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是否同意重建圆明园提一些看法
不同意，原因有下：第一、现存的圆明园遗址是永远的国耻纪念地，是世 世代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对其修复会使历史文 物的教育价值荡然无存。
第二、圆明园目前的主要价值，早已不是百年前的我 国宫廷建筑或皇家园林的辉煌，而是被侵略者焚毁后留下 的耻辱，现在的遗址才具有真正的文物价值。
第三、进行修复是对历史文物的彻底破坏，与现行的 国家文物保护法相背。
第四、修复圆明园无论在建筑质量上还是规模上，都 无法达到原有的水平，至多只可能是增加一处新的人造景 观，而且会变得不伦不类。
另：专家谈之一： 2004年10月28日 圆明园不能再“毁”一次 南方周末 2004-10-28 14:58:01 □杨耕身 今年10月18日是圆明园罹难144周年，来自各界的20多名专家齐聚园内，共商遗址公园建设大计。
有专家提出，圆明园有必要复建部分景观，申报世界遗产。
据10月19日《北京娱乐信报》报道，圆明园管理处负责人介绍，这次研讨会的目的，是让专家们对圆明园遗址公园的保护和建设献计献策。
众多“专家”都众口一辞地倡言“复建”圆明园，而没有一丁点的“杂音”，这使得不论怎么看，这次“研讨会”都堪称是一次组织得力的“复建吹风会”。
但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在我国，关于“圆明园该不该重建”的争论已不下十数年，“主修派”与“保留派”之争一直未曾有过决断，因此此次研讨会出现如此统一的“口径”，便着实有些出人意料。
也正因此，我在看罢报道之余首先想到的是：叶廷芳、李学勤、邓友梅、梁从诫诸人士如今安在
之所以想到上述诸人士，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对重修圆明园持反对意见者。
不止是他们，还包括更多人士。
我们不妨追溯至1999年全国“两会”时，“主修派”与“保留派”的一次交锋。
此事可见诸1999年3月31日《中国青年报》之报道。
当时针对一份“重现圆明园景观”的提案，包括上述诸人士在内的49位全国政协委员上书提案，表示坚决反对。
也就是在此次“交锋”中，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之子、梁启超之孙梁从诫先生坦承：我这已经是好几次反对重修圆明园了
———我奇怪的是：未必到了今天，他们都没话可说了
当年的那桩“公案”，也使得我们今天能够更容易地找到反对重修圆明园的理由。
作为那份提案“牵头人”的叶廷芳先生在当时就指出：第一，现存的圆明园遗址是永远的国耻纪念地，对其修复会使历史文物的教育价值荡然无存。
第二，圆明园目前的主要价值，早已不是百年前的我国宫廷建筑或皇家园林的辉煌，而是被侵略者焚毁后留下的耻辱。
第三，进行修复是对历史文物的彻底破坏，与现行的国家文物保护法相悖。
第四，修复圆明园至多只可能是增加一处新的人造景观，而且会变得不伦不类。
历史的天空风来雨过，圆明园也经历了两度劫难。
1860年她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烧毁，作为清朝的皇家园林，其废墟一直完整地保存到1900年。
清政府放弃管理以后，圆明园成为无主的园林，她又遭受第二次大规模的洗劫。
也正因此，梁从诫先生曾经非常激动地喊道：“不能再毁圆明园了
”是的，不能让人为的重修或复建再将圆明园“毁”一次了。
1999年圆明园的重修之争之后，随着2002年10月17日《北京市公园条例》的颁行，我们又一度认为，圆明园不再重建能够从法律中得到确认。
因为该条例规定：“对无法以人力再造和无法再生的自然景观或者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人文景观，禁止改变原有风貌和格局。
”我注意到，此条例出台后，许多媒体都以“圆明园不重建写入法中”为题做了报道。
然而谁曾料到，条例也并没有阻止新一轮的、雄心勃勃的重修计划
很难说，在此番“研讨会”之后，圆明园的命运将是怎样，但无论如何，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一切并不像这次“研讨会”所制造的众口一词、人心所向的假象那样；也想表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保护古代建筑遗迹的问题，并不是所有人都缺乏一种清醒的认识。
当然，我更想表明的另一个最基本的认知就是：我深信在我们这个社会，不是所有的专家都会轻易地放弃其思想与良知。
当年的“主修派”提出的是“以企业行为重现圆明园景观”，现在的“主修派”则打出了“申报世界遗产”这样一个令人心动的理由，然而不论怎样，当一切都泥沙俱下，我仍将相信那些最坚硬的品质不会有丝毫改变，一段最疼痛的历史更不会在一个民族的心灵记忆中变得无足轻重。
另：专家谈之二： 圆明园：辉煌是否需要重建
本刊特约记者 李舫 圆明园是对一段历史最生动、真切的记录和诠释。
可以说，任何文字性的记载，任何图片或影像，都不能比圆明园一小块断壁残垣更真实地触及人们的内心。
这其中，包含着真实而丰富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
废墟的文化就像刚刚愈合的伤口，表面的平静下埋藏着组织的撕裂和剧烈的疼痛，这种疼痛是写在历史上的阴影，它给今天的生活增添了压迫，但同时又给我们带来了心理上回旋的空间：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勇气承受超过其本身的灾难
2004年是圆明园罹难144周年，10月18日，中国圆明园学会和圆明园管理处召集20余位建筑、历史、考古、园林等各界的专家，纪念圆明园百余年前的创痛及百余年来的沧桑，共商“遗址公园”建设大计。
未能赶来的著名古建筑研究和保护专家罗哲文给会议寄来了贺信，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系教授王道成在会上作了发言，再一次主张复修圆明园的中国园林部分，北京大学世界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提出，“圆明园有必要复建部分景观，申报世界遗产。
”然而，随后立刻有人对此次会议提出质疑：“这么多专家都众口一词地倡言复建圆明园，不能不让人觉得这是一次组织得力的‘复建吹风会’”。
随着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的展开和人们保护文物意识的增强，圆明园复建与否的问题再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更多的人也对此抱以关注：圆明园，昔日的辉煌是否需要重建
圆明园坐落在北京西郊海淀区北部。
1709年，康熙将畅春园北一里许地后华家屯的一座园林赐给他的第四个儿子胤，并亲题园额曰：“圆明园”。
其意为：“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
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
”此后，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清朝五代皇帝的倾心营造，圆明园成为举世闻名的皇家营苑，因其在建筑与园林方面的杰出造诣，被世人誉以“万园之园”、“世界园林的典范”、“东方凡尔赛宫”等。
圆明园不仅以园林著称，而且也是一座收藏相当丰富的皇家博物馆。
法国作家雨果对圆明园给予了极高的赞誉：“即使把我国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
然而，历史的天空经历过风风雨雨，圆明园经历了两度劫难。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烧毁，这场熊熊大火，成了中国人永远的耻辱和伤痛，圆明园昔日的辉煌，随着那场大火化做了永远的灰烬。
作为清朝的皇家园林，圆明园的废墟一直完整地保存到1900年。
此前的1873年，为了迎接慈禧四十岁生日，圆明园还曾进行了部分的整修。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圆明园再度遭到破坏。
辛亥革命以后，清政府放弃管理以后，圆明园成为无主的园林，又遭受第二次大规模的洗劫。
两度劫难之后，神话般烟雨迷离的美景已不复存在，留给后人的只是一片废墟，这片遗址成为清代统治者腐败无能的历史见证，同时它也像一座警钟，时刻警示着国人不能忘记这一耻辱。
多少年来，埋葬了一代又一代人凭吊和反思的圆明园被负载了更加厚重的期望。
1983年，北京市曾在《北京城市建设总体方案》中明确规定，将圆明园遗址建设成“圆明园遗址公园”。
然而，如何建设圆明园遗址公园、如何保护和利用好圆明园这片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学者却持有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是两种。
一种观点认为，对圆明园保护和利用应采取积极态度，主张部分复建圆明园景区，与现存的西洋楼遗址形成更鲜明的对比，更有利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另一种观点认为，美是不可重复的，圆明园应该保持废墟，废墟也是一种美，可以让人们永记国耻。
