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 此句完整的是什么，出处是哪里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我不知道，诗歌遭遇奥斯威辛是否属于历史的必然，但这种诗与奥斯威辛的狭路相对，确实产生了“如一架缝纫机和一把雨伞在解剖台上偶然相遇”一般惊心动魄的语言效果。
“自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写诗已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 自从阿多诺公然挑明了诗与奥斯威辛这种令人不安的紧张对峙以来，诗人们陷入了一种普遍的尴尬，写诗成为一件越来越难之事。
我不知道，诗歌遭遇奥斯威辛是否属于历史的必然，但这种诗与奥斯威辛的狭路相对，确实产生了“如一架缝纫机和一把雨伞在解剖台上偶然相遇”一般惊心动魄的语言效果。
自奥斯威辛之后，诗歌当然不会因一句话抹杀自己的存在。
倘若阿多诺此言本身意味着对诗的最后宣判，我们为什么还常常会从中闻到一股痛彻肺腑的味道——是从奥斯威辛传来那股挥之不去的煤气味吗——因为最起码我们可以发出一声叫，或者只写一首诗，一首最后尖叫之诗。
甚至阿多诺自己也并不否认：“日复一日的痛苦有权利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
因此，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你不再写诗了，这也许是错误的。
” 应当承认，历来存在着各种不同自命诗人，他们能够在各种环境下制作出形形色色被为“诗”的东西。
就此而言，集中营里确实可能存在某种“艺术”。
奥斯威辛的另一位辛存者、精神病科医生弗兰克博士曾著文谈及这种《营中艺术活动》，“这要看你所谓艺术究竟是指什么而定。
” 对一个真正的诗人而言，写诗无须任何理由，它就像呼吸的本身一样自然。
但当我们说到奥斯威辛，痛苦的回忆令舌头打结，要么选择沉默，从此三缄其口，任世界陷入混乱与无名，像一个完全转身离去的上；要么装作充耳不闻，好像什么都未曾发生。
或者干脆将阿多诺式的断言视为一种阿多诺式的德语、阿多诺式的危言耸听，继续制作一种我们称之为诗的、分行或不分行的玩意儿。
老实说，就在写这篇文章时我还在想，倘若一个人经常被诸如此类的问题困扰是否算得上明智。
写作本身无疑就是参与讨论的最佳方式。
这的确不为面对此类问题的最美妙的方式之一：以一首诗来作出回应。
德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甚至认为，“在奥斯维辛之后写作——无论写诗还是写散文，唯一可以进行的方式，是为了纪念，为了防止历史重演，为了终结这一段历史。
” 诗与文字本身将显示见证的力量，写作终于不得不成为这样一种见证的方式。
大屠杀由此侵入到文学艺术的所有领域，成为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绘画等取之不竭的写作资源。
Holocaust（大屠杀文学）已经成为一个文学术语。
依阿多诺之见，在现代化的大工业生条件下，“通过管理手段对数百万人的谋杀使得死亡成了一件样子上并不可怕的事情，” 也使为满足下意识受虐欲望的仿真式复制与再现，成为轻而易举之事。
因而，通过尖叫和从尖叫中获取的快感，不过是施虐与受虐的快感，是属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副产品。
好莱坞电影就是将这种快感推向高潮的标志，斯皮尔伯格更将对这种题材的提炼和加工提升到一个临界点，从而备美国电影学院犹太裔评委们的青睐。
最近的例子，就是在罗曼·波兰斯基导演的《钢琴师》中扮演男主角的演员获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
虽然，人类从荷马史诗、从《圣经》时代开始起，就不断地描写谋杀和屠杀的故事，这几乎已经构成文学艺术的一种惯例，“争斗，尤其是腥的争斗，总是故事的好材料。
种族灭绝很早就随着洪水和旱、丰年和荒年的轮替而进入故事画面。
”（格拉斯语）即便一向如此，其合法性也并不是没有受到过任何质疑，尤其是针对像奥斯威辛这样空前的大屠杀。
威塞尔曾不无忧虑地警告：“……小说家在他们的作品中随意地把‘大屠杀’取作题材……不仅削弱了它的意义，也使它的价值大打折扣。
‘大屠杀’现在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话题，容易引人注意，并很快获得成功……”这一切令不禁像他那样担忧：难道特雷布林卡和贝尔森都将结束于……词语或银幕
而发生在奥斯威辛的一切，也只不过是个用词与剪接问题
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很难回避在使用大屠杀作为题材达到文学目的时愧疚之心。
这或许有助于我们解，为什么这一代的许多优作家，包括像莫里亚克、福克纳、托马斯·曼和加缪等等，都选择了置身其外。
