卜的吉凶定取舍。
②治军上强调齐众以律，师出以律，失律凶也(《易·师》)；尚桓桓(《尚书·牧誓》)，以成威武之师；严赏罚，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尚书·甘誓》)。
③战争指导上，以重礼信仁义为主导思想，主张以礼为固，以仁为胜，不穷不能，成列而鼓(《司马法》)；战争实践中也已注意到以谋取胜。
鸣条之战、牧野之战，都采取了阴蓄其力、争取与国、剪敌羽翼、运用间谍、侦察敌情、掌握时机、攻其腹心等方略。
《军志》、《军政》中有允当则归，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地利为宝等谋略思想的记载。
④在作战指挥上，已注意到前锋和主力、车兵与徒兵的配合及阵法的应用。
由于这一时期战争样式简单，规模比较小，持续时间短，人们对军事的认识还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
⒉形成时期。
大约从公元前8世纪至前3世纪，即春秋战国时期。
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中。
争霸、兼并、统一战争激烈，用兵数量增多；铁兵器应用日益广泛，军事技术和筑城等均有进步；军制上，步兵、骑兵、水师逐渐分离为独立兵种，步、骑、车配合作战，形式多样；打破了兵民合一兵制，出现了募兵制和郡县征兵制；战争指挥复杂，要求高，将帅专职化；学术上百家争鸣等，促进了中国古代兵学的发展。
以《孙子》为代表的一大批兵书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代兵学理论体系的初步确立。
对战争的认识逐步深化春秋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师直为壮，屈为老；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宣公十二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计》)。
战国时兵学家进一步将战争区分为义和不义，指出：禁暴救乱曰义(《吴子·图国》)，义者，兵之首也(《孙膑兵法·下编·将义》)，并由此确定了自己对战争的基本态度: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司马法·仁本》)；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尉缭子·武议》)。
对战争的起源问题，提出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吕氏春秋·孟秋纪》)的观点。
对战争的起因问题，认为由于人民众、财货寡、事力劳、供养薄，故民争而不免于乱，已注意到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探讨战争的起因。
在对战争与政治、经济、地理的关系和制胜因素的认识上，指出国家安危在德不在险(《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战法必本于政胜(《商君书·战法》)；以武为植，以文为种(《尉缭子·兵令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兵要在乎善附民(《荀子·议兵》)。
战国时期的军事家们进一步提出军事改革的要求，主张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尤重耕战，强调富国强兵，显耕战之士(《韩非子·和氏》)；视富国为强兵之本、之先、之急，即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管子·侈靡》)。
以法家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主张为统一而进行战争，对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形成系统的建军理论突出反映在将、法、教方面。
《孙子》提出将帅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的条件，对军队组织编制、将官职责、军备物资、费用等也都有严格要求，管理要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把士卒孰练作为胜负的重要条件等，奠定了中国古代建军理论的基础。
其后战国军事理论家更进一步丰富了它的理论内容。
《吴子》要求将帅总文武，兼刚柔，具备理、备、果、戒、约的素质；《尉缭子》强烈批评世将制度，提出将帅要有威、惠、机、战、攻、守、无过等全面修养；《六韬》不仅考察将帅个人的条件，而且强调统帅机关整体素质的互补和提高；《韩非子》主张从基层中选拔有实战经验的人为将领；等等。
在军事法制方面，出现了许多关于作战、内务、纪律等法规性的文献，体现了以法治军、以治为胜的思想特点。
同时强调以仁为本，恩威并用，赏罚严明，认为善将者，爱与威而已(《尉缭子·攻权》)；要爱护士卒，甘苦与共；赏不逾时，罚不迁列；要刑上极，赏下通(《六韬·将威》)，和军同欲。
在军队的教育训练方面，提出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吴子·治兵》)；要因便而教，唯利而行(《管子·兵法》)；简募良材，料民选卒，依勇力、技艺分别编组，按级训练；装备要精良等。
从本质上说，这是以法家的法治思想为主、吸取儒家仁学理论的某些成分而形成的适应当时军队特点的建军理论。
提出一系列战争指导和作战原则春秋时期的战争指导者，已能成功地制定和运用军事与政治谋略，提出了诸如尊王攘夷，威不轨而昭文德，观衅而动，兼弱攻昧，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等有价值的战争指导思想。
重信义的观念逐步被战阵之间，不厌诈伪所代替。
《孙子》对以往的战争实践和军事理论进行总结，认为善战者必须了解和把握道、天、地、将、法五事，重视谋略，强调庙算和先计后战。
指出了用兵的诡道、诈立特征；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和进攻速胜的指导原则；强调主动、惑敌和因情用兵；提出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示形、任势、我专敌分、兵情主速、奇正相生、避实击虚、攻其无备、因敌制胜等基本原则。
