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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的科学技术成就： 1）确切诞生了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可能火药的诞生也在汉朝； 2）瓷器也在汉朝诞生，这是中国对世界的礼物；各种手工艺品在汉朝发展很快； 3）纺织技术得到改良，丝绸等广泛使用； 4）冶炼技术得到改良，冶铁工艺已经非常发达（这要感谢张骞出使西域）； 5）水利技术得到发展，汉朝治水比较成功，很少有水灾； 6）医学得到长途发展，出现了华佗，张仲景等名医，中医已经比较完备，也出现了“动手术”这样的“西医”，血液循环原理也被发现，这比欧洲早了将近1000年； 7）包括数学在内的自然科学有一定的发展，尤其是历法和天文。
8）很多机械原理被广泛应用，例如轴承，曲轴连杆，转动变直线运动的装置等等，这比欧洲早了至少500年； 9）建筑学得到完善，据说有了具体的建筑规范和标准，就好象现在的国标。
教育成就西汉的教育，最突出的是汉武帝时代始兴的儒学教化，它深刻地影响从此以后的中国教育和伦理。
前140年，汉武帝对讲求事功的儒学大感兴趣，即重用儒者赵绾、王臧等为公卿，变寡欲政治为多欲政治，提升儒教，压抑黄老之学。
大儒董仲舒乘机脱颖而出，援引“春秋大一统”之精义，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他继承儒家重教化的传统，认为子孙长久安宁应归功于礼乐教化，所以帝王必须以教化为大务。
受其建议，武帝遂立大学、设庠序，罢黜秦朝所立各家博士，专立儒学之《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学术的道路从此限定只有经学一条了。
武帝令丞相公孙弘等制定设立太学方案，规定五经博士教授的学生，每经10人，全国共50人。
选择18岁以上，仪状端正者充之。
期年后，可做文学掌故和郎中。
这以后，太学规模不断扩大，到成帝时，博士弟子增至三千之众。
后来，西汉政府特许郡国县官挑选少年入太学旁听。
同时在各地设庠序之学以“崇乡里之化”。
至西汉末，全国学校如林，庠序盈门。
尊儒兴学，制度教化，将教育、考试和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时的大创造，此后，孔子“学而优则仕”的主张便作为正式的文官制度得以确立。
道德教化为基础的察举、征壁与潜心攻经，成为入仕升官的两条途径和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巨大支柱。
东汉时，太学有更大规模的发展，太学士多达3万，《论语》、《孝经》是必修课，方式一是大班上课， 二是高年级辅导低年级，主要靠自学，年限不定，可兼习他经，鼓励通材，有的学生如张衡、崔瑗还研习科学。
灵帝时设鸿都学门，是一所国立文艺专科大学，仅习辞赋、小说、绘画等技艺，为我国历代专门学校创建开了先路。
此外，汉代民间私学兴盛，学生多者上千。
有的相当于大学，称“精舍”或“精庐”，有的相当于小学，称“蒙馆”或“书馆”。
教师中有不少古文经学派的著名学者，如马融、郑玄等，他们治学严谨，注重考据训诂，成为后世所谓“汉学”的主要代表。
文学成就在史学方面，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为以后两千年正史的编纂提供规范。
全书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班固所编写的《汉书》分为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
全书体例仿效《史记》，惟改“书”为“纪”，废“世家”入“列传”，还开创了刑法、五行、地理、天文、艺文四志和《百官公卿表》。
《汉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完整的断代史。
更是成为了以后历代王朝撰写本朝历史的范本。
而两汉时期其他的史书还有《东观汉书》、《汉纪》和《吴越春秋》等。
很多西方学者认为，汉代的作家所开创的史学标准，直到18世纪都一直领先于世界。
汉代在立国时用无为而治之法，文景时期，又用道家黄老思想为主，并辅以儒家和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不仅强调无为，还注重礼与德的作用，既承认法律的重要性，又坚持约法省简，务在安民。
而从汉武帝之后，统治者又确立儒家思想成为了正统思想，并辅之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其中心是“德主刑辅”，即先用德礼教化，教化无效再施之以刑罚。
这种刚柔相济的治国之道，成为汉武大帝以后汉王朝法制的指导思想。
这一思想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立法影响很大。
