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康熙的名言
康熙名言名句1、遇有疑难事，但据理直行，得失俱可无愧。
2、所以古人在孩童蒙昧无知时就开始进行教育，八岁时就入小学，十五岁时入大学，目的是为了端正他禀性、习气中已有偏差的地方，防止他被物质欲望所诱惑，开启他的聪明才智，保持他的忠诚、有信，使他能时时处处不丧失这些品德。
即使像孔子这样的圣人，他追求真理的思想，也是永远不息，有如不知自己的年纪已进4入老年。
所以，凡是有志于圣人学问的人，他们选择认为是好的就坚持不懈，约束自己使言行都符合礼教，恭顺有序，勤恳不懈，中间没有一丝一毫轻视和疏忽，才能每天都不断地进步。
3、凡人处世，惟当常寻欢喜。
欢喜处自有一番吉样景象。
盖喜则动善念，怒则动恶念。
是故古语云“人生一善念，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人生一恶念，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
”此诚至理也夫
4、朕自幼登极，凡礼坛庙、礼神佛，必以诚敬存心。
5、凡看书不为书所愚，始善。
6、凡人与无事之时，常如有事，而防范于未然，则自然事不生。
若有事之时却如无事，以定其虑，则其事亦自然消灭矣。
古人云：心欲小而胆欲大。
遇事当如此处之。
7、天下未有过不去之事，忍耐一时便觉无事。
8、古人云：“心欲小而胆欲大。
”遇事当如此处之。
9、诚以天下事繁，日有万机，为君者一身处九重之内，所知岂能尽乎
时常看书，知古人事，庶可以寡过。
10、人心虚则所学进，盈则所学退。
11、人君以天下之耳目为耳目，以天下之心思为心思，何患闻天下不广
12、即理事务、对诸大臣，总以实心相待，不务虚名。
13、庭训格言：道理之载于典籍者，一定而有限，而天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
14、遇有疑难事，但据理直行，得失俱可无愧。
15、凡天下事不可轻忽，虽至微至易者，皆当以慎重处之。
16、大凡能自任过者，大人居多也。
17、凡人持身处世，惟当以恕存心。
见人有得意事，便可生欢喜心；见人有失意事，便当生怜悯心。
18、古人所谓防微杜渐者，以事虽小而不防之则必渐大。
19、朱子云：“读书之法，当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
然后心静理明，渐见意味。
不然则虽广求博取，日诵五车，亦于学哉
”此言乃读书之至要也。
人之读书，本欲存诸心、体诸身，而求实得于己也，如不然，将书泛然读之何用
凡读书人皆宜奉此以为训也。
20、训曰：民生本务在勤，勤则不匮。
21、凡人孰能无过
但人有过，多不自任为过。
朕则不然。
于闲言中偶有遗忘而误怪他人者。
必自任其过、而曰“此朕之误也。
”惟其如此使令人等竟至为所感动而自觉不安者有之。
大凡能自任过者，大人居多也。
22、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念不懂，即贻百年之患。
23、训曰：读书以明理为要。
理既明则中心有主，而是非邪正自判矣。
24、凡人尽孝道，欲得父母之欢心者，不在衣食之奉养也。
惟持善心，行台道理，以慰父母而得其欢心，斯可谓真孝者也。
25、夫一言可以得人心，而一言可以失人心也。
26、盖敬以存心，则心体湛然居中，即如主人在家，自能整饬家务，此古所谓“敬以直内”也。
27、人以改过为贵，能改过者，无论所犯事大小，皆不当罪也。
28、《易》云：“日新之谓盛德。
”学者一日必进一步，方不虚度时日。
人苟能有决尼不移之志，勇猛精迸而又贞常永固毫不退转，则凡技艺焉有不成者哉
29、《荀子》云：“身劳而心安者为之，利少而义多者为之。
”此二语简而要。
人之一世能依此二语行之，过差何由而生。
30、志向的发展，无论多远，没有达不到的；志之所向，无论有多大的困难都能克服。
一个人如果立志于道，那么，他将以义理作为根本，使任何物质欲望都改变不了他的志向。
从这点来看，一个人的志向以德为依据，以仁为依托，又有良好的学术修养，自然不会失却其先后、轻重的次序，使主要的和次要的都能照应到，内的、外的都能得到陶冶，还可以从容不迫地深入领会一切。
达到这种境界，就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了圣人的行列。
31、训曰：圣贤之书所载，皆天地、古今、万事、万物之理，能因书以知理，则理有实用。
32、训曰：吾自幼好看书，今虽年高，万机之暇，犹手不释卷。
33、我等平日凡事能敬畏于长上，则不得罪于朋侪，则不召过，且于养身亦大有益。
34、为学之功，不在日用之外，检身则谨言慎行，居家则事亲敬长，穷理则读书讲义。
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
35、训曰：世之财物，天地所生，以养人者有限，人若节用，自可有余；奢用则顷刻尽耳，何处得增益耶
36、凡人于无事之时，常如有事，而防范其未然，则自然事不生。
37、读书以明理为要。
38、吾人凡事惟当以诚，而无务虚名。
39、凡天下事，不可轻忽，虽至微至易者，皆当以慎重处之。
40、人生于世，无论老少，虽一时一刻不可不存敬畏之心。
41、为人上者，用人虽宜信，然也不可急信。
在下者，常视上意所向，而巧以投之，一有偏好，则下必投其所好以诱之。
朕于诸艺无所不能，尔等曾见我偏好一艺乎
是故凡艺皆不能溺我。
42、凡事暂时易，久则难。
43、现在的人们认为只要是不吃肉就是在持斋了，岂不知古人持斋是和守戒连在一起的，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44、学者诚即事而求之，则可以通三才，而兼备于万事万物之理矣。
45、己不知，焉能断人是非
46、故朕所行事，一出于真诚，无纤毫虚饰。
