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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都有局限性名言

时间:2016-06-06 12:39

如何在医学中体现人文精神

如何在医学中体现人文精神历史上医学是最具人文精神传统的一门科学,然而,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迅 速发展,人们在享受医学技术提供服务的同时,却对医学的非人性化趋势提出越来越多 的批评。

文章认为在医学技术迅猛发展背景下兴起的技术至善主义是导致医学人文传统断裂 的主要原因,然而,随着疾病谱的变化和医学模式的转换,医学需要人文关怀的呼声已 开始被医学界重视。

但是,人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医学技术与人文关怀两者既不可 或缺也不能相互替代,而需要保持一种平衡和必要的张力。

关键词:医学;人文精神 20世纪医学技术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医疗保健事业。

现代医学已成为囊括探 索生命奥秘、防治疾病、增进健康、缓解病痛的一个庞大的综合体系。

然而,具有讽刺 意味的是,当人类在享受现代医学技术提供日益增多的保健服务的同时,人们却对医学 的非人性化趋势产生疑惑并提出越来越多的批评,呼唤重新审视医学的目的和价值,期 盼医学人文关怀传统的复兴。

一、 医学人文精神:传统的断裂 由于医学的目的是救治在病痛中挣扎、饱受躯体疾患和精神痛楚折磨的病人,因此 ,医生除了应具备有用而必要的知识之外,“还应当具有优秀哲学家的一切品质:利他 主义,热心、谦虚、冷静的判断、沉着、果断、不迷信。

” 自古以来,医学就一直被认 为是最具人文传统的一门学科,医生是最富含人情味的职业。

在中国古代,医学被称为 “仁术”,医生被誉为“仁爱之士”,行医治病、施药济人被认为是施仁爱于他人的理 想途径之一。

在西方,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认为“医术是一切技术中最美和最高尚 的”。

强调人体的整体性、人体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古代东西方医学思想的共同特征, 古代医生在治病过程中并不囿于有病部位的治疗,而是主张机体的整体性康复。

他们相 信“人体是由其本身的各个部分的一致而又交流着的知觉环构成的,当其中任何一部分 受到侵袭时,整个身体都可能受到影响。

……因此即使人的很小部分受伤,全身就感到 疼痛,因为各部分是相互联系的。

” 所以,医生不仅应当注意有病部位的治疗,而且也 应当关爱病人。

病人躯体上的不适往往也导致精神上的痛楚,更何况疾病有时被视为上 苍对人类不良行为的惩戒,病人从而遭受到躯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所以医生舒缓病 人的精神压力也有益于躯体疾病的康复。

古代医生强调对医疗技术的热爱与对病人的热 爱两者之间的密切关联,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相信医术的目的就是解除病人的痛苦,或者 至少减轻病人的痛苦。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们缺乏有效的治疗和缓解病痛的手段,于是 他们在竭力为病人寻求治疗和缓解病痛的措施的同时,更注重对待病人的态度和行为方 式,通过对病人的同情、关心、安慰等,给予病人情感的关照。

医学人文精神传统不仅在医生的治疗活动中延续,也凝结成稳固地体现慈善、博爱 精神的医学建制——医院。

在医学史上,无论中外,医院的兴起无不与仁爱、照顾和关 怀相关。

古罗马时期的一位慈善家,为护理贫病交加的患者,变卖了自己的财产,创办 了第一家医院。

我国北宋时期文学家苏轼,在疫病流行期间,为照顾无家可归的病人, 创办了“安乐病坊”。

还有欧洲中世纪的“修道院医院”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兴办的“ 普通医院”,都以照顾和医治贫困病人为己任,充溢着人道主义的关爱之情。

20世纪以前的医学,在疾病诊治方面的能力十分有限,即便是在医院,也只不过是 一种规范化的照顾程序。

在20世纪,医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现代化医院里装备了各种 诊断仪器和设备:从X射线、心电图、电镜、内窥镜、示踪仪、超声诊断仪,到自动生化 分析仪、CT扫描、正电子摄影(PET)、核磁共振成象(MRI)。

医生们凭借这些仪器设 备能准确、动态、自动地诊断、分析疾病原因和机体的功能变化。

肾透析机、心肺机、 起搏器、人工脏器等在临床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化学药物、器官移植、生殖技术、 介入性治疗等提供了多种有效治疗手段。

不断涌现的现代化诊断、治疗技术将医生的注 意力从关注病人吸引到寻找致病原因、分析偏离正常值的数据、发现细胞或分子的结构 和功能变化上。

为了更准确、有效地诊治疾病,按疾病的不同位置或类型分类的临床专 科和亚专科纷纷建立,在此病人被简化为因机体的某一部位损伤或功能失常需要修理和 更换零件的生命机器。