战国时期，伐谋、伐交思想有了新的发展，注重联盟战略，纵横捭阖，分化敌对力量；强调必攻不守，先机制敌，灵活应变；产生并发展了骑战、城战及不同地理、气象条件下作战的原则。
《吴子》、《六韬》和《孙膑兵法》关于骑兵的地位、作用、特点的论述，已带有总结经验和理论概括的性质，其中十胜、九败和用骑十利已比较系统。
在攻城围邑 和救守之法上，也有习用器械、集兵攻城、错绝其道、阻援攻虚、守不失险、守必出之、中外相应等论述。
《墨子》中《备城门》等几篇晚出的墨家之作专论守城之法，对守城设施、布局和器械制作、使用等均有详细记述，核心思想是城池修，守器具，樵粟足，上下相亲。
奠定古代军事哲学思想的基础 《孙子》反对战争的不可知论，认为战争可先知、先算、先 胜，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观点；注重人事，反对取于鬼神、像于事、验于度；注重以智使力和趋利避害；注重从总体上联系上多方面地观察战争，体悟到军事领域中许多矛盾对立及转化的现象，提出了虚实、奇正、形名等一系列反映军事理论认识对象的性质、范围和内容的范畴。
战国时的兵家更注重对战道(战争规律)的探讨，视之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
同时对军事领域内的诸矛盾关系、军事与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关系的认识也更为广泛深入。
⒊充实提高时期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0世纪中期，即从秦统一中国后历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至五代，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在分裂和统一的历史过程中进一步发展完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也不断发展。
军事技术有新的进步，铁兵器种类增多，杀伤性能有所提高；军事交通、筑城、造船也有较大发展。
唐代发明了火药并开始应用于战争。
骑兵、水军在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各朝军制多有所变革，武装力量体制基本成型，大致由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三大部分组成，集权于皇帝。
北朝后期创立的府兵制经隋至唐初而趋完善，成为兵农结合的军事制度；征兵制、募兵制等兵役制度交相施行。
战争规模增大，时间延长，区域范围广，大规模的骑兵集团作战、横渡江河作战、水上交战以及水陆配合作战较多。
汉代注重兵书的搜集整理，并将兵家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类。
这一时期军事思想在继承先秦传统的基础上，侧重于实际运用，内容更加丰富，水平进一步提高。
高度重视战略谋划在几次统一中国的战争中，一些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思想和决策能力。
楚汉战争中，汉对经营基地、收揽民心、分化对方、争取盟国以及正面坚持、敌后袭扰、两翼牵制等战略运用甚为成功。
东汉统一战争中，采取西和东攻，先关东，后陇蜀，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战略。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在多极斗争中，联盟战思想的运用生动、突出。
诸葛亮的联吴抗曹，孙权的联魏击蜀，曹魏的离间吴蜀、坐山观斗等，在不同情况下分别运用，各有成效。
诸葛亮的《隆中对》提出了分清形势，建立根基，内修政事，外和诸戎，联盟抗敌的战略思想。
隋唐五代时，隋先采取北和南攻，后又采取击北防南的战略，对突厥离强合弱，击逆抚顺；对陈军事手段与政治手段并用，虚实结合，疲敌误敌，伺机一举击灭。
这些都表现出战略运用的灵活性。
李渊集团为统一全国采取的因势借力、以屈求伸、乘虚入关、居险养威、先急后缓、各个击灭群雄的战略，取得成功。
周世宗柴荣的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战略规划，亦不失为有识之举。
这些战略思想和决策体现了从实际出发、驾驭全局、远谋多算、灵活用兵的共同特征。
《黄石公三略》、《淮南子·兵略训》、《战略》等专门阐述战略思想的军事著作的出现，使制定和实施战略的艺术更加深刻和系统，而贵谋贱战，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成败在乎智，以计代战一当万等，均成为脍炙人口的重视战略运用的名言。
国防指导思想呈现新的特点根据当时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及周边形势，秦朝修筑万里长城，体现了因地形，用险制塞、限胡马之足、以墙制骑、安边设防的思想。
汉朝组建大规模骑兵集团后，转而采取以骑制骑之策，抗击强大的匈奴骑兵，由单纯防御转入攻势防御。
汉朝还在秦徙民实边的基础上，推行军屯实边措施，形成了兵农结合的一种强边新形式。
秦汉时，重视军事交通建设，形成以都城为中心、干线纵横、通向边远地区的交通网，提高了军队的机动性。
汉初文武并用的治国强兵方略，以蛮夷攻蛮夷的对匈奴之策，隋至唐初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军事战略区，采取重首轻足、中外相维的兵力部署原则等，对后世均有较大影响。
作战指导思想有新的发展 重视利用骑兵机动性强的特点，采用多路出击、以快制敌、长途奔袭、穷追猛打的战法，注重多兵种运用；大规模江河作战，水陆配合，多路分进合击；城邑战地位突出，要塞攻守成为战争成败的关键。
李世民的持久以弊之和围城打援、一举两克的战法影响深远。
野战中更注意对地形的详尽考察，聚米为山(即沙盘雏形)，因地用兵。
《卫公兵法》提出了速决和持久不可偏废的观点。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联系战争实践，对虚实、奇正、攻守等范畴的阐述更为系统、辩证，强调致人而不致于人(即夺取战争主动权)是兵法精髓，指出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
《太白阴经》强调战争胜负取决于人谋和国家富强;提出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阐明了形(物质)与神(精神)的辩证关系，发展了《孙子》关于形的理论。
