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唱雄鸡天下白像这样的名言还有那些
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tian）(指新疆），诗人兴会更无前。
的哪首诗里有“雄鸡一唱天下白”
一唱雄鸡天下白，虎兔相逢大梦归。
《旧“创作谈”批判》然后心平气和休息片刻，思绪开始如天马行空，汪洋恣肆，天上人间，古今中外，坟中枯骨，松下幽灵，公子王孙，才子佳人，穷山恶水，刁民泼妇，枯藤昏鸦，古道瘦马，高山流水，大浪淘沙，鸡鸣狗叫，鹅行鸭步——把各种意象叠加起来，翻来覆去，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一唱雄鸡天下白，虎兔相逢大梦归。
创作过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高招，有阳关大道，也有独木小桥，如果非要统一，多半会装腔作势牛头马面虚情假意。
因为有许多东西是说不清也道不白的。
当头擂你一狼牙棒，请问哪里是痛点
一篇真正意义上的作品应该是一种灵气的凝结。
在创作的过程中，可以借鉴，可以模仿，但支撑作品脊梁的，必须是也不会不是作家那点点灵气。
只有有想象力的人才能写作，只有想象力丰富的人才可能成为优秀作家。
主题先行，也未必不能产生优秀的作品，先有主题，后编故事，而且编得有鼻子有眼睛，连眼睫毛都会打呼扇，这也是一种大本事。
文学应该百无禁忌（特定意义），应该大胆地凌云健笔，在荒诞中说出的道理也许不荒诞，犹如酒后吐真言。
创作者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
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应该有点邪劲儿。
敲锣卖糖，咱们各干一行。
你是仙音绕梁三月不绝，那是你的福气，我是鬼哭狼嚎，牛鬼蛇神一齐出笼，你敢说不是我的福气
也可以超脱时空，至大无外，至小无内；也可以去描绘碧云天黄花地北雁南飞；也可以去勾勒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泼墨大写意，留白题小诗；画一个朗朗乾坤花花世界给人看。
有了这样的本事不愁进不了文学的小屋。
当时毕竟是年轻气盛，口出狂言，需要极大的勇气，也必须准备承受一切由此产生的麻烦。
今日重读此文，竟有隔世之感。
想想当年，无论如何也是浅薄，写这类宣言书一样的东西其实与文学无半点裨益，只能给人留下狂妄自大的不良印象。
因为说到底，文学不是体育竞赛，谁跟谁过不去呢
作家其实是命定的，什么这个那个的，并没有多少意义。
这篇文章的大毛病就是张牙舞爪，偏激则偏激矣，深刻却是一点也没有。
事实上，我也从来没把它当成自己创作的指南。
写什么，怎样写，只有上帝知道吧
我向来认为创作谈之类万万不能信，谁信了谁就会误入歧途。
我后来只相信梦境，只相信小说就是梦境的记录。
前几天翻阅《西北军事文学》，见彩色插页上有西北画家潘丁丁一幅题为《天马》的水粉画，有两缕袅袅上升的青烟，有无数匹曲颈如天鹅的天马，整幅画传达出一种禅的味道：非常静谧，非常灵动，是静与动的和谐统一，是梦与现实的交融，这样的才是好的天马呢。
1985年，稍微清醒了一点，痛感到骚乱过后的蚀骨凄凉。
为《青年文学》写了一篇小说，同时又附了一篇创作谈：小说写到如今，我个人感觉到几近黔驴技穷，虽跳踢叫嚷，技实穷矣
去年《百年孤独》、《喧哗与骚动》与中国读者见面，无疑是极大地开阔了许多不懂外文的作家们的眼界，面对巨著产生的惶恐和惶恐过后的蠢蠢欲动，是我的亲身感受，别人怎样我不知道。
蠢蠢欲动的自然后果是使这两年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了类魔幻和魔幻的变奏，大量标点符号的省略和几种不同字体的变奏。
从一方面来讲这是中国作家的喜剧，从另一方面来讲这是中国作家的悲剧。
事情的一方面说明了中国作家具有出类拔萃的模仿能力和群起效尤的可贵热情。
另一方面说明了中国作家们的消化不良和囫囵吞枣的牺牲精神。
本人自在受害者之列。
我现在恨不得飞跑着逃离马尔克斯和福克纳，这两个小老头是两座灼热的火炉子，我们多么像冰块。
我们远远地看着他们的光明，洞烛自己的黑暗就尽够了，万不可太靠前。
这其实是流行真理，说个不休是因为我的浅薄。
