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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生,杭州人,1959年8月加入中国党,博士学位。
1929年至1934上海交通大学机程系学习,毕业后报考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录取后在杭州笕桥飞机场实习。
1935年至1939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获硕士学位。
1936年至1939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与数学系学习,获博士学位。
1939年至1943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研究员。
1943年至1945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助理教授(其间:1940年至1945年为四川成都航空研究所通信研究员)。
1945年至1946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
1946年至1949年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空气动力学教授。
1949年至1955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
1955年回国。
1955年至1964年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
1965年至1970年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1970年至1982年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
还历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中国宇航学会、中国力学学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名誉会长,中科院主席团执行主任、数学物理学部委员。
1986年至1991年5月任中国科协第三届全委会主席。
1991年5月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科协名誉主席。
1992年4月被聘为中科院学部主席团名誉主席。
1994年6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是中共第九至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
在美学习研究期间,与他人合作完成的《远程火箭的评论与初步分析》,奠定了地地导弹和探空火箭的理论基础;与他人一起提出的高超音速流动理论,为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6年初,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
同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并被任命为委员。
1956年,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
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
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倡导人。
1957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
1979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
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1989年获“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奖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
1991年10月获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
1995年1月获“1994年度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著有《工程控制论》、《论系统工程》、《星际航行概论》等。
钱三强钱三强,原名钱秉穹,191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
他少年时代即随父在北京生活,曾就读于蔡元培任校长的孔德中学,16岁便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32年,又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
1936年,钱三强毕业后,担任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严济慈所长的助理。
翌年,他通过公费留学考试,在卢沟桥的炮声响起之际,以报国之志赴欧洲,进入巴黎大学居里试验室做研究生,导师是居里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及其丈夫约里奥·居里。
1940年,钱三强取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又继续跟随第二代居里夫妇当助手。
1946年,他与同一学科的才女何泽慧结婚。
夫妻二人在研究铀核三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被导师约里奥向世界科学界推荐。
