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拆除心墙”的800字以上的议论文
“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
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
”如何看待辛亥革命?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
”第一次历史性巨变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
这对辛亥革命是一个很高的评价,解决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定位问题。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人们对于辛亥革命的认识是不够的,往往讲它的消极和失败的方面比较多,讲它的历史意义和对中国历史的推动作用比较少。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有认识上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原因。
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林伯渠于1941年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讲道:“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
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
”林柏渠70年前讲这番话的时候尚且如此,当年的青年现在如果还健在,总得九十来岁了,今天的青年对辛亥革命认识不够也就不难理解了。
时代的原因: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没有得到改变,中国人民悲惨的境遇也没有改变。
所以,孙中山也常讲“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在民主革命阶段,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先进人士着重强调的常常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鼓舞人们继续奋斗去夺取胜利。
因此,以前对辛亥革命不足方面讲的比较多也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已经过了100年,中国人民已经站立起来并且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回过头来看,我们自然可以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作出更冷静、更全面、更客观的评价。
把辛亥革命看作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它的主要历史功绩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这是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于辛亥革命的表述。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到的苦难实在太深重了。
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并被迫签订《马关条约》。
此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
亲历过这场事变、建国后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吴玉章曾在回忆录中写道:“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
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二哥曾经痛哭不止……我们当时悲痛之深,实非言语所能表述。
”可见甲午战争的震动和影响之大。
但是事情的发展远未到此为止。
1897年冬,德国出兵强租胶州湾(今天的青岛),自此各国纷纷在中国强租领土,划分势力范围。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向一个国家发动战争,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此后,八国联军占领中国的首都——北京长达一年之久,并实行分区管制,居民要分别悬挂占领国的国旗。
这种耻辱,不能不深深刺痛中国人的心。
90年后还谈到:“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
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一九○○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
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
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接下来的1904年至1905年,日本和沙俄为了争夺在华利益,在中国东北进行了一场日俄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中朝两国历来唇齿相依,唇亡齿寒。
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又给了中国人很大的刺激。
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濒临灭亡的边缘。
长期以来,清政府以“天朝大国”自居,许多国人盲目自大、安于现状。
即便鸦片战争后,中国已开始沦为半殖民地,但一般人的认识还是不足,危机意识仍不强。
1894年,孙中山成立了兴中会,第一次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
第二年,改良派的严复写了一篇《救亡决论》,最先喊出了“救亡”的口号。
陈天华在《警世钟》中说:“要革命的,这时可以革了,过了这时没有命了”,反映出当时中国人那种焦虑和急迫的心情。
如何改变这样的危局?中国的出路在何方?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维新变法等许多尝试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此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
他不仅首先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而且组建成立了同盟会,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也就是要实现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并且要通过革命的手段来实现。
这在当时是最进步的思想,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
所以,同志也说过:“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辛亥革命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但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直把自己看作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君主仿佛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顶巅。
《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就得要有“舍得一身剐”的勇气,一般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而辛亥革命砍掉了皇帝这个封建社会的“头”,整个旧秩序就全乱了套。
从此以后,从北洋军阀到蒋介石南京政府,像走马灯那样一个接一个登场,旧社会势力却再也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比较稳定的政治秩序来。
这样的状况和辛亥革命以前显然不同。
有人评价辛亥革命导致了中国军阀割据,社会更加混乱。
似乎革命只能破坏旧的,却建立不起新的来,徒然造成社会的混乱,妨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实现。
这其实是一种目光很短浅的看法。
实际上,辛亥革命将清政府打倒后,旧势力只能用赤裸裸的野蛮的军事强权来维持统治,显然这种方法是无法持久的。
而且,军阀混战使旧统治势力四分五裂,也有利于以后人民革命的开展。
辛亥革命带来了民主意识的高涨和思想的大解放民主意识就是指国民对自己在国家中所处地位的认识。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在其中特别提出要写上“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是他最看重的一点。
虽然，中华民国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当家作主的现实,但提出而没有实现同根本没有提出两者的差距相当大。
民众的心理发生了很大变化,认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了。
所以民国成立后,各种政治团体纷纷成立,报刊杂志空前活跃起来,群众活动多了。
可以这样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因为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创造的这种社会氛围和民众心理状态,五四运动很难发生。
另一点是思想的解放。
辛亥革命将过去被看得至高无上的皇帝推翻了,连皇帝都可以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过时的东西不能怀疑、不能推倒呢。