47、朕为帝王，何等物不可用
然而朕之衣食毫无过费。
3.所以然者，特为天地所生有限之才，而惜之也。
48、慎重者，敬也。
当无事时，敬以自持；而有事时，即敬以应事，务必谨终如始慎，修思荣习而安焉，自无废事。
49、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妇不蚕或受之寒，是勤可以免饥寒也。
50、国家用人，当以德为本，才艺为末。
51、凡有利于人者则为之，凡不利于人者则去之。
事无大小，心自无穷。
52、由一理之微，可以包六合之大；由一日之近，可以尽千古之远。
53、凡圣贤经书，一言一事，俱有至理，读书时便宜留心体会，此可以为我法，此可以为我戒，久久贯通，则事至物来，随感即应，而不待思索矣。
54、虽然，书不贵多而贵精，学必由博而守约，过能精而约之，以贯其多，与博合其大，而极于无余，会其全而备于有用，圣贤之道，岂外是哉
55、人于好恶之心，难得其正。
我所喜之人，惟见其善，而不见其恶；若所恶之人，惟见其恶，而不见其善。
是故《大学》有云：“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
”诚至言也。
56、惟持善心，行合道理。
57、书之在天下，《五经》而下，若传若史，诸子百家，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与物，固无一事之不具，亦无一理之不该。
58、凡爱人爱物，皆爱也。
59、若夫为官者俭，则可以养廉。
居官居乡，只缘不俭，宅舍欲美，妻妾欲奉，仆隶欲多，交游欲广，不贪何从给之与
60、若有事之时，却如无事，以定其虑，则其事亦自然消灭矣。
61、人生凡事故有定数，然而其中以人力夺天工者有之。
62、人之有生必有死，如朱子之言；天地循环之理，如昼如夜。
孔子云居易以矣。
皆圣洁之大道，何足惧乎
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几其长也，亦无非常。
63、读书以明理为要，理明则中心有主，而是非邪正自判也。
64、人之一生，虽云命定，然而命由心造，福自己求。
65、故世之苦读书者，往往遇事有执泥处，而经历事故多者，又每逐事图融而无定见，此皆一偏之见。
66、世之读书者，生乎百世之后，而欲知百世之前；处于一室之间，而欲悉天下之理，非书曷以致之
67、志之所趋，无远弗届；志之所向，无坚不入。
68、为人甚不可被虚意承顺赞美之言所欺，诸凡学问皆以此存心可也。
69、喜庆之辰，易心平气和，语言吉祥。
70、立定脚跟，战胜私欲。
71、至于人生衣食财禄皆有定数，若俭约不贪，则可以养福，亦可以致寿。
72、故朕理天下事五十余年，无甚差忒者，亦看书之益也。
73、凡人于无事之时，常如有事而防范其未然，则自然事不生。
若有事之时，却如无事，以定其虑，则其事亦自然消失矣。
74、人只有一心，心动兴致起，会产生种种思想和考虑。
这种种思虑正确与否，只在一刹那间。
如果一个念头不正确，很快就被发现了，并且及时纠正它，自然不至于离正道很远。
75、天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
故世之苦读书者，往往遇事有执泥处，而经历事故多者，又每逢是圆融而无定见，此皆一偏之见。
朕则谓当读书时，须要体认世务，而应事时，又当据书理而审其事宜。
如此方免二者之弊。
76、尔等凡居家，在外，惟宜洁净。
人平日洁净，则清气著身；若近污秽，则为浊气所染，而清明之气渐为所蒙敝也。
77、人果专心于一艺一技，则心不外驰，于身有益。
78、为学之功有三等焉。
汲汲然者，上也；悠悠然者，次也：懵懵然者，又其次也。
康熙怎么杀的鳌拜，要具体过程
鳌拜被擒 鳌拜画 至此，索尼，苏克被杀，四大辅臣只剩下一个无足轻重必隆，鳌拜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虽然康熙已经亲政，但鳌拜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并不想归政于他。
当时在康熙宫廷中的法国传教士白晋记载说，在康熙十五六岁时，四位摄政王中最有势力的宰相（即鳌拜），把持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六部的实权，任意行使康熙皇帝的权威，因此，任何人都没有勇气对他提出异议。
此时的鳌拜已经对康熙的皇权构成了严重威胁。
康熙决意铲除鳌拜集团。
鳌拜党羽已经遍布朝廷内外，行动稍有不慎，必将打草惊蛇，酿成大变。
康熙决定不露声色，于是挑选一批身强力壮的亲贵子弟，在宫内整日练习布库（满族的一种角力游戏，类似摔跤）为戏。
鳌拜见了，以为是皇帝年少，沉迷嬉乐，不仅不以为意，心中反暗自高兴。
康熙八年（1669）五月，清除鳌拜的时机终于到来。
康熙先将鳌拜的亲信派往各地，离开京城，又以自己的亲信掌握了京师的卫戍权。
这时康熙皇帝早已布好六连环计策，意在生擒鳌拜。
六连环 一连环：康熙和孝庄太皇太后联同“爱新觉罗家族、赫舍里氏家族、钮钴禄氏家族”。
三大家族合并，共同对付鳌拜。
二连环：索尼之子索额图奉命调任康熙侍卫，当天索额图在门外站岗，缴了鳌拜的武器。
三连环：鳌拜所坐的椅子，右上角的腿是锯断又简单粘合的。
因为他面圣，身子要朝皇帝那方倾斜，因此这折了的腿不会用上力。
四连环：十几个布库少年中，最厉害的两个，一个在椅子后面服侍；另一个则端上在开水中煮了一个多时辰的茶杯，给鳌拜送茶。
五连环：将生擒鳌拜的地点选在宽阔的武英殿。
六连环：将训练好的十几名布库少年藏于武英殿内。
此前，康熙召集身边练习布库的少年侍卫说：“你们都是我的股肱亲旧，你们怕我，还是怕鳌拜
”大家说：“怕皇帝。
”一群小毛孩子，其实他们连鳌拜是谁都不知道。
败 擒拿鳌拜当天，鳌拜受皇帝召见，进入武英殿。
在门外，索额图让他交出武器。
鳌拜大意了，心想：就算交出去他们也奈何不了我，再说一个小皇帝能把我满洲第一勇士怎么样呢
