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茶馆设计标语
闲谈莫政，小心请茶。
品飘散茗香聆音趣欣悠之门径， 古色醇香缘。
茗品苑里品，红茶观音武夷岩。
此处难闻棋牌喧，静心品茗情更浓。
茗品苑里品闽茶，红茶观音武夷岩。
此处难闻棋牌喧，静心品茗情更浓。
一茗品苑闽茶香，一炒一煮见道行。
一心一意释茶趣，一杯清茶道汉唐。
给下列地方设计标语（名言Or对联，自己创作也Ok)
体育馆报国扬威酬大志强身健体展雄风书店文海放舟健儿要敢顶风上书山寻宝志士哪能空手回理发饭店新事业从头做起旧现象一手推平茶馆客至心常热人走茶不凉
一句话话题800子作文
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是国家权中心，是国象的代表，是朝拜地。
北京的旅游是典型的都城文化旅游。
古代的故宫、天坛、北海、颐和园，现在的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升国旗仪式……，都是都城文化的价值所在。
因此，外地人到北京，首先要到天安门前留个影，到人民大会堂去转一转，因为这里是祖国的象征。
“都城文化”这四个字衍生出了诸多只有北京才有的、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
譬如关心时政，参政意识强，文化素质高，精英云集，官派作风，轻商鄙利，好面子，喜摆谱，自命清高，盲目自大等等。
下面，我们就择其要者谈一谈。
一、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作为数朝古都，长期以来，北京一直是中国最高权力机构的所在地，是中国的政治中心。
北京政府机构林立，各国使馆云集，关乎国计民生的大政由此发布，各种国内外信息向此汇聚，甚至连各种小道消息也从这里向四方传播。
在这种气氛的熏陶下，北京人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觉悟从总体上看自然要比地方上高一些。
有个顺口溜流传很广:“北京人什么都敢说，东北人什么都敢干，上海人什么都敢穿，广东人什么都敢吃。
”几句话点出了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别。
“敢说”是指北京人敢于批评时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责任感很强。
比如在茶馆里，南方人喝茶，谈的多是家长里短和生意场上的事，而北京人喝茶，聊的常是国家大事，这在过去难免要犯些忌讳。
所以老舍先生在设计话剧《茶馆》布景时，一个突出的细节，就是在墙上贴了这样一张告示:“莫谈国事”。
由此可见，北京人关心时政，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是有着优良传统的。
历史上，北京成为多次大规模群众政治运动的策源地，原因就在这里。
二、高素质的市民文化北京作为都城，也是精英荟萃的科技文化中心。
有组数字也许能说明这一问题:北京现有高等院校65所，国家级科研机构388所。
每年向社会输送高素质人才10万余人，科技人员8万多人，国家两院院士有50%在北京，人才指标居全国榜首。
北京的孩子有着得天独厚的受教育条件，由于高校众多，北京高考生员的录取率达70%以上。
北京有着全国最高级的管理人才，最多的博士、硕士、大学本专科学生，有着最高的义务教育普及率……。
北京人的高素质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因此北京市民的一举一动，常常会显现出较高的文化品味。
看得深，想得远，不拘眼前小利，雍容大度，志向高远，这就是北京人。
在经济上，北京虽然是个典型的消费城市，但在科技和文化产业上，却是全国最大的产出城市。
这就决定了北京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应该是文化产业和高科技产业。
三、轻商鄙利、述而不作的官派作风北京自成为定鼎之地后，便是达官显贵云集之所，这也是都城文化的一个特点。
官多的结果，就是官场上的习气与作风渗透到了京城的各个角落，就连普通的平头百姓，也会时不时地打上几句官腔。
古人云，宰相门前七品官，何况是天子脚下呢?听听老北京人说话时拖着的官腔，看看老北京人遛弯时踱着的方步，让你不能不相信这句古话。
官本位文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北京人的自命清高和轻商鄙利。