陈独秀在《新青年》写了一篇《偶像破坏论》说:“其实君主也是一种偶像,它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奇出众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作元首。
一旦亡了国,……比寻常人还要可怜。
”五四运动时期对许多旧事物的怀疑和批判,同辛亥革命带来的思想解放有很大关系。
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先行者提出的民主共和等历史功绩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从近代历史上说,太平天国洪秀全做了天王实际上还是皇帝;戊戌变法是想靠一个好皇帝来实现;义和团运动打的还是扶清灭洋的旗号。
从世界范围来说,世界大国实行共和政体的只有美国和法国,其他的都不是共和政体。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有弱点和不足。
首先,没有一个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没有足够的认识,单纯的认为推翻清政府就成功了,结果清朝一倒台就失去了继续前进的共同方向和动力,没有根本解决反帝反封建的问题,没有能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其次,没有广泛地发动群众,特别是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工农大众。
辛亥革命的主干力量是受过近代教育的爱国青年。
他们在会党和新军中做了许多工作,开展了有力的革命宣传,博得了相当广泛的同情。
这是武昌起义后能够迅速得到多数省响应的原因所在。
它在一定程度上发动了群众,所以能取得一定的成功。
但它并没有能依靠和发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特别是在农村没有一个大变动。
而没有中国最广大的农民参加和支持,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面前就觉得自己势单力孤易于妥协,这是它失败的重要根源。
再次,同盟会是一个相当松散的组织,成员复杂,当革命取得初步胜利后,内部就四分五裂,无法形成一个把革命推向前进的坚强核心。
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没有一个能提出科学的明确的革命纲领、能依靠和发动最大多数群众、由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坚强有力的政党。
因此,尽管辛亥革命取得了那么大的成绩,但仍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这也迫使许多投身过这场革命或受到它影响的爱国者不能不严肃地重新思考国家社会的许多根本问题,寻找新的出路。
走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和第三步。
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从正反两个方面,为五四运动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直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2000字历史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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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首先，推翻了清朝封建腐朽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其次，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制定了《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
再次，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法令，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最后，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对推动亚洲各国民族解放斗争有重大影响。
总之，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一方面，客观原因是国内外反动势力过于强大。
另一方面，主观原因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性：首先，缺乏彻底反帝反封的勇气和力量；其次，没能提出明确而完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再次，没能发动农民革命；最后，没有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
辛亥革命历史教训：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第一，说明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第二，宣告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终结；第三，表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亥革命的历史评价 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
作者认为，过去的估计常常过低。
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
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
对反动的清朝政府，是象革命派那样抛头颅洒热血去推翻它，还是象立宪派那样维护它
这是根本的道路问题。
在这点上立宪派的方向是错了；但对它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也不能予以否定。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强烈地激动过一代人心的辛亥革命，离现在已经整整七十年了。
随着岁月的消逝，当年种种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可是，对这场革命的功过得失，在国内以至国外一直还有着不同的议论。
这篇文章，不准备全面地探讨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只想就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林伯渠同志曾经很有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
”（《荏苒三十年》）林老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
他这段语重心长的话，说得何等中肯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可以举出很多条。
其中突出的一条，就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我们不能把从君主专制到建立共和国，只看作无足轻重的政体形式上的变化，甚至只看作是换汤不换药的招牌的更换。
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
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
多少年来，至高无上的君权一直是封建主义的集中象征。
人们从幼年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
“国不可一日无君”。
君主成了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顶颠的最高代表。
每个人在这种制度面前，必须诚惶诚恐地遵守“名分”，不容许有丝毫逾越。
这就是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河南程氏遗书》卷五）谁要是敢有一点怀疑，轻则叫做“离经叛道”、“非圣无法”，重则成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那就得有“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气概，一般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到了近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急遽激化，使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和变化中。
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前仆后继。
但是，直到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前，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来。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
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
义和团运动的口号更只是“扶清灭洋”。
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爱国救亡，介绍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政治制度到中国来，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
可是，他们把忠君和爱国看作是一回事。
康有为那些声泪俱下、处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的话，是最能打动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心的。