力主“重建圆明园昔日辉煌”的“修复派”与力主“让废墟成为民族耻辱历史教科书”的“保留派”聚讼纷纭，各执己见，但其争论却一直未有公断。
“修复派”有两个分支，一是全面修复派，如已去世的建筑学家单士元。
他们认为圆明园是我国古代建筑的顶峰和精华所在，应全面恢复，使后人了解我国古代在建筑上的辉煌成就。
但目前持部分修复意见的人较多，是主修派的主流，如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罗哲文等人，他们认为全面修复工程太大，耗费过重，没有必要，只要修复一些重要景点就行，比如曾经是政治中心的“九州清晏”等。
目的是为了加强对比教育，在对比中再现被侵略者破坏的惨状。
同时也提供参观，使游人重睹圆明园昔日之芳华。
“保留派”则认为，圆明园作为一个见证过历史的园林，其实是有两个历史身份的，一个是园林史上登峰造极的“万园之园”，一个是民族史上的屈辱象征。
站在圆明园的断壁残垣前，我们都会感到矗立在心头的国耻，同时，我们又会想象那万园之园的盛景。
正是圆明园的这两个身份，正是我们心头的这两个情结，让我们对于圆明园该以哪种面貌示人有了不同的选择，而这每一种选择，决定的又不仅仅是圆明园的面貌，它还决定了我们每个人对待历史的态度。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叶廷芳是重修圆明园的著名反对者之一。
他认为，世界上有许多以废墟如被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的罗德岛上的太阳神巨像、古希腊雅典卫城中的帕台农神庙等，它们虽是废墟，但却最客观真实地把历史镌刻在地上，这也是一种美。
对废墟进行维修是必要的，但如果在废墟上搞“假古董”，破坏了废墟本身的美，是摧残的行为。
而著名建筑学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陈志华教授认为，即使重修圆明园，但建筑材料、工艺、风格都无法真正回到过去，就不会再是那座清代名园，如此修复没有多少意义。
陈教授提出，在保留遗址的前提下，把圆明园建成公共绿地，同时，保留大水法等遗址，让人们在休闲中受到教育。
1999年的一次交锋是两派辩论的一个高峰。
“两会”期间，针对一份“重现圆明园景观”的提案，在北京市政协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北京市政协委员陈立群提交一份提案，建议“以股份制方式重建管理圆明园”，即“建立以国家、企业、投资人参股的股份制企业上市公司，以企业行为完成从策划、宣传、启动、集资、管理的全过程”，然后，“承包给愿意并有能力重建部分圆明园景观的企业，由专家组监督实施过程，社会监督管理行为”。
包括叶廷芳、李学勤、邓友梅、梁从诫等人在内的49位全国政协委员上书提案，表示坚决反对，他们呼吁：“不能再以‘修复’的名义毁掉圆明园了
” 2002年，《北京市公园条例》正式颁布。
该《条例》规定：“对无法以人力再造和无法再生的自然景观或者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人文景观，禁止改变原有风貌和格局。
”此《条例》出台后，争论暂时平息，许多媒体以“圆明园不重建写入法中”为题做了报道，此事告一段落。
前不久的会议无疑在圆明园尚未平静的湖面上击起一片波澜，此次由专家论证的“重修计划”将给圆明园带来怎样的命运
记者就此分别采访了罗哲文、叶廷芳和王道成。
保留派：难忘的精神 创痛与难圆的重修梦 记者：叶先生，从20世纪90年代初，您就坚决反对圆明园复修，当时您认为世界上有许多著名的历史遗址，是以废墟的苍凉美而闻名于世的，如被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的罗德岛上的太阳神巨像、古希腊雅典卫城中的帕台农神庙等，它们虽是废墟，但却最客观真实地镌刻了历史。
叶廷芳：是的，我一直认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北京的圆明园废墟和南京的万人坑遗址是西方列强与东洋鬼子留在中华民族脊背上最创痛的伤疤。
它们不仅是中国人不可忘却的耻辱，也是整个人类永远铭记的耻辱。
当年雨果对他肇事祖国的强烈谴责，不就是人类良知发出的声音吗
因此我认为应当像保护犯罪嫌疑人“作案现场”那样保护圆明园的废墟状貌。
这种废墟的悲凉的沧桑感本身就是对那种以强凌弱的侵略行径的无声控诉，它可以唤起国人对那段祖国贫弱历史的痛苦记忆，激发国人奋发图强的意志和决心。
因此，保护侵略者的这块“作案现场”固然已不具有法律效率，但它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和历史见证价值，这种价值是一座辉煌的皇家园林所无法比拟的。
正是基于这一点，它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才是最理想的。
记者：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对废墟要尊重其历史原状，保持其历史的真貌，不要唐突地进行任何修缮。
因为对它的任意改动都会是不完美的，岁月留在废墟中的苍凉美也会被复修的脚手架冲淡
叶廷芳：不，我不这样认为。
进行维修是必要的，我所反对的是在废墟上搞“假古董”，破坏了废墟本身的美。
从文物美学角度讲，文物的价值和文物的美，就在于它的历史原初性，这种原初性或曰原创性的美是不可复制的。
为了使其保持更长时间，有时对其进行维修是难免的，但国际公认的原则是：修旧如旧。
然而我们这里常见的误区是：“修旧如新”，以为只有使它重新完整了，崭新了，才恢复了它的价值。
事实正好相反，这样做，恰恰毁坏了它原来的价值。
所以，这一二十年来全国出现的大量金碧辉煌的仿古建筑，群众普遍感到厌倦，嗤之为“假古董”。
所以不难明白，为何每一次“重修圆明园”的计划提出时，反对的呼声马上把它掩盖了，理由很简单，圆明园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纪念地，作为遗址公园有着巨大的文物价值。
记者：2002年，《北京市公园条例》正式颁布。
该《条例》规定：“对无法以人力再造和无法再生的自然景观或者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人文景观，禁止改变原有风貌和格局。
”此《条例》出台后，圆明园复修与反对的争论暂时平息，许多媒体以“圆明园不重建写入法中”为题做了报道。
那么，您认为今天，为何新一轮的复修计划又被提出来
此次由专家论证的“重修计划”将给圆明园带来怎样的命运
叶廷芳：圆明园作为遗址公园而存在的性质在1983和2002年国家公布的相关法规中都是明确的。
这个遗址公园应该是整体的，而不是部分的。
但现在正在进行的修复十分之一的努力是与“遗址公园”的精神不相符的。
不错，十分之一在比例上固然是少数，但其绝对数将是大量的。
一旦这些金碧辉煌的仿古建筑琳琅满目地散落在圆明园各处，人们哪里还感觉得到遗址的氛围呢
哪里还产生得了凭吊情绪呢
特别是我们的子孙，他们会不会以为，这些建筑都是当年浩劫中幸存下来的呢
看来，有些人显然还没有从“复建含经堂”的过程中得到应有的教训和启悟——新千年伊始，人们为了复建含经堂，遂着手对这座建筑遗址的地基进行挖掘，结果发现，被掩埋的含经堂的地基下依然留有这座建筑的结构完整、轮廓清晰、规模宏大的立体基础的存在，而且还有少量的珍藏
这一旨在复建的挖掘因而变成了有意义的遗址发掘，它为我们应如何保护圆明园遗址提供了极好的经验和启示，许多专家因此而改变了复建的意图，而主张对圆明园其他重要建筑的遗址继续进行发掘。
这一事件也说明，原来已经出台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应当修改。
然而，迄今为止，复建十分之一的计划仍然在执行。
而且，从最近的一次会议来看，人们还想把这一举措作为申报“人类遗产”的必要条件。
我认为，这样做很可能弄巧成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专家们会认同我们的这种补补贴的遗址保护观念吗
记者：那么，诚如您所说，圆明园是对一段历史最生动、真切的记录和诠释。
可以说，任何文字性的记载，任何图片或影像，都不能比圆明园的真实景况更真实地触及人们的内心。
保留废墟是为了让子孙后代看到中华民族曾经遭受的凌辱与苦难，可是假如仅仅凭借眼前的这些废墟和它所带来的苍凉感，后来的参观者能否想象得出圆明园当年一度的辉煌
没有辉煌与苍凉的视觉对比，对历史的感受是不是也要受到限制
叶廷芳：所以我认为，从功能需要出发，在园内选择某些空地建造一定数量的房屋是必要的，例如：一座展览馆，用来展出圆明园“生前”全景模型或微缩景观；一座艺术陈列馆，用来收集并展览圆明园幸存和回收的艺术品；一定的办公用房以及供游人休憩的场所等。
但所有这些房屋在形式与风格上应一律与古典建筑判然有别；它们应当采用现代建筑的型制，并且在体量、高度与色调上都受到限制，简单说都应当是简朴的。
有人主张复建当年最主要、最辉煌的代表性建筑如九州清晏，以起“对比作用”，此议极其荒谬。
既然圆明园已正确地定位为“遗址公园”，那么其中的任何重要建筑的遗址都是无价之宝；它们是神圣的，不可触动的
九州清晏更是遗址中的遗址，是全园的灵魂和主皋，破坏了这个遗址，势必破坏圆明园这个将是世界上最大的遗址公园的整体格局，那将是愚蠢的犯罪行为。
