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书一则中“凡仕宦之家……则人德之基也”的翻译
在中国古代，亦被称为“磨镜”、“对食”、“自梳”等。
“磨镜”，即磨治铜镜也。
古用铜镜，须常磨光方能照影。
据汉代著名文人刘向的记载：“负局先生不知何许人，语似燕代间人，常负磨镜局，循吴市中，炫磨镜一钱。
”中也说：“尝事江夏黄公，黄公薨，往会其葬，家贫无以自致，赍磨镜具自随，赁磨取资，然后得前。
”唐朝诗人一诗中曾写道：“长安城中无定业，卖丹磨镜两途贫。
”清代小说家的中也有“问其人，乃诸姓，市中磨镜者也”之说。
而把叫作“磨镜”的意思就是，女女性行为的双方相互以厮磨或抚摩对方身体得到一定的性满足，由于双方有同样的身体结构，似乎在中间放置了一面镜子而在厮磨，故称“磨镜”。
凡经“梳起”的女子，一切婚约均属无效，男家不得强娶。
她们互相结盟，滴血为约，永不外嫁；她们结拜为姐妹，亲如夫妇，祸福与共，终生不渝。
她们的住房称“姑婆屋”，她们死后埋在“姑婆山”，生死。
谓之：自梳女。
西方古时称法：蕾丝边：来自英文单词“Lesbian”（者）。
这个辞源自希腊一个名为莱斯博斯的岛屿。
西元四百年前，希腊语诗人莎芙在这个岛上举行女诗人同欢会，建立她的学园，莎芙的诗多是叙述间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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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天下第一!!!
老子天下第一看这个故事就知道了在周朝当柱下史的老子后来被罢了官而游鲁。
鲁昭公六年（前534年），老子的一位在巷党的朋友去世。
老子主持丧事，17岁的孔子任助葬。
送葬的队伍刚走了一半，忽然天色变暗变黑（出现了日食），众人大为恐惧。
孔子令人继续前行，被老子斥止，并要求殡葬队伍停止哭泣，靠右站立。
孔子不解，认为中途止丧不合周礼，有大不吉。
老子训导他说：“诸侯赴京朝见天子，日出而行，日落而止；大夫出使异国，也是如此。
故见日而行者吉，见星而行者凶，唯有奔父母之丧的人和罪犯，夜晚顶着星辰走路。
对于君子，要待人以礼，不能以凶事咒人。
今日落而行，则咒人父母有凶或咒人入狱”。
孔子听了，深为信服。
之后，孔子又于公元前526年来到周都向老子问礼，以“观先王之遗制，考礼乐之所极”。
受老子教诲的孔子留下了老子犹龙之叹。
到孔子51岁时，他仍为苦苦寻道而不得，便来老子的老家向老子求教。
孔子听后霍然开朗，感慨地对颜渊说，“对于大道的了解，我原来象无知的小虫子，不是老子启发我，我还真不知天有多大呢
”从此在孔子等大学问家眼中，老子象神一样受到尊敬。
后来，老子西出秦关讲学，被函谷关关令伊尹留住，写下道德经五千言后，游学而去，人们更感到他象神龙一样，见首不见尾。
随着《老子》的传播扩大，老子的名声大震，声望越来越高。
统治者崇尚老子及其道家学说，把老子与黄帝并称为“黄老”，产生了历朝历代“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局面。
到西汉初，其地位已不下“王者师”。
台湾学者南怀瑾先生指出，每一个朝代，在其鼎盛时期，都有一个秘诀，那就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都是如此。
且每当时代变化乱到极点时，出来拨乱反正的都是道家人物。
如春秋战国时的范蠡，汉张良、陈平，三国诸葛亮，唐魏征，明刘伯温，清范文程等。
到了东汉末年，宦官当权，朝政腐败。
张角以老子为祖师，创立道教，奉老子为教主，以《道德经》为其主要经典，成为我国土生土长的教派，得到民间的拥护，入教者如云，历朝历代，兴衰不灭。
道教在不断发展中，又尊称老子为至高无上的“太上老君”。
自此以后，道家学派的老子和道教的尊神太上老君浑然一体，加之历代道教典籍的渲染附会，老子被彻底神话，从而对整个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把老子地位抬得更高的还是帝王们。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便诏称：“肤之本系，起自柱史”，奉老子为祖先，以“老子庙”为祖庙，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其金碧辉煌，不逊帝都。
高宗乾封元年(666年)，“二月已未，次亳州幸老君庙，追号曰太上玄元皇帝”，并改谷阳县为“真源县”。
唐玄宗李隆基对老子更是尊奉有加，他不仅两次亲到太清官朝拜老子，还不断给老子封爵加号。
天宝二年(743年)，加封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天宝八年(749年)六月，又加封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天宝十三年(754年)，再次将老子追加为“大圣祖高上金阙玄元天皇大帝”。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宋真宗率群臣百官躬临涡水之滨，恭谒老子降诞圣地太清宫，为避宋圣祖赵玄朗的讳，册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此封号在道教中沿用至今。
纵观中国历史，一个人死后能得到如此殊荣，除老子及孔子，历史上似乎再无他人。
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老子其人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
鲁迅说，不懂得道教就不懂得中国历史。
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说，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象大树没有根一样。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老子是东方精神的代表者。
美国、前总统里根常引用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话一语后。
无论中外的学术界，还是中国统治者、民间百姓，无不崇尚老子，因此，时人总自豪地说：老子天下第一
关于古文字句.