为了便于现代化医院的管理,病人的姓名也被半军事化的番号所 取代,病人的个性化被疾病分类的统一化所溶解。

医学专业化的发展导致了医疗保健程 序的分解,在现代医学的词汇中病人一词被分解为病因、病原、症状、体征等单个的词 素,病人的痛苦被转化为检验单上的数值和各类影像图片。

于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病人 就这样逐渐地在现代医学诊疗过程中被逐渐消解了。

尽管对病人的关照依然被提及,但 那已是现代医学技术范畴之外的事情了。

医学中的人文精神在现代科学技术洪流的冲刷 下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二、 技术至善主义:医学的异化 20世纪以前,医学技术的进展是相当缓慢的,医生们凭借有限的药物和实践中摸索 的经验,为病人解决力所能及的问题。

在20世纪,这种局面发生了更本性的变化,医学 不仅获得了消灭、控制疾病的武器,而且还掌握了操纵生命的密码。

随着医学技术的飞 速发展而形成的“技术至善论”将人们锁定在医学“能做,必须做”的雄心勃勃的幻想 中:人类可以消除一切病痛、人的所有器官都象机器的零件一样损坏后可以更换。

新技 术对医生的行为和医患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不断更新的诊疗技术导致了医生花费更 多的时间在实验室,而不是在病人床边聆听病人的陈述和与病人交谈。

医生更加关注的 躯体问题而忽视病人的情感,因为躯体问题能被测量,情感问题则不能,而且医生们相 信如果躯体问题解决了其它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简而言之,现代医学试图以技术去消解 医学的非技术维度。

现代化医院的环境也似乎很难有助于重视精神的价值。

日常工作由机械性的拨号、 按钮和计算机统治着,所有操作都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

诊断治疗的机械化 、自动化、计算机化使医生远离病人的非技术接触,导致了医疗程序的非人格化、装配 线化、超市化。

死亡被看作是分子的瓦解,疾病被看作是细胞或分子结构和功能的异常 。

医院的操作程序很少关注病人的感觉,这或许应归结为尚未发明出对恐惧、苦恼和不 悦检验的有效仪器。

由于时间就是金钱,那么,在提高效率的名义下,给予病人个人的 时间被压缩到最少。

在强大时间压力下,面对候诊室外排满病人而感到精疲力竭的医务 人员不可能是同情的来源。

此外,还有医学发展本身未料到的后果:医源性和药源性疾 病――由于药物或诊断治疗过程而导致的疾病的增加。

重视药物治疗,轻视其它控制疾 病环节的管理,导致人们把全部信赖寄托在依靠药物和手术治疗上,以致于造成以药物 保障健康的现代迷信。

美国有人报道,有30~40%的手术是不该做的。

在成千上万种药 物中,确切有效的仅占10%,可有可无的占30%,根本无效的占60%。

英国的类似研究 表明确实有效的药物只占15%。

盲目地依靠诊断仪器数据而不全面询问、检查病人也导 致了临床误诊率的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张扬技术至善主义背后的潜在动力是追求更大的经济利益。

毫无疑 问,高技术将带来高利润,在此医学界与药厂和生物技术公司分享共同的喜悦。

自从十 年前开始基因治疗的临床试验以来,基因治疗的功效被广泛鼓吹,但在数百个基因治疗 试验中,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例毫不含糊地证明具有临床疗效。

尽管我们必须承认科学探 索并非坦途,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甚至失败的代价,然而也应当警惕高技术的负面影响 ,警惕一些不切实际的承诺会对所有关注这一领域的人们产生的消极作用,并导致做出 有悖于科学、患者和社会最好利益的决策。

令人不安的是,这种因利益冲突而导致的客 观性缺乏,不仅牵涉到个人,也牵涉到学术机构。

例如在2000年出版的美国《科学》杂 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基因治疗者们,先治治自己》的社论。

社论的作者是普林斯顿 大学的医学教授、前任美国人类基因学会(ASHG)主席Leon E.Rosenberg。

他对于最近广 为报道的几起基因治疗试验中患者死亡的事故极为关注,并且对于基因治疗中的急功近 利,以及诱导公众对基因治疗产生过高期望的倾向提出警告。

虽然我们不能由此全盘否 定基因治疗这一临床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但它提醒我们应当以更严格的科学态度来审 视它。

我们还应当看到,目前某些倍受推崇的“高技术”其实既不高明也不高效,或许只 是费用高额而已。

美国著名医学家刘易斯称之为“半吊子技术”(halfway technology) ,如冠状动脉搭桥术后常出现再狭窄,病人的生活质量也不高,冠状动脉腔内成形术 (PICA )也是如此,此外还有重症监护病房(ICU)中那躺在病床上戴着人工呼吸器、身上插满 各种管道的濒死病人。

