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指导思想与其成长历程的关系
党的成长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第一、党的创立初期（1921.7-1923年）第二、国共合作，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4初-1927.7）第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8-1937.7）第四、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5.8）第五、解放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45.8-1949.10）第六、新中国时期第七、改革开放 在中国共产党80年的奋斗历程中，创造了无数惊天动地的辉煌业绩，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总结历史经验结合自己的认识，这也是学好党的基本理论的一条重要经验。
认真研究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经验，对我们深入学习在这一结合过程中创立的两大理论成果——思想和理论，进一步提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就坚定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努力把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正如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但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毕竟还处在幼年时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对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都还懂得不多，还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
因此，党内不可避免地接连出现了“左”的和右的错误，使中国革命走过了曲折的道路。
特别是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内，盛行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极力鼓吹“百分之百地绝对忠实于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总路线”，只知生吞活剥地背诵马列书本上的个别词句，照搬照抄苏联的革命经验和模式，攻击以同志为代表的正确主张是“狭隘经验论”，说什么“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
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那些动辄引经据典、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教条主义者们，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而恰恰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产生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为中国革命闯出了一条唯一正确的胜利之路。
我们党历来反对离开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抽象地空洞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
他认为，党的正确的路线和策略，只有在群众斗争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产生。
任何正确的理论，如果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为了彻底打破教条主义对党内思想的束缚，切实端正人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在1941年5月向全党发出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号召。
他严肃地批评了那种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不注重研究中国现实，不注重研究中国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应用的恶劣学风，提出“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
” 我们要把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中国近百年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为冲破教条主义思想束缚，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基础。
要提高我们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自觉性。
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也十分重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反复强调要用中国历史特别是党的历史教育党员和青年一代，把加强中国历史和党的历史的学习、教育，看作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他在新的历史时期正确地解决了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相互联系的两个重大历史课题，作出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两大历史性贡献——科学地评价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思想的科学体系、创立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都离不开对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与此同时，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的实践经验，着手解决另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这就是继续探索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自50年代以来，我们党就开始进行这一探索，其间历经磨难，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曲曲折折，反反复复。