以学校杀后世，如按剑伏兵科举前期还是比较合理的，进步的，可到理学的后期,明清的科举就玩了,科举消磨了举子的精神气息,消耗了举子的青春与财富中举做官, 却没有能力的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了, 因为自己没有了自己的精神了.好像现代的大学生,我国的学生虽然说在大学之前在世界石一流的,但是这个一流,付出的代价太大,能量在各种考试中消耗殆尽,又没能继承东方文化的精髓,甚至迷信所谓的科学万能,于文史哲一窍不通,因而也不会出现爱因斯坦式的人才,到了大学就吃喝玩乐,网游,女友.其实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们的,没有中心思想,不玩做什么? ............. 第八篇 儒学演化与国家发展 五九、明清的科举与宋儒的理学 作者：.南怀瑾. 东方古老中国的文化，经过元朝百年以来的摧折，由平民起义的各路英雄，基本上都不如汉、唐开国的规模。
明太祖朱元璋更不例外，既没有汉高祖刘邦的豁达大度，更没有唐太宗李世民的雄才大略。
虽然朱明一代，与汉、唐、元都是一统山河的帝制政权，但前追唐朝，后观清代，无论文治武功，都是黯然失色的。
有人说，汉朝四百年，是刘家与外戚宦寺（太监）共有天下；唐朝三百余年，是李家与女后藩镇共有天下；明朝三百年，是朱家与宦官（太监）共有天下；清朝两百余年，是爱新觉罗与绍兴师爷共有天下。
这样的史论，虽然过于笼统草率，但也蛮有道理的。
为朱元璋做个心理分析 我们在前面大概约略地提过，在整个的历史上，反观任何一朝一代的政风，都和开国之君创业立国的学养见解，有牢不可分的关系。
这正是《大学》所讲“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而后天下平”的原则要点所在。
明朝三百年来的帝室政权，之所以如此的阴暗，完全由于朱元璋本身的前因而来。
他出生在元朝末代乱世的贫民家庭，在童年孤苦伶仃的生活中，早已埋下了看人世社会都是一片悲惨残忍的心理因素。
后来生活无着，为了糊口，只好列皇觉寺去做和尚。
宋、元以来的汉僧寺院，仍然具有丛林制度的严格清规。
俨然一个政治体制的组织。
对于长上和各个职司，既要坚守戒律，又要集体劳务，所谓“敬”和“肃”的遵守，是它基本的精神所在。
他做和尚的日了不算太久，对于佛教的慈悲和忍让的内养修持功夫，虽然也有所了解，但毕竞并未深入。
况且皇觉寺的和尚，也避不开时艰年荒、流离失所的遭遇，他只好被迫出去化缘，仍然也混不到饭吃。
因此才去投军，参加平民起义的行列。
如果从心理学立场的观点来分析，以朱元璋从小到长大的遭遇情况来说，假如事业有所成就，这种人就会变成三种个性的典型： 一是对社会人群，始终充满仇恨和不信任的个性，变成刻薄寡恩的作风。
二是对社会人群，反而具有同感痛苦的同情心，处处推己及人，愿意反馈社会，尽量做好事，成为一个大善人。
三是变成双重人格，既充满仇恨与刻薄，又很悲观而具有同情心。
但有时仁慈，有时残忍，很难自制。
我们只要多读《明史》，仔细研究朱元璋，你就可以了解到孟子所说孤臣孽子的心境了。
如孟子曰：“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
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
”可惜他所遭遇的是时势造英雄，做了皇帝，却不达观。
如果以他的聪明慧知，做一个中唐时代的和尚，一定会成为一代宗师，称佛做祖。
但他的根本学识习性，仍然没有脱离少年时代在皇觉寺为僧时的僧院知识。
因此在他所创建的明朝政治体制中，有关官职的名称，有些仍然采用“丛林寺院”僧职的名位，如“都察院”、“都检”，乃至称僧职叫“总统”、“统领”等名词，都是与“禅林寺院”职司的名号相同。
可是在他称“吴王”开始，到登位称帝以后，的确勤奋读书，努力学习。
但很可惜，没有得到良师益友的辅导。
如宋濂、刘基，他都是以臣工视之，并非尊为师友。
如史载他对两人的评语说：“宋濂文人，刘基峻隘。
”所以对于他们，始终是有距离，用而不亲，影响不大。
在他心理上最大的缺点，就是始终有挥之不去的自卑感。
古今中外的人性心理，凡是过分傲慢的人，都是由心理上有一种自卑感在作祟。
他自小由环境所造成严肃忮刻的生活习惯，很难兼容并蓄，更谈不到有“格物致知”的容人容物之量。
但他在登位称帝以后，正如唐、宋开国的皇帝一样，总想找出一个具有显赫有名的祖宗，作为自己的背景。
李唐皇帝，找到老子李耳。
有道教教主的“李老君”做背景，是够神气的。
赵宋也用道教的帝君来陪衬自己。
朱元障找谁呢
开始他是想用朱大夫子朱熹的关系。