如果有人实在割舍不了那个“复建”情结，不妨在圆明园以外的什么地方复制一个圆明园，再不，可在园内的某个偏僻的地方复建一两座代表性建筑，并以围墙将它与圆明园隔离，而有门相通，这样也许可以满足主修派的部分愿望。
记者：在许多文物遭受了难以挽回的更新与复建的破坏之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意识到，对历史文化遗存的尊重与保留是留给子孙的最大财富。
因此，不难理解，保住圆明园的原貌，是当代人的历史责任，我们有责任守住一段历史，传承与后人一种可触摸的真实历史感。
可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有责任让子子孙孙认识到比圆明园中的残垣断壁所能传递的信息更加丰厚的历史意蕴和文化内涵。
怎么解决这种矛盾呢? 叶廷芳：目前人们的文物意识正在觉醒，许多人还处在觉醒的过程中，想要保护而不知如何保护，在“睡眼惺松”的情况下很容易走入误区，以致“一失足成千古恨”，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目前关于圆明园的争论主要集中于地面建筑方面。
鉴于此，建议政府主管部门暂时将这一问题放一放，冷一冷（暂停十分之一的复建计划），先把注意力集中于没有争议的那些保护内容，例如：主要遗址的继续发掘（这是主要任务）；迁出占园民居（这已完成了）；整理山形水系以及建造功能用房等——不过关于整理山形水系可能还有些争议：有人主张重新堆山造湖。
我认为此议值得讨论。
那样做岂不是又在复建，而不是保护遗址了
我认为只需清理出原来的脉络即可，至于原来的状貌可通过模型来告诉游人。
遗址，遗址，即遗留下来的状貌
这个状貌以1949年政府重新将圆明园管理起来为界限。
保持圆明园的残破，便是保住了历史的真相，这才是对圆明园最大的保护。
就圆明园的历史、文化方面特殊意义而言，将保护与修复划等号是愚昧的。
修复派：复现辉煌同样能警戒后世 记者：罗先生，关于圆明园的问题，您在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曾做过一个题为《抢救保护圆明园遗址并加以整修开放》的发言。
关于圆明园的争论被搁置了一段时间以后，您认为现在应该如何处理圆明园问题
罗哲文：我认为，圆明园其实完全成了废墟，地面建筑除了“西洋楼”尚存一些残件以外，几乎一无所有，无以显示昔日的艺术风采和建筑工艺水平。
因此，选择一小部分景区和建筑按原状恢复，目的是为了加强对比教育，使人们一看便知如此精美的园林艺术瑰宝，被侵略者野蛮地破坏了，而今只剩下大片废墟遗址。
与此同时，也提供参观，游人得以重睹圆明园昔日艺术之芳华。
虽然只是局部，也可引起昔时全部辉煌壮丽之联想。
记者：在1993年经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方案”明确将圆明园一直建设成“遗址公园”，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改造与建设问题一直未能实现。
众所周知，遗址是圆明园遗留下来的实物，是文物；而公园则是大众游乐、休憩的场所。
那么，如果复建圆明园，我们应该如何处理遗址与公园的关系问题
罗哲文：“遗址公园”的建设必须以遗址为依托，必须尊重遗址的内容。
一是圆明园的总体布局，这是圆明园造园艺术的主要成果，现在基本保存完好；二是圆明园的山形、水系，这是园林艺术的依托基础，总体布局的重点内容。
现在的山形、水系已经遭受较大的破坏，但还有可能加以恢复；三是圆明园的园林建筑，包括各种宫殿、楼台亭阁、廊庑轩榭等，这是圆明园的精华，尽管现在大部分已化为灰烬，仅存基础，但仍可凭据仅存的遗址展现其当年的风貌；四是叠石堆山，这也是圆明园园林艺术的精华，尽管现在已大部坍塌残损，但也还可以加以整理，使其再具观赏和研究价值。
记者：圆明园复建是一项科学技术性很强、需要很长时间的工程，对于这样大面积的修复工程，会不会有造“假古董”的可能
罗哲文：关于复建，我们应该注意到，由于是选择代表性之景点与建筑，设计施工质量必须是高质量的。
设计方案事先要进行科学研究，找出可靠的复原依据，包括遗址遗物、文献资料、图纸照片等等。
施工队伍也要高水平，精工细作，务求达到康乾时期的工艺水平。
如果质量不高，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比如围墙是圆明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围墙必须坚持原状、原材料、原结构进行修复的原则。
修复派：青史凭谁定是非
记者：王教授，继侯仁之、单士元、罗哲文先生之后，您力主复修圆明园，建议在对占圆明园总面积2%的西洋楼保存现状的同时，对占圆明园总面积98%的中国园林部分进行整修，重点恢复一些富有特色的景区，使圆明园的内容更加丰富。
王道成：不错。
我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圆明园问题，每当我一次又一次走进圆明园，看到堆得漫天遍野的垃圾、被非法侵占的土地、挖山填湖改造而成的农田。
面对这种状况，我提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保护好西洋楼残迹的同时，重点恢复圆明园中国园林部分的一些富有特色的景区，再现这些景区当年的风采。
记者： 1860年的那场大火，已经让圆明园成为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伤痛，尽管废墟已经结成伤疤，可是很多人还是认为圆明园不仅是中国人不可忘却的耻辱，也是整个人类永远铭记的耻辱。
那么您有没有想到，改变了这些耻辱的象征，我们还用什么来激励和教育后人
王道成：我从来不认为，保留“耻辱地”就是保留对于耻辱的记忆。
我们应该正视一个现实，那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圆明园，早已经不是1860年一把大火烧过的圆明园。
据资料记载，英法联军放火烧毁圆明园之后，圆明园还曾余留16处重要景观。
应该承认，作为废墟，圆明园在清朝还是得到了妥善的保护的。
对圆明园的破坏还来自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一个是民国时期，国内灾乱频仍，圆明园成了一个废园，园内存留的文物、遗迹被洗劫一空；一个是文革时期，圆明园的管理一度陷入混乱，曾有圆明园围墙一次拆除800余米，一次砍伐树木1000余棵，一次运走石料几十车的记载。
周恩来总理也曾经提出，在适当条件下，应重新修建圆明园。
记者：那么就是说，现在的圆明园废墟其实早已不是当年遭受劫掠之后的圆明园
我们呼吁保护的圆明园废墟其实仅仅是一种停留于我们的想象中的废墟
王道成：对，应该这样认为。
1860年，圆明园遭受第一次劫难。
此后的1873年，为了迎接慈禧的四十岁生日，清政府曾经对圆明园进行了部分的修复。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圆明园再次遭到破坏。
辛亥革命后，圆明园无人管理，园中的遗物被一些不法官僚、政客纷纷盗走。
王怀庆拆掉舍卫城、安佑宫以及西洋楼的石料修建自己的达园，张作霖修建墓地也是从圆明园运去的汉白玉石料。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单位和个人也不同程度地去用了圆明园的遗物。
现在我们在北京的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圆明园的遗物，如，北京大学办公楼前的华表二根、汉白玉麒麟一对、未名湖的翻尾石鱼；颐和园东宫门外的云龙陛石、仁寿殿前的铜狻猊；北京图书馆楼前的华表一对、石碑两块、昆仑石一块；中山公园的兰亭八柱等。
1984年，在上海也发现了圆明园的遗物，据说是李鸿章搬去的。
现在的圆明园同1860年被大火焚毁后的圆明园在各种意义上都是不一样的。
记者：不论圆明园在1860年之后还曾经经历过多少劫难，圆明园其实已经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一段历史的悲叹。
您认为复建了圆明园，它的原初的象征意义会不会被淡化
王道成：在合理保护、利用和建设圆明园的问题上，我主张我们的工作应该从圆明园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是从圆明园“遗址公园”这个概念出发。
曾经有人用“德国民族的严谨的科学性”和“健康的民族心态”的三个例子来驳斥我：柏林裤裆大街耸立的一座只剩下一个尖顶的教堂、科布伦茨一尊曾经耸立着德国统一日尔曼民族的威廉大帝铜像的墩台、海德堡的一座残破的中世纪教堂。
我们应该看到，前两处遗迹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时期，后一处则形成于19世纪70年代德意志统一前普鲁士和法国的战争。
对于保留这些残迹，德国人有自己的解释，前两处是“为了记住希特勒发动战争，给世界和德国自身带来的创伤，不忘战争给全人类带来的灾难。
”对于后者，是为了“有利于孕育德国的自强精神”。
德国人对这些残迹的态度，我十分赞赏。
但是也应该看到，战争破坏的不只是一座教堂、一尊铜像，德国人并没有把所有的废墟都保存起来，而是保存一点具有代表性的东西。
美国著名的白宫在1814年时也曾经被英国人焚毁，美国人民赶走了侵略者之后，立即对该建筑进行修复，因为原来的墙壁已被火烧黑，于是涂以白色，白宫之名因此而来。