于是交出了随身佩剑。
来到武英殿之上，康熙一声令下：赐座
鳌拜就坐在了那经过改装的椅子上。
鳌拜身体向着皇帝，还好那条椅子腿很争气。
否则历史就有可能被改写了
下面都按照原定的计划发展，功夫第二好的布库少年乔装成太监给鳌拜送茶，鳌拜接过茶杯，拿盖子的时候，觉得非常烫，要把茶杯摔了。
但他不敢冲皇帝，因为那样是大不敬。
身子就靠向了那条残废的椅子腿，这时，椅子后面的布库少年用力一推椅子，使鳌拜整个身子连同茶杯都摔在了地上。
布库少年大喊：快来救鳌少保
（这哪是救他啊，这是要活捉他）这时早已埋伏好的十几个布库少年一拥而上。
鳌拜还天真的以为他们是来扶自己的，哪想到他们竟是要擒拿自己
当把鳌拜弄得不能动弹了，康熙突然起身，读起鳌拜的30大罪状来。
当念到“凌迟处死”时，鳌拜挣脱了这十几个孩子。
脱下上衣，露出了满身的伤痕。
指着康熙皇帝“我鳌拜一辈子，哪一天不是为了你们爱新觉罗打天下
你们却如此对我
”康熙原定的凌迟处死鳌拜，已经不能实现了。
后来经各大臣的建议，改为了终身监禁。
一代骁将就这样戏剧性地败在一群少年手下。
赫舍里索尼简介
赫舍里·索尼，生于1601年，卒于1667年。
出身赫舍里氏，正黄旗人。
清朝的开国功臣之一，一等公爵，也是由孝庄皇后指定，辅助康熙的四位辅政大臣之一。
他的孙女赫舍里氏后来成为了康熙的皇后。
康熙六年，索尼去世，谥号文忠，儿子索额图继承其职位和爵位。
人物关系 继任：索额图 爵位：一等公爵 籍贯：哈达部 族裔：满族 旗籍：满州正黄旗 墓葬：西直门外索家坟 亲属：赫舍里·硕色（父） 希福（族叔父） 帅颜保（族弟） 噶布拉（子） 索额图（子） 心裕（子） 法保（子） 格尔芬（孙） 阿尔吉善（孙） 赫舍里氏（孙女，孝诚仁皇后） 小赫舍里氏（孙女，平妃） 人物生平 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时候，因为赫舍里·索尼父子及赫舍里·硕色兄弟皆通晓国书（满语）及蒙、汉文字，特命赫舍里·硕色与赫舍里·希福一起在文馆做官，赐号“巴克什”。
授赫舍里·索尼一等侍卫。
从征界籓、栋夔。
金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赫舍里·索尼随从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攻锦州，侦敌宁远，并有功。
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崩后五日，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在三官庙，召见赫舍里·索尼议谈册立之事。
当时赫舍里·索尼说：“先帝（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有皇子在，一定要立其中之一。
先帝也地下安心了。
”经过了一番争议，决定奉六岁的皇九子爱新觉罗·福临（清世祖）即位。
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清明时节，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摄政王）遣派赫舍里·索尼祭奠昭陵，贝子屯齐揭发赫舍里·索尼与图赖等密谋立肃亲王豪格为帝，罪应处死，最后减轻处罚，据清史稿记载：“夺官，籍其家，即安置昭陵。
” 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亲政，召令赫舍里·索尼回京，官复世职。
累进一等伯世袭，擢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
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清世祖驾崩，遗诏让赫舍里·索尼与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同辅政。
赫舍里·索尼闻命，跪告诸王贝勒，请求共任国政，而诸王贝勒（八大铁帽子王）都说：“大行皇帝（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十分了解你们四位大臣，委托给了你们国家重务，谁敢干预
”于是，赫舍里·索尼等大臣带着小皇帝爱新觉罗·玄烨在大行皇帝灵柩前宣誓。
清史稿上记载，他们说：“先皇帝不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为庸劣，遗诏寄讬，保翊冲主。
索尼等誓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
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遗，不结党羽，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
若各为身谋，有违斯誓，上天惩罚，夺算凶诛。
” 这个誓言，四大辅政大臣最后谁也没有遵守到底。
在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农历3月，赫舍里·索尼与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共同奏请清康熙大帝亲政。
清康熙大帝当时没有立即应允下来，而是下诏褒奖索尼忠心，加授一等公，与以前授的一等伯一起世袭，赫舍里·索尼却推辞不要。
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农历6月，赫舍里·索尼去世，谥号“文忠”，清康熙大帝赐祭葬有加礼。