当他还正在疑难不决的时候，刚好碰到一个理发的司务（相当于今天所称的师傅）也姓朱。
他便问他，你是否也是朱熹的后人
谁知那个理发匠却答说，我姓朱，是另有祖先的。
朱熹和我没有关系，我为什么要认他做祖先啊
这句话，使他感觉到很惭愧，因此，就决心不认朱熹做祖先了。
这个典故，不是凭空捏造的，是记在明人一部史料笔记中，我一时记不起书名来了，你们查对，一定会发现的。
科举取士的利弊 但从明朝开国，创建科举取士的考试体制，规定用朱熹的《四书章句》为标准，推崇《大学衍义》等传统，实在出自朱元璋的创制规定，以后一直沿用到由明朝乃至清朝约六百年而不变，并非事出无因。
另如以宋儒理学家的严峻规范思想，制定对妇女的节操观念，限制重重，也是由他手里所开始的。
大家不可以把这些过错，随便归到儒家的礼教和孔子、孟子的罪名上去，那是很不公平的。
现在为了缩短讲课的时间，我们只引用明初朱皇帝有关这一方面的史料，大家看了，就可明白了。
元顺带至正二六年，即公元一三六六年，朱元璋正在称吴王的第三年。
即诏求遗书，如史载： 上谓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书，不尽传于世，故后世鲜知其行事。
汉武帝购求遗书。
而六经始出。
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见。
武帝雄才大略，后世罕及。
至表章六经，开阐圣贤之学，又有功于后世。
吾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真治国之良规。
孔子之言，诚万世之师也。
又命侍臣书《大学衍义》于两底壁间。
曰：“前代宫室，多施绘画。
予书此，以备朝夕观览，岂不愈于丹青乎
” 第二年，开始第一次创制文武科取士之法。
如云： “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预为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
俟开举之岁，充贡京师。
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 洪武元年，公元一三六八年。
谓学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为本，正家为先。
观历代宫阃，政由内出，鲜有不为祸乱者也。
卿等纂修《女诫》，及贤妃之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
” 洪武三年，第二次 诏设科取士，定科举法。
初场，各经义一道。
四书义一道。
二场，论一道。
诏、诰、表、笺、内科一道。
三场，策一道。
中式者，后十日，以骑射、书、策、律五事试之。
洪武十七年，第三次 颁行科举成式。
凡三年大比，乡试，试三场。
八月初九日，试四书义三。
经义四。
四书义，主朱子集注。
经义、诗，主朱子集传。
易，主程朱义（程传与夫子本义）。
书，主蔡氏（沉）传及古注疏。
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胡氏、张洽传。
礼记，主古注疏。
十二日，试论一。
判语五。
诏、诰、章、表、内科一 十五日，试经史策五。
礼部会试。
以二月，与乡试同。
其举人，则国子学生，府州县学生，暨儒士未仕，官之未入流者应之。
其学校训导，专主生徒。
罢闲官吏，倡优之家，与居父母丧者，俱不许入试。
同时，另有一件故事，从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一定觉得他很愚蠢，不懂得科学技术，因此而限制了科技的发明和应用，非常可惜。
事实上，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无比的方便，而且大有好处，那是事实。
但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精神文明上的堕落和痛苦，那也确是有相等的负面损失，这也是事实。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类似有朱元璋这种想法和作法的事，还不止他一桩而已。
这件事，便是史载；“洪武元年冬十月，钦天监（管天文台的台长）进元（元代）所置水晶刻漏（最早发明的自鸣钟）备极机巧。
中设二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铃声）鼓。
上（朱元璋）览之，谓侍臣曰：废万机之务，用心于此，所谓作无益害有益也。