美国学者报告,他们的卫生经费有一半用于挽救仅存活半年的病 人身上,而目前尚有4000万人,特别是其中一半以上是儿童,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障。

由 此可见,医疗费用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与生命存活时间成正比,但并不一定能有效地改善 生命质量和健康状况。

临床医学强调广泛而昂贵的治疗虽然挽救了某些危重病人的生命 ,延缓了死亡的进程,但并不能根本解决健康问题。

随着时间的进展,人们开始认识到 ,单纯无条件地依靠医疗技术来保护和延长生命是有欠缺的,这种脱离了病人去治疗疾 病,将病人视为“肉体物质”或“生命机器”的倾向,可能导致医疗保健的畸形发展, 给病人和社会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

医学的异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批评:专科化消解了 整体性的人,技术化忽略了人的心理,市场化漠视人的情感。

如何解决发展高新技术与 适宜技术之间的矛盾;协调关心病人与治疗疾病之间的矛盾成为现代社会亟待解决的问 题。

三、 医学人文关怀:急切的呼唤 尽管医学在20世纪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当下人们对医学技术进步的回应却 是“做的越好感受越坏”。

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不再盲目乐观地为医学技术的成功 而摇旗呐喊。

人们开始关注人工肾、心脏移植等高技术应用带来的稀有卫生资源分配的 公正问题,开始担忧试管婴儿、脑死亡标准产生的负面效应,开始对遗传工程和生物技 术发展的不良后果出现恐惧,对医疗保健非人格化倾向的表示不满,对不堪重负的医疗 费用和卫生资源分配不公提出批评。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于通过发展医学技术来提高 和改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的承诺感到失望,对于现代医疗保健制度的效益和公正性提 出怀疑。

有学者指出:“医学有时似乎由主要对发展它的技术能力感兴趣的精英领导, 而他们很少考虑它的社会目的和价值,更不用说病人个体的痛苦。

” 也有学者感到,“ 正如我们不相信军火工业的目的是保卫国家安全一样,我们也难以相信医药保健产业的 目的是为了增进人类的健康。

” 他们批评现代医疗保健体系已演变成为“医疗产业复合 体”(medical-industrial complex),批评在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中,“高技术—高费 用—高利益”已成为“医疗产业复合体”的目标。

因此,毫不奇怪,自20世纪70年代以 来,公众日益增加对“医疗产业复合体”的反感,而乐于接受更人道地对待他们的传统 医学或自然疗法。

为此,医学界和社会上的有识之士急切地呼唤医学需要新的转向,需要重新定义医 学的目的,需要人文精神的关注。

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国家出现的病人权利运动、自我 保健运动、自然疗法运动、整体医学运动,生命伦理学的诞生和发展,以及70年代后期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提出,都充分地显示出医学已开始出现新的转向,即从在 生物学因素方面探寻疾病的原因和治疗的倾向,向立体化、网络化、多维度地审视健康 和疾病问题转向。

与此同时,随着生命科学研究的深入,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生物机 械论的局限性和人的整体有机联系。

医学界涌动着回归人、回归社会、回归人文的思潮 ,强调医学的目的是以人为本,医学不仅只是对疾病的治疗(cure),而且更需要对病 人的关怀和照料(care)。

然而,要扭转长期以来生物医学模式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并非易事。

即使到目前,许 多医生并未充分认识到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不理解医学本质和价值。

在技术社会中 ,人们强调硬科学的定量资料,回避模糊性和多元化,对生命的价值和疾病的意义等哲 学问题感到窘迫。

但就医学而言,由于它经常面对病痛与死亡,若医生忽视病人的价值 、不探求生命的意义和医学的目的,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好医生是承诺对病人实施最好的保健的医生。

现代医生面临的挑战是在科技知识和 人文素养之间保持平衡。

解决这一问题的最重要一步是强调成为一个医生不仅需要自然 科学知识,而且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说 ,你对待人的最好方式是你对他们的爱,对他们的事情感兴趣。

美国著名医学家、人文 主义者奥斯勒(W. Osler)指出,“作为医生需要不断提醒自己,在看病人时,应当坐 下来,哪怕只是30秒钟,病人会因此放松,更容易交流思想,至少感到医生愿意花时间 对他的病人有兴趣。

这是医生的基本哲学。

” 目前,欧美各国已深刻认识到加强医学人 文社会科学知识教育的必要性,许多大学的医学院和临床医院都设置了相应的课程和实 践训练,以促进医学科学与人文精神的结合。

我国传统医学是人文主导型医学,具有丰富的人文精神资源。

如它十分重视医疗实 践的伦理价值,强调医疗活动以病人而不是以疾病为中心,把病人视为一个整体的人而 不是损伤的机器,在诊断治疗过程中贯穿尊重病人、关怀病人的思想,主张建立医患之 间的合作关系,将“医乃仁术”作为医学的基本原则。