汉宣帝曾有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便是这种思想的精辟阐述。
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所毁坏的很多文献书籍，通过汉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和发掘记录得以重现，包括五经当中的古文尚书，也是这时候发掘整理出来的。
汉武大帝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等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经学成为学术主流。
由于不同学者对经书的理解与记忆都有偏差，学术也被分为不同流派。
宣帝时期，在太学中立学官的，《易》有三家，《书》有三家，《诗》有三家，《礼》有一家，《春秋》有两家，共十二博士。
东汉初年，增加到十四博士。
到东汉晚期，古文经学走向发达，今文经学日益衰微。
汉政府设立乐府，搜集民间诗歌，即为乐府诗，后世的《乐府诗集》《古诗十九首》《玉台新咏》中便搜集了不少汉代乐府诗，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也是写成于汉代末年。
赋是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张衡的《二京赋》等均为千古传颂的文学名篇。
汉代时期，隶书亦渐渐取代小篆成为主要书写字体，而隶书的出现则奠定了现代汉字字形结构的基础，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标点符号的雏形 汉初推行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出现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局面，称“文景之治”刘武帝在政治、经思想等领域推行了一些列新政策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颁布“推恩令”汉武帝派遣张骞，开辟了“丝绸之路”
关于思考重要性的名言
汉朝文化主要内容及其基本要旨大致为：“无为而治”奠定了汉王朝的立国之本；“独尊儒术”造就了汉王朝的长治久安；“龙凤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
汉朝的齐鲁文化、中原文化、关中文化、北方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等代表着地方文化的区域特色。
历史年代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继短暂的秦朝之后出现的朝代，分为“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与“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两个历史时期，后世史学家亦称两汉。
西汉为汉高祖刘邦所建立，建都长安；东汉为汉光武帝刘秀所建立，建都洛阳。
其间曾有王莽代汉自立的短暂新朝（公元9年－公元23年）。
另外，部分学者亦将蜀汉列入汉朝的延续而将其归入汉朝的一部分，认为蜀汉作为地方割据政权延续汉室，如此汉朝灭亡则是在263年，但大部分说法均将由蜀汉昭烈帝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归入三国史中。
地域划分荆楚文化荆楚文化是汉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最基础的文化类型之一。
它主要分布在长江中游的广大地区，是当时刘邦诞育地区的本土文化。
丰邑原为宋国属地，后曾在此设都（故丰县有“汉高故里，古宋遗风”之称）。
齐鲁文化齐鲁文化即儒学文化。
其地域是以泰山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
这一地区主要从事于农业和蚕丝织业，并因临海而富于鱼盐之利，故而形成了这一地域的文化和习俗特征。
“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乡人者，大国之风也”；“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
对刘邦而言，荆楚文化、齐鲁文化都是烂熟于心的，推崇与否都是因时势而定的，表面上的好恶并不代表着文化层次的厚薄。
确切地说，汉文化的很大成份来源于齐鲁文化，即儒学文化。
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即华夏文化。
这种文化主要产生于黄河的中游地区，在这一地区有着突出的较文明的农耕文化，而且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均较为发达，成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摇篮。
