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文化的名言及解析
1、文化不能从上向下压,因为它应该是从下面高涨起来的。
——里德 2、文化的进步乃是历史的规律。
——约翰·赫尔达 3、文化的视野超越机械,文化仇恨着仇恨;文化有一个伟大的激情,追求和美与光明的激情。
——马大·安诺德 4、文化开启了对美的感知。
——爱默生 5、文化是,或者说应该是,对完美的研究和追求;而文化所追求的完美以美与智为主要品质。
——阿诺德 6、文化虽然不像文明那样具有地区的广泛性,但是,它相应地和各个国家的每一个人的喜、哀、乐具有更深刻的联系。
——森谷正规 7、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
—— 8、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经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垢政治和经济。
—— 9、有如语言之于批评家,望远镜之于天文学家,文化就是指一切给精神以力量的东西。
——爱献生 10、在这富有历史背景、富有高度私人秘密性的社会,人类的文化应是多彩多姿的。
——黑塞 11、智慧是知识凝结的宝石,文化是智慧放出的异彩。
——印度 12、中国的长斯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
—— 13、所谓文化,比起文明开化往往不过是掩蔽蒙昧无知的最后一层裱糊板。
——马洛利 14、任何一个文化的轮廓,在不同的人的眼里看来都可能是一幅不同的图景。
——雅各布。
布克哈特 15、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宗旨。
——高尔基 16、人生来本是一个蛮物,惟有文化才使他高出于禽兽。
——《世俗智慧的艺术》 17、克服民族性是文化的胜利。
——爱献生 18、道德文化有可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认识到我们应该控制自己的思想。
——Charles Darwin 19、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 20、不伴随力量的文化,到明天将成为灭绝的文化。
——邱吉尔
关于酒文化的历史典故
迎驾贡酒的由来 史载:汉武帝元封年间,约在公元前一○六年,武帝刘彻巡狩霍山,当时官民为迎武帝大驾,捧淠水精酿琼浆出城二十里以相迎。
帝饮后大悦,赞道此“迎驾酒天香液”也
迎驾贡酒因此得名。
五粮液 宋代(公元960年-1279年)宜宾姚氏家族私坊酿制,采用玉米、大米、高粱、糯米、荞子五种粮食酿造的“姚子雪曲”是五粮液最成熟的雏形。
到了公元1368年,宜宾人陈氏继承了姚氏产业,总结出陈氏秘方,时称“杂粮酒”,后由晚清举人杨惠泉改名为“五粮液” 茅台 历史上最早记载赤水河畔酿酒史的,为司马迁的《史记》。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公元前130多年,汉武帝刘彻饮到来自夜郎(今黔北一带)所产的名酒“枸酱”,情不自禁地赞曰:“甘美之”。
以后便有了汉武帝派大将唐蒙到贵州开拓夷道,专门绕道茅台所在的仁怀的历史,有道是“汉家枸酱为何物
赚得唐蒙益部来。
”茅台古称益部,而枸酱,经考证为仁怀赤水河一带生产的用水果加入粮食经发酵酿制的酒 【酒的起源 】 中国酒的历史,可以上朔到人类社会发展史的上古时期。
《史记.殷本纪》中便有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为长夜之饮”的记载,《诗经》中“十月获稻、为此春酒”和“为此酒春,以介眉寿”的诗句,都以人类不同的社会活动表明中国酒的兴起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了。
另据考古学家证明,在近现代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中,已有了专用的酒器,这说明,在原始社会,中国酿酒已很盛行。
有关酒的起源,历史文献记述有四种各据理论的说法。
上天造酒说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祖先就有酒是天上“酒星”所造的说法。
《晋书》中有关于酒旗星座的记载:“轩辕右角南三星日酒旗,酒官之旗也,主宴饮食。
”轩辕,中国古称星名,共十七颗星,其中十二颗属狮子星座。
酒旗三星,呈“一”形排列,南边紧傍二十八宿的柳宿入颗星。
明朗的夜晚,对照星图仔细在天空中搜寻,狮子座中的轩辕十四和长蛇座的二十八宿中的星宿一,很明亮,很容易找到,酒旗三星,则因亮度太小或太遥远,而用肉眼很难辨认。
酒旗星的发现,最早见于《周礼》一书中,据今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