而那时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除法美两国外，英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沙俄等等无一不保留着君主制度。
所以，康有为提出以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作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在许多人看来是很有理由的。
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破天荒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
孙中山在几次演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
”（见《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
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
”（见《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1905年8月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明确地把“创立民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之一。
它在第二年冬颁布的《革命方略》更是响亮地宣告：“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
”“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这在当时确实是石破天惊之论
比一比，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 是何等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
他们坚韧不拔地通过报刊鼓吹、秘密宣传，使这种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
到辛亥革命爆发时，推倒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任何反动势力都已无法把它再扭转过来了。
辛亥革命果真把“皇帝拉下马”了，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倒了。
这一下，真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
它带来的直接后果，至少有两条。
第一，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
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有个头，那就是皇帝。
它是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是反动统治秩序赖以保持稳定的重心所在。
辛亥革命突然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反动统治就乱了套了。
这以后，从袁世凯到蒋介石，象走马灯似的一个接着一个登场，却始终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来。
不用说人民革命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就是反动阵营内部也无法再保持统一。
这自然有很多原因，而辛亥革命在这里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无法抹煞的，它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
第二，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
皇帝，该算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了。
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夜写过一篇《偶像破坏论》说道：“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象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
这等亡国的君主，好象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
但是这等偶像，未经破坏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算少么
”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
尽管辛亥革命后，一时看来政治形势还十分险恶，但人们又大胆地寻求新的救中国的出路了，再加上十月革命炮声一响和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不久便迎来了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
中国封建势力的统治，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
推翻它，消灭它，决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
辛亥革命诚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始终应该有一个清醒的估计），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了，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
这种不朽的业绩，难道不值得我们今天给予热情的歌颂吗
而过去长时期中，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确如林伯渠同志当年所说的那样，常常被过低估计了。
这里，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时代的原因。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革命尚未成功”。
这是事实，因此，在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阶段，许多同志着重强调的常常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点，来鼓舞人们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继续奋发向前，去夺取胜利。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强烈地感受到的也是这一点。
这在当时是对的。
可是这一来，对辛亥革命在历史上的巨大功绩，就常常来不及作出足够的估计，甚至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贬低了。
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极左思潮泛滥，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仿佛就成了替资产阶级涂脂抹粉的莫大罪过。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更谈不上对辛亥革命作出公正的评价。
现在该是时候了
辛亥革命离我们已经有一百年了。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也已被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推倒了。
我们完全应该也可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作出更加实事求是的评价来
辛亥革命到底算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呢
可以这样写吧
首先，阐述历史背景，历史人物，以及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历史事件等等，其次，谈谈自己对它的观点和看法。
最后，深刻的强调对现在的启示 例如：五四运动是历史大趋势的产物 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 解放运动。
为什么二十世纪到来后不久，在中国大地上会发生这样一场 以爱国救亡和思想解放为主要内容的规模空前的群众性运动
它 不是突然发生的，更不是任何人所能制造出来的。
可以说：这以 前的全部历史，已为这场运动的到来作了充分的准备。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在西方列强侵略下，中国一 步步丧失独立的地位，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中华民族 蒙受了巨大的屈辱。
人民在痛苦地哭泣着、反抗着。
十九世纪和 二十世纪之交，这种沉沦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带给中国人心灵上的创痛，是以往历次 对外战争失败难以比拟的。
曾经亲身经历这场事变的吴玉章沉痛 地回忆道：“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 我的二哥曾经痛哭不止。
”“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
它使 全中国都为之震动。
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 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 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
”战后，西方列强以为中国这条“破船” 快要沉了，纷纷扑过来，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