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
同年,法国科学院还向钱三强颁发了物理学奖。
1948年夏天,钱三强怀着迎接解放的心情,回到战乱中的祖国。
他回国不久就遇到1949年1月的北平和平解放,他在兴奋中骑着自行车赶到长安街汇入欢庆的人群。
随后,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派人找到他,希望他随解放区的代表团赴法国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
中共中央还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出5万美元,要他帮助订购有关原子能方面的仪器和资料。
看到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新中国尚未建立时就有这种发展科学事业的远见,钱三强激动得热泪盈眶。
从国外归来后,他于开国大典当天还应邀登上了天安门。
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
他在中国科学院担任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并于195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后,他又成为规划的制定人。
1958年,他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他还将邓稼先等优秀人才推荐到研制核武器的队伍中。
1960年,中央决定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后,已兼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担任了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
他像当年居里夫妇培养自己那样,倾注全部心血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在“两弹一星”的攻坚战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核专家,并在这一领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
人们后来不仅称颂钱三强对极为复杂的各个科技领域和人才使用协调有方,也认为他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烈”的科技大本营。
晚年的钱三强身体日衰,仍担任了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
他一直关心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强调不仅要服务于军用还要供民用。
1992年,他因病去世,终年79岁。
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钱三强追授了由515克纯金铸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表彰了这位科学泰斗的巨大贡献。
赵九章(1907年10月15日—1968年10月26日),出生于河南开封。
气象学、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学家。
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
九三学社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赵九章出身中医世家,幼年就读于私塾,预备从事文学。
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改学科学,立志“科学救国”。
1933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赵九章通过庚款考试,于1935年赴柏林大学从师气象学家Hvon菲克尔。
赵九章1938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在西南联大任教,1944年经竺可桢教授推荐,主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承担起继竺可桢之后中国现代气象科学奠基的重任。
1946年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迁往南京北极阁,成为我国现代气象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
解放战争后期,气象研究所奉命迁往台湾,赵九章和所内科学家们一起留下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为祖国的气象事业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九章促进组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在赵九章主持下,该所很快发展成一个人才济济的科研机构。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兰州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等研究所中一批有成就的科学家都直接或间接受过赵九章的指导。
赵九章1956年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气象组组长,1958年和1962年连续两届当选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赵九章在气象学、地球物理学、空间物理等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并为科学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新中国成立初期,技术力量薄弱,赵九章与涂长望携手合作,组建联合天气预报中心和联合资料中心,为新中国气象事业中两个最基本的分支(天气分析预报和气象资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他和几个有名的科学家在这两个联合机构中担任业务领导并从事实际工作。