二十八宿的廉洁,始于殷代而确立于周代,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伟大发现之一。
在当时天文科学仪器极其简陋的情况下,能在浩焱的星汉中观察到这几颗并不怎样明亮的“酒旗星”,给予命名并留下关于酒旗星的种种记载与传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猿猴造酒说 唐人李肇所撰《国史补》一书,对人类如何捕捉聪明伶俐的猿猴,有一段极精彩的记载。
猿猴是十分机敏的动物,它们居于深山野林中,出没无常,很难捉到,经过细致的观察,人们发现猿猴“嗜酒”。
于是,人们便在猿猴出没的地方,摆上香甜浓郁的美酒。
猿猴闻香而至,先是在酒缸前流连不前,接着便小心翼翼地蘸酒吮尝。
时间一久,终因经受不住美酒的诱惑,而畅饮起来,直到酩酊大醉而被人捉住。
这种捕捉猿猴的方法并非中国独有,东南亚一带的群众和非洲的土著民族捕捉猿猴或大猩猩,也都采用类似的方法。
猿猴不仅嗜酒,而且还会“造酒”,这在中国历史的典籍中都有记载。
清代文人李调元在他的著述中有“琼州多猿.....尝于石岩深处得猿酒,盖猿酒以稻米与百花所造,一百六轧有五六升许,味最辣,然极难得。
”的记载;清代的一本笔记小说中也道:“粤西平乐等府,山中多猿,善采百花酿酒。
樵子入山,得其巢穴者,其酒多至数百。
饮之,香美异常,名曰猿酒。
”无独有偶,早在明朝时期,这类猿猴“造”酒的传说就有过记载。
明代文人李日华在他的著述中,也有过类似的记载:“黄山多猿猱,春夏采花果于石洼中,酝酿成酒,香气溢发,闻数百步”。
昔年,《安徽日报》曾刊登老画家程啸天先生在黄山险峰深谷觅得“猴儿酒”的事情。
这些不同时代人的记载,都证明在猿猴的聚居处,常常有类似“酒”的东西发现。
由此也可推论酒的起源,当由果发酵开始,因为它比粮谷发酵容易得多。
酒是一种由发酵所得的食品,是由一咱叫酵母菌的微生物分解糖类产生的。
酵母菌是一种分布极其广泛的菌类,在广袤的大自然原野中,尤其在一些含糖分较高的水果中,这种酵母菌更容易繁衍滋长。
山林中野生的水果,是猿猴的重要食物。
猿猴在水果成熟的季节,收贮大量水果于“石洼中”,堆积的水果受到自然界中酵母菌的作用而发酵,在石洼中将一种被后人称为“酒”的液体析出,因此,猿猴在不自觉中“造”出酒来,是合乎逻辑与情理的。
仪狄造酒说 史籍中有多处提到仪狄“作酒而美”、“始作酒醪”的记载。
一种说法叫“仪狄作酒拨,杜康作秣酒”。
由字面看,是讲他们在作不同的酒。
“拨”,是一种糯米经过发酵加工而成的“酪糟儿”。
性温软,其味甜,多座于江浙一带。
现在的不少家庭中,仍自制醒糟儿。
醋糟儿洁白细腻,稠状的糟糊可当主食,上面的清亮汁液颇近于酒。
“林”,高梁的别称。
杜康作林酒,指的是杜康造酒所使用的原料是高梁。
由此看来,仪狄是黄酒的创始人,而杜康可能是高梁酒创始人。
另一种说法是“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成于仪狄”。
意思是说,自上古三皇五帝的时候,就有各种各样的造酒的方法流行于民间,是仪狄将这些造酒的方法归纳总结起来,始之流传于后世的。
仪狄是什么时代的人呢
比起杜康来,古籍中关於仪狄的记载比较一致。
例如《世本》、《吕氏春秋》、《战国策》中部认为他是夏禹时代的人。
那么,仪狄是不是酿酒的“始祖”呢
此说自古看法就不一致,甚至有与《世本》相矛盾的说法。
例如孔子八世孙孔驸,说帝尧、帝舜部是饮酒量很大的君王。
黄帝、尧、舜,部早于夏禹,早于夏禹的尧舜部善饮酒,他们饮的是推人制造的酒呢
可见,说夏禹的臣属仪狄“始作酒醪”并不确切。
事实上用粮食酿酒是件程序、工艺都很难的事,单凭一个人力量是难以完成的。
杜康造酒说 还有一种说法是杜康“有饭不尽,委之空桑,郁绪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代,不由奇方。
”意思是说,杜康将未吃完的剩饭,放置在桑园的树洞里,剩饭在树洞中发酵,有芳香的气味传出。
这就是酒的作法,杜康就是酿祖。
魏武帝乐府诗曰:“何以解夏,惟有杜康”。
自此之后,认为酒就是杜康所创的说法似乎更多了。
历史上杜康确有其人。
古籍中如《世本》、《吕氏春秋)、《战国策》、《说文解字》等书、对杜康部有过记载。
情乾隆十九年重修的《白水题志》中,对杜康也有过姣详的描述。
白水盟,位于陕北高原南录与开中平原交界处,因流经显治的一条河水底多白色头而得名。
白水县,系“古雍州之域,周末为彭戏,春秋为彭衙”。
“汉景帝建栗邑衙盟”,“唐建白水县於今治”,可见白水鼯历史的悠久。
相传这里曾出过“四大贤人”:一是黄帝的史官、创造文字的仓颉,出生于本县阳武村;一是死后被封为彭衙土神的雷徉,生前善削瓷器;一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发明者束汉人蔡伦,不知缘何因由也在此地留有坟墓;此外就是相传为酿酒的鼻祖杜康的遗址了。
