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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赏民族文化京剧名言

时间:2020-03-01 06:24

关于戏曲的名言

千斤话白四。

三分唱念七分作。

宁输后台。

只许艺高不许胆当场一字难。

当场不认父。

千学不如一见。

一清二混三不见(无根底对付的结果是:第一次尚可,第二次模糊,第三次忘没了)。

技要稳准狠。

艺不离手曲不离口。

(以上摘自《齐如山回忆录》,中国戏剧出版社,齐如山著)学问学问,边学边问。

学问学问,多学多问。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山高勤为径,艺海苦作舟。

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要在人前夺萃,必须人后受罪。

演员四字诀:学(模仿)、会(功夫到手)、通(融会贯通)、化(再创造)。

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功夫练到家,上台不怯场。

南昆(昆山腔)、北弋(弋阳腔)、东柳(柳子腔)、西梆(梆子腔)。

识才善教人出众,盲目授徒贻误人。

园丁血汗育蓓蕾,赏花须谢育花人。

集众家之长,补自身之短。

学我者生,似我者死。

(齐白石语)。

台上讲戏格,台下讲人格。

救场如救火。

唱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

台上一声啼,台下千人泪;台上一声笑,台下万人欢。

会看戏的看门道,不会看戏看热闹。

寓庄于谐,寓教于乐,寓理于情。

气乃声之源,气为音之帅。

一偷气,二换气,三运气,四喷气。

大换气,小偷气,不蛮喊,留余地。

气粗则音浮,气弱则音薄,气浊则音滞,气散则音竭。

上丹田(头腔、鼻窦上两眉之间)发声共鸣点,中丹田(肚脐、上腹部、横隔膜)气息支持点,下丹田(肚脐下三指小腹)提气发力点。

声腔三要素:吐字、行腔、气口。

擒字如擒兔,每字圆如珠,一字走了调,满盘都是输。

既要将字咬准,又莫将字咬死。

不要音包字,而要字带音。

不吃字,不嚼字,不裹字,不割字。

唱戏吐字不清,犹如钝刀杀人。

字似骨头韵若肉,板如老师是节奏。

咬字头,送字腹,收字尾。

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力强,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

唱是一条线,不要一大片,若是一条线,音清整稳远;若是一大片,音噪乱散浅。

丝不如竹,竹不如肉。

明曲情,达其意,明戏理,知戏情。

演员不动情,观众不共鸣;演员不动情,观众不同情;演员不动心,观众不入心;演员不动神,观众便走神。

不能千人一面,千歌一曲;力求一人千面,一曲多变。

有情没理戏演歪,有理没情戏演干。

饱打饿唱。

音散、音暗多喊“咿”,音紧、重喉练“啊”音。

精神畅快,心气和平;饮食有节,寒暖当心;起居以时,劳逸均匀;练嗓保嗓,都贵有恒;由低到高,量力而行;五音饱满,唱出剧情。

(此48字为梅兰芳练声保喉经验)有板若无板,无板却有板。

慢板要紧,快板要稳,散板要准。

慢板不拖,快板不赶,散板不散。

清晰的口齿沉重的字,动人的节奏感人的音。

赞美戏曲的句子

【第1句】“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

”中国戏曲宛若一位待字香闺的古典佳人,伴着唐风宋韵的高叹低吟,沿着南戏、元杂剧的历史轨迹一路莲步轻移而来。

正是传统文化的烛照濡染,使戏曲“离形取意”,不求形似而求神似。

虚拟的表演如水墨丹青的纵横之笔,长歌当哭、长袖善舞,“无画处皆成妙境”;写意的舞台简约空灵,无花木却见春色,无波涛可观江河;唱念坐打中“汇千古忠孝节义、成一时离合悲欢”,处处体现着戏曲自身诗的艺术表现和诗的抒情美。

【第2句】中国的戏曲艺术源远流长,囊括了诗词、歌赋、百戏(杂技)、武术、舞蹈、音乐、美术……汇百川而成江河,形成了中华民族独有的艺术形式。

戏曲程式源于自然界,多少代的先辈艺人、大师悉心观摩体验生活习性、特点,通过艺术加工构成了戏曲表演程式。

从而使人到物,更形象、更典型、更夸张、更美好。

中国古代戏曲与西方戏剧一样,都注意戏剧中冲突的展开,但中国古代 戏曲的重点不在于表现动作的冲突,而是以内心冲突的抒情为重点,侧重于人物灵魂深处的徘徊。

凡感情充沛处就用歌唱,即使在双方的对白中,也常 插入抒发内心的独白,因此具有较强的抒情性。

西方戏剧则更多地表现人物 面对面的冲突,具有较强的动作性。

此外,中国是一个抒情诗发达的国家,中国古代戏曲就是从诗歌发展变化而来,因此它本身就包含着较强的抒情 性。

这种抒情性不是作为某一种抒情成分,而是 “渗透于题材的选择、情节的安排、性格的刻画、语言的锤炼,以及演员表演、唱腔伴奏、舞台美术等 戏曲的一切构成因素、构成部分之中的。

”抒情性是中国古代戏曲一种独有的美学特征。

京剧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里程碑的事件,是什么?

京剧从形成发展至今,历经近二百年,大致可以划为四或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徽班进京,演化形成京剧。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程长庚等。

程被认为是奠定京剧的开山鼻祖。

  第二阶段:京剧开始出现第一个鼎盛期,并进入宫廷,被上层贵族视为显术。

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谭鑫培,包括杨小楼等。

谭创造了京剧第一个流派,也是老生行影响最深远的流派。

杨则创立了武生行影响最大的流派。

他们也是相当长一个时期“京朝派”衡量京剧规范的主要标准。

当时的上层贵族几乎莫不以会哼上几段道地的京剧为荣。

  第三阶段:梅兰芳的“古典唯美主义”表演,在菊坛大放光芒。

梅氏的《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等都是“古典唯美主义”表演的不朽典范。

梅兰芳成了中国戏剧的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梅兰芳也许就没有京剧作为中国“国剧”的地位。