北京服务行业的官商作风是全国闻名的，北京人把什么工作都当“官”来做。
顾客到商店买东西，售货员有卖与不卖的权利，因此顾客要赔笑脸，说谢谢，好像东西是经他批准后才卖给了你;乘客上了公共汽车，售票员就是你的领导，不管人多多，你也得挤到他跟前去买票，因为门口就是他的办公桌;你要坐出租车吗?得看你去哪，堵车的地方人家就拒载。
在大多数北京人的观念中，不管干什么，挣钱都不是最重要的，在他们的眼中，体面和尊严高于一切。
而在上海和广州人眼中，北京人着实有点傻，世上哪有有钱不赚的道理?可见，官派作风给北京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
在北京，虽不乏小市民，但真正具有小市民寒酸气的并不多，也就是说，北京的小市民与其它城市的小市民在言行举止上是有区别的，这些区别来自官场风气对北京小市民生活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官本位文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好摆谱。
据我所知，“摆谱”一词大约产生于清代，本意是摆出家谱给人看，原本并无贬义。
历史上满族人是比较爱摆谱的。
因为满族是中国历史上有本民族文字的民族之一，由于部落分散，满族历史上没有自己的通史，它的历史记录，多半是通过对自己家谱的翔实的记录得以实现的。
长者给后人讲史的一个基本方式，就是给孩子们述说自己的家谱。
满族有句名言，叫做“老人不讲古，小的失了谱。
”但满族进关后，不平等的民族政策，使这一勤劳善战的民族，一夜之间变成了特权阶级，他们不工、不商、不农、不桑，无论是谁，只要是旗人，就可以免除所有苛捐杂税，而且还可以按月领到可观的钱粮。
不劳而获的悠闲生活，使得众多的八旗子弟逐渐失去了勤劳勇敢的本色，成为游手好闲的大爷，成为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的寄生者。
他们唯一可以炫耀的资本，就是到《八旗满洲氏族宗谱》中，去寻找自己先祖的往昔辉煌，并以此显示自己家世的荣耀。
于是，数祖摆谱成为一时风尚。
辛亥革命后，清朝统治虽被推翻，但八旗遗风却一直影响着今天的北京人。
人们常说北京人好面子，究其原因，恐怕与好摆谱的心态不无关系。
试想，大家不是帝王苗裔，就是名臣之后，若做了“不体面”的活儿，连自己的面子都过不去，更不用说祖宗的面子了。
北京人常常抱怨外地人把北京人的钱都挣去了，其实，北京的就业机会不少，影响就业率的原因不在没有职位，而在于北京人从老祖宗那儿遗传下来的虚荣懒惰的毛病。
解决北京人就业的关键不在腾出多少职位，而在于改变北京人头脑中的传统观念，观念不改变，就是腾出再多的就业机会也没有用。
官本位文化的再一个表现就是处事圆滑，说的多，做的少。
解放前就有这样一首民谣:“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
”所谓“京油子”，是指北京人处事圆滑，办起事来四平八稳，说起话来滴水不漏，凡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这种中正平和、闲散庸碌的作风，在明清时期的京师官场非常盛行。
据说清道咸时期的三朝元老曹振庸就谙熟此道。
曹振庸官列一品，门生故吏满朝廷，当别人向他请教为官之道时，他说:“无他，但多磕头，少开口耳。
”时人作诗讽刺晚清官场说:“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晚清官场的遗风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北京人。
北京国家机关多，事业单位多，国营企业也多，吃公家饭，端铁饭碗的人明显多于其它城市，这种机制是官本位文化继续存在的土壤。
因此，北京人常常是“醒得早，起得晚，说得多，干的少，干成功的更少”。
“北京出政策，外地出典型。
”出政策是政府的行为，与平民无涉，但北京出不了典型，则不能不说是北京人的问题了。
只要回头看看近20年来我们所走过的路，就会发现，中央一个政策下来之后，外地人已经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但北京人还在开会学习，学习开会，理解中央的精神。
“述而不作”已经成为北京在经济上走在其它省市前头的一块绊脚石，要想改变这一现状，必须要提倡真抓实干，勇于实践。