关中文化关中文化即三秦文化。
这种文化观念产生和形成于黄河上游以及渭水流域，这里膏壤千里，以田为上好稼穑，多大贾，农耕文化形成较早。
北方文化北方文化亦即燕赵文化。
这种文化观念主要产生于北部的海河流域，包括春秋时期的赵国、中山国、燕国以及以北的地区。
这一区域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相同之处，且受塞外匈奴的游牧文化的影响，显得更加雄浑粗犷，奔驰豪放。
其他文化除了上述五种文化主体之外，还有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越族亚文化等，都曾对汉文化的形成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同时更多的则是受后来汉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中国全国一统的“大一统汉文化”。
汉朝建立前，中国广大地区所存在的文化差异，极大地限制了区域交流和各项事业的发展。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李斯等人的倡导下，虽然对战国时期“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文化现状进行了改革，但这项工作并非像战争那样在一朝一夕之间就能够改变，而是要经过较长时期的潜移默化才能够使八方文化融为一体，诸子百家互相渗透，最终凝聚成中华民族的文化――汉文化。
汉字、汉语、汉文化来自百族，又影响八方，对中华民族的巩固和发展产生了千年不衰的深远影响。
类别划分思想传承变化汉朝初建，承袭秦法，当时的学术思想界，却恢复了春秋战国时代，各家并立的状态，因为秦朝灭亡后，学术思想的研究障碍已解除，虽然秦朝的“挟书律”及“妖言令”到惠帝、吕后时才废除，但实际上未废除前，政府对学术思想的研究，是不太过问的。
战国时代的儒、法、道、阴阳、纵横五家，在汉朝初期依然活跃，但在中期以后，由于政府的提倡，学术界变成以研究经学为主。
汉代的治国思想。
汉代在立国时用法家之法，又用道家黄老思想为主，文景时期，并辅以儒家和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不仅强调无为，还注重礼与德的作用，既承认法律的重要性，又坚持约法省简，务在安民。
而从汉武帝之后，统治者又确立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并辅之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其中心是“德主刑辅”，即先用德礼教化，教化无效再施之以刑罚。
这种刚柔相济的治国之道，成为汉武帝以后汉王朝法制的指导思想。
这一思想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立法影响很大。
汉宣帝曾有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便是这种思想的精辟阐述。
早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所毁坏的很多文献，通过汉代学者的记录得以重现，包汉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董仲舒括五经当中的古文尚书，也是这时候发掘整理出来的。
汉初的经书，全由私人传授，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经学成为学术主流，经学家也愈分愈多。
由于不同学者对经书的理解与记忆有所不同，经学也被分为不同流派。
宣帝时期，在太学中立学官的，《易》有三家，《书》有三家，《诗》有三家，《礼》有一家，《春秋》有两家，共十二博士。
东汉初年，增加到十四博士。
学者都尊崇其师以及学说，世代不替，因此学派的区分，日益严格。
关于树立正确思想的重要性名言
感情有着极大的鼓舞力量，因此，它是一切道德行为的重要前提。
—— 理智要比心灵为高，思想要比感情可靠。
—— 共产主义不仅表现在田地
如何做个好领导 孔子儒学与当代企业管理
1 我国儒家思想现状 1.1 儒家的中心思想 中国传统宗教文化是由儒释道三教揉合而成，其中儒家学说更是根深柢固地影响着传统中国人的道德伦理思想。
「儒」这个概念虽然是先于孔子而存在，甚至可以更广泛地应用于孔子前各种有「术」之士；然而，「儒」成为一家之说，孔子确是一个划分历史的开创性人物。
孔子的贡献，在于「删诗书」、「演周易」，对传统文化「述而不作」地整理、过滤和阐释。
他的关注点是现世的政道人伦，与其背后的理据「仁心」。
他「不语怪力乱神」，又说「未知生焉知死」；传统带有宗教意味的文献，如易卜礼仪及神话传说等，他一概将之道德化。
因此，先前包罗万有、错综复杂的中国早期传统文化，流过孔子时，便被过滤及转化成为一股唯道德、重现世的人文精神。