命碎之。
”这样一来，由元朝时期，从西洋引进的一些最初的科技知识，就很少有人再敢制作和发明了，实在很可惜。
假如当时一反过去历史上压制“奇技淫巧”的政策，加以提倡奖励，恐伯中国的科技，就早早领先世界各国了。
由朱元璋开始，制定科举考试取士的程式以后，朱明王朝历代子孙的职业皇帝们，便严守成规，奉为定例。
但当时的知识分子，也有人认为把儒学局限在宋儒和程、朱一派的思想见解上，是很不恰当的。
所以到了朱棣赶走他侄子建文帝允炆以后，自称皇帝，改元“永乐”的第二年，便有江西饶州鄱阳儒士朱友季，“诣阙（自到北京皇宫大门外）献所著书，专毁濂（周敦颐）洛（二程兄弟）关（张载）闽（朱熹）之说。
”永乐帝看了，便说：“此儒者之贼也。
遣行人押还饶州，会司府县官，声其罪杖之，悉焚其书。
”并在永乐十二年，命儒臣纂修五经四书性理大全，开馆于东华门外。
书成，永乐帝亲自写序。
从此便使朱明一代的儒学，偏向专注于性理的探讨，推极崇高而不博大了。
过了四十年后，在明宪宗朱见深成化二十二年，有礼部右侍郎邱浚进所若《大学衍义补》一书。
他认为真西山的《大学衍义》，虽是帝王学的中心思想，但缺乏治国平天下的事迹可供参考。
因此，他采集经传子史有关治国平天下的事迹，分类汇集，加上自己的意见，以备帝王们学习治国平天下的学识。
纪宗特别赏识，赐给金币以外，又进封他做礼部尚书，并命将此书刊行流布。
邱浚是琼州（海南岛）人，少年时便有神童之誉，是一个才气纵横的人物。
如他咏海南岛五指山的诗，便有“疑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之句，大有岭南学派人物的豪情壮志，目空一切的气概。
阳明学说的兴起 从此以后，到了明武宗朱厚照的时代，已经是公元十六世纪的初叶，在中国文化史或哲学史上产生了一位名人王阳明，他本名王守仁，儒家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
他在明代历史上的事功，是以平定江西宁王“宸濠之乱”而出名。
但在文化哲学史上，他是以“知行合一”的学说，影响当时和后世。
最为突出的，就是东方的日本，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之间明治维新的成功，便是接受阳明学说的成果。
因明治维新的影响，当清末民初，中国一般留学日本的学生，回国以后，重新捡起阳明之学，作为革命救国的张本，提倡研读王阳明的《传习录》，乃至阳明的治兵语录，和曾国藩的家书等做典范，俨然日本在明治维新前期的作风，用来抗衡由西方输入的各种文化思想潮流，形成一代的悲剧，为现代历史增添了太大的不幸。
王阳明学说的由来，开始也和南北宋时期一般儒家的理学家们相同，也是为了追求形而上道和入世致用之学相结合，先是由道家和佛家的一般学理入手，而且努力参禅静坐，曾经发生有遇事先知的功能。
但他却能自知，神通妙用的特异功能还不是道。
因此退而反求儒家的经学，别有深入之处。
恰好碰着在仕途上和当权的宦官刘瑾结怨，被贬到贵州的龙场驿以后，更有进益。
总之，他后来心性学养的成就，如照朱熹所主张的道问学，和陆象山所主张的尊德性来讲，他也是以尊德性为本。
而且更与朱、陆不同之处，他在尊德性入道的同时，又特别强调以事功的实践，与即知即行的良知良能相契合。
实际上，王阳明的学问造诣，是由禅入儒，引儒入禅相结合，比宋儒朱熹的见地，实在别有胜处。
他是极力反对朱熹的四书章句之说，认为朱注的章句，其祸害尤甚于洪水猛兽。
因此，与当时宗奉朱熹学说，崇拜程朱学派的人，俨然对立。
好在他有平宁王之乱的一段容功，震撼朝野，所以他在当时程朱学派的天下中，还能立足，这也是并非偶然的事。
如果我们把明武宗时期和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儒家理学的时期，和西方欧洲历史文化作一对照，那也正是公元一五一七到一五六一年之间，德国人马丁·路德开始从事宗教革命的同一时代。
除此之外，也正是西方在这一时期（十六世纪）历史文化上开始转运的阶段，如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生；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倡太阳中心及地动学说；维斯浦奇发现南美洲东岸；哥伦布发现中美洲；麦哲伦远航周游世界一周成功；葡萄牙人到了广东租澳门为通商地，为近世欧洲人到中国的开始；葡萄牙人又到日本的种子岛，首先掌握了东洋的贸易权；西班牙人征服了墨西哥；英国女王玛利登位，禁信耶稣教，接着是女王伊丽莎白即侊，厉行新教；德国开宗教会议，重许信教自由，新旧教之争结束；法国新旧教开始战争。
