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泰，俄国作思想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伟大的家，19世纪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被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也创作了大量的童话，是大多数人所崇拜的对象。
他的作品描写了俄国革命时的人民的顽强抗争，因此被称为“俄国十月革命的镜子”列宁曾称赞他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
他的作品《七颗钻石》《跳水》《穷人》已被收入人教版和冀教版小学语文书。
生平简介 列夫·托尔斯泰于1828年俄历9月9日（阳历8月28日）生于图拉省晓金区。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
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
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
托尔斯泰一岁半丧母，九岁丧父，是姑妈把他抚养长大的。
托尔斯泰自幼就开始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
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语言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
期中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
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
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越性。
1847年4月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这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析产时归他所有，他漫长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
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因得不到农民信任而中止。
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应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次年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
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之间。
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1851年4 月底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中服役两年半。
虽然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的提携才晋升为准尉。
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队。
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并参加这个城市的最后防御战。
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
1855年11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逐渐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
在这里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他的不喜爱荷马和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
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
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实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张的暴露文学。
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
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
托尔斯泰和妻子 1856年底以中尉衔退役。
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
法国的“社会自由”博得他的赞赏，而巴黎断头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则使他深感厌恶。
在瑞士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绅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愤慨。
但这次出国扩大了他的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俄国社会的落后的清晰认识。
对于19世纪50至60年代之交的农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势，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极其矛盾的。
早在1856年他就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
但因农民不接受而未实现。
他非常同情农民，厌恶农奴制，却认为根据“历史的正义”，土地应归地主所有，同时因地主面临的是要性命还是要土地的问题而深深忧虑。
他不同意自由主义者、斯拉夫派以至农奴主顽固派的主张，并且也看到沙皇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虚伪性质，却又反对以革命方法消灭农奴制，幻想寻找自己的道路。
由于无法解决思想上的矛盾，曾企图在哲学、艺术中逃避现实，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观情绪。
1859至1862年间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曾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1860至1861年还到德、法、意、英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各国学校。
后又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教育杂志。
这些活动必然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农奴制改革中，他作为本县和平调解人，在调停地主和农民的纠纷时，常常同情农民，但又招致贵族农奴主的敌视。
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
不久他关闭了学校。
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的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
新婚之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
他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
从1863年起他以6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
这段时间的较重要的事件是1866年他出席军事法庭为士兵希布宁辩护。
希布宁因不堪军官的虐待打了军官的耳光，虽经托尔斯泰为之奔走，终被枪决。
这一事件使他开始形成反对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作品 托尔斯泰的心灵的宁静与和谐没有保持多久。
1869年9月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
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
在这前后，他在致友人书信里谈到自己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
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对叔本华哲学发生兴趣，一度受到影响。
从70年代初起，“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破坏”的加剧，“到民间去”等社会运动的兴起，使他开始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
他惶惶不安，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因自己所处的贵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恼，不知“该怎么办”。
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
他甚至藏起绳子，不带猎枪，生怕为了求得解脱而自杀。
这些思想情绪在当时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鲜明的反映。
此后，他访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塔耶夫。
他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最后在70至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强烈影响下，弃绝本阶级，完成了60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转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