“古典唯美主义”表演,特别符合知识分子和社会上中层追求“古典美、典雅美”风尚的欣赏要求。

余叔岩在继承谭鑫培等人的基础上,对生行艺术有重要的演化推进,使京剧向着“文人品味、典雅风尚”的方向大大发展了。

梅兰芳崇尚中正平和,追求“圆美、高华”;程砚秋反梅氏之道而行,他深谙太极之道,他的唱极尽阴阳、背反、开阖、顿挫、婉转之变;马连良于谭、余外另辟蹊径,创华丽新风;他如四大名旦之尚、荀,前后四大须生之言、高、谭、杨、奚,净行之金、郝、侯等,均各领风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艺术观和风格特点。

但我觉得无论梅、余、程、马等等,他们的共性大体上都是不离这个“古典唯美主义”主导表演原则的。

譬如程砚秋的《春闺梦》、《锁麟囊》等同样是这方面的杰出经典(但需要指出的,程氏艺术同时又是渗透着强烈现实主义的)。

他们从这个大原则出发,结合自身特点,创立了各个流派,形成了流派纷呈的局面,并创作了大量精彩的剧目和脍炙人口的著名唱段。

对京剧的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这中间,甚至有时追求唱腔、身段等表演技术的“美”成为第一位重要的东西,而剧情主题、剧本结构和人物关系的合理性反而显得不那么特别重要。

  第四阶段:严格说应是和第三阶段同时期(为叙说方便,单列之)。

以周信芳为代表的海派京剧,处于当时南方经济开放地区,面对外来文化广泛深入,强调以具有鲜明现代特点的表演手法和形式(包括运用现代手段),强调故事情节化和人物个性化,强调“处处以平民化为目标”,以适应广大市民阶层的欣赏需要。

周信芳本人更是高举现实主义大旗,敢于打破形式主义的束缚,开创了独特的麒派艺术。

如果说京派艺术更多崇尚典雅、含蓄、中正、大方、蕴藉、婉约甚或凄美之风,那未海派艺术则着重强调通俗、慷慨、激越、开张、壮美之情(当然也并不排除互相兼蓄者)。

我们不妨称之为“通俗现实主义”或“通俗壮美主义”的表演。

它的杰出贡献和意义在于使京剧演化为一种大众化艺术,更加接近平民大众。

其影响广及京剧其他行当和一些地方剧种甚至话剧和电影。

(裘盛戎、袁世海都自号为麒派花脸,赵晓岚以麒派花旦为荣,话剧大师金山甘列麒派门下。

)那时,连“剃头”的、“修脚“的,都会唱上两句《追韩信》。

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周信芳为代表,创编了一批具有爱国精神和民族意识的剧目,如《徽钦二帝》、《史可法》等。

这个阶段,京派和海派互相影响,互相渗透。

  第五阶段:新中国建立。

新的文艺思想对京剧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时代要求文学艺术反映现代生活,歌颂英雄和崇高精神境界。

这也必然成为时代、社会、人们对京剧的要求。

李少春,以及他的同事们和他们的剧团,包括袁世海、叶盛兰、杜近芳等,和翁偶虹、范钧宏、阿甲等编导人员。

站在这个潮流的前面。

这期间,他们坚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改革创新,实行编、导、演结合的体制,编演了堪称新经典的《野猪林》、《将相和》、《大闹天宫》、《白蛇传》、《九江口》、《响马传》、《谢瑶环》、《满江红》等等,以及和北京京剧院合作创演的《赤壁之战》。

吸引了各个不同阶层的观众。

这些新剧目,相比《四郎探母》、《大*探*二》、《武家坡*大登殿》、《玉堂春》等等一类传统老戏,无论是剧情主题、思想内容、表演形式、人物形象等各个方面,都确实算得上是一种“新京剧”。

特别是他们首创了《白毛女》和被称之为“第一流编剧、第一流导演、第一流演员的结晶”的《红灯记》等现代京剧。

在京剧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通过到各国演出,又使新中国的京剧向各国人民作了有深远意义的传播。

他们上述一系列做法,带动、影响了全国各个京剧团体。

梅、周、程、马、谭等之后,一批三、四十岁的中青年杰出京剧表演家,成为新时期中国京剧的主要闯将、开拓者和生力军。

除上面已提的李、袁、叶、杜,还有言慧珠、裘盛戎、高盛麟、张君秋、厉慧良、关肃霜等等,都在这个阶段各显身手。

他们或以崇尚传承“古典唯美主义”为目标,或以追求体现新的京剧现代观为理想。

他们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进入这个新时期后,追创单一唱法演法之“新流派”,已不再是剧团和演员的最主要奋斗方向。

戏剧主题思想,以及围绕主题和人物,运用各种京剧表现手段----唱念做打,甚至现代艺术手段,使整个演出达到最佳效果,则成为更重要的标识。

这正是新中国建立后新流派产生少的原因之一。

)  而在这个阶段中,李少春称得上是新时期京剧改革创新方面一位最突出的代表人物、领军人物。

正如周信芳称李少春是“青年领袖”,翁偶虹称之为“哲人”,电影大师赵丹称他是“具备了新的思想意识”的“新艺人”,话剧界的黄宗江赞他“是继承流派、发展流派、突破流派的一个典范”。

曹禺先生也赞赏道“允文允武,男为李少春,女为关肃霜。

” 而京剧界同行则称他为“李神仙”,和他同龄的张云溪说,李少春是“京剧界多少年来罕有的全才、文武技艺达到当代颠峰的一流大师

”  现在戏剧理论界有人将上述现象称为“李少春旗帜”,将李氏的戏剧观念和实践称为“李少春演剧学派”(如何概述这一现象还可作进一步探究)。

这个“学派”远不是一般意义的个人风格流派。

在我看来,它是以体现和弘扬中华民族“崇高精神”品质作为京剧创作的指导观,打破了京派、海派以及行当、个人流派的界线,而将京派的“古典唯美主义”表演特点和海派的“通俗现实主义”表演特点融合于一体,将多种行当,多种流派融合于一体,并吸取话剧、电影的一些手法。

注入他们的新剧目之中。

有人说如果梅兰芳崇尚的是“古典和谐美”,而李少春的艺术追求则是“现代崇高美”。

我个人认为李氏是将两者有机的结合。

他的表演,既是古典的,又是现代的,既是和谐美的,又是崇高美的。

一切从剧目主题和人物出发。

以现实主义崇高精神为指导,充分运用京剧古典程式手段,旧程式不合适的,就敢于破之,用新的却又是符合京剧基本规律的程式来取代。

它仍然姓“京”,但是是适合新时代的“新京剧”,将中国京剧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这是一个开创中国京剧新里程的杰出功绩。