我所以主张保存占地120亩的西洋楼残迹，就是为了让子孙后代勿忘国耻。
吴良镛有怎样的人生理想?为此他做了什么尝试?
梦想：创造良好的、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能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
吴先生曾经许下这样的誓言：“探索中国人如何能有一个更好的居住环境，能够更好地生活、学习、研究和工作，这是我庄严的责任，也是应尽的义务。
北京菊儿胡同，曾经是一个典型的“危积漏”（危房、积水、漏雨）地区，建筑密度极高，许多家庭无日照，数十口人共用一个水龙头、一个下水道，厕所在院外。
1988年，吴良镛主持了菊儿胡同四合院改造工程的规划设计。
他认为，城市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需要新陈代谢，清除“死亡细胞”，更生“新细胞”，恢复“微循环”。
他和学生出了上百张施工图，重新修建的菊儿胡同按照“类四合院”模式进行设计，维持了原有的胡同、院落体系，同时兼收了单元楼和四合院的优点，既满足了现代生活的需求，又适应了旧城环境。
菊儿胡同改造探索出一条旧城有机更新之路，得到了国内外建筑学界的充分肯定。
吴良镛更凭此获得了在联合国授予的“世界人居奖”。
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导向，不说空话，只做实事，这是吴良镛始终坚持的。
数十年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建设道路。
为了解决中国城乡建设的实际问题，他不遗余力地参与各种建设实践，从北京长安街的规划建设，到济南、三亚、厦门、唐山等众多城市和地区的规划，再到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筑环境规划等跨行政区域综合整体研究作为一名建筑师，他在建筑设计领域也在始终不辍地进行着创作实践。
南京金陵红楼梦博物馆、南通博物馆、曲阜孔子研究院 每一个建筑项目都是他倾尽心力之作，不仅是高水平的建筑作品，更是从社会现实出发，创造新的建筑文化的努力探索。
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是一项辛苦的工作。
承担曲阜孔子研究院的设计时，吴先生前后去了现场73次。
下工地，更是建筑师的必修课。
4年多前，他以80多岁高龄顶着炎炎夏日前往南京江宁织造府的建设现场，终于病倒在工地上。
今天回想起来，他谦虚地说：“我的作品不多，都是大家一起做的。
每个作品都倾注了大量心血，中间也有很大困难，我问心无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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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著名科学家。
1911年12月11日生于上海。
祖籍浙江杭州。
195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
1935年留学美国，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翌年获硕士学位。
后转入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
1939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数学博士学位，曾任加州理工学院副教授，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
1955年冲破重重阻力返回祖国。
历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副院长，并兼任该院一分院院长（该分院后来发展为今天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
1965年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后兼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
1970年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1982年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1987年被聘为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高级顾问。
1998年被聘为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高级顾问。
是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至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第九至和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六、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后兼任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是中国力学学会、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宇航学学会、中国力学学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执行主席中国科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1991年被中国科协四届一次全委会授予中国科协名誉主席称号。
1957年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94年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8年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
由于在应用力学、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诸多技术科学领域以及为发展我国航天事业做出的开创性贡献，使他获得来自国内外的很高荣誉。
1957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979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
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1989年6月获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和国际理工研究所授予的“W.F.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
1991年10月获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中央军委授予的一级英雄模范奖章。
1994年获首届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后改称“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1999年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2年获第二届“霍英东杰出奖”。
同年，经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审议批准，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763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钱学森星”。
著有《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讲义》、《星际航行概论》、《论系统工程》、《关于思维科学》、《论地理科学》、《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创建系统学》、《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论第六次产业革命通信集》等。
钱学森简要年表 1911年 12月11日生于上海。
三岁时随父母到北京，在北京渡过了童年与少年时期。
1929年 考入交通大学学习。
1934年 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考取清华大学赴美留学公费生。
1935年 留学美国，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