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农历7月，清康熙大帝同意赫舍里·索尼等大臣的奏章，圣上亲政。
长子噶布喇官当上了侍卫内大臣，是孝诚仁皇后的父亲。
清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孝诚仁皇后驾崩，清康熙大帝授赫舍里·噶布喇为一等公，世袭。
赫舍里·索尼的第二子赫舍里·索额图亦曾为大学士、辅政大臣。
清朝康熙年间的宰相张英
清朝人物张英，（1637—1708），字敦复，号乐圃，清朝人物，清代著名大臣张廷玉之父。
张英为康熙六年（1667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
充日讲起居注官，官至士兼礼部尚书。
康熙十六年（1677年），入直南书房，史载：“每从帝行，一时制诰，多出其手。
”曾充任《国史》、《一统志》、《渊鉴类函》、《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
圣祖尝语执政：“张英始终敬慎，有古大臣风。
”康熙四十年（1701年），以衰病求罢，诏许致仕。
书房自书对联：“读不尽架上古书，却要时时努力；做不尽世间好事，必须刻刻存心。
”晚年隐居安徽桐城龙眠山。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帝南巡，张英迎驾于江苏淮安，帝赐御书榜额，随至江宁。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帝再度南巡，张英迎驾于江苏淮安清江浦，仍随至江宁。
卒谥文端，雍正时赠太傅。
著有《聪训斋语》、《恒产琐言》、《文端集》等。
据《桐城县志》记载，康熙时期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老家人与邻居吴家在宅基地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家人飞书京城，让张英打招呼“摆平”吴家。
而张英回馈给老家人的是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家人见书，主动在争执线上退让了三尺，下垒建墙，而邻居吴氏也深受感动，退地三尺，建宅置院，六尺之巷因此而成。
在安徽安庆，流传着这样说法：“父子宰相府”、“五里三进士”、“隔河两状元”，指的是张英家庭。
张英的儿子是大名鼎鼎的张廷玉，热播的影视剧《康熙大帝》、《康熙王朝》和《乾隆王朝》中都有他的重要身影。
张廷玉（1672－1755）为康熙时进士，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乾隆时加太保，为官康、雍、乾三代，历半个世纪宝刀不老，为二千年封建官场之罕见。
他有这样的官场作为，应该说是他得益于父辈、祖辈淡泊致远、克已清廉的家风。
六尺巷在父辈那里宽了六尺，而在他的心胸中又宽了万丈，“心底无私天地宽”，无私的心胸因此坦荡而无垠
张英、张廷玉父子是安徽省著名历史人物，二人在清初康、雍、乾盛世居官数十年，参与了平藩、收台湾、征漠北、摊丁入亩、改土归流、编棚入户等一系列大政方针的制订和实行。
对稳定当时政局，统一国家，消弭满汉矛盾，强盛国计民生都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二人为官清廉，人品端方，均官至一品大学士，是历史上著名的贤臣良相。
同时二人还是史家公认的学者大儒。
在张家官运的背后是康雍乾三世，他们是清代有作为的皇帝，在有作为的皇帝身边溜须拍马，邀宠作奸是没有市场的，特别是雍正皇帝，为政不长，却厉行，一生勤于国政，“崇俭而不奢”，“毫无土木声色之娱”。
张廷玉记录雍正：“上进膳，承命侍食，见一于饭颗并屑，未尝废置纤毫
”饭粒落于桌上也不舍弃
在张家高官的背后，是威严自律的帝国皇帝。
当时的清王朝尽管帝王自律而有作为，但对汉人仍提防有加，防汉人颠覆政权，大兴，高官厚爵们也伴君如侍虎，如履薄冰。
张家人低调屈身，也成自然，据载，张廷玉之子张若霭殿试得一甲第三名（探花），张廷玉跪求雍正换人，以留得名额给天下平民英才，因为张家已太多出人头地的机会了。
雍正深为感动，将其子降级任用，可见张家谦卑公允之心昭昭可鉴日月。
张英曾祖张淳为明隆庆二年进士，官至陕西布政使。
祖父张士维，官至中宪大夫，抚州知府。
父张秉彝为贡生。
叔父张秉文，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进士，官至山东左布政使；叔父张秉贞，崇祯四年（1631年）进士，后降清，官至兵部尚书。
张英以下，家族更是人才辈出，家族六代共出进士十三人，其中入翰林者十二人。
张英长子张廷瓒，康熙十八年（1679年）进士，入翰林，官至詹事府少詹事；次子张廷玉，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进士，入翰林，官至保和殿大学士，雍正时设立军机处，最初典章皆出其手，与鄂尔泰等同为军机大臣，且恩遇最隆。
张英、张廷玉父子二代为相，“父子双学士，老小二宰相”、“门第荣耀，世不多见”，是中国历史的美谈。
梅兰芳的爱国故事
1937年8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爆发。
日寇占领上久，得知蜚声世界剧第一名旦梅兰芳住在上海，就派人请梅兰芳到电台讲话，让其表示愿为日本的“皇道乐士”服务。
梅兰芳洞察到日本人的阴谋伎俩之后，便决定尽快离沪赴港，摆脱日寇纠缠。
于是他一边给日本人带口信说，最近要外出演戏，一边携家率团星夜乘船赴港。
梅兰芳来到香港后，深居简出，不愿露面。
为了消磨时光，他除练习太极拳、打羽毛球、学英语、看报纸、看新闻外，把主要精力用来画画。
他喜欢画飞鸟、佛像、草虫、游鱼、虾米和画外国人的舞蹈。