孔子的学说是谈现世生存之道，而生存之两大范畴是「政道」与「人伦」。
政道方面，谈到领袖如何治国，国际间如何共处，并且如何将人性的光辉推广到天下。
而人伦方面，则论到人若要生活得像一个人，必须肯定人类社会五种基本关系：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亦即「五伦」。
在这五种关系里，各人要尽自己本份，履行角色中的责任，并要恰当地对待对方。
这一切行为背后之理据就是儒家义理之核心──仁心学说。
「仁」这个观念，即人类原善生命的本质与呈现，类似基督教的「爱」，是统摄全德，又能通向诸德之理则；是转化内在生命和外推影响别人的动力。
对于孔子来说，其实「仁」已超乎一个德行的概念，而是儒学哲理系统中之本体。
换言之，这便是儒家信仰之核心所在。
正如杭廷顿在「宗教文明之冲突」一书中所预言，儒教文明正在冒升，将与世界其它宗教文明对峙而立。
以前是谈儒学在政治应用上之影响，现在则谈在经济效益上之影响。
除了中国，其它所谓东亚「四小龙」和「四小虎」，都直接或间接地受着儒学或华人的影响。
在学术界方面，新加坡东亚研究所和台湾中央研究院均设立专门部门研究儒学，甚至中国大陆也大量出版儒学书刊，召开学术会议，设立专门科系，以推动新儒学的研究和发展。
至于海外地区，则以美国波士顿地区成为西方儒学研究的重镇，这些外国的汉学家甚至戏谑说他们的是「波士顿儒学」。
由此可见，儒学之复兴，不单是中国人探求文化出路所要思考的问题，亦是世界学术群体所关注的宗教文明。
作为一个面对未来和面对世界的中国基督徒，儒家实在是一个我们要深思对话的群体。
1.2 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儒家思想 1.2.1 管理者与儒家思想 对于企业管理的主体——管理者，自身修养的高低和领导能力的大小，对于企业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此，儒家强调自身修养的理性品格，强调宽以待人、严以律己。
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论语子路》中，“先有司，赦小过，巨贤才”，“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
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其中虽然有些语句是以国家的经济活动为假定的，但也可以借鉴到实际的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成为经营管理者应具备的一种风范。
作为管理者，与员工之间不能仅仅单纯是一种忠诚或信任的纯字面含义，进行充分的交流是建立双方信任的最好方式，而在交流中，适当地让员工了解你的人情味，更容易赢得员工的信赖和了解你对他们的希望。
也正因为如此，许多经济界的经营管理者才以儒家思想为其座佑铭，作为处世和经营管理的准则。
以日本丰田汽车为例，丰田汽车创业者的座右铭是“天、地、人”三个字，就是从《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到的启示，正是在这种强烈的理念支配下，使丰田纺织技术成为当时日本对外技术出口的先例，在丰田汽车公司创建之后，根据时代的脉搏，其管理者在座右铭中又加入了“智、仁、勇”三个字，出自《中庸》“好学近乎智、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强调了身体力行，为人表率，勇往直前的精神。
至此，丰田公司的继任者们就以儒家的“天、地、人、智、仁、勇”作为丰田汽车的支柱，成为丰田汽车发展的经营之本。
1.2.2 员工与儒家思想 对于管理的客体——员工，如何从人性的角度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是儒家思想在现代管理中运用的关键所在： 在管理手段上，孔子的经营管理在以人为主的“软性管理”领域中，其特点得到了充分发挥，这种“软性管理”的主要特点就是情和理。
孔子认为，经营最关键的是人。
强调所谓的实际经营就是抓住人心，用感情打动被管理者是经营的基础，指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篇》，极力提倡施行仁德，给人们应得利益，以仁的手段连接人心。
儒家以“仁爱”为核心的中国古代人道主义，主张人对人的承认，肯定人的价值，通过仁而达到社会的和谐统一，大力提倡“爱的管理”和“人情味管理”，这对于克服西方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全面物化、个人主义等问题有着积极的作用。
在管理方式上，儒家特别强调自身修养的重要性，注重修身中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主张“守礼”，“内省”。