一个黄土高原上的小小听城,一下子拥有仓领、雷徉、蔡伦、杜康这四大贤人的遗址,页可谓“人杰地灵”了。
“杜康,字仲宇,相传为鼯康家卫人,善造酒。
”康家卫是一个至今尚在的小村庄,西距孙城七八公里。
村逞有一道大沟,长约十公里,最宽处一百多米,最深处也近百米,人们叫它“杜康沟”。
沟的起源处有一眼泉,四周绿树环绕,草木丛生,名一“杜康泉”。
盟志上说“俗传杜康取此水造酒”,“乡民谓此水至今有酒味”。
有酒味故然不确,但此泉水质情冽甘墩却是事实。
清流从泉眼中汨汨涌出,沿著沟底流消,最后汇入白水河、人们称它为“杜康河”。
杜康泉旁边的土大土包,以砖培围护著,传说是杜康埋骸之所。
杜康庙就在坟墓左侧,凿壁为室,供奉杜康造象。
可惜庙与象均毁于一“十年浩劫”丁。
据县志记裁,往日,乡民每逢正月二十一日,都要组织“赛享”活动。
这一天热闹非常,措喜演戏,商贩云集,熙熙德接,直至日落西山人们方盍兴而散。
如今,杜康墓和杜康庙均已修整,杜康泉上已建好一座凉亨。
亭呈六角形,红柱录瓦,五彩飞檐,楣上绘著“杜康醉刘伶”、“青梅煮酒论英雄”等故事图画。
尽管杜康的出生地等均系“相传”。
但据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带发现的残砖断瓦考定,商、周之时,此地确有建筑物。
这里产酒的历史也颇为悠久。
唐代大诗人杜南于安史之乱时,曾挈家来此依其男氏崔少府,写下了《白水舅宅喜两》等诗多首,诗句中有“今日醉弦歌”、“生开桑落酒”等饮酒的记载。
酿酒专家们对杜康泉水也作过化验,认为水质适于造酒。
一九七六年,白水鼯人在杜康泉附近建立了一家现代化酒厂,定名为“杜康酒厂”,用该泉之水酿酒,产品名“杜康酒”,曾获得国家轻工业部全国酒类大害的铜杯奖。
清道光十八年重修的《伊阳显志》和道光二十年修的《汝州全志)中,也都有关于杜康遗址的记载。
《伊阳县志》中《水》条里,有“杜水河”一语,释曰“俗传杜康造酒于此”。
《汝州志》中说“杜康,在城北五十里,俗传杜康造酒处”。
《汝州全志》还裁有:“俗传杜康造酒处”叫“杜康促”,“在城北五十里”的地方。
今天,这里尚有一个叫“杜康仙庄”的小村,人们说这里就是杜康促。
“促”,本义是指石头的破裂声,而杜康仙庄一带的土壤又正是山石风化而成的。
从地限中涌出许多股清冽的泉水,汇入旁村流过的一道小河中,人们说这段河就是杜水河。
令人感到有趣的是在傍村这段河道中,生长著一种长约一厘米的小虾,全身澄黄,蜷腰横行,为别处所罕见。
此外,生长在这段河套上的鸭子生的蛋,蛋黄泛红。
此地村民由于饮用河水,竟没有患胃病的人。
在距杜康仙庄北约十多公里的伊川显境内,有一眼名叫《上皇古泉》的泉眼,相传也是杜康取过水的泉子。
如今在伊川县和汝阳县,已分别建立丁颇具规模的杜康酒厂,产品都叫杜康酒。
伊川的产品、汝阳的产品座同白水的产品合在一起,年产量已达数万吨之多,这恐怕是当年的杜康所无法想象的。
【酒之典故 】 欢伯:因为酒能消忧解愁,能给人们带来欢乐,所以就被称之为欢伯。
这个别号最早出在汉代焦延寿的《易林·坎之兑》,他说,“酒为欢伯,除忧来乐”。
其后,许多人便以此为典,作诗撰文。
如宋代杨万里在《和仲良春晚即事》诗之四中写道:“贫难聘欢伯,病敢跨连钱”。
又,金代元好问在《留月轩》诗中写道,“三人成邂逅,又复得欢伯;欢伯属我歌,蟾兔为动色。
” 杯中物:因饮酒时,大都用杯盛着而得名。
始于孔融名言,“座上客常满,樽(杯)中酒不空”。
陶潜在《责子》诗中写道,“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杜甫在《戏题寄上汉中王》诗中写道,“忍断杯中物,眠看座右铭”。
金波:因酒色如金,在杯中浮动如波而得名。
张养浩在《普天乐·大明湖泛舟》中写道,“杯斟的金浓滟滟”。
秬鬯:这是古代用黑黍和香草酿造的酒,用于祭祀降神。
据《诗经。
大雅·江汉》记载,“秬鬯一卣”。
〔传〕:黑黍也。
鬯,香草也,筑煮合而郁之曰“鬯”。
「笺」:秬鬯,黑黍酒也,谓之鬯者,芬香条畅也。
王赐召虎,以鬯酒一尊,以祭其宗庙,告其先祖。
白堕:这是一个善酿者的名字。
据北魏《洛阳伽蓝记·城西法云寺》中记载,“河东人刘白堕善能酿酒,季夏六月,时暑赫羲,以罂贮酒,暴于日中。
经一旬,其酒不动,饮之香美而醉,经月不醒。
京师朝贵多出郡登藩,远相饷馈,逾于千里。
以其远至,号曰鹤觞,亦曰骑驴酒。
永熙中,青州刺史毛鸿宾赍酒之藩,路逢盗贼,饮之即醉,皆被擒。
时人语曰,‘不畏张弓拨刀,唯畏白堕春醪’”。
因此,后人便以“白堕”作为酒的代称。
苏辙在《次韵子瞻病中大雪》诗中写道,“殷勤赋黄竹,自劝饮白堕”。
冻醪:即春酒。
是寒冬酿造,以备春天饮用的酒。
据《诗·豳风·七月》记载,“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传】:春酒,冻醪也。
宋代朱翼中在《酒经》写道,“抱瓮冬醪,言冬月酿酒,令人抱瓮速成而味薄”。
杜牧在《寄内兄和州崔员外十二韵》中写道,“雨侵寒牖梦,梅引冻醪倾”。