大屠杀文学的开创者，自奥斯威辛生还的作家莱维正是在获知自己极有可能得诺贝尔奖的那一年自杀的。
莱维甚至认为“幸存的不是真正的见证——被淹没的、没有归来的才是完的见证”。
大杀文学的另一位开创者布洛夫斯基没有死于毒气室，却死于煤气自杀。
幸存者保罗·策兰差点成为一个例外，他的名作《死亡赋格曲》，被公认为成功地以诗化的语言再现了集中营中犹太人的悲惨命运。
“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这么做，” 策兰的诗人同行兼好友，与阿格农分享 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奈丽·萨克斯也是其中之一。
她在给友人的信中曾引用年轻的德国诗人恩岑贝尔格的话，“哲学家阿多诺说过这么一句话：‘在奥斯威之后写诗不再可能’，这是对我的时代的最强硬的判断。
如果我们要活下去，就必须驳斥这句话。
” 策兰无疑以自己的诗作出了驳斥，最终自沉于塞纳河。
奥斯威辛牢牢地攫住了每一个人，包括那些看来从它伸出的魔爪中已经成功地脱了的人。
美国作家威廉·斯塔隆笆下的索菲也正是因为不堪记忆之重，不得不自杀以尽。
对于某些幸存者而言，他们好像只是代替那些死去的人而活，重述或写下那些濒临遗忘或将被别有用心者歪曲的事，为死难者作证，而后追随死难者，回到他们自以为早就该去的地方。
因为在他们看来，那些死去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活下来的人死去的。
活着，仅仅为了记并不想以此去博取诗人的声名。
但这记忆沉重到让幸存者如此不堪其重，让受苦的人在回忆中再受第二次苦，最终被压垮。
那些置身于奥斯威辛以外的作者，除了必须面对使用大屠杀作为题材的合法性问题之外，又陷入了另外一种困惑。
斯塔隆曾描述过这种心情：“我已被一种猜想所缠绕，常常觉得自己像入侵者一样，残忍地侵入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令幸存者一直无法摆脱的苦痛与死亡的领域。
”在《索菲的选择》的结尾斯塔隆不得不承认，即使通过他的作品，人也无法理解奥斯威辛。
“如果写得更准确，我以为可能是这样：‘迟早我要写索菲的死与生，写出来的东肯定有助于明宣示，恶绝对地没有从这个世界上断种绝根’。
奥斯威辛本身作为一个无法说明的东西留在世界上。
曾经有过的关于奥斯威辛最深刻的解说，根本不是解说而是回答。
问：‘告诉我，在奥斯威辛，神曾经在哪里
’／于是回答说：‘人曾经在哪里
’” 在奥斯威，缺席的不仅是上帝，还有人。
在较深刻的层面上，奥斯威辛呈现的正是一幕幕人性的悲剧，集中营集中地暴露出如纪德所谓的魔鬼的一面。
纳粹恶魔并非是人类的新品种，而正是人性恶的产物。
就此而言，正是人性的弱点与黑暗面造成了奥斯威辛集中营。
自奥斯维辛之后，写诗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失去了诗得以存在的人性基础。
奥斯威辛不仅毁掉了诗，也毁掉了人——也就是说毁掉的不仅仅是犹太人。
如阿多诺所言，“在魔法支配下，生存者要在不自觉的无动于衷——一种出于软弱的审美生活——和被卷入的兽性之间进行选择。
二者都是错误的生活方式。
”幸存者常常不免自问：我因什么而幸存
幸本身好像也成了一种罪孽，成为苟活的代名词，它牵连出有罪的记忆。
幸存者出于自我保护完全有选择遗忘或反记忆的权力。
因此，也有人认为，记忆本身不应该成为奥斯威辛之后写作主要题材。
至少就心理疗救这一层面，“好了疮疤忘了疼”自有其一定的合理。
在一项针对集中营幸存者的调查中，大约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表示“我想把所有这一切忘掉”。
而当作家凯尔泰斯被问到“是否强迫自己面对这些记忆
”时，他的回答是：“不, 对我来说并不难。
我觉得不解的是, 为什么有人难以面对这些记忆。
是这样, 集中营内的一些行为是伤害人的。
”凯尔泰斯曾经谈到另一位自集中营生还的作家Roman Frister，在集中营里丢了帽子。
不戴帽子参加第二天的演出就会被处决。
于是他半夜里偷了一顶帽子, 而那个丢掉帽子的人将因此掉脑袋。
我们也应该记得电影《逃离索比堡》中纳粹军官玩弄的一场恶作剧:未能逃脱的十四位囚徒面临着选择，他们被勒令在被处死之前，选择陪死的同伴；拒绝选择的话，就会殃及更多的无辜者，不是十四——而是五十
那种生命面临死亡绝境的求生欲望、那种挣扎与搏斗，让人想到凯尔泰斯小说中曾揭示的那“与奥斯维辛达成默契的被囚者的承受力”，同样也是合乎人性的。
奥斯威辛叩开的正是记忆最野蛮的一面，没有谁百分之百是无辜的，大屠杀把每一个人都卷了进去。
那些看上去无辜的词变得可疑了，“词语都必须重新定义，净化，重新发明。
一个词如‘夜——一个美丽、诗意、浪漫的词--对我们不再意味着它曾经意味的东西了。
’”（威塞尔语）所有一味赞美人性、赞颂人的精神、人生的美好、人道主义的诗歌都应该受到质疑与重审。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奥斯威辛之后，单纯歌唱人性美好的一面，是不可能。
