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思想是什么
维新思想主要存十九世纪末和世纪初，介于清末洋务运动和民年民主共和思想之间，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领袖人物。
发端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维新思想，在甲午战争后蓬勃发展，并掀起了一场变法维新政治运动，但在清末民初，转向保守而渐趋沉默。
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是儒家学说主张的“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伦理观念。
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的独立与生存受到威胁，封建传统政治思想也遭遇挑战，洋务运动、变法维新、辛亥革命先后上演，维新思想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他们从洋务派中发展出来，超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由学习西方的“船坚利炮”发展到政治层面，积极主张变法维新和君主立宪，但遇到了失败。
最后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传播之时，退出了历史舞台。
一、维新思想的发展历程 (一)背景 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的失败，残酷打击了仍沉醉于天朝大国迷梦中的国人自大心理，以当时一大批开明封建士大夫为主体的有识之士逐步认识到清政府统治制度的腐败和改革的必要性，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先进的技术对中国构成的优势，主张向西方学习，形成了 “经世致用”的学说。
如魏源的著作《海国图志》，有句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即是典型。
而维新思想正是从这些经世致用思想衍变而来的。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所谓“洋务运动”时期。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恭亲王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新兴官僚，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和西方列强技术的先进，开展了洋务运动，但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试图挽救封建传统统治，主要是学习西方的工商科技，而不想对政治制度作任何改革。
洋务思想虽然有别于维新思想，但洋务运动使一批知识分子进一步见识了西方社会的各个方面，是早期维新思想形成的催化剂。
（二）早期维新思想的形成 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从洋务派中逐渐分离出一部分人，形成了早期的维新派，代表人物有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
早期维新思想形成于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前期，是对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政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一种早期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时代思潮，它反映了当时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势力的各种要求，主张用和缓渐进，以不对封建制度作根本变动的方法，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作全方位的改革。
他们大多是洋务运动的支持者，也主张学习西方的工商科技；同时也建议作政治制度改革，向往西方的议院民主政治。
早期维新思想，还只是针对具体问题提出一些改革主张，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也没有付诸行动，但为戊戌变法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维新变法思想的成熟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利，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救亡图存成了中国社会的急迫需求，由此维新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
这一时期的维新思潮以1895年的“公车上书”为起点，直到“百日维新”告一段落。
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效与中国洋务运动挫折的对照，使中国知识分子反思，必须从政治制度领域入手，康有为等在“公车上书”中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一、下诏鼓天下之气；二、迁都定天下之本；三、练兵强天下之势；四、变法成天下之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变法思想纲领。
[①]期间维新派出版了一系列杂志和著作，如《时务报》《湘报》《新学伪经考》《仁学》《天演论》等，还演变成一场政治运动。
维新运动的高涨，引起封建顽固势力的仇恨和攻击，于是一场维新派与顽固派的论战开始了。
洋务派也站在顽固派一边，形成了维新派与顽固派、洋务派的尖锐对立。
封建顽固势力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来反对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思想武器。
论战主要是围绕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提倡西学、改革教育制度等问题进行的。
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维新政治思想的实践遇到了巨大的挫折。
（四）维新思想的落伍 康梁逃到日本后，继续大力宣传维新思想，特别是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影响很大，他们继续主张开民智、兴民权、呼吁振兴实业，发展教育、宣传科学，形成了一股政治思潮。
但是改良派无论如何张扬自己的理论，比起后期兴起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是落后了。
两股政治思潮曾就民主革命的是非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改良派沦为了保皇派，仍然竭力维护腐朽的清政权，因此退出了历史主角的地位。
严复和康有为在中华民国成立后，还先后参与帝制复辟，仍然主张君主立宪，为社会所抛弃。
康有为于1912年在北京建立孔教会，被袁世凯所利用，形成了以尊孔为基本内容的复古思潮，大力鼓吹封建的纲常伦理，阻碍了民主思想的深入传播。
严复参加了以杨度为首的促进帝制的筹安会，成为拥护袁世凯复辟称帝国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
康有为此后仍然固守其复辟派的立场，主张还政于清，于1917年与张勋一起拥戴溥仪复辟，展开了一场闹剧。
二、维新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早期维新思想的主要主张 早期维新派的思想，反映了正在兴起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早期维新派在经济上主张振兴工商业，在文化上主张兴办学校，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
他们有的还主张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
他们从洋务活动中体会到，洋务派单纯照搬某些外国的制造技艺是不够的。
