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 是鲁迅的名言吗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鲁迅在谈及朋友时，他写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同怀视之。
”这是赠给同志瞿秋白之辞（《鲁迅全集9），意思是说只要有一个充分理解自己的真朋友就可以了。
在艰难困苦之中，心灵深处的纽带牢固地连在一起，患难相扶。
关于生活的哲理名言
①人最宝贵的东西命.生命来说只有一次.因此,人的一生应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人生最宝贵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我们必须抓紧时间生活，因为即使是一场暴病或意外都可能终止生命。
②领袖的逝世没有引起党的队伍涣散。
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强有力的将根深深地扎入土壤中，即使削掉树梢，也绝不会因此而凋零。
③收起枪，别跟任何人说。
哪怕，生活无法忍受也要坚持下去，这样的生活才有可能变得有价值。
④数千人形成一个强大的变压器，形成一种永不枯竭的原动力。
⑤“不必召开群众大会了，这里没有哪个人需要宣传鼓舞，托卡列夫，你说话很准确，他们确实是无价之宝，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朱赫来说的。
1974年的阅读与情感以死亡的想象沉思生命他徘徊于悼别与憧憬之间以独白的句式承诺无所悔恨的人生那是一个俄罗斯青年曾经响亮的名字那是一个朴素时代曾经不朽的世界名著被遗忘的格言抄在被遗弃的塑料日记本的扉页上昔日的偶象淹没于今天眼花缭乱的明星排行榜而1974年的春天保尔?柯察金几乎是你唯一的阅读那些温暖的逃学的下午断墙外低矮的树林里你沉醉于最初的崇拜也惶恐于最初的迷恋一遍遍你持久地、秘密地想念着冬妮娅想念着歌唱在山楂树下的美丽少女倾刻间缠绵的露水吞没于革命的激流心碎的冬妮娅凝视着保尔的一脸忧愁昨夜的爱情与明天的斗争对峙在这告别的黎明而在美丽与神圣之间英雄只能有一种背叛艰苦地你跋涉在繁体字的丛林中幻想革命与爱情的完美妥协期盼神圣与美丽握手言欢而结局终于来临在一个冬天的车站你目睹了他们最后的相逢最后的决别风雪中的保尔手握铁镐的布尔什维克以“公民”称呼自己最初的恋人无言的冬妮娅凄楚的冬妮娅在泪光里承受着无情的阶级蔑视保尔坚定地踏入风雪踏入冬季的烈焰这是苏维埃的革命之火一个英雄必经的考验而此刻你终于明白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低矮的树林里你捧着泛黄的书页少年的眼神凝视着天空阳光在泪水中映出彩虹吟诵着保尔的名句意志的力量使你颤栗而冬妮娅，当你再次默读她的名字有一种感觉几乎令你窒息那时你正历经热烈而脆弱的年龄只能以敬畏代替模仿以眼泪代替血1974年彷惶而无从堕落的岁月一个布尔乔亚的少女成为你仅有的心事二十多年前的初夏，我恋上了冬妮娅那一年，“文化大革命”早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革命没有完，正向纵深发展。
恋上冬妮娅之前，我认识冬妮娅已近十年。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我高小时读的第一本小说。
一九六五年的冬天，重庆的天气格外荒凉、沉闷，每年都躲不掉的冬雨，先是悄无声息的下着，不知不觉变成了令人忐忑不安的料峭寒雨。
强制性午睡。
我躲在被窝里看保尔的连环画。
母亲悄悄过来巡视，收缴了小人书，不过说了一句：家里有小说，还看连环画
从此我告别了连环画，读起小说来，而且是繁体字版的。
奥斯特洛夫斯基把革命描写得引人入胜，我读得入迷。
回想起来，所以吸引人，是因为他描写伴随着恋爱经历的革命磨炼之路：保尔有过三个女朋友，最后一个女友才成为他的妻子；那时，他已差不多瘫痪了。
质丽而佐以革命意识的达雅愿意献身给他--确切地说，献身给保尔代表的革命事业。
革命和爱欲都是刺激性的题材，象时下的警匪与美女遭遇的故事，把青少年弄得神情恍惚，亢奋莫名。
但革命与癌症的关系我当时并不清楚，究竟是革命为了爱欲，还是爱欲为了革命
革命是社会性行为，爱欲是个体性行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而爱欲是偶在个体脆弱的天然力量，是“一种温暖、闪烁并变成纯粹辉光的感觉”……象大多数革命小说一样，爱欲的伏线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故事中牵动这革命者的经历，但革命与爱欲的关系相当暧昧，两者并没有意外相逢的喜悦，反倒生发出零落难堪的悲喜。
在“反”革命小说中，革命与爱欲的关系在阴郁的社会动荡中往往要明确得多。
帕斯捷尔纳克写道，拉娜的丈夫在新婚之夜发觉拉娜不是处女，被“资产阶级占有过”，于是投奔“资产阶级”的革命；日瓦戈与拉娜的爱情被描写成一盏被革命震得剧烈摇晃的吊灯里的孱弱烛光，它有如夏日旷野上苍凉的暮色，与披红绽赤的朝霞般的革命不在同一个地平线。
爱欲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处于什么位置
它与那场革命的关系究竟怎样
从一开始我就下意识地关心冬妮娅在革命中的位置。
我老在想，为何作者要安排保尔与冬妮娅在冰天雪地里意外重逢
在重逢中，保尔用革命意识的“粗鲁”羞辱初恋情人的惊魂，说她变得“酸臭”，还佯装不知站在冬妮娅身边的男人是她丈夫。