中国人向以宽容待人为美德，不酷评别人也就免去了别人对自己的酷评……因为高级一点的中国人除了宽容的美德之外还有睚眦必报的美德，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少说话总是能比较得便宜。
当然我内心里总希望作家能像凶猛的狼一样互相咬得血肉模糊，评论家像勇敢的狗一样互相撕得脱毛裂皮，评论家和作家像狗和狼一样咬得花开鸟鸣，形成一种激烈生动的咬进局面。
但这是不可能的，这不符合中国国情。
咬进既然无法实行，大家就该互相宽容，不但宽容别人，而且宽容自己。
我们拜倒在马尔克斯和福克纳脚下，虽然显得少骨头，但崇拜伟人是人类的通俗感情，故而应该宽容；我们不去学人家的精髓而去学人家的皮毛，虽然充分地表现了我们的天真可爱，但仿造的枪炮也可以杀人故而也应该宽容，我们以中国的魔幻与拉美的魔幻争高低，虽然是一种准阿Q精神，但毕竟形象地说明了外国有的我们也有而且早就有了从而唤起一种眷恋伟大民族文化的高尚情操，不但故而也在宽容之列，甚至应给予某些适当的奖励啦。
但宽容是有限度的，对别人对自己都是。
在充分宽容之后，真该想想小说该怎样写了。
伟大作品给予我们的真正财富，我认为不是坐着床单升天之类诡奇的细节，也不是长达一千字的句子，这些好像都是雕虫小技。
伟大作品毫无疑问是伟大灵魂的独特的陌生的运动轨迹的记录，由于轨迹的奇异，作家灵魂的烛光就照亮了没被别的烛光照亮过的黑暗。
马尔克斯的时空意识与我们一样吗
海明威的爱情观与福克纳一样吗
卡夫卡的人生观与萨特的人生观一样吗
他们的思想当然可以有我们给人家贴上进步或是反动的标签，但他们的作品呢
我觉得小说作美给人看，而只要传达了真情实感的就具有了相当充分的没美的因素。
我觉得小说越来越变为人类情绪的容器，故事、语言、人物，都是制造这容器的材料。
所以，衡量小说的终极标准，应该是小说里包容着的人类的——当然是打上了时代烙印、富有民族特色、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统一的——情绪。
《草鞋窨子》是个处在伪小说与真小说之间的东西，它除了说明在寒冷的冬天人钻进地洞能够得到一些温暖，除了说明鬼怪神异对人的警示作用，究竟传递了、包容了多少人类的情绪呢
这种草鞋窨子在我的故乡已经没有了，它存在的主客观条件是：贫困＋优雅。
这篇破文章还有些意思，其实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抄得妙不妙就是。
怎样才能抄了别人又不让别人看出痕迹呢
这只能靠自己琢磨。
马尔克斯也好，福克纳也好，技巧都不很复杂。
怎样让鸡蛋立起来呢
打破就立起来了——十分简单。
相信好运气的人都能碰到这种“一破而立”的机会。
又有，凡人都是有些坏毛病的，所以除了互相吹捧之外还有互相攻击，真正拿出艺术良心来评判仇敌作品的人古来也有，只是数量少些罢了。
现今在地方作家群里还好，军队的作家们则全都如乌眼鸡般乱啄，果然是革命军人斗志昂扬，算啦，还能活几天呢
“古今将相今何在
荒冢一堆草没了。
”何况几个阉骡子般的臭文人呢
最无能的人才来写小说，当然首先是说我自己。
转眼到了1986年，《红高粱》使我走了点红，《中篇小说选刊》转载《红高粱》，嘱我做创作谈，转载小说是令我愉快的事，写创作谈是让我痛苦的事，但还是没话找话说地写了一篇：十年一觉高粱梦从小在黑土里打滚，种高粱、锄高粱、打高粱叶子、砍高粱秸子、剪高粱穗子，吃高粱米、拉高粱屎、做高粱梦，满脑袋高粱花子，写红高粱。
所以我爱极了红高粱，所以我恨透了红高粱。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那个公社的书记，从海南岛弄来了一种杂交高粱，产量特别高，但是味道苦涩，公鸡吃了不打鸣，母鸡吃了不下蛋。
人吃了便秘。
乡村干部去公社诉苦，书记发明了一个办法，让大家回去用肉汤泡着吃。
这法子太贵族，无法实行，书记就到医院蹲点，与医院的三结合攻关小组研究出了一种的确有效而且方便实行的方法，那就是，每吃一个杂交高粱面窝头，就吃两粒炒熟的蓖麻籽。
这法子廉价而且有效，于是一夜之间就推行开来。
但带来的问题也还是不少，这里就不去多说了。
“文革”十年，我在农村，吃了足有三千斤杂交高粱，所以一接到入伍通知书，我就想：去你妈的杂交高粱，这一下老子不用吃你啦
在“文革”的十年里，我们十分地怀念那种好吃也好看的纯种的红高粱。