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把对思想的继承、坚持同发展、创新统一起来，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总结和概括了我们党长期以来的历史经验，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开辟新道路、创立新理论的科学命题。
他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随着实践的发展，邓 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得到不断的丰富、完善和发展，并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首先，学习理论同总结历史经验结合起来，是我们学好党的基本理论的重要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思想和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党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都是在斗争实践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因此，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思想和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
学习理论同了解历史实践、总结历史经验结合起来，这是学好党的基本理论的一条重要经验。
其次，要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为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斗争历程的记录，凝聚着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丰富历史经验，凝聚着、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治党治国治军的卓越领导艺术，凝聚着千百万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是一部内容极为丰富的百科全书，它的资政育人的作用也是多方面的。
江泽民同志多次引用“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名言，要求领导干部认真研究历史上治乱兴衰的原因和规律，从中吸取治党治国治军的经验和智慧。
他在给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同志的信中写道：“历史知识丰富了，能够‘寂然凝虑，思接千载’，眼界和胸襟就可以大为开阔，精神境界就可以大为提高。
我提倡领导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而讲政治、讲正气，也是要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作基础的。
”他认为，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他把认真地学习历史特别是党的历史，培养干部深远的历史眼光，作为提高领导干部素质，“ 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重要一环。
在党的十五届二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曾对党的领导干部讲了这样一段话，指出：“近年来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的中青年干部，相当一部分同志对建党以来和建国以来的历史不是很熟悉甚至很不熟悉，有的同志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也不太熟悉，这就更需要自觉地用这些历史的实践经验来提高和丰富自己。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思想和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
我们要运用它们来经常教育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不断增强大家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自觉性，提高大家驾驭全局和处理各种复杂事务的本领。
” 恩格斯曾深刻指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
昨天的历史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并不是毫无生命力的陈迹。
我们党80年的奋斗历程和丰富经验，是一笔极其宝贵的历史财富。
从党的历史经验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对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世纪的挑战和机遇面前，坚持创新、创新、再创新，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宋儒对待佛老之学的态度导致宋代儒学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宋代文化具有兼容精神、创新思想、经世理念、理性态度、民族意识、平等观念等时代特点，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
不仅在当时中国境内诸政权以及东亚儒学文化圈各国发挥了主导文化的作用，还对世界文明以及宋代以后中国历史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宋代文化 时代特点 历史地位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 代。
宋代文化既有对其前文化的继承与吸收，也 有其时代自身的推陈与出新，对其后的中国文化 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至今为止，宋代文化 的研究成果并不少见，本文则试图从总体上探讨 宋代文化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地位。
一、宋代文化的时代特点 陈寅恪曾指出：“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为 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 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 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宋代文化是由中 唐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型文化，学术界已有 “宋型文化”的提法与界定，也不失为进行文化 分析的有用范畴。
按周一良的说法：普遍存在于 各个文化领域并反映文化的本质特征与民族精神 的因素，可以称为深义文化。
准此而论，宋型文 化也应该有其反映本质特征与民族精神的因素。
大体说来，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
1．多元并存的兼容精神 陈寅恪认为：“六朝及天水一朝思想最为自 由”。