这个功绩,当然不只是属于李少春一个人的,而是同时属于前面所述一大批闯将开拓者的。

也是属于他们的前辈的,属于所有支持并参与京剧改革创新的人们(包括和他们并肩战斗的老艺术家)。

但不能否认,李少春确确实实无愧为这个时期的一面旗帜。

《野猪林》一剧则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标志,堪称集李氏戏剧观之大成,是在中国京剧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烁古耀今的不朽经典。

而《红灯记》也被一些学者称为“京剧现代戏发展史上一个不可磨灭的里程碑”。

一出改编传统京剧,一出新编现代京剧,永载于中国京剧之庙堂。

李少春的名字,在中国京剧史上必将名垂千古。

  综观京剧近二百年发展史,在这四或五个阶段-中,耸立着五个最具标志性的里程碑:第一个标志性里程碑的最主要代表人物是程长庚;第二个标志性里程碑的最主要代表人物是谭鑫培和杨小楼;第三个标志性里程碑的最主要代表人物是梅兰芳、余叔岩、马连良和程砚秋,与此同时,并峙的又一个里程碑(或称第四个标志性里程碑)最主要代表人物是周信芳;第五个标志性里程碑,也即新中国建立后,“新京剧”矗立起的新里程碑,涌现了一批杰出代表,其中的领军人物是李少春。

  京剧近二百年发展过程中,涌现了出大批优秀杰出表演家,创造了众多流派。

然能真正从戏剧思想方面形成“艺术学派”的,我个人认为应推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李少春等。

  当前,人们喊出了“振兴京剧”的口号。

京剧界在继承前辈们艺术遗产的同时,需要从他们曾经走过的道路中吸取经验和营养。

其中,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李少春等人的戏剧艺术思想尤其需要京剧界以至戏剧界作进一步深入研究。

中国四大京剧名旦

梅兰芳  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1894-1961),名澜,字,江苏泰州人于北京。

四大名旦之首,出身京剧世家,祖父梅巧玲,是同光十三绝之一。

父梅竹芬,是京昆旦角演员。

母杨长玉,是著名武生杨隆寿之女。

伯父梅雨田,是谭鑫培的琴师。

梅兰芳父母早亡,由伯父梅雨田抚养成人。

他八岁开始学戏,九岁向吴菱仙学青衣,十岁第一次登台。

1908年,搭喜连成班演出,同时,又向秦稚芬、胡二庚、学花旦戏。

他刻苦学习,认真练功,艺术逐渐成熟。

1913年,首次应邀到上海演出,王凤卿为头牌,他为二牌,王凤卿是南北驰名的须生,而梅兰芳是初出茅庐,在王的热心提协下,他初次压台演出《穆柯寨》,出色的完成了穆桂英这一艺术形象,受到上海观众的热烈赞赏。

1914年,梅兰芳再次应邀到上海演出,上座经久不衰,盛况空前,甚至吸引了不少日、英、美等国家的观众。

两下江南,奠定了他艺术上独树一帜的基础,并开始了大量新剧目的排演和革新。

梅兰芳是继王瑶卿之后我国京剧表演艺术影响最大的旦角演员。

他扮相大方,雍容华贵,嗓音圆润,声音明亮,唱腔委婉,轻柔妩媚,身段和谐自然,富有节奏感。

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先生,赞誉他伟大的演员,美的化身。

梅兰芳在戏曲舞台上塑造了众多的中国古代妇女形象,如:反抗外来侵略,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巾帼英雄穆桂英(《穆桂英挂帅》)、梁红玉(《抗金兵》),反抗封建礼教的林黛玉(《黛玉葬花》),随父复仇的渔家姑娘萧桂英(《打渔杀家》),大胆向昏君奸臣挑战的赵艳容(《宇宙锋》),勇敢同邪恶势力斗争的白素贞(《金山寺·断桥》),饱受战乱苦难的韩玉娘(《生死恨》),深明大义的虞姬(《霸王别姬》),孤芳自赏、华贵失宠的杨贵妃(《贵妃醉酒》)等等。

梅兰芳塑造的这些艺术舞台形象,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妇女各种不同的典型形象,而且将人物的个性和丰富的思想内涵,融于美的形象之中,给观众以心灵的净化和美的享受。

  梅兰芳是第一个带着中国京剧走向世界的人,使中国京剧在国际艺术舞台上首先占领了自己应有的地位。

梅兰芳不仅是京剧艺术大师,而且是作为中国艺术的代表人物走向世界的,他曾到日本访问演出,引起轰动,他到过美国、苏联等众多国家,他结实了世界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如高尔基、阿·托尔斯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萧伯纳、布莱希特、卓别麟、范朋克等人,他们对梅兰芳的表演艺术倍加推崇,认为给了他们自己有意的借鉴和启示,并把梅兰芳的京剧艺术并列为世界三大戏剧表演体系之一,大加宣扬。

  荀慧生  荀 慧 生-- (1900-1968)名词,字慧生,艺名白牡丹,号“留香馆主”,原籍河北东光县。

8岁入义顺和梆子班,从庞启华学花旦,后随师人三乐科班,不久改为正乐社与尚小云、赵桐珊同科,并称“正乐三杰”。

出科后改习京戏,拜陈德霖、吴菱仙及王瑶卿为师。

并向名花旦田桂凤、路三宝及李寿山、乔蕙兰等请教,技艺得到进一步提高。

他的嗓音娇亮,做工细腻,眼神手势,无不表连人物的心态变化。

尤以演性格开朗,活泼娇憨的少女更是传神。

念白宗其师王瑶卿,但加快了节奏,更近于口语,因此更觉亲切而传神。

他与梅、尚、程并称“四大名旦”。

他常与杨小楼、余叔岩、高庆奎、周信芳、盖叫天、梅兰芳合作演出。

擅演剧目有《十三妹》、《得意缘》、《铁弓缘》、《梵王宫》、《鸿鸾禧》、《虹霓关》、《花田错》、《棋盘山》、《辛安驿》、《小放牛》、《美人一丈青》、《大劈棺》、《战宛城》等戏。

