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家风家训的传承有何意义
众所周知，风浓缩夏子孙几千年来的价值取向神追求，是中华民族世传的精神瑰宝，是涵养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是核心价值观的微观体现，更是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的重要载体。
因此，陪树良好家风，进一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对凝魂聚气开展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具有不可代替的价值和意义。
一.好家风是中华名族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家风是指一个家族代代相传沿袭下来的体现家族成员精神风貌、道德品质、审美格调和整体气质的家族文化风格，是家族最核心的价值。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传统的中国家庭非常注重门楣家风，重视庭训家教，讲究“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遵循“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不同的家庭，家风的呈现形式不尽相同，有的是有形的文字、成型的为人处世格言，更多的是无形的言传身教、隐含于每个家庭成员的日常行为中。
古人关于家风的名言、警句汗牛充栋，据统计，中国古代公开出版的“家训”就有一百二十多种。
自古至今，为世人尊崇而广为流传的有：孔子对儿子孔鲤的庭训、诸葛亮的《诫子书》、陶渊明的《贵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朱熹家训》、周怡的《勉谕儿辈》、吴麟征的《家诫要言》、古训《增广贤文》、朱柏庐的《治家格言》、被誉为20世纪中国“三大家书”的《梁启超家书》、《曾国藩家书》、陈毅《示女儿》诗等等，不一而足，无不体现良好家风关于修身、治家、立世的思想光芒。
细品中国传统家风，其思想渊源主要是儒家精髓的聚集，其核心内容归结起来不外乎“五常八德”，即“仁、义、礼、智、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不管是耕读传家、家国天下，还是积德行善、仁孝清廉，好家风浓缩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得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瑰宝。
家风是传承道德的重要载体，对良好家风的传承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的传承。
二.家风传承务须博采众长、与时俱进有言道：“人必有家，家必有训。
”各家有各家的规矩，各家有各家的传统。
尽管家风各不相同，但彼此之间却能形成交集，这个交集形成中华优秀道德观念，是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表现。
家风既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共性，又有彰显家庭本色的鲜明个性。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是中国传统家风的共性。
孔家严谨治学、杨家满门忠烈、岳家精忠报国等，是世人所熟知、景仰的家风个性。
家风具有时代特点。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家风典范：封建社会的家风与民国时期的家风有区别，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家风与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家风会不同。
如：诸葛亮《戒子书》“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陆游《示子孙》“富贵苟求终近祸，汝曹切勿坠家风”；《朱柏庐治家格言》要求“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曾国藩留给家人十六字箴言“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郭德纲教子“吃亏无妨，但当防欺诈”等等。
既各具特色，又被深深打上时代烙印。
家风有积极的、先进的、开放的、可以直接保留传承，也有消极的、落后的、封闭的、需要改进改造的。
所以传承家风，应该坚持鲁迅先生“拿来主义”的原则：“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自己来拿。
”运用同志教导我们的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做到人为我用、推陈出新。
我们应该礼敬传统，让勤劳守信、俭朴持家、睦邻友善、耕读孝义、诗书礼法、厚道正直等良好家风薪火相传。
更应与时俱进，赋予家风新的时代内涵，使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相适应，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相联系。
惟有如此，家风才能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才能汇聚成传承中华文明的正能量，为改革开放宏业添砖加瓦，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宏伟目标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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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一生无论从政交际还是带兵打仗均以一“谦”一“隐”一“诚”三字取胜。
我们先来看看曾国藩的“谦”。
曾国藩为保持自己来之不易的功名富贵，他事事谨慎，处处谦卑，坚持“守缺”的观点。
他常对家人说，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
他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说道：“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
”还有，他始终认为：“天地间唯谦谨是载福之道。
”他深刻指出：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
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
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奴手享受，则当谦退。
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长久。
年轻的时候，曾国藩在北京做官，血气方刚，年轻气盛，加之一路顺风，平步青云，傲气不少，“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
