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生学的奠基人高尔顿是谁
钱学森 1955年10月1日清晨，广阔无垠的太平洋上，一艘巨轮正劈波斩浪驶往香港。
一位40来岁的中年人，迈着稳健的步伐踏上甲板。
阵阵海风不时掠过他宽大的前额。
眺望着水天一色的远方，他屈指一算，已经在海上航行15天了。
想到前方就是自己魂牵梦绕的祖国，他多么希望脚下不是轮船的甲板，而是火箭的舱壁啊
他，就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
钱学森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随后赴美留学，师从美国著名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成为冯·卡门教授最得意的学生和最得力的助手。
当时，钱学森享受着优厚的待遇，有富裕的生活和优越的工作条件。
可是，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
他说：“我是中国人。
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的是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多做点事。
”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在隆隆的礼炮声中诞生了。
这一年的中秋之夜，钱学森和十几位中国留学生一起欢度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俗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
他们一边赏月，一边倾诉思乡情怀。
年年中秋，今又中秋，在这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个中秋节，他们谈论着祖国的美好前景，感到格外兴奋。
此刻，钱学森埋藏心底很久的愿望越发强烈起来：早日回到祖国去，用自己的专长为祖国建设服务。
他向留学生们袒露了心迹。
留学生中有人劝道：“祖国刚解放，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现在回去搞科学研究，只怕有困难。
”钱学森诚恳地说：“我们日夜盼望着的，就是祖国能够从黑暗走向光明，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祖国现在是很穷，但需要我们——祖国的儿女们共同去创造。
我们是应当回去的。
” 听说钱学森准备回国，美国海军的一位高级将领说：“钱学森无论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决不能让他离开美国
” 然而，钱学森回国的决心一刻也没有动摇过，经过五年漫长岁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终于踏上了归国的航程。
钱学森回国后，为我国运载火箭、导弹的研制和发射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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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的成就简介
钱学森，中国现代物理学家、世界著名火箭专家。
浙江杭州市人，1911年12月11日生于上海。
1934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学习。
1938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从事火箭研究。
1947－1955年间任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教授。
1955年10月冲破种种阻力回国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等职。
钱学森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
1956年4月起，他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钱学森生前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国宇航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技协会主席。
一、生平简介 钱学森(1911～X)中国科学家，火箭专家，1911年12月1日生于上海，3岁时随父来到北京，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35年赴美国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1938年获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博士学位。
后留在美国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以及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
1950年开始争取回归祖国，受到美国政府迫害，失去自由，历经5年于1955年才回到祖国，1958年起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
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现任中国科技协会名誉主席等职。
二、科学成就 钱学森长期担任中国火箭和航天计划的技术领导人，对航天技术、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做出了巨大的和开拓性的贡献。
钱学森共发表专著7部，论文300余篇。
主要贡献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应用力学 钱学森在应用力学的空气动力学方面和固体力学方面都做过开拓性的工作。
与冯·卡门合作进行的可压缩边界层的研究，揭示了这一领域的一些温度变化情况，创立了卡门——钱学森方法。
与郭永怀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
②喷气推进与航天技术 从40年代到60年代初期，钱学森在火箭与航天领域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概念：在40年代提出并实现了火箭助推起飞装置(JATO)，使飞机跑道距离缩短；在1949年提出了火箭旅客飞机概念和关于核火箭的设想；在1953年研究了行星际飞行理论的可能性；在1962年出版的《星际航行概论》中，提出了用一架装有喷气发动机的大飞机作为第一级运载工具，用一架装有火箭发动机的飞机作为第二级运载工具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概念。
③工程控制论 工程控制论在其形成过程中，把设计稳定与制导系统这类工程技术实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钱学森本人就是这类研究工作的先驱者。
④物理力学 钱学森在1946年将稀薄气体的物理、化学和力学特性结合起来的研究，是先驱性的工作。