西方的欧洲，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这些等等事故，和我们虽然还远隔重洋，说是没有关系，却是很有关系，所以也在此顺便提起大家的注意。
至于明朝在武宗时期，因有王阳明的学说出现以后，同时也影响了道家和佛家出家的和尚、道士，也有向王阳明参禅学道的出家人。
王阳明虽然不像宋儒那样，左批佛，右批道，但对佛道两方，多少也有微言。
不过，他和宋儒理学家相同，对性命之理，人生 的生命之学，仍有存疑。
他在晚年又研究道家的外丹，或者为证长生，果因为服食信石（砒霜）中毒而殁。
我们对阳明学说的是非暂不评论。
总之，在明朝三百年来，特别注重以朱注“四书”为主的儒学，影响所及，到了晚明时期，如对宫廷具有影响力的佛教大师憨山德清，便以儒、佛、道三教一致观点，著有《中庸克指》，以及《老子道德经解》、《庄子内七篇 注》等。
稍后，他的再传弟子蕅益法师，又有《四书蕅益解》等著作。
这些种种事实，都是说明由初唐（公元六二七）年起，到明末清初（公元一六四四）年间，有关儒、佛、道三家学说，却已经历纷争了千余年之久，由各自殊途而归趋于一致，共同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才得汇流而集成。
但也正如道家老子、庄子的观点，“成者毁也”。
由于西方的欧洲，正从物质文明之中逐渐发展，促使唯物哲学思想的光芒，正从地平线西面升起，在十六世纪以后，渐已东来了。
总结明朝的政治文化 我们现在不必读历史而流泪，为古人担忧。
只对朱明三百年来的政治文化，作一简单的结论： 一、明朝的文运，由朱元璋（洪武）和朱棣（永乐）父子、制定以宋儒程朱理学为主导的儒学以后，同时既不尊重相权，又更轻视文臣学者。
朱家子孙十五个职业皇帝，除了被太监宫女们玩弄在股掌之间以外，几乎找不出一个对历史社会有很好贡献的君主。
其中两三个稍有特别天才的，如英宗朱祁镇，如果不做皇帝，专学天文，应该可以成为名家。
神宗朱翊钧，不做皇帝，专业经营，或从山西票号做学徒，以他爱钱如命的个性，一定可以经商致富。
熹宗朱由校，不做皇帝，专学建筑设计或土木工程，也应该大有成就。
但很可惜，他们都不幸而生在帝王家，当了职业皇帝，反而在历史上留下许多劣迹，真是不幸。
二、朱元璋从佛门和尚出身，做了皇帝以后，除了本身太过严厉，杀戮太过，留给后代以刻薄寡恩的榜样以外，其他功过善恶，很难定评。
最大的缺憾就是“不学无术”。
但“佛门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角还”。
所以他的子孙，仍然必要出家为僧偿还这个因果。
起初是由他的孙子建文帝朱允炆，被永乐所逼而出家。
最后仍由崇祯的断臂公主出家为尼，了却佛门一代公案。
三、明朝三百年来的文运，规守在宋儒理学的范围以内，使传统的诸子百家之学，更无发挥的余地。
在《明史》上的儒学文臣，如于谦、海瑞、王阳明、张居正等少数特殊之士以外，其余大多不得展其所长。
因此，在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方面，也没有格外的特点。
如唐诗、宋词、元曲之外，唯一可以代表明代的文艺，就是小说。
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傍》、《金瓶梅》等等，便是明代的作品。
这些著作，也代表了明朝一般知识分子的心声，生在一个无可奈何时代的反感和悲鸣。
所以在神宗嘉靖时期。
就早有李蛰（李卓吾）一类愤世嫉俗的学者出现。
李卓吾明说当时的道学先生们为“鄙儒、俗儒、腐儒”，又说他们是“言不顾行，行不顾言，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人。
但他不只反对道学，自称“不信道，不信仙释”，甚至讨厌见任何人，既讨厌和尚，更讨厌道学先生，贬斥六经，认为不能专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因此而“得罪名教，遭劾系狱，自刎而死”。
古人所谓的“名教”—词，就是指以儒家孔孟之教的意识形态。
单是一个“名”字，有时便代表论理的逻辑观念。
“遭劾”就是被当时在朝廷的儒臣们所弹劾，认为他犯了意识形态上的大反动，所以就入狱坐牢了。
事实上，他最初是从王阳明的学说中脱颖而出，因对时代社会的不满，太过偏激，形成狂态。
另如神宗万历时期的袁宏道（中郎）、袁宗道、袁中道三兄弟，都有才名，当时人称“三袁”。
尤其以袁中郎的声名更盛，但他也是对时代不满，早年就辞官不做，专以诗文名世，不与世俗相争了。