这些作品，家人和剧团人员看到后十分高兴，都说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美感和欢乐。
1941年12月下旬，日军侵占香港，梅兰芳苦不堪言，担心日本人会来找他演戏，怎么办
他与妻子商量后，决心采取一项大胆举措：留蓄胡子，罢歌罢舞，不为日本人和汉奸卖国贼演出。
他对友人说：“别瞧我这一撮胡子，将来可有用处。
日本人要是蛮不讲理，硬要我出来唱戏，那么，坐牢、杀头，也只好由他了。
” 1942年1月，香港的日本驻军司令酒井看到梅兰芳留蓄胡子，惊诧地说：“梅先生，你怎么留起胡子来了
像你这样的大艺术家，怎能退出舞台艺术
”梅兰芳回答说：“我是个唱旦角的，如今年岁大了，扮相也不好看，嗓子也不行了，已经不能再演戏了，这几年我都是在家赋闲习画，颐养天年啊
”酒井一听，十分不悦，气呼呼地走了。
过了几天，酒井派人找梅兰芳，一定要他登台演出几场，以表现日本统治香港后的繁荣。
正巧，此时梅兰芳患了严重牙病，半边脸都肿了，酒井获悉后无可奈何，只好作罢。
翌日，梅兰芳感到事态十分严峻，香港也成了是非之地，不能久留。
于是他立即坐船返沪，回到阔别三年多的上海老家。
编辑本段夫人献计 躲过劫难 国民党亲日派首领、大汉奸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后，自任主席兼行政院长，并在上海大都市设立特务机关。
特务头子吴世宝提出要宴请梅兰芳，并劝梅作一次慰问演出。
消息传来，梅兰芳心头一震，自言自语地说：“才出虎穴，又入狼窝，这世道怎能让人活下去
”梅夫人见丈夫忐忑不安，茶饭不思，便说：“不行的话，明天我去赴宴，与他们周旋。
” 次日，梅夫人来到汪伪政权特务机关的76号宅院。
特务头子劝她说：“几年不见梅老板，听说蓄起了长长的胡须，是不是为了在国民面前要个面子
我看大可不必，太太应该关心他才是。
如今日本人当道，还是识相点为好。
”梅夫人当即回击说：“梅兰芳是个中国人，岂能出卖祖宗、放弃节操
”特务头子听后勃然大怒，指着梅夫人恶狠狠地说：“梅老板唱了几十年的戏，大概还没有领教过我吴某所导演的‘舞台’吧。
”说完，硬领着梅夫人去看铁门里血淋淋的刑具，接着又陪梅夫人赴宴。
梅夫人坐在桌边，始终不动嘴巴，不动筷子，以沉默抗争。
特务头子便伸出罪恶之手，端来一铁罐硝镪水进行威胁，梅夫人毫不畏惧，镇定自若地说：“硝镪水岂能毁掉他的国格和人格
”言罢，拂袖而去。
梅夫人回到家中，向丈夫细说了这一切。
梅兰芳深感局势严重。
就在这关键时刻，梅夫人想起在香港以牙痛驱走日本人的经验：“你放心，事到临头，我自有应急办法。
”第二天，当闻听日本人要来，她便吩咐儿子从抽屉里拿出一支四联防疫针，找出针筒，要梅兰芳赶快躺在床上，注射针药。
不一会，梅兰芳真的开始发起高烧来了。
日本人来后，摸了梅兰芳滚烫的额头，只好无奈地摇着头走了。
《大明王朝》是谁写的
和平写的。
也就是《康熙大帝》、《雍正王 》的作者。
以下是参料 “（创作《大明王朝1566》我口述，助手打录。
这时刘和平已经不存在了，道家思想中‘无中生有’的状态出现了，闭上眼睛，我是‘无’的，而人物一一‘附体’，于是就产生了作品中的‘有’。
” ——刘和平 刘和平，祖籍湖南邵东，长于湖南衡阳，50年代生，自认是最后一代汉人。
幼辍学，从父读书。
编有《甲申祭》、《雍正王朝》、《沧海百年》等剧作，为国家一级编剧。
好从字里行间读史，被聘为南开大学兼职历史教授。
随着本月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的热播，其同名电视小说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书的作者兼电视剧总制片人、编剧刘和平。
在谈到创作理想、成书与拍摄过程时，刘和平那种要“于世有补”的入世精神，以及湖湘人士独有的“挺”、“忍”处世原则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越来越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受老子影响很深的人，从写作理念，到人生态度。
这种影响成就了他的创作，也使得他认为人生枯淡无味，无可留恋，“人之大患，在吾有身”，现在饭蔬饮水，起居如僧，不过是“带着肉身在修行”。
关于成书过程：“我准备了一辈子” 记者：《大明王朝1566》这部书虽然长达70多万字，但听说您在写作时并没有拟出创作提纲
刘和平：这本书不能有提纲，因此我才用了一种随物赋形的写法，同行们戏称为“太极结构”。
首先从天象说起，也就是从“无极”说起，书的开头就说嘉靖39年整个腊月到40年正月十五都不下雪，然后说到“太极”，太极先是生太阴，这个太阴就是嘉靖，由于只有太阴在发动，所以开始时的局面乱成一团，接着阴极阳生，太阳出来了，海瑞就是太阳。
嘉靖、海瑞这两个人是故事的发动机，周围所有的人都是八卦，都围绕阴阳两极，也就是这两个人旋转。
八卦是不断是变爻的，怎么变，要变出来才知道，所以我不敢也不能事先列出提纲。
写着写着，有时发现太阴太阳都停下来，也就是嘉靖和海瑞都没戏了，可周围的八卦还在转动，我只有去写嘉靖、海瑞周围的人。
这样写其实挺难的，一是要有大量的细节描写来支撑，二是在写每一个人的时候，都要揭示他深层的心理奥秘和隐蔽的行为动机。
所以我最不喜欢别人问我“这章节写的是什么”、“那章写的又是什么”，人物关系都是“你生于我”、“我中有你”的，历史和生活也是这样，没有完全明确的分野。
记者：为写此书准备了多长时间
刘和平：写书前我只做两方面的具体准备，一方面是史料的准备，另一方面是“思”的准备。
等到创作时就把“思”丢掉，把“理”找出来，用大历史观来观照想要表现的那一段历史。
剩下的就是“想”，进入到想像空间。
我口述，助手打录。
这时刘和平已经不存在了，道家思想中“无中生有”的状态出现了，闭上眼睛，我是“无”的，而人物一一“附体”，于是就产生了作品中的“有”。