1953年，他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主张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特性，改变过去只靠实验测定力学性质的方法，大大节约了人力物力，并开拓了高温高压的新领域。
1961年他编著的《物理力学讲义》正式出版。
现在这门科学的带头人是苟清泉教授，1984年钱学森向苟清泉建议，把物理力学扩展到原子分子设计的工程技术上。
⑤系统工程 钱学森不仅将我国航天系统工程的实践提炼成航天系统工程理论，并且在80年代初期提出国民经济建设总体设计部的概念，还坚持致力于将航天系统工程概念推广应用到整个国家和国民经济建设，并从社会形态和开放复杂巨系统的高度，论述了社会系统。
任何一个社会的社会形态都有三个侧面：经济的社会形态，政治的社会形态和意识的社会形态。
钱学森从而提出把社会系统划分为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和社会意识系统三个组成部分。
相应于三种社会形态应有三种文明建设，即物质文明建设(经济形态)、政治文明建设(政治形态)和精神文明建设(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应是这三种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
从实践角度来看，保证这三种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就是社会系统工程。
从改革和开放的现实来看，不仅需要经济系统工程，更需要社会系统工程。
⑥系统科学 钱学森对系统科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发展了系统学和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
⑦思维科学 人工智能已成为国际上的一大热门，但学术思想却处于混乱状态。
在这样的背景下，钱学森站在科技发展的前沿，提出创建思维科学(noetic science)这一科学技术部门，把30年代中国哲学界曾议论过，有所争论，但在当时条件下没法讲清楚的主张，科学地概括成为思维科学。
比较突出的贡献为： (1)钱学森在80年代初提出创建思维科学技术部门，认为思维科学是处理意识与大脑、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的科学，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大部门。
推动思维科学研究的是计算机技术革命的需要。
(2)钱学森主张发展思维科学要同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工作结合起来。
他以自己亲身参予应用力学发展的深刻体会，指明研究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应以应用力学为借鉴，走理论联系实际，实际要理论指导的道路。
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础就是思维科学中的基础科学思维学。
研究思维学的途径是从哲学的成果中去寻找，思维学实际上是从哲学中演化出来的。
他还认为形象思维学的建立是当前思维科学研究的突破口，也是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核心问题。
(3)钱学森把系统科学方法应用到思维科学的研究中，提出思维的系统观，即首先以逻辑单元思维过程为微观基础，逐步构筑单一思维类型的一阶思维系统，也就是构筑抽象思维、形象(直感)思维、社会思维以及特异思维(灵感思维)等；其次是解决二阶思维开放大系统的课题；最后是决策咨询高阶思维开放巨系统。
⑧人体科学 钱学森是中国人体科学的倡导者。
钱学森提出用“人体功能态”理论来描述人体这一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研究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行为。
他认为气功、特异功能是一种功能态，这样就把气功、特异功能、中医系统理论的研究置于先进的科学框架之内，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起了重大作用。
在钱学森指导下，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于1984年开始对人体功能态进行研究，他们利用多维数据分析的方法，把对人体所测得的多项生理指标变量，综合成可以代表人体整个系统的变化点，以及它在各变量组成的多维相空间中的位置，运动到相对稳定，即目标点、目标环的位置。
他们发现了人体的醒觉、睡眠、警觉和气功等功能态的各自的目标点和目标环。
这样，就把系统科学的理论在人体系统上体现出来了，开始使人体科学研究有了客观指标和科学理论。
⑨科学技术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钱学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科学的社会科学)的最高概括，钱学森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归纳为十个紧密相联的科学技术部门。
这十大科学技术部门的划分方法，正是钱学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系统论对科学分类方法的又一创新。
三、趣闻轶事 ①魂系中华赤子心 “我一直相信：我一定能够回到祖国的，今天，我终于回来了
”这是我国著名科学家和火箭专家钱学森于1995年10月8日从美国回到广州时，对接待他的中国旅行社同志所说的一句万分感慨的话。
同他一起回国的还有他的夫人和两位幼儿。
钱学森于1935年8月，作为一名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学习和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的。
回国前，曾担任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
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到来了。
1949年10月1日第一面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
过了5天就是我国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秋节。
在这一天，钱学森夫妇和十几位中国留学生在一起欢度这一佳节，他们边赏月边倾诉情怀，深为祖国的新生而欢欣，并对祖国的美好前景充满着憧憬。
就在此时，钱学森心中萌发起一个强烈的愿望：早日回归祖国，用自己的专长为国家建设服务。
正当此时，朝鲜大地燃起了战争的烽火。
作为挑起这场战争的美帝国主义，在它的国内，正在掀起一股疯狂反共的政治逆流，几乎每天都发生对大学和其他机构的人员进行审查和威胁性审查的事件。
这股逆流毫无例外，也波及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
由于学院马列主义小组书记威因鲍姆被捕，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怀疑落到钱学森的身上。
1950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理由是他与威因鲍姆有朋友关系，并指控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非法入境。