他们主张，不仅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更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
如冯桂芬的维新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名著《校邠庐抗议》中，他指出清政权的弊政“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产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第一次明确具体地提出了内政、外交、军事、文化全面改革的必要，如博采西学、废除八股文、改革科举、奖励科技人才、减均赋役、发展农业、兴修水利等；他主张“采西学”、“制洋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王韬于1874年创办《循环日报》评论时政，以《弢园文录外编》最能反映其政治、经济思想。
王韬鼓吹中国必须变法，兴办铁路、造船、纺织等工业以自强，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变法”的口号。
他在探讨君主制制度下的君民关系时，提出了重民思想，介绍了西方国家“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政治制度，最早提倡废除封建专制，建立“与众民共政事，并治天下”的君主立宪制度。
薛福成先后出任驻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的使节，广泛了解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他的《筹洋刍议》最能反映其主张变法维新的思想，他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致力于介绍西方科技政治，曾盛赞欧洲君主立宪制度“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
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是早期维新派中具有典型性的书籍。
《盛世危言》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
他竭力主张速行君主立宪；广办报纸；改革官员选拔制度，官吏应由民选产生；发展教育，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等新式人才的培养；改革科举考试，增设格致、电子、医学等新科目，录用精通西学的人才。
在经济方面，郑观应提出了著名的“商战”理论，“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主张以商立国，以工翼商。
这样的主张就和洋务派的宗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了区别。
（二）维新变法思想的主要内容 19世纪90年代，维新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
以康、梁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人士是中国19世纪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站在时代前沿，顺应世界历史潮流，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相结合，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奠定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努力扩大维新变法思想的传播，造就维新变法的人材，形成了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潮。
90年代初，康有为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招徒讲学，阐发维新变法的思想。
康有为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的道理。
他把进化过程划分为三大阶段：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
“春秋之义，有理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而每一世都有他相应的政治制度，君主专政适于据乱世，君主立宪适于升平世，共和制度适于太平世。
当人类从较低的社会层次发展到高层次，政府的形式也要相应改变。
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在社会上引起极大轰动，被称为“思想界之大飓风”。
梁启超在上海担任《时务报》主笔期间，发表《变法通议》等论文。
梁启超的文章文笔犀利，饱含激情，通俗新颖，富有哲理性。
宣传“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
猛烈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守旧，阐述变法图存的道理。
认为只有实行变法才是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
严复也对封建专权制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他呼吁变法图强，挽救危亡；创办《国闻报》，编辑《国闻汇编》，宣传维新思想。
他的译著《天演论》在1898年维新运动高涨之际正式出版销行，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代表资产阶级的译著，以崭新的理论启迪了中国长期为封建主义所笼罩的思想界，”物竞天技、适者生存”，进化论成为当时及此后的主流思潮。
他主张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理论 ，是其救国方案的主要内容。
（三）戊戌变法的主要内容 戊戌变法指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
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
政治方面，准许官民上书言事；取消闲散重叠机构，裁汰冗员；废除旗人寄生特权。
经济方面，京师设立铁路矿务局和农工商总局，保护农工商业的发展；奖励创造发明；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决算；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
军事方面，裁撤绿营，精练陆军，改习洋操；实行征兵制；添设海军。
文化教育方面，开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兼习中西文科；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设经济特科；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准许设立报馆、学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
但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
因此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
（四）后期复辟思潮的主要内容 一是攻击和否定民主主义思想，肯定和颂扬封建的孔孟之道，宣扬非孔孟之道不能为立国之精神，其出发点是从国家政治思想角度抨击民主制，全面否定资产阶级民主理论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民主共和制。
二是攻击民主共和制度不适宜于中国国情，认为国人民主意识淡薄，不懂得民主政治，正是因为民主理论的宣扬导致当时的中国“欲为强国无望也，欲为富国无望也……终归于亡国而已矣”。
[②]三是鼓吹君主制，宣扬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
三、维新变法思想的深远影响 维新变法思想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种政治思想，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1、它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