宋代自太祖、太宗起，崇文抑武就立为祖 宗家法。
“优待文士”、“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 人”等具体而微的政策导向与家法规定，导致政 治氛围相对宽松，文化管理较为开放，有利于形成 多元并存的兼容精神。
兼容精神成为宋代知识分子的一般价值取 向，这在宋学的开放性与自由度上表现最为充分。
表现之一，宋学各派能够“学统四起”，宽容并存。
神宗以后的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与苏氏蜀学，南 宋中期的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与浙东事功学派， 虽然主张不一，甚至针锋相对，但都落在同一政治 文化的框架之内。
不同学派之间也能够实事求是 肯定对方学术的可取之处。
程朱学派尽管对王安 石学术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但朱熹仍认为“王氏 新经尽有好处”。
表现之二，理学本身能够兼收 并蓄，为我所用。
宋代重要的思想家无论是程朱 派，还是心学派，几乎都有“出入释老”的经历，援 佛人儒或援道人儒，吸收改造佛、道关于宇宙论和 认识论的成果，来重建自己的理论体系。
兼容精神也鲜明表现在宋代儒、佛、道三者关 系上。
宋朝君主公然承认“三教之设，其旨一 也”，明确号召“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 世”。
两宋时期以儒学为主体，以佛、道为辅翼的 文化格局最终形成，三者基本上和平共处，相安无 事。
不仅新儒学各家出入佛老，佛门也在学理上 融合儒道，名僧智圆被陈寅恪推许为“于宋代新 儒家为先觉”，他就宣称“三教之大，其不可遗”。
道教则从佛教哲学中汲取养分，将其融人自身的 养生思想，进一步向儒家士大夫渗透；同时吸纳佛 教因果轮回思想与儒家纲常伦理学说，向普通百 姓渗透。
在士庶日常生活中，儒、佛、道更是并行 不悖，不但儒家学者与名僧、高道有密切的往还， 普通百姓读儒书、拜佛祖、做斋醮更是习以为常。
兼容精神还表现在宋代文化雅俗互融的关系 上。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市民文化的兴起，宋 代精神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世俗化的倾向。
士大 夫不仅以宽容的态度接纳了世俗流行的下层文 化，也有意让土大夫文化走上了由雅而俗、俗中求 雅的发展道路。
在文学领域，雅文学与俗文学之 间，呈现出突破文体畛域进而融会贯通的趋势；以 诗文言志传道，以词曲言情游戏，在宋代土大夫的 文学活动里能够各得其所；及至苏轼以后，又在词 这一俗文学体裁中，加入言志传道的传统内涵。
在艺术领域，不仅院体画、文入画与民间画齐头并 进，各臻繁荣，张择端、李嵩等画院画家更以《清 明上河图》与《货郎图》等反映世俗生活的佳作而 闻名于世。
在宗教领域，影响宋代的最大佛教门 振是雅化的禅宗与俗化的净土宗，前者主要流行 于士大夫阶层，后者主要普及于普通民众。
但禅 宗从唐代慧能以来的不立文字，向宋代文字禅的 蜕变，本身就是以俗兼雅的趋势；而宋代悦禅的学 者兼弘净土的不在少数，则反映了雅俗兼容的取 向。
大足石窟与晋祠宋塑所凸现出来的世俗化倾 向，也折射出宗教艺术中雅俗兼容的文化特征。
正是在这种兼容并蓄的过程中，宋代的士农 工商不断吸收、消化、借鉴、融合其他异质文化，创 造出灿烂辉煌的宋代文化。
2．开放批判的创新思想 宋代文化决不是人们误解的那样，纯然是封 闭保守的，而是一种开放创新的文化类型。
这种 创新意识，在宋代文化各个领域几乎都有出色的 表现。
首先是思想领域的疑经思潮。
宋儒一反对前 代儒家迷信经典、谨守故训的传统，先是对汉唐传 注，进而对经典本身表示怀疑。
疑传派主要活跃 于宋仁宗亲政以前，代表人物有孙复、石介等。
疑 经派从仁宗亲政后发难，以欧阳修怀疑《周易》为 最早，直到宋季王柏怀疑《诗》《书》，始终绵延不 绝，代表人物包括李觏、张载、程颢、程颐、刘敞、司 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郑樵、朱熹、叶适等130 位知名人士，怀疑对象遍及儒家十三经。
疑经思 潮摇撼了儒家经典的神圣地位，有突破藩篱、解放 思想的作用。
宋学思想家不避权威而好持异论， 由疑古非圣进而议古拟圣，分别撰写了“自出议 论”的思想著作，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继先秦诸子 百家以后又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其次是政治领域的改革思潮。
整个两宋， “变风俗，立法度”的改革思潮始终居于时代的主 流。
王禹偁是改革思想的早期先驱，其后“方庆 历、嘉枯，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李觏即其代 表；而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王安石推动的熙丰 变法，更是宋代改革思潮的杰出实践。
向来被视 为反变法派的司马光、苏轼等人实质上也主张变 革，各方争论焦点仅仅在于如何进行改革。
南宋 浙东事功学派仍以政治改革为其核心内容，而朱 熹作为其论敌也有政治改革的强烈诉求。
直到理 宗晚年的文天祥，还在不断呼吁政治改革。
再次是佛教领域的别开生面。
慧能在中唐创 “不立文字”的禅宗，实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佛 教。
宋代又有创新，通过“颂古”、“拈古”、“评 唱”，“击节”等文字禅的形式，把禅宗特有的思维 方式推到了更为成熟的阶段，将对外在天国的追 求转变为内在的心理调适，真正达到了“以佛修 心，以儒治世”的境界，使其更受士夫的欢迎。
道 教在宋代也有重大创新，鉴于外丹道颇难实证的 经验教训，陈抟、张伯端等吸收了儒家的纲常伦理 与禅宗的心性之学，建立了完善的内丹学，取代外 丹术成为道教修炼的主流，为金元之际新道教的 出现奠定了基础。
复次是文学领域的推陈出新。
紧接着唐代文 学的恢宏辉煌，宋代文学在创新上面临着严峻的 挑战。
但宋代文学家大胆尝试“以文为诗”、“以 诗为词”、“以文为词”，“以散文为赋”，也使宋代 文学取得了有别于前代文学的相应成果。
而杰出 的文学家又注重个人文风的标新立异，“言语文 章，未尝相似”；以散文而论，欧、王、苏、曾都有 独特的风格，各极其致而各异如面。
《沧浪诗话》 的“以禅喻诗”，也在文学批评领域独辟蹊径，别 出机杆。
3．积极实用的经世理念 宋型文化是积极昂扬的人世型文化，讲究履 践，注重实用，强调经世，从根本上关注入怎样生存 发展、国家如何安宁强盛，体现出一种淑世情怀。
宋代文化的经世理念在各文化领域有广泛的 表现。
在教育领域，宋人强调“圣门实学，贵在履 践”。
胡瑗在苏湖教法中“时取当时政事，俾之折 衷”，还设立边防、水利等专门学科，培养实用人 材。
张载在关中讲学，也是“语学而及政，论政而 及礼乐兵刑之学”。
”在史学领域，经世理念表现 为：一是注重当代史的编撰，为现实服务；二是重 视春秋学的研究，严华夷之辨；三是强调史论的发 挥，以借古讽今；四是标榜治史的宗旨，在以史为 鉴。
在科技领域，解决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成为 宋代科技的主旋律。
方志的兴起，是地理学服务 社会的直接结果；快捷运算术与相关专著的推广， 则是数学满足商业繁荣的成功尝试；水罗盘的发 明，是物理学对海外贸易的卓越贡献。
宋学并不如人误解的那样只是空谈性理，同 样鲜明反映了经世理念。
李觏被胡适称为是一个 未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而范仲淹引《周易》穷通 之说作为庆历新政的理论依据，荆公新学成为熙 丰变法的指导思想，则是宋学经世理念两次大规 模的社会实践。