这些宝贵的医学人文精神遗产在 现代社会闪耀出诱人的光芒。

遗憾的是,在西方医学技术的影响下,我国医学界也表现 出类似的重技术轻人文的现象,甚至在传统医学的临床实践中也出现了忽视人文关怀的 倾向。

如何在现代社会重建科学的医学与人文的医学的平衡也是中国医学界面临的难题 。

为什么医学中人文问题的重要性说的多而变化的少呢

可能是因为缺乏适当的检验 医学人文教育的标准。

“软学科”性质是难以测量的,尤其是培养一个既有科学头脑又 满怀人文精神的医生需要经历长期的实践、并非象学习专业技术那样能立即见效,更何 况人文精神并非是简单地从书本中学到的知识,而主要是从生活的经验和临床过程中感 悟和体验的。

四、 医学人文关怀:科学的回应 随着医学的发展,人们日益深刻地认识到医学各学科间以及医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 学间的整体联系,更加明确医学的技术发展与人文关怀是密不可分的。

正如德国著名物 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普朗克所指出:“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整 体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事物的局限性。

实际上存在物理学到化 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连续链条,这是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

” 在机械唯物论影响下,近代医学从交谈的艺术变成了沉默的技术。

许多医生认为在 诊断疾病上,客观指征,如找到病灶、发现异常比病人的主观感受更为重要,X线、心电 图、实验室检查、的结果激素、化疗、抗抑郁、CT是高度有效的工具,不需要更多的语 言。

医生们认为语言在与疾病的斗争中价值不大,已习惯了不使用语言作为治疗工具。

普通公众也相信那些技术设备。

虽然有些医生在某种程度上也认识到他们的话语对某些 病人有治疗作用,但他们决没有想过这是科学的事情,也没有想将语言作为治疗手段。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话语的治疗价值,尤其是诊断治疗中与病人的交谈应当引起临床医 生的重视。

临床医生应当了解使用语言作为治疗工具的价值,避免其副作用,有时甚至 是毒性作用。

早在荷马时期就有关于语言有益于病人的应用:如祝愿语,讲话者鼓励病人,提供 人道支持;祈祷上帝恳求干预病痛;魔咒,以驱赶恶魔。

亚里士多德认为,宣泄压抑的 情绪是治疗性的。

在我国古代医学经典《灵枢•师传》对语言的治疗作用也有精辟 的论述:“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 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

”随着现代神经科学、免疫学和内分泌学的 进展,许多研究已涉及到情感状态对某些化学物质的产生和某些激素分泌的影响。

例如 ,脑内啡呔是内源性吗啡样物质,其产物或分泌事实上可能被各种外在因素所影响。

人 们通过对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认识,更深入 地理解了人体整体性以及人体的机能状态与抗病能力之间的有机联系。

因此,医生使用 语言作为治疗成为科学上容易理解的事情,因为他知道如何以适当的方式影响病人的情 绪状态。

在此,科学再次带给我们一些新概念,并对医生讲话的治疗意义作出了合理的 解释。

实际上,许多高年资的医生都有这方面的经验。

哈佛心脏病学家Bernie Lown说,最 重要的治疗开始,可能是医生在急诊室里见到心脏病发作病人时,告诉他一切事情都在 控制中,他将会好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语言作为信任关系被用于治疗。

对安慰剂的研 究也提示医患之间的信任联系可缓解疼痛或减少止痛药的需要。

事实证明,在癌症治疗 中那些有勇气面对癌症的病人比那些持消极态度的癌症患者效果更好些。

在此并非是让 医生应获得信仰疗法者的技巧或指望出现话语治疗的魔力,而是强调使医生手中的巨大 医学科学技术力量与治疗中的人文情愫保持一种适当的平衡。

医生的医疗实践必须立足 于科学基础,但他们可以学会似乎只是非正统医生具有的一种治疗情感。

话语治疗需要 探索和研究,使之成为医学科学与艺术的综合部分,在21世纪显出更为诱人的魅力。

五、 医学技术与人文精神:必要的张力 既然医学是与人类生命直接相关的科学,医疗技术是增进健康、减少疾病的艺术, 卫生保健是关系到人类幸福的事业,医学理当是科学技术与人文关怀融合的最好结合点 。

“天人合一”,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的渗透与融合是现代医学的理想目标。

然而,在 实践中人们却发现,实现这种理想的融合是并非易事,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人们不得不 承认,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我们依然会面临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之间的不断冲突。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对卫生保健的需求日益增加,而医学技术 的发展为满足不断增长的保健需求提供了保障,因此,医学技术的发展方向与人类的根 本目的是一致的。

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医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必将不断对人类的精神生 活、传统道德规范提出挑战。