这样来叙述自己的初恋，不知是在抱怨革命对初恋的阉割，还是在报复初恋中染上的资产阶级的蓝色水兵服和肥腿裤上的异己阶级情调。
出逃的前夜，保尔第一次与冬妮娅搂抱在一起好几个小时，他感到冬妮娅柔软的身体何等温顺，热吻象甜蜜的电流令他发颤地欢乐；他的手还“无意间触及爱人的胸脯”……要是革命没有发生，或革命在相爱的人儿与温柔之乡紧挨在一起的时候戛然而止，保尔就与资产阶级的女儿结了婚，那又会是一番故事。
他们发誓互不相忘。
那时保尔没有革命意识，称革命为“骚乱”。
热恋中的情语成了飓风中的残叶，这是由革命意识造成的吗
这部小说我还没有读完第一遍，大街上、学校里闹起了“文化大革命”。
我不懂这场革命的涵义，只听说是革“资产阶级”的命；所有资产阶级都是“酸臭”的，冬妮娅是资产阶级的人，所以冬妮娅是“酸臭”的。
可是，为什么资产阶级的冬妮娅但爱抚会激起保尔这个工人的孩子“急速的心跳”，保尔怎么敢说“我多么爱你”
我没空多想。
带着对冬妮娅“酸臭”的反感，怀揣着保尔的自传，加入“文化大革命”的红小兵队伍，散传单去了。
其实，一开始我就暗自喜欢冬妮娅，她性格爽朗，性情温厚，爱念小说，有天香之质；乌黑粗大的辫子，苗条娇小的身材，穿上一袭水兵式衣裙非常漂亮，是我心目中第一个具体的轻盈、透明的美人儿形象。
但保尔说过，她不是“自己人”，要警惕对她产生感情……我关心冬妮娅在革命中的位置，其实是因为，如果她不属于革命中的一员，我就不能（不敢）喜欢她。
“文化大革命”已进行到武斗阶段。
“反派”占据了西区和南区，正向中区推进；“保派”占据了大部份中区，只余下我家附近一栋六层交电大楼由“反派”控制，“保派”已围攻了一个星期。
南区的“反派”在长江南岸的沙滩上一字儿排开几十门高射机关枪，不分昼夜，炮击中区。
不能出街，在枪炮声中，我读完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就在那天夜里，自动步枪的阵阵扫射通宵在耳边回荡，手榴弹的爆炸声不时传进我阵阵紧缩的恐惧中；总攻交电大楼的战斗在我家五百米远的范围激烈进行。
清晨，大楼冒起浓烟。
“保派”通宵攻击未克，干脆放火，三面紧缩包围。
死守的“反派”们终于弃楼而逃。
我家门前的小巷已经封锁了，三四个与冬妮娅一般大的女高中生戒守在这里。
时值七月，天气闷热，绷紧的武装带使她们青春的胸脯更显丰实，让人联想起保尔“无意间”的碰触。
草绿色的钢盔下有一张白皙、娇嫩的脸，眼睛大而亮丽。
重庆姑娘很美……她们手中的五六式冲锋枪令我生羡，因为保尔喜欢玩勃朗宁。
她们的任务是堵截散逃的“反派”队员。
对方没有统一制服，怎么知道那个提驳壳枪，行色匆匆的青年人是“反派”还是自己人
唯一的辨识是同窗的记忆。
提驳壳枪的青年男子被揪回来，驳壳枪被卸掉，少女们手中的冲锋枪托在白皙柔嫩的手臂挥动中轮番砸在他的头上，脸上、胸脯上……他不是自己人，但是同窗。
我第一次见到了单纯的血。
惊颤之余，突然想起了冬妮娅；她为什么要救保尔
她理解革命吗
她为了革命才救保尔吗
保尔明明说过，冬妮娅不是自己人。
革命与爱欲有一个含糊莫辨的共同点：献身。
献身是偶在个体身体的位置转移。
“这一个”身体自我被自己投入所欲求的时空位置，重新安顿在纯属自己切身的时间中颠簸的自身。
革命与爱欲的献身所向的时空位置，当然不同；但革命与爱欲都要求嘲笑怯懦的献身，这往往让人分辨不清两者的差异。
没有无缘无故的献身，献身总是有理由，这种理由可称为“这一个”身体自我的性情气质。
革命与爱欲的献身差异在于性情气质。
保尔献身革命，冬妮娅献身爱情。
身体位置的投入方向不同，本来酝酿着一场悲剧性的紧张，但因保尔的出逃而轻易地了结。
保尔走进革命的队伍，留下一连串光辉的业绩；冬妮娅被革命意识轻薄一番后抛入连历史角落都不是的地方。
保尔不是一开始就打算献身革命，献身革命要经历许多磨炼。
奥氏喜欢用情欲的磨炼来证明保尔对献身革命的忠贞，但有一次，他用情欲的磨炼来证明保尔对献身情爱的忠贞。
在囚室中，保尔面对一位将被蹂躏的少女的献身。
同情和情欲都在为保尔接受“这一个”少女的献身提供理由，而且，情欲的力量显然更大，因为，保尔感到自己需要自制的力量，同情显然不需要这样的自制力。
事实上，被赫丽丝金娜的“热烈而且丰满”的芳唇激起的情欲，抹去了身陷囚室的保尔“眼前所有的苦痛”，少女的身体和“泪水浸湿的双颊”使保尔感到情不自禁，“实在难于逃避”。
是冬妮娅，是她“那对美丽的、可爱的眼睛”使保尔找到在自制的力量，不仅抑制住情欲，也抑制住同情。
这里根本就没有某种性道德原则的束缚，仅仅因为他心中有“这一个”冬妮娅。
保尔的“这一个”身体自我的爱欲只趋向于另一位“这一个”身体自我，她是不可置换的。
革命意识使保尔的情欲力量改变了方向。
与冬妮娅临别前的情语被革命意识变成瑟瑟发抖的、应当嘲笑的东西。
革命意识的觉醒意味着，“我”的身体自我的情欲必须从属于革命，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革命中比有那么充沛的身体自我的原生性强力。
“九?五命令”下达，所有武斗革命团体在领袖的指示下交出各种火器。
大街上热闹非凡，“保派”武斗队正举行盛大的交枪典礼。
典礼实际是炫耀各种武器；解放牌卡车拖着四管高射炮，载着全副武装的战斗队，在市区徐徐兜圈。
我被一卡车战斗队员吸引住了：二十个与冬妮娅一般大的少女端坐卡车上，个个怀抱一挺轻机枪，头戴草绿色钢盔，车上还趴着一位女高中生，握着架在车头上的重机枪，眉头紧锁--特别漂亮的剑眉，凝视前方。
少女的满体皆春与手中钢枪的威武煞人真的交相辉映。
傍晚，中学举行牺牲烈士的葬礼。
第一个仪式是展示烈士遗体，目的不是为了表现烈士的伟大，而是表明“反派”的反革命意识的残忍。
天气仍然闷热，尸体裸露部份很多，大部份尸体已经变成深灰色，有些部位流出灰黑的液体弥散着令人窒息的腐气；守护死者的战友捂着洒满香水的口罩，不时用手中干树枝驱散苍蝇。