即以理学一贯讲求的“内圣外王 之道”而论，“内圣”的最终目标还是落在“外王” 上，也就是得君行道，治国平天下。
从二程到朱陆 都曾是企求“外王”的实践者，理学完全转向内省 是在南宋晚期以后。
至于浙东事功学派的各家学 者陈亮、叶适、吕祖谦等，他们的学术思想与治学 方法都明确揭出“经世致用”的旗帜。
正如余英 时所指出：“事实上，政与学兼收并蓄不仅朱熹为 然，两宋士大夫几无不如此。
” 这种经世理念在士大夫身上突出表现，就是 “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人格基本铸成，并将这种责 任感与使命感倾注于经世济时的建功立业中，实现 自我的生命价值。
有学者认为：“无论就思维方式 或行动风格说，宋代士大夫作为一个社会集体都展 现了独特的新面貌，相形之下，不但前面的汉、唐为 之逊色，后来的元、明、清也望尘莫及。
”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张载 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太平”的号召，”都是这种理想人格的最好表 述。
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理念，与宋朝内外 危机相结合，便变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 识在太学生中也相当普遍，早在宋神宗时期，太学 生的清议就号为“无官御史台”，而太学生领袖陈 东在靖炎间领导爱国军民的请愿运动，不畏牺牲， 更是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
4．中庸内省的理性态度 宋学的兴起，促进了理性主义的发展。
宋学 熔铸自然、社会、人生为一体，涉及政治、思想、人 性、教育各个领域，它不拘泥于章句之学，而是注 重义理之学，在塑造宋代文化的性格特征上起了 关键作用。
宋学各派，尤其是理学各家都重视哲 理思辨。
他们以“理”说“天”，把“天人合一”的思 想推向了新高度；他们提倡格物致知、内省慎独来 发明本心，主张严格的道德自律；他们为内圣外王 之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内圣无非明天理，外王无非 行天理。
开国大臣赵普回答王朝缔造者宋太祖 “天下何物最大”时认为“道理最大”，太祖一再称 是，已经透露出宋代文化的理性特质。
宋代文化的理性态度，在各个文化领域有着 普遍的反映。
即以文学艺术领域而言，“宋人诗 主理”，成为宋诗的鲜明胎记，也是其区别于唐诗 的基本特征；宋人一向为人诟病的“以议论为 诗”，说到底，就是试图以议论来说理，正是理性 主义对诗歌的热切干预。
后人也不难在大足石刻 与晋祠宋塑中发现，在这些以宗教为主题的作品 里，宗教的迷狂成分基本蜕尽，而充溢着对世俗生 活的理性追求。
由于历史的转捩，宋代文化的理性精神有一 个不断转向内在的演变过程。
宋学日渐偏向于 内省自求的发展路向，更注重心性义理的探索，讲 究诚意修身的功夫。
这种以心为主、以意为主的 内省态度，从儒学开始，渗透蔓延到社会文化的各 个层面。
于是，日常生活中就只有天理而抹杀人 欲，文学创作中就重意而不重象、绘画作品中就重 神不重形，连科学技术研究中也有唯理而不唯物 的倾向。
5．激烈高昂的民族意识 两宋时期，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周边民族 相继立国，在吸收中原王朝先进文化制度同时，也 高扬作为统治民族的主体意识。
而两宋在其三百 余年间，始终受到来自北方民族国家的环伺紧逼， 甚至于故土沦陷，政权南迁，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现 实威胁，故而民族意识应时而起，空前高涨，构成 了宋代文化的强烈底色。
民族主义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表现，就是尊王 攘夷口号的重新提倡。
欧阳修指出：“四夷不服， 中国不尊”。
在这一思潮推动下，《春秋》学成为 经学研究的显学，清代四库馆臣也发现“说《春 秋》者莫夥于两宋”。
宋儒通过发挥《春秋》尊王 攘夷的微言大义，强调“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 正人心”，试图在文化上做到夷不乱华，用夏变 夷，维护大一统。
这种意识在诗词、话本、书画等 作品中多有反映。
靖康南渡后，南宋的政治空间与地理空间更 见逼仄。
忧时伤离的情绪弥漫民间，收复中原的 呼吁遍及朝野，“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民族 意识遂凝聚为浓郁的恢复情结。
这种情结，在放 翁诗、稼轩词里能够感受到它的剧烈脉动，在《中 兴四将图》(刘松年)、《晋文公复国图》(李唐)等 历史画中也能领会到它的深沉寄托，几乎贯彻在 各种文化形式中。
随着民族战争的硝烟不绝，民族气节与爱国 情怀成为两宋时期弥漫朝野的普遍风尚。
在宋学 的鼓吹下，民族大义在宋代，尤其在南宋大为凸 现，“尽忠报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成为 上至将相下至士庶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
这种名 节观念在宋学、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有反映： 宋学从正面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史学对 冯道的评价直斥其“无廉耻”，文学有宋季文天 祥、谢枋得、谢翱、郑思肖等以血泪甚至生命写成 的正气歌。
当然，民族主义的高扬并不只是冲突 与对峙，也包含着融合与交流，企盼着平等与和 睦。
历史画《便桥会盟图》、《文姬归汉图》，都传 达了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的愿望。
6．深入普及的平等观念 由于唐宋之际在阶级结构与生产关系上一系 列的深刻变化，兼之公平开放的科举制度，与“不 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在身份与财富上，各阶级阶 层都处于流动不居的状态中，从而催生了人们对 平等观念的朦胧向往。
宋学家提出“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强调的就是这种平等观念；而民间也 已对士农工商一视同仁，指出“此四者皆百姓之 本业”。
这种平等观念，反映在朝廷大政上，就 是推尊言官，鼓励议论，“与天子争是非可否”； 反映在社会风习上，就是“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 问阀阅”。
自由精神与平等观念是一物之两面，也浸润 在宋代文化中。
对当时学术现状，王安石总结为 “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程颢概括成“人执己见， 家为异说”，既反映了宋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繁荣局面，也足见宋学对平等精神与自由议论 的执著追求。
而平等自由观念直接催生了宋儒对 儒家经典的怀疑精神，怀疑精神又促进了创新意 识，为宋代文化注入了勃勃生机。
北宋中期以后， 文人画与尚意书风的同时崛起，实是士大夫的独 立意识与自由精神在书画领域的折光。
平等观念也深入到下层民众之中，反映在起 义农民的纲领口号上。