诗歌从此不再允诺幸福，而只展露批判的省悟与清醒的痛苦。
诗与奥斯威辛的冲突也并非绝然等同于善与恶、梦与现实、道德与正义的冲突。
在这种对决中，诗歌并不代表至高的善，它甚至必须为自的讴歌而羞愧。
因为被它讴歌人犯下了谋杀同类的罪行。
而这些罪行往往正是在追求纯粹与至善的名义下实施的。
种族清洗连接着所谓种族纯洁的梦想，同样可能连接着一首纯诗的理想。
虽然，很难断言，奥斯威辛在何种程度上，正是一首伪诗、一种伪抒情的必然结局。
阿多诺的警告因此并非毫无来由，“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任何漂亮的空话、甚神学的空话都失去了权利，除非它经历一场变化。
”对那些保留了有关奥斯威辛的野蛮记忆的人，写诗是野蛮的了。
而要让写诗重新成为能之事，看来只有选择遗忘与反记忆，而这正是为富于良知的诗人们所拒绝的。
写作即意味承担人性及其所有后果，奥斯威辛是绕不过去的。
诗歌不能帮助我们躲过一颗子弹，更用说是去制止一场大屠杀，却仍然可以展示某种面对生活的姿态。
这种姿态让一个人即使身处奥斯威辛，仍然会为一只飞鸟、一片绿草而流泪，并从中体会到某种活着的幸福感，寻找到某种自我拯救的形式。
诗神青睐的始终是这种个体的经验，哪怕它只是生活在集中营里的残缺个体的脆弱体验。
弗兰克谈到过这种“死囚的美感经验”，罗伯特·贝尼尼戏谑地把它称之为“美丽人生”。
因为你尽可以把周遭的一切当作一场戏，以尝试从这种间离中享受到片时的快感。
这一切让我想起幅画：一个囚犯正在做自由的梦。
他梦见自己被长出翅膀的小天使引领着飞越监狱的铁栅栏，但这却不能帮他越过现实的冰冷围墙—诗意却可能正由此而生。
某种意义上，诗歌的功效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
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
希尼曾引用弗洛斯特的一句话，用来作为对一首诗作出的奇妙界定：“有么一刻止住了混乱。
” 我想阿多诺原意应该是清楚的，甚至可以从他的否定中感受到一种肯定：对诗以及源于诗本身力量的肯定。
他警醒诗人重新省自奥斯威辛之后，诗歌从中失去的、和它必须面对与应当重建的究竟是什么。
如果说奥斯威辛之后，你不能写诗了，是指不该再写那种软绵绵的抒情诗，那种空洞的、虚伪的、怯懦的、粉饰的诗。
所谓写诗之野蛮，可能意味着必须重新唤醒一种野性的力量、批判性的力量。
用阿多诺的话来说，是以丑的外观抛弃丑自身、以内在的异化形式，来控诉外在的异化状态。
卡夫卡小说，贝克特的戏剧，连同勋伯格的音乐因而受到阿多诺的垂青。
一种受难的、令人战栗的语言，贫乏和破碎化的形象，断裂与碎片，能更充分地体现出他所谓的否定的真理。
诗也并不例外，在阿多诺看来，不同的艺术门类只是体现出不同质料的差别。
阿多诺强调的是以一种不完整性和零散性，来对抗那种对一体性和完美性的渴望。
它们与营造奥斯威辛的渴望有着相同的根源。
秉从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奥斯威辛之后的艺术，将成为一种“反艺术的艺术”，即“否定的艺术”。
尽管，阿多诺一向拒绝萨特式的“介入”，而将革命性语言本身视同社会实践，从而将现代艺术成功地纳入了他的批判理论。
阿多诺驱逐了美学中的形而上学，代之以社会学。
多诺式的美学理论，往往正是在其最深刻处陷入某种意识形态的牢笼。
一种理论的彻底性恰好反映出其自身实践的盲点，这同样也是辩证的。
霍克海默在给阿多诺的信中嘲笑说：哈贝马斯把哲学看得和社会学一样有力量。
其实完全可以把霍克海默的话，照单归还给阿多诺。
天堂的颜色好词好句好段
是一部讲述孩子的影片，但是它在吸引儿童的同时，也能引起成年人的共鸣，也许导演深知家庭电影的游戏规则:一部不能在成人世界中被叫好的影片休想在孩子们直觉的审视下赢得好口碑。
是一部讲述孩子的影片，但是它在吸引儿童的同时，也能引起成年人的共鸣，也许导演深知家庭电影的游戏规则:一部不能在成人世界中被叫好的影片休想在孩子们直觉的审视下赢得好口碑。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而视力有障碍的小穆罕默德却只能靠声音和双手来感悟色彩斑斓的世界。
在城里的盲人学校里，他是最上进、最要强的孩子。
放假了，同学们都被父母接回了家，只有穆罕默德还在孤独地等待着爸爸的到来。
树上的小鸟成了他唯一的伙伴，终于爸爸来了，他带着穆罕默德回到了乡下的奶奶家。
能见到日思夜想的奶奶和两个可爱的妹妹令穆罕默德非常高兴。
在乡下，穆罕默德找到了童年时的快乐，他用双手抚摸着田园的风光、用耳朵倾听着小鸟的歌唱、用鼻子贪婪地呼吸着泥土的气息……虽然他无法看到这一切，可在他的脑海里，世界是一个无比美丽的天堂。
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多年的贫困生活让爸爸透不过气来，他想重新找回精神的支柱，也就是生活的另一半。
为了不妨碍自己的好事，他把穆罕默德送到了一个远离家乡的小木工作坊当学徒。
得知消息的奶奶心痛不已，下雨天拎着包去找穆罕默德，却从此一病不起,最终离世。
