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别林的一句话，告诉你什么是人生的喜剧与悲剧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推荐美国喜剧大师卓别林的名句：人生用特写镜头来看是悲剧，用长镜头来看则是喜剧。
众所周知，特色镜头和长镜头都是拍摄的手法。
特写镜头记录的局部，是把局部进行凸显。
在特写镜头下，所有的细枝末节都会一览无余。
而长镜头则是指用比较长的时间对一个场景或一场戏进行连续拍摄，它记录的是一定时间跨度之内的变化。
把特色镜头和长镜头这两个拍摄术语引入对人生的思考，我们很容易悟出其中的含义。
所谓特色镜头指的就是人生历程中某一特定的阶段或遭遇。
人的一生不会事事如意，难免风雨坎坷，当我们用特色镜头对准这些不幸遭遇的时候，感受到的自然是悲剧。
但是，人生也不可能在某一个特色镜头下停滞，“风物长宜放眼量”，当我们用长镜头去记录人生的时候，就会发现挫折是暂时的，生活是美好的。
喜剧大师的这一名句，我们既可以用来劝慰生活遭遇挫折的人，让他们坚定对美好明天的信心，同时，也可以在涉及如何对待人生、困难等主题的演讲中加以引用，以提升讲话的含金量。
人生近看是悲剧 远看则是喜剧 卓别林的这句名言 英文怎么说
Life is a tragedy seen close, while a drama seen remotely.
卓别林对喜剧的贡献
对于运用理智的人来说，人生乃一喜剧；对于诉诸感觉的人来说，人生乃一悲剧。
英国谚语 人生如舞台，如果你单单叙述一件事情，就无法打动人心。
所以你必须生动活泼的把事实编造成一种喜剧的形态，也就是以喜剧的手法来处理你的人生，使你的周围洋溢着欢欣鼓舞的气氛。
卡耐基 幸福的斗争不论它是如何的艰难，它并不是一种痛苦，而是快乐，而只是喜剧。
车尔尼雪夫斯基 用感情生活的人的生命是悲剧，用思想生活的人的生命是喜剧。
布律耶尔 幸福的斗争不论是如何的艰难，它并不是一种痛苦而是快乐，不是悲剧而只是喜剧。
车尔尼雪夫斯基
为什么一些人谈喜剧必谈卓别林，说那种才是真喜剧
一个悲戚的故事是否会让你潸然泪下
当你听完这个故事或看完这部电影，边用纸巾拭去眼角珠串，边哽咽着说太悲了不想再感受这样的悲凄了。
所以按照现在人们的思想或者说是需求，喜剧越来越多，悲剧却日渐稀薄了。
\ 我不是不喜欢看喜剧，我也喜欢，只不过现在的喜剧没有它们的心，自然也就打动不了我的心。
\ 悲剧在鲁迅先生表达的意思是：悲剧即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从而激起观众的悲愤及崇敬，达到提高思想情操的目的。
说白了其实就是用一种悲惨的方式来揭示社会或生活中某些事的罪恶面。
尽管悲剧看起来会让人内心酸楚，有时还会伴随眼睛红肿，但是它却能够最真切的敲响你的心。
就比如《蜗居》着实刺痛着我们这些房奴马上将成为房奴和“励志”要成为房奴的人。
这时候你就厌弃了一直看着听着学着高呼着的共产的低劣喜剧了。
\ 不过查理·卓别林也说过喜剧其实源自于悲剧。
悲剧也就是喜剧的心脏，也许有了悲剧的心才能编出好的喜剧吧。
这不是我凭空的想象，不论是周星驰过去的无厘头，还是宁财神现在的黑色幽默，如若不是有揭示那悲的一面，估计这喜的一面纵使你才华如教授你也揭不开这锅盖。
当然教授还是能揭开的，因为他们成为教授本就是凭空而出，所以作品也同样空凭脑细胞也不是不可能的。
\ 我不喜欢琼瑶类的小说也是如此的原因，只凭着几个来回穿梭的场景和那腻歪的陈词滥调居然真的能榨出万千群众的眼泪，让我不禁佩服国人的泪腺堪比健美选手的肱二头肌，发达而且肆意
如果说这都是我们文化大国的顶级作品，那我宁愿相信孔子是韩国人了，起码韩国人的电影都会带出他们敢说敢做的批判主义。
以前听到不少电影里说一段感情可以让你这么悲痛，那么它一定给你带来过很多的快乐。
我觉得说的非常对，这就是喜剧有了悲剧的心脏，悲剧有了喜剧的体现。
而现在大多数的爱情，真可以说是假情假意，为什么分手后能迅速找到另一个
就算勉强说你分手心情不佳，我觉得你也只是单纯的心情烦恼而已，不用得真心去快乐，又怎么来的铭心的痛苦
\ 所以我总是奉劝朋友多看一些悲剧，因为就算你体会不出喜剧后面的悲剧，那你干脆直接点就去看看悲剧吧。
我喜欢郭德纲那样的幽默，虽然他只说听相声只是听一乐儿，但是你要知道这乐儿背后所指的你现在共产下的悲剧生活。
我也喜欢韩寒，黑色幽默的利剑是直指政策的悲惨的。
这才是喜剧，才是你应该知道的生活的悲喜剧，生活的悲剧不是琼瑶的几句蔫吧词营造出来的，喜剧也不是周先生的嘲人自乐的这种低等的乐呵。