他也排演过很多新戏,如《元宵谜》、《丹青引》、《香罗带》《钗头凤》、《荀灌娘》、《红楼二尤》、《红娘》、《美人一丈青》、《蝴蝶梦》、《陶三春》等不下四十余出。

在新戏中进行各方面的改革探索,大胆创新,逐渐形成自己俏丽柔媚、爽朗和谐的表演艺术风格。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北后,他拒绝去东北为侵略者和伪满汉奸演戏。

并曾多次举行义演,将所得演出收入捐献给前线的抗日将土。

新中国建立以后,任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主任,后改市戏曲研究所任所长及河北省梆子剧院院长。

著有《荀慧生舞台艺术》、《荀慧生演剧散记》、《荀慧生演出剧本选》。

  剧照说明:《赵五娘》荀慧生饰赵五娘  尚小云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小云(1899-1976),原名德泉,字绮霞。

出生于河北省南宫县,后定居北京。

汉军旗籍人,为清平南王后裔。

祖父尚志铨曾任清远县令。

父尚元照,在光绪年间充那王府总管。

1905年其父病故,他与三弟尚富霞同投李春福门下学戏,工京剧老生,后入三乐班坐科。

尚小云在三乐班先习武工,后因伴相俊美,嗓音畅朗而改从孙怡云学习青衣,他最初青衣开蒙老师是吴顺林。

1912年春他在北京汾阳会馆和广德楼出台成为当时青衣行年轻的佼佼者。

1914年孙菊仙主动提出与尚小云配戏四日,使他名声大噪,人人称道。

  1916年尚小云搭入俞振庭组织的春合社,开始在班里崭露头角,他还与杨小楼、王瑶卿、王又寰、龚云甫、高庆奎、白牡丹同台献艺。

此时他的演唱、表演、武功及舞台技巧达到了成熟的地步,在他的京剧艺术生涯中是一个关键时期。

此后,他又向王瑶卿学戏深造(同时搭班演戏)。

王派艺术的爽朗明快,洒脱大方,对尚小云感染极深,无论身段、动作、念白和神情,尚小云都竭尽全力的摹拟效仿,这时他感到了自己在学习青衣唱腔中恪守传统青衣口紧字松,重腔不重吐字的绳墨,不免古朴有余,时尚不足,更看到了自己演唱技巧不甚丰富的缺点。

此次的发现和递进是尚小云京剧艺术上的一次质的飞跃。

他在此基础上向王瑶卿学习各种舞台身段、水袖舞蹈动作及唱腔技巧,使自己的表演风格得到了很大的充实,在艺术上具备了独挡一面的能力。

自此尚小云开始自觉的根据自己的条件,创造性的进行艺术探索,形成了独具风格的尚派艺术,无愧于四大名旦之一。

1927年秋,他组成了自己的协庆社,建班后排演的新剧目很多,以青衣剧目为主,尚小云在四大名旦中是继承传统较多的艺人,他坚持把传统和创新有机结合,大受欢迎,截止到三十年代末,尚小云新编、改编的剧目就有三十余部之多,其中主要有《雷峰塔》、《汉明妃》、《詹淑娟》、《林四娘》、《珍珠扇》、《卓文君》、《峨嵋剑》、《花蕊夫人》、《千里驹》、《鞭打芦花》。

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尚小云编排了三部取材于外国及少数民族生活的新剧目,即《摩登伽女》、《相思寨》、《北国佳人》。

这在二三十年代中国京剧舞台上是十分难得的,更是很大胆的突破和创新。

后来他又创编的新剧目还有《梅玉配》、《兰陵女儿》、《龙女牧羊》等等。

他的演唱高亢圆亮,有穿云裂石之胜,念白除韵白外兼擅京白,做工端庄优美,勇健挺拔,富于美感,他的动作幅度夸张性强,节奏鲜明,十分火爆,刚烈中富于柔媚,柔情中蕴涵坚贞,放映了各个时期妇女舞台形象的精神面貌。

  程砚秋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1904-1958),原名承麟,满族。

后改为汉姓程,初名程菊农,后改艳秋,字玉霜。

1932年起更名砚秋,改字御霜。

幼年家到中落,六岁投荣蝶仙门下,练武功,向荣春亮习武生。

一年后向名武生教师丁永利学戏,后因扮相秀丽,改从陈桐云习花旦,后发现嗓音极佳,改学青衣,师从陈啸云。

程砚秋童年基本功训练异常艰苦,他以惊人的毅力接受了这些训练,熬过了他惨痛的童年。

十一岁登台演出,以其超凡的文武之功,唱、念、做、打崭露头角,行内外耳目一新。

在北京丹桂茶园(原东安市场内),与芙蓉草、刘鸿升、孙菊仙等合作演出《桑园寄子》、《辕门斩子》、《朱砂痣》等戏。

1917年他因嗓子倒仓,暂不演出,继续深造。

他学习绘画、书法、舞拳练剑、观摩电影艺术,大大提高了自己的艺术修养和美学情趣,为日后的艺术创作做了充分的准备。

1922年他首次到上海演出,引起轰动,1923年再次到上海,使上海观众欣喜若狂,艺术也逐步趋于成熟。

从1925年-1938年,程砚秋步入他风华正茂的黄金时期和程派艺术的成熟期,此时程砚秋已经集创作、演出、导演三者于一身,成为较具实力的艺术家。

他同时受进步思想的影响,面对广大劳动人民水深火热的社会现实,满腔义愤,编创了许多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剧目,如《文姬归汉》、《荒山泪》、《春闺梦》、《亡蜀鉴》等剧目。

在反封建、反军阀内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等不同时期引起观众强烈共鸣,表达了广大群众反对战争、反对压迫、希望和平的强烈愿望。

这一时期后他着力于悲剧的表演,继《青霜剑》、《窦娥冤》之后又有《碧玉簪》、《梅妃》及前面提到的一系列悲剧作品的上演,成功的塑造了一批悲剧人物形象,他从此也以擅演悲剧著称。