这些无端的指控均被钱学森一一驳回。
但是，钱学森已无法忍受这一切，决定以探亲为理由立即返回自己的祖国，准备一去不返。
他会见主管他的研究工作的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向金布尔严正声明，他准备立即动身回国。
金布尔听后大为震惊。
他认为：“钱学森无论放在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
”还叫嚷什么：“我宁可把他枪毙了，也不让这个家伙离开美国
”所以当钱学森一走出他的办公室，金布尔马上通知了移民局。
不知情的钱学森，做好了回国的一切准备，办理好回国手续，买好从加拿大飞往香港的飞机票，把行李也交给搬运公司装运。
然而，就在他们举家打算离开洛杉矶的前两天，也就是1950年8月23日午夜，突然收到移民局的通知——不准全家离开美国。
与此同时，美国海关扣留了钱学森的全部行李。
钱学森被迫回到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联邦调查局派人监视他的全家和他的所有行动。
事情远非如此，9月6日钱学森突然遭到联邦调查局的非法拘留，被送到移民局看守所关押起来。
在看守所，钱学森像罪犯似的受到种种折磨。
钱学森曾回忆说：“在被拘禁的15天内，体重就减轻30磅。
晚上特务每隔1小时就来喊醒我一次，完全得不到休息，精神上陷入极度紧张的状态。
” 钱学森无端被拘留后，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师生和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以及一些美国友好人士，向移民局提出强烈抗议，为他找辩护律师，还募集1.5万美元保释金把钱学森保释出来。
从此，钱学森继续受到移民局的迫害，行动处处受到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特务的监视，不许他离开他所居住的洛杉矶，还定期查问他。
钱学森就这样失去了5年的自由。
然而，钱学森挚爱祖国的赤子之心反而更加炽热。
他日夜思念着新中国，他坚持斗争，不断地向移民局提出离开美国回国的要求。
有国不能归的钱学森，在那5年间他没有停止钻研他所热爱和献身的科学事业。
当时，美国政府阻止他离开美国，是因为他研究的火箭技术与祖国的国防建设有关，想通过滞留他来阻拦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当钱学森知道这点后，感到万分气愤。
于是，他另行选择“工程控制论”新专业进行研究，以利于消除回国的障碍。
经过努力，于1954年用英文写出30多万字的《工程控制论》。
实际上，工程控制论与生产自动化、与电子计算机的研制和运用、与国防建设都密切相关，只不过当时美国当局没有认识到这点就是了。
钱学森返回祖国的斗争，也得到祖国的关怀和支持。
1954年4月26日，印度支那国际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与美国代表团负责人亚·约翰逊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开始关于平民回国问题的接触。
在接触中，王炳南特别指出，美国正在阻挠许多旅居美国的中国人返回中国，其中包括科学家钱学森。
1955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摆脱特务监视，在寄给在比利时亲威的信中，夹带了一封书写在香烟纸上、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信，请求祖国帮助他早日回国。
陈叔通先生收到信的当天，就把它送到周恩来总理手里。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瑞士日内瓦进行，王炳南大使按照周总理的授意，以钱学森要求回国的这封信为依据，与美方交涉，迫使美国政府允许钱学森离美回国。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与他的夫人和两个幼儿终于乘坐美国“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船，离开了洛杉矶，驶向地处东方的祖国。
②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89年8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李鹏会见了钱学森，祝贺他获得1989年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授予的奖励和称号，认为“钱老获得这样的荣誉是当之无愧的。
这不仅是钱老个人的光荣，也是中国的光荣，是中国科学技术工程人员的光荣”；钱学森的经历，“体现了一位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也集中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辉品德”。
1981年秋至1982年夏，钱学森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朋友的多次通信，是他品格的一个方面的真实生动的写照。
他说：“不知我们的社会科学家有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即中国知识分子在历代社会的地位和作用。
我想这个工作对实现四化是个准备。
”“我认为一件正事是请您们考虑的中国知识分子史，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写，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历程，及其在今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伟大历史任务。
”“因为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正在走向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从依附于统治阶级的一个阶层走向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创造社会主义精神财富的劳动者，从而结束几千年来的一贯状态。
这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吗
所谓一贯状态是：知识是需要一个人全部精力的，知识分子也不能再从事行政管理，当官、当资本家。
一句话，历史上知识分子既不是象劳动人民那样受剥削压迫，也不是象统治者那样剥削压迫人，是一个阶层。
知识分子这个阶层过去只能依附统治阶级才能生存，所以受统治阶级驱使控制，没有什么自由。
……而另一方面，历史上知识分子既然依附于封建统治阶级，当然不为农民所信任。
……但这些都是非变不可的。
第一有党的政策，而根本的是，不把社会主义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创造社会主义精神财富的劳动者，那么四化就不能实现。
所以，中国知识分子走了几千年的老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历史要创新了。
对知识分子自己讲，戊戍政变可能是个重大的转变，觉悟到老一套有问题了，然后才有‘五四’运动，……这样一部伟大的历史，您们不想写吗