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总体上符合历史发展趋势。
2、它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
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希望通过变法使中国走向强大，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激发人民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
3、它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
资产阶级接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特别是严复的《天演论》影响深远。
4、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
正是由于维新变法思想的先行作用，使后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思想有了理论基础；同时也正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让民主革命家们看到非革命不足以实现根本的变革
张之洞与洋务运动的故事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
汉族，清代直隶南(今河北南皮)人，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其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对其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甚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主要实业 张之洞的实业主要两件，一件是督办芦汉铁路（卢沟桥——武汉，大名鼎鼎的京汉铁路，曾记否，北伐时京汉铁路大罢工），另外一件是把内陆武汉打造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
以芦汉铁路的修筑为契机，张之洞为了“图自强，御外侮；挽利权，存中学”，在他主政的18年间，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应商战、劝农桑、新城市、大力推行“湖北新政”。
以武汉为中心，他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机器厂、钢轨厂、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居全国之冠，资本总额约1130万两白银。
汉阳钢铁厂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并形成了以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为龙头的湖北工业内部结构，武汉也一跃而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
一些国内有影响的民营企业相继产生。
湖北的近代工业体系已初步奠定。
湖北经济亦由此跨入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
汉口由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
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后，便主持兴建湖北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等重型企业。
汉阳铁厂于1894年建成投产，开炉炼钢。
炼铁厂共有铸铁厂、打铁厂、机器厂、造钢轨厂和炼熟铁厂等6个大厂，4个小厂，两座钢炉，工人3千人，外国技师40人，这是我国第一个近代大型钢铁工厂。
炼铁需要铁砂和煤等原料和燃料，于是张之洞又派德国技师在大冶附近勘察，发现此处铁矿蕴藏丰富，从而又兴建了中国第一个用近代技术开采露天铁矿——大冶铁矿。
张之洞先后下令开发大冶三石煤矿、道士茯洑煤矿、江夏马鞍山煤矿和江西萍乡煤矿（安源煤矿，太祖发迹的圣地）。
这样，就以炼铁厂为中心，兼采铁、和采煤和炼钢为一体，创建了我国近代第一个、也是远东第一座的钢铁联合企业。
它的建成，标志着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兴起，为我国重工业开了先河。
除此之外，张之洞还创建了我国首家系统完备的军工厂——汉阳兵工厂，“汉阳造”从此闻名天下（曾记否，汉阳步枪在八年抗日战争都在用），在中国近代军事建设以及国防中起到重要作用。
芦汉铁路建成之日，也是张之洞督办粤汉、川汉铁路之始。
在其督鄂期间，湖北武汉在商业、工业、教育、金融、交通等方面确实取得了长足发展，成为武汉城市早期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界标。
另外，“湖北新政”之所以成功，制度创新是关键。
据统计，张之洞督鄂期间，设置各类新机构36个，其中25％是按清廷的指示而设，75％是按张之洞设。
明确标示出张之洞的自主性和创新性。
新机构的设置，既是张之洞锐意创新的标志，也是张之洞推行“新政”的重要手段。
因“湖北新政”所孵化的社会生产力、民族资产阶级、新式知识分子、倾向革命的士兵，最终成了封建王朝的掘墓人。
设办新式学堂 办新军办新式学堂，大力引进人才，特别是留学生，对于留学生，张之洞一直优礼有加。
张之洞热心向日本学习，经他派往日本留学的学生达数百人。
当时风气虽开，而出洋仍遭到很大阻力。
张之洞极力倡导，将自己的数位子孙都送往日本留学。
学生出洋，之洞必送行，回国必设宴接风。
总督衙门有一挑水人听人说今天总督接风的是留学生某某，挑水人说：“这学生就是我的儿子啊
” 张之洞对学生宠爱异常，凡是学生与官吏发生争执或纠纷，张之洞往往偏袒学生一方。
注意，那时候的留学生可不是1\\\/4回国，3\\\/4滞留。
可以想象武汉当时的风气
对了张之洞还是六君子之一——杨锐的老师。
张之洞创办新军（曾记否，双十节，武昌起义
楚望台
）回任湖广前夕，曾奏准将已经练成的江南自强军护军前营五百人调往湖北，“教习洋操，以开风气”。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张之洞在省城东门外卓刀泉创建农务学堂。
1900年正式开学，聘请美国农学教习2人指导研究农桑畜牧之学。
1906年，农务学堂校址迁移到武胜门外多宝庵地方（今湖北大学校园），开设高等正科，改名为湖北高等农业学堂，并附设实验场。
这是湖北最早的近代农业学堂和现今华中农业大学的前身。
张之洞还在湖北铁政局内创建工艺学堂。
课程有汽机、车床、绘图、竹器、洋脂、玻璃各项制造工艺。
张之洞改书院、兴学堂、倡游学，使包括汉口在内的武汉三镇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体制。
传统的书院教学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张之洞致力于书院改制，相继对江汉书院、经心书院、两湖书院的课程作出较大调整，各有侧重，以“造真材，济时用”为宗旨。
在兴办新式学堂方面，其创办的算学学堂（1891）、矿务学堂（1892）、自强学堂（1893）、湖北武备学堂（1897）、湖北农务学堂（1898）、湖北工艺学堂（1898）、湖北师范学堂（1902）、两湖总师范学堂（1904）、女子师范学堂（1906）等等，则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层面。
纵观张之洞的一生，始终保持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对国家利益的维护以及对教育、实业的发展贯穿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他为南疆抗法的伟大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也是武汉成为中国近代重工业基地的奠基人；他兴建了贯穿中国的大铁路，兴办的各种学校和新式军队培养了大量人才，并直接孕育了武昌起义的革命火种。
他是当之无愧的晚清第一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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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对我国改革开放做出卓越贡献的20个人物 50分!