在《忏悔录》（1879～1880) 等论文里，他广泛阐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对富裕而有教养的阶级的生活及其基础——土地私有制表示强烈的否定，对国家和教会进行猛烈的抨击。
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
这是因为他不仅反映了农民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和愤怒，也接受了他们因政治上不成熟而产生的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思想。
列宁剖析这种惊人的矛盾说：“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
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
书房 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
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
当时写的剧本、中短篇小说以及民间故事，同样为了这一目的。
他还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1881年因子女求学全家迁居莫斯科，他访问贫民窟，参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调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层生活；1881年他上书亚历山大三世，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84年由其信徒和友人弗·契尔特科夫等创办“媒介”出版社，以印行接近托尔斯泰学说的书籍；1891年给《俄国新闻》和《新时代》编辑部写信，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写的作品的版权；1891至1893年和1898年，先后组织赈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他还努力维护受官方教会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尔教徒，并在1898年决定将《复活》的全部稿费资助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
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
这在《哈泽—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
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论饥荒》一文而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中止。
至此又因《复活》的发表，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 托尔斯泰 来世，于1901年以俄国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义革除他的教籍。
这个决定引起举世的抗议，托尔斯泰却处之泰然。
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写《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
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
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离家出走。
这种意图在他80至90年代的创作中颇多反映。
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自己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不免悲观失望；对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
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
最后，他于1910年10月28日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
在途中患肺炎，11月7日（阳历11月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
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森林中。
坟上没有树立墓碑和十字架。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出生在一个名叫“雅斯纳亚·波良纳”的贵族庄园。
他童年印象最深的是能给所有人带来幸福的小绿棒的故事。
托尔斯泰在喀山大学就读期间，对卢梭的学说产生过浓厚的兴趣。