您们听不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豪呼声吗
”钱学森以一生的实践，参与了这一伟大的历史创新过程，并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许多优秀品格。
丁衡高将军称赞钱学森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钱学森是一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
而且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不爱人民的，绝不会不爱国的。
” 钱学森1955年离开美国后，再也没有去过那里。
1979年他的母校加州理工学院授予他“杰出校友”的称号，1986年6月南加州华人科学家工程师协会给他授奖，1989年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在纽约给他授奖，他都没有去。
钱学森对美国人民、美国科学家同行怀着十分友好的情感，他出于什么考虑此生此世再也不踏上美国的国土呢
1985年一位美国朋友针对“钱学森访美”问题向我国国务院一位领导人说过：“在美国移民局的案件中，钱当初可能算是驱逐(deport)出境的，因此必须经由某种特赦的手续才能入境。
这就必须要你和韩大使出面的地方。
真的这样做又得向美国政府求情，或是无形中承认他们当初的措施是对的，这一点在钱的心里必不满意。
”钱学森1985年3月9日给我国国务院一位领导同志的信对此作了十分坦白的回答：“我本人不宜去美国。
……事实是我如现在去美国，将‘证实’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东西，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
例如，我不是美国政府逼我回祖国的；早在1935年离开祖国以前，我就向上海交大同学、地下党员戴中孚同志保证学成回到祖国服务。
我决定回国是我自己的事，从1949年就作了准备布置。
……我认为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不能沉默。
历史不容歪曲。
”钱学森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的品格，正是江泽民总书记称赞他所具有的“高度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气节”。
③科学火炬的传递者 钱学森一直坚持给来信求教的中青年人用工整的字迹亲笔回信，也一直坚持用工整的亲笔信与许多学科领域的科学家探讨问题与提炼思想。
书信是钱学森宣传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信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以及吸取科学成果来不断深化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途径。
钱学森在给何祚庥的一封信中说：“量子力学的哲学问题已经吵了五十多年了，还没有解决，近来验证了贝尔(Bell)不等式，问题更严重了。
我认为我们中国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应该投入这一研究，并比较满意地解决它，也在此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 从1986年1月7日开始，钱学森亲自领导了“系统学讨论班”的科学活动。
参加讨论班的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分别来自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航空航天工业部等单位。
钱学森在讨论班开始时向这群中青年科学工作者提出，要吸取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把它作为建立系统科学的基础科学，一切系统的一般理论——“系统学”——的构筑材料。
讨论班强调学术民主，实事求是，错了就改，讨论中大家一律平等，这是冯·卡门所倡导的“学术民主”传统的发扬。
钱学森亲自确定讨论选题，几乎参加了讨论班的每次活动，每次都作启发性或质疑性发言。
直到今天，讨论班的活动经久不衰。
这个讨论班已提炼了系统学的一些基本思想，提炼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锻炼了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创造性思维能力。
这个讨论班体现了钱学森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生动活泼的形式，也体现了钱学森具体培养科学事业接班人的不倦精神。
在1979年3月15日召开的全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钱学森提出了“科学技术现代化一定要带动文学艺术现代化”的思想，并且提出“科学文学艺术”概念来丰富与发展科普事业的内涵。
他说：“我们大家所习惯的世界只不过是许许多多世界中最普通的一个，科学技术人员心目中还有十几个二十几个世界可以描述，等待着文学艺术家们用他们那些最富有表达能力的各种手法去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文学艺术。
这里的文学艺术中，含有的不是幻想，但象幻想；不是神奇；但很神奇；不是惊险故事，但很惊险。
它将把我们引向远处，引向高处，引向深处，使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有所发扬提高。
”钱学森历来主张，一个有责任感的科技工作者应当把科普视为自己事业的一部分。
一个专业科技工作者如果不能够向非该专业的或不在行的人说清楚一个科学技术问题，他的学习和知识就是不完全的。
一个专业科技工作者要会写学术论文，同时也应该会写科普文章，要把科学领域里的成就写得通俗易懂，人们爱看，才算够格。
钱学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科普节目的忠实听众，是高级科普杂志美国《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和英国《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的长期读者。
他在一封书信中说：“在中国科普作家中我喜欢高士其同志的作品。
在外国科学文学家中，我喜欢美国的Rachel L.Carson.她有三本书：Under The Sea—Wind，The Sea Around Us和The Silent Spring，后者有中译本，叫《寂静的春天》。
她的作品是把科学与文学中的散文溶合在一起。
这些中外作品都可称科学文艺中的珍宝。
当然，还有再高一级的东西，那就是在科普作品中用科学幻想预见若干年后科学技术的重大发展。
这就是奇珍异彩了。
例如，E.薛定谔(Schrodinger)的《生命是什么
》，他预见了二十年后的诺贝尔奖金项目遗传密码之所在。
我向往的，是这类高级作品，它们代表了科学与艺术结合的光辉前景。
” 钱学森以十分积极的态度来促进科技界的新陈代谢。
1980年12月他在刚满69岁时向原国防科委领导呈递的报告中说：“明年我将是七十岁的人了。
精力自然有限，而在导弹、卫星科学技术方面年富力强的科技干部大有人在，我理应让贤。
所以我再次请求组织，让我明年退休。