明代的文运，诸如此类，所以到了万历后期，就形成以太监头子魏忠贤为首，指顾宪成、高攀龙等两百多名学者为东林党，兴起党狱，随便定罪杀戮儒臣学者。
一直到了李闯的民兵入京，崇祯朱由检自杀，满清入关，才结束了从皇觉寺开始，到东林书院而变为东林党的党争的历史，使朱明与太监共天下的三百年王朝了结完案。
因此而刺激了明末清初的大儒遗老，如顾亭林、李二曲、傅青主、王船山等，扬弃理学专讲性理的义理的弊病，转而重视实用和考据之学，才使中国文化，从清朝开始，归于义理（哲学）、考据、词章三大类的学问。
对于猎取功名科第的科举八股文章，都是余事而已。
酿成靖康耻背后的原因
一、金人的强大，强大了，贪婪就暴露了富人不好当，富国也不是好当的二、背景原因：=====================1.宋朝初期形成的守文弱主政策2.神道设教愚民国策和议终非中国计，穷兵才是帝王才 守文弱主书生见，难与英雄靖九垓 王仲瞿这四句话，虽然言重一点，过于偏激，但对于治国当家者，实在是值得警惕的名言啊
孔子答，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并非是必要发动战争才能解决问题啊
--------------原本大学微言三、直接原因：在于 自取灭亡，可怜他生在帝王家如果在现在，作个搞艺术画点画，写几手字也不错...：===============================..............第二部分 艮岳与 作者：.. 至于宋代那位被金人俘虏了十几年，终于死在异邦五国城——塞北漠地的徽宗皇帝。
如果我们说北宋的败亡，就是败亡在他“独享宫室园林之乐”的生活上，并不为过。
虽然当时是由一些宦官、奸佞，如、蔡京之流乃至于装妖弄鬼的道士，专政弄权。
但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得他的宠信，掌握到政权，细按史实，都和他的独夫之乐有密切关系，这又是较之、，更进一步危害到政治。
擅长揣摩他人心理和等谄媚功夫的宦官，一得到徽宗欢心后，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江苏、杭州一带，去搜索江南的书画古董，以及各种奇奇怪怪的奇珍异物。
在杭州一住，往往就是几个月，一天到晚和蔡京在一起鬼混，因此每得到一件奇珍古玩，派人送到京里时，在信上总是为蔡京说上些好话，再加上一个常到皇后那里画符念咒的道士徐知常，透过大学博士范致虚在京里为奥援，于是徽宗的心里对蔡京留下了好印象，也就从此播下了北宋败亡的种子。
后来在江南搜索珍玩的事，愈来愈大，竟然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应奉局”，扩大搜括，凡是牙角犀玉、金银、竹藤、装画、糊抹、雕刻、织绣等手工艺品，无一不包，样样都要。
每天都有几千人，在那里为皇帝尽义务作苦工，而所用的这些价值昂贵的材料，也是由老百姓负担，皇家是不给钱的，真是使老百姓喘不过气来。
当时苏州有朱冲、朱勔父子，本来是犯法受过刑的人，在蔡京的下面做事，很得欢心。
于是蔡京就推荐到童贯的下面听差，而做起官来了。
一次徽宗看到童贯送到京里的花石，非常高兴。
蔡京从宫廷的内线中，知道了这个消息，就嘱咐朱冲，秘密地搜集浙江的珍异送到京里。
最初送去的三株黄杨，徽宗颇为欣赏，嘉勉了一番。
这条路子一打开，以后送到京里的花石和珍玩，就越来越多，年年增加，运输的船只，在汴京与淮河之间往来不绝，而被人号称为“花石纲”。
因此更得到徽宗的喜爱，而命令朱冲的儿子朱勔，在童贯下面，主持应奉局和花石纲。
朱勔这小人得势之后，横行霸道，真是不可一世，一方面向内府需索，一伸手就是上百万，少也几十万，他说是为了替皇帝办事要用的。
皇家管钱的人，谁也不敢说个不字，谁也不敢得罪他，内府的钱就好像是他口袋中的钱了。
在民间他更是严搜刻括，巨细无遗，就是穷乡僻境、深山大壑中隐藏的东西，也逃不过他的搜括，老百姓家里的一石一木，只要稍微有一点赏玩的价值，就派兵卒闯进去，贴上皇家的黄色封条，责令原物主负责保管，如果有所损失，就是对皇帝不敬，一定杀头。
如果是较大的东西，搬运不便，就连物主的房屋也给拆掉。
假如有人家有一件东西稍微畸形一点，又被指为不祥而获罪。
在室外郊野的东西，不论是山巅谷底、深渊巨壑，都千方百计，不惜人命找来。
运输这些东西的船员们，也是仗势欺人，有时甚至凌辱到州官县官的头上。
这种情形之下，老百姓卖儿鬻女、家破人亡的大有人在，道路为之侧目，而已经种下了后来方腊的一场大乱，严重地动摇了国本。
最严重的是“艮岳”的建筑，徽宗因为没有儿子，心里总是不惬意。
有一个也是以画符念咒常常出入禁宫的道士刘混康，对徽宗大谈其风水之道。