\ 短歌行里的那句：“悲从中来”就是这意思，要从心中走
别走脚趾头
卓别林的喜剧为什么从来不说话
默剧本就是这样的特色啊，默剧演员是不可以说话的，不过我记得卓别林在《大独裁者》里面是有过台词的，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看
卓别林对自己喜剧创作的评价
路过
为什么卓别林被誉为最杰出的喜剧大师
希望你们可以详细回答~~ 谢谢~~
卓别林，英国电影喜剧演员，导演，制片人，反战人士，后来也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导演，尤其在好莱坞电影的早期和中期他非常成功和活跃。
他奠定了现代喜剧电影的基础，卓别林戴着圆顶硬礼帽和礼服的模样几乎成了喜剧电影的重要代表，往后不少艺人都以他的方式表演。
作为一个从无声片时代成功过渡到有声片时代的喜剧大师，卓别林留给后世的精神财富难以估量。
（Charlie Chaplin，1889年4月16日—1977年12月25日，全名为查尔斯·斯宾塞·卓别林 爵士，昵称查理，Sir Charles Spencer Chaplin Jr，不列颠帝国勋章佩戴者），英国电影演员，导演，制片人。
他一度被誉为“喜剧之王”。
1889年4月16日生于伦敦，1977年12月25日卒于瑞士科西耶。
卓别林幼年丧父，曾在游艺场和巡回剧团卖艺或打杂。
1913年，随卡尔诺哑剧团去美国演出，被美国导演M.塞纳特看中，从此开始了他的电影生涯。
1914年2月28日，头戴圆顶礼帽、手持竹手杖、足登大皮靴、走路像鸭子的流浪汉夏尔洛的形象首次出现在影片《阵雨之间》中。
这一形象成为卓别林喜剧片的标志，风靡欧美20余年。
他奠定了现代喜剧电影的基础，卓别林戴著圆顶硬礼帽和礼服的模样几乎成了喜剧电影的重要代表，往后不少艺人都以他的方式表演。
从1919年开始，卓别林独立制片，此后一生共拍摄80余部喜剧片，其中在电影史上著名的影片有《淘金记》、《城市之光》、《摩登时代》、《大独裁者》、《凡尔杜先生》、《舞台生涯》等。
这些影片反映了卓别林从一个普通的人道主义者到一位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的过程。
卓别林以其精湛的表演艺术，对下层劳动者寄予深切同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进行辛辣的讽刺，对法西斯头子希特勒进行了无情的鞭笞。
1952年，他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被迫离开美国，定居瑞士。
在瑞士期间，他拍摄了尖锐讽刺麦卡锡主义的影片《一个国王在纽约》。
1972年，美国隆重邀请卓别林回到好莱坞，授予他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称他“在本世纪为电影艺术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卓别林最出色的角色是一个外貌流浪汉，内心则一幅绅士气度、穿着一件窄小的礼服、特大的裤子和鞋、戴着一顶圆顶硬礼帽、手持一根竹拐杖、留着一撇小胡子的形象。
在无声电影时期卓别林是最有才能和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
他自己编写、导演、表演和发行他自己的电影。
从在英国的大剧院作为孩童演员登台演出到他88岁高龄逝世他在娱乐业从事了70多年的生涯。
从狄更斯式的伦敦童年一直达到了电影工业的世界顶端，卓别林的一生是20世纪最引人瞩目的一生之一，他本人成为了一个文化偶像。
他一生中私生活和公众生活的高高低低受到了有些人的高度赞扬，也受到了其他一些人的严格批判。
人物生平 童年 1889年，卓别林出生于英国伦敦南部地区的一个演艺家庭，父母都是艺人。
从他很小的时候开始他的父母就分居，查理与他的同母异父的哥哥雪尼·卓别林随他们的母亲生活。
1896年他的母亲失业，兄弟两人被送入伦敦兰贝斯区的一个少年感化院。
几周后他们又被送入一个收养孤儿的学校。
卓别林12岁半时，父亲酗酒去世，母亲患精神病，最后被送入一个精神病院。
当时雪尼和查理不知道他们还有一个被父亲抚养大的同母异父的兄弟，后来这个兄弟在查理·卓别林在好莱坞的制片厂中工作。
1920年查理·卓别林将他的母亲接到美国，1928年母亲在好莱坞逝世。
因父亲在37岁时早逝，母亲又患神经病，年幼的卓别林被送进贫民孤儿学校。