我们已经遭遇了现代医学技术无节制地应用给个人、家庭 和社会带来了的沉重的经济负担,我们也将面对克隆人、人工大脑等对人类社会产生的 尚难预料的潜在影响。

生命维持系统模糊了生与死的界限,转基因动物器官移植将突破 种间屏障,当“只剩下脑袋的霍金” 面对由老鼠体内培育的精子和卵子经体外受精再经 胚胎移植而孕育出生的婴儿时,他或许有冲动要写“生命简史”了。

一方面人类需要大力发展医学技术以保障和促进自身的健康,不得不突破传统观念 ,重建价值观、道德观,如生命质量观、生命价值观、脑死亡观的提出,充分反映出人 类社会必须建立一套新的价值体系来。

另一方面,人类又警惕着高新技术带来的不利影 响,设法确保使之为人类利益服务,避免其消极作用。

认识到医学技术是既能造福人类 ,也可能给人类造成灾难的双刃剑,保持医学技术与人文精神之间的这种张力将有利于 医学技术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协调发展。

在此,以人文精神确保技术应用的正当性是十分 重要的。

科学医学指导什么是正确有效的治疗,人文医学指导什么是好的治疗。

在这种 情况下,医生将对病人说,我有知识,我会用我最好的知识为你提供你所需要的最好的 服务。

医学发展到21世纪已不再只是一门复杂的科学技术体系,同时它也成为了一个庞大 的社会服务体系。

医学科学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不仅意味着对病人个体的关照,而且还 蕴意着群体的关照:确保每个公民都能分享医学技术的成就。

尽管在为所有公民提供医 疗服务上是有限的,但它体现了对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公平原则追求和起码的社会良知 ,确保医学技术沿着造福全人类的道路前进。

因此,提倡医学的人文关怀是21世纪医学 发展的主旋律,它不仅是对医生的要求,也是对整个卫生保健服务的期望。

如何理解苏格拉底的认识自己与美德即知识

苏格拉底以前,希腊研究的问题是自然是什么,什么是构成世界的本源,各种学说纷繁芜杂,到了苏格拉底,他认为是由于对真理的意义的误解,而认识问题是关键,首先不是去认识真理,而是去认识认识,只有人自己认识才可以一步一步的推到最后的命题。

通过认识自己,认识知识,一个人有美德,但关于美德的说法每个人都不一样,对美德下定义,定义就是知识,所以美德即知识。

基于学生学习的教学内容确定,应该注重哪些方面

教学设计是为了实现一定的教学目标,依据教学内容、学生特点、环境条件,运用教与学的原理,为学生策划学习资源和学习活动的过程。

它不同以往的教案,具体地讲教学设计的编写应注意以下四个方面:一、教学目标的设计在开始一堂课或一个教学单

怎样快速提高一个人的智商

高智商的人并不是说你的智商特别高,为人特别圆滑,有时他会是正直,保持着最初善良和纯洁的人,会是一个大智如愚的人,会是在别人出错的时候,勇于指正的人。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算是高智商的人呢

1善于调节情绪:高智商的人有自己的情绪,并且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懂得什么时候该生气,什么时候不该生气,高智商的人一般善于调节自己的情绪,会在恰当的时候表示出恰当的情绪,绝不会因为一时的怒意而伤害对方。

2是个正直和真诚的人:高智商的人并不是永远只会说好话、拍马屁的人,而是一个勇于在发现错误时,积极指正错误的人,如果不管对方对错,只是一味的说好话,可能会让人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太过虚假,反而不想与之结交。

3懂得抓住机会:高智商的人会有一双善于观察,发现机会的眼睛,平时他们会养精蓄锐,规划自己的目标,努力的把自己变得更好,这样在机会来临时,努力把握机会,不让机会从自己手中溜走。

4适应能力强:高智商的人勇于面对困难和挑战,不管身在哪里,境遇如何,都会使自己充满能量,积极适应当下,也就是说不管在哪,高智商的人都不会去抱怨生活,而是会适应环境,然后施展自己的才华。

5懂得拒绝他人:勇于对他人的不合理、不正当的要求说“不”,不让自己在冲动的条件下或者是高于自己身份和地位的人压力下,去做自己不应该做的事,而是遵从本心,有思想,有主见,不被他人主导。

6对自己有充足的认识:高智商的人不止要会说“不”,还要对自己有较高的认识度,充分认识自己的优缺点以及自己的处事原则和底线,从而学会在底线内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长处,让亮点放大。

7有良好的团队领导能力:高智商的人一般都具有团队精神,即在团队里有一定的影响力,能带动整个团队的氛围,能凝聚整个团队的力量,能为团队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能带领整个团队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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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孔子的评价