说什么京城的西北方，具备了调和天地、顺应阴阳的地理。
如果在那里堆起一座山来，将地势加高，一定会多子多孙的。
徽宗听信他的话，动员老百姓，把那里的地势加高了几丈。
后宫恰巧有几个嫔妃生了儿子，于是徽宗更加相信。
到政和七年，便命兵部侍郎孟揆，在京城上清宫的东边，依照余杭凤凰山的形势，筹筑一座万岁山。
直到宣和四年，一共花了六年的时间，才把这座山筑成，命名为“艮岳”。
艮岳的规模，在徽宗自己作的里，有大致的记载。
尽管只是梗概，我们读了以后，也要惊奇得张口结舌。
现代一些国际驰名的什么公园、什么乐园的，比较起艮岳来，也逊色得多。
如果阿房宫、迷楼、艮岳这些历代的宫室园林，今天还在的话，中国的观光胜景，恐怕是世界首屈一指。
徽宗自己描写他的得意杰作有一节说：“……按图度地，庀徒潺潺，累土积石，设洞庭、湖口、丝溪、仇池之深渊，与四滨、林虑、灵壁、芙蓉之诸山，最琼奇特异瑶琨之石。
即姑苏、武林、明月之壤，荆楚江湘、南粤之野。
移枇杷、橙柚、榔栝、荔枝之木，金峨、玉羞、虎耳、凤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
不以土地之殊，风气之异，悉生成长养于雕栏曲槛，而穿石出罅，冈连阜属。
东西相望，前后相续，左山而右水，沿溪而傍陇；连绵而弥满，香山怀谷。
”从开头这一小段文字，就可见这座山的恢宏气魄，把全国的名胜古迹，奇石异木，都集中到这里来了。
宋人张吴的笔记里，还指出了这些东西从各地搬来的运输情形，都是越江渡海，甚至把城廓都凿开来，以便这些巨大的木石，不受损伤地得以通过。
在南宋时候，四川一位僧人祖秀，写了一篇《华阳宫记》，所写的“艮岳”景物，许多是在徽宗自己的记中未曾说到的，可能是艮岳筑成以后，还在陆续增加修建。
祖秀和尚的那篇记中最后的描写“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胜，于斯尽矣
”可谓道尽了一切。
而徽宗自己作的记中，结语说：“四面周匝，徘徊而仰顾，若在重山大壑，深谷幽岩之底，不知京邑空旷，坦荡而平夷也。
又不知郛郭寰会，纷萃而填委也。
真天造地设，神谋化力，非人所能为者，此举其梗概焉。
”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比起梁惠王那一句“贤者亦乐此乎”来，更神气得多了。
可是我们再把他被掳以后，押解到女真去的时候，在中途驿馆题的一首诗：“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
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和他的《艮岳记》放在一起，对照咀嚼一下，真要感慨万千了。
这又是孟子所说“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的照会。
所以清人吴楚村对他有两段极严厉但也极适切的批评。
一则说：“徽宗任市井丐儿，为此纵欲逆天之事，其与隋炀帝、陈后主一律也。
然炀帝之颈，斫于宇文化及之手；陈后主之身，陨于台城辱井之中；徽宗之命，殁于金虏沙漠之地。
天岂有意肆毒于三君哉
无乃自取之也。
书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洒嗜音，峻宇雕墙。
’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况三君兼有者乎
” 另一段说他筑艮岳是“极土木之盛，弹亿万之财，天怒于上而不悟，民怨于下而不知，是时强狄在外，渐为国患，宋之君臣，曾未见其思犯预防之心，而徒今日敛民货，明日劳民力，自古荒淫之君，愚之甚者，未有如徽宗之甚者也。
噫
民心既离，天命亦叛，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他用孟子的话作了结论，也等于演绎了孟子这两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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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网上查不到道教的文化和历史 太少啦
道教是我国汉民族固有的宗教，它起源于奴隶社会的巫师。
在早期封建社会中，个别的发展为神仙家，后来又由方士们组成了方仙道，再后更出现了黄老道，这许多因素逐渐转变形成为后来宗教性的道教。