父亲的婚事也因为奶奶的去世而告吹，父亲最终还是到小木工作坊把穆罕默德接回了家。
可就在回家的路上，因为桥梁折断，小默罕默德掉入了湍急的河水中，父亲在内心的矛盾中选择了放弃救他，因为小穆罕默德给他带来太多累赘。
父亲随着水流一直到了下游的海边.他在海滩上醒来后绝望的寻找着穆罕默德，毕竟小穆罕默德是他的孩子。
找到后紧紧的将他抱在怀中.黑白的画面到达穆罕默德的手中,他紧篡的手在父亲的悲伤痛哭中慢慢张开,成为一片生命的金色.导演 Director:*马基德马基迪Majid Majidi编剧 Writer:* 马基德马基迪 Majid Majidi演员 Actor:* Hossein Mahjoub .....Father* Mohsen Ramezani .....Mohammad* Salameh Feyzi .....Grandma* Farahnaz Safari .....Big Sister* Elham Sharifi .....Little Sister* Behzad Rafi .....Village Teacher* Mohamad Rahmani .....Schoolteacher* Morteza Fatemi .....Carpenter* Kamal Mirkarimi .....Schoolmaster* Masoome Zinati .....Young woman* Zahra Mizani .....Schoolteacher* Ahmed Aminian .....Young Wife's Father* Moghadam Behboodi .....Village Headmaster* GanAli Khorami .....Villager制作人 Produced by:* Mehdi Karimi .....producer* Ali Ghaem Maghami .....producer* Mehdi Mahabadi .....producer* Mohsen Sarab .....producer更多外文片名:Rang-e khodaThe Color of Paradise .....(USA)The Colour of Paradise .....(Australia)The Rang-e khoda片长:90 min国家\\\/地区:伊朗对白语言:波斯语色彩:彩色幅面:35毫米遮幅宽银幕系统制作公司:* Varahonar Company发行公司:* Amuse Video Inc. [日本]* 安乐影片有限公司 EDKO Film Ltd. [香港] ..... (Hong Kong)* Eurocine [阿根廷] ..... (Argentina)* Mars Distribution [法国] ..... (2006) (France) (theatrical)* 索尼经典 Sony Pictures Classics [美国] ..... (2000) (USA) (subtitled)本片的导演是伊朗最著名的电影导演之一，马吉德马吉地。
他的上一部作品在国内曾引起过不小的反响。
本片在视听语言上有颇多煞费心思的精致之处，尤其是对盲童的手的再三表现以及他对天籁之声的敏感直觉，都倾注了导演的人道主义情怀。
本片曾获得2000年的最佳影片奖，对渴望了解伊朗除阿巴斯以外电影风格的人来说，是一部值得收藏的优秀电影作品。
虽然看不见世界，但相信它是天堂般的世界，这就是故事中盲童的坚定信念。
马吉德马吉迪把满腔热血倾注在儿童身上，并深深为此痴迷，沿用的写实技法，并倾注了更多的怜悯。
同样是盲童题材的还有穆森马克马巴夫的，穆森关心的是用听觉感受到的世界本身，而马吉德马吉迪则用聆听营造感人的氛围与情感张力。
庸俗和滥情的情节剧结尾永远是马吉德所唾弃的，父亲最终失去了儿子的生命，在失去的时候才重新找回了久违的爱。
被极力淡化的情节结构与戏剧冲突，细腻地展现了弱势群体生存的状态。
此片获得众多殊荣，比如蒙特利尔影展最佳影片;代表伊朗角逐2000年等。
马基德马基迪1959年出生于德黑兰，他最初工作于伊朗伊斯兰宣传局的艺术部门，后来非常幸运地获得了伊朗著名导演慕森马克马巴夫的赏识，参与其多部影片的演出，为自己日后的导演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马基德的电影处女作获选1992年戛纳影展导演双周放映。
其后的一片先后获得伊朗影展最佳影片，北美洲圣保罗影展、突尼斯影展等重要奖项。
1998年的成为首次获提名的伊朗影片，扩大了伊朗电影的国际影响力，马基德迅速成为伊朗人心中的民族英雄。
1999年《天堂的颜色》继续的辉煌，蝉联了蒙特里尔电影节上最佳电影奖。
之后又推出了反映难民生活的等。
一直痴迷于儿童电影的马基德马基迪，首次转变题材，创作出反映难民生活的，显现出其作为一个优秀导演对各种题材的超常把握能力。
虽然看不见世界，但相信它是天堂般的世界，这就是故事中盲童的坚定信念。
马吉德马吉迪把满腔热血倾注在儿童身上，并深深为此痴迷，《天堂的颜色》沿用《天堂的孩子》的写实技法，并倾注了更多的怜悯。
同样是盲童题材的还有穆森马克马巴夫的，穆森关心的是用听觉感受到的世界本身，而马吉德马吉迪则用聆听营造感人的氛围与情感张力。