相对于晚唐王仙芝起义自 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北宋初年王小波则公然宣 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
到北宋末年方 腊有意把《金刚经》中“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改读 为“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以抨击社会不平等的 本质。
南宋初年钟相、杨么起义更进一步指出： “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
我行法，当等贵贱， 均贫富。
”起义农民在纲领口号上的重大变化， 反映了他们平等观念的历史演进，既是时代的产 物，也是这种观念深入人心的有力印证。
倘若与唐型文化相比较，宋型文化的时代特 征就更加鲜明与凸现。
相对说来，以文化性质而 言，唐型文化是官僚贵族的文化，宋型文化是士大 夫平民的文化；以文化特色而言，唐型文化奔放恢 宏、敦厚丰腴而富丽堂皇，宋型文化严谨含蓄、风 雅清瘦而精致细腻；以艺术风格而言，唐型文化华 赡凝重而进取外倾，宋型文化幽淡清新而收敛内 省。
这种文化特征的区别，当然是大体而言，并不 否定宋型文化对唐型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长河中 的继承关系。
二、宋代文化的历史地位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捩时期， 元人把宋朝与汉、唐并称为“后三代”，而作为“后 三代”最后一个王朝，其历史文化的深远影响一 直穿透到近代。
最早意识到宋代特殊地位的，是 明代史家陈邦瞻。
他在《宋史纪事本末叙》中说： “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 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 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
变未极，则治 不得不相为因。
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 持，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非慕宋而乐 趋之，而势固然已。
”他已经觉察到宋代对其后历 史的影响，“有汉、唐之所不能臻者”。
进入近代， 思想家严复进一步明确指出：“若研究人心政俗 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
中国所以成为 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 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无独有偶，美国中国学家 也有类似的见解：“唐代后期与在此之后的宋代 (960—1276)组成后来中国历史的最初阶段”， “这时的文化直至20世纪初都是中国的典型文 化。
其中许多东西在以后的一千年中是中国最典 型的东西，至少在唐代后期开始萌芽，而在宋代开 始繁荣。
” 对宋代文化的历史地位最先作出高度评价 的，是国学大师王国维，他认为：“天水一朝人智 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 所不逮也。
”史学大家陈寅恪推崇宋代文化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巅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 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他欢喜赞叹道：“天 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
”这些 论断已经成为评价宋代文化的经典性结论。
著名宋史学家邓广铭对宋代文化的一系列论 述，是对陈寅恪经典论断的进一步发挥。
他先是 认为：“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 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 说是空前绝后的。
”这一评价与陈寅恪的“造极 说”的表述基本一致。
但他后来对宋代文化空前 绝后的评价略有修正：“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 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 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 度。
”“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 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 明之所不能及”。
”他似乎有意把明清之际西学东 渐以后的中国文化划出了比较的时段。
实际上， 陈寅恪的“造极说”，主要着眼于宋代文化的总体 精神，而邓广铭后来的修正主要着眼于西学东渐 以后中国文化添加进前所未有的新成分。
但无论 如何，正如邓广铭所说：“宋代文化发展所达到的 高度，在从十世纪后半期到十三世纪中叶这一历 史时期内，是居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的”。
费正 清也有类似评价：“唐宋两朝蓬勃兴起的中国文 明，似乎超过欧洲是毫无疑问的。
” 陈寅恪有“中古民族文化之史”的说法，宋代 正处于“中古民族文化之史”终结转型的关键时 段。
而按黄仁宇的观点，宋代则处在中国古代第 二帝国(唐、宋)终了。
总之，宋代文化在中国文 化史上处于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以思想学术而言，历来是“汉宋”对举，“宋 明”并称；“汉宋”对举说明由“汉学”转型为“宋 学”的重要性；“宋明”并称说明宋学对后世思想 的影响。
宋学作为宋型文化的精神内核，是中国 古代学术思想的新巅峰。
宋学流派纷呈，各臻其 妙，大师叠出，群星璀璨，为先秦诸子百家以来所 仅见。
宋学形成了与汉学迥然不同的新体系、新 方法与新学风，是中国古典思想发展历程中最后 阶段的代表形态，给予明清思想学术的发展路径 以深刻的影响。
宋学不仅是一种学术思潮，而且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对古代中国后期的民族素质 与价值信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朱熹作为宋学 的集大成者，陈寅恪认为：“朱子之在中国，犹西 洋中世之阿奎纳斯，其功至不可没。
” 以文学艺术而盲，古文运动以“唐宋”连称， “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占据了六席。
宋代诗歌不 仅在唐诗之外，标举了宋词这一富有时代性特征 的品牌，而且在唐诗之后另辟蹊径，创造性地开拓 了宋诗的新境界，影响直到清末民初。
唐宋诗优 劣高下之争经久不绝，还是钱钟书论断中肯：宋人 学唐诗而不像，“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 所在”，因而宋诗完全有资格在中国诗史上与唐 诗双峰并峙，两水分流。
宋代诗话大量涌现，为文 学批评创造了新样式，并出现了《沧浪诗话》这样 具有现代审美特征的开创性的理论著作。