这就要求在现代管理中必须信任员工，尊重员工，让员工感到企业的事业就是自己的事业，强调自我管理，变员工的消极、被动状态为积极主动的行为，让每一位员工都能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管理，真正使人才各尽其能，各展所长。
正如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所言“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这就为管理者提供了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使人对工作“乐此不倦”的策略。
有“经营之神”之称的日本的松下幸之助，就有这样一句名言：“让想做的人去做吧”，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的经营理念。
在人才管理上，如何不拘一格、知人善任，是儒家人性观的一条基本原则。
人才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灵魂，人才对企业的兴衰关系重大，所以发现人才和“量材适用”实为企业管理者的首要任务，得人才者先要知人，要“知其所以、观其所为、察其所安”《论语为政》，从而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
知人的目的是善任，成功的经营管理者实际上都很善于用人。
正如日本本田公司的创始者本田宗一郎所说：“如果能使人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中按自己所想有所作为的话，那么他就会对工作发生兴趣，所以，这样做是经营之上策。
”本田公司就是采取这样的用人之道，并获得了成功。
由此可见，以日本的本田、丰田、松下等为代表的世界著名公司的崛起，都是在借鉴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具有明显的中国儒家传统思想色彩。
儒家的人性本位的思想，和为贵的人际关系准则，“高产乃为善”的劳动道德，对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过程中，在充分利用和吸收儒家合理管理思想的同时，还要与所处的时代结合起来，推动现代企业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1.3 儒学的影响 儒学对中华民族的正面影响，是能以道德理想诱发人性积极奋发上进，中国人的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都是由此而来；另一方面，儒学也为群体生活的基本关系，奠下了各安其位、各尽其职之伦理原则，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重德的民族。
任何事物均有其两面性，昔日儒学的特色，是凝聚民族的丰厚精神资源，但时移势易，今天却成为民族继续向前发展的历史包袱。
2 儒学对企业的负面影响 2.1 儒家思想的弊端 儒学的最大诟病，是未能随着时代变迁而成功地自我转化，只剩下缺乏内在生命的仪文形式。
例如：1.重三纲；强调君权、父权、男权，一方面鼓励「愚忠愚孝」、「三从四德」，另一方面导致男性沙文主义占据各种领域。
2.讲亲疏；易造成强调「脉络关系」、「派系门第」及「用人唯亲」等现象。
3.讲人情；强调「情理兼备」，本来也有其好处，但当来到「法律不外乎人情」，易造成「徇私枉法」、「只手遮天」、「一家天下」及「无法无天」等现象，正因如此，中国社会的客观法制和司法独立精神，始终未能完全建立。
4.儒家追求学问之过程过于道德化及唯心化，轻看实利小学；结果虽有先进的逻辑学及数学作为基础，但现代科学及客观知识始终未能自发地在中国文化土壤孕育出来。
5.重高亢理想和微言大义；结果失诸于实用效益。
6.重群体和谐；导致安于现状，缺乏竞争能力，独立人格的个体也难于发展出来。
7.重人本现世，不谈鬼神来生；结果未能对中国人提供一个整全的宗教信仰，这也解释了为何释道二教能迎合中国人的宗教需要，与儒学形成三足鼎立的现象。
2.1 对管理者决策的影响 中国的管理决策方式受传统的君臣关系的影响。
传统的君臣关系的总原则是惠忠，就是说做君主的要实行仁政，要有恩惠加于辅臣，同时做辅臣的一定要忠诚，要以诚心奉事君主。
在这一传统思想的影响下，儒家提出了按等级固定消费的观念，孔子就执著地贯彻俭不违礼的原则，一次，他的学生子贡想免去祭祀中所用的羊，孔子就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
述而》），认为羊不能免。
孔子所说的礼，就是封建等级制度。
后来，苟于又详细论证了这种思想，他把封建等级制度和满足人们欲求的给养联系起来，认为制订礼仪就是要在养人之欲，给人之求时使有贫富贵贱之等，不允许越级消费，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荀子
王制》）。