1936年 获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转入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
1939年 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数学博士学位。
1943年 任加州理工学院助理教授。
1945年 任加州理工学院副教授。
1947年 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1949年 任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
1954年 《工程控制论》英文版出版，该书俄文版、德文版、中文版分别于1956年、1957年、1958年出版。
198O年《工程控制论》（队修订版）出版。
1955年 返回祖国。
1956年 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在力学所工作到1972年前后。
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被增选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7年 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1956年度）一等奖。
当选为中国力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
1982年当选为中国力学学会名誉理事长。
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兼任该院一分院（即今天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
在中国科学院第二次学部委员（院士）大会上，被增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该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1958年 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
经杜润生、杨刚毅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
1959年 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并相继当选为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60年 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并不再兼任该院一分院院长。
从此，钱学森的主要职务一直为副职，由第五研究院副院长，到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再到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等，专司我国国防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
1961年 当选为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
1962年 《物理力学讲义》出版。
1963年 《星际航行概论》出版。
1965年 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1968年，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研究院（即今天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
1969年 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并相继当选为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1970年 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并不再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研究院院长。
1979年 在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当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Distinguished Alumni Award)。
但钱学森没有到美国接受这份荣誉。
直到2001年钱老90岁生日时，钱老在美国的好友Frank E.Marble教授受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校长D.Baltimore委托，专程到北京将“杰出校友奖”的奖状和奖章当面颁发给钱老。
当选为中国宇航学会名誉理事长。
1980年 当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1991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授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称号。
当选为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会（1989年更名为中国空气动力学会）名誉理事长。
当选为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
1982年 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论系统工程》出版，1988年《论系统工程》（增订版）出版。
1984年 在中国科学院第五次学部委员（院士）大会上，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执行主席。
1992年，在中国科学院第六次学部委员（院土）大会上，被聘请为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名誉主席。
1985年 钱学森因对我国战略导弹技术的贡献，作为第一获奖者和屠守锷、姚桐斌、郝复俭、梁思礼、庄逢甘、李绪鄂等获全国科技进步特等奖。
1986年 在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被增选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并相继当选为政协第七、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88年兼任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获（198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关于思维科学》出版。
1987年 被聘为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高级顾问。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和系统工程》出版。
1988年 《论人体科学》出版。
《创建人体科学》、《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发展纵横观》和《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分别于1989年、1996年、1998年出版。
1989年 获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和国际理工研究所授予的“W．F．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
1991年 获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中央军委授予的一级英雄模范奖章。
《钱学森文集（1938～1956）》出版。
1994年 在中国工程院第一次院士大会上，被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论地理科学》出版。
《城市学与山水城市》出版，1996年《城市学与山水城市》（增订版）出版。
1999年，作为上述两书的续集《山水城市与建筑科学》出版。
《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出版。
1995年 获何梁何利基金颁发的首届（1994年度）“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后改称“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1996年 在交通大学百年校庆之际，由江泽民总书记题写馆名，第一次以我国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钱学森图书馆，在西安交通大学隆重举行命名仪式。