壶觞:本来是盛酒的器皿,后来亦用作酒的代称,陶潜在《归去来辞》中写道,“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
白居易在《将至东都寄令孤留守》诗中写道,“东都添个狂宾客,先报壶觞风月知”。
壶中物:因酒大都盛于壶中而得名。
张祜在《题上饶亭》诗中写道,“唯是壶中物,忧来且自斟”醇酎这是上等酒的代称。
据《文选·左思<魏都赋>》记载,“醇酎中山,流湎千日”。
张载在《酃酒赋》中写道,“中山冬启,醇酎秋发”。
酌:本意为斟酒、饮酒,后引申为酒的代称;’如“便酌”“小酌”。
李白在《月下独酌》一诗中写道,“花问、壶酒,独酌无相亲” 酤:据《诗·商颂·烈祖》记载,“既载清酤,赍我思成”。
〔传」:酤,酒。
醑:本意为滤酒去滓,后用作美酒代称。
李白在《送别》诗中写道,“借别倾壶醑,临分赠鞭”。
杨万里在《小蓬莱酌酒》诗中写道,”餐菊为粮露为醑”。
醍醐:特指美酒。
白居易在《将归一绝》诗中写道,“更怜家酝迎春熟,一瓮醍醐迎我归”。
黄封:这是指皇帝所赐的酒,也叫宫酒。
苏轼在《与欧育等六人饮酒》诗中写道,“苦战知君便白羽,倦游怜我忆黄封”。
又据《书言故事·酒类》记载,“御赐酒曰黄封”。
清酌:古代称祭祀用的酒。
据《礼·曲礼》记载,“凡祭宗庙之礼,……酒曰清酌”。
昔酒:这是指久酿的酒。
据《周礼·天宫酒正》记载,“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贾公彦注释说:“昔酒者,久酿乃孰,故以昔酒为名,酌无事之人饮之”。
缥酒:这是指绿色微白的酒。
曹植在《七启》中写道,“乃有春清缥酒,康狄所营”。
李善注:缥,绿色而微白也。
青州从事、平原督邮:“青州从事”是美酒的隐语。
“平原督邮”是坏酒的隐语。
据南朝宋国刘义庆编的《世说新语·术解》记载,“桓公(桓温)有主簿善别酒,有酒辄令先尝,好者谓‘青州从事’,恶者谓‘平原督邮’。
青州有齐郡,平原有鬲县。
从事,言到脐;督邮,言在鬲上住”。
“从事”、“督邮”,原为官名。
宋代苏轼在《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戏作小诗问之》中,写有“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的诗句。
曲生、曲秀才:这是酒的拟称。
据郑棨在《开天传信记》中记载,“唐代道士叶法善,居玄真观。
有朝客十余人来访,解带淹留,满座思酒。
突有一少年傲睨直入,自称曲秀才,吭声谈论,一座皆惊。
良久暂起,如风旋转。
法善以为是妖魅,俟曲生复至,密以小剑击之,随手坠于阶下,化为瓶榼,美酒盈瓶。
坐客大笑饮之,其味甚佳”。
后来就以“曲生”或“曲秀才”作为酒的别称。
明代清雪居士有“曲生真吾友,相伴素琴前”的诗句。
清代北轩主人写有“春林剩有山和尚,旅馆难忘曲秀才”的诗句。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八大王》一节中,也写有“故曲生频来,则骚客之金兰友”的词句。
曲道士、曲居士:这是对酒的戏称。
宋代陆游在《初夏幽居》诗中写道,“瓶竭重招曲道士,床空新聘竹夫人”。
黄庭坚在《杂诗》之五中写道,“万事尽还曲居士,百年常在大槐宫”。
曲蘖:本意指酒母。
据《尚书·说命》记载,“著作酒醴,尔惟曲蘖”。
据《礼记·月令》记载,“乃命大酋,秫稻必齐,曲蘖必时”后来也作为酒的代称。
杜甫在《归来》诗中写道,“凭谁给曲蘖,细酌老江干”。
苏拭在《浊醪有妙理赋》中写道,“曲蘖有毒,安能发性”。
春:在《诗经·豳风·七月》中有“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的诗句,故人们常以“春”为酒的代称。
杜甫在《拨闷》诗中写道,“闻道云安曲米春,才倾一盏即醺人”。
苏拭在《洞庭春色》诗中写道,“今年洞庭春,玉色疑非酒”。
茅柴:这本来是对劣质酒的贬称。
冯时化在《酒史·酒品》中指出了,“恶酒曰茅柴”。
亦是对市沽薄酒的特称。
吴聿在《观林诗话》中写道,“东坡‘几思压茅柴,禁纲日夜急’,盖世号市沽为茅柴,以其易著易过”。
在明代冯梦龙著的《警世通言》中,有“琉璃盏内茅柴酒,白玉盘中簇豆梅”的记载。
香蚁、浮蚁:酒的别名。
因酒味芳香,浮糟如蚁而得名。
韦庄在《冬日长安感志寄献虢州崔郎中二+韵》诗中写道,“闲招好客斟香蚁,闷对琼华咏散盐”。
绿蚁、碧蚁:酒面上的绿色泡沫,也被作为酒的代称。
白居易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诗中写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谢眺《在郡卧病呈沈尚书》中写道,“嘉鲂聊可荐,绿蚁方独持”。
吴文英在《催雪》中写道,“歌丽泛碧蚁,放绣箔半钩”。
天禄:这是酒的别称。
语出《汉书·食货志》下,“酒者,天子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