一个少年男子的尸体。
他身上只有一条裤衩，，太阳穴上被插入一根拇指粗的钢钎，眼睛睁得很大，象在问着什么，眼球上翻，留下很多眼白。
草坪上躺卧着一具女高中生的尸体，上身盖着一截草席，裸露着的腰部表明她上身是赤裸的；下身有一条草绿色军服短裤。
看来她刚“牺牲”不久，尸体尚有人色。
她的头歪向一边，左边面颊浸在草丛中，惨白的双唇紧贴着湿热的中国土地本来，她的芳唇应当期待着接纳夹杂着羞怯的初恋之吻；没有钢盔，一头飘散开来的秀发与披满黄昏露珠草叶织在一起，带点革命小说中描写的“诗意”。
她的眉头紧锁，那是饮弹后停止呼吸前忍受象摔了一跤似的疼痛的表情……一颗（几颗
）子弹射穿她的颈项
射穿胸脯
射穿心脏
我感到失去了某种生命的维系，那把“这一个”身体自我与“另一个”身体自我连在一起的感觉。
我想到趴在车头上紧握重机枪的女高中生的眉头，又突然想到冬妮娅，要是她也献身革命，跟保尔一同上了那列火车……武斗团的赵团长向围观的人群发表情绪高昂的演说。
“为了……（当然不是为了这些死尸的年轻）誓死血战到底
”然后从腰间别着的三支手枪中拔出一支左轮枪，对着天空，他的战友们跟着举起枪。
葬礼在令人心惊肉跳的鸣天枪声中结束。
革命的献身与爱欲的献身不同，前者要求个体服从革命的总体性目的，使革命得以实现，爱欲的献身则只是萦绕、巩固个体身位。
：“这一个”爱上了“另一个”的献身，是偶在个体的爱欲的目的本身，它萦系在个体的有限偶在身上；革命不是献身革命的目的本身，它要服从于一个二次目的，用奥氏令人心血上涌的话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斗争是革命，“解放全人类”是这种革命的二次（终极）谜底。
为了这个目的，个体必须与自己的有限偶在诀别，通过献身革命而献身到全人类的无限恒在中去。
在无限恒在中有偶在个体的终极性生存理由，弃绝无限的全人类，有限偶在的个体身位据说就丧失了活着的理由。
无限恒在与有限偶在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是紧张的，克尔凯戈尔吟哦道：“弃绝无限是一则古老传说中所提到的那件衬衫。
那丝线是和着泪水织就、和着泪水漂白的，那衬衫是和着泪水缝成的。
”“反”革命的小说《日瓦戈医生》表达的正是这种“弃绝无限”，所以，它充满了为了无限的革命中惊恐得发抖的泪水。
在基督临世之前，世界上的种种宗教已经星罗棋布，迄今仍在不断衍生；无论哪一种宗教，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寂静的还是迷狂的，目的不外乎要把个体的有限偶在身体挪到无限中去，尽管这无限的蕴含千差万别。
有神明，有大全，有梵天，有天堂，有净土，有人民。
但革命的无限恒在使魂萦受灾的个体爱欲丧失了自在的理由；弃绝革命就意味着个体偶在的“我”不在了。
在诸多革命中，许许多多“这一个”年轻身体的腐臭不足以让人惊怵，陈示许许多多的“这一个”青春尸体，不过为了革命的教育目的：这是个体为认同“人民”必须支付的代价。
保尔与冬妮娅分手时说，“有许多优秀的少女”和他们“一道进行残酷的斗争”，“忍受着一切的困苦”。
他要冬妮娅加入残酷的斗争，象他的政治辅导员丽达一样，懂得何时拔出手枪。
武斗过后，在军事管制下，中学生们继续进行对个体偶在的灵与肉的革命，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那时，我已经过了中学战斗年龄，广阔天地令我神往。
下乡插队的小火轮沿长江而下，驶向巴东。
在船上，我没有观赏风景，只是又读了一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我发觉自己的阅读速度大有长进，识繁体字的能力也提高了
托尔斯泰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泰，俄国作思想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伟大的家，19世纪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被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也创作了大量的童话，是大多数人所崇拜的对象。
他的作品描写了俄国革命时的人民的顽强抗争，因此被称为“俄国十月革命的镜子”列宁曾称赞他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
他的作品《七颗钻石》《跳水》《穷人》已被收入人教版和冀教版小学语文书。
生平简介 列夫·托尔斯泰于1828年俄历9月9日（阳历8月28日）生于图拉省晓金区。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
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
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
托尔斯泰一岁半丧母，九岁丧父，是姑妈把他抚养长大的。
托尔斯泰自幼就开始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
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语言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
期中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