对于孔子我们应该客观的评价,褒贬都有。

可以说孔子代表了一个时代,他的思想是超前的,但是也有他的局限性,以及他对于封建势力的妥协性。

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其中的一些思想直到现在仍然受用,感染了每一代人,也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

所以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时俱进。

对于《论语》的作用,有两句震聋发聩的名言传世。

一句为北宋宰相赵普所言:“半部《论语》治天下。

”另一句为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所说:“一部《论论》即可以打倒希腊七贤。

”对于前者,有人认为此为赵普之“戏言”,对于后者却认为“逊语”。

“戏言”之说另文有述,此文专论“逊语”之说。

  有言道,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法郎士?魁奈没有来过中国,怎会对《论语》了解如此透彻。

魁奈没有来过中国,此为事实,但不能就此构成魁奈不了解中国的原因。

不少学者已经撰文论述魁奈了解中国有两个途径,一是派学生前往中国考察,二是从介绍中国的大量译著中了解。

  有的还说,“一部《论论》即可以打倒希腊七贤”,此为谦逊之言。

笔者认为,魁奈之言出其真情实感,并非谦逊之语。

  所言“希腊七贤”是指泰勒斯、梭伦、奇伦、毕阿斯、克莱俄布卢、庇塔库斯、佩里安德。

他们都是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

  泰勒斯(约前625年~公元前547年),生于小亚细亚西南海岸的米利都,早年是商人,曾游历巴比伦、埃及等地,是古希腊哲学家、自然科学家。

他认为处处有生命和运动,并以水为万物的本源。

在埃及时曾利用日影及比例关系算出金字塔的高度。

  梭伦(前638年~前559年),生于雅典,是古代雅典的政治家,立法者,诗人。

他在前594年出任雅典城邦的第一任执政官,制定法律,进行改革,史称“梭伦改革”。

对诗歌颇有成就,其诗重在赞颂雅典城邦及法律。

  奇伦,生于斯巴达,是建议任命监察官来辅助国王的第一人,并于公元前556年担任此职。

首次使监察官同国王一起监督政务,大大提高了这个位置的权力。

他给斯巴达的训练带来了极大的严格性。

  毕阿斯,是普里耶涅人,是一名著名律师,他总是将其言语能力用于好的目的。

在他看来,人力的增长是自然的,但用语言来捍卫国家利益则是灵魂和理性的天赋。

毕阿斯承认神的存在,主张把人的好行为归于上帝。

  庇塔库斯,是米提利尼人,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

他在阿尔卡尤斯兄弟的帮助下推翻了列斯堡的僭主美兰克鲁斯,成为那里的法律制定者,统治了十年。

作为一个温和的民主政治者,庇塔库斯鼓励人们去获得不流血的胜利,但他也阻止被流放的贵族返回家园。

  佩里安德,生于科林斯,后为僭主。

在位期间,他所统治的城邦获得了极大的繁荣。

他改革了科林斯的商业和工业,修筑了道路,开凿了运河。

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热心于科学和艺术。

  克莱俄布卢,生于林迪,后成为林迪的僭主,据说他曾追溯其祖先到赫拉克勒斯。

他强壮而英俊,对埃及哲学很熟悉。

他很关心教育,主张女子应该和男子一样受教育。

  利玛窦在中国实地考察之后,向西方传达的结论是,孔子绝不逊于西方的哲学家,“许多西方的哲学家无法与他相提并论。

故此,他所说的或所写的,没有一个中国人不奉为金科玉律。

”《论语》是孔子生前与弟子答问的语言和孔子言行的记录,是儒家学派最为经典的著作。

孔子被列为世界古代十大思想家之首。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历经2500余年而长盛不衰,对中国乃至世界影响深远。

《论语》内容涉及到教学、政治、文化、仁义、道德、礼乐、中庸等10卷20篇512条。

具有中国传统文化重要内容的儒家思想,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大能治国,小能治家。

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

  魁奈正是在认知《论语》并比较希腊七贤之后有感而发的。

魁奈本人认为希腊哲学不如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思想家的论著能够超越《论语》,一部《论语》可以打倒希腊七贤。

此为魁奈的真实感叹,虽然没有具体展示希腊七贤之局限,但从后人对他们所概括的格言中或多或少了解“七贤”之不足。

泰勒斯的格言是“过分执著稳健只会带来灾难”,梭伦的格言是“避免极端”,奇伦的格言是“遵守诺言”,毕亚斯的格言是“人多手脚乱”,庇塔库斯的格言是“紧抓时机”,佩里安德格言是“行亊前要三思”,克莱俄布卢的格言是“凡亊取中庸之道”。