庸俗和滥情的情节剧结尾永远是马吉德所唾弃的，父亲最终失去了儿子的生命，在失去的时候才重新找回了久违的爱。
被极力淡化的情节结构与戏剧冲突，细腻地展现了弱势群体生存的状态。
此片获得众多殊荣，比如蒙特利尔影展最佳影片;代表伊朗角逐2000年等。
黑色的开头片头是三分钟的漆黑，重复著放录音带，是我的!拿去!的画外音，在狐疑中不断设想可能的各种状况，画面开启，原来是盲人小学中，一群学生弄混了自己的录音带，得靠老师的帮忙下，靠听觉来辨识;精巧的设计让观众体会盲人世界的无奈。
盲人小学的学期结束，小朋友都让家长接回家，只有穆罕默德的父亲没有来。
穆罕默德孤零零地等了三天，父亲站在校门口犹豫要不要进来，穆罕默德看不到。
父亲向校方反应不想继续扶养穆罕默德，因此从刚开始，便点明穆罕默德命运的冲突点，即将在不由自主中慢慢走向未知的黑暗。
失去了视觉，其他感觉想必要更加敏锐，才更能体会这个世界吧!父亲带穆罕默德从城市回到深山，他的老家。
穆罕默德和奶奶、妹妹重逢，在亲情温暖的抚慰，徜徉大自然，穆罕默德原始的五感彷佛重新复苏。
穆罕默德用触觉来感受风，用嗅觉来体会花，用听觉来观察鸟，尤其是啄木鸟的声音，更吸引穆罕默德去探索。
鲜艳的花草，累累的麦穗，朴拙的山景，森林里多样的鸟鸣，各种自然的声音，他把他触到的，听到的几乎一切都想象成盲文，想象成自然的语言，导演用美丽的景致丰富了我们的视觉与听觉，更象徵穆罕默德心灵的奔放与安适，似乎他也一同回归本我，得到真正的自由。
而父亲亟欲摆脱穆罕默德的原因，原来是想再娶，不要带著瞎眼的拖油瓶。
他的心境，就如同深沉的森林，神秘而危险。
但森林里有如野兽吼叫的空籁，一再地惊吓他，暗示他也将被自己黑暗的心吞蚀。
父亲对穆罕默德，其实一直犹豫不决，不愿带著穆罕默德，却也不忍就此抛弃。
他把穆罕默德带往他危险的工作地点，故意让穆罕默德在浪潮前玩耍，却又规划穆罕默德不得逾越的界线。
最后他硬把穆罕默德送往一个盲人木匠处，让穆罕默德学得一技之长，也摆脱扶养的责任。
其实父亲心中也充满压抑，自幼丧父，妻子早死，工作养家的重任，让他无处可发泄情绪，意图再娶，无非是想掌握情感上的幸福。
但是对穆罕默德的无情，使奶奶气极病重，虽然获得原谅，奶奶终究还是去世，使得婚约也吹了。
父亲回到木匠家门口，在把穆罕默德带走前他再度徘徊不定。
父亲并不是把穆罕默德带回家，而是带往不断传出空籁的森林深处，穆罕默德似乎也知道发生什么事而默默不语。
不知道终点在哪里，但在独木桥上，穆罕默德连人带马摔下桥去，面对湍急的河水，父亲犹疑该不该救，竟然他也跳下河里，随著穆罕默德载浮载沈，不过他当然追不回穆罕默德。
表面上是一部运用写实技法的电影，但种种写实景观的安排，其实带有浓重的象徵含意，暗喻了穆罕默德及父亲的心理状态。
导演同时运用一些桥段中剪接取镜的技巧，细腻地显示出穆罕默德的性格，如穆罕默德在学校等父亲时，听到从巢中摔落地面的雏鸟哀嚎，运用自己的耳朵和手指触感，独立找到小鸟、爬树、把小鸟送回巢中的这一段。
而随著剧情的推展，电影风格也渐渐趋于「超现实」，尤其是奶奶病重与穆罕默德在木匠家学习的镜头互相剪接，奶奶慈祥的笑容和穆罕默德找到新方向互相对照，最后奶奶望向窗外，紧接著穆罕默德喂鸭的镜头，两个不同的时空，彷佛成为一个连续的画面，之后奶奶死后，烟雾中穆罕默德的面孔浮现，更添虚幻的效果。
导演更善于透露一些提示扣紧观众的心弦，如片头的话外音，森林里的空籁;尤其是最后父子双双掉落河中，镜头紧紧跟随父亲，我们为在浮载沈的父亲担心，更著急穆罕默德的状况，却完全没有穆罕默德的线索，而看到父亲舍身救穆罕默德，又和当初对待穆罕默德的无情，产生矛盾的情结。
明知道穆罕默德凶多吉少，却仍抱一丝希望，对照「天堂的孩子」最后赛跑的漫长过程，两者都发挥无比的张力，牵动观众的情绪。
最后一个镜头，穆罕默德的手发光，彷佛灵魂直达天听，又与「天堂的孩子」最后金鱼亲吻脚趾，同样具有救赎效果。
这些似乎都成为导演风格的展现。
马基马吉迪的电影《天堂的颜色》是一部风格简洁、细腻，内涵深刻的影片。
虽然都以孩子为表现主体，但与贾法帕拉希的电影有着迥然不同的视觉效果，从而更进一步地加深了我们对伊朗电影艺术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我们因无知、臆测而导致的关于伊朗的偏见性想象。
毫无疑问，这部影片在拍摄技巧手法上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但就观看的直觉而言，给我带来最大的震撼和冲击的却是盲童穆罕默德对世界的感受方式，由此引发了我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思考:我们该如何感受这个世界?彩色的快乐影片以大量的特写镜头、细节影像展示了穆罕默德对周围世界的发现与感受。
在故事刚开始时，影片就安排了这样一个动人的场景:一只鸟的叫声引起了穆罕默德的注意，他根据耳朵的判断，在一堆潮湿的树叶下，发现了这只无助的小鸟，然后凭借着自己的感受力，爬上树，把小鸟放回了巢中。
随后，在回家的路上，当众人都昏昏欲睡时，穆罕默德却把双手伸向窗外，感受流动的风;在山道边休息时，他把双手伸进溪流中，感受流动的水。