赵九章把科学的发展与国民经济联系起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50年代初,赵九章主张在广东等地以种植防风林带方式改变局部小气候,为橡胶移植到亚热带地区创造了条件。
50年代中期,国际上开始人工降水研究,在赵九章的积极倡议下,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研究人工降水,使我国的云雾物理研究开展起来,并取得了暖云降水理论和积云动力学等研究成果。
赵九章十分重视气象学的现代化建设。
50年代初,他通过大量的工作和研究,及时提出气象学要数理化、工程化和新技术化,并在工作中贯彻这一指导思想。
这对我国气象学的现代化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50年代初,计算机的问世使天气预报从定性向定量化的发展具备了条件,赵九章支持、鼓励刚从国外回来的顾震潮应用手算图解法解微分方程,从而使我国的数值预报发育成长起来,并培养一批科技力量。
当我国第一台计算机出现后,数值预报研究和业务就开展起来了,为60年代末我国正式发布数值预报奠定了基础。
同时赵九章十分重视把新遥测和遥感技术应用到大气科学中。
50年代中期,他支持应用空气动力学的风洞和先进的测试仪器研究大气湍流。
在赵九章极力推动下,中国仅有的两个臭氧观测台建立了,这为研究大气中的臭氧成分打下了基础。
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赵九章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海潮观测研究对于我国国防和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但在当时却是空白。
50年代初,赵九章亲自指导开展我国海区海浪及波谱的研究,研制出观测设备和一整套观测分析仪器,为认识我国海域的波浪特征,开发海洋资源做出了贡献。
赵九章是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
他积极促进空间科学发展。
从50年代后期开始,赵九章以极大热情投入我国空间事业的创建工作。
1958年,赵九章是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二部的主要技术负责人,负责卫星研制的各项准备工作。
同年10月,他提出“中国发展人造卫星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要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重要建议。
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赵九章及时调整发展计划,把主要力量放到投入资金和人力较少的气象火箭,逐步开展其他高空物理探测,同时探索卫星的发展方向。
60年代初期,中国科学院成功地发射了气象火箭,箭头仪器舱内的各种仪器及无线电遥测系统、电源及雷达跟踪定位系统等,都是在赵九章领导下由地球物理研究所研制的。
他们还研制了“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使用的多普勒测速定位系统和信标机。
1964年秋,赵九章不失时机地向国务院提交了开展卫星研制工作的正式建议,引起中央的重视。
1965年3月,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提出的方案。
1965年10月起,在中国科学院领导主持下举行了卫星建造总体方案的进一步论证,会上赵九章提出了重要意见。
紧接着,负责实施人造卫星发展计划的651设计院成立,赵九章主持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工作。
他对中国卫星系列的发展规划和具体探测方案的制订,对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返回式卫星等总体方案的确定和关键技术的研制,起了重要作用。
198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赵九章在科学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赵九章是中国动力气象学的创始人。
1938年,赵九章把数学和物理引入气象学,研究信风带主流间的热力学,完成了我国第一篇动力气象学论文——《信风带主流间热力学》。
行星波斜压不稳定的概念是赵九章首先提出的。
1945年,赵九章指出,实际大气在斜压状态下可以是不稳定的,即振幅将随时间增长而形成天气图上观测到的气压场的槽、脊分布和发展,这是现代天气预报的理论基础之一。
1946年赵九章在芝加哥大学做这一学术报告时,引起国际气象学家的高度重视。
在气象学发展史上公认“公元1946年,中国赵九章提出行星波不稳定概念”。
20世纪60年代初,赵九章指导他的学生,研究了地磁扰动期间史笃默(Stormer)捕获区变化和带电粒子穿入地磁场的机制等,并著有《高空大气物理学》专著。
在他领导下还完成了核爆炸试验的地震观测和冲击波传播规律,以及有关弹头再进入大气层时的物理现象等研究课题。
赵九章是优秀的科学家,也是热心的教育家,培养了众多的科学人才。
他勤于治学,也热心育人,我国一些著名气象学家叶笃正、顾震潮、陶诗言、顾钧禧、郭晓岚等都受过他的指导。
赵九章重视基础教育,他任地球物理所所长职务期间,于1958年一手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物理系,提出以“所系结合”的方式办系,亲自主讲高空物理学并指导研究生。
赵九章重视人才,培养提拔人才,周秀骥、曾庆存、巢纪平等都是赵九章不断给予关心、爱护和鼓励而成长的杰出科学人才。