离开大学后，成为青年地主的托尔斯泰曾力图改善农民的生活，但却不被农民所理解。
这段经历后来在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7）中得到了反映。
50年代，托尔斯泰在高加索入伍期间开始了文学创作。
处女作《童年》（1852）通过对小主人公伊尔倩耶夫的单纯而又富有诗意的内心世界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出色地表现了一个出身贵族家庭的、聪颖、敏感、感情热烈，并爱作自我分析的儿童的精神成长过程。
它与后来作家写就的《少年》和《青年》构成了自传三部曲。
在高加索期间，托尔斯泰还发表了一些反映战地生活的小说，如《袭击》和《台球房记分员笔记》等。
高加索迷人的自然风光和朴实的山民，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平民化思想也由此萌发。
这在他后来完成的作品《哥萨克》中有清晰的反映。
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托尔斯泰曾在前线坚守一年。
他为此写出了三篇总名为《塞瓦斯托波尔故事》（1855-1856）的特写，以严酷的真实抨击了畏敌如虎的贵族军官，赞美了普通士兵的爱国主义精神。
托尔斯泰退役回到家乡后，曾为农民子弟办学，后因沙皇政府干预，学校夭折。
期间，他两次出国，并写下了《暴风雪》、《两个骠骑兵》、《卢塞恩》、《阿尔贝特》、《三死》、《家庭幸福》和《波里库士卡》（1863）等小说。
60-70年代，托尔斯泰先后完成了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两部作品为他赢得了世界一流作家的声誉。
70年代末80年代初，托尔斯泰经历了一场世界观的激变。
他否定了贵族阶级的生活，站到了宗法农民的一边。
这时，他不仅在生活方式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力求使自己的作品能为普通的农民所接受。
他写了不少民间故事和“人民戏剧”，也写出了一些优秀的小说，其中著名的有长篇小说《复活》（1899），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和《活尸》，中篇小说《霍尔斯托麦尔》、《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和《克莱采奏鸣曲》等。
《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最重要的作品。
男主人公聂赫留道夫是一个为自己和本阶级的罪恶而忏悔的形象，玛丝洛娃的不幸遭遇深深震动了他，他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来赎罪。
聂赫留道夫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对本阶级罪恶的忏悔，以及在忏悔过程中的矛盾、彷徨，既概括了当时一部分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思想矛盾。
女主人公卡秋莎·玛丝洛娃是一个从受欺凌的地位中逐步觉醒并走向新生的下层妇女的形象。
如果说与聂赫留道夫的重逢震颤了她麻木的灵魂的话，那么与政治犯的接触则使她开始了对新生活的探索。
玛丝洛娃形象已经越出了当时一般作家用同情的笔调描写下层人民不幸遭遇的格局，而是深刻地表现了下层人民不可摧毁的坚强意志。
同时，《复活》也显示了托尔斯泰“撕下一切假面具”的决心和彻底暴露旧世界的批判激情。
小说对沙俄的法律、法庭、监狱，以及整个国家机器和官方教会，都给予了无情的抨击。
为此，托尔斯泰遭到当局和教会的迫害，还被革除教籍。
然而，托尔斯泰在人民中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声誉。
托尔斯泰晚年生活力求平民化，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精力，完成了中篇小说《哈泽·穆拉特》和《舞会之后》等优秀作品。
1910年，他在出走途中去世。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是19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俄国最伟大的作家。
他以自己有力的笔触和卓越的艺术技巧辛勤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因此被列宁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 ”。
托尔斯泰思想中充满着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俄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反映，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新生活中，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的生动写照。
托尔斯泰的作品纵然其中有反动的和空想的东西，但仍不失为世界进步人类的骄傲，他已被公认是全世界的文学泰斗。
罗曼·罗兰的《名人传》、茨威格的《三作家》中记述了他。