应该说七贤的哲学思想是伟大的,但与《论语》相比,逊色多矣。

《论语》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其哲理深奥,蕴含着人类丰富思想。

相形之下必见绌,希腊七贤有其局限和偏颇。

所以,魁奈认为希腊的哲学不如中国的观点就显得顺理成章,此为一。

  其二,孔学对欧洲的影响巨大。

17至18世纪哲学的启蒙运动开始之初,孔子已经成为欧洲的名人,对法国启蒙学者的有着巨大的影响。

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在《孔子与中国之道》一书中,对于欧洲哲学思想史的形成有过这样一段精彩而翔实的描述:“众所周知,哲学的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已经成为欧洲的名人。

一大批哲学家包括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行他们的主张,而在此进程中他们本人亦受到了教育和影响。

”“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  事实确是如此。

在16至18世纪,随着西方传教士往来于中西之间,欧洲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化产生了浓烈的兴趣。

一大批哲学家以及一批政治家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动他们的主张。

在此时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传教士们用欧洲的多种语言翻译中国的文化典籍,大量地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文化。

当时有大批传教士先后受罗马教皇的派遣来到中国,在传教的同时,客观上又把古老的中国文明传播至欧洲。

在来华的传教士中比较著名的有意大利人利玛窦、德国人汤若望、比利时人南怀仁、法国人金尼阁和白晋等。

就说利玛窦,他曾任在华耶稣会士的领袖,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到北京,进呈自鸣钟等珍稀宝物,结交士大夫以识中华文明。

他写了一部日记体手稿,后经金尼阁将手稿编撰成书,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

书中以大量的资料,向西方“解释了一个新的世界和一个新的民族以及丰富的礼义之邦”,成为西方世界了解“神秘东方”的重要文献。

利玛窦还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

到17世纪末叶,已有数十种中国经典译本在欧洲流行。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还曾专门诏谕皇家印刷厂大量印制传教士从中国带回的《四书》译稿。

  由是在欧洲出现了“中国文化热”、“孔子热”。

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伏尔泰,对中国的历史和哲学赞扬有加,认为中国“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

他对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说非常赞赏,特地在自己的礼拜堂里挂上孔子的画像,朝夕膜拜。

为何如此崇拜呢

伏尔泰在《诸民族风俗论》作了精辟的回答:“欧洲的贵族和商人在东方所有的发现,只知道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道德的与物质的世界。

”伏尔泰指出,“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我们不能像中国人那样生活,真是太不幸

”伏尔泰还说:“西方民族,无论如何格言,如何教理,无可此纯粹道德相比拟者。

孔子常说仁义,若使人们实行此种道德,地上就不会有什么战争了。

”于是,他大声疾呼:法国要“全盘华化

”每个法国人都应该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他当然,伏尔泰对孔学的赞美虽有言过其实之嫌,但这种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赞美对法国的启蒙运动倒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其三,魁奈对孔学的崇拜。

魁奈本人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他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学甚为了解。

正如前文所说,他是通过十六、七世纪欧洲传教士有关中国的文献以及派弟子的考察报告了解中国、熟悉孔学的。

同时,与他所处环境的潜移默化有关。

魁奈长期生活在热衷中国文化的巴黎,耳濡目染。

魁奈与伏尔泰都是生于1694年。

当他55岁之时,以法王御医的身份进入宫廷。

当时巴黎上流社会热衷于中国文化,伏尔泰“全盘华化”的呼声如雷贯耳,魁奈开始潜心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政治、经济制度,写了很多文章,并逐渐形成了他的重农主义经济学理论。

  在其著作中很少引用希腊罗马哲学家的言论,然而却对孔子的学说推崇备至,大量引用。

他曾经撰写《孔子简史》,对孔子其人其学进行了高度的评价。

他认为《论语》的道德格言远远胜过古代希腊圣贤的哲学,实有“相形见绌”之感。

他对于中国的研究,后来汇集成《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影响深远。

在书中,魁奈极为精彩和简练地叙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精神,即遵循自然法、自然秩序的精神。

他写道:“根据中国注疏家的解释,天是统辖苍穹的灵魂,他们又把苍穹看作是大自然的物主最为完美无瑕的杰作。

苍穹的外貌总是令人肃然起敬,使人们看到自然秩序的美妙和卓绝;在那里,造物主的不变法则得到最为清晰的显示。

”他又说,“如果说在中国,思辨科学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而对自然法的研究却已达到尽善尽美的最高程度,并且,如果说在其他国家,思辨科学得到很好的研究,而自然法却完全被忽略了。

”魁奈对孔学以及中国古典哲学精神的理解还是比较准确的。

尽管儒家文化与老庄之学有一定的分歧,但两者都对“自然法则”充满着敬意。

道家之“道法自然”,儒家之“天行健”,还有那中国古代帝王的祭天传统,则是这种精神的仪式化表现。

这些“自然法则”都为魁奈所接受并加阐述。

  从思想源流讲,孔学以及中国古典哲学对魁奈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果说孔学以及中国古典哲学不是启发了魁奈,但也可算是加强和丰富了他对自然秩序的思考,使得他的思想更为充分和系统。