赵九章鼓励学生要有自己的创见,注意培养民主的学术气氛,他组织的海浪组、磁暴组等研究集体,每周举办学术讨论会,中心发言之后,接着是热烈的争辩。
在这个研究集体中,进行各种日地相关现象的研究,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成果,为我国空间物理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赵九章未能等到1970年4月24日那一刻。
当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时,这位享誉国内外的卓越科学家已于一年半前含冤去世。
人们是不会忘记这位把自己全部心血倾注在科学事业的科学家的。
1997年,在赵九章先生诞辰90周年之际,由王淦昌等44位著名科学家倡议,并经中央批准为赵九章先生树立铜像,以缅怀他为我国的科学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1999年在国庆5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赵九章院士是其中一位。
王大珩(Wang Daheng, 1915.2—) 男。
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应用光学专家。
江苏苏州人。
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
1938年赴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留学,专攻应用光子学,1940年获硕士学位。
1942年被英国伯明翰昌斯公司聘为助理研究员。
1948年回国后,任2年大连大学应用物理系主任,后在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担任了30多年所长。
还曾任哈尔滨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仪器馆馆长,国防科委十五院副院长,中科院长春分院院长、电机所所长,吉林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中国光学会、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理事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副理事长。
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
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3年后曾任中科院科技部副主任、主任。
1986年当选为中国科协第三届副主席。
1993年5 月当选为中国尖端技术与产业管理研究会名誉会长,第二届中国退(离)休科技工作者团体联合会副会长。
1994年6 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主席团成员。
1994 年12月任中国老科技工作者基金会会长。
此外,还曾任中国光子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名誉理事长、北京市科协主席。
是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三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对中国技术光学、激光、光学计量、光学玻璃和光学工程等研究较深。
指导研制成功多种光学观察设备。
为中国应用光学、光学工程、光学精密机械、空间光学、激光科学和计量科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杰出贡献。
六十年代以来,制成中国第一台激光器,第一台大型光测装备和许多国防光学仪器。
七十年代主持制定了全国第一个遥感科学规划,领导了综合性的航空遥感试验。
1986年3 月和陈芳允、杨嘉墀、王淦昌等4 名科学家向中央提出“发展中国的战略性高技术”的建议,得到同志批准,由此国务院发出了“高技术发展计划纲要”的通知,这一“纲要” 被称为“863 计划”。
1979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198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1995年1 月获得1994年度“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郭永怀山东省荣成市人,1909年生,男,中共党员,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3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
1940年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留学并获硕士学位。
1941年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研究可压缩流体力学,1945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研究员,1946年起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任副教授、教授。
1957年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等职。
1968年逝世。
在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中领导和组织爆轰力学、高压物态方程、空气动力学、飞行力学、结构力学和武器环境实验科学等研究工作,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
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