这种传统的等级制度在中国文化中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
此外，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也影响着中方管理者的决策行为。
孔子说：中庸知为德也，其至矣乎
可见，儒家把中庸思想看作是最高的道德。
其中和为贵的思想就成了中国人几千年来处理人际关系、民族关系、社会关系的传统原则。
由于上述儒家文化对中国长久的熏陶，形成了中国企业管理者决策行为的特点。
2.1.1 不善于对下级授权 由于传统的等级制度的影响，形成了中国企业当中上下级之间较大的权力距离，这种大的权力距离表现为企业当中的管理者等级秩序严格，权力较大者拥有相应的特权，下属对上级有强烈的依附心理。
在西方人士看来，中国企业里高层与中、低层管理人员的权力距离显著地大于西方企业，这种权力距离方面的差异，也可以通过各级经理人员的薪酬等级结构反映出来，据《世界经理人文摘》中文版1998年4月号所载的第十次亚洲经理薪酬调查的数据，在西欧的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年薪通常是初级管理人员年薪的2.6倍，在台北，相应的比例是3.2倍，在上海则高达4.8倍。
出于较大的权力距离的存在，使中国企业里高层管理人员拥有比他们的西方同事更大和更广泛的权力，而中、低层管理人员得到的授权则远远小于西方的同等级人士，因而形成了中国的中、低层管理者不善于做出决策的行为特征。
2.1.2 决策上的集体主义 由于和为贵思想的影响，中国的管理者通常群众观念较强，形成了群体决策，民主集中的决策风格，这也是在访谈中为美方管理者批评的一种行为特征。
他们认为中方管理者往往以一致同意作决策，而往往不愿意说，这是我做的决定，我来负责。
事实上，群体决策确有其不足之处，即权力相对分散，责任不易明确，行动比较迟缓，有时候效率较低。
但是这种群体决策又有其无可替代的优点，即能够集思广益，使领富集团在知识、能力结构互补的基础上，充分发挥领导的整体功能和决策能力。
正如在访谈中中方管理者对自己的决策系统的评价，他们认为在中方管理者眼中，决策是一件大事，不仅要听到各级管理人员的声音，还要听到广大员工的声音，以及客户和消费者的声音。
随着现代企业的发展，企业的经营管理目标已不再仅仅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而是要达到股东满意、员工满意、顾客满意、社会满意的四满意目标。
在这一复杂的决策过程中，个人决策日益体现出其局限性和弊端，而群体决策则充分体现出了其在复杂情况下有助于提高决策质量，有效防止个人或单方专断的作用，有利于保证和维护合资企业的整体利益。
2.2 影响国际合作 当今中外的管理者都很注重管理当中的决策，因为在很大的意义上，决策就意味着领导的成功与失败。
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决策的正确与否更成为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
企业的决策除了在一定程度上受外部条件制约外，主要是由企业领导者的决策行为所决定的。
企业领导者的决策行为，包括判断能力、组织能力、预测能力、协调能力以及领导者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偏好等。
其中领导者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偏好对其决策行为起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作用。
而文化是对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偏好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因素，由于中国和美国有着很不相同的文化底蕴，这种差异必然会体现于其管理者的决策行为之中。
文化对于决策行为的影响，通过一份对中美合资企业双方管理者进行的调查访问可以得到说明，该访问访谈了北京地区10个中美合资企业中的17位中方、14位美方高级管理者，结果显示，双方管理者对对方都持有某些偏见，这些偏见尤其体现在对对方决策风格的消极评论上，这里我们陈述一下该访谈的结果： 第一， 美方管理者对中方管理者决策风格的评论：（1）不作决策。
他们认为 在中国，员工把经理看得很高，奉为上人，所以每件事都要由大老板来决策，其他人只是需要等待指示。
（2）一致决策。
他们认为与美方管理者相比，中方的管理者更倾向于达成一致，倾向于分散决策的责任，而不是勇于来承担责任。
第二， 中方管理者对美方管理者决策风格的评论：他们认为美方管理者过于专断，不爱听取下级意见。
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双方管理者在涉及到决策问题时，大都感到很不愉快。
因而，我们认为有必要研究一下中国和美国的文化对合资企业领导者决策行为的影响，从而对上述决策问题上的跨文化冲突做出一些解释。