四、封闭自大的围城情结有人说北京文化是多元文化，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数次入主中原，定鼎北京，造成了多次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融合，他们对北京文化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
在我们北京人的日常生活中，如方言中的“胡同”、“旮旯”、“马虎”、“磨蹭”，饮食中的白水羊头、涮羊肉、烤全羊等等，都是典型的北方游牧文化的遗存。
但是，如果仔细考察就会发现，游牧民族对北京文化的改造多限于衣食住行这些表层文化，而在深层文化上，他们更多的是为汉族所同化。
环境决定文化，游牧文化一旦脱离草原，失去自己的生存环境，就必然会被新居地的农业文化所替代，这一点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可以说，老北京本土文化的核心仍然是农耕文化。
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心态上有很大不同。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北方游牧民族“不以败北为耻”。
因为北方游牧民族本身就不喜定居，放牧牛羊也无法定居。
如果与邻国开战，一旦败北，带上妻儿，赶上牛羊，一走了之，这对于他没有任何损失，最多就是提前换了牧场。
因此游牧民族领地的观念比较淡薄。
但中原的农耕民族就不同了，如果败北，他们就要背井离乡，不但失去了房屋，而且还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将一无所有。
严酷的环境逼迫他们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而战。
对于这些不善战事的农耕民族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层层的围墙将自己包围起来。
所以，中国的农业民族，特别是与强悍的游牧民族比邻的北方农业民族，很早就有了筑墙的习惯，大到万里长城，中到各城镇的城郭，小到各家各户的院墙。
为保险起见，有时围墙还不止一层。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中国小农文化封闭保守的传统。
北京是典型的城的世界。
北京的城墙之多，恐怕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
明初建的北京城有三重城墙，最里面一层是宫城，叫紫禁城，第二重是皇城，第三重是周长20公里(km)的京城。
明嘉靖三十二年起又在正阳门、宣武门、崇文门外加筑全长约14公里的外城。
任何事物有利必有弊，这些坚固的城墙在阻挡敌人的同时，也阻碍了人们与外界的联系，铸成了一种封闭的文化心态。
作为权力中心，都城之内的文化确实具有着较高的品味，在众多的乡民面前，城里人无疑是文明的代表，这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造成了都城人盲目自大的心理，使他们养尊处优进而固步自封。
而这种心理无形中又阻拒了来自远方的异域文明。
北京人之所以能成为北京人，正是因为他们一直生活在中国最大的围城里。
成语与广告人们认为篡改成语做广告词合适的理由是什么
丰子恺(1898～1975)，浙江桐乡人。
名仁，又名婴行。
自幼爱好美术。
1941年进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李叔同学习绘画、音乐，1919年毕业。
1921年赴日学习音乐和美术。
回国后，曾任上海开明书店编辑、上海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美术教授。
1924年，与友人创办立达学园。
抗战期间，辗转于西南各地，在一些大专院校执教。
1943年起结束教学生涯，专门从事绘画和写作。
建国后，曾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等。
工绘画、书法，亦擅散文创作及文学翻译。
著有《音乐入门》、《缘缘堂随笔》、《丰子恺书法》等。
丰子恺生平 1898年11月9日，丰子恺出生在浙江省崇德县石门湾（今桐乡县石门镇）。
丰子恺出生时，他的母亲已生了六个女儿，他是家里第一个儿子。
因为父亲也只有一个妹妹，他便是丰家烟火得继的希望，备受珍惜。
父亲为他取乳名为慈玉，他确实是家人眼中的宝玉，祖母溺爱他，父母、姑姑疼爱他，姐姐们怜爱他，连家里染坊中的伙计们也喜欢他。