7岁后，他离开了孤儿学校，成了一名流浪儿。
他当过报童、杂货店小伙计、玩具小贩、医生的小佣人、吹玻璃的小工人，还在游艺场扫过地。
早年的贫困生活启发了他后来创造流浪汉的灵感；小胡须、细手杖、大号裤子及皮鞋，以及歪歪扭扭的正式晚礼服，暗示了在儿童天真的想象中的威严的成人，意在用一个天真无邪的形象重新塑一个下层阶级的代表。
17岁时，卓别林进入了当时非常有名的卡尔诺剧团。
在这里，卓别林有生以来遇到了使他终生受益的良师卡尔诺，正是卡尔诺，把卓别林带进了喜剧的最高行列。
舞台生涯 1894年卓别林五岁时在伦敦的一俱乐部代替他的母亲首次登台表演（母亲嗓子突然沙哑）。
他小时候曾生过一次大病，数星期躺在病床上，晚上他的母亲在窗前给他表演外面发生的事情。
1900年他的哥哥为他在伦敦竞技场上演的哑剧《灰姑娘》中扮演一只戏剧性的猫的角色。
1903年他获得了一个新角色，后来不久他获得了他的第一个正式角色，扮演《歇洛克·福尔摩斯》中的一个报童。
直到1906年他扮演这个角色。
此后他在一个杂技团里工作，次年在弗莱德·卡尔诺（Fred Karno）的喜剧团里扮演小丑。
移民美国 根据美国移民纪录查理·卓别林是于1912年10月2日随同卡尔诺哑剧剧团进入美国的。
当时卡尔诺哑剧剧团的成员还包括斯坦·劳雷尔，卓别林和劳雷尔在旅店里分享一屋。
后来劳雷尔回到英国，而卓别林则留在美国。
当时电影导演麦克·塞纳特看到卓别林的表演后在雇用卓别林。
卓别林在那里与喜剧演员玛布尔·诺曼德合作。
1914年到1923年间，卓别林拍摄了大量的短片，以精湛的哑剧技巧、完美的银幕形象成为闻名世界的喜剧演员——事实上他可以说是第一名世界明星。
卓别林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这样他可以自己控制自己的电影。
在卡尔诺剧团，卓别林有很多机会可以去巡回演出，他很希望能去美国。
1912年，卓别林梦想成真，他在美国的演出非常轰动，以至于引起美国电影制片商的兴趣。
在最孤独寂寞的时期，他一生中的转折点慢慢到来。
当时，启斯东公司的老板赛纳特一眼相中了这个来自异国他乡的青年，卓别林开始了向往已久的演员生活。
卓别林在启斯东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多半是凶狠的、轻浮的、散漫的、狡猾的和丑陋的。
这些人物符合启斯东的“理想”，但和卓别林独具一格的整套喜剧手法很不协调。
卓别林曾说：我并不很喜欢自己的早期影片，因为在这些影片中我很不容易控制住自己。
一两块奶油蛋糕飞到人的脸上，也许还有点逗趣，可是，如果整个喜剧性仅仅依靠这种办法，那么影片马上就会变得单调而索然寡味了。
也许我并没有能够一贯做到实现我的意图，不过，我是一千倍地更喜欢用一种俏皮的姿态、而不愿用粗鄙和庸俗的行为去赢得笑声。
卓别林基于他真正艺术家的天性，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幽默对生活基础的特殊意义。
他开始从早期的滑稽电影中摆脱出来，逐渐地把严肃的题材和喜剧片的传统手法非常巧妙地结合起来。
在卓别林对现实的讽刺影片中占有特殊地位的、是他1918年拍摄的《狗的生涯》。
这部影片中，深思代替了嬉笑，忧郁代替了嘲弄。
通过这部影片，他放弃了滥用的低级趣味，而以发人深省的笑代替了纯生理的笑；用同情的微笑代替哈哈大笑。
“不朽的流浪者”夏尔洛，露宿街头，处处受辱，当他从职业介绍所碰了壁狼狈地走出来时，茫然地看见门口的几只狗正在争夺一块骨头。
这辛酸的一笔正是残酷人生的真实写照，也是童年卓别林的真实写照。
1918年1月21日，卓别林自己的制片厂正式落成。
这天，他兴高采烈地穿上那双举世闻名的夏尔洛的大皮鞋，在未干的水泥地上踏下一个脚印。
卓别林力图通过电影反映出时代的特征。
他说，创作喜剧，其中的悲剧因素往往会激起嘲笑的心理，而嘲笑正是一种反抗。
1929年从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迅速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此时拍摄的《城市之光》描写夏尔洛爱上一个卖花的盲女，盲女却误以为他是百万富翁。
为了给卖花女攒钱治病，夏尔洛吃尽苦头弄来一笔钱，卖花女眼睛治好才知道自己的恩人原来是个乞丐式的穷人。
提出的问题更为尖锐深刻的片子是《摩登时代》。
贪得无厌的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不顾工人死活，无限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甚至异想天开地发明“吃饭机”，连工人短短的午饭时间也不放过。