当历史进入二十 世纪时，八国联军武装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北京。
这一连串令人惊 心动魄的事件，竟发生在短短的五六年内。
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在每个热爱祖国的中国人的心头。
人 们再也无法沉默，无法继续忍受下去了。
爱国救亡和思想解放， 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开始被提到突出的位置上来。
最早提出“ 救亡”的，是严复1895年的一篇文章。
孙中山比他看得更远 ，前一年在檀香山兴中会宣言里就提出了“振兴中华”这个激动 人心的目标。
怎样才能将中国从绝境中拯救出来
人们普遍意识 到：不能再照老样子生活下去了，必须在各方面来一个大的变革 。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经历的第一次 历史性巨变。
人们为什么不惜作出任何牺牲，一定要奋起革命
中心的一点，就是要救亡图存，振兴中华。
他们当时认为：中国 之所以会沦落到如此地步，就是因为有一个专制、腐败、卖国的 清朝政府在统治着，只要把这个政府推倒了，中国就可以获得新 生，一步步建设成一个现代国家。
他们把革命看做是为建设扫清 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 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
这次革命 也带来一次思想解放。
皇帝，历来被看成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 侵犯的，如今也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 抛弃掉呢
但是，历史前进的路程是曲折的。
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旧中 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
日本企图灭亡 中国的“二十一条”出笼，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一幕幕丑剧 紧锣密鼓地上演。
中国的状况仍在一天天坏下去。
周围仿佛一片 黑暗，看不到它的尽头。
有志气的爱国者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前进 的脚步，在遍布荆棘的崎岖道路上毫不气馁，开始了新的探索。
他们痛定思痛，从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入手，认为共和 制度所以不能真正得到巩固，根本原因在于缺少一场对旧思想、 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
陈独秀写道：“我们中国多数国民 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
”“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 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 。
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 的。
” 要救亡图存，要变革，要在思想上来一个解放，这已成为二 十世纪初的中国谁也阻挡不住的时代潮流。
五四前夜的初期新文 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
它的到来 是不可避免的。
民主和科学是专制和迷信的对立物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旗手陈独秀，在他创办的风靡一时的 《新青年》杂志上喊出的最响亮口号，是民主和科学。
他写道： “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 也。
”他又写道：“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 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
”他有一段名言：“追 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 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 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 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 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 “民主”和“科学”（也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提出，是 切中时弊的。
民主的对立物是专制，科学的对立物是迷信，这正 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遗留的恶果。
它在中国社会里有着盘根错 节的巨大势力和影响。
向这两个大敌全面宣战，需要极大的勇气 。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批判 ，其尖锐彻底的程度、所向无前的声势，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的。
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小说《狂人日记》，有一段脍炙 人口的话：“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 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
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 ，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狂 人日记》不仅是新文化运动中真正以白话文从事小说创作的第一 篇，在新文学运动中有着里程碑的意义，而且就其对旧社会、旧 文化鞭挞的精辟深刻来说，在当时也可说无与伦比。
《新青年》的影响不断扩大。
各地拥护新文化运动的刊物风 起云涌般相继出版。
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家庭革命等口号的提 出，使运动触及的社会面远比辛亥革命更为广泛。
这次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大讨伐，起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 ，使许多原来处在麻木不仁状态的人猛然惊醒过来。
短时间内， 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对新旧事物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
它清 扫了旧地基，为人们接受新思想作了重要准备。
以《新青年》为 代表的初期新文化运动对中华民族觉醒的重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
当然，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旧思想、旧文化，决不是一两 次猛烈的讨伐和冲刷就能清除干净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 。
人们对民主和科学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也在逐步深化。
中国 民众的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
要求民主如果只停留在少数学者和 知识青年的狭小圈子里，那么，不管议论如何激烈，仍然只是少 数人的民主，谈不上真正广泛的人民民主。
在五四运动初期，由 于中国社会条件的限制，只能做到这样，但它是不够的，需要继 续前进。
科学，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实际。
这同样不是单靠少数人 坐而论道就能解决的，需要投身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反复经受 检验才能做到。
五四时期的先进分子，就是循着这个方向不断前 进的。
从个性解放到改造社会 五四运动前夜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是在西方近代民主主义的 旗帜下进行的。
他们用来反对旧文化、旧礼教的思想武器，主要 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独立人格”和“个性解放”。
他们把个人的 权利看得高于一切，认为：“社会集多数小己而成者也。
小己为 社会之一员，社会为小己所群集。
故不谋一己之利益，即无由致 社会之发达。
”陈独秀写道：“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 而丧失，他何足言
奴隶道德者，即丧失此中心，一切操行，悉 非义由己起，附属他人以为功过者也。
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 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 。
”他们的着眼点还只在个人利益，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他 们所追求的还只是个人的解放，而不是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但 用这种思想来反对专制和迷信，仍有着巨大的进步作用。
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思想武器，并不能从根本上给灾难深重 的中国人民指明真正的出路。
那时候，挪威作家易卜生在中国有 很大的影响。
胡适在1918年写了《易卜生主义》，说：“易 卜生最可代表十九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故我这篇文章只 写得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