当然,程砚秋也不是光全演悲剧,《锁麟囊》就是他另一类型的代表作。

程砚秋在艺术创作上,勇于革新创造,舞台表演唱腔讲究音韵,注重四声,并根据自己独有的嗓音特点,创造出了一种幽咽婉转、若断若续的唱腔风格,形成独有的特点。

他创作的角色,典雅娴静,恰如霜天白菊,有一种清峻之美,后成为四大名旦之一。

程砚秋在表演上无论眼神、身段、步法、指法、水袖、剑术等方面也都有一系列的创造和与众不同的特点,作为一个完整的艺术流派,全面展现在京剧艺术舞台上。

  剧照说明:《英台抗婚》程砚秋饰祝英台(1953年)

京剧对联古往今来虽如是,浓妆淡抹总相宜,具体的含义是什么

苏东坡诗 饮湖上初晴后雨: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比喻不用刻意打扮,自然非常美丽。

天生丽质。

原诗指西湖,后人借指淑女,景物等。

你知道我国十位著名指挥家吗

中国著挥家 杨嘉仁 (1912--1966)广东中山县人。

南京女子大学音乐系唯一性毕业生。

1940年毕业于美国密执安大学音乐学院研究部,获音乐教育系和理论系的两个硕士学位。

回国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和上海音专任教,并出版了《曲式学大纲》等著作。

1953年在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他指挥的无伴奏合唱曲《半个月亮爬上来》获得合唱银质奖章,后又应波、德、苏等国邀请访问演出,均获好评。

1957年9月被邀请为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国际艺术竞赛评委会评委。

他听觉敏锐,排练风格细致而又风趣,对作品有独特的理解和丰富的指挥经验,常被中央乐团、上海交响乐团等邀请为指挥。

1956年任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指挥家樊承武、卞祖善、陈燮阳、夏飞云、钢琴家顾圣婴等曾受教于他。

马革顺(1914--)生于江苏南京。

从小在教会唱诗班唱歌,中学毕业后,考入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音乐系,随奥地利音乐博士史达士学习。

抗战胜利后,赴美国威士明特合唱音乐学院专攻合唱指挥,获硕士学位。

1949年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并从事合唱训练,和指挥法的研究,著有《合唱学》一书。

他指挥的合唱作品,音乐形象准确,咬字吐词清晰,声音统一、整齐,并富有弹性;在指挥技巧上力求达到用最小的动作,达到最大的效果。

1981年2月,应美国合唱指挥家协会邀请,前往美国二十一所大学进行讲学和举行音乐会,并获威十明特合唱音乐院荣誉院士称号。

黎国荃 (1914年--1966)年轻时是国内知名的小提琴家之一,后任中华交响乐团的指挥。

四十年代初在国统区参加进步音乐活动。

后在陶行知主办的育才学校音乐组任教。

建国后任中央歌剧舞剧院首席指挥,先后指挥演出了中、外大型歌剧《白毛女》、《赤叶河》、《草原之歌》、《刘胡兰》、《茶花女》、《蝴蝶夫人》和舞剧《宝莲灯》、《红色娘子军》、《天鹅湖》、《海侠》等。

1964年任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指挥组组长。

曾先后赴苏、波等国访问演出。

他的指挥具有内在的真挚情感,处理细腻而准确,善于发挥不同乐队的水平与潜力。

黄贻均(1915--)江苏苏州人。

出生于音乐世家,从小即接受系统严格的音乐教育。

1935年在上海国内音专从黄自学习作曲,兼学小号;1937年同时在上海工局乐队任小号演奏员。

1941年毕业后,曾在上海艺术剧团、国风剧团任作曲和指挥。

1946年起在当时的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任小号、圆号演奏员。

解放后该团改为上海交响乐团,从1950年起正式任该团指挥。

五十年代在出访时曾指挥过芬兰、苏联等国家的交响乐团演出,均获得好评。

几十年来曾指挥过从古典乐派到现代派的中外作曲家的许多交响乐作品。

1981年曾应卡拉扬领导的柏林交响乐团邀请,在西柏林举行了该团建团九十九年以来第一次与中国指挥家合作的音乐会,并受到了赞赏。

他的指挥严谨、细致,层次清晰,线条分明,动作干净利落,是有影响的乐队指挥家。

陈传熙 (1961--)广西水口关人。

1935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上海国立音专,专修钢琴与双簧管。

1946年入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任双簧管演奏员。

1951年随中国青年文工团赴柏林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之后,在苏、匈、保、捷等国访问演出。

在任上海交响乐团指挥期间,曾演奏过中外作曲家的精品。

1958年秋调任上海电影乐团指挥后,已为二百五十余部影片配录了音乐。

他实践经验丰富,只要看到总谱,就能根据影片的长度准确地判定乐曲的节奏时值,使乐队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配乐任务。

李德伦 (1917--)北京市人。

1946年毕业于上海国立音专。

随后任延安中央管弦乐团指挥。

建国后,先后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歌剧舞剧院指挥。

1953年后,到苏联莫斯科音乐学院阿诺索夫指挥班上作研究生。

1957年回国,任中央乐团交响乐队首席指挥。

党在北京及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地举行音乐会,指挥演奏了许多中国新的管弦乐作品和世界著名作曲家的交响乐作品。

他曾先后指挥过苏联国家交响乐团、列宁格勒交响乐团以及捷、芬和古巴等国著名交响乐团的演出,并曾率中央乐团访问过日本和朝鲜。

他的指挥刚柔兼备,热情洋溢,富有艺术感染力。

黄飞立 (1917--)广东番禺人。

从小爱好音乐,曾师从吉绍夫斯基等学习小提琴。

后于上海沪江大学生物系毕业并留校任教,常参加社会上的音乐活动,或去教堂合唱班指挥。

抗战爆发后,应聘任国内福建音专小提琴教师。

胜利后,进美国耶鲁大学音乐学院从亨德密特学习理论作曲。

1951年回国,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管弦系主任,兼管弦乐队和合唱队指挥;1956年任指挥系主任和教授。