刘汉元 （1964年-） 1978年9月至1981年7月在四川省水产学校读书；1981年9月至1986年，在眉山县水电局工作，任技术员、高级工程师；1986年创办眉山县渔用配合饲料厂（通威饲料厂），1992年至今任通威集团总裁、通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汉元从1983年下海就投身水产养殖。
1986年，22岁的他建起西南第一家集约化鱼饲料加工厂。
如今，通威集团已连续9年占据中国水产饲料第一的位置，刘汉元因此被称为“鱼状元”。
从上世纪80年代初500元人民币创业，到如今超过200亿元的销售额，刘汉元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价值追求，通威集团在饲料行业积极进行资本扩张的同时，还把眼光投向更加广阔的领域，积极拓展海外业务。
刘汉元和他带领的通威集团，无疑是中国经济30年历史跨越的一个缩影，也为民营经济下一个30年的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现实样本。
吴仁宝 （1928年-） 1954年2月，任江苏省江阴县华士瓠岱乡人民政府财粮委员，之后历任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江阴县委书记、华西村党委书记、华西村党村企总办主任；2003年7月起任华西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华西村党村企总办主任。
他不断创造着自己人生的一个又一个辉煌。
他是“天下第一村”的带头人，他成功造就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典范。
他的成功在于两大因素：与时俱进和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
从上世纪60年代冒着风险创办小磨坊和小五金厂，到上世纪80年代坚持走发展做大集体经济的道路，再到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一村两制”的新尝试，吴仁宝大胆的尝试都合上了改革的节拍，带领着华西村走上了符合村情民情、实现共同富裕的好路子。
他有句名言：“家有黄金数吨，一天只能吃三餐；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占一个床位”。
柏广新 （1955年-） 历任黄泥河林业局党委副书记，黄泥河林业局副局长、书记，延边州委宣传部副部长，延边州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延边州林管局局长，延边林业集团公司董事长、总裁；现任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当年担任吉林延边林业集团公司董事长、总裁时，柏广新“受命于危难之际”，力挽狂澜，掀起了延边林业“二次创业、战略转移”的改革风暴,使一个林业企业迅速焕发青春。
任职吉林森工后，他又对公司进行了一次全方位、深层次、实质性的改革。
实现了加工业国有资本全部退出、辅业全部转制民营、社会职能全部移交、职工全部转换劳动关系、对集团进行股份制改造的目标。
这次重大改革，解决了长期困扰着森工企业发展的产权单一、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主业不突出、创利能力不强等五大历史难题，打造一个现代化的森工集团成为柏广新的未来目标。
隋凤富 （1956年-） 1977年9月参加工作，高级经济师。
曾任黑龙江省农场总局八五七农场十队工会主席，省农垦总局八五七农场党委副书记，九三分局局长，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副局长，现任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局长、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总经理。
隋凤富作为老农垦人，见证了农垦队伍在黑龙江昔日的亘古荒原上建成了我国耕地规模最大、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国有农场群，形成了年提供150亿斤商品粮的生产能力，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和粮食战略后备基地。
如今在隋凤富的带领下，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通过出让国有产权、增资扩股、合资合作等方式，实现产权多元化，建立了现代企业的制度，他使这个龙头企业在做大的同时，还着力在做强上下功夫，不断推进农产品由初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变，由单一产品向系列产品转变，拓宽和延长了产业链条，提高企业外向度和国际市场竞争力。
傅光明 （1954年-） 被誉为“中国养鸡第一巨人”、“中国鸡王”。
多次获得“全国乡镇企业家”等荣誉称号，并当选福建省工商联副会长、福建省政协委员， 2005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现任福建圣农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傅光明自1984年创业以来，将仅2万元资产的小企业发展成为现有资产8.8亿元的出口创汇型食品加工联合集团企业，从一个个体户发展成为南方最大的肉鸡饲养加工企业、肯德基全国核心供应商、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由傅光明带领的福建圣农集团倡导的“农业工业化、农业标准化、农业系统化”，对全国的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模式。
他用工业的方法做农业，规范了农业各个流程，摈弃了传统的“公司加农户”的养殖模式，将散养户变成企业的产业工人，杜绝散养户活鸡进厂的大门。
他把做优质产品、讲求信誉贯穿于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