”在这个报告中，他十分严肃负责地向组织推荐了可以接替他工作的人选。
不再担任技术领导职务后，一旦他在国防科技工作直至整个国家科技工作方面有所发现，他就积极地向领导机关乃至向国务院提出建议。
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再次提出关于建立国民经济建设总体设计部的建议，以及关于对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许多重要建议。
钱学森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
他把科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精神结合起来了。
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热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自私者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
由于钱学森对科学事业的重大贡献。
人民感谢他，并给予了他应有的崇高荣誉。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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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医学中体现人文精神历史上医学是最具人文精神传统的一门科学，然而，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迅 速发展，人们在享受医学技术提供服务的同时，却对医学的非人性化趋势提出越来越多 的批评。
文章认为在医学技术迅猛发展背景下兴起的技术至善主义是导致医学人文传统断裂 的主要原因，然而，随着疾病谱的变化和医学模式的转换，医学需要人文关怀的呼声已 开始被医学界重视。
但是，人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医学技术与人文关怀两者既不可 或缺也不能相互替代，而需要保持一种平衡和必要的张力。
关键词：医学；人文精神 20世纪医学技术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医疗保健事业。
现代医学已成为囊括探 索生命奥秘、防治疾病、增进健康、缓解病痛的一个庞大的综合体系。
然而，具有讽刺 意味的是，当人类在享受现代医学技术提供日益增多的保健服务的同时，人们却对医学 的非人性化趋势产生疑惑并提出越来越多的批评，呼唤重新审视医学的目的和价值，期 盼医学人文关怀传统的复兴。
一、 医学人文精神：传统的断裂 由于医学的目的是救治在病痛中挣扎、饱受躯体疾患和精神痛楚折磨的病人，因此 ，医生除了应具备有用而必要的知识之外，“还应当具有优秀哲学家的一切品质：利他 主义，热心、谦虚、冷静的判断、沉着、果断、不迷信。
” 自古以来，医学就一直被认 为是最具人文传统的一门学科，医生是最富含人情味的职业。
在中国古代，医学被称为 “仁术”，医生被誉为“仁爱之士”，行医治病、施药济人被认为是施仁爱于他人的理 想途径之一。
在西方，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认为“医术是一切技术中最美和最高尚 的”。
强调人体的整体性、人体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古代东西方医学思想的共同特征， 古代医生在治病过程中并不囿于有病部位的治疗，而是主张机体的整体性康复。
他们相 信“人体是由其本身的各个部分的一致而又交流着的知觉环构成的，当其中任何一部分 受到侵袭时，整个身体都可能受到影响。
……因此即使人的很小部分受伤，全身就感到 疼痛，因为各部分是相互联系的。
” 所以，医生不仅应当注意有病部位的治疗，而且也 应当关爱病人。
病人躯体上的不适往往也导致精神上的痛楚，更何况疾病有时被视为上 苍对人类不良行为的惩戒，病人从而遭受到躯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所以医生舒缓病 人的精神压力也有益于躯体疾病的康复。
古代医生强调对医疗技术的热爱与对病人的热 爱两者之间的密切关联，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相信医术的目的就是解除病人的痛苦，或者 至少减轻病人的痛苦。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们缺乏有效的治疗和缓解病痛的手段，于是 他们在竭力为病人寻求治疗和缓解病痛的措施的同时，更注重对待病人的态度和行为方 式，通过对病人的同情、关心、安慰等，给予病人情感的关照。
医学人文精神传统不仅在医生的治疗活动中延续，也凝结成稳固地体现慈善、博爱 精神的医学建制——医院。
在医学史上，无论中外，医院的兴起无不与仁爱、照顾和关 怀相关。
古罗马时期的一位慈善家，为护理贫病交加的患者，变卖了自己的财产，创办 了第一家医院。
我国北宋时期文学家苏轼，在疫病流行期间，为照顾无家可归的病人， 创办了“安乐病坊”。
还有欧洲中世纪的“修道院医院”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兴办的“ 普通医院”，都以照顾和医治贫困病人为己任，充溢着人道主义的关爱之情。
20世纪以前的医学，在疾病诊治方面的能力十分有限，即便是在医院，也只不过是 一种规范化的照顾程序。
在20世纪，医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现代化医院里装备了各种 诊断仪器和设备：从X射线、心电图、电镜、内窥镜、示踪仪、超声诊断仪，到自动生化 分析仪、CT扫描、正电子摄影（PET）、核磁共振成象（MRI）。
医生们凭借这些仪器设 备能准确、动态、自动地诊断、分析疾病原因和机体的功能变化。
肾透析机、心肺机、 起搏器、人工脏器等在临床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化学药物、器官移植、生殖技术、 介入性治疗等提供了多种有效治疗手段。
不断涌现的现代化诊断、治疗技术将医生的注 意力从关注病人吸引到寻找致病原因、分析偏离正常值的数据、发现细胞或分子的结构 和功能变化上。
为了更准确、有效地诊治疾病，按疾病的不同位置或类型分类的临床专 科和亚专科纷纷建立，在此病人被简化为因机体的某一部位损伤或功能失常需要修理和 更换零件的生命机器。
为了便于现代化医院的管理，病人的姓名也被半军事化的番号所 取代，病人的个性化被疾病分类的统一化所溶解。
医学专业化的发展导致了医疗保健程 序的分解，在现代医学的词汇中病人一词被分解为病因、病原、症状、体征等单个的词 素，病人的痛苦被转化为检验单上的数值和各类影像图片。
于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病人 就这样逐渐地在现代医学诊疗过程中被逐渐消解了。
尽管对病人的关照依然被提及，但 那已是现代医学技术范畴之外的事情了。
医学中的人文精神在现代科学技术洪流的冲刷 下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二、 技术至善主义：医学的异化 20世纪以前，医学技术的进展是相当缓慢的，医生们凭借有限的药物和实践中摸索 的经验，为病人解决力所能及的问题。
在20世纪，这种局面发生了更本性的变化，医学 不仅获得了消灭、控制疾病的武器，而且还掌握了操纵生命的密码。