人物形象： 他生就一副多毛的脸庞，植被多于空地，浓密的胡髭使人难以看清他的内心世界。
长髯覆盖了两颊，遮住了嘴唇，遮住了皱似树皮的黝黑脸膛，一根根迎风飘动，颇有长者风度。
宽约一指的眉毛像纠缠不清的树根，朝上倒竖。
一绺绺灰白的鬈发像泡沫一样堆在额头上。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你都能见到热带森林般茂密的须发。
像米开朗琪罗画的摩西一样，托尔斯泰给人留下的难忘形象，来源于他那天父般的犹如卷起的滔滔白浪的大胡子。
（节选自茨威格《列夫托尔斯泰》）
《庆余年》叶轻眉怎么回事
叶轻眉是范闲的母亲，其实庆余年》的剧情并没有出现过，只是她的影响却一直都在。
轻眉却是被庆帝追杀，侥幸逃过一命没有死。
但是为什么庆帝要追杀叶轻眉，叶轻眉到底做了什么才会给自己招来这样的结果呢?叶轻眉明明帮助庆帝登上皇位，庆帝却要杀了她，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image.png 1.庆帝为什么要杀叶轻眉 《庆余年》庆帝杀叶轻眉是想要一个人独掌庆国大权，受不了自己的一切都是叶轻眉给的这个事实。
叶轻眉作为穿越者给庆国带去了很多高科技产品和理念，当时叶轻眉和还是皇子的庆帝相互爱慕，为了让庆帝配得上自己，叶轻眉帮庆帝杀了前面两个皇子，辅佐庆帝登上皇位。
叶轻眉带领叶家成了大陆最富有的商人，通过检察院、玻璃、肥皂等秘密让庆国迅速强大起来，成了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但太后一直不喜欢叶轻眉。
庆帝喜欢叶轻眉的独立、勇敢和强大的头脑，但作为一个皇帝，庆帝接受不了自己是靠一个女人当上皇帝的事实，更受不了心爱的女人处处替自己出头，而自己像是个吃软饭的男人。
庆帝不想落下过河拆桥的坏名声，就策划利用敌人的手除掉叶轻眉，这样庆帝就是庆国唯一的掌权者了，也不用活在叶轻眉的影子下。
叶轻眉生产那天，庆帝先后支走了五竹、范建、陈萍萍等人，自己也离开了，结果叶轻眉果真在生产的时候被保守势力暗杀了，庆帝“及时”出现，将叛乱的保守党歼灭，一举扫清了所有障碍。
image.png 2.叶轻眉介绍 一个个性十足，心怀天下的穿越女子，最终被自己孩子的父亲(庆帝)谋害。
其仆人是五竹，给天下带去了肥皂、玻璃，一手创立叶家，后来的内库，更创建了监察院，后来因其有了庆国的报纸。
在小说中从未出过场，但是书中多次提到她的影响，而叶轻眉的一生贯穿着整个小说。
个性复杂，是悲悯天下的善良女子，个性中带着几分古灵精怪。
但是另一方面，她是一个未必足够成熟，却无疑有气魄有魅力的实干家，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人物。
基本上，叶轻眉改变了庆的世界。
组建叶家成为大陆最富有的商人，帮主角的老爸取得皇位。
后来被主角的老爸也就是庆帝利用手下的对其敌视的贵族灭杀。
监察院门口镌刻的名言：我希望庆国的人民都能成为不羁之民。
受到他人虐待时有不屈服之心，受到灾恶侵袭时有不受挫折之心;若有不正之事时，不恐惧修正之心;不向豺虎献媚……(我希望庆国的国民，每一位都能成为王，都能成为统治被称为‘自己’这块领土的，独一无二的)括号为完整的话，但是被庆帝删了。
叶轻眉同范闲一样也是灵魂穿越人，当年从神庙(军事博物馆)跑出来，带着两大杀器(重狙和机器人五竹)，先在东夷城遇到年幼的四顾剑，后在澹州巧遇了还是诚王世子(其父诚王是皇位第三顺位继承人，基本没戏)的皇上及皇上奶妈的儿子范建，还有小太监陈萍萍。
image.png 作为想改变一下世界的穿越人，她顺利的创建了自己的产业，应该说那时候皇帝是喜欢叶轻眉的，范建当然喜欢，但为了主子，忍了，陈萍萍则是打心底里的尊重(因为叶轻眉尊重他)。
叶轻眉为了皇上，用重狙杀了第一和第二皇位继承人，一手扶助诚王登基，诚王去世后庆帝即位。
皇上也争气，干的不错。
而后庆国经济上有叶轻眉的帮助(偌大的产业，富可敌国，就是造玻璃肥皂之类的)，军事政治上皇上有一套，她又建立了监察院，更好的监控了庆国(原想上至天子下至百姓都监，她死后只监百姓了)，加强了中央集权，于是庆国崛起了。
皇上爱她，她也爱(起码喜欢)皇上，环顾四野，想那啥也就皇上配的上她，于是就出来了范闲。
在故事后来范闲皇子的身份大家都心照不宣的时候，由于太后等对叶轻眉的排斥，不能承认，所以，范闲成了私生子，皇帝的。
皇上有本事，有信仰，有行动，但他的一切都是叶轻眉给的，没有叶轻眉，他还只是诚王世子，很有可能被诚王的大哥二哥干掉了。
他爱叶轻眉，但是更爱他的理想，独掌环宇，为庆国打下一个大大的疆土!在极度的内心矛盾中，皇上设了一个计，调走了范建，调走了陈萍萍，自己也离开，甚至五竹都不在，就在叶轻眉生范闲的时候，挑拨起保守势力，攻入别院，杀死叶轻眉(过程中范建真儿子被干掉了，范闲也就成了范建的私生子)。
然后他回来，大家都回来，将保守党一扫而空，大仇得报，庆国更加集权，更加稳定，接着崛起。
后陈萍萍告老后回京都找庆帝为叶轻眉的死讨说法，被庆帝凌迟。
最终范闲在五竹、影子、海棠、王十三郎和若若的帮助下刺杀了庆帝，成功为叶轻眉报了仇。
image.png 3.叶轻眉死了吗 庆帝是一位阴谋家，有野心并狠心，想要独揽大权。
其实，庆帝原本是不被看好的皇子，但在穿越而来的叶轻眉的帮助下成为了庆帝。
随着叶轻眉能力的显露，庆帝对其下了杀心，于是在叶轻眉生产时，挑拨敌方后，庆帝借故离开，还故意调离了叶轻眉身边的人，叶轻眉最终被害死，而刚出生的儿子则被喜欢叶轻眉的范建的替换得以生存了下来。
而最后范闲却发现自己的生父竟然是武帝，而当年杀死自己的母亲的人也是武帝。
自己的亲爸干掉自己的亲妈这一点还是挺刺激的，知道真相后的范闲决心为母亲报仇。
如何评价人民的名义里面的孙连成