我认为一个作家——何止是作家呢——一个人最宝贵的素质就是能够不断地回忆往昔。
往昔就是历史，历史是春天里的冬天，秋天里的夏天，夏天里的春天，冬天里的秋天。
秋天，我坐在一条高高的河堤上，看着堤岸下的柳树把一片片细眉般的黄叶抛掷到水面上，黄叶就在瓦蓝的水面上缓缓漂流，那时候，我的眼前就腾起了一阵阵轻烟般的薄雾，在薄雾中出现一条条纵横交错、通往过去的羊肠小路。
沿着这些小路往前走，无数曾经在这块土地上甜蜜恋爱过、辛勤劳动过、英勇斗争过、自相残杀过的人们，一个个与我相遇。
他们急急忙忙地向我诉说，他们认认真真地为我表演，他们哭、笑、忧、惧、骂、打，他们播种、收获、偷情做爱、生儿育女……幻想再现历史……追忆逝去岁月，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
最近，我比较认真地回顾了我几年来的创作，不管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我个人认为，统领这些作品的核心，是我对自己的童年生活的追忆。
这是一曲忧郁的为了埋葬自己童年的挽歌。
我用这些作品，为了我的童年，修建了一座灰色的坟墓。
《红高粱》是我修建的另一座坟墓的第一块基石。
在这座坟墓里，将埋葬1921-1958年间，我的故乡一部分乡亲的灵魂。
我希望这座坟墓是恢弘的、辉煌的，在墓前的大理石墓碑上，我希望能镌刻上一株红高粱，我希望这株红高粱能成为我的父老乡亲们伟大灵魂的象征。
《红高粱》是在比较意义上超越了我的生活经历和感情经历的作品，我的记忆跨过了自我的门槛，进入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
那里就是浩瀚如海、辉煌如血的高粱世界。
郑万隆提出过“第三种生活”的概念，我进入的高粱世界就是“第三种生活”。
我的“第三世界”是在我种过高粱、吃过高粱的基础上，是在我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喝过高粱酒后讲的高粱话的基础上，加上了我的高粱想象力后捣鼓出来的。
我赞成寻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寻法，每个人都有自己对根的理解。
我是在寻根过程中扎根。
我的《红高粱》系列就是扎根文学。
我的根只能扎在高密东北乡的黑土里。
我爱这块黑土就是爱祖国，爱这块黑土就是爱人民。
本文开头提到“杂交高粱”，之所以提到这个狗杂种，是因为我想到，对土地——乡土的热爱，绝对不能盲目。
爱的第一要义就是残酷地批判，否则就会因为理智的蒙蔽，导致残酷的游戏。
我准备用十年时间做一场高粱梦。
十年一觉高粱梦。
果然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
到了1987年，我便由红变黑，先是《欢乐》被人骂得狗血淋头，《红蝗》被人狗头淋血，不但仇敌恨我，连那些好哥们儿也龇牙咧嘴了。
这才进入了好的状态。
能写出遭人骂的文章比写出让人夸的文章是更大的欣慰。
我相信在我的面前还有路。
因为有上帝的指引，因为我知道我半是野兽半是人，所以我还能往前走。
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好作家们，其实是一些不可救药的王八蛋。
他们的”文学“只能是那种东西。
现在什么是我的文学观呢
……它在变化、发展、一圈一圈地旋转着。
往上帝的金杯里撒尿吧——这就是文学
重读前年对“旧创作谈”的批评，似乎又有了一些新的感触：在北京随地解溲是要被罚款的，但人真要坏就应该坏透了气才妙。
在墙角撒尿是野狗的行为，但往上帝的金杯里撒尿却变成了英雄的壮举。
上帝也怕野种和无赖，譬如孙悟空，无赖泼皮极端，在天宫里胡作非为，上帝也只好招安他。
小说家的上帝，大概是一些“小说创作法则”之类的东西，滋一些尿在上边，可能有利于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呢。
批判过后，又是五年过去了，1987-1992，大概是新时期文学由辉煌走向暗淡的一段凄凉岁月，但我很快就习惯了，习惯暗淡比习惯辉煌更容易。
习惯了之后，我觉得清冷的小说世界比前几年的热闹更有趣也更正常。
文学毕竟不是靠起哄和闹秧子就能出名堂的。
在众多兄弟扬言下海捞大钱的喧闹声中，我还是坚定不移地靠写小说混饭，自我感觉还不错，回头检点一下，成绩虽然不大，但还是小有收获。