曾指挥过中外著名的交响乐和歌剧、舞剧作品,如《奥涅金》、《茶花女》、《黑桃皇后》及舞剧《天鹅湖》、《吉赛尔》、《鱼美人》等。

指挥风格严谨、细腻,富于感情。

秦鹏章 (1919--)原籍江苏无锡,生在上海。

八岁开始学习二胡,十五岁从卫仲乐教授学习琵琶和古琴,又从维尔尼克学单簧管,后在上海国立音专随黄自学作曲,随汪显庭学琵琶。

曾任大同乐会、国际业余铜管乐团及联华、民华等电影公司单簧管演员、特约作曲及指挥。

后任中央歌舞团民乐合奏、舞蹈伴奏的指挥和独奏,1960年起任中央民族乐团指挥、作曲和独奏。

曾指挥过舞蹈《荷花舞》、《孔雀舞》、《大茶山》、电影《王更寒》、《红旗谱》的音乐,及民族管弦乐《广陵散》、《二泉映月》、《翠湖春晓》等作品的演出。

他的指挥细致、朴实,处理严谨且有激情,动作明快苍劲。

并编配、创作了管弦乐《阿细跳月》(与他人合作),民乐《十面埋伏》、《春江花月夜》、《金蛇狂舞》等作品。

韩中杰 (1920--)上海市人。

建国前以长笛专业毕业于上海国立音专后留校任教,并在上海交响乐团任首席长笛。

1951年在世界青年联欢节长笛比赛中获奖。

1954--1956年先后任中央歌舞团、中央乐团交响乐队指挥。

1957--1961年以研究生毕业于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指挥系。

回国后继任中央乐团指挥,并兼任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教授和中央歌剧舞剧院管弦乐团指挥。

排练演出过中外著名交响乐、协奏曲、歌剧和舞剧作品,常在国内各大城市进行访问演出并和中外著名音乐家合作演出。

指挥风格严谨细腻,理智含蓄,富有时代特点。

杨桦(1921--)广东南海人。

从小就受到广东音乐的熏陶。

1942年进入福建音专随里格洛夫学小提琴,随缪天瑞、肖而化学作曲,随黄飞立学指挥,毕业后留校任教。

1957年又随戈斯林学指挥。

先后指挥过抗战时期的救亡歌咏队、福建音专的管弦乐队、香港的电影乐队、广州市文工团管弦乐队、广州乐团交响乐队。

后任珠影乐团指挥。

指挥风格热情奔放、富有感染力;十分重视队员的人个技巧和集体谐调。

曾指挥边中外著名交响乐作品。

作品有《向秀丽交响诗》、《南海之滨组曲》、《凯旋》等作品。

司徒汉 (1923--)广东开平人。

十六岁参加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的群众歌咏指挥工作。

1941年毕业于广东省艺专音乐第短训班,1942年后在重庆及上海复旦大学旦声合唱团任指挥,并在上海学生运动的集会上多次热情指挥群众歌咏。

1948年任苏北华中大学文工团的指挥。

解放初,曾任上海青年文工团音乐组组长和音协辅导部部长、上海合唱队队长兼指挥、北京大学学生合唱团指挥。

1956年毕业于中央乐团杜马舍夫指挥班,后任上海合唱团、上海乐团团长兼指挥。

曾指挥过《黄河大合唱》、《幸福河大合唱》、交响合唱《中南海的明灯》以及音乐史诗〈东方红〉等许多大型作品,并创作和指挥了清唱剧《矿山烈火》等八部等声乐作品。

此外还指挥过电影《聂耳》、《阿诗玛》等的配乐。

他的指挥热情奔放,处理作品深刻细致,手势语言较丰富,关于启发和诱导。

作有《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我老汉》等歌曲。

严良 (1942--)湖北人,生于武汉。

1937年参加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翌年加入孩子剧团,自学乐理、和声。

1941年考入南京国立音乐院作曲系学习。

抗战胜利后,在香港中华音乐院从事作曲、指挥等教学活动。

解放后,在中央歌舞团任指挥;1954年指挥艺术日趋成熟。

1959年,成功地指挥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受到国内外重视。

1964年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指挥千人大合唱。

1979年率中央乐团合唱团赴菲律宾参加第一届国际合唱节演出,受到各国音乐家的赞赏。

他的指挥动作准确、干净,线条清晰,手势丰富,具有深刻的表现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曹鹏 (1925--)江苏江阳人。

1945年参加新四军,入山东大学文系,后任部队文工团指挥。

解放后任电影乐团指挥,为《龙须沟》等几十部电影录配了音乐。

1955年赴莫斯科音乐学院留学,师从著名指挥家金兹布尔克。

这期间曾多次举行交响音乐会,演出歌剧《塞维尔的理发师》,并指挥全苏广播交响乐团演出中国作品专场。

1961年回国任上海交响乐团指挥,经常举行中外交响音乐会,曾指挥歌剧《蝴蝶夫人》、舞剧《三角帽》、《葛蓓莉亚》等的演出。

1975年随团赴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访问演出,都获得好评。

他的指挥稳重、清晰而有魄;处理作品细致、深刻,富有激情。

尹升山 (1925--)山东掖县人。

自幼酷爱音乐,先后学过提琴、双簧管和钢琴,转而喜习指挥。

后参加哈尔滨市交响乐队。

1947年入东北电影制片厂音乐组工作,成为新中国第一个电影乐团的骨干力量,并担任了该团的乐队指挥,为《白毛女》、《董存瑞》、《五朵金花》、《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创业》等二百多部影片配录音乐。

并曾指挥过中外著名管弦乐作品的演出。

指挥特点严谨朴素,深沉含蓄,忠实原著。

胡德风(1926--)江苏沛县人。

自幼酷爱艺术。

1938年底参加八路军一一五师宣传队,后任随军文艺记者和文工团长等职,排演过《白毛女》、《王秀鸾》等歌剧。

建国后,任总政文工团乐队队长及合唱指挥。

1951年入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并从朝鲜和国内指挥专家学习。

排练演出过大合唱《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祖国颂》、《祖国万岁》、《长征组歌》,无伴奏合唱《回声》、《梦幻曲》等声乐作品及歌剧选曲等,指挥风格热情奔放,明快有力。

曾多次去朝、苏、罗、捷、缅等国进行访问演出。

郑小瑛 (1929--)福建永定人。

建国后第一位女指挥家。

六岁学习钢琴,十四岁登台演出。

1952年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作曲,并向苏联专家学习合唱指挥。

1960--1963年去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并向苏联国家歌剧院指挥海金和莫斯科音乐剧院的指挥依·波·拜因学习歌剧指挥,在指挥歌剧《托斯卡》、《茶花女》中获得好评。

回国后曾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后调中央歌剧舞剧院任乐队首席指挥,先后指挥过中外大型歌剧《阿依古丽》、《护花神》、《夕鹤》、《茶花女》、《第一百个新娘》及音乐会管弦乐作品。