”易卜生有一个著名的剧本 《娜拉》，女主人公娜拉不愿意做“丈夫的傀儡”而离家出走。
有人称赞这个剧本表现了“女性的自觉”。
鲁迅却作了一篇《娜 拉走后怎样》的讲演，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从事理上推想起 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因为如 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 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 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
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 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他 在后面又说：“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 。
”这些话是辛辣的，但显然是更清醒而现实的认识。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当时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 势力是强大的，中国社会的现状是那样黑暗和腐败，决不是任何 个人奋斗所能改变；离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对绝大多数人来 说，也不会有什么个性解放可言。
如果只是从文化领域着手，停 留在这里，不进行社会的变革，同样会流于空谈，不能使中国的 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人们不能不继续向前探索。
于是，“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逐 渐响彻全国。
各种报刊纷纷参加社会改造和中国出路问题的讨论 。
改造社会的问题在思想界被提到如此突出的地位，成为先进青 年集中关注的焦点，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是第一次。
这表明人们对 问题的认识正从表层向更深层挖掘，是当时先进青年中产生新的 觉悟的表现。
从爱国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中国的现实社会必须改造，这在先进的爱国青年中已逐渐成 为共识。
但是，这个社会应该改造成什么样子，多数人最初却并 不清楚。
长时期来，许多爱国者一直钦慕西方国家的富强，把它们作 为中国仿效的榜样。
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从当时来说，确实也 没有其他可以效法的榜样。
但随着资本主义在近代的发展，它的 内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地暴露出来，贫富悬殊的状况令人触目惊 心。
二十世纪初，对欧美社会认真作过考察的孙中山已经认识到 只有国家繁荣富强这一个目标是不够的。
他写道：“欧美强矣， 其民实困”，“社会革命其将不远。
”社会主义思想，本来就是 在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内在矛盾日益暴露而又无法根本解决的情况 下产生的。
孙中山把自己提出的民生主义也称为社会主义。
尽管 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许多天真和模糊的地方，但他在许多人正 醉心于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便敏锐地看到西方社会不是完美无缺 的，存在着它的阴暗面，力求加以避免，并且热烈地同情社会主 义，同情劳动大众的命运，这在当时是十分不容易的。
隔不了几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劫后的欧洲留下的是满 目疮痍，是更加令人震惊的灾难和混乱。
这种状况，不能不使更 多的中国人感到震惊。
西方的社会制度在他们心目中顿时失却原 来那种耀眼的光彩。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又在许多人 面前树立起新的榜样。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队伍开始出现分化。
先 进分子们自然地得出结论：难道我们还要步着西方世界的后尘， 沿着这条老路再走一遍吗
为什么不能改弦易辙，采纳世界上更 新的学说，创立一种更加合理的社会
当时是北京大学学生的何 孟雄写下这样一段话：“欧洲资本主义的发达，工人及中产阶级 的沦到不幸的地步，我们中国在产业萌芽的时会，当然要对于欧 洲资本主义造出来的罪恶务宜具一种戒心，有旁的较好的法子当 然采取好的法子。
未见得资本主义是必经的阶段，即是资本主义 发展了，将来的革命是免不掉的。
难道劳动阶级铸定必需受资本 主义的痛苦吗
” 中国国内社会状况出现的新变动，也深化了这场中国要不要 社会主义的辩论。
那时候，张东荪主张：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 发展实业，不必再去谈什么社会主义。
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救 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
而增加富力就是 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
”他说：“空谈‘主 义’必定是无结果。
”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等立刻对他提出 批评。
他们说：中国要发展实业，要增加富力，在这一点上并不 存在争论；问题在于，增加的富力是使大多数人都能享受到幸福 ，还是只归少数人垄断。
他们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大多数 人得到幸福。
他们举出中国现实生活中已出现的实例说：“譬如 开滦煤矿、京奉铁道，总算是北方物质上的大工事，不但北方多 数人未曾因开滦煤矿、京奉铁道减少生活的苦痛，而且矿坑烧死 工人几百名，铁桥压死工人几百名，假使没有开滦煤矿、京奉铁 道，这几百工人或者还不至一齐惨死；可见只知开发物质文明， 却不用有益于多数人的主义去开发，即令各省都开矿筑路，也不 能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
” 当然，这些先进分子那时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还是相当肤浅的 ，他们还不可能指出民族资本的发展在现阶段有它的积极意义， 也不可能了解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国还是以后的事，更不可能 懂得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多么艰巨而复杂的事业。
但他们在当 时就尖锐地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果听任用资本主义的 方法来发展实业，结果将会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中国社会的 改造应该以社会主义为方向，要在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同时实现 人民共同富裕。
这些认识是十分重要的。
这是中华民族经过长期探索后产生的新的认识，形成的新的 理想和信念。
五四时期那样多先进分子奔集到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来，是不 难理解的。
他们是立志救国的忠诚的爱国者，怀着强烈的正义感 和历史使命感。
最初，传入中国的新思潮中，有社会主义、无政 府主义、工团主义、国家主义、自由主义等等，都曾在社会上产 生过不小的影响。
那些先进分子从对各种思潮的反复比较推求中 ，得出结论：只有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才能救中 国，别的办法都不能救中国。
随着对中国的具体国情逐渐有了更 清醒的认识，他们在不长的一段时间后又看清了应该先把反对帝 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作为现阶段的基本任务，但他们的长远目 标始终是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一个没有理想和信念的民族，是可悲的、没有前途的。
许多 先进分子从爱国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客观 规律所决定的。
一旦这种理想和信念在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中坚 定地树立起来，它就成为一种新的动力，使中国历史开始以新的 姿态大踏步向前迈进。
青年知识分子的道路 走在五四运动前列、起着先锋作用的，是一大群青年知识分 子，特别是青年学生。
青年学生在当时是刚刚形成不久的新一代知识分子。
他们生 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长期为民族的屈辱、社会的黑暗 和连年不息的内战而感到痛苦。
他们有着较多的近代文化知识， 视野比较开阔，容易接受新思想，许多人有着“以天下为己任” 的抱负和激情。
学校中的集体生活，也使他们更容易采取集体行 动。
直接导致5月4日爱国运动爆发的，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 和会上把战败国德国原在中国山东攫取的种种特权转让给日本。
消息传来，学生中久已郁积的愤怒一下子爆发出来了。
5月4日 ，北京大学等高校的三千多名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 。
当时散发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中写道：“我们的外交大失 败了
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