谢国民 （1939年- ） 出生于泰国。
在香港大学毕业后回到泰国。
1963年进入其父创办的泰国正大养蜂集团。
1968年被擢升为正大集团总裁；1989年起至今任正大集团董事长。
此后，他在中国各地陆续建成100多家饲料厂，50多家家禽养殖场和6家一条龙工厂。
他精明能干，勤奋而富有开拓精神。
他雄心勃勃利用外资，苦心经营，敢于向外开拓，苦干了5年，很快使正大集团走上繁荣道路，业务蒸蒸日上，进入黄金时代。
1968年他被擢升为正大集团总裁至今。
汕头创办经济特区之初，他率先领取第一张外商营业执照，办起正大康地饲料厂，从此，他先后在中国各地建成100多家饲料厂，50多家家禽养殖场和6家一条龙工厂。
他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地守业，并用自己企业家的大气和眼光，将正大集团的“版图”步地扩张，使之成为东南亚最大的农牧工商一体化的跨国企业，在世界农业企业化中也名列前茅。
马蔚华 （1949年-） 生于辽宁锦州，经济学博士。
曾任辽宁省计委副秘书长、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计划资金司副司长、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分局局长等职务；1999年3月至今任招商银行行长。
他是中国最具创新意识的银行家，他导演了招商银行近年来“网络化、资本市场化、国际化”的三出大戏。
他使得招商银行拥有统一的电子化平台，率先开发了一系列高技术含量的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吸引了大批高端用户，同时树立了技术领先型银行的社会形象。
他率先利用信息化网络技术改造银行业务，建立网上银行，抢占了金融领域的制高点；他将原始的服务手段与先进的管理理念“嫁接”，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他将企业的管理模式与市场的营销策略进行了完美组合。
招行也从一家后起的小银行，成长为拥有“中国最健康、最有潜力”美称的银行新锐。
王 军 （1941年-） 生于湖南，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曾任江南造船厂工程师、武昌造船厂工程师，1977年至1978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服役，1979年进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业务部工作；1995年至2006年任中信集团公司董事长。
自1979年参与中信公司创建，他在中信工作达27年之久，掌舵中信这个超大型企业超过10年。
他是中国金融混业经营旗手，带领中信集团打破了中国金融业实施多年的绝对分业的模式，并开始朝混业的方向进行积极探索。
中信集团旗下的中信控股自2003年以来就着手“中信金融通”的设计、研发工作，“中信金融通”意味着有混业经营基础的中信控股，已经在为混业经营做更进一步的尝试。
中信集团公司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以金融为主业，涉及众多领域的国有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王军为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王宪章 （1942年-） 河北霸县人，毕业于辽宁财经学院。
曾任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副董事长、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香港中国保险(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现任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会长、中国保险学会副会长。
他是我国金融系统乃至国际金融界广泛关注的风云人物。
他利用丰富的保险从业经验和国际视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领导中国人寿积极参与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完成了公司众多历史性跨越，成为内地第一家进入全球500强的保险企业。
他提出“高效、务实、开拓、创新”的经营理念，通过拓宽销售渠道、适时调整销售策略，成功地掌握了市场的主导权。
他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领导和推动了中国人寿的股份制改革，并成功完成了中国最大国有保险企业的重组和境外上市工作，创造了当年全球最大的IPO，揭开了中国人寿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杨明生 （1955年-） 辽宁海城人，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
1980年进入中国农业银行工作，2002年12月主持中国农业银行全面工作，2003年9月就任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行长。
2007年7月，就任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党委委员。
2002年后，他一直主持中国农业银行全面工作。
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农行相对落后。
对于农行改革的难度，他有着清醒的认识：农行历史包袱重，且改革必须与整个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统筹考虑，因而综合改革难度最大。
在他的领导下，农行丝毫没有放慢改革的步伐。