人来一世,无外件事件是做人,一件是做事人固然没有一定的法则和标但它存在一定的通则,一定有它的技巧与规律。
要做有志向,乐观,善良,宽容,有教养的人要有意识地选择与那些性格开朗、乐观、热情、善良、尊重和关心别人的人进行交往。
要不断提高对自我的评价,对自己作全面正确 的分析,多看看自己的长处,多想想成功的经历,并且不断进行自我暗示,自我激励:“我一定会成功的”要想办法不断增加自己成功的体验,寻找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作为试点,努力获取成功。
如果哪里不懂或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再次向我询问,很高兴为您解答。
新年新气象、祝您游戏愉快、家人健康 谢谢采纳
我看大连许多医院的名字都是吴阶平题写的 那么吴阶平是谁呢
吴阶平(1917- )江苏常州人。
曾任第八、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 席,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华医学会会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欧美同学会会长。
现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欧美同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名誉主席,中华医学会名誉会长,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名誉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医科大学名誉校长 ( 现北京大学医学部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研究所名誉所长,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终身名誉院长,首都医科大学终身名誉校长,南京大学医学院名誉院长,上海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名誉校长,美国医师学院荣誉院士,比利时皇家医学科学院国外院士,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师学院名誉院士,香港外科医师学院院士 , 国际外科学会荣誉会员等。
1937 年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1942年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
1947-1948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
1997年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理学博士学位,2001年获香港大学荣誉科学博士。
作为中国泌尿外科开拓者之一,在泌尿外科,男性计划生育等方面有突出贡献。
对“肾结核对侧肾积水”的研究可使一些过去认为无法挽救的肾结核患者得以恢复,并在国内外医疗实践中得到了证实。
确立了肾上腺髓质增生为一独立疾病,为国际上所承认。
对肾切除后留存肾代偿性增长的研究,纠正了长期存在的一种不全面的认识。
与同道合作把输精管结扎术发展为输精管绝育法,在国际上受到重视。
从事医学教育工作60年,共发表医学论文150篇,编著医学书籍21部;其中13部为主编。
获得全国性科学技术奖7次。
获首届人口科技研究奖,北京医科大学首届伯乐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进步奖,巴黎红宝石奖,巳黎红宝石最高奖,日本松下泌尿医学奖等。
老当益壮 你见过这位当代名医吗
简直不相信他已经度过69个春秋了。
你看那一双闪着智慧之光的眼睛扫视着面前的一切,显示出跃动的活力和高昂的气势;听他讲话不仅受益,也是一种享受,他谈吐锐利生动,妙语横生,扣人心弦,你好像能触摸到他那高效率的思维机器在永不停息地运转着。
前不久在中国科协、团中央、全国学联举办的著名科学家同大学生、研究生会面谈心会上,吴阶平在谈到年龄时说:“我很欣赏大画家刘海粟说自己‘年方九十’。
国外有些老人也不再说 ‘I′m 50 years old’,而是‘I′ m 70 yearsyoung’。
” 吴阶平承认年华有限,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不可抗拒。
这使他督促自己更加惜时如金,锐意进取,勤奋不止。
他一颗红心满腔热血,为振兴中华竭力奉献的炽烈感情,形成一股很强的吸引人的魅力。
他把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和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的重担放心地交给了下一代,自己任名誉院长、校长。
他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还担任中华医学会会长、泌尿外科学会主任委员、北医大泌尿外科研究所所长以及中国药品检验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副会长等许多重要职务。
他主持开会、组织活动,也忙坏了帮他排日程的秘书同志。
他又要主编刊物、写书、带博士研究生。
在国外学术界他还有不少头衔,几乎每年都要跨出国门去参加各种活动。
4月底刚从同大学生的谈心会回来,喘息未定又飞往大洋彼岸为医科院和协和医大的事去奔走出力了。
近年来他四出讲学作报告,着重帮助青年一代发奋攻读,尽快成才。
他始终面向未来,随时寻找能推动事业向前发展的新目标。
最近他给医学生和年轻大夫讲的《临床实践与思维》,大受欢迎。
这是他从自己多年实践经验中精炼升华、提到理论高度的心得体会,是国内外从来没人讲过的新课题。
因此听众踊跃,大大超过原定名额,报告的录音带被多次转录播放。
在国外一所医学院的毕业典礼上,他也讲了这个内容,外国朋友们叹为观止。
今日功劳卓著备受国内外称颂的吴阶平,决非朝夕之功所能塑造得成的。