随着医学技术的飞 速发展而形成的“技术至善论”将人们锁定在医学“能做，必须做”的雄心勃勃的幻想 中：人类可以消除一切病痛、人的所有器官都象机器的零件一样损坏后可以更换。
新技 术对医生的行为和医患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不断更新的诊疗技术导致了医生花费更 多的时间在实验室，而不是在病人床边聆听病人的陈述和与病人交谈。
医生更加关注的 躯体问题而忽视病人的情感，因为躯体问题能被测量，情感问题则不能，而且医生们相 信如果躯体问题解决了其它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简而言之，现代医学试图以技术去消解 医学的非技术维度。
现代化医院的环境也似乎很难有助于重视精神的价值。
日常工作由机械性的拨号、 按钮和计算机统治着，所有操作都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
诊断治疗的机械化 、自动化、计算机化使医生远离病人的非技术接触，导致了医疗程序的非人格化、装配 线化、超市化。
死亡被看作是分子的瓦解，疾病被看作是细胞或分子结构和功能的异常 。
医院的操作程序很少关注病人的感觉，这或许应归结为尚未发明出对恐惧、苦恼和不 悦检验的有效仪器。
由于时间就是金钱，那么，在提高效率的名义下，给予病人个人的 时间被压缩到最少。
在强大时间压力下，面对候诊室外排满病人而感到精疲力竭的医务 人员不可能是同情的来源。
此外，还有医学发展本身未料到的后果：医源性和药源性疾 病――由于药物或诊断治疗过程而导致的疾病的增加。
重视药物治疗，轻视其它控制疾 病环节的管理，导致人们把全部信赖寄托在依靠药物和手术治疗上，以致于造成以药物 保障健康的现代迷信。
美国有人报道，有30～40％的手术是不该做的。
在成千上万种药 物中，确切有效的仅占10％，可有可无的占30％，根本无效的占60％。
英国的类似研究 表明确实有效的药物只占15％。
盲目地依靠诊断仪器数据而不全面询问、检查病人也导 致了临床误诊率的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张扬技术至善主义背后的潜在动力是追求更大的经济利益。
毫无疑 问，高技术将带来高利润，在此医学界与药厂和生物技术公司分享共同的喜悦。
自从十 年前开始基因治疗的临床试验以来，基因治疗的功效被广泛鼓吹，但在数百个基因治疗 试验中，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例毫不含糊地证明具有临床疗效。
尽管我们必须承认科学探 索并非坦途，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甚至失败的代价，然而也应当警惕高技术的负面影响 ，警惕一些不切实际的承诺会对所有关注这一领域的人们产生的消极作用，并导致做出 有悖于科学、患者和社会最好利益的决策。
令人不安的是，这种因利益冲突而导致的客 观性缺乏，不仅牵涉到个人，也牵涉到学术机构。
例如在2000年出版的美国《科学》杂 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基因治疗者们，先治治自己》的社论。
社论的作者是普林斯顿 大学的医学教授、前任美国人类基因学会(ASHG)主席Leon E．Rosenberg。
他对于最近广 为报道的几起基因治疗试验中患者死亡的事故极为关注，并且对于基因治疗中的急功近 利，以及诱导公众对基因治疗产生过高期望的倾向提出警告。
虽然我们不能由此全盘否 定基因治疗这一临床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但它提醒我们应当以更严格的科学态度来审 视它。
我们还应当看到，目前某些倍受推崇的“高技术”其实既不高明也不高效，或许只 是费用高额而已。
美国著名医学家刘易斯称之为“半吊子技术”(halfway technology) ，如冠状动脉搭桥术后常出现再狭窄，病人的生活质量也不高，冠状动脉腔内成形术 (PICA )也是如此，此外还有重症监护病房（ICU）中那躺在病床上戴着人工呼吸器、身上插满 各种管道的濒死病人。
美国学者报告，他们的卫生经费有一半用于挽救仅存活半年的病 人身上，而目前尚有4000万人，特别是其中一半以上是儿童，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障。
由 此可见，医疗费用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与生命存活时间成正比，但并不一定能有效地改善 生命质量和健康状况。
临床医学强调广泛而昂贵的治疗虽然挽救了某些危重病人的生命 ，延缓了死亡的进程，但并不能根本解决健康问题。
随着时间的进展，人们开始认识到 ，单纯无条件地依靠医疗技术来保护和延长生命是有欠缺的，这种脱离了病人去治疗疾 病，将病人视为“肉体物质”或“生命机器”的倾向，可能导致医疗保健的畸形发展， 给病人和社会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
医学的异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批评：专科化消解了 整体性的人，技术化忽略了人的心理，市场化漠视人的情感。
如何解决发展高新技术与 适宜技术之间的矛盾；协调关心病人与治疗疾病之间的矛盾成为现代社会亟待解决的问 题。
三、 医学人文关怀：急切的呼唤 尽管医学在20世纪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当下人们对医学技术进步的回应却 是“做的越好感受越坏”。
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不再盲目乐观地为医学技术的成功 而摇旗呐喊。
人们开始关注人工肾、心脏移植等高技术应用带来的稀有卫生资源分配的 公正问题，开始担忧试管婴儿、脑死亡标准产生的负面效应，开始对遗传工程和生物技 术发展的不良后果出现恐惧，对医疗保健非人格化倾向的表示不满，对不堪重负的医疗 费用和卫生资源分配不公提出批评。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于通过发展医学技术来提高 和改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的承诺感到失望，对于现代医疗保健制度的效益和公正性提 出怀疑。
有学者指出：“医学有时似乎由主要对发展它的技术能力感兴趣的精英领导， 而他们很少考虑它的社会目的和价值，更不用说病人个体的痛苦。
” 也有学者感到，“ 正如我们不相信军火工业的目的是保卫国家安全一样，我们也难以相信医药保健产业的 目的是为了增进人类的健康。
” 他们批评现代医疗保健体系已演变成为“医疗产业复合 体”（medical-industrial complex），批评在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中，“高技术—高费 用—高利益”已成为“医疗产业复合体”的目标。
因此，毫不奇怪，自20世纪70年代以 来，公众日益增加对“医疗产业复合体”的反感，而乐于接受更人道地对待他们的传统 医学或自然疗法。
为此，医学界和社会上的有识之士急切地呼唤医学需要新的转向，需要重新定义医 学的目的，需要人文精神的关注。
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国家出现的病人权利运动、自我 保健运动、自然疗法运动、整体医学运动，生命伦理学的诞生和发展，以及70年代后期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提出，都充分地显示出医学已开始出现新的转向，即从在 生物学因素方面探寻疾病的原因和治疗的倾向，向立体化、网络化、多维度地审视健康 和疾病问题转向。