按照国家确定的“一行一策”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原则，他带领农行迎难而上，用最快的速度拿出重组方案，以内部改革为重点，通过内部改革推动体制变革，提高农行面向市场的盈利能力和整体竞争力，消化各项沉重的历史包袱，为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和农行成功上市打下了坚实基础。
法兰克?纽曼 （1942年-） 196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有超过30年的丰富的银行管理经验。
曾任美洲银行集团董事局副主席、首席财务官，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美国信孚银行集团总裁、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
现任深圳发展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他由深圳发展银行2004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为深圳发展银行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2005年6月起至今担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任职美国财政部时，他要面对数万亿美元的赤字；走马上任深圳发展银行董事长，等着他的同样是巨大的压力——144亿元不良贷款。
上任三年多来，他给出的“成绩单”令人瞩目。
在他的领导下，深发展实现了巨大的飞跃。
银行业务快速发展、盈利水平逐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准不断进步。
随着重点核心业务的强劲增长，深发展2007年的净利润创下该行20年历史上的最高点；2007年全年资本金的增额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
范勇宏 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曾任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干部，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干部，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查委员会第五、六届委员。
现任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全国人大财经委投资基金法顾问。
从1998年受命筹备华夏基金管理公司至今，他秉持着讲规矩、守信用、长期发展、稳步前进的原则，带领华夏基金从我国首批成立的全国性基金管理公司之一发展成为大型基金管理航母——2001年、2002年整体投资业绩位居业内第一，公司管理资产规模超200亿元，累计分红超过30亿元。
以创新著称的华夏基金还完成了中国基金业史上最重大的一次创新活动，开辟了一条封闭式基金“起死回生”的通途——“封转开”，为封闭式基金转型树立了一个标杆。
而在这次基金业“拓荒之旅”中，范勇宏功不可没，他的勇气、智慧和责任感令人钦佩。
郭树清 （1956年-） 内蒙古人，博士研究生、研究员。
曾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秘书长、贵州省副省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现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拥有深厚学术背景的他，曾是中国市场经济框架体系的重要设计者之一，有着省级政府的管理经验，也曾主政外汇管理局管理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目前掌舵资产超过7万亿元的中国建设银行。
他性格耿直，非常直率，对事物有着自己的独到看法，是个思辨型学者；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管理和担任政府官员，使他兼具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经验。
他入主建行后，带领建行在股份制改造、冲刺上市中取得了重大成果。
2006年，在他的领导下，建行成功实施了中国银行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海外并购：以97.1亿港元收购了美国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高良玉 （1965年-） 安徽枞阳人，经济学硕士，经济师。
曾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司股票处工作，1993年至1997年任证监会发行部副处长，1998年任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1999年起至今任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书记。
提起南方基金，熟悉基金业的人自然而然的会联想到“高良玉”三个字。
他是南方基金发展至今的关键人物。
他敢做敢为、思维缜密、紧跟市场，10年来，南方基金虽然经历了几次风浪，却每次都能处变不惊，化险为夷，一直在行业中保持着第一梯队的位置，无论在产品创新还是管理规模都是如此。
高良玉带领着他的团队用铁的事实证明了“发展才是硬道理”，首先把基金规模做大，然后其它问题再在发展中应对化解。
中国基金业的10年发展史，也是南方基金作为领头羊的开拓史，高良玉和南方基金已经成为中国基金业的一个标志。
常振明 （1956年-） 北京市人，MBA学历，高级经济师。
曾任中信实业银行行长助理、副行长，中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信集团常务副总经理，中国建设银行副董事长兼行长；后重返中信集团工作，现任中信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他在金融业界威名不凡，然而人们却很少听到他的声音，既没有豪爽之言辞也不见鲜明之笑颜，但这正显现其沉稳专注。