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
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越性。
1847年4月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这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析产时归他所有，他漫长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
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因得不到农民信任而中止。
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应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次年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
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之间。
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1851年4 月底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中服役两年半。
虽然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的提携才晋升为准尉。
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队。
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并参加这个城市的最后防御战。
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
1855年11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逐渐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
在这里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他的不喜爱荷马和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
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
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实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张的暴露文学。
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
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
托尔斯泰和妻子 1856年底以中尉衔退役。
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
法国的“社会自由”博得他的赞赏，而巴黎断头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则使他深感厌恶。
在瑞士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绅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愤慨。
但这次出国扩大了他的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俄国社会的落后的清晰认识。
对于19世纪50至60年代之交的农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势，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极其矛盾的。
早在1856年他就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
但因农民不接受而未实现。
他非常同情农民，厌恶农奴制，却认为根据“历史的正义”，土地应归地主所有，同时因地主面临的是要性命还是要土地的问题而深深忧虑。
他不同意自由主义者、斯拉夫派以至农奴主顽固派的主张，并且也看到沙皇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虚伪性质，却又反对以革命方法消灭农奴制，幻想寻找自己的道路。
由于无法解决思想上的矛盾，曾企图在哲学、艺术中逃避现实，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观情绪。
1859至1862年间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曾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1860至1861年还到德、法、意、英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各国学校。