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摘别人，尤其是与绿营的龃龉斗法，与湖南官场的凿枘不合，想起在南昌与陈启迈的争强斗胜，这一切都是采取儒家直接、法家强权的方式。
虽在表面上获胜，实则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又如参清德，参陈启迈，参鲍起豹，或越俎代疱，或感情用事，办理之时，固然干脆痛快，却没想到锋芒毕露、刚烈太甚，伤害了这些官僚的上下左右，无形之中给自己设置了许多障碍，埋下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隐患。
后来经过深刻的反省，曾国藩才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使曾国藩进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场中的为人之道：“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
”他总结了这些经验和教训之后，便苦心钻研老庄道家，经过默默的咀嚼，终于大彻大悟。
尤其是老子主张以迂回的方式去达到目的，认为“柔胜刚，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水最柔，水唯善下方成海。
水能屈能伸，从从容容，缓缓浸润，渗透到许多最神秘的地方。
看宽广的大江，滔滔东去，浩浩然直奔沧海，没有翻腾没有咆哮没有澎湃，坦然迂回在广阔平原上，其理智和涵养，其深沉和宽厚。
尘世间许多棘手的事情，迂回的、间接的、柔弱的方式也可以达到目的，战胜强者，且不至于留下隐患。
至此，曾国藩终其一生始终保持了宁静谦退之心境。
我们再来看看曾国藩的“忍”。
年轻的时候，曾国藩去长沙读书，当时他的书桌是放在窗前的，后来有个同学来了，因为来得晚，书桌只好安排在墙角。
一天他突然冲着曾国藩吼到：“亮光都是从窗子照近来的，你凭什么遮挡别人
”曾国藩一声不响地把桌子挪开了，这位仍不满意，第二天他趁曾国藩不在，竟把自己的书桌挪到窗前，而把曾国藩的书桌移到墙角去了。
曾国藩来到没说一句话，那以后他就一直在墙角的位置读书。
后来曾国藩考中了举人，此人又来寻衅，气呼呼的：“你读书的地脚风水好，那本来是我的让你给夺去了。
”在旁的别的同学为曾国藩打抱不平，问道：“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吆二喝三的非要换过来的吗
”这位同学无理取闹的说：“所以呀，他才夺了我的好风水
”别的同学说：“那好啊你在搬回墙角吧，明年准能中举。
”众人哄堂大笑，这位同学一脸狼狈，曾国藩在旁始终和颜悦色的听着。
在唐浩明著的《曾国藩传》中也多次提到，其中有这么一件事情是最著名的，1857年，曾国藩因父丧，第二次回荷花塘守制，这正是他兵事不利、处境尴尬的时候，也是他反思自忖最深刻，对“忍经”琢磨最多的时候，为他的再次复出，一崛而起奠定了扎实的心理基础。
“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也”，这是他的心得。
在收敛低调中做人，在挫折屈辱中做事，在巧与周旋中攀升，大丈夫能忍难忍之事，这就是曾国藩。
但是，他的“忍”并不是一味的强忍，而是善忍、会忍，当忍则忍，不该忍则不忍。
对皇上、太后，以及满蒙亲贵的猜疑、排挤、冷落、出尔反尔和种种不公，曾国藩一忍再忍，一忍到底，但对误国误军、贪婪无度而又加害于他的人，则“是可忍，孰不可忍”，或拍案而起参人一本，或拔剑而起势不两立。
同治元年，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三千里长江水面，迎风招展的全是“曾”字帅旗。
作为亲率三四十万人马的湘军最高统帅，他丝毫没有飞扬跋扈、洋洋自得之态，反而处处小心，慎之又慎。
请看他给弟弟的家书，便可知道他的当时心态。
他谆谆告诫道，“我们家目前正处在鼎盛时期，……近世像这种情况的曾有几家
太阳上升到最高点以后就会向西偏，我们家现在也是最高最满的时候了。
我们不必等待天来平，人来概，我与诸位弟弟应当先设法自己来概。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之后，他更稳重处事，对待同僚及下属都注意处处谦让；对手中的权力，也常常辞让。
自从咸丰十年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深知自己地位渐高，名誉渐广，便多次上奏请求减少自己的一些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会办。
攻克南京之后，立即裁减湘军，又令弟弟曾国荃回乡下停职反省。
“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已寿斯民复寿身，拂衣归钓五湖春。
”在极乐大喜的日子里，曾国藩时刻不忘给自己及诸弟狠敲警钟，天衣无缝地消除隐忧，显示了过人的清醒与才能。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其“诚”。
曾国藩强调“诚”必须出自内心，谓之“血诚”。
曾国藩强调：“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
”他简直把“血诚”作为自己处世立人的不二法则。
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也处处以“血诚”要求与约束自己身边的人。
在写给九弟曾国荃和长子曾纪泽的家书之中，他说，“知己之过失，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
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
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
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匿者，有不测之祸；怀忮心者，有不测之祸。
”。
在写给下属的另封信中更是强调，“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
必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此接物之诚也。
以诚为之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
” 可见曾国藩正是以诚取信于人，以至于他最终取得大成功。
总之，“血诚”是曾国藩为人处世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精神力量，正因为有此精神作支柱，所以他的部将多忠心耿耿，宁死不投降，没有一人背叛过他。
反观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没有血诚精神，以致相互勾心斗角自相残杀，军心离散溃乱，其后期连上将韦俊等多人也相继投敌，后更有八王叛杀谭绍光之举，甚至连号称忠王的李秀成也叛变了（在民间野史中记载，李秀成的投敌实为太子逃跑争取时间，可信度不大）。
对于曾国藩的“血诚”之举，后人蔡锷极为认同：“吾国之心，断送于‘伪’之一字。
……社会以伪相尚，其祸伏而缓；军队以伪相尚，其祸彰而速且烈。
吾辈既充军人，则将伪之一字排斥之不遗余力，将此种性根拔除净尽，不使稍留萌蘖，乃可以言治兵，乃可以为将，乃可以当兵。
”曾国藩的一生风风雨雨，有起有落、有荣有辱，虽没有平步青云，也从没有掉进深渊。
没有片段的精彩，却有整体的绚烂，总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这与曾国藩的一生坚持“诚”、“谦”、“忍”的原则有重要关系。