回到家乡后，他用双手抚摸茂盛的庄稼、盛开的鲜花。
来到海滩上时，他抚摸遍地的沙粒。
与此同时，影片还特别表现了穆罕默德对啄木鸟、海鸥等的鸣叫声的高度注意，其中他聚精会神地倾听啄木鸟发出的声音这个镜头在影片中多次重复出现。
在穆罕默德看来，这些声音不是一般的声音，而是鸟在说话。
对于一个孩子而言，失明是何等的打击和不幸，它所带来的心灵创伤又该有多深。
但穆罕默德没有放弃对外在世界的执著感知，他凭借着自己的双手和耳朵，在心中绘制出了一幅五彩斑斓、鸟语花香的世界图景。
由此我想起了曾经看过的一本传记:《无与伦比的手》。
它讲述的是海洋生态学家海尔特的人生故事。
海尔特五岁时就因眼疾而双目失明，他凭借着过人的毅力，靠着手感的触摸，看到了贝壳的色彩、形状和刻纹，准确地对其加以研究，成为在这方面造诣深厚的专家，被誉为贝壳博士。
他的那双无与伦比的手，也由此成了科学界令人惊叹的奇迹。
以之反观，我强烈地感到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活得过于粗糙和粗心。
我们大都耳聪目明、五官健全，可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究竟发现了多少、感受了多少呢?恐怕连一个盲童也比不上。
我们是如此的忙碌和漠然，以至于忽略了身边世界的绚丽色彩、美妙声音和那无数的生动细节，世界在我们心中成了一个空洞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充满灵性、蕴含丰富的生命实体。
我一直相信，细腻感知这个世界，不但可以生发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就专业而言，也能够为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提供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点。
从这个角度来说，反思既往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确实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
灰色的尾声《天堂的颜色》中还有两个镜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是穆罕默德的父亲来学校接穆罕默德回家时，穆罕默德用手抚摸他父亲的手;另一个是穆罕默德用手抚摸他祖母的手和脸。
当我看到时，确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
两个镜头所显示的是穆罕默德对亲人独特的发现、感受方式，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它深深地打动了我，引发了我的许多感想。
久别后的每一次归去，都使我感到长年劳作的父母亲又衰老了几分。
是的，父母亲在一年年老去。
可是自己仿佛有太多的事情要做，精力被分散得所剩无几，从未真正细心地注意过、注视过默默站在身后、无论离家多远都在牵挂着自己的父母亲:他们日渐憔悴、皱纹增多的面容;粗糙、黝黑的双手……这两个镜头使我顿生愧疚之情。
《天堂的颜色》导演马基马吉迪说:《天堂的颜色》是一个关于盲童发现大自然与世界万物的故事。
在影片刚开始时，银幕上有这样一行字:你既看得见，又看不见。
这既是对盲童穆罕默德的准确描述，也是对众多的眼睛完好者一针见血的概括。
这句话不需刻意记忆，便已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把它看作是一种提醒和警示，从而使我时时不忘反省自己同世界上人和万物的关系。
据说，当年奥斯维辛集中营里产生过这样一段祈求文:亲爱的上帝，请扶住我吧，亲爱的上帝，别让我死在这里!请求你听我这唯一的一次!我要死在外面。
我还年轻，请让我死在外面!我还想看一眼自由!请求你，让我看一眼自由再死。
我知道自己不会活多久，可是，我想死在外面的草地上。
结果呢?上帝没有伸出手来扶住那个年轻人，没有应答他唯一的一次请求，祈者在祈求之后仍然死在煤气室，然后被送往焚尸炉。
因为那样一次无效的祈求，后来有学者向天主教神学家发出了疑问:在奥斯维辛之后，祈求是否还会可能?(刘小枫:《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这个疑问和德国美学家阿多诺那句广受流传的名言类似，只不过阿多诺用了一种肯定的语气:在奥斯维辛之后，诗是野蛮的。
在伊朗导演马吉德马芝迪(Majid Majidi)的《天堂的颜色》(The Color of Paradise)中，同样有一段对上帝的质疑:没有人爱我，连奶奶也一样。
他们都因为我是瞎子而离开了我。
若我能看得见的话，我就可以跟别人一样上学，但现在，我必须上盲人学校，就像在世界的另一端一样。
老师说主比较疼爱瞎子，因为他们看不见。
但是，我说若是真的如此，上帝不会让我们瞎掉，所以我们见不到上帝。