后又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教育杂志。
这些活动必然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农奴制改革中，他作为本县和平调解人，在调停地主和农民的纠纷时，常常同情农民，但又招致贵族农奴主的敌视。
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
不久他关闭了学校。
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的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
新婚之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
他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
从1863年起他以6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
这段时间的较重要的事件是1866年他出席军事法庭为士兵希布宁辩护。
希布宁因不堪军官的虐待打了军官的耳光，虽经托尔斯泰为之奔走，终被枪决。
这一事件使他开始形成反对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作品 托尔斯泰的心灵的宁静与和谐没有保持多久。
1869年9月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
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
在这前后，他在致友人书信里谈到自己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
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对叔本华哲学发生兴趣，一度受到影响。
从70年代初起，“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破坏”的加剧，“到民间去”等社会运动的兴起，使他开始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
他惶惶不安，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因自己所处的贵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恼，不知“该怎么办”。
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
他甚至藏起绳子，不带猎枪，生怕为了求得解脱而自杀。
这些思想情绪在当时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鲜明的反映。
此后，他访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塔耶夫。
他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最后在70至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强烈影响下，弃绝本阶级，完成了60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转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
在《忏悔录》（1879～1880) 等论文里，他广泛阐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对富裕而有教养的阶级的生活及其基础——土地私有制表示强烈的否定，对国家和教会进行猛烈的抨击。
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
这是因为他不仅反映了农民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和愤怒，也接受了他们因政治上不成熟而产生的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思想。
列宁剖析这种惊人的矛盾说：“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
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
书房 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
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
当时写的剧本、中短篇小说以及民间故事，同样为了这一目的。