该图书馆坐落在西安交通大学的新世纪广场。
1998年 被聘为解放军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高级顾问。
在中国科学院第九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四次院士大会上，被授予“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称号。
1999年 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0年 《钱学森手稿（1938～1955）》出版。
2001年 获霍英东奖金委员会颁发的第二届“霍英东杰出奖”（中国地区）。
经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审议批准，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763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钱学森星”。
《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出版。
《第六次产业革命通信集》出版。
《创建系统学》出版。
12月11日江泽民总书记看望钱学森，李岚清副总理一同看望。
此前，1995年、1996年和1999年江泽民总书记曾先后三次到钱学森家中看望他。
武汉大学有哪些杰出校友
【两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 查全性 1925.4.11 著名电化学家。
中国科学院化学部院士 1980年当选 杨弘远 1933.9.26 著名生物学家。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院士 1991年当选 卓仁禧 1931.2.12 著名高分子化学家。
中国科学院化学部院士 1997年当选 李德仁 1939.12.31 著名摄影测量与遥感专家。
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院士(1991年当选)、中国工程院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院士(1994年当选)、欧亚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谢鉴衡 1925.1.3 国内外著名泥沙专家。
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院士 1995年当选 张蔚榛 1923.10.5 著名工程专家。
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院士 1997年当选 宁津生 1932.10.22 著名大地测量专家。
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院士 1995年当选 刘经南 1943 .7.1 著名大地测量学专家。
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院士 1999年当选 张祖勋 1937.6.5 著名摄影测量与遥感学家，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院士(2003年当选)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茆 智 1932.9.20 著名学专家，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院士 2003年当选 朱英国 1939.11.1 植物遗传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农业、轻纺与环境工程学部院士院士 2005年当选 【著名社会科学家】 韩德培： 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著名法学家 谭崇台： 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著名经济学家 马克昌： 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著名刑法学家 彭斐章： 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著名图书馆学家 陶德麟： 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李 龙： 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著名法学家 冯天瑜： 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著名历史文化学家 刘纲纪： 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著名哲学家、美学家 杨小凯：世界著名经济学家，1982年，被聘为助教、讲师。
后留学海外，在业界饱受好评，曾任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CID）研究员、澳洲莫纳什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
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2002年和2003年），但是在04年不幸辞世，享年五十六岁。
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
李浩培：（1906—1997） 中国当代著名国际法学家。
上海市人。
1928年东吴大学法律系毕业，1936—1939年在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研究国际公法、国际私法、比较民法。
回国后历任教授兼法律系主任、浙江大学教授兼法学院院长。
【各界名人】 各级人大代表名录 （以姓氏笔画为序） 职 务 姓 名 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郭生练 顾海良 彭富春 第十届湖北省人大常委 伍新木 伍欣星 黄仁涛 第十届湖北省人大代表 边馥苓 孙云莲 刘经南 辜胜阻 各级政协委员名录 职 务 姓 名 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 王少阶 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辜胜阻 王长德 张俐娜 第九届湖北省政协副主席 王少阶 郭生练 第九届湖北省政协副秘书长 陈 锋 第九届湖北省政协常委 毛宗福 王祥三 吕应堂 李仁真 汪存信 陈 锋 杨占秋 段亚辉 柯亨玉 各级政府部门任职情况 政府部门名称 职 务 姓 名 湖北省人民政府 副省长 郭生练 湖北省司法厅 副厅长 李仁真 武汉市市政府 市长 阮成发 各民主党派成员任职情况 党 派 职 务 姓 名 民革中央委员、省委常委、市委副主委 彭富春 民革中央委员、民革湖北省委常委 毛宗福 民革湖北省委顾问 马卫之 中国民主同盟 民盟中央常委、湖北省委主委 郭生练 民盟中央委员、湖北省委副主委 张俐娜 民盟湖北省委常委 段亚辉 民盟湖北省常委 孟运莲 中国民主建国会 民建中央名誉副主席 李崇淮 民建中央副主席、湖北省委主委 王少阶 民建中央委员 陈允平 民建省委常委 王祥三 中国民主促进会 民进中央委员、民进湖北省委常委 李 斐 民进湖北省委常委 汪存信 中国农工民主党 农工中央委员、湖北省委副主委 王长德 农工中央委员、湖北省委副主委 杨占秋 中国致公党 致公党湖北省委副主委 黄介生 九三学社 九三湖北省委副主委 黄仁涛 九三湖北省委副主委 陈 锋 九三湖北省委常委 徐礼华 九三湖北省委常委 杨 菁 其 他 任 职 情 况 有关部门名称 职 务 姓 名 工商联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辜胜阻 共青团中央 书记处书记 卢雍政 共青团中央 书记处书记 汪鸿雁 【杰出校友】共5届51人 第五届杰出校友 9人 2007年 胡代光，男，1919年出生，四川省新都县人。
1940年——1944年就读于经济系。
1953年以后，先后任北京大学经济系讲师、副教授、教授、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并兼任系副主任、主任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1988—1993年任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经委员会委员。