他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努力,一路披荆斩棘、过关夺隘奋斗过来的。
让我们把时光拉转60年,循序探查他的成才之路上有什么成功“诀窍”吧
追求个性 儿时的吴阶平活泼顽皮,讨人喜欢。
大他十岁的长兄、著名儿科传染病学家吴瑞萍教授几次谈起吴阶平,总是如数家珍地滔滔不绝:“他从小就好动脑子,还事事留心,肯钻研,玩也要玩出新花样。
”他举例为证:当年有一种翻铜板的智力游戏,六个铜板三正三反一字排开,只许挪动两枚便要成为一正一反的交叉顺序。
小小吴阶平紧锁眉梢细思量,一坐好长时间,饭不吃觉不睡,不达目的誓不休。
有志者事竟成,难题终于被他解开了。
“心之官则思”,吴阶平从小就学着动脑子想问题,啥事都要闹个明明白白,这为后来几十年在学习研究中探索创新、取得成果撒下了良种。
他们的父亲吴敬仪是一位正直的实业家,当时在天津招商局和宝成纱厂当经理,家庭条件是好的。
吴阶平常带着弟弟们在院里玩。
有一次他异想天开,要独辟溪径出新招——骑在自行车上玩皮球。
弟弟们被吸引过来瞪大眼睛观赏二哥的精彩表演。
谁知只有瞬间成功,吴阶平没有得意一会儿就连车带人摔倒在地,伤了右臂,害得在协和医学院读书的大哥带他到北京治疗。
至今那只胳膊伸屈仍不甚自如,只是看不大出。
虽然吃了些皮肉之苦,他却享受了一番创新的乐趣,也没有妨碍他今后成为外科医生。
吴阶平来京治伤住在哥哥宿舍里,协和的高班生都是一人一间屋,倒也方便。
有时大哥哥们课余玩桥牌,旁边总少不了一个小观众,日子不多,那颇费脑筋的玩艺儿竟被一个孩子看会了。
年近八旬的吴瑞萍教授清楚地记得,几年后他花五个美元托人买了一本名为《GOld BOOk》的桥牌经,被吴阶平拿去看了。
进大学后吴阶平已精于此道,成了打桥牌的能手。
吴阶平弟兄几个如今都是有贡献的医界名家,这与家庭教育有关。
父亲在孩子们启蒙时就尽力创造条件,请老先生教古书,请纱厂的工程师们教英文、算术。
结果吴瑞萍没上小学、初中直接进入高中;吴阶平也迈过小学考入天津汇文中学。
老父亲的教导言犹在耳:你们长大不要到官场去追名逐利,你们没那种后台;也不要经商,还是好好读书,学技术,将来凭本领吃饭。
老人还要儿子们都去学医,而且要上名牌的协和医学院。
在那种年代的家长如此明智是难能可贵的,不失为一个开明之家。
吴阶平在那里生活长大,获益良多。
本世纪初,北京东单三条那座高墙深院的清朝遗老的“豫王府”被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买下拆掉,花五年时间在原址盖起一组磨砖对缝、绿瓦飞檐的宫殿式楼群,那就是协和医学院。
石油大王为自己树碑,取“豫王府”的谐音,把它叫做“油王府”。
吴阶平小时候来京治伤在那里住过,他觉得恍如进了一座令人眼花缭乱的神秘莫测的迷宫。
没有父亲的指点,他也要像幼年玩翻铜板那样,下了决心非到协和念书不可。
他 16岁中学毕业顺利考入燕京大学,完成了协和医预班三年的学业,1936年正式进入这座“王府”。
在当年那是十分令人羡慕的。
协和学制八年,在美国注册立案,毕业由纽约大学授予博士学位。
教授多为美国人,教学全用英文。
每年只从全国众多拔尖的考生中精选二、三十人,学习要求极严,75分才算及格,到毕业时往往一个班只剩下十多人。
学生们拼命苦读,仍难免被淘汰。
吴阶平给自己下了这样一个评语:“很淘气,中学大学都没好好念书,不是一个用功的好学生。
可是并没拉下什么,脑子没有停下来,倒是活跃的。
”他是够淘气的。
念解剖学的时候,同学们都在努力温课,拿起一块块骨头左看右看,左摸右摸;还要练习在口袋里放一块,只伸手一摸就能说出是什么骨头。
吴阶平过来诡秘地一笑说:“会摸还不算数,看我给你们表演一个新鲜的。
”只见他抓起一块骨头高高抛起, ‘啪”地一下接住,并不去看,问大家:“你们信不信,我能马上说出这是块什么骨头。
”同学们像看变戏法似地愣在那里,听吴阶平自问自答后一核对果然不错。
事后他承认,他是先做了准备,故意唬人家的。
吴阶平说:“我最讨厌死读书读死书。
”他恶作剧捉弄人的事不断有,同学们只觉得他脑子灵,鬼点子多,并不怪他。
学寄生虫课的时候,他对死记硬背这个蚊子那个苍蝇的也不感兴趣。
这个淘气的学生又要出花招了。
他从饭厅里抓了一只苍蝇,用大头针插在软木塞上,盖上一个小试管,活像教学用的标本。
他拿着见人就问:“你看这是什么
”考遍全校都不认识。
吴阶平不由暗笑,拉起长声一顿一顿地说:“这叫家蝇,最普通的
” 在协和,人们激烈竞争,奋力往那个象牙之塔的尖顶上攀登。
考试的时候一般都得掉几斤肉,有的把床铺收起来督促自己彻夜苦读。
吴阶平可不同,他轻轻松松,也温课,但照样玩乐,按时进餐就寝,吃得香睡得稳。
阜外医院顾问、胸内科专家蔡如升教授曾和吴阶平同班,他说:“吴阶平不死读书,学习能抓住要点,灵活、有效,看起来他不用功,可是考试成绩总是好的。
”为此,他得过奖学金。
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按规定,要由全班成绩最好的学生举着标牌带领全班同学鱼贯入场,吴阶平就获得过这个荣誉。
自然界不总是风和日丽温暖如春,一个人哪有老是一帆风顺的呢
1939年吴阶平念到六年级了,病魔突然袭来,他患了肾结核,被切去右肾,不得不休学一年。
他没有向困难低头,一边养病,一边继续用他那灵活有效的方法读书学习,掌握新知识。
毕业是晚了一年,而吴阶平在协和八年打下的功底是深厚的。
定向起飞 “多思,探索,创新”——吴阶平思想性格的基本特征,从幼年起就有了雏型,协和八年进一步深化发展。
他学成毕业了,有本领了。
医生这种职业是“铁饭碗”,何况他是在被称为“金牌”大学的协和毕业的,那他捧的就是“金饭碗”了。
父亲给定下的“好好读书,将来凭本领吃饭”的目标,他超额完成了。
然而,吴阶平能安于挣钱吃饭吗
想想看,他在协和的八年,正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继而日本法西斯入侵,大片国土沦丧。
由于当时日美间的微妙特殊关系,美国人办的协和医学院还安着一张“安静的书桌”,成了亡国奴的中国学生们怀着矛盾的心情在那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医学书。
善于思考的吴阶平在反复琢磨: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敢来欺负我们
还不是我们弱
他曾经非常羡慕日本有一个明治维新,出了个伊藤博文,把日本变成了强国。