宋代话 本为中国小说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迎来了 明清小说的繁荣局面。
宋代杂剧成为元代戏剧的 的先驱，南宋戏文构成元明南戏的源头。
宋代文 学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绘画向来 以唐宋或宋元并称，宋代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高峰 期，有研究者认为：“吾国画法，至宋而始全”。
宋代工艺美术造型、装饰与总体效果堪称中国工 艺史上的典范，成为明清工艺争相仿效的对象。
已入社会的人士，请在百忙中来替我参谋一下我那在旁人看起来极为幻想幼稚的理想吧，高二学生留
不同类型、不同内容的演讲稿，其结构方式也各不相同，但结构的基本形态都是由开头、主体、结尾三部分构成。
各部分的具体要求如下： 1．开头要先声夺人，富有吸引力 演讲稿的开头，也叫开场白，它犹如戏剧开头的“镇场”，在全篇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开头的方式主要有如下几种： 开门见山，亮出主旨。
这种开头不绕弯子，直奔主题，开宗明义地提出自己的观点。
如1941年李卜克内西《在德国国会上反对军事拨款的声明》开头就说：“我投票反对这项提案，理由如下：”。
叙述事实，交代背景 开头向听众报告一些新发生的事实，比较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吸引听众倾听。
如1941年7月3日斯大林《广播演说》的开头：“希特勒德国从6月22日向我们祖国发动的背信弃义的军事进攻，正在继续着。
虽然红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虽然敌人的精锐师团和他们的精锐空军部队已被击溃，被埋葬在战场上，但是敌人又从前线调来了生力军，继续向前闯进。
……我们的祖国面临着严重的危险。
” 提出问题，发人深思 通过提问，引导听众思考一个问题，并由此造成一个悬念，引起听众欲知答案的期待。
如曲啸的《人生·理想·追求》就是这样开头的：“一个人应该怎样对待自己青春的时光呢
我想在这里同大家谈谈我的情况。
” 引用警句，引出下文 引用内涵深刻、发人深省的警句，引出下面的内容来。
如一个大学生的演讲稿，标题叫《我的思考与奋起》，开头就很精彩：“一个人如果一辈子都不曾混乱过，那么他从来就没有思考过。
” 开头的方法还有一些，不再一一列举。
总之无论采用什么形式的开头，都要做到先声夺人，富于吸引力。
2．主体部分要层层展开，步步推向高潮 演讲稿的主体，要层层展开，步步推向高潮。
所谓高潮，即演讲中最精彩、最激动人心的段落。
在主体部分的行文上，要在理论上一步步说服听众，在内容上一步步吸引听众，在感情上一步步感染听众。
要精心安排结构层次，层层深入，环环相扣，水到渠成地推向高潮。
主体部分展开的方式有以下三种： 并列式。
并列式就是围绕演讲稿的中心论点，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进行表现，其结构形态呈放射状四面展开，宛若车轮之轴与其辐条。
而每一侧面都直接面向中心论点，证明中心论点。
递进式。
即从表面、浅层入手，采取步步深入、层层推进的方法，最终揭示深刻的主题，犹如层层剥笋。
用这种方法来安排演讲稿的结构层次，能使事物得到由表及里的深入阐述和证明。
并列递进结合式。
这种结构，或是在并列中包含递进，或是在递进中包含并列。
一些纵横捭阖、气势雄伟的演讲稿常采用这种方式。
3．结尾要干脆利落，简洁有力 演讲稿的结尾，是主体内容发展的必然结果。
结尾或归纳、或升华、或希望、或号召，方式很多。
好的结尾应收拢全篇，卒章显志，干脆利落，简洁有力，切忌画蛇添足，节外生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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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唐代国力达到顶峰，史称“开元盛世”。
宋代诗论家严羽曾用“盛唐气象”来称赞开元前后的诗歌。
诗歌最能体现唐代文化在鼎盛时期的精神面貌，即宽广、博大、自信的胸襟，宏大、磅礴、洒脱的气质。
正因有此胸怀与气质，唐代文化，不仅在诗歌，而且在书画、音乐、舞蹈、散文、宗教、思想方面，均达到发展的高峰，极一时之盛。
文化的盛世，不仅表现在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完美继承与发扬，也表现在对异族文化、外域文化的汲取上。
唐王朝采取开放的民族政策，不仅使得唐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和扩大，更重要的是，多元文化的交汇，有助于促成文化隆盛的形成。
游牧民族活跃、奋发进取的精神，与中原汉民族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相结合，迸发出勃勃生机，使唐文化性格在整体上有一种明朗、高亢、奔放、热烈的时代气质。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文化在汲取外来文化之时，始终没有放弃、否定或怀疑固有文化，相反，本土文化始终是唐代文化的基础与核心。
2注重风俗，贴近市民生活，反应宋朝商业的繁荣，例如北宋张择端的风俗画《清明上河图》 3清代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总结和整理表现在各个方面。
如大型类书和丛书的编纂，其中康熙、雍正年间编纂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共1万卷，分6编，32典，6109部，集中国古代经、史、子、集之大成；乾隆时期调动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编纂的丛书《四库全书》，收书3500多种，79000多卷，总量达9.9亿多字，分经、史、子、集四部，几乎囊括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文献典籍，成为“震古铄今”，迄今为止世界上数量最大的丛书，从而使中国历史上浩如烟海的典籍得以流传和保存，其历史功绩实不可没。
清代对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结和整理，还表现在对古籍的训诂、注疏和考订方面。
清代的学术思想从明清之际起，就呈现了由宋返汉，通经服古的趋势，到了康乾盛世，考据学风达到鼎盛阶段。
考据学派对中国历史上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经、史、子、集等各类古籍，从文字、声韵、校勘入手，一一加以考订，将许多艰涩难解的古书，通过训诂注疏，达到通晓解读；又将一些章简错乱、讹误甚多的古书，通过校勘，进行纠错舛正；还使一些年久失传、真伪难辨的古籍，通过辑佚和辨伪，得以流传和辨明。
正是通过清代学者对古代典籍所做的这些基础性整理，为后人的阅读和使用提供了方便，为研究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积累了大量宝贵的资料，也为进一步总结和清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奠定了基础。
由于在康雍乾时期对中国古代的典籍大规模地进行训诂、注疏、校勘、辑佚、辨伪、考订，才在这些工作过程中，形成了以考证为特长的乾嘉考据学派，也使考据成为清代有别于其它朝代的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
但考据只是清代学术思想的特色之一，却不能仅以它来概括整个清代的学术思想。