相传,隋朝末年,王世充曾对诸臣说,“酒能辅和气,宜封天禄大夫”。
因此,酒就又被称为“天禄大夫”。
椒浆:即椒酒,是用椒浸制而成的酒。
因酒又名浆,故称椒酒为椒浆。
《楚辞。
九歌·东皇太一》写道,“奠桂酒兮椒浆”。
李嘉**在《夜闻江南人家赛神》诗中写道,“雨过风清洲渚闲,椒浆醉尽迎神还”。
浆本来是指淡酒而说的,后来亦作为酒的代称。
据《周礼.天官,浆人》记载,“掌共主之六饮:水、浆、醴、凉、医、酏,入于邂逅,又复得欢伯;欢伯属我歌,蟾兔为动色”。
忘忧物:因为酒可以使人忘掉忧愁,所以就借此意而取名。
晋代陶潜在《饮酒》诗之七中,就有这样的称谓,“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犹进,杯尽壶自倾”。
扫愁帚、钓诗钩:宋代大文豪苏拭在《洞庭春色》诗中写道,“要当立名字,未用问升斗。
应呼钓诗钩,亦号扫愁帚”。
因酒能扫除忧愁,且能钩起诗兴,使人产生灵感,所以苏轼就这样称呼它。
后来就以“扫愁帚”、“钓诗钩”作为酒的代称。
元代乔吉在《金钱记》中也写道,“在了这扫愁帚、钓诗钩”。
狂药:因酒能乱性,饮后辄能使人狂放下羁而得名。
唐代房玄龄在《晋书·裴楷传》有这样的记载,“长水校尉孙季舒尝与崇(石崇)酣宴,慢傲过度,崇欲表免之。
楷闻之,谓崇曰,‘足下饮人狂药,责人正礼,不亦乖乎
’崇乃止”。
唐代李群玉在《索曲送酒》诗中也写到了“廉外春风正落梅,须求狂药解愁回”的涉及酒的诗句。
酒兵:因酒能解愁,就象兵能克敌一样而得名。
唐代李延寿撰的《南史·陈庆之传》附《陈暄与兄子秀书》有此称谓,“故江谘议有言,‘酒犹兵也。
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备;酒可千日而不饮,不可一饮而不醉’”。
唐代张彦谦在《无题》诗之八也有此称谓“忆别悠悠岁月长,酒兵无计敌愁肠”的诗句。
般若汤:这是和尚称呼酒的隐语。
佛家禁止僧人饮酒,但有的僧人却偷饮,因避讳,才有这样的称谓。
苏轼在《东坡志林·道释》中有,“僧谓酒为般若汤”的记载。
窦革在《酒谱·异域九》中也有“天竺国谓酒为酥,今北僧多云般若汤,盖瘦词以避法禁尔,非释典所出”的记载。
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先生对甘肃皇台酒的题词“香醇般若汤”,可知其意。
清圣、浊贤:东汉未年,曹操主政,下令禁酒。
在北宋时期李昉等撰写的《太平御览》引《魏略》中有这样的记载,“太祖(曹操)时禁酒而人窃饮之,故难言酒,以白酒为贤人,清酒为圣人”。
晋代陈寿在《三国志·徐邈传》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时科禁酒,而邈私饮,至于沉醉,校事赵达问以曹事,邈曰,‘中圣人’……渡辽将军鲜于辅进曰,‘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
邈性修慎,偶醉言耳’”。
因此,后人就称白酒或浊酒为“贤人”,清酒为“圣人”。
唐代季适在《罢相作》中写有“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的诗句。
宋代陆游在《溯溪》诗中写有“闲携清圣浊贤酒,重试朝南暮北风”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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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听爷爷说过:有餐饮文化有浪漫文化。
”因为那时年纪不懂味。
现在略懂了一些,却觉得把西洋文化说成浪漫文化,倒不如把西洋文化说成酒文化更准确一些。
西方人对酒的讲究如同中国人对饮食的讲究,切勿小而化之。
伏特加、白兰地、威士忌、金酒等,各有各的特色,自有自的喝法。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西方人喝的威士忌,而最精到的则是大名鼎鼎的英格兰人,他们喝威士忌可谓精中极精,奇中绝奇。
精,指的是精到。
奇,指的是喝法与文化。
精到,首先便是酒的储存。
提到西方酒的储存,人们便不由自主地想起那粗头尾细的胖胖的大木桶。
的确,欧洲人储存酒的大木桶堪称世界酒文化一绝,选材也极为奇特,木材要用十年以上的橡树的树干,据说这种木材可以减少酒的蒸发。
尽管这般绞尽脑汁,可事实仍不令人乐观,威士忌酒在木桶里储存期间,第一年便有4%的酒被蒸发了,此后每年还有1%的蒸发量,一桶储存了12年的威士忌,会有约1\\\/5的储量被蒸发,等于白白地扔掉了几十瓶的佳酿。
一桶百年威土忌几乎能蒸发掉1\\\/3的储量。
威士忌就靠着木桶内酒的蒸发量来证明自己的品质,这也不能不说是一奇妙之处吧! 不过也正因为蒸发损失大,使得本来就好酒成性的英格兰人更是痛心疾首,但为了尝到百年凝香,再幽默的英国人也只能无奈地戏称这1\\\/3的储量被天使享用了,算是特别奉献给上天的贡品。