沙书记暗访光明区信访办，看到了信访办低矮的窗口，李达康面红耳赤，连夜组织京洲市懒政干部学习班，并视频向省委直播，当着众多干部的面，拿光明区副区长孙连城做典型，冷嘲热讽。
“我们这个孙连城区长，在区长的位置上毫不作为，混吃等死，最大的爱好是看星星……”孙连城毕竟也是50多岁的人了，哪里受得了这种屈辱，当场拍桌子站起来，怒斥李达康：“李达康
我忍你很久了，你不要欺人太甚
”李达康先是一愣，没想到老实巴交的孙连城居然会反击，但很快就镇定下来，呵呵一笑，问：“哎呦，你还有委屈了
那你说说吧。
”孙连城：“你说我不作为，不就是因为我没给新大风厂解决工业用地问题么
陈岩石给你告状去了。
新大风厂要20亩工业用地，光明区能卖的地都让丁义诊给卖的一干二净，你为了讨好陈岩石，嘴上说的轻松，可我上哪给他们搞20亩工业用地
你让我怎么作为
就算光明区有地，那他们有钱么
一分钱都没有，你说说这地怎么批
就他们那些个下岗职工，乌合之众，哪家银行愿意给他们贷款
还有那个信访办的窗口，改不得花钱么
区财政刚刚给大风厂垫了1000万，哪还有钱了
我自费花60元买4个小椅子先顶一顶怎么了
怎么就不作为了
老百姓坐小椅子委屈了
再说了，那信访办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丁义诊在的时候，你怎么没发现
他一跑，你就看见了
早你干吗去了
”李达康被问的哑口无言，孙连城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继续说：“你李达康说我不作为，那么你呢
你任用丁义诊主持光明峰项目，他吃拿卡要，胡作非为，勾结开发商，随意把工业用地改成商业用地
你身为一把手，当真一点都不知道
丁义诊出事之前，群众举报就没断过，你为了政绩，充耳不闻。
丁义诊出逃了，你却毫发无伤，你这叫有作为
”李达康嘴唇颤抖地说：“在丁义诊这件事上，我用人不察，我失职，我道歉。
”孙连城：“得了吧，达康书记，你承担什么责任了
降职了
还是处分了
连罚酒三杯都没有，要是道歉有用的话，还要纪委干啥
”“说完丁义诊，再说说你前妻欧阳菁，你前妻身为银行行长，放贷吃回扣，你一丁点都不知道
她出事当天，你俩火线离婚，怎么就那么巧呢
你前妻走哪都拎着好几万的名牌包，你这么些年一点都没觉察
就算你不知道她受贿，那你孩子在美国念书的学费和生活费是哪来的
你知不知道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
你连自己老婆孩子都管不了，你还有脸说我不作为
”李达康气得浑身颤抖，一拍桌子，大喊：“你要是觉得我李达康有问题就去纪委举报我
今天是讨论的是懒政，就事论事，你扯欧阳菁干什么
”孙连城微微一笑：“好，咱们就事论事，你说我懒政，我孙连城在光明区一干就是二十年，我懒政
光明区为什么GDP全市第一
为什么大风厂一块地就价值十几亿
这就是我懒政的结果么
我兢兢业业二十年，连个区委书记都不让我当，谁不知道咋回事啊
你达康书记是赵立春的大秘，祁同伟是梁群峰老书记的女婿，你们都是有政治资源的人，跟坐着火箭似的嗖嗖往上升，我孙连城在光明区一干二十年，连个区委书记都升不上去，不就是因为我没有政治资源么
我连那个大贪官丁义诊都不如，讽刺啊。
对了，丁义诊出事之前带着一群干部，天天往山水庄园跑，都快把那当干部食堂了，你李达康能不知道
怎么没见你有一丁点作为呢
你是不是懒政
”李达康指着孙连城大喊：“闭嘴，再胡闹我开除你党籍
”孙连城毫不示弱：“我违纪了么
你凭什么说开除就开除
你以为党是你家的啊
你在这吓唬谁俩呢
李达康，我等着你开除我党籍
”
你能叫醒一个睡着的人,但你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人民的名义》经典语录
作者周濂，1974年12月生江。
先后获得北京大学学士、硕士，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现为人民大学哲学院任教，是一位年轻的哲学学者。
著有《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专著一部，以及中英文论文20多篇。
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和语言哲学。
长期担任“西方哲学智慧”，“外国哲学原著选读”，“政治哲学原著选读”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下面是读他的书觉得有意义的章节，故摘之。
在一个普遍性伦理崩溃的时代里，在一个绝对之善匮乏的社会中，你是选择犬儒地活着，还算追求一种合乎德行的生活
在庞大森严的社会控制力量面前，愤怒、仇视这些应激性的情感终难持久，继之而来的第二反应就是充满无力感的沮丧、无奈和泄气。
在这个时代，似乎总有一种向下的力量要把所有人拉低，总有一种执拗的怀疑要撕破人道主义的温情面纱。
安妮特?贝尔说：“一个人如果相信他人的良好愿望，他就必然容易受到他人良好意愿有限性的伤害。
”换句话说，选择相信别人的同时，也就给别人留下一个伤害自己的机会。
每个人的自我改善是改善这个世界的必由之路。
某种意义上，人生就是一场彻底的清算，一场与自己的本性进行的战斗，一个也许永远都没有标准答案的“认识你自己”的追问。
荀子早就说过，“人性本恶，其善者伪”。
装是文明的第一步，装啊装啊就信以为真了，就深入人心了，就大道通行了。
所以装不是问题，装什么和怎么装才是大问题。
所谓“微革命”，就是一要人人行动、敢于担当，二要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