丰子恺自小便被包围在脉脉的温情中，这种温情后来跟随了他一生，浸透在他的性格里，使他总是以温柔悲悯的心来看待事物；发散在他的笔下，就变成平易的文字和纯仁的画风。
六岁，在父亲的私塾中读书，学名丰润。
父亲丰璜本是清末举人，废除科举取仕后，就在家开设私塾，教授孩子们读书。
丰子恺在父亲那里学《三字经》、学《千家诗》，也学父亲在中秋之夜饮酒吃蟹赏月的名士风度……9岁时，父亲去世了，母亲把他送到另一个私塾继续就读，一直到12岁，丰子恺接受的都是传统的教育，这六年的熏陶，在他身上留下了中国传统文人特有的温文敏感，从容和善的气质。
也许是家里开染坊的缘故，丰子恺从小就对线条和色彩敏感，那本为他开蒙的《千家诗》里的黑白人物被他用染料涂成彩色，他描摹人物画谱，给同学们画，给乡亲们画，甚至应私塾先生之命为学校画孔子像供人瞻仰，被人们叫做小画家。
线条和色彩的魅力被他发现，并自此终生吸引着他。
1910年，在县立第三高等小学读书，改名丰仁。
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是应革命风潮建立起的新式学堂，在这里，丰子恺剪掉了辫子，并为了适应民主选举的需要，由先生把名字中难认的“润”字改为易写易认的“仁”字。
新学堂开设有音乐课，同学们唱李叔同的《祖国歌》、唱《励学》歌，音符的震撼力使丰子恺大受感染，成为他后来钻研音乐的发端。
1914年春，丰子恺以第一名的成绩在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毕业。
1914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改名子恺。
二年级起从李叔同学习图画、音乐,从夏丏尊习国文。
1914年,丰子恺没有辜负母亲临行前给他预备的糕和粽子（寓意高中），在杭州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在这所著名的师范学校、当时江南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里，丰子恺结识了对他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两位老师--李叔同和夏丏尊。
前者不仅给予他音乐和美术上的启蒙，也在为人处世上为他作了榜样；而后者所提倡使用生动活泼的白话文、如实地表现自己真实的感受的主张，则始终被他奉为圭皋，成为他以后散文创作中的最可亲可爱的特点。
在这两位与他情谊深厚的老师那里，丰子恺找到了伴随他一生的三样东西--文学、绘画和音乐。
1918年，李叔同出家为僧，丰子恺自此与佛教结缘。
李叔同是丰子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导师，他不仅教音乐、绘画，还教做人。
在李叔同那里，丰子恺学会了写生画法,为之深深着迷,便“打定主意，专心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永不变志”；更重要的是，他在李叔同身上学了许多可贵的精神：李叔同是个顶认真的人，丰子恺做任何事也一丝不苟；李叔同注重人格修养，认为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丰子恺一生都是个文质彬彬的君子，而且认为“大艺术家必是大人格者”；李叔同皈依佛教，慈悲为怀，丰子恺也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他的画中，不仅对人，就连对小猫小鸟，柳枝梅花都充满了温柔。
中年以后，丰子恺也皈依佛教，没有正式出家，但取法名婴行，并从此茹素。
虽然丰子恺成名后表示，如果没有遇上李叔同，便不会走上绘画的道路，但李对他的影响却不是被动的,它与丰子恺的气质、禀赋都有很大的关系。
1919年学校毕业，组织发起“中华美育会”。
筹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任教务主任、西洋画教师。
师范毕业后，丰子恺与同学刘质平、吴梦非在上海小西门黄家阀路的一座旧房子里创办了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包括图画、音乐、手工艺各科的艺术师范学校--上海专科师范学校。
在学校尚未挂牌前，丰子恺与吴梦非、刘质平、刘海粟、姜丹书等组织了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艺术教育社团之——中华美育会，并创《美育》杂志。