首先，经过了几次操练之后，我对如何写作长篇小说心里有了数，意识到当年在《红高粱家族》后记中所说的“长篇无非就是多用些时间、多设置些人物、多编造些真实的谎言”的“长篇小说理论”几乎是胡言乱语。
我感到长篇小说首先要解决的也最难解决的就是结构。
当然，这也是别人说过的话，我不过是有很深的同感罢了。
在我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和《酒国》里，我做了三次不同的尝试，自认为基本上没有东施效颦，新东西虽然不多，但是有。
我看到一些有眼光的评论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个方面，不由得喜上心头。
我原来是想在1990年前把《红高粱家族》的故事用一百万字讲完的，但很多临时冒出来的念头促使我写了一百万与红高粱家族无关的文章，这也许是福，也许是祸，而是福是祸都是命运使然，想躲也躲不过去。
技巧熟练，并不总是成就一部大作品的根本原因。
有一些评论家总是怀念我的《透明的红萝卜》，认为我后来的作品不好，我个人很难同意这种判断，有眼光的读者也不这样看。
收到这个集子（《怀抱鲜花的女人》）里的，是我这两年里写的六个中篇，自我感觉良好，产生良好感觉的主要理由是：它们各有特点，而且都有很强的故事性。
不知是不是观念的倒退，越来越觉得小说还是要讲故事，当然讲故事的方法也很重要，当然锤炼出一手优美的语言也很重要。
能用富有特色的语言讲述妙趣横生的故事的人我认为就是一个好的小说家了。
河水只有流动着才能新鲜，观念只有变化着才有活力，如果我能不断地批判自己的文学观，我的小说就可能常有新鲜的气息。
我知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至于能不能耐得住寂寞，能不能不赶潮头凑热闹，则基本是做人的原则，对写小说的法则影响不大。
其实写小说也很难有什么一定的法则。
就像很多先生说过的那样：我的下一部小说将是最好的。
是不是真好很难说，但这点心劲儿还是得有，这也是小说师傅们不断演练的动力。
既然是创作谈，总要说几句小说观念的话，总要说几句我目前的小说观念。
前边所说的“用富有特色的语言讲述妙趣横生的故事”虽然具体，但不太玄虚也就不“哲学”，显得我很没有水平似的，这不行，要把自己显得好像有点水平才好。
于是就把前年为小说集《白棉花》作的序言剪贴在后：难以捕捉的幽灵我经常在梦中看到好小说的样子，它像一团火滚来滚去，它像一股水涌来涌去，它像一只遍体辉煌的大鸟飞来飞去……我不停地追逐着，有好几次兴奋地感觉到已经牢牢地逮住了它，但一觉醒来，立即又糊涂了。
好小说的模样在梦中我可以描述，但清醒时却难著一言。
除了必要的条件之外，逮住好小说太靠运气了。
我连做梦都想着写出好的小说，可我始终未写出在我的梦中看到过的那种像火像水又像飞鸟的小说。
我一直在努力逮住它。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小说是我努力的记录。
没逮住，但揪下了它几根羽毛。
在努力中等待好运气。
好的小说就像幽灵一样。
有朝一日让我逮住你……也许我永远逮不住你……我总有一天要逮住你……冷静点，我。
这就是我最新的小说观了。
我预感到逮住一部好小说的时机即将到来。
孩儿们，拼了吧
三年后补记于此。
雄鸡一唱天下白出自哪一首诗
原诗是雄鸡一声天下白
致酒行 李贺主父西游困不归，家人折断门前柳。
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
空将笺上两行书，直犯龙颜请恩泽。
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
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
元和初，李贺带着刚刚踏进社会的少年热情，满怀希望打算迎接进士科考试。
不料竟以避父“晋肃”名讳为理由，被剥夺了考试资格。
这意外打击使诗人终生坎．不平则鸣，从此“怀才不遇”成了他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他的诗也因而带有一种哀愤的特色。
但这首困居异乡感遇的《致酒行》，音情高亢，表现明快，别具一格。
“致酒行”即劝酒致词之歌。