3 儒学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3.1 完善管理中的儒家思想 3.1.1 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必须重视挖掘人的潜能。
有中国“阿信”之称的浙江步森集团原董事长寿彩凤说：“办企业要依靠工人，利润是工人创造的，不靠工人靠谁
要依靠工人就要认识到他们的价值，他们的力量，尊重他们，同时还要保护好他们的利益，这样工人就能跟你一条心了。
”虽然在知识经济时代，对企业效益直接贡献的是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先进设备在企业生产经营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这些先进设备是由人来操作和创造的，之所以正常运转还是要依靠人来完成。
所以人的行为在现代化生产过程中仍然占有主导地位，现代管理必须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必须尊重人，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
管理心理学认为，人的需要是人的本能，它决定人的行为，是人活动的动力，可能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合理需要，才能有效地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
这就要求不但要关心人的物质，更要关心人的精神需求，使员工通过企业的贡献，不但物质上得到应有的满足，精神是也找到了依托和归属。
a 增强员工价值的认同感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员工的知识水平提高，员工的活动空间增加，除了选择工作环境条件和报酬外，他们更看重工作的挑战性，乐于从工作中得到满足感、成就感和胜利感，渴望自己的作为得到人们的承认和尊重，使自己所创造的价值得到认同，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激发其不断努力进取的动力。
企业必须尊重每一位员工的劳动成果，对企业贡献突出的员工在物质和荣誉上必须给予双重的奖励，使之成为员工心目中的学习榜样和典范。
b 创造宽松环境 知识型的员工越来越表现出在工作中不只是寻求一个报酬优厚的职位，而且是寻找在文化上同他们的个人价值观相和谐的工作场所。
他们不需要完全依赖于领导的监督与控制，更多的是有较强的自我约束能力，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更多的是在自我激励、自我控制中完成本职工作的。
如果完全依靠严格的制度来管理员工，必使其个性压抑，情绪低落，创造性得不到最大限度地发挥。
因此这时候，企业的领导更加注重宽松的工作环境的创造，形成一种对工作注重结果和绩效如何，不强求指定的方式和途径的管理思维。
c 提倡员工自我奖惩 要使员工善于从工作中寻求乐趣，享受工作中带来的成就感和荣誉感。
使员工的努力和自我牺牲精神超过了岗位责任对他的要求，而且完全出于自愿。
强调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形成“不须扬鞭自奋蹄”的局面。
3.1.2 推行“互交式”管理 这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管理思维，在管理中突出体现领导与员工上下平等，只是分工不同，目标是一致的，领导在工作中应少一点命令，多一点帮助和引导，与员工融为一体，坚持群众路线，使领导成为员工的良师益友，是员工的行路指南针，是企业航船的舵手，员工则是领导的得力助手，能积极真诚地帮助领导改进工作，提出忠肯的意见和建议。
3.2 与西方管理思想融合 现代西方企业的管理特色不仅在于其企业制度的理性化、法治化，更在于其企业家的人格风范所体现出来的所谓资本主义精神。
这种建立在新教伦理上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其企业制度的核心，即涉及到西方人宗教道德中传统的生命信仰形式和价值理念。
在学习西方的企业制度时，可以学习其理性化的企业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但很难通晓其企业制度的核心，即西方人建立在新教伦理基础上的生命信仰形式和源自其宗教道德传统的行为方式。
也就是说，在学习西方的企业制度时，东方企业的制度硬件可以是西方的，但是，企业制度的软件“人”，则只能是东方的。
所以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的硬件内容中国有企业家可以从西方移入，并依照中国的国情综合改造为我所用；但中国企业家的生命信仰道德精神和人格风范是不可能从西方移入的，这是必须在所属文化传统的熏习中积淀下来的。