会员多为全国各地中小学音乐、美术教师，他们普及图画、音乐知识，培训中小学图画、音乐教员。
在投身艺术教育的同时，丰子恺自觉地探索着艺术教育的理论研究。
在上海专科师范的筹备阶段，丰子恺应邀在上海东亚体校任教，在校刊上，他发表了《图画教授法》和《素描》，前者是教育心得，后者是日本学者米田桂一郎的《素描》节译，这是目前所知丰子恺最早关于美术教学的著译。
在《美育》杂志上，丰发表了《画家之生命》、《艺术教育的原理》等文，视画家的道德修养为生命。
1921年初，赴日本学习艺术，十个月后回国。
如果没有日本之行，丰子恺的画也许完全是另一种样子，或者根本就不会有“子恺漫画”。
在日本的一个旧书摊上，丰子恺发现了竹久梦二的《梦二画集*春》,梦二清新脱俗的简笔画一下子吸引了他。
丰子恺称他的画为“无声之诗”，又最推崇其画中“诗趣的丰富”，正是这诗画相融的风格引起了他观念和情感上的极大共鸣。
丰子恺自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艺术上，最好的诗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最好的画是“平淡天真”的，总之要中正平和；在道德上，应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梦二的画，摒弃漫画的戏谑,专写日常的生活场景而表现出深沉严肃的人生滋味，理趣并重，既合于丰子恺的文人气质，又具醒世劝戒的作用，没有远离他所热爱的生活，正是一拍即合。
1922年，由夏丏尊介绍至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开始用毛笔作简笔画。
丰子恺任教音乐、美术的春晖中学位于清静的白马湖畔，丰在湖边建了一所“小杨柳屋”，把妻儿接来同住，过起了“世外桃源”的生活。
舒畅的生活触发了他的创作灵感，被竹久梦二和陈师曾的画深深触动的丰子恺，不满一味模仿古人，希望以西洋画的技巧表现中国人的形象，把古代的诗趣融入现代的生活。
丰子恺最早的一幅画是在他参加完一次校务会议后，有感于同事们神态各异地垂头拱手伏在议席上的有趣样子而作的，从此，这些过去被人忽视的生活趣致常常出现在他笔下。
1924年，发表《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走上画家的道路。
丰子恺第一幅公开发表的作品《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刊登在朱自清、俞平伯编辑的杂志《我们的七月》上，画面是茶楼一角，客人已散，桌上散放着茶具，卷起的帘外悬着一弯新月……这样简单的画，对画家的要求却是很高的，廖廖的笔画要求画家有扎实的写生基础和概括能力；画龙点睛的题词要具备丰厚的文学素养；题材的选择又要细致的人生体验，而这些都是丰子恺具备而且擅长的，于是，一种具有“温柔敦厚”的中国文化气息的漫画产生了。
1925年，《文学周刊》陆续发表其画，郑振铎冠以“子恺漫画”之名。
1924年冬至1925年，丰子恺与匡互生、朱光潜来到上海创办了“上海私立立达中学”。
在上海，丰子恺结识了郑振铎，郑对丰的画早就喜爱，便邀请他为《文学周刊》作了一系列插图，冠以“子恺漫画”的名字发表，并为之出了第一本画集《子恺漫画》，由是，“子恺漫画”之名鹊起。
丰子恺并不以为自己是中国漫画的创始者，而漫画也确实在丰之前就在中国出现过，不过那只是昙花一现，直到丰的漫画问世，漫画一词才被广泛使用，漫画这种画种也才在中国流传开来。
1926年，丰子恺参与发起和创办开明书店。
开明书店是由当时一批知识分子创办的，以青少年读者为主要对象，面向社会，出版了许多中小学教科书和诸如《妇女问题十讲》、《新性道德讨论集》等进步有益的书籍。
丰子恺不仅是书店的发起创办者，他当时的大部分著作也是由开明书店出版的。
如1927年的《子恺画集》、1928年的《西洋美术史》、1929年的《护生画集》、1930年的《西洋画派十二讲》、1931年的《缘缘堂随笔》、1934年的《绘画与文学》、《艺术趣味》、1935年的《人间相》、《西洋建筑讲话》、1939年的《漫画阿Q正传》、1945年的《子恺漫画全集》。
译著有1928年的《艺术概论》、1931年的《初恋》、1932年的《自杀俱乐部》、《音乐概论》。
选编著作有1927年的《中文名歌五十曲》、1931年的《怀娥铃演奏法》、1932年的《英文名歌百曲》、《风琴名曲选》等。
这一串不厌其烦的书单，不仅有丰子恺与书店的深厚情谊，也可以看出丰在学问上的涉猎之广，绘画、音乐、建筑、文学皆有心得。
值得一提的是，丰子恺的书都是由他自己担任装帧设计的。