还曾担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会长(现任名誉会长)、中国研究会副会长(现任顾问)。
何炼成，男，1928年5月生，湖南浏阳人，1947年底参加地下团组织，195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7年——1951年就读于武汉大学经济系。
毕业后到西北大学任教至今。
先后任教研室主任、系主任、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现任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导师，兼任国内20所大学兼职教授，日美德4所大学客座教授。
潘垣，男，1933年8月出生，湖北宜昌人,1951-1953年就读于武汉大学电机系，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兼任武汉大学教授、博导。
张家铝，男，1938年12月出生,江西赣州人，天体物理学家，1955年——1959年就读于武汉大学物理系，200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曾任中国科技大学理学院副院长、天体物理中心主任。
现为中国科技大学天体物理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易中天，1947年出生，湖南长沙人，1977年——1981年就读于武汉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执教，1992年到厦门大学任教。
现任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厦门市规划委员会委员，成都市城市规划委员会顾问，中央电视台推委会委员，中央电视台推委会委员和评委会委员。
熊召政，男，1953年12月出生，湖北英山人，著名作家，1985年—1987年就读于武汉大学中文系首届作家班。
现担任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湖北省政协委员、湖北省文联副主席兼文学艺术院院长等职务。
张晓刚，男，1954年出生，辽宁鞍山人。
1974年──1977年就读于武汉大学金属物理专业。
历任鞍钢钢铁研究所所长助理，鞍钢科技开发部副部长、部长，鞍钢副总工程师，鞍钢新钢铁公司副经理、总工程师，鞍钢总经理助理兼新钢铁公司总经理，鞍钢党委常委、副总经理，鞍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总经理。
现任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国际钢铁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第十七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池莉，女，1957年出生，湖北武汉人，1983年至1986年就读于武汉大学中文系，专业作家，现任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武汉市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席，兼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武汉市政协常委，湖北省文联副主席。
卡里姆·马西莫夫，男，1965年6月出生于哈萨克斯坦，1989年9月——1992年7月在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学习，获得法学学士学位，现任哈萨克斯坦政府总理。
第四届杰出校友 7人 2005年 陈俊勇，男，1937年5月出生，1960年毕业于武汉测绘学院（现武汉大学）天文大地测量专业，1967年研究生毕业，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曾任国家测绘局总工程师、局长，中国测绘学会理事长，国际大地测量协会（IAG）副主席，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联合会（IUGG）执行局执委，是全国政协第七、八、九届委员。
现任国家测绘局科技委主任。
陈善广，男，1962年12月出生，湖南祁东人,工学博士。
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
现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总指挥，总设计师。
兼任和杂志主编，中国空间科学学会、中国宇航学会理事，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多所名校的兼职教授。
陈文蔚，男，1921年出生，1943年毕业于经济系，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1948年受聘任教于美国著名文理学院玛瑞塔学院（Marietta）经济系，武汉大学兼职教授，国务院外国专家局成员。
曾获“海外中山学会”授予的“学贯中西” 奖牌、“全美名人传记协会”颁发的美国荣誉金奖章。
方辉煜，男，研究员，1929年1月出生。
1952 年毕业于物理系。
1957年由防空军调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从事航天事业，主要从事系统总体、系统试验、系统仿真等工作。
历任航天二院总体设计部主任、航天二院副院长、二院科技委副主任、总设计师等职务。
中国系统仿真学会常务理事、常务编委、哈工大兼职教授。
林宗坚，男，1943年3月出生，1960年至1996年在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学习工作，曾任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校长、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院长。
现任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科技委员会主任，中国测绘学会常务理事兼信息网分会主任，中国图像图形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图像图形学会理事长，国家测绘局科技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
王明庥，男， 1932年3月出生，1950年至1953年在森林系就读。
中国工程院院士。
曾任南京林业大学校长，中国林学会第五、六届常务理事，第七届副理事长。
现任南京林业大学教授兼任国家技术发明奖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林学学科评审组召集人，国家科技奖励委员会林业专业评委会副主任，国家林业局科技委员会常委。
游效曾，男，无机化学家，1934年1月出生。
1955年获武汉大学学士学位，中国科学院院士。
现任南京大学配位化学研究所名誉所长，配位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化学组评委，《无机化学评论》国际编委，《中国科学》化学部编委，中国化学会《无机化学学报》主编。
第三届杰出校友 18人 2003年 陈东升，男，泰康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金融保险专家。
1983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96年获博士学位。
范云六，女，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国工程院院士。
生物学家。
国际水稻遗传工程委员会委员，亚洲植物技术中国项目负责人，国家科技奖励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审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审组成员。
195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农化系。
付向东，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细胞与分子医学系教授、美国先进科学协会会员，RNA协会会员、白血病与淋巴癌协会委员、美国生物医学科学RayWu协会会员。
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病毒学学系。
江元生，男，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化学家。
中国化学会理事、常务理事兼物理化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计算化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世界理论有机化学家联合会特别理事。