指挥风格热情奔放,气魄雄伟,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施明新 (1929--)福建厦门人。

少年时参加救亡歌咏运动,后任抗敌演剧七队和中国歌舞剧艺社指挥。

1946年在福建音专作曲系随陆仲任学习。

1949年任华南文工团指挥。

1955年从苏联专家杜马舍夫学习指挥,后任中央乐团特邀指挥。

1957年参加创建广州乐团,任合唱指挥,以严格训练、细致处理、热情指挥见长。

指挥合唱队排演了大批中外名曲。

1978年任广州乐团交响乐队指挥,排演了许多中外著名作曲家的交响曲。

他参加创作的大型歌舞剧《乘风破浪解放海南》在全国汇演中获一等奖,歌曲《兴修水利为生产》获全国群众歌曲评选二等奖。

著有《合唱指挥常识》一书。

聂中明 (1930--)江苏无锡人。

自幼热爱音乐,曾学习二胡和笛子,并参加歌咏活动。

1946年考入南京国立音乐院,从喻宜萱教育学习声乐。

建国后,继续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声乐,同时任天津市业余合唱团指挥。

1954年从苏联专家杜马舍夫学习合唱指挥,以优异的成绩结业。

后任中央广播合唱团指挥。

1957年4月,在北京指挥了我国首次的无伴奏合唱音乐会。

他的指挥富于乐感,手势利落,点线清楚而又刚柔相济;既掌握统一的整体,而又不忽视重点的突出,既借鉴了西方的指挥技巧,又继承了民族音乐的特点。

彭修文 (1931--)湖北武汉人。

从小学习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

1950年到重庆人民广播电台搞音乐工作。

1954年调中央广播民族乐团任指挥和作曲,指挥、创作和改编了不少深受群众欢迎的作品,如《步步高》、《彩云追月》、《花好月圆》、《丰收锣鼓》、《月儿高》、《瑶舞曲》等。

1957年在莫斯科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艺术比赛上,由他指挥的民族乐团获金质奖章。

1977年和平共处978年赴南、罗、意、马耳他等国指挥演出,颇受欢迎。

樊承武(1932--)浙江温州人。

1955年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次年转入指挥系,曾受教于杨嘉仁教授和苏联指挥家迪里济也夫。

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后任上海舞蹈学校和上海歌舞团乐队指挥。

除指挥舞剧演出外,也常举行交响音乐会,曾作为客席指挥和上海交响乐团等合作。

指挥中擅于提示乐曲感人之处,使听众和演奏员产生感情的共鸣,并能抓住作曲家的意图加以发挥。

由他首次指挥并录制唱片的作品有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大提琴协奏曲《嘎达梅林》和芭蕾舞剧《白毛女》等。

袁方 (1933--)辽宁沈阳人。

十五岁参加地方文艺宣传队工作,1953考入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1956年毕业时获得优秀学生奖章。

同年入德国柏林高等音乐学校学习指挥,并在尼波尔特教授的指挥班获优异成绩。

1964年调中央广播乐团任指挥以来,录制了大量不同形式和体裁的音乐节目,对扶值、推广新作品尤为热情;参加过《海霞》、《黑三角》、《大河奔流》等影片的音乐指挥。

指挥时感情充沛,热情而有活力;思维敏捷,理解能力强,能迅速而准确地把握和提示作品的内涵。

黄晓同 (1933--)原籍贵州贵阳,生于江苏镇江。

1950年进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1956年赴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歌剧交响乐指挥系留学,随苏联指挥家亚·高克和尼·安诺索夫学习,以优异成绩毕业。

1960起在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现任作曲指挥系教授。

常指挥该院学生管弦乐队的排练和演出,并客席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北京中央乐团以及上海实验歌剧院的交响音乐会与歌剧演出。

他的指挥严谨、细致、诚挚,具有系统和规范化,并培养了陈燮阳等指挥专业人才。

卞祖善 (1936--)江苏镇江人。

幼时学习钢琴,1950年考入育才学校音乐组,后转入音乐学院附中,直升本科指挥系,师从杨嘉仁教授学习乐队指挥。

1961年任北京中央芭蕾舞团乐队指挥,排演过《吉赛尔》、《泪泉》、《天鹅湖》、《巴黎圣母院》、《希尔薇娅》以及《鱼美人》、《红色娘子军》等舞剧作品。

1978年任中央乐团客席指挥,并兼任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团乐队艺术顾问与指挥。

他的指细腻、严谨而富于戏剧感情色彩。

姚关荣 (1936--)原籍浙江镇海。

童年酷爱音乐家,1954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

翌年赴莱比锡学院指挥系,从师于法朗兹· 恩教授。

1961年毕业后又在德国魏玛音乐学院从著名指挥家赫尔曼·谢尔兴教授作短期进修。

回国后任新影乐团(即今北京电影乐团)指挥,曾在首都多次指挥中、外著名作曲家的第弦乐作品。

近年来多次应邀指挥中央乐团和上海交响乐团的交响音乐会。

1980年1月,应邀赴西德指挥科隆广播乐团和西柏林广播乐团演奏中国和欧洲的交响乐作品,并向欧洲作实况转播。

现任中央乐团、北京电影乐团指挥。

夏飞云 (1936--)浙江桐乡县人。

自幼酷爱音乐,1953年带着自制的小提琴考取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随王人艺学习。

1956年入本科民族音乐乐队指导专业,师从杨嘉仁、卫仲乐等教授。

1961年毕业后,先后指挥过上海音乐学院民族乐队、上海民族乐团、中央民族乐团、上海京剧团乐队等,并为山西、江苏等省训练乐队。

曾多次出国演出,反映较好。

他的指挥动作潇洒、准确、优美,处理作品细腻而深刻,并能充分理解作者意图,排练时善于启发和诱导,与乐队合作默契。

陈燮阳 (1939--)江苏武进人。

十四岁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先学钢琴,后入作曲班,1960年免试进入本科指挥系,师从杨嘉仁、黄晓同。