这并非易事，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在中国近百年来不断升级的反传统思潮冲击下已衰落势微。
因此，重塑中国企业家的人格风范成为建立中国式企业制度的紧迫要求。
儒商正是这一要求的具体体现。
被称为近世儒商的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要求的具体体现。
被称为近世儒商的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在其所著的《论语与算盘》中，称义利合一是儒商的经营原则。
义，是社会的道德规范；利，是指企业的经营效益。
义利合一是指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企业的经营效益相互依存。
从儒家的企业伦理来看，义是利的基础，利是义的结果；义是利的指导，利是义的实现。
义是企业通过其正当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为社会谋福利，利是社会获得企业满意服务后以利润形式给予企业应有的回报。
在涩泽荣一看来，记载儒家道德教训的经典《论语》代表义，精确计算企业成本效益的工具算盘代表利，一个企业家必须做到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必须坚信“《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即，必须坚信义中有利，利中有义，义利合一，不可分离。
“打算盘是利，学《论语》是义，应不断根据《论语》之义得出算盘之利，又从算盘中悟出《论语》具有真正的致富之道。
”义利合一在涩泽荣一看来包含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以公益为利，利即是义，义利不分。
他对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解释为：只要对国家公众有益的事业必定可久可大，应该出于义的考虑去做，即使是眼前有所亏损也在所不辞，而对国家公众无益的投机之利必不久远，不应该出于私利的考虑去做。
另一层含义是，承认工商谋利活动有其正当的价值，不应该否定，但必须用道德对其进行规范指导，使符合伦理的目的。
所以，《论语》中“放于利而行，多怨”是指如果只考虑他人的利益而不考虑自身企业的利益，是宋襄之仁，宋襄之仁是毫不利己的最高之仁，但是不适用于工商领域，因为追求利润是企业存在的前提。
3.3 儒家思想值得肯定 21世纪将是东亚崛起的世纪，它将成为世界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之一，中华民族也将是东亚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
这样就客观的把中华民族的儒家文化推向了世界舞台的前沿。
1997年以来，东亚由金融危机而演变为经济危机，而影响整个世界经济，这说明东亚经济已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具有举头轻重的作用。
西方一些人认为东亚走出危机的唯一道路是全盘接受西方经济管理模式，否定悼念东亚模式，就儒家文化圈而言，这次危机影响最严重的是韩国，但以团结顽强称著的韩国人并没有被经济危机所压垮，韩国人捐钱献黄金，表现了一种克服经济危机的勇气和决心。
其实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丧失信心和主题精神。
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无数次经济危机，不是也克服了，走过来了，难道东亚就克服不了，走不过去了
世界经济发展模式是多元的，儒家模式也是可以推动经济发展。
传统儒学是极为古老的文化形式，它是以小农经济为土壤发展起来的道德人文主义。
就传统儒学本身根本没有现代化意识和现代化内容，就儒学的负面价值而言，对现代化也有一定的排斥性。
这样一种文化怎么好和现代化模式联结起来呢
儒家文化对地方社会的家庭与社会结构、社会稳定、社会道德与教育、人才培养等方面确实起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与社会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等方面的关系就不很密切了。
所以“东方现代化模式”除了文化特点之外、还有政治上、经济上、历史上和地理上环境诸方面的特点。
总之，在当代社会中，儒家思想不仅是哲学，是艺术，更应成为现代企业的管理指导思想，融入现代管理模式中，在我国企业中体现出的中国特色：一是“刚柔立本”的组织原则。
二是“变通趣时”的达变原则；三是“圣人成能”的调控原则；四是“仁以守位”的用人原则；五是“崇德广业”的领导者自身的修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