他还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1881年因子女求学全家迁居莫斯科，他访问贫民窟，参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调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层生活；1881年他上书亚历山大三世，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84年由其信徒和友人弗·契尔特科夫等创办“媒介”出版社，以印行接近托尔斯泰学说的书籍；1891年给《俄国新闻》和《新时代》编辑部写信，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写的作品的版权；1891至1893年和1898年，先后组织赈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他还努力维护受官方教会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尔教徒，并在1898年决定将《复活》的全部稿费资助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
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
这在《哈泽—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
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论饥荒》一文而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中止。
至此又因《复活》的发表，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 托尔斯泰 来世，于1901年以俄国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义革除他的教籍。
这个决定引起举世的抗议，托尔斯泰却处之泰然。
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写《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
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
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离家出走。
这种意图在他80至90年代的创作中颇多反映。
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自己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不免悲观失望；对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
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
最后，他于1910年10月28日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
在途中患肺炎，11月7日（阳历11月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
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森林中。
坟上没有树立墓碑和十字架。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出生在一个名叫“雅斯纳亚·波良纳”的贵族庄园。
他童年印象最深的是能给所有人带来幸福的小绿棒的故事。
托尔斯泰在喀山大学就读期间，对卢梭的学说产生过浓厚的兴趣。
离开大学后，成为青年地主的托尔斯泰曾力图改善农民的生活，但却不被农民所理解。
这段经历后来在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7）中得到了反映。
50年代，托尔斯泰在高加索入伍期间开始了文学创作。
处女作《童年》（1852）通过对小主人公伊尔倩耶夫的单纯而又富有诗意的内心世界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出色地表现了一个出身贵族家庭的、聪颖、敏感、感情热烈，并爱作自我分析的儿童的精神成长过程。
它与后来作家写就的《少年》和《青年》构成了自传三部曲。
在高加索期间，托尔斯泰还发表了一些反映战地生活的小说，如《袭击》和《台球房记分员笔记》等。
高加索迷人的自然风光和朴实的山民，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平民化思想也由此萌发。
这在他后来完成的作品《哥萨克》中有清晰的反映。
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托尔斯泰曾在前线坚守一年。
他为此写出了三篇总名为《塞瓦斯托波尔故事》（1855-1856）的特写，以严酷的真实抨击了畏敌如虎的贵族军官，赞美了普通士兵的爱国主义精神。
托尔斯泰退役回到家乡后，曾为农民子弟办学，后因沙皇政府干预，学校夭折。
期间，他两次出国，并写下了《暴风雪》、《两个骠骑兵》、《卢塞恩》、《阿尔贝特》、《三死》、《家庭幸福》和《波里库士卡》（1863）等小说。
60-70年代，托尔斯泰先后完成了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两部作品为他赢得了世界一流作家的声誉。
70年代末80年代初，托尔斯泰经历了一场世界观的激变。
他否定了贵族阶级的生活，站到了宗法农民的一边。