这样很耗精力，我几乎有一半时间是打着点滴来写。
从精神方面来说，为写这部书，我个人也已经准备得很久很久了。
我想我是准备了一辈子。
关于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忧患意识与“不可名言” 记者：作为历史小说的作者，如何处理历史与文学、虚构与史实的关系向来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处理不好很容易被诟病。
刘和平：我觉得在这部书中，我完成了“两个突围”：对于传统模式下小说的叙事方式的一种突围；对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如何突破所谓史实的约束的一次突围。
史学研究是落在“研究”两个字上，或者说历史考证是落在“考证”两个字上，而文学创作是落在“创作”两个字上。
试想一部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你不允许它创作，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现在历史题材的小说和戏剧、电影都面临着一种困境。
尤其是历史剧，它还不同于小说。
在小说中作者可以跳出来发言，甚至直接把史学界的一些观点转换成文学语言表达出来，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所谓的“缺乏历史真实性”的问题。
可历史题材的戏剧、电影就不同了，它要求人物自己说话，这样一来，一度创作的作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编剧，他在面对既要尊重历史真实，又要构建戏剧性这两方面的要求时，就带来了永远难以妥协和互让的矛盾。
其实这个矛盾在几百年前就已得到解决。
最著名的是英国的莎士比亚。
中国的《三国演义》是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也很好地解决了这个矛盾。
《三国演义》的出现是对文史不分的一种突围，就是在文学眼中的历史终于有了独立的位置，这个位置的取得花了中国几百年的时间，是通过无数代人的努力所完成的。
包括宋代的说唱艺术，元代的戏曲，在中国民间通过多种文艺形式，说唱后世无数人心目中的历史。
到了明代才水到渠成，先是出现了《水浒传》，然后是《三国演义》，直接冲击官修史学。
今天有一些观点，认为《三国演义》说的就是当时一种完全正统的思想，但很少人从里面读出另外一层意思，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在深深怀念着汉民族的最后一个英雄时代。
可以看出生活在明朝的那些汉人，对曾经的汉人群星璀璨的时代的再出现，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呼唤，所谓汉、晋，不过是一个表象。
我自认是最后一代汉人，在今天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大河文化（指农业文明）逐渐走向海洋文化（指商业文明）的时候，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否认自己原本是从大河文化，也就农耕文明中来的。
克罗齐说“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历史转型时期，我们这个民族在逐渐丢掉几千年来大河文化留给我们的历史精神遗产，包括优秀的传统文化。
我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深入骨髓，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也是许多中华民族的传人不愿看到的。
这就出现了近几年呼唤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回归的思潮。
当一种新的思潮来临的时候，你进入其中，并且用作品来表现这种思潮的时候，它本身承载了一种责任感、使命感，因此作品一出来，就一定会得到强烈的共鸣。
我2005年3月开始写《大明王朝1566》，电视剧2006年3月开机，2007年1月播出，运作速度之快在行业内被称为奇迹。
我其实心里很明白，这是因为人们呼唤某个东西已经够久了。
记者：也就是说选择嘉靖朝最后五年作为《大明王朝1566》的历史背景，您的创作初衷源于文化转型时期的忧患意识
刘和平：《大明王朝1566》只写到嘉靖之死，我还会写一部《大明王朝1587》来讲后面的事情。
是这个题材选择了我，而不是我选择了这个题材。
就像是《三国演义》选择了罗贯中，而不是罗贯中选择了《三国演义》。
当然，我不能跟罗贯中比，我说的是一种文化现象。
我写这本书也是因为海瑞引出来的。
最早是海南省和海口市的领导、也是我的朋友请我去，希望我写海瑞，宣传海瑞。
其原因之一是某中央领导在视察海口时打破行程，专门去凭吊海瑞墓。
海瑞的精神在今天仍然深深感动着我们，为何不宣传海瑞呢
这决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社会思潮的呼唤。
当农业经济转为商业经济时，要永远记住民族精神不能丢，人们不能过于趋利、趋乐。
须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记者：在历史小说里，无论是忧患意识还是人世感悟最后都要通过文学手段来表达。
刘和平：最伟大的史书是史诗而不是其他，这个史诗不是指狭义的史诗。
司马迁的《史记》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说史以外，写历史的人还要用文学赋予历史以精神。