对此,有不少学者明确指出,魁奈虽没到过中国,但派有学生到过中国,并带回去了中国的儒家著述,对魁奈的学说产生了重要影响。

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也论及此事,称魁奈深受了孔学的影响,并达崇拜程度,冠魁奈以“西方孔子”称号。

《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以及魁奈在其他著述中对中国崇尚“自然法则”甚为钦佩。

魁奈指出,重农思想、礼治思想和儒家学说,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中的瑰宝。

他说,只有农业才是一切国家财富的源泉,只有农民是唯一的生产阶级,这是孔子和中国历代帝王早都知道的。

魁奈主张的“以农为本”思想,正是来源于儒家的重农思想。

他还在《中华帝国专制制度》一书说:这本书只是对“中国学说的系统说明,而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采用为楷模。

”正由于此,魁奈对孔学以真诚且竭尽全力的态度加以宣传。

正由于魁奈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热心宣扬,他被人们称作是“欧洲的孔子”。

魁奈所主张的“以农为本”也正是儒家的治国方针。

魁奈热切地希望法国能像中国一样,在他的影响下,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劝说路易十五模仿中国皇帝实行“耕田大典”,这一仪式于1768年6月15日在凡尔赛王宫变成现实。

  综观三点,足见魁奈所说“一部《论论》即可以打倒希腊七贤”决非逊言。

目前,世界许多学者对于《论语》的学习和研究盛行,此间了解魁奈对《论语》的赞赏之言,定能从中获得更多启示。

  托尔斯泰  “大地上千百万的生灵在受苦;你们大家为何都在这里只照顾一个列夫·托尔斯泰

”  ——列夫·托尔斯泰  我认为,托尔斯泰的苦难是一种灵魂的苦难:  “古来圣贤皆寂寞”,托尔斯泰遭到的苦难是种种矛盾与寂寞:他本人拥有地位和财富,但他时常为自己的富裕的生活感到羞愧难安;他同情下层民众,又对他们缺乏信心。

托尔斯泰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在他寻求新生活的过程中,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一直陪伴着托尔斯泰。

他厌倦自己的生活,决心和自己的社会决裂,但他又得不到人们的支持。

在精神上,他一直是孤独的。

当他努力为农奴改革时,遇到的是农奴的麻木与冷漠;当他决定为下层百姓做点什么时,遇到的是贵族的嘲笑与鄙夷;当他下定决心与贵族生活决裂时,遇到的是家人的不理解与争吵.最终,他选择了出走,去寻一条通往宁静之乡的道路.可这一次,他又遇到了命运的捉弄以及自然的冷酷对待.自始至终,他站在了进步的角度,站在了真理高度的来推行他的主张。

但当时的社会中,又有几个人能理解他呢

又有谁能宽容他呢

他所遭的苦难是一种灵魂的孤独,是一种“置身于荒漠之中的寂寞”。

  但是,伟人与凡人的区别就在此.面对苦难,凡人选择随波逐流,选择放弃,选择沉沦;而伟人则会选择坚持,选择固守己见,选择继续为自己的信仰努力下去.罗曼·罗兰说:“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

”正是因为托尔斯泰对无限苦难的不懈抗争,以及在抗争中爆发出来的生命激情,托尔斯泰才成为了一位伟大作家。

苦难在各人身上又表现为种种不同的形式。

托尔斯泰的苦难来自内心。

在与苦难搏击的漫漫征途中显示了巨人般的力量、变苦为乐的生存勇气。

他说: “是我给人以精神上至高的狂热。

”他的生命是一部的悲剧,英雄在他走向悲剧性的毁灭的顶点时,才真正完成了英雄形象的塑造。

在英雄奋斗的一生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毁灭,我们看到的是那不屈的精神、那承担痛苦的伟大勇气,正是在这种永不妥协的抗争中,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和生活的意义。

  有一个问题很值得思考。

为什么托尔斯泰说:“千万的欢乐,不值一单独的苦恼”

弄懂这个问题,也就理解了托尔斯泰。

我觉得,答案就在他的另一句话中:  人生不是一种享乐,而是一桩十分沉重的工作。

  ——托尔斯泰

新中国成立是否就是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理论的重要基石之一。

  其基本内容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概括起来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决定的。

“两个基本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

坚持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

即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21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的整个历史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包括两层涵义:一是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二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必须正视而不能超越这个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有: 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 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 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转变为全国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第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在竞争中并存发展。

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同当代资本主义性质不同,但同处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第二大形态,具有共同的“社会存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广大人民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

  到2050年我国将走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因此新中国成立不是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是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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