早在殷商时代，我国就有了卜筮吉凶和祈福禳灾的巫师，他们的职司是掌握龟筮，而且被认为能沟通神天。
到了战国时期，又出现了采仙药、炼仙丹的方士，他们扬言凡人只要服了仙药，吃了仙丹，立即可以登仙。
起初方士们只是杂乱的宣传，并无系统的理论，自齐人邹衍，以阴阳主运之说，显名于诸侯，方士们便吸取了邹衍的学说，以装饰自己的门面。
便由神仙家发展为史记封禅书所称的 “方仙道”。
两汉之间，谶纬之说大兴。
封建帝王利用谶纬，借以证明自己是顺天应命的真主。
东汉初期佛教在中国流传渐广，给了神仙家以创立宗教的启发。
于是，神仙方术与老子哲学结合起来，从此就产生了 “黄老道”。
吸取老子“虚静”思想并加以改造。
汉初统治者据以为指导，实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 曾收到一定效果。
神仙家的方士渐演变为道士。
（道士的产生） 汉桓帝时，曾派亲信宦官去苦县祭老子，又在宫中立黄老、浮屠祠，以神仙术为内容的黄老道，开始被和佛教相并论。
“太平青领书”的道教出现于汉顺帝时，后汉书襄楷传说：“顺帝时 ( 公元 126 年到 144 年 ) ，琅琊人宫崇诣阙士其师于吉在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 ……，号“太平青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
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藏之。
其后张角颇有其书焉。
汉灵帝时， “太平道”兴起。
太平道是太平青领道中的一派，其首领为张角。
后汉书皇甫嵩传云：“钜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蓄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
”十余年间信徒遍及青、徐、幽、冀、荆、扬、衮、豫八州，汉官吏认为 “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不加禁阻。
汉灵帝中平元年，张角率众起义，起义者皆戴黄巾以为标帜，当时遂称这些义军为黄巾。
太平道在黄巾起义过程中，曾起过联络农民反抗封建王朝恶势力的作用，黄巾起义失败后，太平道即不再流行。
汉顺帝时，沛国人张陵，在蜀郡鹄鸣山造作道书，创立 “五斗米道”。
五斗米道实与太平道同一源流，教规教义大都相同。
张鲁传注引典略说：“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五斗米道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
”张鲁传说：“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
” 张道陵所创道教，因受道者均应交五斗米，故当时称为 “五斗米道”。
到了三国时，张道陵之孙张鲁占据汉中，自号“师君”，其来学者，初名“鬼卒”，后号“祭酒”，各领部众， 众多者名 “理头”。
有病但令首过。
诸“祭酒”各设义舍于路，置米肉以给行旅，食者量腹取足。
犯法者，先加三原，然后行刑；不置长吏，以“祭酒”为理。
三国志裴注引典略说：“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
……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
( 按所谓三官者，即天官、地官、水官后世道教有三官之神，即始于此。
) 张道陵创教之初，没有许多的经典，也没有更多的宗教仪式，不过乘汉末混乱，诸霸割据之际，假鬼神符录以聚众；后来经典逐渐增多，如所谓三天正法、正一盟威等经，都说是太上老君所授，老君命张道陵为天师，所以五斗米道世称 “天师道”。
自黄巾失败后，太平道受了打击，不能公开传布，只有张道陵的孙子张鲁雄据汉中二十余年，尽力推行他祖父的五斗米道，因此取得民间一部分人的信仰 ( 张鲁后降曹操，封万户候 ) 。
后来又经历代统治阶级的扶植故天师道在社会上的基础日益巩固，宗教仪式也逐渐完成。
若论及道教最早的创教者，自然要承认是东汉的张道陵。
张道陵子孙三代都在四川省境内和陕西省南部一带行道，张天师原居汉中，传至第四代张威 ( 即张道陵曾孙 ) ，才移居江西省龙虎山。
自始，道教开始有了其作为宗教的条件，先结合玄学，然后又同儒佛相互磨合，并结合各方思想流派，发展流传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