要想知道威士忌的风味如何,则需等待十几年后才能确定。
以同样方法酿造的威士忌,有些演变为上乘佳酿,有些则完全不是滋味。
而这其中的妙处至今连酿酒商和化学家也得不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因此又为威士忌增添了一抹奇妙的色彩。
威士忌精到之二则在于英国人喝威士忌的方法。
威士忌的酿造过程是将麦芽用火烘烤继而发酵而成,在口感上的特点是浓烈的烟熏味和强烈的酒精味,喝得多了容易上火。
所以英国人在饮用这种酒时,都要在酒中加冰块,一边晃动一边喝,百合形的酒杯晃起来很雅致。
晃动是为了促使冰块融化,同时也为了荡出一种情趣,而百合形的酒杯则是为了让酒香凝聚起来。
冰块在悠悠晃动中撞击杯壁发出非常清脆动听的声响,英国人的浪漫也就存在于回响着威士忌交响乐的酒吧中了。
相比之下,中国人喝酒不注重英国人那种英俊潇洒的绅士风度,也不在乎英国人那种喝韵味的感觉。
中国有句俗话,曰:“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
”生动地反映出中国人喝的是感情。
其实中国人并非都是肚量大者,对酒也并非都有十分深厚的感情。
欧洲人可能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会有“中国碗酒”,那种酒压根儿不用酒杯,而是用碗来喝的。
当然,他们更不知道中国古代有一种铜制酒具,重不可举(达万斤之重),大不可环抱,要喝这里面的酒只有像牛饮水一样趴下身埋下头才可以喝到。
“牛饮”一词就引自这种壮观场面。
对中国人来说,酒的功用更多地体现在人际关系中,充当着人际关系的润滑剂。
酒桌上之所以会出现“牛饮”这种壮观场面,其实只为“感情”二字。
中国人碰杯,为“感情”干杯,中国人醉酒,为“感情”而“墙走我不走”。
中国人在酒桌上为“感情”而喝酒的那种壮观场面是欧洲人怎么也理解不透的。
欧洲的酒文化与中国人一比较,就显得纯洁一些,喝酒的动机也显得纯粹得多。
不论在任何时候,他们喝酒都是忘情的、自我的、个人主义的。
他们喝酒从不去理会别人的情绪,为自己“干杯”,为自己而醉。
这是中国人望而不及的。
奇,便奇在千奇百怪的威士忌酒名,这是英格兰威士忌神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伦敦一家规模宏大的城堡酒店,以提供八百多种不同风味的威士忌闻名于世,其中一些威士忌的名字十分奇特,如“王室御林军”“荒野里的茂密山丘”“原野的小路”“母猪的鼻子”“护照与通行证”……数不胜数。
中国人起的酒名和欧洲酒名是大不一样的,国人讲究“福顺”。
如“金六福”“五粮液”“古井贡”……太多太多了。
中国人讲究“吉利”,“又福又顺”讲究的就是“吉利”,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酒名起得非常吉利已成了一种民俗,也不逊色于西方吧! 这么说吧,欧洲人注重韵味,中国人注重吉利,各有千秋吧! 关于威士忌的文化故事,还有几个小插曲,品一下,颇有趣味。
人算不如天算,故事发生在1941年圣诞节前夕,一艘名为“政治家号”的远洋巨轮,因海上风暴在大西洋上撞到了暗礁,闻讯而来的附近小岛居民,干脆利索地将船上的26万多瓶威士忌席卷一空,并称其为“海风的圣诞礼物”。
据说至今为止,小岛上的人们仍在兴高采烈地享受着那些陈年佳酿。
香浓的威士忌少不了历史悠久的“闻酒鼻子”。
他们以鼻子辨别酒的质量好坏为英格兰一奇。
这群专业闻客平日并不饮酒,以保持高度的职业灵敏嗅觉,他们的宝贝鼻子是至关重要的饭碗保证。
《话说威士忌》一书的作者迈肯基先生有句名言:“爱情绝对不是令地球旋转的动力,唯有威土忌才能促使这个世界旋转如飞。
”足以证明西方文化是酒文化而并非浪漫文化了。
中国关于酒的故事倒也不亚于西方,如“诗仙”李白同样好酒,使得兰陵美酒名传中华,武松景阳冈上以酒壮胆斗猛虎的故事同样家喻户晓。
但这只是为中国豪迈的酒文化加了一些色彩,中国酒文化缺少的不是色彩而是韵味。
欧洲人进酒吧与中国人进酒馆更是大相径庭,一不为客人点酒,二不为客人买单,三不与客人碰杯,要是中国人这般待客,后果,可不堪设想。
说了这么多,我归纳了一下:欧洲人喝酒注重自我,感受第一。
中国人呢
感情大于一切,忘我大醉。
总归四个字:各有千秋! 我只找到那么多字的 张宁
古代“江湖”之含义
江湖一词出自<庄子.大宗师篇>:泉涸,鱼双与处于陆,相掬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什么是江湖
人即是江湖。
什么是江湖
恩怨即是江湖。
江湖是美丽的,在深夜的街头独自挥舞着刻着自己名字的剑,像风一样潇洒,江湖是无奈的,看着自己的师友至爱喋血黄沙,为报仇也只能十年面壁。
这就是江湖。
在江湖里,你可以和你的爱侣双剑合璧,共奏一曲“笑傲江湖”。
也可以凭着自己的绝顶聪明,找寻传说中的秘籍,练就绝世的武功。
或者开山收徒,成为受人景仰的宗师。