何况考据尚只是方法和形式，整理和总结反映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古代典籍则是内容和实质。
所以，我们说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料进行总结和整理，构成了清代学术思想的又一特色。
庄总宠幸伶官具体有哪些事
伶官 目录[隐藏]释义伶官传序简介文言文译文作者简介赏析一赏析二词类活用文言句式释义 伶官传序 简介 文言文 译文 作者简介 赏析一 赏析二 词类活用 文言句式[编辑本段]释义 古官名，即古代倡优（乐、舞）、俳优（杂耍、戏谑）的总称。
[编辑本段]伶官传序简介 中文名：伶官传序 产生年代：北宋 文体：序言 类型：历史\\\/议论文 作者：欧阳修 出处：《新五代史》 文言文 伶官传序 呜呼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人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
此三者，吾遗恨也。
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
”庄宗受而藏之于庙。
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绵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
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
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
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
《书》曰：“满招损，谦受益。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怜人也哉
作《伶官传》。
译文 唉
盛衰的道理，虽说是天命决定的，难道说不是人事造成的吗
推究庄宗所以取得天下，与他所以失去天下的原因，就可以明白了。
世人传说晋王临死时，把三枝箭赐给庄宗，并告诉他说：“梁国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推立的，契丹与我约为兄弟，可是后来都背叛我去投靠了梁。
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恨。
交给你三枝箭，你不要忘记你父亲报仇的志向。
”庄宗受箭收藏在祖庙。
以后宗庄出兵打仗，便派手下的随人官员，用猪羊去祭告祖先，从宗庙里恭敬地取出箭来，装在漂亮的丝织口袋里，使人背着在军前开路，等打了胜仗回来，仍旧把箭收进宗庙。
当他用绳子绑住燕王父子，用小木匣装着梁国君臣的头，走进祖庙，把箭交还到晋王的灵座前，告诉他生前报仇的志向已经完成，他那神情气概，是多么威风
等到仇敌已经消灭，天下已经安定，一人在夜里发难，作乱的人四面响应，他慌慌张张出兵东进，还没见到乱贼，部下的兵士就纷纷逃散，君臣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到哪里去好；到了割下头发来对天发誓，抱头痛哭，眼泪沾湿衣襟的可怜地步，怎么那样的衰败差劲呢
难道说是因为取得天下难，而失去天下容易才象这样的吗
还是推究他成功失败的原因，都是由于人事呢
《尚书》上说：“自满会招来损害，谦虚能得到益处。
”忧劳可以使国家兴盛，安乐可以使自身灭亡，这是自然的道理。
因此，当他兴盛时，普天下的豪杰，没有谁能和他相争；到他衰败时，数十个乐官就把他困住，最后身死国灭，被天下人耻笑。
祸患常常是由一点一滴极小的错误积累而酿成的，纵使是聪明有才能和英勇果敢的人，也多半沉溺于某种爱好之中，受其迷惑而结果陷于困穷，难道仅只是溺爱伶人有这种坏结果吗
于是作《伶官传》。
作者简介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谥号文忠。
世称欧阳文忠公，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人]，汉族，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
与柳宗元，韩愈，王安石，曾巩，“三苏”苏轼，苏洵，苏辙合称“唐宋八大家”。
庐陵（今江西省吉安）人。
四岁丧父，家境贫寒，刻苦自学，宋仁宗天圣八年进士及第。
晚年历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卒谥文忠。
早年热心政治改革，但晚年对王安石变法有所不满。
在散文理论上提出“以文明道”的主张，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洁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癖晦涩。
为文主张切合实用，重内容，反浮靡。
积极培养后进，因而成为北宋中叶文坛领袖。
他的散文明畅简洁，丰满生动，说理透彻，抒情委婉。
诗、词也有很高成就。
他的《六一诗话》开创了“诗话”这一新的体裁。
著作有《新五代史》、《欧阳文忠公文集》，又与宋祁等合修《新唐书》。
赏析一 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五代史》(《旧五代史》)，认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欧阳修对此不以为然。
他自己动手撰写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
《新五代史》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视。
欧阳修发议论喜欢用“呜呼”。
《东皋杂志》的作者说：“神宗问荆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
’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
”这正说明了欧阳修编写这部史书的用意。
这篇序文与其说是写伶官，不如说是写庄宗。
李存勖是一位颇具勇力之人，打仗时能冲锋陷阵。
作者写他由盛转衰，教训十分深刻，十分惨烈。
作者先从王朝更迭的原因写起，落笔有力，足警世人。
这正是陆机在《文赋》中讲的“立片言以居要”。
应该说，欧阳修的历史观比薛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了“人事”的重要性。
然后，作者回顾历史，概述了庄宗临危受命的情景。
这段描述，言简意赅。
随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
这是文章的重点。
“方其……可谓壮哉!”极言庄宗志得意满，又为下文张本。
“及仇雠已灭……何其衰也”，犹如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与先前形成强烈反差。
这样的对比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
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总结历史教训。
开头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虽然否定了天命之说，但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点。
当描述完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后，作者开始总结历史教训了。
他先引用古书上的话，意在告诉读者，这个道理古人已经知道，庄宗没有记住前贤的话。