外界拿他专业围棋选手的背景来揣摩其帅才，认为一切已寓于其中。
中国银行业的体制疾患由来已久，无论是难以逾越的“诸侯割据”还是错综复杂的行政关系，而对常振明来说，这盘金融大棋局都烂熟于心、掌控得当、信手拈来、妙子连珠。
在常振明加盟建行期间，建行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之后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交易，成为首家上市的国有控股银行。
常振明“功成身退”，重返中信集团，而此时中信集团的金融改革，也已进入实质阶段。
董文标 （1957年-） 河南人，曾任河南金融管理学院副院长，交通银行郑州分行行长、党组书记，交通银行董事，海通证券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1996年2月起担任中国民生银行副行长、行长，现任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
深谙国际金融规则的他，最初毕业于一所中专，在学校任教多年。
由他撰写的《中央银行概论》让他在银行界崭露头角，颇受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赏识。
他在银行管理、金融证券方面积累了19年工作经验，带领民生银行通过商业化运作的方式，为中国银行业入股美国银行业提供了新的操作模式，并为国内商业银行实现全球化经营贡献经验。
在执掌民生银行之前，他已经在金融界创造了多个奇迹：他使交通银行郑州分行的利润超过当地所有的金融机构；他按国际标准化股份公司的形式组建海通，使海通证券发展成为全国最有影响力的证券公司之一。
王林祥 （1951年-） 内蒙古包头人。
1970年在原伊盟绒毛厂参加工作；1981年任伊盟羊绒衫厂副厂长；1983年任伊盟羊绒衫厂厂长。
1991年至今任鄂尔多斯羊绒集团公司党委书记、总裁；1999年12月至今任鄂尔多斯集团董事局主席。
从1983年至今，他带领着伊盟羊绒衫厂一路走到今天的鄂尔多斯集团。
他为中国创造出了一个享誉世界的纺织业民族品牌。
“中国羊”在他的牵引之下，沿着改革开放的大道，变成极具市场竞争力的“世界狼”——鄂尔多斯不仅实现了持续二十多年赢利，而且将其它竞争对手远远抛在身后。
同行业世界排名前五位的其它四个集团，全加起来也赶不上鄂尔多斯。
在国家西部大开发、能源战略重点西移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中，鄂尔多斯集团又斥巨资打造重工业园区，大举进军煤炭、电力、冶金和化工产业领域，积极培育新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拉开了二次创业的帷幕。
王国春 （1946年-） 四川人，大学文化，高级经济师。
1970年参加工作，曾任四川省珙县忽厂技术科副科长、生计科科长、四川省珙县磷肥厂副厂长、厂长、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酒厂党委书记，并任宜宾市政协副主席。
现任五粮液集团董事长和党委书记。
从1985年至2007年，王国春一直是五粮液的当家人。
他凭借品牌买断的经营模式将五粮液从一个地方中等规模的国有企业变身为国内白酒业老大。
年均40%的增长速度、连续十多年的全国产销量第一、累计为国家上交98亿元税金、资产达到160亿元、品牌价值306.82亿元，王国春可谓硕果累累。
在王国春的带领下,五粮液先后开发研制了“包包曲盒式立体发酵微机监控系统及制曲新工艺”、“微机配料系统”、“微机勾兑专家系统”等独创先进工艺新技术,被国务院列为全国25家科技进步型企业之一。
五粮液两获全国质量管理奖,成为酒类企业之唯一。
刘存周 （1944年-） 1976年开始从事医药生产和经营管理工作。
1997年调任哈药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2000年一举坐上中国医药行业销售收入的第一把交椅。
刘存周因此被业界人士誉为“中国医药行业的比尔·盖茨”。
2007年9月任中国医药集团董事长。
刘存周是国内医药界的热点和焦点人物之一。
他是曾经的“哈药教父”。
在主持哈药期间，刘存周“精干主业、优化副业、收拢五指、形成拳头、调整经济结构、发展规模经济”的思路使集团销售利税大幅增长。
截至2004年10月，哈药集团累计创造利税56亿人民币——而在3年前，哈药集团共有23家亏损企业，潜亏5.3亿元人民币。
他对产权改革有颇多想法，他希望引入外部股东，避免政府一股独大过多干预，使哈药能在一个顺畅的体制通道中尽快变身为国内医药产业巨头。
后因重组思路与相关部门相异而黯然辞职。
目前，他正帅领中国医药集团稳步推进。
李金元 （1958年-） 河北沧州人。
1992年李金元用积蓄加上借款共2000万元人民币创建天狮集团并投入到高钙产品的研发。
目前天狮已发展成一家以高科技产品为主导、多种产业并存发展的大型跨国集团。
现任天狮集团总裁。
数年间，李金元率领天狮集团成为中国最大的直销企业之一，他抢在中国加入WTO之前率先在海外开发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业务辐射全球六大区域的190多个国家，在11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分公司。
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做了表率，在国际社会建立起牢固的市场框架。
继“健康人类，服务社会，发展实业，报效国家”的企业理念后，李金元创造性地提出了“六网互动”、“新置换”、“新超市”三大理论，保证了天狮集团健康、长远、有序地发展。
李金元热心慈善事业，历年来对社会慈善和公益事业的投入已超过14亿元，并获得“2008年度中国十大公益楷模”等殊荣。
朱新礼 （1952年-） 1974年至1988年，任山东省沂源东里工业集团总经理。
1991年至1992年，任沂源县外经委副主任。