1927年11月，从弘一法师（即李叔同）皈依佛门，法名婴行。
对于丰子恺的皈依佛门，从来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出世的，也有人认为他实际上是入世的。
事实上，丰子恺终其一生都是个居士，没有正式出家，这与他对人世的热爱难以分开，他对于现世的迷人风光、各色人物、国家前途都不能忘情，于是他才绘画、作文、办教育、开书店……而宗教信仰给了他一颗慈悲敏感的心，影响着他的艺术观点，他一直认为艺术应该以仁为本，要“善巧兼备”，艺术家热爱自然，同情万物，用艺术去涤荡自己和他人的心灵。
这思想最直接的产物便是后来的《护生画集》。
1933年，故乡新居“缘缘堂”落成，自此专心译著，五年间各类作品二十余种（部）“缘缘堂”于1938年毁于战火。
知道丰子恺的人没有不知道缘缘堂的，它不仅是一座丰子恺曾经住过的屋子，也是他创作的见证者和阐释者。
1933年，在故乡石门，高大方正、简洁明快的缘缘堂被丰子恺用他那支“大红派克钢笔写出来”了（丰语，意即用稿费建造），这建筑物朝南的铺着大方砖的堂屋里挂着马一浮和李叔同的堂额和对联；书斋里有风琴和数千卷图书；食堂的四壁上是沈寐叟的墨迹；楼上是宽敞的卧室；门外种着桃花，天井里有芭蕉、樱桃和蔷薇，后院是冬青、桂树、葡萄藤和秋千架；最重要的是还有一群无忧无虑的孩子
在这里安宁舒适的生活，使丰子恺的创作丰收，五年间，出版《人间相》等画集三部；《缘缘堂再笔》等散文五部；《开明音乐讲义》等音乐著作三部；《绘画与文学》等艺术论著八部。
缘缘堂就像这些漫画和随笔的一个立体的注释，文气、明快、既含蓄内敛又时时关怀着世间。
丰子恺对缘缘堂怀有深厚的感情，当38年得知它毁于日军炮火时，丰子恺满怀悲痛和愤懑写了《还我缘缘堂》和《告缘缘堂在天之灵》两篇文章，以示悼念。
1937-1945年，避难辞乡，辗转于桐庐、衢州、上饶、南昌、萍乡、湘潭、长沙、桂林、宜山、遵义、重庆等地。
以丰子恺的性格，是最厌恶战争的，但弄人的命运却让他在战争中辗转了近十年。
在颠沛流离的逃亡途中，战争的惨状深深地触动了他，使他格外重视起漫画的宣传作用来。
他仍然画漫画，不过是宣传抗日的抗战漫画，表现他沿途的见闻，画中多了人民的苦难和对侵略者的痛恨，格调也沉郁起来。
这样的画，他不但自己画，还在各地执教的时候教学生们画，画好再分头下乡张贴宣传抗日。
在遵义时，他还把新、旧作品重新整理，编作《子恺漫画全集》，1945年由开明书店出版。
1942年起，丰子恺来到较为安定的重庆，建了“沙坪小屋”，重新过起了绘画作文的生活，并且借在长寿、丰都等地举办画展的机会，饱览了四川的山山水水。
在重庆，丰子恺仍以普及艺术教育为己任，出版了《艺术与人生》、《国画常识》、《画中有诗》、《音乐初阶》等作品。
在抗战的年月里，从丰子恺的身上看到的是中国文人处惊不乱的泰然和从容赴难的勇气，他们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了爱国的情怀和面对人生的积极。
1946-1949年，居住杭州。
抗战结束，丰子恺由重庆回到江南，他曾回到故乡，但缘缘堂已经不在了，人、物两非，旧梦难寻，痛饮一场后，便到杭州定居下来。
1949年建国后，定居上海，专心译著。
建国后，丰子恺在上海担任了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和上海分会副主席，60年担任中国画院院长，并曾任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
为了为社会主义文化、教育服务，推广苏联文化而翻译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
这时他的漫画以歌颂为主，而散文也平添了许多喜悦。
1966年后，在文革中遭受迫害，但暗中仍写作、绘画、翻译。
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丰子恺也没能逃过文革的厄运。
但他身上的宽厚气质和宗教信仰仍然起着作用，在他写给朋友的词中，他仍期望着中国“天意和平，人意和平”、“时节清明、政治清明”，他仍然暗中继续着自己喜爱的工作。
1975年4月回故乡探访，9月逝世。
1975年，了却了回故乡探望宿愿的丰子恺在上海逝世。
1978年，平反。
终于还是来了，这是对艺术家最好的纪念。
1985年，重建的“缘缘堂”落成。
重建的缘缘堂在丰子恺的故乡树立起来了，同时树立起来的还有人们对他的无限敬意和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