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读者至此，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看来，贤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见解。
从庄宗的盛衰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敌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
有敌人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因为他能使你警钟长鸣。
庄宗之所以“壮哉”，就是因为敌人存在，激励他发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告慰先王在天之灵。
当敌人被消灭后，天下平定，庄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国家。
像庄宗这样的人，他的敌人被消灭，也就预示着他自己开始走下坡路。
欧阳修在文章最后写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庄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宠幸的伶人手里。
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
这些因素由小积大，由少积多，最后来个总爆发。
这就启示我们，要防微杜渐，发现不良的苗头，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欧阳修的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北宋最高统治者看的。
北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
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沈德潜评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
”此言达哉!赏析二 本文是《新五代史 伶官传》一文的序.《伶官传》记叙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宠幸的伶官景进,史彦琼,郭从谦等人乱政误国的史实.这篇序并未直接写这些事情,而是写后唐庄宗的盛衰成败. 这篇史论观点明确,论题突出,说理有力,条理分明.前段叙事,后段议论.通篇围绕盛衰二字下笔.文章开头,开门见山提出论点.连用两个感叹句表明作者对盛衰之理的重视,对岂非人事的强调.用一个原字推寻原因,点出庄宗得失之事,引出文章的主要论据,确定全文论证的内容.虽曰……岂非……是反请语气的转折复句,意在强调后者. 在论述过程中文章紧扣庄宗得与失盛与衰,说明立论的历史根据.全文的论据,主要是叙述庄宗接受父命,报仇雪耻,后来由胜而败,由盛而衰的史实.在叙事中融入作者的议论,表达了作者的观点.引史评史,就史论事,在真实记述史实的基础上加以客观分析,评论,从中归结出发人深思的道理,告诫人们汲取历史教训,这是史论文章的目的和特点.本文在写史方面,文字精当.先写晋王临终遗嘱,庄宗恪守父命,出兵报仇,终于凯旋——有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的壮举.证明成则由人的道理.次写庄宗报仇雪耻后,以为大功告成,不思强盛,宠信伶官,由盛而衰,最后落个仓皇出逃,土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的惨状.也证明了败亦由人的道理.文章用对比手法和情感强烈的句式,写出盛衰,成败两个方面.方其……可谓壮哉!及……何其衰也!两句末的两个感叹句,用词不同,却饱含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可谓壮哉在赞叹中含有轻蔑;何其衰也,在惋惜中蕴含谴责,都表达了作者对这件历史事实的鲜明的观点.接着又用岂……欤 抑……欤 反诰语气的选择复句强调后者,说明成败之事皆自于人的道理,得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结论,印证了开头的论点.为了加强文章的说理性,在最后一段中进一步推论,仍用方其……及其……的对比句式,推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道理,扩展了论点,照应了题意,加强了文章的思想性.气概词类活用 一:名词作动词 1.函梁君臣之首 函:用木匣子装 2.契丹与吾约为兄弟 约:订立盟约 3.抑本其成败之迹 本:推究 4.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 原:推其根本 二:名词作状语 1.负而前驱 前:向前 2.仓皇东出 东:向东 3.一夫夜呼 夜:在夜里 4.乱者四应 四:在四面 三:动词作名词 1.而告以成功 成功:成功的消息 四:使动 1.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兴、亡使动 2.凯旋而纳之 纳:使收藏 五:形容词作动词 1.一夫夜呼,乱者四应 乱:作乱 六:形容词作名词 1.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忽微:细小的事情 智勇:有勇有谋的人物 古今异义: 1.与其所以失之者 与其:（古义）和他 （今义）在比较两件事的利害得失而决定取舍时,表示放弃或不赞成的一面 2.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 至于:（古义）相当于“以至于” （今义）表示达到某种程度 3.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 从事:（古义）官名,这里泛指一类官 （今义） 干某项事业；处理，处置；办事，办理事务 4.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人事:（古义）指政治上的得失 （今义） 关于工作人员的录用、培养、调配、奖惩等工作；人情事理文言句式 1.判断句 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 此三者,吾遗恨也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2.状语后置 请其矢,盛以锦囊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 而告以成功 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庄宗受而藏之于庙 3.省略句 还矢(于)先王,而告(之)以成功 以三矢赐(于)庄宗而告之曰 请其矢,盛(之)以锦囊 岂独(庄宗之困于)伶人也哉 (庄宗)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于)庙 4.被动句 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5.固定句式 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 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 通假字 及仇雠已灭 “雠”同“仇”，仇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