如果因为你的所作所为、一言一行使得此时此地的世界是一个更好的所在，哪怕就好那么一丁点儿，那么你的言行作为就是善的，你就是一个合格的公民。
尼采曾这样比较大笑和微笑：精神上变得越是快活、越是靠得住，人们就越是忘记放声大笑；与此相反，他们脸上不断涌现出精神的微笑，这是他们对美好生活所藏匿的无数舒适感到惊讶的一种标志。
谎言一旦变成赤裸裸，信任的支柱便被抽离，此时支撑谎言继续运转的动力要么是利益要么是暴力。
赤裸裸的谎言不再承担造梦的功能，但它依旧可以让每一个人继续生存在一个虚假的空间里，在这个空间里，大伙儿集体在装睡。
不管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如果缺少深厚的哲学传统去沉思命运的无常，没有坚定的宗教信仰去抵御时间的清洗，也没有强健的法治精神和权利意识去抗拒国家的暴力，那么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歇斯底里地狂欢和饕餮，起哄或围观。
当面对逝者如斯夫的时间，不测的命运，时有时无稍纵即逝的才情时，只要我们意识到自己在面对他们时一如婴儿般渺小和无助，我们就只能像婴儿那样满足于当下的器官享乐。
法律是底线性的、维护性的，如果它是一种好的法律，那么它将有效地保证社会机体的正常运转，但是它并不必然保证社会将是一个美好的存在，因为幸福就其实质而言不是普遍的，而是因人而异，所以法律对社会中的人有普遍的约束力，它规范的是公共生活领域当中的事。
在一个普遍怀疑和反讽的年代，有时候坚持立场要比怀疑本身更加有力和值得尊敬。
生活的大多数状态好比在光滑如镜的冰面上滑行，足下无尘、倏忽万里。
如果你对这样的似水流年有所不甘，就会试图套上钉靴或者别的什么，用力且用心地步步为营，将时间钉在脚下，就像石匠在劈山凿石，锤子落在凿子上的每一下都是那么的铿锵有力坚固结实。
这样的丁靴，可是是病痛，可以是冥思或者感伤，总而言之这种钉靴让你更加地贴近灵魂——至少它让你如此这般的信以为真。
生活贴得太近会伤害灵魂，灵魂贴得太近会疏远生活。
但是时间不会戛然而止，时间在灵魂低眉举目之间轻轻跃过。
罗素说，在我一生中，有三种不可遏止的追求，一是对真理不可遏止地追求，一是对自由不可遏止地追求，还有一个就是对爱情的不可遏止地追求。
几何学讲三角形是最为坚固的一种建构方式，在罗素这里，真理、自由与爱情就构成了这么一个坚固的三角形。
当个人的羞耻感与所谓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的正义发生龃龉的时候，问题突然变得尖锐起来，是竭力维护所剩无几的自我认同感呢还是心甘情愿放弃它
也许作为群体的存在勇气的确来自于某些宏大叙事的煽情，但是对于个体而言，存在的勇气只能源于某些隐秘的焦虑，那么你和我的焦虑在哪里呢
艺术并不是使我们疏远于生活，而是使我们有可能理解我们自身，达到与我们自身的协调一致。
存在的质感并不取决于事件的堆积，生命的丰盈其实更在于内在化的体认与理解。
如果说生活总是被一些“执念”缠绕，陷入幽暗莫名暧昧状态，那么现象学的眼光则教会你如何让现象显露，如何让生活重新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尼采说，一个哲学家对自己的起码要求和最高要求是什么
在自己身上克服他的时代，成为‘无时代的人’。
理论从不承诺它的实践后果，但是一旦理论在实践中出了差池，我们仍旧只能找“理论”来理论。
借用任志强的名言：“如果我的收入合法，你凭什么仇富
”如果说右派人士反对全球化是出于对国家、民族和传统的念念不忘，那么左派人士反对全球化则是基于对弱势群体和经济平等的孜孜以求。
历史总是以吊诡的方式嘲弄人类的渺小智慧。
福山的问答逻辑很简单：是谁造成了全球范围的贫穷、艾滋病、毒品乃至恐怖主义
孱弱国家和失败国家
治疗国家孱弱和失败的良方是什么
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民主制度。
约翰格雷就指出，国家的合法性根据最终并不落在它是否实行了民主制，而在于国家是否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提供了人民所需要的东西，比如提供安全保障，确保体面的生活，保护对公民来说意义重大的文化价值等。
什么是美国的核心价值和文化
亨廷顿的回答是对自由、民主和个人权利等信条的笃信。
很多时候，我们的确可以替每一个“为什么”配备一些似是而非的答案，倘若没有客观的标准，寻求一个说法总是最容易的。
我们之所以生病，可能是因为身体的防御机制不如传染病的病原体进化得更快。
打个形象的比方，人类就像是行走在高速公路上的石器时代的人，外在世界的文明已经来到21世纪，而身体机能却还停留在一万年前。
有意义的假说，是那些重要的及合理的，但不是很明显很容易地可以看出是对还是错的假说。
在一个科技发达、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枯萎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
陈嘉映这样写道：“我我最希望读到的，是通俗的语言表达高深的思想，最不喜欢的，是用高深的语言表达浅俗的想法。
”如何在实证科学无往不利、大行其道的今天，为哲学和自然理解奠定一个恰切的逻辑地位，替人类存留住“意义的世界”和“存在的家”，这是摆在每一个当代哲学家面前的紧迫课题。
我们的时代迷上了速度魔鬼，由于这个原因，这个时代也就很容易被忘怀。
当然，这个论断可以颠倒过来说：我们的时代被遗忘的欲望纠缠着，为了满足这个欲望，它迷上了速度魔鬼。
对现代人来说，变化是高贵的，而不变则是保守乃至无能的表现。