我很清醒地知道到我是在进行文学创作，用文学手法表现历史题材，创作者只有一个任务，就是传历史之神——这就是我的追求。
在文学创作者那里，最后只剩下一个真实，就是“心的真实”，这是终极真实，而不是所谓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
达到了这个真实，读者就不会斤斤计较于历史，他宁愿相信，作者笔下的人物就是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就是嘉靖、就是海瑞。
怎样摆脱历史对文艺作品的束缚这是一道门槛，其实用道家的智慧，这个门槛会一下跨越。
老子思想中有一个核心话题是“不可名言”，不要去说它是什么，而去说它不是什么。
比方说嘉靖，不要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但可以去说他不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不要去说严嵩是一个大奸臣，可以去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首辅。
关于嘉靖和海瑞：两个人都是精神的囚徒 记者：前面聊了不少“道”的层面的东西，现在谈谈技术层面的事吧，对读者来说，更关心的可能还是一些具体的问题。
特别是历史题材的作品，作者免不了要被问及一些与历史有关的话题。
刘和平：其实我不太愿意把我的历史观点说给读者和观众。
有媒体让我向对明朝历史感兴趣的读者推荐一些我认为不错的书，我的回答是我不好推荐大家去读什么书。
每个人的口味不同，如果说真的对历史感兴趣，那么就去书店翻一翻，翻到哪本书觉得有意思了，就去读哪一本。
任何人的建议都是一种干扰。
但既然我们在说《大明王朝》这本书，这些肯定也要谈的。
你问吧。
记者：我记得钱穆《国史大纲》解读明史一章引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云，“有明一代政治之坏，自高皇帝废宰相始”，据钱先生分析，明代为中国历史政治的转折时代，自此中国历史方自“尊师相，抑君权”之传统士大夫政治真正进入帝王专制时期，其中所产生的流弊远播后世。
您怎么看待明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以及所凸显的历史问题
刘和平：我用四个字来概括一下吧。
明朝人特别是我书中所写的那个时代的人都生活在“困境人生”之中。
中国封建专制体制到了明朝，几乎达到一个顶峰，最严重的问题是“朝廷不分”、“家国不分”。
记者：全书开头就写廷杖大臣。
刘和平：我就是想用廷杖这个细节，几板子打出明朝王权主义到了极致的本质。
“家国不分”带来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社会利益的分配问题。
这可能和明朝开国皇帝的身份有关。
凡是平民皇帝夺得天下，“家天下”的感觉都要比贵族社会强烈。
明朝有一个奇怪的矛盾现象，因为只要是封建体制，就离不开使用文官集团来统治偌大的农民国家，可朱明王朝除了隆庆外，其他皇帝都心理扭曲，“反智”、“仇富”得厉害。
记者：可隆庆只在位6年。
刘和平：这是很可惜的事，而且后人对他的一生有一个错误的评价，认为他懦弱、无能，只知耽于酒色，我在书里写的裕王也就是后来的隆庆不是这样的。
明朝的分封制从朱元璋始，全国各地的藩室宗亲都拥有大量财富，而最大的经济利益即得者就是皇帝，王权操控经济的现象到了极致。
尤其是我书中所写的年代，嘉靖27年不上朝，但有一件事他乐此不疲，就是每天躲在宫里算帐。
可以说当时真正的户部尚书，就是嘉靖本人。
记者：说到嘉靖，我记得在书前面描写各种权力斗争的铺陈之后，第十三章第13幕“玉熙宫大殿”里，皇帝、内阁（裕王集团与严嵩集团）、宦官集团的三大权力交锋尤为出彩，其中嘉靖作为一代雄猜之主的驭人之术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历史上的嘉靖果真有此手腕
您怎么看待嘉靖这个人
刘和平：到嘉靖这个时期，是每个人都难以找到自己人生位置的时期，因为天下第一人就找不到自己的人生位置。
嘉靖的人生正确位置应该是“圣主贤君”，但这样一来，他就要成为国家的奴隶。
雍正是心甘情愿作最大的奴隶，但嘉靖不同，他有着从老庄那里学来的智慧，他不想这样生活。
他认为既然上天选择他当皇帝，他就当皇帝，但个人生活要自己来掌控。
他在做皇帝和做人之间找到一个最好的生存点――“无为而无不为”。
于是才出现大明王朝唯一在任二十年的首辅严嵩。
嘉靖是经历过“大议礼之争”的皇帝，深深知道一旦手里有权，就要面对天下责任，掌握利益分配，这个权力背后其实是骂名，也就是意味着每天的日子都过不好。
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是最简单也是最复杂的政治体制，真要勤政24小时不睡觉也做不完，还是要懂得“甩手大掌柜”的道理。
他的不上朝只是形式，他知道“不可名言”的含意，于是就用这种方式治理国家，比如拿一件东西给朝臣，让他们去揣摩圣意，作为皇帝，他从中也得到乐趣。
权力最终是带来乐趣。
他最后不杀海瑞，就这一点历史就对他刮目相看，崇祯勤政17年，最后的结果是杀了袁崇焕。
记者：海瑞在书中是否太完美了些
黄仁宇认为海瑞的失败在试图用道德解决制度问题，因为明代官僚俸禄极低，几乎到无人不贪的地步，海瑞死后才留下20两银子，要求众多官僚达到如此道德境界几乎不可能。
刘和平：海瑞是中国封建腐败官场的恐怖分子，他采取的都是自杀性袭击行为。
他是大明王朝的“金刚化身”，张居正所说的“国之利器”，是难能可贵的人。
海瑞是向整个腐败的大明王朝宣战，但最后他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堂吉珂德，他并没有敌人，谁都不是他的敌人，他只是在和风车作战。