也可以打一把自己的剑,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成为传说中的孤独剑客。
等到完成了一些近于苛刻的条件,你就可以拜风清扬、张三丰、达摩祖师、王重阳、杨过这样的传奇人物,学到令人艳羡的武功。
江湖的称谓最早是由庄子提出的,出自《庄子 ,原句为“泉涸,鱼双与予处于陆,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原文意思是:泉水干涸后,两条鱼未及时离开,受困于陆地的小洼,两条鱼动弹不得,互相以口沫滋润对方,使对方保持湿润。
此时,两条鱼便缅怀起往日在江河湖水里自由自在,彼此不相识的生活。
而后古龙在一本武侠书中借杀手燕十三之口说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更成为惊世之言,至此,江湖的称谓为更多的人接受,也有了更深更广的内涵。
最终,还是由古龙先生为江湖的称谓做了总结: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
诚如斯言,记得徐克版的,那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水墨山水、纯真作品,因为任我行“只要有人,就会有恩怨”变得沉重。
追溯庄子,历来以寓言的形式阐述玄妙的真理,可谓寸字寸金。
江湖,而非溪海,正因为溪水不能容纳更多,给人的感觉更是潺潺细水、清澈见底,我们不能忍心看到浑浊;海,又失之巨大,猛烈而骇人,心中只有敬畏,感觉望而却步。
只有江湖,才能真正表现意境,江有溪之隽永绵长、且有奔渤之势,复杂的水境泥沙混杂;湖,另有海之深沉,无穷的生命蕴涵之中。
人之悲哀,就在于江湖。
“江湖”的词源 ——从陈平原谈到江湖文化第一元典 张远山 当代大陆学者的著作,我若非翻两页就看不下去,便是划上许多否定-性杠杠,以备一旦需要撰文批评,查找证据方便。
然而陈平原先生所-著,我不仅一口气读完,还划了不少肯定性杠杠-。
此书胜义颇多,如论侠客为何必佩剑、侠骨为何香如许,均予人启-发。
妙句也不少,如“‘山林’少烟火味,而‘江湖’多血腥气”;-“‘山林’主要属于隐士,‘绿林’主要属于强盗,真正属于侠客的-,只能是‘江湖’”;“中国文人理想的人生境界可以如下公式表示-:少年游侠—中年游宦—老年游仙”。
只可惜此书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尴尬:言必称“江湖”,却未能找到“江湖”的真正词源。
一 此书第七章开篇曰:“谈武侠小说,无论如何绕不开‘-江湖’……‘江湖’属于‘侠客’;或者反过来说,‘侠客’只能生-活在‘江湖’之中。
这种近乎常识的判断,其实大有深意。
只是人们-很少深入探究为什么‘侠客’非与‘江湖’连在一起不可。
”随后对-“江湖”一词进行了词源学探索。
陈平原对“江湖”一词的释义是:“‘江湖’原指长江与洞庭湖,也-可泛指三江五湖。
”这一浮泛释义的症结在于,他找到的最早出处是-秦以后的:“述范蠡‘乃乘扁舟浮于江-湖。
’”他显然知道,这不可能是“江湖”的词源,于是又自己加以-否定:“其中的‘江湖’即指五湖。
故又称范蠡‘-遂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
’” 由于没能找到“江湖”一词的源头,陈平原的以下解说就不得要领了-:“有感于范蠡的超然避世,后人再谈‘江湖’,很可能就不再只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三江五湖,高适诗‘天地庄生马,江湖范蠡舟’,杜-甫诗‘欲寄江湖客,提携日月长’,杜牧诗‘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其中的‘江湖’,就隐然有与朝廷相对之意,即隐士-与平民所处之‘人世间’。
‘江湖’的这一文化意义,在范仲淹如下-名句中表现得最为清楚: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1〕 从并非“江湖”一词之源头的西汉(尽管所述的是春秋末年-的范蠡),一下子跳到八百年后唐代诗人高适、杜甫、杜牧带有“江-湖”字眼的诗句,再跳到三百年后北宋范仲淹关于“江湖”的名言,-时间跨度千载以上,陈平原依然没能找到“江湖”的真正词源,因为-他找错了方向。
他应该到以前去找,而不是到《史记》以后-去找。
所有元素型的文化观念都必须到先秦典籍中找到源头才算数,-这应该成为学界的基本常识。
先秦之所以被称为轴心时代,就因为它-提供了后轴心时代的一切文化元素。
由于找错了方向,又实在无计可施,陈平原只好把“江湖”的词源问-题悄悄搁过一边,回到“笑傲江湖”本题:“《史记》为游侠作传,-没有使用‘江湖’这个词……唐人重新把侠客置于江湖之中,这一点-很了不起,基本上奠定了武侠小说的发展路向。
……唐代豪侠小说中-已出现‘江湖’这个词,并把‘江湖’作为侠客活动的背景。