1992辞职下海创立山东淄博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1994年创立北京汇源饮料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任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裁。
朱新礼带领汇源员工在全国各地创建了27个现代化饮料食品企业，带动了40多个果蔬等原料基地的规划、建设和发展，建立了基本遍布全国的营销服务网络，构建了庞大的果蔬产业化经营体系。
“汇源”商标为国家驰名商标，汇源牌果汁饮料为中国名牌产品。
一个总资产只有49亿人民币的汇源集团，通过授权资本，巧妙地将汇源果汁推向国际资本市场。
此后，通过全资控股的汇源控股，坐收超过74亿港元的股份出让款。
而可口可乐开出的25亿美元收购价，更是将朱新礼推上舆论风口浪尖。
朱新礼因其“资本”之路独特而曲折而备受关注。
张 茵 （1957年- ） 广东韶关人。
1985年赴香港开始废纸回收贸易，1988年在广东东莞建立了自己的独资工厂，1990年，与丈夫刘名中建立美国中南有限公司，1996年在广东东莞投资1.1亿美元建立东莞玖龙纸业有限公司，任董事长。
20年间，从3万元到270亿元，财富增长90万倍；从“废纸回收”到“大陆首富”，地位跨度天翻地覆，她的传奇依靠的是：变废为宝。
用十年的时间，她成为了美国的“废纸回收大王”；同样用了十年时间，她又成为了中国的“造纸大王”。
她凭借自己的敏锐独到的眼光和诚实专一的经营，创造了一个行业的神话。
她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女性白手起家者。
从内地到香港，从香港到美国，再从美国回到内地，她一次次开始新的创业。
她说自己喜欢那种徒手打天下的感觉，希望能做中国的阿信。
而她的成功也激励着成千上万的创业者的创新激情，被誉为平民创业的楷模。
宗庆后 （1945年－ ） 浙江杭州人。
改革开放初期，在杭州工农校办做厂业务员； 1986年-1987年，杭州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经理；1987年-1991年，杭州娃哈哈营养食品厂厂长；1991年至今，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他把一个靠借款10余万元创业的校办工厂培育成年销售收入近百亿的企业，创造了民营企业发展史上的奇迹。
依靠他“企业家的直觉”配合务实的经营，娃哈哈每一项产品都排到了行业前列。
凭借他精心编织的市场网络，娃哈哈产品推广到了全国每一个角落。
“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成为大江南北共知的广告语。
他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行的治理方式——家长式的管理来带动娃哈哈，走过了异常艰辛之路。
如今的宗庆后在捍卫他苦心经营的娃哈哈品牌，他与达能的恩恩怨怨，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创业、探索的曲折历程。
季克良 （1941年-） 江苏南通人，高级工程师。
1964年毕业于无锡轻工业学院食品发酵专业，分配到贵州茅台酒厂工作至今。
1981年，季克良任贵州茅台酒厂副厂长，1991年任厂长兼厂党委副书记、总工程师，现任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季克良在酒业，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有绝对的发言权。
他曾发表白酒技术管理论文数十篇。
1998年任贵州茅台酒厂厂长兼董事长，带领茅台酒从1999年到2002年的年销售收入从6亿元上升到20多亿元，稳居全国前列。
是他，一手将茅台从年产不足千吨的小作坊，做成了现在年产量超过1.6万吨的大企业。
是他，将茅台推向了历史最辉煌的顶点。
季克良还是我国著名评酒专家，曾任全国第四届、第五届评酒委员，中国白酒协会常务理事，中共十五大代表，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高级知识分子，1995年被评为“中国商界十大风云人物”。
殷顺海 （1953年-） 高级经济师。
现任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中医药学会理事会副会长、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
在殷顺海担任同仁堂集团董事长十多年间，改革思路非常清晰，同仁堂通过剥离、上市、重组、改制，使优良的企业更优，使不良的企业变良，再通过委托管理，实现集团资源的优势互补。
企业资产总额由18.2亿元增长到63亿元，目前，同仁堂拥有境内、外两家上市公司， 连锁门店以及遍布各大商场的店中店六百余家，海外合资公司、门店20家，遍布14个国家和地区，产品行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仁堂已经形成了在集团整体框架下发展的现代制药工业、零售医药商业和医疗服务三大板块，配套形成了十大公司、两大基地、两个院、两个中心的“ 1032工程”。
曾宪梓 （1934年- ） 出生于广东梅县。
196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
与夫人黄丽群女士创立了享誉世界的“金利来”名牌。
现任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香港华侨华人总会永远名誉会长等。
贫困的生活并没有让他放弃自己的梦想。
曾宪梓靠一把剪刀起家，不断钻研香港市场状况，多次赴西欧学习先进技术，集众家之长，数年间使得“金利来”领带占领了香港市场，成为男人们庄重、高雅的象征。
曾宪梓创立了“金利来”王国，而“金利来”成就了曾宪梓创建世界名牌的梦想。
他更具有一颗可贵的中国心，投资百万美元于家乡梅县，却分文不取利润，全部捐于家乡建设。
十几年来，二百多项、高达6.8亿多元的教育、体育捐款更彰显他的倾情之爱。
1997年获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勋衔制度中的最高荣誉奖章——大紫荆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