中国的领土破坏， 中国就亡了
”“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
”北洋军阀政府对学 生的爱国行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学生们向社会各界展开宣传， 取得公众的支持。
运动像野火一样，迅速从北京蔓延到全国，从 学生的抗议活动发展到工人罢工、商人罢市。
原来潜藏在中国社 会内部的巨大力量，仿佛从地平线下突然喷涌出来，这是过去没 有看见过的。
整个中国沸腾起来了。
一场把千百万群众卷进来的运动，就像平地一声春雷，使许 多原在睡梦中的人惊醒过来，唤起了人们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切 ，唤起了人们对新的社会理想的向往和追求。
学生们去街头演说 ，到工人区进行调查，举办平民学校，冲破以往知识分子的狭小 圈子，接触社会，发现在自己周围还存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 开始看到自身存在的弱点，明白在改造社会的同时也需要改造自 己，于是提出要把“小我”融于“大我”之中，奉献给“大我” 。
运动的高潮稍稍过去后，许多人又逐渐认识到：单凭一时的 热情和冲动，并不能解决如何救中国的问题，需要更多的理性和 思考，需要正确学理的指导。
人们头脑中积累了大量的问号，要 求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
各种新的刊物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五 四后的一年间达到四百种之多。
研究新思想的团体也纷纷成立。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中文全译本，1920年以前连一 部也没有。
这时，国内出现了两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一个 是北京，一个是上海。
在北京，1920年初，由李大钊主持， 北京大学一些学生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开始是利用从北 大图书馆借来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以及与此有 关的一些书籍，分别阅读。
不懂外文的同志，则请通晓外文者帮 助他们。
再过一个时期，又筹集了一些资金，买了一批书籍。
学 习的人渐渐多了，于是就在1921年11月17日的《北京大 学日刊》上公开宣布，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列名 这个研究会发起人的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罗章龙、刘仁静 等都是五四运动时期青年学生中的积极分子。
在上海，1920 年5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除陈独秀等外，李达、陈望道 、李汉俊等是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
这两个中心，同湖北、湖南 、山东、广东和海外一批受过五四运动深刻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 起联系。
1921年7月，也就是五四后两年多一点时间，中国 共产党成立了。
李达回忆道：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思想准备， 组织准备都有。
但是思想准备非常之快，只是二、三年的功夫， 这是中国的特点。
因为中国人民已经经过了多年的教训，完全懂 得别的路不行”。
他们作出自己的抉择，是以多年实践检验过的 事实为依据的，是经过深思熟虑才确定下来的。
五四运动为中国 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条件。
八十年的时光，很快就流逝过去了。
回顾八十年前我们的先 人经历过的这段扣人心弦的历史行程，不能不令人兴起无穷的感 慨。
在那一代青年人周围，是令人感到窒息、令人满怀悲愤的黑 暗环境。
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已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
对有志气的 爱国青年来说，剩下的只能是置个人生死安危于度外的英勇拼搏 。
他们面前的现实任务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他们心中 期待着的是在未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
今天，中 国的状况同当年相比已发生根本的变化，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 民共同富裕已成为现实的奋斗目标，人们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集中全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奋斗。
重温往昔的历史 ，无疑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怎么评价辛亥革命的影响才恰如其分。
20世纪初，清统治危机日益加深，同时帝国主侵略与压迫也愈加严重如此历史背景之下产阶级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其中著名的辛亥革命也在这时爆发了。
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属于社会革命范畴，而社会革命的实质是：革命阶级推翻反动统治，用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腐朽的社会制度，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得到根本进步。
从这个实质来看，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的统治，但在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上，它并没有使之得到根本改观。
首先从政治方面来看，南京临时政府虽是一个资产阶级当政的政府，但它的生命只有短暂的三个月，其后虽号称民国，但在袁世凯的统治下，其实质是为了旧封建军阀专制统治，这与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有什么区别
辛亥革命在政治上的改革不彻底，就连孙中山本人也不得不承认，1923年，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中，承认：“满清鼎革，继有袁氏，洪宪堕废，乃生无制一方小朝廷，军阀横行，政客流毒。
党人附逆，议员卖身，有如深山蔓草，烧而益身。
”由此观之，这哪里还有什么民主可言
在经济方面，辛亥革命虽使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有所提升，但这也只是一个短暂的春天。
杨铨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有如下一组数据对比：辛亥革命前后两个时期的公司资本总额对比，上海缫丝业在1893年华商有8个厂，资本总额共135万两，每厂平均资本为16875万两，而在1912年华商47个厂，资本共计282万两，每个厂平均资本却少了10万余两。
实际上辛亥革命时期新增企业多为力量弱小的中小资本，这并未使中国摆脱贫困。
说到思想文化方面，先让我们来看看鲁迅的《祝福》里的一段话：“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亦是如此。
”可见中国农村并未发生什么新变化，说明阶级关系照旧，风俗习惯依旧，人们思想意识陈旧，封建势力和封建迷信对中国人民统治依旧。
辛亥革命虽推翻了皇权思想，但没有对封建思想进行全方位，正面冲击，从这方面说，辛亥革命也是不成功的。
作为社会革命，辛亥革命是一次很不彻底的革命，它并未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未使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得到根本变革，社会未发生质的飞跃；它并未使中国得以彻底改造，革命的预期目的并未实现，所以我认为辛亥革命是失败的。
人们对辛亥革命的评价
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
作者认为，过去的估计常常过低。
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
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
对反动的清朝政府，是象革命派那样抛头颅洒热血去推翻它，还是象立宪派那样维护它
这是根本的道路问题。
在这点上立宪派的方向是错了；但对它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也不能予以否定。
＊ ＊ ＊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强烈地激动过一代人心的辛亥革命，离现在已经整整七十年了。
随着岁月的消逝，当年种种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可是，对这场革命的功过得失，在国内以至国外一直还有着不同的议论。
这篇文章，不准备全面地探讨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只想就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林伯渠同志在四十年前曾经很有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
”（《荏苒三十年》）林老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
他这段语重心长的话，说得何等中肯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可以举出很多条。
其中突出的一条，就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我们不能把从君主专制到建立共和国，只看作无足轻重的政体形式上的变化，甚至只看作是换汤不换药的招牌的更换。