与此同时，随着生命科学研究的深入，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生物机 械论的局限性和人的整体有机联系。
医学界涌动着回归人、回归社会、回归人文的思潮 ，强调医学的目的是以人为本，医学不仅只是对疾病的治疗（cure），而且更需要对病 人的关怀和照料(care)。
然而，要扭转长期以来生物医学模式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并非易事。
即使到目前，许 多医生并未充分认识到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不理解医学本质和价值。
在技术社会中 ，人们强调硬科学的定量资料，回避模糊性和多元化，对生命的价值和疾病的意义等哲 学问题感到窘迫。
但就医学而言，由于它经常面对病痛与死亡，若医生忽视病人的价值 、不探求生命的意义和医学的目的，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好医生是承诺对病人实施最好的保健的医生。
现代医生面临的挑战是在科技知识和 人文素养之间保持平衡。
解决这一问题的最重要一步是强调成为一个医生不仅需要自然 科学知识，而且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说 ，你对待人的最好方式是你对他们的爱，对他们的事情感兴趣。
美国著名医学家、人文 主义者奥斯勒（W. Osler）指出，“作为医生需要不断提醒自己，在看病人时，应当坐 下来，哪怕只是30秒钟，病人会因此放松，更容易交流思想，至少感到医生愿意花时间 对他的病人有兴趣。
这是医生的基本哲学。
” 目前，欧美各国已深刻认识到加强医学人 文社会科学知识教育的必要性，许多大学的医学院和临床医院都设置了相应的课程和实 践训练，以促进医学科学与人文精神的结合。
我国传统医学是人文主导型医学，具有丰富的人文精神资源。
如它十分重视医疗实 践的伦理价值，强调医疗活动以病人而不是以疾病为中心，把病人视为一个整体的人而 不是损伤的机器，在诊断治疗过程中贯穿尊重病人、关怀病人的思想，主张建立医患之 间的合作关系，将“医乃仁术”作为医学的基本原则。
这些宝贵的医学人文精神遗产在 现代社会闪耀出诱人的光芒。
遗憾的是，在西方医学技术的影响下，我国医学界也表现 出类似的重技术轻人文的现象，甚至在传统医学的临床实践中也出现了忽视人文关怀的 倾向。
如何在现代社会重建科学的医学与人文的医学的平衡也是中国医学界面临的难题 。
为什么医学中人文问题的重要性说的多而变化的少呢
可能是因为缺乏适当的检验 医学人文教育的标准。
“软学科”性质是难以测量的，尤其是培养一个既有科学头脑又 满怀人文精神的医生需要经历长期的实践、并非象学习专业技术那样能立即见效，更何 况人文精神并非是简单地从书本中学到的知识，而主要是从生活的经验和临床过程中感 悟和体验的。
四、 医学人文关怀：科学的回应 随着医学的发展，人们日益深刻地认识到医学各学科间以及医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 学间的整体联系，更加明确医学的技术发展与人文关怀是密不可分的。
正如德国著名物 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普朗克所指出：“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整 体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事物的局限性。
实际上存在物理学到化 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连续链条，这是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
” 在机械唯物论影响下，近代医学从交谈的艺术变成了沉默的技术。
许多医生认为在 诊断疾病上，客观指征，如找到病灶、发现异常比病人的主观感受更为重要，X线、心电 图、实验室检查、的结果激素、化疗、抗抑郁、CT是高度有效的工具，不需要更多的语 言。
医生们认为语言在与疾病的斗争中价值不大，已习惯了不使用语言作为治疗工具。
普通公众也相信那些技术设备。
虽然有些医生在某种程度上也认识到他们的话语对某些 病人有治疗作用，但他们决没有想过这是科学的事情，也没有想将语言作为治疗手段。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话语的治疗价值，尤其是诊断治疗中与病人的交谈应当引起临床医 生的重视。
临床医生应当了解使用语言作为治疗工具的价值，避免其副作用，有时甚至 是毒性作用。
早在荷马时期就有关于语言有益于病人的应用：如祝愿语，讲话者鼓励病人，提供 人道支持；祈祷上帝恳求干预病痛；魔咒，以驱赶恶魔。
亚里士多德认为，宣泄压抑的 情绪是治疗性的。
在我国古代医学经典《灵枢•师传》对语言的治疗作用也有精辟 的论述：“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 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
”随着现代神经科学、免疫学和内分泌学的 进展，许多研究已涉及到情感状态对某些化学物质的产生和某些激素分泌的影响。
例如 ，脑内啡呔是内源性吗啡样物质，其产物或分泌事实上可能被各种外在因素所影响。
人 们通过对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认识，更深入 地理解了人体整体性以及人体的机能状态与抗病能力之间的有机联系。
因此，医生使用 语言作为治疗成为科学上容易理解的事情，因为他知道如何以适当的方式影响病人的情 绪状态。
在此，科学再次带给我们一些新概念，并对医生讲话的治疗意义作出了合理的 解释。
实际上，许多高年资的医生都有这方面的经验。
哈佛心脏病学家Bernie Lown说，最 重要的治疗开始，可能是医生在急诊室里见到心脏病发作病人时，告诉他一切事情都在 控制中，他将会好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语言作为信任关系被用于治疗。
对安慰剂的研 究也提示医患之间的信任联系可缓解疼痛或减少止痛药的需要。
事实证明，在癌症治疗 中那些有勇气面对癌症的病人比那些持消极态度的癌症患者效果更好些。
在此并非是让 医生应获得信仰疗法者的技巧或指望出现话语治疗的魔力，而是强调使医生手中的巨大 医学科学技术力量与治疗中的人文情愫保持一种适当的平衡。
医生的医疗实践必须立足 于科学基础，但他们可以学会似乎只是非正统医生具有的一种治疗情感。
话语治疗需要 探索和研究，使之成为医学科学与艺术的综合部分，在21世纪显出更为诱人的魅力。
五、 医学技术与人文精神：必要的张力 既然医学是与人类生命直接相关的科学，医疗技术是增进健康、减少疾病的艺术， 卫生保健是关系到人类幸福的事业，医学理当是科学技术与人文关怀融合的最好结合点 。
“天人合一”，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的渗透与融合是现代医学的理想目标。
然而，在 实践中人们却发现，实现这种理想的融合是并非易事，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人们不得不 承认，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我们依然会面临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之间的不断冲突。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对卫生保健的需求日益增加，而医学技术 的发展为满足不断增长的保健需求提供了保障，因此，医学技术的发展方向与人类的根 本目的是一致的。