海瑞性格的形成有许多方面的原因。
当时理学盛行，有很多洁身自好的人，用精神层面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人生，在海瑞的家乡，就产生了像写《大学衍义补》的丘竣这样的人物。
但这个大背景还不足以造成海瑞。
他本身有回族血统，其祖上叫海达尔，据说是元朝时候从中东过来的。
他虽不是纯粹的汉人出身，祖上几代传下来也已接受了汉族的文化，但血液中的宗教因子还是有的。
另外海瑞出生、成长于海南岛，那里当时可称之为穷乡僻壤，物质生活水平非常之低下，再加上他4岁丧父，从小由寡母带大，必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恋父情结。
其母教他“尔虽无父，既食君禄，君即尔父”，他把嘉靖当做了父亲。
最后三法司就是以“儿子辱骂父亲大不敬”的名义定海瑞的罪。
记者：而嘉靖这个猜忌的皇帝对这个罪名也认可。
刘和平：嘉靖也默认了。
三法司的意思其实就是“这是您的儿子，杀与不杀您做父亲的来决定”。
后来嘉靖也没杀海瑞。
嘉靖和海瑞，一个是最高权力境界的孤独者，一个是最高道德境界的孤独者，他们互相懂得。
而在我的心目中，对这两个孤独者都有着非常强烈的感情共鸣。
他们都生活在困境之中，嘉靖不愿做最大的奴隶，却把自己变成了最大的囚徒，27年不上朝，足不出丹房，自己软禁了自己；海瑞在自己的精神中建盖了一座牢房，为原则可以牺牲一切，对自己制定的原则绝对不放弃。
两个人都在坐牢，两个人都是精神的囚徒。
记者：除开主线叙事外，书中的支线情节及次要角色也都各具特色，比方深通官场游戏规则的商人沈一石、失意士大夫高翰文、抗倭名将戚继光等等，有意思的是，这三人分别代表了明代经济、政治、军事各弊政下生存的人物，他们有能力却都失败了———戚对军事制度的改革最终失败，嘉靖时已是勉力支撑。
分别谈谈这三人的失败根由吧。
刘和平：“没有真正的贤臣，贤与不贤有时候也由不得他们。
” 记者：这个是嘉靖驾崩前说的话吧。
刘和平：是。
当时所有的人都生活于困境之下：沈一石是皇权操纵经济下的典型的牺牲品，高翰文是中国知识分子另类的写照，戚继光在书中的结局还不算太失败，基本上得其所哉。
唯有一个人，相对他人的境况比较超脱，这就是李时珍。
记者：这个李时珍是指历史上的李时珍还是您心目中的李时珍
刘和平：是我心目中的李时珍，因为我觉得像李时珍这样的人，不单单是一位名医，他的人生应该有这样的超脱。
关于个人：我的肉身只是一个工具 记者：《大明王朝1566》的扉页上印着“献给父亲”的字样，您也提到自己早年是“从父读书”。
刘和平：我父亲解放前做过记者、主编，解放后是剧团的编剧，母亲是戏曲演员。
我从小在剧场里长大，13岁休学，从父读书，15岁和父亲一起被下放到湖南农村，生活非常艰苦，每天我和父亲一前一后推车，两个人还比不上别人一个人。
但对我来说是一段幸运的时光。
当时村中有他们抄家得来的很多书，经史子集，各种各样的书都有。
我们白天出工，晚上一灯如豆，我和我父亲对坐读书。
我记得我当时想写古诗，父亲说那是一件难事，劝我不要写。
时隔不久，我写了一首平仄准确、中规中矩的七律拿给他看，他大吃一惊。
《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都是那时候背诵下来的。
我现在写书，古书上的一些话可以信手拈来，主要是因为有这份童子功。
记者：可惜您的父亲生前没有看到这本书。
刘和平：连《雍正王朝》他都没有看到就去世了。
所以我在书的前面说“献给父亲”。
记者：一个作者在写书时只要面对自己就可以了，但作为制片人，每天都要和各色人等合作，处理各种关系。
作为一介书生，如何应付
刘和平：作为一件事情的组织者，要用人格力量去感染别人。
在作制片人的过程中，第一，个人要素丝不染，几千万的投资虽都是我一个人拉来的，但直到现在，我名下4万元的宣传、交际费用还没有用完；第二，剧本本身也使所有参加拍摄的演员都兴奋不已，带着敬畏感和敬业心来面对这部作品，这比任何行政手段都管用。
作为一个喜欢历史的人，我从传统文化中悟出很多道理。
在电视剧的拍摄过程中，我基本上像嘉靖一样，隐身在幕后，在挑选好张黎导演等国内第一流的创作班子后，我就做甩手大掌柜，把具体事情交给“二掌柜”去做。
另外一条，是控制好财务。
记者：您喜欢做那些每天必须完成的事务性工作吗
刘和平：非常地不喜欢，也只好“知不可为而为之”了。
为了自己的责任感、使命感，敬畏心和感恩心我会坚持去做。
我是湖南人，这就要说到湖湘文化。
曾文正公说过，干大事者必须有两个字，一是“忍”字，二是“挺”字。
这也是我的生命感悟。
除了忍和挺，还要“于世有补”。
当你只剩下精神的时候，在别人看来很困难的事情，因为精神的强大会完成的。
我现在做制片人，就是想把自己写的东西拍成一部不走样的电视连续剧。
我的肉身只是做这件事的一个工具。
包括写书，虽然很没有成就感，但一定要把它完成，我得完成我作为工具的使命。
所以我常抱着两种心态创作，一种是感恩心，一种是敬畏心。
“小车不倒只管推”，一切由不得我来选择。
记者：您受老子影响很深啊。
刘和平：我哪一天写不出东西了，就去出家，去落发受戒，在某个寺庙里做个方丈。
我现在特别能体会到曾文正公所说的“心力交瘁，但求速死”，活着的确是了无生趣。
我对生命一点都不留恋，也不热爱，每天除了工作，就是为了肉体的生存而吃东西、睡觉，也没有任何嗜好。
立德、立功、立言都与我本人无关。
老子说“人之大患，在吾有身”，我觉得现在自己不过是“带着肉身在修行”。
记者：求仁得仁，亦复何怨。
刘和平：我是求难得难，不难还要我干什么。
未来的生活我早已做好准备，我会按我的想法身体力行。
《大明王朝1566》，刘和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59.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