1953年7月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
雷军，男，金山公司总裁。
199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计算机系。
李方华，女， 1956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现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教授。
著名单晶体电子衍射结构分析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195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物理系。
李京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是我国目前唯一一位被评选为“两院”院士的社会科学专家。
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俄罗斯人文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应用经济组副组长，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经济与管理评审组组长。
1951年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1953年选派留学苏联，毕业于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获硕士学位。
李连和，男，深圳市政协副主席，市科协副主席，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办公室主任。
曾任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科技局局长。
1970年毕业于原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水利系。
李锐，男，中组部原副部长。
中共党史专家、研究专家、政治家、作家。
历任水利部副部长，电力部副部长、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局长、常务副部长，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
1934年考入武汉大学机械系，1937年赴延安投身革命。
刘家恩，男，生殖医学专家。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单精子注射实验室实终身主任，美国马里兰州大巴尔的摩医学中心生育医学中心研究室主任。
1985年在湖北医科大学妇产科专业获医学硕士学位。
刘西尧，男， 1934年考入武汉大学。
前教育部部长，革命家，政治家。
刘先林，男，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博导，研究员。
中国工程院院士。
航测专家。
1962年8月毕业于原武汉测绘学院。
田源，男，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创始人。
中国诚通董事长，实业家，期货、物流专家。
全国青年常委。
199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
颜泽贤，男，华南师范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主任。
196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物理学系。
于刚，男，美国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迈康管理学院讲席教授。
运筹学家。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物理系。
张明高，男，青岛海洋大学教授、电波传播专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ITU—R电波传播研究组主席。
196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
张学知，男，华中电网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组书记。
1969年毕业于原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农田水利系。
赵耀东，男，曾任台湾经济部部长、经济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机械系。
第二届杰出校友 10人 1999年 张培刚，男，经济学家，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193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
柯 俊，男，材料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北京科技大学副校长，193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
方 成，男，漫画艺术家，《人民日报》高级编辑，194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
黄孝宗，男，航天科学家，曾任美国航太推进系统公司总工程师，194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机械系。
张效祥，男，计算机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总参58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长，194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电机系。
陈荣悌，男，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天津市人大副主任, 194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
刘诗白，男，经济学家，西南财经大学名誉校长，曾任西南财经大学校长，194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
王梓坤，男，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195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
董辅礽，男，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
邹节明，男，全国优秀企业家和中医药专家，桂林三金药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党委书记、集团公司研究所总工程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九届全国人大代表，196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生物系。
第一届杰出校友 7人 1997年 黄彰任，男，著名的美籍华人实业家，曾任美国国会顾问、泰国森美实业公司总经理、泰国森美石油公司董事长、新加坡石油公司董事长。
1938年毕业于武大土木工程学系。
端木正，男，著名的法学家，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1942年毕业于武大政治学系。
钟期荣，女，著名的法学家，香港树仁学院校长，香港特别行政区推委会委员,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港事顾问。
1944年毕业于武大法律学系。
欧阳予，男，著名的核反应堆及核电工程学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8年毕业于武大电机学系。
王佛松，男，著名的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八届全国人大常委，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1955年毕业于武大化学系。
庹震，男，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经济日报》副总编。
1982年毕业于武大经济学系。
陆长生，男，全国外经贸优秀企业家，中国出口商品基地建设上海公司总经理。
1982年毕业于武大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