我们中国哪一天能强盛起来
他产生了一种新的追求和向往。
太平洋战起,吴阶平刚好毕业。
协和关门了,人们各奔东西,自谋出路。
我国最早的一位泌尿外科专家谢元甫教授在协和执教时最喜欢吴阶平这个学生,在他的影响和教导下吴阶平选了泌尿外科专业。
谢元甫离开协和到了中和医院 (北医大人民医院前身),把吴阶平也带了去。
吴阶平当住院大夫、住院总医生都干得很出色。
吴阶平最初接触我地下党是在1943年沦陷期间。
抗日战争胜利,他曾经高兴过,不久幻想就破灭了。
这时他又接触了几位中共地下党员,为他们治病,同时从他们那里接受了一些革命道理,开始认识了共产党。
他觉得眼睛明亮了。
当时,中国杰出的外科专家、脑外科专家关颂韬到北大医学院主持外科。
他要吴阶平帮助他去建立外科,一方面任外科讲师,一方面又兼任中和医院的住院总医生。
吴阶平欣然接受了。
谢元甫教授很爱才,1947年设法把吴阶平送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
吴阶平的导师赫金斯教授是一位现代肿瘤内分泌治疗的奠基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他十分赏识这个年轻的中国人,千方百计地要把吴阶平留在美国。
当时芝加哥大学正在大兴土木为赫金斯建科研楼。
赫金斯把一张蓝图摆在吴阶平面前,诚挚地指点着说:“这里是你的实验室……”赫金斯还许下诱人的优厚待遇,并动员吴阶平把家属接去。
然而吴阶平不为所动,他想的是谁能拯救在三座大山重压下灾难深重的祖国,对这一点他已有所认识。
拳拳赤子心,耿耿报国情使吴阶平态度鲜明地做了坚定的回答。
他连行李都没带,急匆匆赶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回到了祖国。
不到一个月,古老的北京城就迎进了浩浩荡荡的解放大军,吴阶平为报国有门而深感欣慰,从此开始谱写他大有作为的新的历史篇章。
吴阶平回到北京医学院,在第一附属医院治病、教学、搞研究。
三十多岁就当了副教授,又过几年成为教授。
他认为共产党尊重知识,爱惜人才,自己被充分信任,感到大有用武之地。
他当过外科主任、副院长。
1951年他率领北京抗美援朝志愿手术队在烽火连天的战斗中抢救危重伤员,成绩卓著,荣立大功。
他勤奋工作,屡有创见,未及“不惑”之年已成为我国第一流的外科专家,对我国泌尿外科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公认为学科带头人。
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吴阶平对人生的价值、理想和信念这些问题也做过一些哲理性思考。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共产党是怎样发挥着领导和核心作用,短短几年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果,吴阶平看在眼里,心中有数。
他在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也吸取了积极的营养。
他向党吐露了蕴积已久的真情。
难忘的1956年啊
他牢记着1月27日那天自己举起握紧的拳头在党旗下宣誓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情景。
这是一个科学家经过多年认真的观察与思考作出的严肃选择;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思想上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吴阶平和许多科学家一样,头脑冷静,勤于思维,不苟言笑,乍一看是一副近乎冷峻的面孔;这时候从他脸上还是看不出有多大变化,但是他的内心却不断升温,满腔激情化作无穷力量。
他觉得以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业务为起点,什么工作都在向着远方延伸,每前进一步就离那个大目标近一步。
政治不是空洞的概念,革命的任务不仅在认识世界,更要改造世界。
这不也正是一个科学家的天职吗
吴阶平的学生们说他是“先专后红”的典型,不仅向他学医学知识,还学习他对事物善于思考、分析和鉴别的科学的思想方法。
红与专的关系应该是很明确的,可有些知识分子还在犹豫,议论纷纷。
这自然是正常现象,那就让它继续作为人们的话题吧
吴阶平是成竹在胸的,他对新旧社会做过分析比较,鉴别过祖国和异邦,体会是深刻的。
事实教育并促使他树立了远大的理想,找到了称心可靠的归宿。
归来的吴阶平,把个人的理想、追求和成败得失的命运同祖国的最高利益拴在一起,把自己的一切溶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他感到天高地远心胸宽,翱翔驰骋任我行。
他进入了更高的思想境界,施展才智本领,如虎添翼,无尽的潜力喷薄而出。
吴阶平一向反对死读书,到底怎样活起来呢
他当初也不甚清楚;当了医生,开始接触实际才慢慢总结出了一些经验体会。
他感到知识并不给人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只有到实践里头去应用,经过不断的思考,才能提高自己的能力。
所以他认为首先要解决好实践、知识和思考结合的问题。
近代微生物学奠基人、法国著名微生物学家巴斯德的一句名言他牢记在心:“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他有意识地锻炼自己有个有准备的头脑,随时给自己提出问题,督促自己思考,养成思考的习惯,不犯“机会曾来敲门而未予理睬”的毛病,不放过任何提高自己的机会。
这成了他受用不尽的“法宝”。
当医生很不容易。
“修理”有各种特殊功能的高级动物的躯体,不像修机器,可以随意拆卸,在直观下进行。
一个医生技术是否高明,有无创新,往往取决于他能否善于思考,勤于探索。
急性阑尾炎本是常见的普通病,不难诊断,手术也简单。
吴阶平却不简单从事,他认真思考,仔细分析研究患者阑尾炎的部位是在肠子的左边,右边,上头,下头
虽然阑尾没有破,究竟对腹膜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阑尾里头有没有粪石
……尽量要求自己考虑得周密具体,然后做出诊断。