“体制本应是保护我们的，而它有时候却自行其是地杀害我们和让我们杀人，冷酷地、高效率地、而且系统性地。
”“体制的梦想不等于每个人的梦想，体制的路径更不等于每个人的路径。
……社会进步不可能是某一单方面梦想或理想的结果，而是各种梦想、诉求、利益互相之间平行四边形的合力。
其中每一方力量都只是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
”“政治的真正体现是公民们在公共领域内协商共议群体公共事务。
”看中国的悲剧，可能要带手绢去，看希腊悲剧你不一定哭，但看了以后，会感觉到一种强大的震撼力。
自我阉割的处理方式导致中国式的“好人电影”传达的无非是些逆来顺受、小富即安、没事偷着乐的小农理想和劫后余生的幸存者心理。
在政治生活中，真正重要的美德是勇敢、智慧、节制、大度这样一些充满男性气概的品格，而在伦理生活中则是善良、友爱、忍让这样一些粉红色的情感。
在一个政治理想崩溃的世界里，受苦受难的人民不会关心“如何才能创造一个好国家”，而是孜孜以求“怎样才能获得幸福”。
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这种讨厌的人，你跟他讲人道的时候他跟你讲法律，你跟他讲法律的时候他跟你讲政策，你跟他讲政策的时候他跟你讲党纪，你跟他讲党纪的时候他跟你讲人性，你跟他讲人性的时候他跟你讲奇迹。
总之每次你说什么话，他都能把要点转到另一处，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诡辩家”。
改变看特定事物时的面相，是达成理解的关键所在。
理解不仅需要双方梳着偏分、打着领带、彬彬有礼地互相打招呼，更需要把各自的表述嵌置到同一条生活之流之中，而这或许也正是理解之难的根本所在吧。
政治的全部目的在于：“使人们能够发展各自独特的人类能力和德性——能够慎议共同善，能够过得实际的判断，能够共享自治，能够关心作为整体的共同体的命运。
”就像没人能够不去健身房举哑铃就成为有胸肌的健美先生，也没有可以仅仅通过背诵“八荣八耻”就成为有德之人，各种德性和优良的品格都必须要外化成具体的行为，并且通过习惯予以固定。
尼布尔：人具有正义的能力，使民主成为可能；人具有不正义的倾向，使民主成为必要。
对于在滚滚红尘中挣扎的芸芸众生来说，谁不渴望得到幸福呢
就算这个字眼多数时候显得遥不可及，但如果真的追问每个人为什么活着，最后的最后，不管答案是在寒冷的冬夜喝上一碗热汤，还是坐在圣托里尼的咖啡馆闲看日落，人们都会用“幸福”定义彼时彼刻的感受。
国家和政府的职能不过是保障人民的和平、安全与公众福利，国家不该越爼代庖去定义幸福，更不会为每个个体的幸福去埋单。
任何理论只有与具体的现实相结合，才能凸显它的效力与限度。
自由是人类追求众多美好的价值之一，但并不是唯一的价值。
相比之下，幸福不仅是人类追求的众多美好价值，而且还是人类追求的那唯一一个终极价值。
拥有自由，不一定能够获得幸福，但是没有自由，就一定不能获得幸福。
一种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一个无从选择的幸福生活不是真正的幸福生活，而只是“被幸福”。
没有人否认自己想要幸福，可是如果正义的人最终不会得到幸福，那么人们就没有理由成为一个正义的人。
只有在制度上保证正义和幸福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才有可能让正义的人勇于前行，让不义的人失去动机。
只有在基本公正得到解决的国家里，才能真正有意义地谈论幸福感和国民幸福指数。
“如果说谎对一个人有好处，为什么他还应该说真话
”改善自己是为改善世界所能做的一切。
对于维特根斯坦而言，人生的确就是一场彻底的自我清算，一场与自己的本性进行的战斗。
真实于自己是不容违背的责任。
现代人只是一些互相客客气气到不是共同生活的人，他们之间充其量只具有“善意”而不是“友爱”。
希腊人对幸福所下的古老定义为：“生命的力量在生活赋予的广阔空间中的卓异展现”。
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
这是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
0如果有人认为今天中国最紧迫的问题是贫富差距以及没有赋予每一个自由平等的个体以尊严，那么他很可能接受罗尔斯的观点“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如果有人认为今天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败坏，那么他的立场自然会比较接近于保守主义；如果有人认为民主是一个已经实现的现实，那么他可能选择对人民说话；如果有人认为现在和未来都是一个权贵与寡头的社会，那么他一定会尝试在“权势者的耳边低声细语”。
只有提升我们对陌生人所承受的痛苦和侮辱的敏感度，我们才能创造出团结，因为一旦我们提升了这种敏感度，我们就很难把他人“边陲化”，如此一来，就不存在我们和你们的分别，而是逐渐把他人也视为“我们之一”。
这个时代对于思想者的要求会更多，它要求我们不要做没有头脑的愤青，不要做浅薄的自由主义者，不要做没有心肝的保守主义者，不要做替既得利益说话的国家主义者，不要做不负责任的无政府主义者，不要做一个理想高韬的空想主义者。
革命不是一个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漩涡里沉浮，而是挣脱出来，跳跃出来，讲述一个从不为人所知、也从不为人所道的新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