⒋系统完善时期 10世纪至19世纪中叶，历经辽、宋、西夏、金诸政权并立时期和元、明、清(前期)几个朝代，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进一步系统完善。
这期间，中央政权与北方民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权较长时期处于并立状态，既争斗，又融合，中国政治、经济和科技、军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较大的发展，统兵用兵之权高度集中。
随着火器的发明及其大量装备部队和运用于实战，火器部队成为独立兵种。
作战规模日益扩大，战争样式更加多样。
随着武学的兴盛，《武经七书》成为将帅及武科举子的必读书，强调精神感化的理学、心学学说渗透到治军领域。
以《武经总要》、《武备志》为代表的一些大型军事类书相继问世，明确区分军事门类，系统整理军事资料。
有关军事训练、军事人物、兵制、守城、阵法、车营、火器、军事历史地理、海防边防等专题性兵书大量涌现，反映了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研究的广泛深入，也增添了更多的有价值的军事思想内容。
以兵权高度集中为统兵建军宗旨宋朝统治者鉴于唐末五代藩镇拥兵割据，大权旁落的历史教训，力主兵权高度集中，以军事行政权归枢密院，军事指挥权归三司、三帅，互相制约，集权于皇帝。
明、清两朝统治者也将集权原则奉为圭臬。
兵权的高度集中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但宋初由皇帝亲制阵图，并派出排阵使监督将帅战守的做法违背了因情应变的基本原则，也容易束缚将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造成兵将互不相习的弊端，削弱部队的战斗力。
练兵、练将思想日益深化、系统随着武举、武学的逐步发展和完善，对将领的培养教育制度化、系统化，重视选练和军事教育。
宋代岳飞严于治军，信赏明罚，其军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为信条。
明代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坚持阵法要与伍法相结合，并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比较适用的练将、练兵的原则和方法，认为练兵之要，在先练将；练将既要入武庠(军事学校)，也要到实境中锻炼；对士兵的训练，则贯彻选、练兼顾的原则，主张兵贵选乡野老实之人，摒弃市井油滑之徒，注重练胆、练艺。
战略思想更加丰富、系统《武备志·战略考》按非略弗录和略非奇弗录的原则辑选春秋至元各代的用兵方略。
《读史方舆纪要》系统论述了山川形势对战争的影响。
在战略进攻上，北方各民族将帅普遍注意发挥骑兵机动能力强、善于野战的特长，主张进攻速决。
如辽朝女军事家萧绰的长驱直入、紧逼腹心的谋略；蒙古成吉思汗及忽必烈的远程迂回、突然奔袭、中间突破以及假道南宋的灭金方策；后金统帅努尔哈赤面对强军，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等方略，都从不同角度为中国古代战略增添了新的内容。
朱元璋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也采纳了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方针，后又采取了先断羽翼，再攻腹心的方略，逐步消灭群雄，建立明朝。
在战略防御上，南宋提出了依靠江河，藩篱三层，扼守要点的点、线、面结合的设防思想。
明代逐步形成以长城为骨干，因险守塞，择点分片(建立九镇)，宽正面大纵深，有重点和层次，精兵机动和城守相结合的边防思想。
针对倭寇自海上入侵的新情况，《筹海图编》一书提出要海陆结合，分区、多层、要点设防，强调实行哨于远洋，击于近海，巩固海岸，严守要城的海防思想。
所有这些，都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战略思想。
火器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作战指导思想的发展明代前期建立了以火器为主的特种部队——神机营，嗣后火器大量装备部队，有了火器和骑兵、步兵编组成军的车营。
在作战中，重视发挥火器的作用，阵形和战法都有变化，并提出了火器在先、各兵种配合的思想。
《车营叩答合编》专论火器部队的作战特点和方法，适应用车在用火，用火在用叠阵的原则，使车、骑、步之间交相更迭、配合，保证了火力的发扬。
火器的发展也引起城邑攻防理论的变化，城池防御工事层数增加，注意骑墙、敌台火力相交，并构筑附城敌台，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
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形成早、发展快，内容博大精深。
其体系确立于先秦时期，历朝历代均有丰富和发展，其中包括古代农民起义的丰富实践和理论升华，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它在战争观上提倡重道慎战、义兵必胜、以战止战；在国防建设上主张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在战略和作战指导上强调先计后战、知彼知己、因情定策、全胜、文武并用、伐谋伐交、兵不厌诈、出奇制胜、避实击虚、各个击破、造形任势、动敌、致人、我专敌分、并卒击敌、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以逸待劳、善择战机、兵贵神速、灵活应变；在治军思想上要求以治为胜、制必先定、兵权贵一、教戒素行、气艺并重、赏罚严明、恩威并施、励士练锐、精兵良器、将帅贤能、 智勇双全、上下同欲、三军齐心；在后勤保障上提倡聚财积力、足食强兵、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在兵役思想上坚持寓兵于民、因势改制等等。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在世界军事思想史上有广泛影响和突出地位，不仅在历史上对指导人们的军事斗争有巨大的作用，在今天仍为中外各界人士所称道，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