诗分三层，每层四句。
从开篇到“家人折断门前柳”四句一韵，为第一层，写劝酒场面。
先总说一句，“零落栖迟”（潦倒游息）与“一杯酒”连缀，略示以酒解愁之意。
不从主人祝酒写起，而从客方（即诗人自己）对酒兴怀落笔，突出了客方悲苦愤激的情怀，使诗一开篇就具“浩荡感激”（刘辰翁）的特色。
接着，诗境从“一杯酒”而转入主人持酒相劝的场面。
他首先祝客人身体健康。
“客长寿”三字有丰富潜台词：忧能伤人，折人之寿，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七字画出两人的形象，一个是穷途落魄的客人，一个是心地善良的主人。
紧接着，似乎应继续写主人的致词了。
但诗笔就此带住，以下两句作穿插，再申“零落栖迟”之意，命意婉曲。
“主父西游困不归”，是说汉武帝时主父偃的故事。
主父偃西入关，郁郁不得志，资用匮乏，屡遭白眼（见《汉书·主父偃传》）。
作者以之自比，“困不归”中寓无限辛酸之情。
古人多因柳树而念别。
“家人折断门前柳”，通过家人的望眼欲穿，写出自己的久羁异乡之苦，这是从对面落墨。
引古自喻与对面落墨同时运用，都使诗情曲折生动有味。
经此二句顿宕，再继续写主人致词，诗情就更为摇曳多姿了。
“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到“直犯龙颜请恩泽”是第二层，为主人致酒之词。
“吾闻”二字领起，是对话的标志；同时通过换韵，与上段划分开来。
这几句主人的开导写得很有意味，他抓住上进心切的少年心理，甚至似乎看穿诗人引古自伤的心事，有针对性地讲了另一位古人一度受厄但终于否极泰来的奇遇：唐初名臣马周，年轻时受地方官吏侮辱，在去长安途中投宿新丰，逆旅主人待他比商贩还不如。
其处境狼狈岂不比主父偃更甚
为了强调这一点，诗中用了“天荒地老无人识”的生奇夸张造语，那种抱荆山之玉而“无人识”的悲苦，以“天荒地老”四字来表达，可谓无理而极能尽情。
马周一度困厄如此，以后却时来运转，因替他寄寓的主人、中郎将常何代笔写条陈，太宗大悦，予以破格提拔。
“空将笺上两行书，直犯龙颜请恩泽”即言其事。
主人的话到此为止，只称引古事，不加任何发挥。
但这番语言很富于启发性。
他说马周只凭“两行书”即得皇帝赏识，言外之意似是：政治出路不特一途，囊锥终有出头之日，科场受阻岂足悲观
事实上马周只是为太宗偶然发现，这里却说成“直犯龙颜请恩泽”，主动自荐，似乎又怂恿少年要敢于进取，创造成功的条件。
这四句真是以古事对古事，话中有话，极尽循循善诱之意。
“我有迷魂招不得”至篇终为第三层，直抒胸臆作结。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主人的开导使“我”这个“有迷魂招不得”者，茅塞顿开。
作者运用擅长的象征手法，以“雄鸡一声天下白”写主人的开导生出奇效，使自己心胸豁然开朗。
这“雄鸡一声”是一鸣惊人，“天下白”的景象是多么光明璀璨
这一景象激起了诗人的豪情，于是末二句写道：少年正该壮志凌云，怎能一蹶不振
老是唉声叹气，那是谁也不会来怜惜你的。
“谁念幽寒坐呜呃”，“幽寒坐呜呃”五字，语亦独造，形象地画出诗人自己“咽咽学楚吟，病骨伤幽素”（《伤心行》）的苦态。
“谁念”句，同时也就是一种对旧我的批判。
末二句音情激越，颇具兴发感动的力量，使全诗具有积极的思想色彩。
《致酒行》以抒情为主，却运用主客对白的方式，不作平直叙写。
诗中涉及两个古人故事，却分属宾主，《李长吉歌诗汇解》引毛稚黄说：“主父、马周作两层叙，本俱引证，更作宾主详略，谁谓长吉不深于长篇之法耶
”这篇的妙处，还在于它有情节性，饶有兴味。
另外，诗在铸词造句、辟境创调上往往避熟就生，如“零落栖迟”、“天荒地老”、“幽寒坐呜呃”尤其是“雄鸡一声”句等等，或语新，或意新，或境奇，都对表达诗情起到积极作用，堪称李长吉式的锦心绣口。
雄鸡一唱打一生肖
生肖蛇刚刚摆脱本命年的生肖蛇，在这个月还不能过于放松警惕，单身的朋友恐怕姻缘难现，不如好好装扮自己，散发求偶信息，千万不要宅在家里。
已有感情易起风波，多加克制自己的情绪，必须尽量互谅互让，新春佳节，一切以喜庆、和谐、欢乐为主。
写一条你最喜欢的名言警句,并说明理由
爱是生命的火焰, 没有它, 一切变成黑夜. - 法. 罗曼. 罗兰 我喜欢它因为我们的世界因为有爱才变的如此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