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
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
多少年来，至高无上的君权一直是封建主义的集中象征。
人们从幼年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
“国不可一日无君”。
君主成了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顶颠的最高代表。
每个人在这种制度面前，必须诚惶诚恐地遵守“名分”，不容许有丝毫逾越。
这就是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河南程氏遗书》卷五）谁要是敢有一点怀疑，轻则叫做“离经叛道”、“非圣无法”，重则成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那就得有“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气概，一般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到了近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急遽激化，使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和变化中。
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前仆后继。
但是，直到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前，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来。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
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
义和团运动的口号更只是“扶清灭洋”。
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爱国救亡，介绍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政治制度到中国来，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
可是，他们把忠君和爱国看作是一回事。
康有为那些声泪俱下、处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的话，是最能打动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心的。
而那时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除法美两国外，英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沙俄等等无一不保留着君主制度。
所以，康有为提出以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作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在许多人看来是很有理由的。
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破天荒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
孙中山在几次演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
”（见《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
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
”（见《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1905年8月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明确地把“创立民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之一。
它在第二年冬颁布的《革命方略》更是响亮地宣告：“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
”“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这在当时确实是石破天惊之论
比一比，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 是何等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
他们坚韧不拔地通过报刊鼓吹、秘密宣传，使这种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
到辛亥革命爆发时，推倒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任何反动势力都已无法把它再扭转过来了。
辛亥革命果真把“皇帝拉下马”了，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倒了。
这一下，真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
它带来的直接后果，至少有两条。
第一，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
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有个头，那就是皇帝。
它是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是反动统治秩序赖以保持稳定的重心所在。
辛亥革命突然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反动统治就乱了套了。
这以后，从袁世凯到蒋介石，象走马灯似的一个接着一个登场，却始终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来。
不用说人民革命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就是反动阵营内部也无法再保持统一。
这自然有很多原因，而辛亥革命在这里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无法抹煞的，它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
第二，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
皇帝，该算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了。
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夜写过一篇《偶像破坏论》说道：“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象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
这等亡国的君主，好象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
但是这等偶像，未经破坏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算少么
”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
尽管辛亥革命后，一时看来政治形势还十分险恶，但人们又大胆地寻求新的救中国的出路了，再加上十月革命炮声一响和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不久便迎来了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
中国封建势力的统治，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
推翻它，消灭它，决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
辛亥革命诚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始终应该有一个清醒的估计），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了，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
这种不朽的业绩，难道不值得我们今天给予热情的歌颂吗
而过去长时期中，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确如林伯渠同志当年所说的那样，常常被过低估计了。
这里，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时代的原因。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革命尚未成功”。
这是事实，因此，在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阶段，许多同志着重强调的常常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点，来鼓舞人们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继续奋发向前，去夺取胜利。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强烈地感受到的也是这一点。
这在当时是对的。
可是这一来，对辛亥革命在历史上的巨大功绩，就常常来不及作出足够的估计，甚至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贬低了。
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极左思潮泛滥，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仿佛就成了替资产阶级涂脂抹粉的莫大罪过。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更谈不上对辛亥革命作出公正的评价。