老师回答说，主是不可见的。
无所不在，你能感觉到。
你用指尖了解。
现在，我不停地伸出手，直到有一天我感受到上帝的存在为止。
我要告诉他每件事，甚至是我内心的秘密……这一次，发出质疑声音的是一个8岁的盲童，他的名字叫穆罕默德。
伊朗有着严格的电影检查制度，同时又有更加严格的宗教约束，导演可拍的题材十分有限，儿童题材由此成为选择。
也由此，观众在好莱坞电影里司空见惯的暴力、色情、科幻、灾难、恐怖、歌舞等等噱头成分在伊朗电影中几乎从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单纯安静的意念;伊朗电影也被西方电影界称为简约主义电影，往往有仿佛使人的心灵返回到了古代纯真年代的效果(张冲:《简约之下的宁静--记伊朗电影的崛起》)。
以孩童为主角，以乡村场景为主要表现空间，同时又有着宗教意蕴的《天堂的颜色》诞生于这样的约束与单纯并存的文化之中。
前文提及的盲童穆罕默德对于主的质疑出现在电影的后半段。
其时，他已经被父亲送到一个盲人木匠家里学手艺--因为急于再婚的父亲(盲童的母亲已经去世多年)要摆脱他这个生活累赘。
不过，这个累赘在电影里是善良而纯净的--他以一种主动的姿态，不停地伸出手去感受这个由主所创造的世界。
在众多细节表现中，有两个尤其富有意味。
一个是电影的开头部分，穆罕默德一个人坐在小树林旁的长椅上等着父亲来接他回乡下和姐妹们一起去度暑假。
其他孩子都被父母接走了，他还在等--父亲其实并不想接他回去，他满脑子想的是娶一个女人。
小树林旁，有园丁浇水的声音，有鸟的叫声--有一个声音听起来是急促而凄切的，还有，猫的叫声--直觉告诉他，一只幼鸟从巢里跌落下地，它正面临着被猫吃掉的危险。
于是，他站了起来，摸索着朝幼鸟的声音走去，一边走，还不忘从地上摸起一个松子球朝猫扔去。
终于，他抖抖嗦嗦地在满地的树叶中摸到了幼鸟。
树上还有鸟叫的声音，他知道那是鸟巢的位置--他轻轻地将小鸟放进了衬衣口袋，然后开始爬树。
树干粗壮、光秃，他那双小腿在树干和空气中用力蹬，--那情形，仿佛被救的不是那只幼鸟，而是这个看不清世界的孩子--小鸟安然无恙地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另一个富有意味的镜头是盲童学校放假，穆罕默德回到乡下(父亲试图让他留在盲童学校的想法被老师拒绝)，正常孩子的学校却还没有放假，姐妹们带着他到小学去上课。
老师让一个孩子读课文，……太阳照耀了地球……穆罕默德正好也学过这一段，他马上纠正道:不是照耀，是照亮。
或许，那些正常的孩子真的读错了，或许，它只是老师在教盲童时的一个有意的改动:亮，对于有着一双正常眼睛的人来说是廉价的;对只有一双盲瞳的人而言，则是整个世界。
什么东西可以照亮他们的内心?光?知识?主之爱?穆罕默德被送到盲人木匠家之后，天堂并没有出现。
盲人木匠倒是一位不错的师傅，初次见面时，他就摸着穆罕默德的手说:这双手告诉我它会很多东西。
在雕刻的时候，他也没有刻板地要求穆罕默德做什么，而是先捉来一只活生生的鸽子，然后才拿来一个雕好的模型，让他用心去看，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看--这种方式，正如盲童学校的老师所说的一样:主是不可见的。
无所不在，你能感觉到。
你用指尖了解。
不过，此时镜头更多地对准了父亲，那个又穷又困的男人。
这可理解为一种叙述技法。
在现实生活之中，每一个体都是生活在其他个体周围的，将镜头持续性地对准单一的人物固然容易加深观众对于他的印象，但也往往造成某种偏狭--遮蔽人物周围的其他东西，比如其他相关人物的处境，以及这种处境(特别是困境)对他的实际生存境遇的影响。
换一个角度说，在同一环境之中，不同人物的故事其实是具有某种同一性的，它们都呈现的不过是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
盲童的父亲其实也有着主不能缓解的苦衷:他自幼就没有了父亲，没有得到过父亲的关爱，甚至，每每想回忆的时候却几乎回想不起他;他的妻子已经去世多年，他渴望着再找一个:现在要照顾盲童，自己老了就没人照顾。
而为了这门亲事，他不得不把穆罕默德送走--可见，他的内心也被谁能帮我?谁能关心我?之类的问题紧紧地纠缠着。
也因为这个缘故，当他那年迈的母亲因为爱孙穆罕默德被送走一事而气愤得离家出走时，他不仅没有阻拦，反而站在大雨里冲着笃信主的母亲发出了一连串的质问:为何你那万能的主无法帮我脱离此困境?为何我该感激?为了我不曾拥有的东西?为了我的困境?为了我的盲童?为了我那失去的老婆?……结果呢，疼爱穆罕默德的奶奶因为出走途中的大雨，感染风寒而死;父亲的婚事也因这种不吉利的事而不得不告吹--这个伤心欲绝的父亲选择了把穆罕默德领回家……回家的旅程却是更为绝望的:因为多日来一直下着大雨，在经过一座木桥时，桥突然断了。
这似乎是父亲潜意识里的一种希望?牵马的父亲走在前面，他牵着绳子过去了，坐在马上的穆罕默德连人带马却一起掉进了激流。
但父亲仍然被儿子坠河吓呆了。
