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的作者是
郑观应八四一～一九二三），原名官应，斋，广山（中山）人。
于鸦片战争时代，觉醒于英法联军时代，在成年以后，为了救国，放弃科举，改行从商，努力学习西方语文、了解西方富强之道。
在清末洋务运动中，郑观应曾多方面的参与，他写过不少有关富强的文字，一八六二年，他出版《救时揭要》，后来三十年问，陆续增订，最后成为《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全书共分十四卷，一至四卷为“富国”、五至七卷为“开源”、八至十一卷为“强兵”、十二至十四卷为“节流”，共一百零二篇。
有些篇后还附有英、法、德、俄等国有关资料和张之洞、薛福成等人有关文章。
一八九二年，郑观应在这书初刊自序中写道：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宁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未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
孙子曰知已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
应虽不敏，……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
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
…… 这些议论，自然是两年后孙文上李鸿章书的张本。
孙文是郑观应的老乡，也是朋友。
郑观应影响孙文，自不待言了
《盛世危言》的作者是
《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创作于公元1894年(光绪二十年)。
全书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在当时是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
《盛世危言》是中国思想界中一部较早地认真考虑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著作。
就其对当时许多问题的思考，百年之后仍然不能抹杀其具有现实意义的光辉。
《盛世危言》是一个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社会的纲领，它不讳言中国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落后于西方。
提出了从政治、经济、教育、舆论、司法等诸方面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的方案。
在政治上不但提出了建立议会式的立宪政体，而且提出了将政治公开于传媒，由朝野各方评论，这样才可能使施政臻于完善。
在经济上郑氏主张由民间组建工商业团体，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在教育上，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有新见解。
在司法上他指出了中国的法律和法律的运用无不体现了黑暗与残暴，所以须得向西方学习，他说西人每论中国用刑残忍，不若外国宽严有制，故不得不舍中而言外，取外而酌中。
《盛世危言》，是中国近代思想家郑观应的重要著作，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正式出版，版本多达二十。
书中封面题：“首为商战鼓与呼”，内容包括了建设现代国家和解决当日危难的所有问题。
其内容明确提出仿照西方国家法律，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指出国弱民穷根源乃在于专制政治。
郑观应自隐居澳门后，致力扩编1873年完成的《救世揭要》和1880年的《易言》，结果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完成深具影响力的《盛世危言》。
其后，郑观应按当时中国的形势变化，一再增补内容。
因应中日甲午战争和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形势，8卷本的《盛世危言增订新编》于光绪二十六年编成。
该著作被重印20余次，乃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书。
文本 现今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盛世危言》文本，分别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5卷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14卷本《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8卷本《盛世危言增订新编》。
近代，研究郑观应的专家夏东元教授所编的《郑观应集》，当中《盛世危言》文本乃其上三个权威性版本之综合本，共115篇文章。
而最早的《盛世危言》5卷本包括57篇文章，其标题分别如下： 《道器》 《学校》 《西学》 《女教》 《考试上》 《考试下》 《藏书》 《议院》 《日报》 《吏治上》 《吏治下》 《游历》 《公法》 《通使》 《禁烟上》 《禁烟下》 《传教》 《贩奴》 《交涉》 《书吏》 《廉俸》 《建都》 《教养》 《训俗》 《狱囚》 《医道》 《善举》 《税则》 《国债》 《商战》 《商务》 《铁路》 《电报》 《邮政上》 《邮政下》 《银行上》 《银行下》 《铸银》 《开矿》 《纺织》 《技艺》 《赛会》 《农功》 《垦荒》 《旱潦》 《治河》 《防海上》 《防海下》 《防边上》 《防边中》 《防边下》 《练兵》 《水师》 《船政》 《民团》 《火器》 《弭兵》影响 《盛世危言》问世之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一触即发之时，国内的民族危机感极重，该书出版后随即轰动社会及以极快的速度传播。
据说《盛世危言》亦曾呈给光绪帝，光绪帝下旨“饬总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
该著作被当时人称为“医国之灵柩金匮”，推动洋务运动的张之洞亦评“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
”由此，可窥见该书对治理国家之价值。
《盛世危言》乃中日甲午战争前著名的政治改良论著。
除清朝社会外，著作对其后的社会亦产生广泛影响。
《盛世危言》的出版，其中对清末的维新派和革命派具承先启后的作用，亦为1898年开始的百日维新奠下重要根基。
蔡元培于《蔡元培年谱》评价该书：“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
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
受郑观应和《盛世危言》影响的著名人士，其中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
《西行漫记》记述在1936年曾回忆自己青年时阅读该书的感想：“这本书我非常喜欢。
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
”实际上，《盛世危言》所提出的革新观念和“以商立国”的商战理论，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及商业发展起了深远的影响。
王韬在其著作盛世危言中主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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