现在该是时候了
辛亥革命离我们已经有七十年了。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也已被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推倒了。
我们完全应该也可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作出更加实事求是的评价来
二、关于立宪派的评价 同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有着直接联系，而在近年来被国内外学者谈论得很多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立宪派的评价问题。
一些同志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立宪派和革命派既然都代表资产阶级，因而在本质上或目标上是相同的，只是采取的方法有所不同。
或者说：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立宪派功大于过，它的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
国外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导致辛亥革命的胜利，立宪派起着主导作用，它所起的作用大于革命派所起的作用。
这就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革命派坚持以革命的手段、以武装起义的手段来推翻清朝政府，有没有必要
这是不是多此一举，或者是可有可无的
我想，无论如何不应该得出后面那样一种结论来。
讨论历史上的重大是非问题，决不能离开客观形势的全局、矛盾的焦点和当时把历史推向前进的关键所在等前提，而孤立地就一个一个具体问题来考察。
当我们把目光重新投向二十世纪初年时，那时的中国正处在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中。
山河破碎，国势危亟，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已处在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
亡国灭种的威胁，象一个可怕的阴影，时刻笼罩在每个爱国者的心头。
而当时统治着中国的清朝政府，不仅是封建势力的顽固堡垒，并且已变成“洋人的朝廷”。
煌煌上谕中公然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对人民的爱国行动却一味严厉地镇压。
这个反动政府的卖国和腐败，已经表演得淋漓尽致。
人们实在忍无可忍，再也无法对它有任何希望了。
对这样一个反动政府究竟抱什么态度
是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去推翻它
还是维护它，只乞求它作一些局部的改革
这是一个尖锐的、摆在每个爱国者面前、谁也回避不了的问题。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许多爱国者当年曾熬过多少不眠之夜，经历了多么痛苦的思想斗争，才毅然决然作出自己的抉择的。
黄兴在1902年和许多留学生一起到日本留学，寻求救国的真理。
当时，在留学生的房间里，对革命还是立宪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黄兴在辩论中，气极了，把手里的茶壶也摔了，表示他已经坚决地选择了革命的道路。
再读一读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林觉民的绝命书。
他在信中对妻子说：“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
”“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
“今日吾与汝幸双健。
天下人之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
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
”这种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这样高尚的革命情操，几十年后依然能那样强烈地扣动着每个读者的心弦
革命派认定：在这个政府的统治下，任何根本性的改革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不推翻这个卖国政府，中国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这是现实迫使他们得出的结论。
而立宪派却喋喋不休地要人们去向这个反动政府磕头请愿，希望它作一点局部的改革；并且一再站出来拦阻人们走向革命，威胁说：革命就会造成内乱，造成瓜分，是万万干不得的。
梁启超甚至说：“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四册）他们在当时激起无数爱国者那样强烈的愤慨和反对，是毫不奇怪的。
不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无情的批判，就谈不上有以后革命的胜利。
这场辩论，从二十世纪初年开始，到1906年的《民报》和《新民丛报》的论战达到了高潮。
辩论的结果，革命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到这年年底以后，双方的重点都转入实际行动：革命派到南方发动武装起义；而立宪派先后组织预备立宪公会、政闻社，以后发展到请愿立宪运动。
这事实上仍然是那场辩论在实践中的继续。
这当然不是什么局部性的枝节问题，或只是什么方法之争，而是鲜明对立着的两条道路。
事实证明：革命派的方向是对的，立宪派的方向错了。
我想，这样说并不是“老生常谈”，而是不能不说的前提。
否则，辛亥革命中先烈们所流的鲜血就成了多余的。
这不仅将使先烈们难以瞑目于地下，而且是非不明，连后生者也会在心中感到严重的不安。
还需要指出：立宪派代表的是上层资产阶级，并且是刚由或正由地主阶级转化而来的那部分上层资产阶级。
他们往往本身就拥有大量封建地产，并同封建官府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是地主和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的。
因此，他们两重性中的消极方面，不仅是一般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而且有浓重的封建性。
这又决定了他们的政治态度，在革命大风浪面前，常常竭力地反对革命，竭力地维护封建主义的许多东西。
这是它的反动的一面，而且是有着深刻的根源的。
那么，是不是要对立宪派全盘否定呢
不是。
应该承认，过去近代史的研究中对戊戌变法后的立宪派，常常采取一笔抹煞的态度。
对他们在思想启蒙、参加爱国运动等方面的积极贡献，没有给予应有的肯定。
对立宪派中的复杂情况，也缺乏具体的分析。
这是应该纠正的。
立宪派代表的既然是上层资产阶级，它还是资产阶级的一翼，并且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仍有这样那样的矛盾。
因此，在它的两重性中，既有消极的以至反动的方面，又有积极的方面。
这种两重性是贯串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全过程的。
例如，在宣传工作中，他们宣传过爱国，揭露过清朝政府的腐败政治，鼓吹过国民的责任，还介绍过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伦理学说，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
在行动上，他们参与或发动的一些爱国运动，对提高群众的觉醒程度也是有积极作用的。
就是立宪运动，也不能说客观上一点积极作用也没有起。
特别是，当时革命派着重进行的是革命必要性的宣传和武装起义的实际活动，对其它方面的宣传教育常常顾不上，有所放松。
同时，他们在内地不能公开活动，而立宪派一般是可以公开活动的。
在封建势力比较强固而革命派的力量还没有达到的地方，立宪派在启蒙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就更多一些。
这些，我们都应该公平地给予肯定的评价，不能抱着骂倒一切的态度。
立宪派内部的情况也是相当复杂的，需要作具体分析。
海外的康梁与国内的立宪派是有区别的。
就是国内的立宪派，成分也很复杂，至少有三种情况。
第一，是同铁路投资直接有关的那部分资产阶级。
特别是川汉路、粤汉路沿线那几省，不少人在铁路方面的投资比在工厂的投资要大得多。
后来，清朝宣布把铁路收归国有，这同他们的经济利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不能不起来拚命。
这部分立宪派表现得最激烈，积极贡献也比较多。
第二，主要是投资工业、农场等，受封建官府的保护也比较多，张謇就是代表。
他们特别害怕“秩序一破，不可回复”。
尽管在有些问题上对清朝政府有强烈的不满，但总的态度还是千方百计加以维护。
直至看到清朝必倒，旧秩序已无法维护，才改变态度。
第三，还有些经济落后的地区，实在没有多少资本主义，虽然也叫立宪派，其实与封建士绅没有多大差别，这些人有多少积极贡献就很难说了。
至于以个人来说，革命派中有后来变得很坏的，立宪派中也有后来变得很好的，这是另一个问题，这里不需要多说。
此外，在不同时期内立宪派的情况也有不同，特别是1910年冬第三次请愿失败后，它本身又有分化，正如有的同志指出过的：有的转向革命了；有的虽还不赞成革命，但对清政府绝望了；有的还在维护，直到大势所迫才改变态度；有的始终坚持反动。
这些，都应该如实地恰当地给予估计。
历史的现象总是复杂的。
列宁曾经指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
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
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
”（见《统计学和社会学》）历史研究工作者一定要从事实的总和去掌握事实，把一切恰如其分地放在应有的位置上。
否则，就会各持一端，各执一词，不利于问题的解决，甚至把问题引到不正确的路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