1965年毕业后,任上海芭蕾舞团管弦乐队常任指挥,先后随团去朝、日、法和加拿大等国访问演出。

曾应中央乐团、上海交响乐团邀请,在京、沪等地多次举行交响音乐会,获得成功。

指挥动作准确、自然、洒脱大方;在音乐处理上热情奔放,细腻深切。

1981年调中央乐团任常任指挥。

望采纳、望赞同、

梅兰芳爱国的故事

最佳答案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战事爆发。

日寇占领上海不久,得知蜚声世界的京剧第一名旦梅兰芳住在上海,就派人请梅兰芳到电台讲话,让其表示愿为日本的“皇道乐士”服务。

梅兰芳洞察到日本人的阴谋伎俩之后,便决定尽快离沪赴港,摆脱日寇纠缠。

于是他一边给日本人带口信说,最近要外出演戏,一边携家率团星夜乘船赴港。

  梅兰芳来到香港后,深居简出,不愿露面。

为了消磨时光,他除练习太极拳、打羽毛球、学英语、看报纸、看新闻外,把主要精力用来画画。

他喜欢画飞鸟、佛像、草虫、游鱼、虾米和画外国人的舞蹈。

这些作品,家人和剧团人员看到后十分高兴,都说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美感和欢乐。

  1941年12月下旬,日军侵占香港,梅兰芳苦不堪言,担心日本人会来找他演戏,怎么办

他与妻子商量后,决心采取一项大胆举措:留蓄胡子,罢歌罢舞,不为日本人和汉奸卖国贼演出。

他对友人说:“别瞧我这一撮胡子,将来可有用处。

日本人要是蛮不讲理,硬要我出来唱戏,那么,坐牢、杀头,也只好由他了。

”  1942年1月,香港的日本驻军司令酒井看到梅兰芳留蓄胡子,惊诧地说:“梅先生,你怎么留起胡子来了

像你这样的大艺术家,怎能退出舞台艺术

”梅兰芳回答说:“我是个唱旦角的,如今年岁大了,扮相也不好看,嗓子也不行了,已经不能再演戏了,这几年我都是在家赋闲习画,颐养天年啊

”酒井一听,十分不悦,气呼呼地走了。

过了几天,酒井派人找梅兰芳,一定要他登台演出几场,以表现日本统治香港后的繁荣。

正巧,此时梅兰芳患了严重牙病,半边脸都肿了,酒井获悉后无可奈何,只好作罢。

翌日,梅兰芳感到事态十分严峻,香港也成了是非之地,不能久留。

于是他立即坐船返沪,回到阔别三年多的上海老家。

  编辑本段夫人献计 躲过劫难  国民党亲日派首领、大汉奸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后,自任主席兼行政院长,并在上海大都市设立特务机关。

特务头子吴世宝提出要宴请梅兰芳,并劝梅作一次慰问演出。

消息传来,梅兰芳心头一震,自言自语地说:“才出虎穴,又入狼窝,这世道怎能让人活下去

”梅夫人见丈夫忐忑不安,茶饭不思,便说:“不行的话,明天我去赴宴,与他们周旋。

”  次日,梅夫人来到汪伪政权特务机关的76号宅院。

特务头子劝她说:“几年不见梅老板,听说蓄起了长长的胡须,是不是为了在国民面前要个面子

我看大可不必,太太应该关心他才是。

如今日本人当道,还是识相点为好。

”梅夫人当即回击说:“梅兰芳是个中国人,岂能出卖祖宗、放弃节操

”特务头子听后勃然大怒,指着梅夫人恶狠狠地说:“梅老板唱了几十年的戏,大概还没有领教过我吴某所导演的‘舞台’吧。

”说完,硬领着梅夫人去看铁门里血淋淋的刑具,接着又陪梅夫人赴宴。

梅夫人坐在桌边,始终不动嘴巴,不动筷子,以沉默抗争。

特务头子便伸出罪恶之手,端来一铁罐硝镪水进行威胁,梅夫人毫不畏惧,镇定自若地说:“硝镪水岂能毁掉他的国格和人格

”言罢,拂袖而去。

  梅夫人回到家中,向丈夫细说了这一切。

梅兰芳深感局势严重。

就在这关键时刻,梅夫人想起在香港以牙痛驱走日本人的经验:“你放心,事到临头,我自有应急办法。

”第二天,当闻听日本人要来,她便吩咐儿子从抽屉里拿出一支四联防疫针,找出针筒,要梅兰芳赶快躺在床上,注射针药。

不一会,梅兰芳真的开始发起高烧来了。

日本人来后,摸了梅兰芳滚烫的额头,只好无奈地摇着头走了。

是否应该开设京剧课

第一种看法是:制京剧进课堂是个蠢办法。

京剧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对其进行挽救和推广是很有必要的。

在中小学教学中,注入民族文化的元素,推崇、推广民族文化,应该说是教育发展的必然。

教育部出台此项政策,其出发点和本意是好的。

但是好事能不能做好,还要看有没有有好的办法。

如果稍加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其实教育部这次却应该是出了个好点子、好主意,但是好点子却没有想到好办法。

应该说,推广京剧,唯京剧独尊,教育部这种一刀切的办法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蠢办法。

推广和传承戏曲等民族文化,在当前来说,可以说是适得其时,很有必要。

但是办法不是这样的,不是一刀切的,一刀切在很多情况下其实被证明是荒唐的。

如果真要推广和发扬民族文化,最好的办法是,作为教育主管的最高部门,你只能提出要求,要求大家在教学中加入戏曲教学的内容。

但是对于具体的教学内容,却要尊重各地各民族的习俗和风情,让各地个民族,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自主选择戏曲教学种类。

一花独放不是纯,百花齐放才是春。

各个剧种都有发展和延续,整个中华民族的戏剧文化才是完整的,丰富的。

不唯京剧独尊,让各地自主选择戏曲教学内容,这恐怕才是唯一的也是正确的办法。

第二种看法是:京剧先进剧场再说进课堂。

京剧进课本、进课堂、进校园,听着很美好。

但也觉得有些不怎么靠谱儿。

因为一个连进剧场都很难的剧种,寄希望于进校园求生存,怎么想都是一厢情愿的事儿。

教育部规定从今年的三月起,全国10个省、市、自治区的中小学中开设京剧课,这是传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需要,自然应该受到赞赏。

但我要说的是,传承的前提是要有生命力,哪里能提高国粹京剧的生命力,哪里才是京剧的再生之地。

我觉得这个再生之地应该是市场,而不是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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