由于夏尔洛整天在传送带旁操作，机械地重复拧螺丝的单调工作，因而神经失常，被送进医院，然而等病治好了，他却失业了。
这部影片不仅思想内容深刻，而且在演技上也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谴责战争贩子和军火商的《凡尔杜先生》，描写银行小职员凡尔杜忠心耿耿地干了三十年，受尽剥削，在一次经济危机中被踢出银行，为了养家糊口，被迫走上了犯罪道路。
凡尔杜因杀人而被捕，判处死刑。
他说：“杀了一个人就说这人是罪犯，杀了几百万人却说他是英雄。
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权势就能获得成功……” 为此美国政府掀起对卓别林的迫害。
《凡尔杜先生》在美国许多大城市被禁映。
1947年12月，卓别林在巴黎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向好莱坞宣战”的文章，向全世界控诉他所遭遇的迫害。
1952年9月，为参加欧洲各国举行的《舞台生涯》首映典礼，卓别林准备到欧洲旅行半年。
他带着家眷，当轮船横渡大西洋时，收音机广播了美国政府司法部的声明，声明说政府将拒绝卓别林再入境。
船在法国停泊时，卓别林向一百多名记者发表了谈话，他说：“我信仰自由，这是我全部政治见解……我为人人，这是我的天性。
”又说：“我并不想制造革命，只是还要拍些电影。
” 1953年初，奥娜代表她丈夫回美国出席联美公司董事会，卖掉了卓别林在美国的全部财产，并把他的手稿、影片等珍贵资料运往瑞士。
从这以后卓别林下定决心不再返回美国。
从此，他在日内瓦湖北岸、风景优美的维薇镇定居下来。
从定居瑞士起，卓别林就着手撰写回忆录。
50年代末完成了40万字的《我的自传》，他以惊人的记忆回忆了自己艰苦奋斗的一生。
60年代和越战的来临，使卓别林在美国的命运再度被改变。
1963年，他在纽约组织了自己的电影节。
1972年，他在奥斯卡有史以来最热烈且持续时间最长的起立鼓掌声中，接受了美国电影学院颁发的奥斯卡特殊成就奖。
1972年造访美国期间，83岁高龄的卓别林说自己早已放弃了激进的政治主张。
1977年12月25日，88岁高龄的世界杰出的喜剧大师与世长辞了。
奥斯卡金像奖 卓别林两次获得奥斯卡荣誉奖。
在1929年5月16日奥斯卡金像奖首次被颁发时还没有今天的投票程序，而且各项奖励之间的区别也非常模糊。
卓别林本来因他的电影《马戏团》被提名为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喜剧导演，但后来他的提名被撤回，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决定因他在“《马戏团》片中在表演、协作、导演和制片各方面表现出来多样性和天才”而授予他特殊奖。
唯一的另一部获得特殊奖的影片是《爵士歌手》。
44年后卓别林于1972年末为他对“本世纪的电影艺术所做出的不可估量的贡献”获得了第二次荣誉奖。
卓别林重返美国，除了获奖外他还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历史上最长的起立致敬。
在明星群聚的会场内观众整整起立鼓掌了五分钟。
卓别林还为《大独裁者》被提名为最佳电影、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原创剧本，为《凡杜尔先生》被提名为最佳原创剧本。
在卓别林本人拍电影的时期里他对奥斯卡金像奖表示小看。
他的儿子小查理写道卓别林开玩笑将他1929年获得的金像奖当作制门器使用，因此在1930年代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人对他非常不满。
卓别林最后的两部电影是《纽约王》（1957年）和索菲亚·罗兰和马龙·白兰度上演的《香港女伯爵》（1967年） 人们往往忽视卓别林还获得过一次奥斯卡金像奖，1973年他为他1952年与克莱尔·布卢姆一起拍的《舞台生涯》获得了最佳最佳原创音乐奖。
片中巴斯特·基顿也登场，这是这两位大喜剧家唯一的一次同时露面。
由于卓别林当时面临的政治困难，这部电影始终未在洛杉矶上演，而这是被提名的条件之一。
这个条件直到1972年才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