”〔2-〕由此一路向下,一直论到二十世纪的新派武侠小说,论到金庸小说-。
由于对“江湖”的词源语焉不详,陈平原就给了读者-一个错觉,似乎“江湖”一词是迟至唐代豪侠小说才正式出现的。
二 “江”、“湖”两字分开使用时单独成词,作为专名固然特指长江和-洞庭湖,作为共名固然泛指三江和五湖,然而“江湖”一词既不是“-江”、“湖”两个专名分开解释后的简单相加,也与“三江”、“五-湖”的共名无关。
在中国文化中,“江湖”是一个意义特殊的专名,-“江”、“湖”两字仅仅是词素,不能单独成词,也不能分开释义。
-更重要的是,“江湖”这一专名的特殊意义,决非从唐代豪侠小说到-当代武侠小说对此词的事后追加,而是唐代以前的先秦时代早就有的-:民间社会的江湖文化与专制朝廷的庙堂政治相对。
因此并非先有“-侠客”,后有“江湖”,而是先有意义特殊的“江湖”,后有纵横笑-傲的“侠客”。
这是因为,此词的真正词源出自始终不被儒家中国承-认为正式经典的中国文化第一元典。
在和所有先-秦典籍中,都没有出现过“江湖”一词——不过说有易,说无难,海-内外硕学博闻者若有异议,切盼教正。
全书使用“江湖”一词凡七处,是汉语中最早出现的“江湖-”,按顺序依次如下: 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
-()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内篇·大宗师第六》,重言又见《外篇·天运第十四》) 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
(《内篇·大宗师第六》) 夫以鸟养养鸟者,宜栖之深林,游之坛陆,浮之江湖。
(《外篇·至-乐第十八》,重言之异文又见《外篇·达生第十九》) 夫丰狐文豹,栖于山林,伏于岩穴,静也;夜行昼居,戒也;虽饥渴-隐约,犹旦胥疏于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于罔罗机辟之-患。
(《外篇·山木第二十》) 以上五条(两条略)中哪条是“江湖”的原始出处
容我偷懒抄一段-拙著中的旧文: 庄子与韩非是针锋相对、不共戴天的两个先秦思想家,尽管庄子死后-数年韩非才出生。
但他们两个人的巨大天才,造成了中国两千年历史-中最大的两种力量:庄子左右了江湖文化,韩非主宰了庙堂政治。
—-—顺便一提,与庙堂相对的“江湖”一词,也源于《庄子·内篇·逍-遥游第一》的这个大葫芦寓言。
被人视为〃江湖〃一词出处的“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倒是出自《庄子·内篇·大宗师第六》。
-两个“江湖”虽然语意相近,毕竟还是第一个更符合后世通用的“江-湖”。
〔3〕 拙著《寓言的密码》之所以仅引两条,因为《庄子》内篇为庄子本人-亲撰,外篇为亲炙弟子据庄子遗稿与闻见整理编纂,杂篇为再传弟子-与庄门后学所发挥。
而且只有第一条直接论人(惠施),后四条(加-重言二条)皆以物(鱼、鸟、狐、豹)喻人。
所以我认为首条出现最-早,是“江湖”一词的真正词源。
江湖中国的通天教主庄子,无可争-议地拥有“江湖”一词的知识产权。
三 陈平原说:“‘江湖’的这一文化意义,在范仲淹如下名句中表现得-最为清楚: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实际-上是把伪经当成了真经。
出自《岳阳楼记》的范仲淹语,固然是关于“庙堂”、“江湖”的最-大名言,但它不仅不可能是“江湖”的词源,而且范仲淹的儒家立场-使他更不可能把“江湖”的文化意义解释清楚,而是一定会对“江湖-”的真正文化意义进行歪曲和篡改。
儒家庙堂所推销的政治人格是忠君牧民的“君子”,道家江湖所弘扬-的文化人格是傲视王侯的“真人”。
“江湖”的文化意义,与范仲淹-的儒家思想根本无法兼容,所以范仲淹对“江湖”的解释完全不足为-据。
范仲淹笔下的“江湖”并非文化中国的真江湖,而是政治中国的-伪江湖——这个政治中国的伪江湖立意要消灭的才是文化中国的真江-湖。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揭示的只是因失意而暂处江湖的真-儒家的卑琐政治人格,却远未揭示那些安居江湖、乐处江湖、傲立江-湖的真道家的伟岸文化人格。
那些“每饭不忘君恩”的儒家,即使因不被帝王接纳或失宠于帝王而-暂处江湖,也不是真道家,充其量是伪道家,所以时刻想着钻营夤缘-进入庙堂。
真正的道家不可能“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而是“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庄子·杂篇·让王第二十八》),“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庄子·杂篇·天下第三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