很快，他跳进激流一路追赶--在某一片刻，他曾经看到了穆罕默德的鞋子，在不可即的前方;在经历无数个旋涡无数次挣扎之后，最终，他在海边一个大木头旁看到了他，小穆罕默德，一个比大木头还要小得多的身躯--回家的旅途最终成为一场厄运，无助的父亲抱起了小穆罕默德(他在想什么呢?他会想什么呢?)让人震撼的是，那只像是悬在身体之外的小手上，却开始慢慢地、神奇地发出了光--那就是天堂之光?那就是天堂的颜色，以虚幻之光消弭现世长久的苦痛?或是把它看作为一种现世的疑惑，它是以反诉的方式来指控这个神性贫乏的年代?或者，是要表达一种寻找并感受的立场:天堂总不是现世的，它需要不断地寻找和感受，像小穆罕默德一样，虽然生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但聆听了老师的指示，不停地伸出手，直到有一天我感受到主的存在为止?--而唯其黑暗，才需要不断地寻找;寻找的路途之中虽有挫败，但唯其如此，才可超脱这种黑暗?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请问这句话够如何理解
德国思想家泰奥多·阿多诺曾说过，“奥斯维辛之后，写诗也是野蛮的。
”纳粹集中营的悲剧是人类历史永远无法逃避的深深血痕，自从二次大战之后，众多有良知的作家和电影人都将他们对人类文明的深刻反思，投影到纳粹屠杀的创作主题上，为现当代世界文学史与电影史，写下了血色深重的一页篇章。
简单的说，因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德国的残酷屠杀，导致了二战后文艺界的集体反战思潮，从而使文艺作品都带上了战争的残酷，这是艺术家们追求和平的愿望表达。
诗与真的主要内容
楼上两位微啰嗦~1。
西奥多·阿多诺 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见百科或者维基)，《棱镜》1955年出版 2.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跪求当代文学批评论文。
不要太深奥，三千字的。
“我们的经验在都市题材面前‘死机’” “在评选过程中我就开玩笑说，不要评出来全是村里事儿啊。
结果评出来还真就全是村里事儿”，《人民文学》副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作为中篇小说的评委认为，面对都市题材，当代中国作家和理论界都面临着经验失效的问题。
“我们心中运行的那套系统可能特别适用于乡土题材，碰到了村里事儿我们的系统就运行得欢实，一碰到都市中的事儿它就出现故障甚至失效。
”他以“死机”来形容中国当代文学对都市经验的失效。
这也解释了评论界面临新现象的不知所措：先是出来个“七零后”，然后是网络文学，再然后是“八零后”。
“他们写得怎么样是一个问题，但主流文学评价系统和理论批评界的反应迟钝，其实是我们无法对他们发言，因为我们甚至搞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和为什么这样说。
” “都市题材将成为未来文学的主流”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白烨则认为，“都市文学”和中国长期以来所盛行的“乡土文学”形成了一种比照。
过去的文学创作中，“乡土文学”一直占据主导性地位，现在该轮到都市文学了。
这既是文学自身发展演进的一种必然，更是中国社会向都市化进程发展的结果。
他举例，新的作者群体比如“八零后”，大都有着城市出身和生活的背景，他们是与都市同时“长大”的一代，都市生活已经浸润到他们的细胞与血脉，他们将写作视为一种生活方式。
“如果说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以一个烟灰缸就可以虚构一个精彩故事，那么‘八零后’的写手们则仅凭一个语词就可以建造一个想象的世界。
”白烨无奈地感叹道。
“曾经有一个在高中和大学里做的调查显示，‘你最喜爱的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排名依次是金庸、郭敬明、韩寒和鲁迅。
我想，这表达了一种倾向，对传统文学神圣性的彻底颠覆，所以我们在观念上要反省反思，对现状的认识需要更清醒些。
” “中国文坛的将来属于郭敬明们”
在讨论中，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蒋巍甚至激动地表示：“我们都将老去死去，中国文坛的将来是属于郭敬明们的。
”此言一出，引得众人纷纷反对。
“虽然郭敬明的书现在能出版一千万册，但我不相信他能像鲁迅一样值得后人纪念”，白烨表示。
而有的发言者则认为不能完全以孩子们的喜好来评文学作品，“我的女儿以前很喜欢赵薇，现在也不追星了；她现在看郭敬明的东西也觉得没有意思，他们的兴趣点转移得太快。
” 中国当代文学的状态，体现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深刻烙印，所以面对现代社会哑口无言。
在都市与乡土的二维化选择中，文学的世俗化、时尚化和社会化到底是退步还是进步，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