这种手术一般是成功的,但是吴阶平做的更“漂亮”,病人痛苦小,也避免了由于事先考虑不周会引起的其他毛病。
他觉得自己每做一次手术都有不同的新收获。
他对任何患者都是如此处置,不容自己只是习惯地照多年的老办法去做。
这样,不仅要认真思考,还要反复推敲。
有经验的医生深知疾病的复杂,自己还有很多不足,所以对待诊治工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当医生责任重大呀,这是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和人类健康的大问题。
吴阶平有独创性,做出了“五年超过十年”的业绩,得益于这个极富魅力的“有准备的头脑”。
伟大贡献 在北京医科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五十出头的顾方六教授谈起吴阶平的学术成果和突出贡献,崇敬亲切之情溢于言表。
他是吴阶平教授50年代初带出来的第一个研究生,一直跟随恩师学习、研究、出成果。
顾教授首先提到吴阶平教授1953年关于肾结核对侧肾积水的新概念,说这一创见使许多过去一直认为是双肾结核被判为不治之症的患者得到正确救治,重获新生。
这是泌尿外科学的一项突破性进展,立即在国内外受到高度重视,被广泛采用。
“早在1959年,吴阶平还设计了利用回盲肠进行膀胱扩大术,成功地应用于临床上膀胱挛缩的患者。
该手术在70年代甚至80年代欧美书籍和杂志上才作为最新的手术方法介绍给读者。
“50年代北医在吴阶平教授领导下,最先广泛应用经皮肾穿刺造影于诊断,并有应用经皮肾穿刺造口术的治疗病例,比起当今国际上时兴的经皮肾手术还要早。
当时肾上腺外科在国际上尚未普及,吴阶平在我国率先进入该领域,此项工作曾在日本医学界引起很大震动。
1961年9月在19届国际外科学会上,吴阶平明确指出皮质醇症 (即柯兴式综合症)的病状在多毛的同时常合并脱发,受到重视,他的报告为皮质醇症的诊断增添了新内容。
他对肾上腺外科突出的贡献是 60年代明确提出肾上腺髓质增生的新概念,并确认为独立的临床疾病。
发表在英文版中华医学杂志的论文被收入1979年《美国泌尿外科年鉴》;1983年吴阶平还首先在三十届国际外科学会上报告了患者术后长期随访的报告。
他提出的“小儿巨大肾积水的容量应以超过该年龄二十四小时平均尿量为标准”,这个标准已被泌尿外科界所公认。
70年代,他还设计了特殊的导管改进前列腺增生的手术,使经膀胱前列腺切除术的出血量大为减少,手术时间缩短,被称为“吴氏导管”,已在国内推广。
作为泌尿外科专家,他十分重视计划生育工作,1957年首创输精管结扎时向精囊灌注醋酸苯汞以杀死残存的精子,使术后立即达到绝育效果(过去一般手术后都须经两三个月才成)。
报告后立即在全国推广,有力地促进了计划生育工作。
有这么一段插曲:1956年的一天,吴阶平正在图书馆看书,我国著名妇科专家林巧稚教授迈着她那特有的轻盈快速的步子走过来,用浓重的福建官话说:“吴阶平啊,要搞计划生育了,女的归我,男的归你
”心有灵犀一点通。
吴阶平感到责无旁贷,拿出他善于思考的“法宝”,把能促进计划生育的男性方面的手段一一过脑,仔细推敲,很快想出了提高输精管结扎手术效能的新招儿。
说起这事来,吴阶平扬头哈哈一笑,说:“那有什么,只不过林巧稚敲了我一下,我动了动脑子就琢磨出来了。
说穿了,一钱不值。
”教授同志,过谦了。
这个有百年历史的老手术为什么过去就一直没人发展过呢
为什么在您“说穿”以后17年,美国在1974年才在医学刊物上把它做为新方法发表出来呢
这不正是您勇于探索,追求祖国、人民和人类科学进步的一片忘我之情的结晶吗
吴阶平的学生中当今有许多已经是教授、副教授,他们仍然被当年课堂上的情形吸引着:身材不高的吴教授在讲桌后站定,首先把目光投向所有在座的同学,全场立刻静下来。
他讲课效率高,讲得生动、具体,中心思想突出,思维逻辑严密,语言精炼富有哲理,引人入胜。
学生们人人爱听,认为有兴趣,易懂、好记。
临床医生们最爱跟吴阶平一起查病房,听吴阶平主持病例讨论会。
和讲课一样,他启发诱导并鼓励大家多思考多探讨。
人们最感兴趣的是吴阶平经常能从哪怕是一份常见病的病例记录或是一张普通的X光片上,发现和提出不寻常的问题,给人新的启示。
这样的活动常常是座无虚席,气氛十分活跃,同行和后辈都很受益。
吴阶平教授的魅力可不能用世俗的眼光去理解和衡量。
吴阶平领导的泌尿外科研究所是全国闻名的,几十年来培育了大批来进修深造的各地医生和研究人员,先后有120人成了各自单位的骨干,有些已卓有贡献,包括中山医学院的梅骅教授。
最感激吴阶平的还是那些深受其救命之恩的患者。
1982年9月11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武汉市雷江滨一篇文章,感谢吴阶平教授二十多年间两次亲自为她作手术,治好了她先天性膀胱尿道畸形的顽症。
她说,吴阶平教授这样平易近人,对待普通患者这样关心,这是一种多么认真负责的态度啊
他不愧是一名真正的医生
吴阶平也有过失败的教训,最初学做大夫由于疏忽,看病漏了检查项目,挨过老教授的批评;但更多的是成功后感到的宽慰和喜悦,使自己更加兢兢业业,尽职尽责。
最能慧眼识人的,莫过于我们心中的丰碑。
周总理赏识信赖吴阶平,多次派他主持完成国内外重大特殊的医疗保健任务。
1962年周总理派他率领中国医疗组去印度尼西亚为苏加诺总统治疗由于肾结石而使机能遭到阻障的左肾,经过4个月的努力,取得了十分完满的结果。
总统的私人医生、商业部长苏哈托专门把各国记者请到总统别墅,发表声明表示感谢,并介绍以吴阶平为首的中国医学专家们同记者见面(新华社于1962年5月7日发了消息)。
声明说,为总统进行治疗的维也纳医疗组曾经认为,总统的肾脏如果在三个月内或者最迟六个月内不能恢复机能,那么就必须动手术。
由于中国医疗组的治疗,苏加诺总统的健康情况极为良好,特别是他的左肾已恢复功能。
出此总统现在可以避免动手术了。
苏加诺总统和夫人设宴欢送中国专家。
吴阶平为此被授予印尼国家二级勋章。
从此后,苏加诺有个伤风感冒的,也要把吴阶平请去。
前两年一位南斯拉夫患者求诊,吴阶平治好了他的病。
他回国后广为传名。
后来南斯拉夫朋友来,有患病的,不管属于哪一科,都来找吴阶平。
这位多才多能的名医魅力好大,它的影响所及远远超过我们这960万平方公里了。
吴阶平几十年里在国内外担负种种特殊医疗保健任务,当有更多吸引人的故事,但非本文所能直言尽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