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医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必将不断对人类的精神生 活、传统道德规范提出挑战。
我们已经遭遇了现代医学技术无节制地应用给个人、家庭 和社会带来了的沉重的经济负担，我们也将面对克隆人、人工大脑等对人类社会产生的 尚难预料的潜在影响。
生命维持系统模糊了生与死的界限，转基因动物器官移植将突破 种间屏障，当“只剩下脑袋的霍金” 面对由老鼠体内培育的精子和卵子经体外受精再经 胚胎移植而孕育出生的婴儿时，他或许有冲动要写“生命简史”了。
一方面人类需要大力发展医学技术以保障和促进自身的健康，不得不突破传统观念 ，重建价值观、道德观，如生命质量观、生命价值观、脑死亡观的提出，充分反映出人 类社会必须建立一套新的价值体系来。
另一方面，人类又警惕着高新技术带来的不利影 响，设法确保使之为人类利益服务，避免其消极作用。
认识到医学技术是既能造福人类 ，也可能给人类造成灾难的双刃剑，保持医学技术与人文精神之间的这种张力将有利于 医学技术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协调发展。
在此，以人文精神确保技术应用的正当性是十分 重要的。
科学医学指导什么是正确有效的治疗，人文医学指导什么是好的治疗。
在这种 情况下，医生将对病人说，我有知识，我会用我最好的知识为你提供你所需要的最好的 服务。
医学发展到21世纪已不再只是一门复杂的科学技术体系，同时它也成为了一个庞大 的社会服务体系。
医学科学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不仅意味着对病人个体的关照，而且还 蕴意着群体的关照：确保每个公民都能分享医学技术的成就。
尽管在为所有公民提供医 疗服务上是有限的，但它体现了对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公平原则追求和起码的社会良知 ，确保医学技术沿着造福全人类的道路前进。
因此，提倡医学的人文关怀是21世纪医学 发展的主旋律，它不仅是对医生的要求，也是对整个卫生保健服务的期望。
特应性皮炎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可能吗
曾经以为癌症是难治的，没想到还有比癌症更难治的病，这就是特应性皮炎。
难就难在至今人们还不清楚该病的真正病因病机是什么。
虽然也有不少关于这方面的医学论著，但对此病病因的定义大同小异都归结为：病因复杂，一般认为与遗传、变态反应原、环境、精神因素及职业等有关。
在治疗方法上，几乎无一不都是以治疗湿疹为原点给以剂量的加减。
当然，现在开始提出对湿疹的定义要细分化，湿疹的涵盖范围确实太大了。
但是，对特应性皮炎究竟该如何定义呢
至少从目前人们对此病症的可能病因的探讨研究结果中可以肯定，特应性皮炎不能简单的把它称作为“皮肤病”，更多是一种受遗传因素影响的身体内在的病态现象，皮肤仅仅是其外露表现的载体而已。
用中医的话说，这是先天禀赋不足的问题。
而用西医的临床及实验室化学分析理论是很难一两句话说清楚的。
很多看似说不清楚的事一到了中医那里什么都说得清，阴阳，循环，疏通，风寒，暑热，等等。
所以说看中医的书很有趣，有些甚至可以休闲消遣当小说书去看。
现在一些中医的普及性读物之所以畅销，就是抓住了这一要点。
而这和西医以实验室数据为根本的治病方法就显得格格不入，在西医看来，中医那一套虚无缥缈，玄的不靠谱，得了病，真正解决问题的还是靠西医，吃药、打针、开刀，立杆见影就治好了，很现实。
但是，一旦遇上疑难病症，西医就会打个太极拳推给中医：可去看看中医，结合内在调理治治。
因此，除了一些学者或医务工作者，西医的书一般很少有人去买，因为看的好的都看好了，看不好的反正你西医也看不好，惟有到中医那里还能讨个说法。
一般来说，需要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大都属于目前西医还看不好的疑难病症。
特应性皮炎就是其中之一。
按照目前西医的说法，特应性皮炎的发病是多基因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甚至有学者提出了该病的目的基因在染色体11q13、14q11上，虽然这一说法因无法说明为何近30年来患病率逐渐升高而不被人们认可接受。
但不管怎么说，如果能基本确定特应性皮炎是由基因遗传因素所决定的话，那在治疗对策上，细菌感染、过敏、吸烟、饮食等诸多后天因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改变环境最多只能减轻病状程度，不可能改变人体的遗传基因。
问题是，在目前西医的化学实验数据结果尚不明了该病成因的现状下，要通过中医去影响人体的基因遗传因素，有这个可能吗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宝贵医学遗产，应该很好的继承发扬光大。
但是，目前中医学界的有些说法又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比如在对特应性皮炎的治疗上，根据2002年版的《中医外科学》教材对该病的辨证论治，按照发病的不同阶段分成三期：婴儿期（以湿热症为主，治以疏风清热利湿）、儿童期（以血热夹湿症为主，治以凉血清热，除湿止痒）、成人期（血虚风燥夹血瘀，治以祛风活血，养血润燥）。
太通俗易懂了，又太晦涩艰深了。
古今中外无数的临床病例显示，对特应性皮炎的治疗，中医的治法鲜有根治成功的，最多是一定程度上减轻病症发作而已。
而特应性皮炎的病因复杂性和慢性、复发、阶段持续性特点又被中西医学界普遍公认。
以一种极其单纯的方法去对付一种极其复杂的病症，看起来似乎有点粗糙。
写到这里，并不是有意亵渎中医，中医在改善人的体质，将人体的某些机能由虚转实，由弱转强方面应该是有很好的成效的。
不由想起了毛主席的一句名言：“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在这里或许可以改成，普及中医知识，增强人民体质。
讲到底，中医是以强身为主，治病为辅的，如果完全依靠中医去治病，可能会本末倒置，得不偿失。
可问题是西医目前又治不好特应性皮炎（据说现在有些癌症已经可以治好了），所以，才有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特应性皮炎的说法。
当然，单靠中医是万万不行的，病况严重发作起来，只有靠西药才能止得住痒，褪得下红，睡得着觉。
对于重症患者的皮质类固醇疗法已被普遍应用。
前两年才问世的他克莫斯（普特彼）一时成为极有疗效的外用药膏，给特应性皮炎的广大患者带来了一线明媚的阳光。
但遗憾的是他克莫斯也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抑制性西药。
在重症病人的临床治疗上，国外已开始采用系统的免疫调节因子手段了，如环孢素A，硫挫嘌呤，甲氨蝶呤等。
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些药物对人体的不良副作用危害是相当大的。
在这种情况下，祖国医学的中医疗法就更是被人寄予了无限的期望。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说，特应性皮炎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或许还不失其为一条可能到达彼岸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