这时，他不仅在生活方式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力求使自己的作品能为普通的农民所接受。
他写了不少民间故事和“人民戏剧”，也写出了一些优秀的小说，其中著名的有长篇小说《复活》（1899），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和《活尸》，中篇小说《霍尔斯托麦尔》、《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和《克莱采奏鸣曲》等。
《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最重要的作品。
男主人公聂赫留道夫是一个为自己和本阶级的罪恶而忏悔的形象，玛丝洛娃的不幸遭遇深深震动了他，他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来赎罪。
聂赫留道夫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对本阶级罪恶的忏悔，以及在忏悔过程中的矛盾、彷徨，既概括了当时一部分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思想矛盾。
女主人公卡秋莎·玛丝洛娃是一个从受欺凌的地位中逐步觉醒并走向新生的下层妇女的形象。
如果说与聂赫留道夫的重逢震颤了她麻木的灵魂的话，那么与政治犯的接触则使她开始了对新生活的探索。
玛丝洛娃形象已经越出了当时一般作家用同情的笔调描写下层人民不幸遭遇的格局，而是深刻地表现了下层人民不可摧毁的坚强意志。
同时，《复活》也显示了托尔斯泰“撕下一切假面具”的决心和彻底暴露旧世界的批判激情。
小说对沙俄的法律、法庭、监狱，以及整个国家机器和官方教会，都给予了无情的抨击。
为此，托尔斯泰遭到当局和教会的迫害，还被革除教籍。
然而，托尔斯泰在人民中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声誉。
托尔斯泰晚年生活力求平民化，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精力，完成了中篇小说《哈泽·穆拉特》和《舞会之后》等优秀作品。
1910年，他在出走途中去世。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是19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俄国最伟大的作家。
他以自己有力的笔触和卓越的艺术技巧辛勤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因此被列宁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 ”。
托尔斯泰思想中充满着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俄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反映，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新生活中，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的生动写照。
托尔斯泰的作品纵然其中有反动的和空想的东西，但仍不失为世界进步人类的骄傲，他已被公认是全世界的文学泰斗。
罗曼·罗兰的《名人传》、茨威格的《三作家》中记述了他。
人物形象： 他生就一副多毛的脸庞，植被多于空地，浓密的胡髭使人难以看清他的内心世界。
长髯覆盖了两颊，遮住了嘴唇，遮住了皱似树皮的黝黑脸膛，一根根迎风飘动，颇有长者风度。
宽约一指的眉毛像纠缠不清的树根，朝上倒竖。
一绺绺灰白的鬈发像泡沫一样堆在额头上。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你都能见到热带森林般茂密的须发。
像米开朗琪罗画的摩西一样，托尔斯泰给人留下的难忘形象，来源于他那天父般的犹如卷起的滔滔白浪的大胡子。
（节选自茨威格《列夫托尔斯泰》）
大学生谈恋爱弊端名言名句
理想： ： 不参加变革社会的斗争，理想永远是一种幻想。
： 当大自然剥夺了人类用四肢爬行的能力时，又给了他一根拐杖，这就是理想
： 理想会有反复，信仰坚定不移；事实一去就不复返。
托尔斯泰： 理想是，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没有方向，就没有生活。
： 世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 一种理想，就是一种力
： 在需要面前，一切理想主义都是虚伪的。
信念： 查·： 宁肯孑然而自豪地独守信念，也莫不辨是非地随波逐流。
： 对我们帮助最大的，并不是朋友们的实际帮助，而是我们坚信得到他们的帮助的信念。
贝蒂： 人有了坚定的信念才是不可战胜的。
希金森： 有必胜信念的人才能成为战场上的胜利者。
： 信念
有信念的人经得起任何风暴。
追求： 华兹华斯： 一个崇高的目标，只要不渝地追求，就会成为壮举。
查·科尔顿： 要想知道掌权的痛苦，就该去问那些当权者；要想知道它的乐趣，就应该去问它的追求者。
塔西佗： 即使是智者，也难摈弃追求功名这个弱点。
葛罗夫： 理智会促使每一个人去追求大众的幸福，作为获取和确立个人幸福的手段。
塞·约翰逊： 凡是精炼的句子，由于追求简明而不得不牺牲一定的准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